為信仰犧牲的中共“潛伏者”

潛伏者閻又文

他是前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稱贊的中共特工精英。解放前，他潛伏在國民黨高級將領傅作義身邊，為解放戰爭立下汗馬功勞，解放后，他的身份繼續保密。他的孩子們，用了三十年的時間，來尋找父親的真實身份。

文/國家歷史主筆 黃艾禾 特約撰稿 黃歡

1993年，已年過50的閻家二女兒閻綏蘭才第一次知道父親閻又文的真實身份，“你父親是一個中共地下黨員”。

閻綏蘭當即掉下了眼淚。父親已經去世31年了，這么多年來，閻家的孩子們一直在苦苦尋找父親的真實身份。

眼前這位告訴她真相的“王叔叔”，就是當年父親從事地下工作的接頭人王玉。

幾天后，閻家6個子女被王玉帶到了另一位知曉父親身份的見證人家里。他是閻又文當年的單線直接領導人、原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這位在秘密戰線干了大半輩子、早已煉成鋼鐵性格的長者，禁不住嗓音哽咽：“精英！你們的父親是真正的精英啊！”

在見證者的講述中，閻家的六個孩子看到了父親完整的一生。瞬間，困擾了這個家庭幾十年的謎團被一一解開。驚喜、激動、欣慰、委屈……種種難以言傳的滋味一齊堵在心頭。之后再涌上心頭的一句話就是：怎么這么晚啊，知道得太晚了！

尋找

父親閻又文的身份之謎，從上世紀50年代起就成了閻家子女的心頭之痛。

先是大女兒閻恩蘭到了入團的年齡。她所在中學告訴她，“你們家政治歷史很復雜”而沒有資格加入共青團。

在履歷表上，孩子們在出身欄填的都是“革干”（革命干部）——當年參加國民黨軍隊起義的將領的子女們都是這么填的。閻又文是傅作義的秘書，1955年隨著傅作義到水利部當農田水利局副局長（后來歸并到農業部），并在1958年加入了共產黨。

但是，每當閻家的孩子們入團、入黨、提干時，組織部門多次派人去調查，卻發現閻又文的身份根本搞不清。他的“國民黨起義人員”身份，在統戰部、政協的相應檔案里都查不到，統戰部門說他不是“統戰對象，是共產黨”，但是在中共組織部的檔案中，又查不到他解放前做過什么革命工作。而正是這個遺留下來搞不清楚的“歷史問題”，讓閻家六個孩子受盡連累。

考上公安學校的二女兒本來進入公安機關，后來被調離，一直未能歸隊；1963年考上哈爾濱軍工學院的三兒子，畢業后原本可就職國防科工委，卻被分配到河北省張家口市下面的一個地區的小工廠，做了一個維修鉗工。最小的六女兒16歲當兵，因為表現優秀，一年多以后就當了代理分隊長，等著18歲入黨提干。卻也因父親“歷史不清楚”，無法過政審關。當了8年兵之后，她復員回家，重新從工人干起。

橫在孩子們面前的問題是：父親解放前的歷史不清楚，就連父親的墓碑上的碑文也撲朔迷離，解放后父親的職務一一列清，但1949年前的工作卻只用一句“為革命做過許多工作”帶過。

1962年9月25日，閻又文的生命軌跡終止在擔任農業部糧油局局長的職務上，時年48歲。臨終前他對妻子留下一句話：“有事找組織。”

彼時，閻家最大的孩子24歲，最小的六女兒才8歲。子女們對父親的記憶停止了，而對歷史真相的尋找才剛剛開始。這一找，就是30年。

潛伏

1993年，如果沒有王玉的出現，閻家孩子們對于父親那段“不清楚的歷史及身份”的謎團恐怕仍然會持續下去。解謎是一次偶然。那是在那年的一次公安部老干部的聚會上，王玉見到了當年的另一位地下黨員劉光人。擔任過公安局副局長的劉光人正好曾是閻家二女兒閻綏蘭的上級。當他們談到共同認識的閻又文及他的子女時，王玉一下子激動起來，“都40多年了，閻又文應該可以解密了！”——這才有了王玉找到閻綏蘭訴說真相的那一幕。

幸虧當時王玉還活著。他是閻又文的命運轉折的見證人，是能把閻又文的身份能說清的寥寥幾人之一。

在47年前，如果沒有王玉的出現，閻又文人生或許是另外一番模樣。

1946年春節后的一天，閻又文照常在傅作義長官司令部辦公室工作，機要室秘書薛起祿帶來一個人。這個人對閻又文說要找在綏遠工作的弟弟，稱弟弟吩咐，可托“閻又文長官”轉交信件。閻又文上下打量了眼前的這個人，回答“不記得有這么一回事”便繼續低頭看報，不再理他。

這個要“找弟弟”的人，便是陜甘寧邊區保安處派來的王玉。他此行的任務就是找到閻又文。他頗費周折打聽到閻就是傅的機要秘書，想方設法喬裝成商人拉攏薛起祿，以便接近閻又文。這次接頭雖未成功，但總算成功見到閻又文。閻又文現在是傅作義的紅人，任國民黨第十二戰區政治部副主任，上校軍銜（后升任少將），并兼任十二戰區機關報《奮斗日報》社長。

幾天后，王玉又出現在閻又文的家中。

閻的母親把這個“找弟弟”，提了兩盒糕點直接登門拜訪的人領進屋。待閻母轉身出屋，王玉立刻連問了閻又文三個問題：“你叫閻又文嗎？你是山西榮河人嗎？你是山西大學畢業的嗎？”

閻有些疑惑，然后慎重地點頭稱是。王玉站起來單刀直入：“閻又文同志，我是從延安來的。黨中央派我來找你。”閻又文聽完，情緒激動地跨前一步，握住了王玉的手，說道： “我等這一天，等了多年了！”

原來，閻就是“潛伏”在傅作義部隊的地下黨員。早在1938年國共合作期間，中共特派員潘紀文在傅作義的部隊協助政工時，就“瞄”上了這位才華出眾、深得傅作義賞識的私人秘書閻又文，并秘密將其發展為地下黨員。

然而，一年以后，國民黨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傅作義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共產黨的政工干部被“禮送出境”。事出緊急，黨組織來不及做出妥當安排，閻又文從此便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

與組織恢復關系不久，閻又文就被推到了內戰煙云的風口浪尖上。

致毛的公開信

1946年，傅作義部與解放軍直接發生沖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向盟軍投降，傅作義是12戰區司令，綏遠省主席，他秉承蔣介石的旨意，在陜壩下令所屬各部，向綏東挺進：1946年9月初攻占卓資山，17日攻占集寧，19日攻占豐鎮，矛頭直指中共軍隊在華北地區占領的最大城市張家口……

傅作義讓閻又文寫一封致毛澤東的公開信，這個燙手的山芋可把閻又文為難壞了：如果只是一篇文稿，手到即成。可是這個電報，是在罵共產黨，罵自己的組織，罵自己的領袖。不寫呢，又是自己份內的事，無法拒絕。閻又文找到了王玉，請示怎么做。

王玉和閻又文接上頭以后，就與閻建立了絕密的單線聯系。另一方面，王玉又以商人的身份拉攏薛起祿，持著國民黨第十二戰區司令部機要室的證件，往來于歸綏和包頭。他們聯系的地點就在閻又文開的一間布店，這間布店連閻的妻子都不知道。

很快，周恩來指示：“要罵得狠些，要能夠激起解放區軍民義憤，能夠導致傅作義狂妄自大。”

9月20日，傅作義部隊機關報《奮斗日報》刊登了《致毛澤東公開電》，第二天，國民黨南京《中央日報》全文轉載，大字標題：

傅作義電勸毛澤東

希接受教訓放下武器

參加政府促進憲政

閻又文把這篇傅作義致毛澤東的“檄文”寫得洋洋灑灑，言語犀利，字里行間極盡譏諷、嘲笑、挖苦之能事。文章發表之后，在兩方面都產生了如中共中央所期望的影響。毛澤東要求延安《解放日報》全文轉載，說“奇文共欣賞”。

潛伏者閻又文

與傅作義“共同進退”

然而，所有的這一切，閻又文的夫人丁宴秋一點都不知情。閻又文回到家后是一個話很少的人。丁宴秋平常更多是與鄰居們來往，照顧孩子們上學，料理家務。

在1948年12月底，丁宴秋重病，生命垂危，閻又文已經多天沒有回家了。全家亂作一團。不久，閻又文匆忙了一次家，他看望了妻子做了醫護安排后，對大女兒說：“傅伯伯那邊需要我，家里的擔子你要分擔一些，幫大人們照顧媽媽。”才11歲的女兒淚眼汪汪地望著父親遠去的背影，不知所措。他們長大后才知道，那些天正是北平和平解放的關鍵時刻。

12月14日，解放軍完成了對北平的合圍。國民黨軍隊頓時成了甕中之鱉。就在十幾天前，解放軍突然調整戰略，東北野戰軍主力分三路提前入關，包圍唐山、塘沽、天津的國民黨軍，阻斷了傅作義的海上退路。隨后華北野戰軍突然出現在張家口以西地區，也斷絕了傅作義的西逃之路。

圍城期間，傅作義的代表出城與解放軍進行著秘密談判，而另一方面蔣介石的特使也輪番飛到北平，令其南撤。傅作義顧慮重重，搖擺在戰與和之間。尤其得知自己也在共產黨25日宣布的以蔣介石為首的43名重要戰犯名列當中后，他的情緒極不穩定。

后來，閻又文的女兒看到這些史料，理解了父親：在這種時刻，傅作義隨時有可能做出極端的行為，又處在國民黨特務暗殺的危險中，閻又文怎能離得開？

閻又文與傅作義同吃同住了20多天，期間只回了那一次家。那次，也是看到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來了，覺得一時還出不了什么事，才匆匆跑回家看一眼妻子的。

“我現在常常在想，為父親設身處地地想，在那樣一種情況下，他是怎樣做出的選擇？”對著記者，閻又文的五女兒閻京蘭喃喃自語道。“他要選擇，誰是敵人，誰是同志，什么場合，該做什么反應，做什么事情。這樣的身份，高度風險，也意味著高度的犧牲精神，犧牲的不僅是他個人，也是他的家人，他那時是隨時做好回不來的準備的”。

閻又文從直覺中猜出傅冬菊是中共地下黨員。有一天，傅冬菊從傅作義處離開時，閻又文發現有特務跟蹤。他對傅冬菊說，我搭你的車吧，要去辦點事。但是當車開到北京城的一個城門時，閻又文說到了，車就在城門洞里停下來。傅冬菊心里奇怪，到城門里能去找誰呢？閻又文下了車，就迎上了國民黨特務的車。他訓斥道：傅長官大小姐的車，你們也敢跟蹤？

就在這時，傅冬菊的車已經駛遠，而特務們即使想改道追上，在城門洞里也調不了車頭。當時傅冬菊就感到了些什么，難道閻又文也是地下黨？

那么傅作義是否也感覺到什么？或者說有沒有懷疑過閻又文是共產黨？我們無法得知。但閻又文的“地下黨”身份，到解放后那么多年卻一直都沒有解密。

可是，閻的身份不解密卻給他本人造成了諸多誤解。

誤解

新中國成立后，許許多多地下黨員的身份紛紛解密、“歸隊”。但按照組織的安排，閻又文的真實身份沒有公開。知道閻的歷史的，除當年的單線聯系人王玉外，就是中央有關部門的少數高層領導了。

據平津戰役紀念館統計，當時北平地下黨有3000人之眾，外圍人員超過5000人。而且平津戰事未開，地下黨員已經形成一條巨大的暗河，滲透到傅作義集團的每一個角落，其中就包括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也有一些地下黨員不止一次注意過閻又文，但閻又文嚴守上級定下的紀律，任何其他中共地下黨組織發來的信號，他一概當作沒看見。他只同王玉進行單線聯系，王玉的上級，就是羅青長，羅青長直接向李克農匯報，李克農就直接通到周恩來了。

盡管閻又文與中共的聯系是極端秘密的，但是并不是沒有人了解閻又文的過去。在上山西大學的時候，閻又文是個左傾的進步青年。到傅作義的部隊以后，當時同在傅部隊中的一位地下黨員，與閻又文是非常好的朋友。在多年沒來往后，他后來看到了閻又文為傅作義寫的那封公開信，堅信閻已經改變政治立場，從此與閻家再無往來。加之，在這期間，若干地方線的地下黨員試圖與閻建立秘密聯系遭拒，又進一步加深了這些了解閻又文過去的人的誤解。

解放之后，閻的身份不公開，無意間卻成了早年對他誤解的一個佐證——連黨都不承認你是黨員，看來你就是有問題了。

甚至直到1997年，一部公開播出的講述北平解放的電視劇中，閻又文仍是反面的角色。

但閻卻從不申辯。女兒入團遇到麻煩，他無法解釋，不公開的身份，他只能深埋心中。直至1962年去世，他也未透露只字。

當年中共的情報事業的開創者和領導人周恩來曾經要求情工人員“有苦不說，有氣不叫；顧全大局，任勞任怨”，閻又文的一生，就是這16個字的真實寫照。

在采訪中，記者曾經問過閻又文的女兒們：如果可能，你們愿意干父親這一行嗎？她們沒有正面的回答，只是說，干這一行，就是意味著犧牲——而并非刺激、浪漫與傳奇。“我尊重父親的選擇。那是一種信仰的力量”。

而羅青長說閻又文是這一行的“精英”，他指的是，閻又文是很少的既能出色完成黨交給的任務，又能“白皮紅心”掩護得極好，從未失過手、從未引起過懷疑的中共高級情報人員。他的情報，都可以影響到中共中央的戰略決策。

克己

在電視劇《潛伏》熱播的日子里，閻又文的子女們仍然在一點點收集著父親的史料。電視里的中共特工，與他們所熟識的父親，似乎根本不是一路人。在他的身上，你看不出一點他曾經的叱詫風云，只有溫和，勤謹，克己。

上小學時的四女兒閻海蘭在她的一篇題為“我的爸爸”的作文中寫道：爸爸永遠是一種特別平靜的表情，和若春風。經常晚上睡了一覺醒來，從門縫里看見爸爸進屋的背影，早晨一早睜開眼，又從門縫里看見爸爸出門的背影。我常常在想：爸爸一天是不是要上十幾個小時的班啊？

聽著閻又文子女們對父親的描述，你覺得解放后的閻又文與我們通常在電影電視劇中看到的特工根本是兩種人。特別是在解放后。他忙忙碌碌地工作，認真刻苦地學習，嚴格律己甚至到了刻板的程度。

在水利部工作時，閻的一些朋友經常邀請他晚上去跳舞，但原本生性喜歡文藝的他都婉言謝絕，而是埋頭在家苦學。他本不是學農業出身，現在因工作需要常接觸蘇聯專家，40多歲的他用幾個月時間苦讀俄語，就能流利地與蘇聯專家交談。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身為政協委員和局級領導的閻又文持有特供證，可以憑借此證去領到一些糧食。在那個年代，糧食就意味著生命。但閻卻從來不允許家人使用。他說：“我管糧食生產，全國糧食都不夠吃，咱們家有什么理由吃特供？”

閻又文到農村視察工作時，本來是可以吃到為他做的面條的，但他一定要與農村的災民們同吃用大鍋煮的紅薯葉子，他是生生把自己累出餓出重病而死的。

上個世紀50年代時，閻又文上班有專車，但在五女兒的記憶中，專車在前面跑，她只能屁顛屁顛在后頭走路上學。后來，因為石油危機，父親索性把配的車給退了，每天登著自行車上班。他極少直接表現出對子女的溫情，在四女兒的記憶中，曾經在睡夢中隱約感覺到父親走進房間，挨個端詳孩子們。

1993年春夏之交，農業部給閻又文六個子女的單位分別發出信函：“閻又文，1938年參加中國共產黨，長期在傅作義部從事黨的秘密情報工作。在此期間，他運用擔任傅秘書的有利條件，為黨提供了許多重要情報，關鍵時刻起到了重大作用，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突出貢獻。”

多年的努力和尋找，終于等來了這個結果。在明白這一切之后，除了對父親更多的認知，還有無限的敬意和心疼。但對于他們來說，真相來得太晚了，最小的老六也近不惑之年，人生已無法重新來過。唯一值得欣慰的，便是這個結果終于在母親的有生之年等到了。這位幾十年如一日在閻又文身邊，勤儉持家，相敬如賓的妻子，終于完全讀懂了自己的丈夫。

為信仰犧牲的“潛伏者”——在臺灣秘密潛伏的人

他們是當年肩負使命，在臺灣秘密潛伏的人。在當年臺灣當局的口徑中，他們是“匪諜”、“共諜”，在海峽對岸的記憶中，他們有個響亮的名字──臺灣地下黨。

文/國家歷史特約 亢霖(國家歷史供騰訊深度專稿)

20世紀中葉，對臺灣和大陸來講都是歷史的十字路口。風云變幻、波瀾詭譎的歷史大背景下，上演了一幕幕愛恨情仇。歲月慢慢流逝，一群為理想奮斗拼搏，付出鮮血和生命的人，幾乎隱沒在歷史的深處。他們是當年肩負使命，在臺灣秘密潛伏的人。在當年臺灣當局的口徑中，他們是“匪諜”、“共諜”，在海峽對岸的記憶中，他們有個響亮的名字──臺灣地下黨。

源起

在熱播一時的電視連續劇《潛伏》中，地下工作者余則成隨同國民黨前往臺灣，繼續“潛伏”，他也是“臺灣地下黨”的一員。臺灣地下黨并不是一個正式的名稱，而是在中共領導下，隱藏潛伏在臺灣，從事諜報工作的地下工作者的一個統稱。

左翼力量早在臺灣光復之前便有萌芽，并產生了臺灣的共產黨組織。不過，日據時代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影響的臺共組織并不隸屬于中國共產黨，而是日本共產黨的分支。

1928年，在上海參與創立臺灣共產黨的臺灣留俄學生謝阿女不會想到，二十年后，世人記住的是她另一個名字：謝雪紅。謝雪紅1901年出生于臺灣彰化，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她在1928年參與創建的臺共組織被稱為“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1945年臺灣光復后，她和她的同志重新開始了曾被日本殖民統治者扼殺的左翼政治活動，并在“二·二八”事件中領導了臺中地區的武裝斗爭，后經香港返回大陸，創立大陸的民主黨派之一──臺灣民主自治同盟。謝雪紅是一類臺灣地下黨成員的典型。他們與余則成不同，是土生土長的臺灣人，在組織上同共產國際、日共、中共都有關系。

1945年8月，臺灣籍干部蔡孝干被中共中央派遣為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成為臺灣地下黨的領導人。蔡孝干不僅和謝雪紅一道參與過1928年臺共的創辦，還參加過長征，是在中共黨內成長起來的臺籍革命者。蔡孝干于1946年7月到達臺灣，標志著島內的臺共活動有了相對統一的組織領導。事實上，蔡孝干代表著臺灣地下黨的另一類組成人員──曾長期在大陸奮斗的臺灣人。中共黨內的歷煉使他們獲得信任，臺灣籍的出身又是他們展開工作的寶貴財富。不過，正由于他們長期的大陸經驗，跟本土成長起來“舊臺共”和臺灣本地人有一定隔閡。按照臺灣的習慣，他們被稱作“半山”。

蔡孝干到達臺灣后，與陳澤民、洪細樵、張志忠等人一道完善黨組織，開展聯系潛在臺共人士和左翼積極分子等活動，并在1947年1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就北平發生美軍強奸女學生事件發動大規模反美示威。至于秘密搜集傳遞情報，則主要依靠“余則成”那樣打入國民黨內部的潛伏者。

“虎穴忠魂”

在任何一種對臺灣歷史的敘述中，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都是繞不過去的一道坎，后來臺灣當局稱這場席卷全島的民眾反抗運動 “受到共黨匪諜的煽動、主導”，其實中共臺灣省工委并沒有積極參與。然而，謝雪紅、張志忠兩人卻分別成為臺中、嘉義兩地武裝反抗的領袖。“二·二八”事件之后，由于當時的國民黨當局喪失民心，在臺灣的中共黨組織迅速發展，人數激增一倍。

“二·二八”事件前，地下黨的組織延伸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知識精英當中，在臺灣土生土長的吳克泰、劉青石等人便在這個階段加入，其中還包括一個日后人盡皆知的名字——李登輝。根據李登輝當年的入黨介紹人吳克泰回憶：李登輝1946年由東京帝國大學畢業返臺后，便向吳克泰流露出信奉共產主義的思想。后來，在吳克泰的介紹下，李登輝表示愿意加入共產黨，并向張志忠遞交了自傳，蔡孝干不久就批準李登輝入黨，并由吳克泰與其進行單線聯系。

與組織發展相比，真正的諜報工作更驚心動魄。據劉青石回憶，當時他在蔡孝干的領導下，負責臺灣地下黨與中共華東局的聯系。一次，他乘漁船返回大陸，在港口接受檢查時，用藥水寫在點心盒包裝紙上的文件在日光下隱約顯形。他情急之下主動打開包裝紙給檢查人員看，涉險過關。為了保證安全，他精心選擇了一條臺灣和上海之間走私菠蘿罐頭的路線傳遞檔案和指示，并向蔡孝干建議，一旦情況危急，就用這條走私線路離開臺灣。

出生于北京的汪聲和是類似余則成那樣的潛伏者，他在上海打入國民黨政府民航局，擔任無線電報務員。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奉命潛入臺灣。他先到香港與同為地下工作者的妻子裴俊會合，借著國民黨政府民航局撤退到臺灣的機會，到達臺灣。隨后，他在臺北市廈門街設立秘密電臺，發回大量有價值的情報。

“余則成”是一個藝術形象，如果要在現實中找一個最貼切的原型，許多人會想到吳石。這位畢業于保定軍官學校的軍事專家在抗戰中屢立戰功，同時也在官場沉浮和派系傾軋中逐漸對國民黨當局失望。到抗戰末期，吳石升任重慶軍政部部長辦公室中將主任，曾幫助地下黨人吳仲禧謀求國民黨內職位。1947年到1948年間，中共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反攻，吳石在吳仲禧介紹下，正式開始為黨工作，接受地下黨員何遂的領導。此后吳石歷任“國防部”中將部員、福建“綏靖公署副主任”，借這些職務之便，將大量機密情報、檔案等送交黨組織。

1949年7月，已被調任“國防部”參謀次長的吳石在香港見到吳仲禧，后者表示他可以不去臺灣，轉赴解放區。吳石當即表態：自己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現在既然有機會，個人的風險算不了什么。為了避嫌，他還攜夫人和一對小兒女一同赴臺，留下大兒子和大女兒在大陸。

吳石到臺后，代號為“密使一號”。從他所處的職位，可想而知他所能接觸和掌握到何等機密的情報。此時，中共華東局決定派遣長期在滬、港之間從事情報工作的女諜報員朱諶之與吳石聯系。朱諶之于1949年11月27日由香港抵達臺北，她先與蔡孝干取得聯系，隨即與吳石在其寓所中會面。通過朱諶之，吳石將包括臺灣、金門等地的軍事地圖、軍隊部署、機場及飛機狀況等情報經香港轉交中共華東局。毛澤東叮囑有關人員“一定要給他們記上一功”，并揮毫賦詩：“驚濤拍孤島，碧波映天曉。虎穴藏忠魂，曙光迎來早。”

有奮斗有犧牲有叛賣

犧牲

有奮斗就會有犧牲。而在斗爭的過程里，有多少英勇不屈，就有多少變節叛賣。這其實是臺灣地下黨血色浪漫般的命運的寫照。而由于臺灣的歷史結局與全國其他地區迥異，讓他們的犧牲更顯悲壯。變節者中最令人沒有想到的，是黨組織的最高負責人蔡孝干。

1949年，撤離到臺灣的國民黨政權為了保住最后一塊立足之地，采用了更加殘酷、嚴密的抓捕和鎮壓行動。這種做法實際上延續多年，造成臺灣歷史上的白色恐怖時期，許多無辜的人被殃及，真正的中共地下組織更受到嚴重摧殘。

1949年12月，臺灣當局建立“國防部總政治部”，由蔣經國出任主任，對軍隊和保安機構實施特務控制。在這個機構的策劃下，國民黨軍警對中共地下黨組織展開有效破壞。從1950年1月起，軍警相繼逮捕殺害多名地下黨員。1950年2月，汪聲和設在臺北廈門街的電臺被保密局人員發現，汪聲和同妻子裴俊等四人被捕，不久后殉難。

1月29日，蔡孝干被捕。這位經過長征考驗的領導者一周后就叛變了，并供出了有關臺灣地下黨的所有名單資料，400多名地下黨員由此被捕。慘烈的一幕由此開始，變節招供的活命，立場堅定的不屈者馬上押赴刑場執行槍決。鮮血染紅了臺北近郊馬場町刑場的彈丸之地。

1950年2月2 日，朱諶之的身份暴露，此時前往香港、上海的海上和空中航線都被封鎖。吳石本人雖已處于極度危險之中，仍冒死為朱諶之簽發特別通行證，送她飛往舟山。不久，由于叛徒的出賣，吳石也暴露了。由于他在國民黨內特殊的身份和職位，此案令蔣介石極為震驚，他親自下令逮捕吳石，朱諶之也由舟山被押回臺灣。這便是舉世震驚的吳石案。1950年6月10日，吳石、朱諶之等四人英勇就義。

這一年，被殺害的中共地下黨員和左翼人士數以千計。

終局

2000年8月25日，《1950仲夏的馬場町——戰爭、人權、和平的省思》特展在臺北“二·二八紀念館”揭幕。這是臺灣地區第一次打破禁忌，客觀展示了當年國民黨政權在臺北馬場町刑場殺害共產黨員與左翼人士的情形。

變節者茍活一時，但人生的故事并未結束。蔡孝干后來出任臺灣當局安全部門少將副參議副主任，從此開始了低調的著述生活，著作有《臺灣人的長征紀錄》等。他于1982年在臺北病逝。

也有歷經九死一生返回大陸的人，從此經歷另一種人生。謝雪紅、吳克泰等早在“二·二八”事件后便返回大陸，見證了新中國誕生、成長，也經歷了數十年的滄桑沉浮。臺灣黨組織在1950年被破壞后，劉青石歷經艱辛，直到1956年才經香港返回大陸。此后，他在北京清河農場勞動了22年，直到文革后才獲得平反。

還有一些人幸未蒙難，也未返回大陸，便在臺灣定居。近年來，隨著兩岸時局的變化，臺灣島內不時有人站出來聲稱是當年潛伏下來的地下黨員。有的確實是地下黨外圍活動者或同情者，有的則是冒充。

臺灣地下黨組織的歷程也許是整個中共黨史上最復雜、最難解的部分之一，直到今天，眾多資料還矛盾重重，一些人口中的英雄和烈士，在另一處卻被指為叛徒。后人唯一能做的，是在精神深處珍視那些真正為理想、信仰不畏艱難、流血犧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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