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工業革命時期的六十年代，毛澤東發出了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號召，親手樹立了經濟領域的兩面旗幟。這兩面旗幟不僅敘述了毛澤東對中國工業和農業建設的思想，而且還證實了毛澤東建國后形成的經濟戰略學說與實踐的嚙合性。
首先，“兩大”精神，如：大慶“兩論”的哲學思維、鐵人精神和大寨自力更生的意志，證實了毛澤東經濟戰略學說合理地描述了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建設的規律。
在上層建筑-生產關系-生產力三者的互動中，由于在新中國國體、政體制度下，黨通過組織和動員，能夠使人民群眾煥發出強大的社會主義精神力量。這個精神力量是由思想、文化、知識、科技共同鑄造出來的，這個執政黨與人民同甘共苦的社會主義精神力量的存在，可以成為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強大動力（不是反作用）之一。發展生產力的前提條件是要解決人的動力要素。西方從資本主義制度出發，按照發掘人性中“利己”的部分，把人假設為經濟人，用金錢刺激人的動力的路線。毛澤東從社會主義制度出發，從社會主義勞動者自覺選擇高層次競爭的方向出發，選擇的是發掘人性中“利他”部分，把人假設為社會人，在艱苦奮斗的創業時期，更多的用政治激發人的動力的路線。
從單純的經濟領域觀察，在農村，生產關系的所有制形式的選擇也可以根據生產力范疇其他兩個要素——人的思想覺悟和勞動對象在時空上的擴張及遭遇來決定。當勞動對象在時空上的擴張及遭遇使小農經濟或互助組已無能為力時，就應當建立集體經濟，適應并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換句話說，生產關系與生產力適應與不適應往往是先取決于人的理性選擇和勞動對象的擴張，而并非是有了什么樣的生產工具，才能有與這個生產工具相適應的生產關系。
由于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成員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這就決定了社會主義是為人民服務的以人民為主體的社會，發展生產力的目的是為了保衛人民的安全和增加人民的福利。因此，價值工具的合理性與技術工具的合理性都應當同時安排于這個社會的制度之中，公正與效率是這個社會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這就是國家憲法的精神。毛澤東要解決的是，在公正的前提下實現效率的最大化，如果效率破壞了公正，就違背了為人民服務的路線，侵犯了憲法，就必須修正，效率并不是神壇。這是一種公正優先選擇的原則。這種思想也被約翰*羅爾斯敘述過：“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象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一種理論無論它多么精致和簡潔，只要它不真實，就必須加以拒絕和修正；同樣，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正義論》P17、18 中國社會出版社）相反，新自由主義主張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成員是資本，是一個人被異化的社會，特別在經濟領域排斥價值工具的合理性，只講技術工具的合理性，這就導致了其經濟制度的唯“效率”論
其次，“兩大”精神證實了公有制也是發展經濟的有效機制，并且與資本主義相比，更有多快好省的可能性。
計劃經濟可以合理配置資源。合理配置資源，其實也是“好”、“省”的表述。哈耶克正是在此處否定計劃經濟的這種功能。哈耶克認為：“市場秩序之所以優越，這個秩序只所以照例要取代其他類型的秩序（只要不受政府權力的壓制），確實就在它在資源配置方面，運用著許多特定事實的知識，這些知識分散地存在于無數的人們中間，而任何一個人是掌握不了的。”“市場制度取代其它類型秩序的根源，就在于市場制度在促成資源配置上利于了比任何個人所能掌握的更多特定情況的知識，而這些知識只是分散地存在于無數的人們中間。”（轉引自《西方經濟學簡史》P178、179 王雪梅 謝實 編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年5月第一版）可見，哈耶克認為計劃經濟之所以不能像市場經濟配置資源，是因為計劃經濟是“一個人”根據一個單一的計劃對經濟進行集中指揮和管理。這種模式由于每一個人的認知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沒有能力去了解所有人對資源的需要程度，不可能獲得這方面的完備知識，更不可能給它們排出先后秩序。也就是說，計劃經濟無法解決經濟知識分散性的問題，只有市場才可能成為梳理分散信息的機制。這里的假設：“一個人”面對“無數的人們”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事實。中國計劃編制是一個“條塊”結合的龐大系統。其中：（1）、有中央、省（市、自治區）、地（市）、縣、基層的呈網絡狀的機構；（2）、這些機構面向消費市場（如商店、商場）和生產市場（工廠）進行調查研究；（3）、形成了分析需求的專業技術人員；（4）、需求信息的確認貫徹了群眾路線，形成了宏觀、中觀、微觀的社會需求層次；（5）、同樣進行成本核算；（6）、編制的過程在幾個月甚至半年，編制完成后仍然根據實際進行修正。這種政府、企業、消費者結合的力量所產生的多元化渠道，在整理信息上的時空的深度與廣度是市場經濟單靠企業依據價格波動曲線來整理信息所不能企及的。價格波動曲線只能描述購買能力與實現了的需求之間的關系，而潛在的需求被遮蔽了，這種被“遺忘”的資源市場無法配置，這是只講“效率”的弊端。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可以通過公正的原則來解決這種資源配置。從另一角度說，市場經濟運用價值規律使合理配置資源成為可能性，但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也敘述了相反的可能。這說明，市場經濟不是合理配置資源的唯一途徑，只要實現合理配置資源的目標，運用其它技術工具完全是合理的。至于哈耶克說的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更能實現最優化配置，本來就不存在統一的技術和價值標準，因此無法證偽。應當是充分發揮二者的長處。
這里提供一個材料，用事實來證實計劃經濟配置資源的強大功能：
“ 根據中國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的理論，廣大勘探職工終于在東北松遼地區發現了大油田。自1960年5月開始，從全國三十多個石油廠礦、院校抽調了四萬多人，集中了7萬噸器材和設備，在大慶地區進行了油田勘探和開發。經過三年多的時間，拿下了一個大油田。到1963年底，已探明地質儲量26億7000萬噸，累計生產原油1000多萬噸，當年生產原油600多萬噸；國家投資7.1億元全部收回，還為國家積累了資金3.5億元。在這場石油會戰中，鍛煉培養了一支有一定技術素養、干勁大、有組織、有紀律、能吃苦耐勞、能打硬仗的石油工業隊伍。大慶是我國自行勘察開發出的一個特大型石油工業企業。”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全鑒—— 歷史回顧：工業學大慶運動前前后后 》）
同時，毛澤東指出“節約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原則之一”。為此，節約成了一種群眾性的運動，為國家節約了大量的建設材料。
計劃經濟可以產生競爭制度，實現高效率。同樣，哈耶克也否定計劃經濟的競爭制度。他認為，只有在人對金錢的需求動機上的自由才能產生競爭制度。或者說在金錢上的自由利益之爭才算競爭機制。按照此種邏輯當然計劃經濟就不存在哈耶克的“競爭制度”的概念，社會主義也不需要這種惟利是圖的不擇手段的低層次的自由競爭制度。哈耶克的“競爭制度”在西方也不是一種共識。因為這種“競爭制度”會破壞政治制度。而“政治制度有結構方面的內容，也有倫理方面的內容。一個政治制度軟弱的社會，無力約束個人和集團欲望的泛濫，其政治狀態必然象霍布斯所描述的那樣，充滿著社會勢力之間的無情競爭……”社會主義的競爭機制主要依據在公正、公平、信任和為人民服務基礎上形成的團隊的“主人公精神”，中央與地方的兩個積極因素及企業的自主權產生，對利益的協調和分配是三兼顧的公共利益的制度，實現形式是經濟民主：（1）、“比、學、趕、幫”的勞動競賽；（2）、樹立榜樣，如大慶、大寨；（3）黨員和領導的帶頭作用。通過這些企業和職工就能夠充分發揮出積極性和創造性。在社會主義已提供了勞動人民的生存權、工作權、享受教育權和住房、醫療等福利的情境下，毛澤東顯然反對損害社會主義精神的“利潤掛帥”、“物質刺激”的低層次競爭，倡導“兩大”精神顯現的貢獻性競爭，這種競爭話語描述了社會過程學說。查爾斯*霍頓*庫利敘述了毛澤東的競爭話語顯現的公眾精神是與人類本性相合的，是文明社會的需求：
真正的進步不在排除競爭精神，而在于把它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究竟競爭精神意味著什么，它是否可行，以及如何才能可行，這才是需要討論的問題。
假設我們在低層次的惟利是圖和奉獻性競爭之間作一個粗略的劃分。區分主要取決于它是否專注于普遍認可的利益。低層次精神包括所有純生理的沖動，如饑餓、喜好、喜熱畏寒，也包括更富有想象力的動機，如對貧困的恐懼、對獲得的貪婪、對權力的鐘愛，表現的欲望、競爭的興奮、甚至對聲譽的喜愛，只要它們是純個人性的，不包括對共同理想的奉獻和忠誠。
奉獻性競爭并不排除其他沖動，而是把它們分散指向對更大整體的專注，這樣它們就享受到了固有的更高層次觀念的調整、提高、控制、甚至是壓抑。競爭和對榮譽的追求將繼續存在，但是在“團隊工作”的紀律下，個人需要的時候，總是需將整體的利益置于個人榮譽之上。個人可以為滿足其個人及家庭的需要而奮斗，同時，更多和更大的競爭所帶來的則是對某種長期存在的公眾價值觀的貢獻感。
金錢在引導和刺激我們的努力方面，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金錢更像是一種次生的而不是原始的動機，
但是這種動機對人類本性要更高層次的激勵是不夠的。大部分的時候它們以一種膚淺的方式控制著我們，如果允許金錢動機誘導而不是跟隨我們人格中深層次律動的話，它將使我們降格為貪婪者和物質主義者。
我覺得我們中大部分的人會承認貢獻性競爭是令人愉快的，同時在某些方面也確實得到了實行，但問題是它是否層次過高，因而在普遍意義上不可行。
然而，它并未局限于高層次群體。它在學院和大學中的體育活動中十分普遍，在此艱苦工作和堅忍克己得到了實現。只有一種動機，即對集體的熱愛，它使每個人都覺得團體的成功比個人的榮譽更為重要。然而，沒有人會宣稱大學生的本性會高于普通人。至于那些來自社會的各階層的普通士兵，他們很快學會了珍惜他們所在團隊或連隊的榮譽，甚至在沒有任何個人報酬希望的情況下會不惜用他們的生命去追求它，關于他們，我們又能說些什么呢？公眾精神和人類本性是相合的，只要我們內心能真正理解公眾的事業，那么可以說一切事情都是在我們意料之中的，包括最高層次的自我犧牲式的貢獻。
即使在我們當今混亂和自私的經濟生活中，最好的成果也更多是貢獻性競爭沖動的產物。
社會中存在這樣一種用高層次動機去取代低層次動機的趨勢，……
只要我們的社會秩序無法培養出一種為整體樂意奉獻的精神，它就不可能帶來更高的效率。
（《社會過程》P105—109查爾斯*霍頓*庫利 華夏出版社 2000年1月第一版）
庫利與毛澤東獨創的貢獻性競爭思想是相通的。其實，這種相通也同樣存在于西方的不少大思想家的語境中，如：波普（思想決定經濟）、哈貝馬斯（社會組織決定生產力發展）。特別應注意上述引文中庫利最后三句話。“最好的成果也更多是貢獻性競爭沖動的產物”這在毛澤東時代是十分普遍的“更高的效率”。可現在，主流精英套用哈耶克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為了西方經濟人假設的所謂經濟規律，不惜顛覆已在工人、農民之中存在的社會主義精神，更無視工人、農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把工人、農民杜撰成懶漢，用初級階段消解貢獻性競爭機制，走著與現在西方“社會中存在這樣一種用高層次動機去取代低層次動機的趨勢”相反的路——高層次動機向低層次動機“回歸”。所以何新先生要大聲呼吁：“主流精英要擊垮中國經濟。”雖然，經濟沒有垮，但道德已經垮了。
計劃經濟可以實現統籌兼顧。一九五五年十月，毛澤東指出：“全國統籌兼顧，這個力量大得很。資本主義私有制大大地妨礙統籌兼顧，妨礙國家的富強，因為它是無政府性質的，跟計劃經濟是抵觸的。”（《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統籌兼顧”這個概念從經濟領域敘述有三個內涵：（1）、從對全體人民的統籌兼顧這個觀點出發，在利益分配制度上解決好公正與效率的關系。（2）、調整好經濟結構。a 合理處理農、輕、重的關系。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b 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使工業布局逐步平衡；c 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系。（3）城鄉結合的關系。工業對農業的支援。
第三，“兩大”精神顯示出計劃經濟能夠使國家從戰略高度安排經濟建設。這種國家戰略的選擇機制對于落后國家趕超世界先進國家尤其重要。如國家領導下的科學技術創新體制。技術大協作，重大項目投資機制。如：1973年6月20日 國家計委向中共中央提出《關于國民經濟計劃問題的報告》，指出在本年度內要把大型建設項目從1500個壓縮到1200個左右，今后要把更多的投資用到技術改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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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銀湖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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