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丁
在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每個地區、每個單位乃至每個人的歷史都有相似之處，卻又特點各異，即既有共性，又有個性。作為一個“文革文物”的收藏愛好者和文革親歷者，近幾年來，筆者翻閱不少資料，訪問了一些同志，對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進行了回顧與思考。筆者認為，和其它省份相比，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有幾個顯著的、鮮明的特點。現將這些也許不太成熟的、不太確切的看法談一下，以供歷史學者和文革研究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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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八月，在毛澤東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十三天后，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也寫出了《我的一張大字報》，帶頭支持鄭州大學少數造反學生。此舉帶動了河南一大批地、市、縣級領導干部表態支持造反派。這批老干部后來參加了各級“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掌握河南省的黨政領導大權達十年之久。這是河南省文革的特點之一。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下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剛閉幕，參加會議的劉建勛在北京前門飯店接見赴京反映河南文革情況的鄭州大學學生黨言川、方復山、劉松盛，明確地講：“回到河南后，要在鄭州召開一、二十萬人的群眾大會，號召大家炮打省委司令部，首先炮轟我這個司令官。”八月十五日，劉建勛和黨言川等三位同學一起離京返鄭，在火車上，劉建勛又圍繞“敢于革命，善于革命，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十六個字，以自己的親身經歷鼓勵青年學生搞好文化大革命。回到河南后，劉建勛在地市委書記會議上提出“炮打司令部”，并動員炮打“我這個司令官”。八日十九日，劉建勛在鄭州大學宣讀了《我的一張大字報》，公開表態支持因給校黨委、工作組提意見被壓制、圍攻的學生黨言川及河南省第一個大學造反派組織----鄭州大學文化革命聯絡委員會（簡稱“鄭大聯委”）。對于劉建勛的這張大字報，河南省有截然不同的態度和看法，并一度成為河南兩派辯論的焦點。而毛澤東卻表揚了劉建勛和這張大字報。十二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工作匯報會上說：“全國只有劉建勛寫了一張大字報，支持少數派，這是好的。”事實證明，劉建勛的這張大字報，對河南省的文化革命運動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也是附合毛澤東的意圖的。（附：劉建勛《我的一張大字報》）
一九六六年八、九月份，北京學生到全國各地串聯，煽風點火，不少省份出現大抓“南下一小撮”，圍攻、歐打北京串聯學生的事件，而河南省委卻在九月二日發出了《關于歡迎北京學生進行革命串連的通知》。劉建勛的這些舉動，帶動了全省地市縣大批領導干部表態支持少數派，并使河南省的文化革命運動沿著《十六條》的方向發展。從六六年八月到六七年元月，河南省的學校、工廠、機關造反派組織相繼成立，并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炮打司令部”中由少數成為多數。然而省軍區的介入使這個局面被打破。河南省委代理第一書記文敏生在67年2月10日給中央文革小組的信就很能說明問題。文敏生在信中說“河南鄭州市各大專院校，無產階級革命派原早已取得絕對優勢，但自元月中旬起即開始分裂為兩大派，在元月三十日河南省軍區和人民解放軍駐鄭部隊舉行了游行之后，斗爭即轉移為以軍區為中心展開了，一派支持軍區，軍區和另一派則處于對立，斗爭十分尖銳。工人、農民、機關干部也參加了。不僅鄭州市如此，據說開封等地也有類似情形。我認為斗爭鋒芒應該是對向省、市委，但目前不是這樣的。”
一九六七年元月，上海“一月革命”風暴席卷全國。一月十二日，河南省委領導紀登奎、戴蘇理、王維群召開省委文革各辦公室主任會議，動員迎接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大奪權的風暴。紀登奎說，要迎接大高潮，堅決支持革命造反派，要一邊倒。這時，鄭州市大中學校造反派在奪權問題上發生了分歧。鄭州工學院“革命造反隊”等少數造反派主張先揭發斗爭文、紀、戴、王（即鄭州市委第一書記王黎之），并把他們看管起來。而鄭大聯委、河醫東方紅等多數造反派組織則主張先聯合起來奪省委文革小組的領導權，再揭發批判。一月十八日晚，文敏生在鄭州糧食學院召開省委常委會，會議決定：1、如果文、紀、戴被看管起來，由王維群、李慶偉、王庭棟負責主持工作。2、如果鄭大聯委等革命造反派要奪省委文革小組的權，堅決支持。“革命造反派奪權，堅決支持，保守派奪權，堅持頂住。”
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央發布“關于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要求人民解放軍堅決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派一邊，積極支持廣大革命左派群眾的奪權斗爭。河南軍區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公開支持鄭州工學院少數造反派聯合成立的“河南省革命造反派總指揮部”（簡稱“河南造總”）和重新崛起的保守組織——“十大總部”；把鄭大聯委、開封八、二四、鄭州國棉六廠工人赤衛隊等造反派組織視為“保守”、“非法”組織。在干部問題上把劉建勛、紀登奎定為走資派并上報武漢軍區黨委。這時候，劉建勛已調到北京市委工作，曾跟著劉建勛支持造反派的大多數領導干部面對軍隊的強大壓力，只好采取觀望等待的態度。省委代理第一書記文敏生曾到軍區找第二政委何運洪替造反派學生說話，被拒絕。二月七日，鄭大聯委、河醫東方紅、糧院聯委、予農紅總、鄭大附中紅旗、六廠工人赤衛隊、鄭印八一、新鄉八一八、洛陽八一六等全省七十四個造反派組織聯合成立了“河南二七公社”。軍區不僅不承認二七公社，還實行種種鎮壓、摧跨政策。三月六日，軍區第二政委何運洪在大會上宣布鄭大聯委為“非法組織”予以取締。四月二十日，中央廣播電臺傳來劉建勛參加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三結合”的消息，二七公社派歡欣鼓舞，而“河南造總”和“十大總部”卻在軍區支持下，一方面由“省委造總”出面主持，連續組織省委部長以上的干部召開批斗劉建勛、文敏生、紀登奎大會，運動初期已經靠邊站的趙文甫、楊尉屏也應邀參加了大會。另一方面派人到北京揪劉建勛，給中央施加壓力。
一九六七年二月，周總理傳達毛主席的指示，說：“河南兩派鬧的很歷害，要他們雙方到北京談判，包括軍隊認為是反革命的那些人也要派代表來談話，談一談就情楚了，實際上被認為是反革命的，恰恰是革命的，弄顛倒了。”根據毛主席的這一指示，一九六七年五月中央召集河南省三方（二七公社、開封八二四為一方，河南造總為一方，十大總部為一方）到北京談判。五月月十一日，原省委書記處書記戴蘇理公開表態支持“河南造總”，堅決和河造總“團結在一起，戰斗在一起，勝利在一起”，并代表河造總一方去北京參加談判。而支持二七的領導干部，由于軍區高壓控制不敢表明態度。為了爭取領導干部在盡早站出來對二七公社的公開支持，五月十五日，河南農學院“紅衛兵總部”（簡稱“豫農紅總”）一些學生把正在省委門口看大字報的省委付秘書長張躍東強行架到汽車上，“搶”到農學院，通過擺事實、講形勢，張躍東發表了“對目前形勢的看法”，表態支持二七公社。五月十七日，“予農紅總”和鄭州大學附中“紅旗”一些學生又把剛剛被保守派批斗后送回住處的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紀登奎“搶”到農學院保護起來。五月十九日夜，紀登奎化妝成鐵路工人被二七公社派人乘拉煤的火車送到北京參加三方談判。接著,新鄉地委第一書記耿其昌也被新鄉師院“八一八”的學生護送到北京。在這種情況下，鄭州市委第一書記王黎之、省委付秘書長苗化銘、省公安廳付廳長高大同分別于五月二十五、二十九、三十一日發表了支持二七公社的聲明。接著，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王維群、省委副秘書長王庭棟以及李劍波、董連池等廳局長以上的干部相繼表態亮相支持二七。從五月到七月，河南省有近四百名地、市、縣以上領導干部來到被稱為二七公社“解放區”的河南農學院，探聽北京消息，享受一條毯子、一條席、一個饃、一碗菜的待遇（這些待遇曾一度作為他們較早支持造反派的“資本”被炫耀過）。據一份“省委機關干部亮相情況”的資料表明，原省委機關廳局級以上干部共47人，七月二十五日以前公開亮相支持二七公社的有23人，占此級別干部人數的49%；同情二七公社的2人，占4.25%；中間狀態1人占2.12%；支持河造總的15人，占32%；支持十大總部的6人，占12.7%；七月二十五日中央表態后，又有部分領導改變態度支持二七公社。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在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中央其他領導參加下，河南省三方赴京匯報團達成了停止武斗的六項協議，七月十日，中央發出了解決河南問題的(67)216號文件。文件中指出：(1)河南省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2)河南省黨內走資派是代理第一書記文敏生、書記處書記趙文甫；(3)劉建勛是革命領導干部，并回河南籌備河南省革委會。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了新華社提供的關于全國各地對武漢“7·20”事件反映的綜合報道，在這篇報道中，首次使用了“二七公社是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字眼。當天的《人民日報》也在頭版頭條的位置刊登了這條消息。這就是在河南被稱為的中央“七、二五”表態。“七、二五”后，劉建勛從北京調回河南(劉建勛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調到北京任華北局書記、北京市委常務書記)。八月二日，中央批準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劉建勛任組長，王新、紀登奎任副組長（王新為河南省軍區政委）。在省革籌的領導下，按照毛主席“幫助、批評、聯合”的指示，實現了“河南二七公社”、“開封八二四”和“河南造總”的大聯合。到一九六八年初，全省百分之七十左右的領導干部被解放出來，相當一部分參加了“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據一份資料顯示，省直機關六十六個單位，共有廳局長以上干部393人，已解放284人，占72%，其中第一把手31人。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七日，河南省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劉建勛任主任，王新、紀登奎、耿起昌、楊力勇任副主任。革命群眾代表1--2名副主任暫缺。由“暫缺”群眾組織代表可以看出劉建勛并沒有把“浴血奮戰”支持他的二七公社派扶到省革委副主任的位置上去。(據資料：省級革委會里群眾組織代表擔任副主任職務的：湖北省3人，其中學生1人；陜西省7人其中學生3人；四川省9人，其中學生2人；湖南省2人，其中學生1人)。據河南省地(市)縣77個革委會統計、其中有48個革委會付主任群眾代表空缺。學生頭頭擔任縣革委付主任職務的只有4個縣。
河南省革委會成立后，一直到一九七八年，除了軍隊干部變動較大和紀登奎調到中央工作外，河南省的核心領導，包括地市委書記在內基本上沒有大的變動。也就是說河南省的黨政領導權掌握在以劉建勛為首的老干部手中達十年之久。實事求是地說，以劉建勛為首的這批老干部基本上能堅持黨性，堅持“老中青”三結合的組織原則，堅持抓革命、促生產，使河南省的工農業生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據資料，文革期間，全國23個省,其六項主要經濟指標增長速度前八名排列結果：第一名中河南占三個；第二名河南占三個，六項指標河南均在前兩名，高于全國平均增長水平。一九七0年七月，焦枝鐵路建成通車，其中河南區段以投資小、見效快受到國務院的表揚；一九七0年十一月，河南省開始籌建年產七十萬噸特種鋼的舞陽鋼鐵廠，一九七八年一次試產成功，結束了中國不能生產特種軋鋼的歷史；聞名世界的河南林縣紅旗渠，也是在文革期間峻工的。
二
河南省文化革命的第二個特點是造反派不僅參加了“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后來還被提拔充實到各級領導班子，即所謂“河南省造反派掌了權”。
河南省的造反派是否真的掌了權呢？僅以參加省委常委領導班子的學生頭頭們為例來看一看。一九六八年元月，河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時的四十名常委中，有群眾組織代表（包括工人、干部、學生）二十人（其中河南“二七公社”14人，開封“八二四”3人，“河南造總”3人）。在群眾組織代表中有大中學校造反派組織頭頭八人，他們分別是：黨言川（鄭州大學“聯委”）、陳紅兵（開封師范學院“八、二四”）、周啟忠（鄭州糧食學院“聯委”）、楊國雄（河南醫學院“東方紅”）、范念民（河南農學院紅衛兵總部）、黃宗萬（新鄉師范學院“八一八”）、丁素琴（河南中醫學院“八、三一”）、王傳玉（鄭州大學附中“紅旗”）。這八個學生常委最“紅”的時間就是省革委剛剛成立之后。他們除了堅持本單位的工作外，就是跟隨劉建勛、紀登奎等老干部到造反派分裂或武斗嚴重的地市去解決派性和大聯合問題。一九六八年以后，隨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熱潮和大中學校學生畢業分配工作的開展，他們也先后離開學校到工廠、農村、解放軍農場或其他基層單位去接受再教育。這是后，他們的“常委”頭街，除了偶爾去省革委參加會議外，只是掛個虛名而已。在后來的清查“五.一六”中他們還不同程度地受到審查甚至迫害。一九七一年再教育結束后，他們重新分配到工廠、學校搞技術工作或擔任教師。一九七三年，在各級黨組織和政府職能部門的恢復建全中，根據中央“吐故納新”“老中青”三結合的指示，他們又分別被任命為縣委副書記兼公社黨委書記或其他相應職務。當時，河南省提拔了一大批青年干部，多數是文革中的“二七公社”派，也有相當數量的“河造總”和“十大總部”派的。其它各個行業的頭頭也被提拔到所在的工廠、企業、機關、學校領導班子中，任副書記、副廠長、副主任、副部長、副校長等職。上行下效，農村到大隊、工廠到車間班組都不例外。這就是“河南的造反派仗了權”說法的來歷。應該說明的是，大量提拔青年干部的做法，決非河南獨創，完全是全國大勢所趨。在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上，上海工人造反派頭頭王洪文被提拔到黨中央副主席位置上就是一個見證。那么，河南省在提拔青年干部數量上是否高于其他省份呢？答案是：否。據一份資料表明，河南省從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六年共發展黨員十萬零六千人，這個數量在全國僅排第十位。
河南省所提拔的造反派干部是如何“掌權”的呢？事實是他們“掌權”后，大多數都是在基層領著工人學大慶，領著農民學大寨，兢兢業業、以身作則，貪污受賄者甚少。就拿幾個學生頭頭來說，他們在擔任縣委副書記、公社書記期間，都做了這樣幾件事：一是積極參加和領導本單位的批林批孔運動；二是為本公社辦企業奔波；三是帶領群眾學大寨平整土地，學林縣興修水利；四是積極推廣農業新技術，如間作套種、玉米制種等。一九七八年，當陳紅兵因“文革罪”被捕判刑二十年后，他的愛人從原陽縣搬家時，當了五年原陽縣委副書記的陳紅兵的全部家當是幾個紙箱和一個老掉牙的柜子。這與當今的“縣太爺”相比，豈不是天壤之別！
還有一點應當指出，河南省所提拔的青年干部的職務絕大多數都是副職（當時就有“新干部都姓副”的說法），正職大都由老干部擔任。由于這些老干部在文革中支持過造反派，參加過“三結合”，所以，對于新干部，他們不僅有提拔重用的權利，也有批評幫助的資格，在“形勢需要”時，還可以“收拾”一下。一九七五年鄧小平復出主持中央工作后，紀登奎來到河南伙同劉建勛在地市委書記會議上罵一些造反派新干部“不是好東西”“四大金剛”“八大賴”等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次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一些被點名批評的造反派又狠狠反擊了劉建勛及個別地市委書記。后來，隨著毛主席的去世，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否定，河南省作為“四人幫”的重災區，造反派以及支持造反派的老干部幾乎“全軍覆沒”，新老干部之間的那點恩恩怨怨，自然也煙消云散了。
三
一九六六年九月，以黨言川為首的“鄭州大學文化革命聯絡委員會”（簡稱“鄭大聯委”）首次批斗“走資派”，是從揭批原河南省委1958—1961年期間搞“左”傾蠻干、大刮“五風”，實行高指標、高征購、高估產的錯誤政策，造成駭人聽聞的《信陽事件》入手的。這是河南文革的第三個特點。
提起黨言川，四十五歲以上的河南人很少有人不知道。對于他響當當的名氣，眾說紛紜。有人說是劉建勛的一張大字報捧起來的；有人說是何運洪(省軍區第二政委)“飛機撒傳單，氣死黨言川”撒出來的，有人說是“老保”罵出來的……總之，黨言川在河南省文化大革命中名氣之大，影響之廣，可謂家喻戶曉，婦儒皆知。 黨言川究竟何許人也?許多人當時并不完全知道。亦曾發生過許多笑話。如有一次，鄭州一位學生回家，老人們鄭重其事對她說，你可不要跟著黨言川跑，他是劉建勛的小老婆，名聲太壞，咱可丟不起那人，當這個同學說黨言川是個男生時，大家都笑了。其實，黨言川當時是鄭州大學中文系四年級的學生。
文化革命一開始，鄭州大學不僅成了河南省斗爭的焦點，也是全國起來造反最早的四所大學（北京大學、南京大學、西安交通大學）之一。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送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后，中文系一年級學生王相海等十四位學生就貼出了全校第一張批評校黨委的大字報。大字報說校黨委壓制群眾運動，單批學術權威，把鄭大運動搞得“死氣沉沉、冷冷清清，不像樣子”。當天夜里，鄭州大學黨委召開會議準備組織反擊。六月三日，全校性的反擊開始了。寫大字報的學生被戴上“小鄧拓”“小吳晗”“反革命”“小右派”“牛鬼蛇神”等帽子（據一份資料統計，當時鄭州大學被打成反革命的有174人）。一些保黨委的人貼出了“鄭大不是北大”“反對校黨委就是反黨”等大字報，校園內呈現一片恐怖氣氛。六月六日凌晨，中文系一年級學生、共產黨員、團支部書記王相海跳樓自殺身亡。當天下午，省委工作組進駐鄭州大學。工作組進校后，繼續壓制運動，斗爭學生。六月七日晚，中文系四年級學生黨言川因聲援王相海的大字報被斗爭。六月十八日，黨言川率先貼出聲討工作組巨幅標語。八月一日至三日，中文系學生方復山、劉松盛寫出了長篇大字報《致黨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信中指出中共河南省委及其駐鄭大工作組犯了嚴重錯誤。同日，黨言川等九人貼出了《徹底揭發批判省委和省委工作組執行的右傾路線》的大字報，而另部分學生則貼出了《河南省委駐鄭大工作組正是體現了黨的正確領導》《否定工作組，實質上是否定黨的領導》等針鋒相對的大字報，大字報中稱黨言川是“陰謀家、野心家”。八月六日，黨言川第一個去北京，向毛主席黨中央匯報河南和鄭州大學文革情況，接著方復山、劉松盛二同學也去到北京。三個學生聯名發表《致北京革命學生的公開信》，系統地向首都人民說明河南文化大革命存在的問題，同時向國務院接待站作了匯報。為此，正在北京開會的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專門接見了他們，主動地承擔了河南問題的責任，明確表態要按照黨中央的十六條決定搞好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八月十五日，黨言川、方復山、劉松盛和劉建勛一同離京返回鄭州。同日，他們就串聯部分同學籌備成立了和校工作組包辦成立的“鄭州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簡稱“校文革”）針鋒相對的“鄭州大學文化革命聯絡委員會”(簡稱鄭大聯委)，并在當天晚上組織召開了“赴京情況匯報大會”。鄭州市其它大中學校的師生和各界群眾幾百人前來參加大會。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和其他領導也來到會場。會議開始前，由于“校文革”要求主持會議，雙方發生爭執，被“聯委”同學趕下臺去。會上黨言川等把北京的“紅衛兵”、“革命大串聯”、“炮打司令部”等新鮮事物介紹給與會群眾，并宣傳了《十六條》精神。十五日晚上和十六日上午，校文革主持召開“鄭州大學革命師生辯論會”，會上稱黨言川的匯報會是“黑會”，“打了校文革的人”，于是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呼出“控訴黨言川一伙歐打校文革的法西斯暴行”、“打倒黨言川”、“把黨言川揪出來”的口號來。接著是連續三天的對黨言川及聯委同學的圍攻斗爭。八月十八日，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書記處候補書記紀登奎、戴蘇理來到鄭州大學與兩派代表見面，召開座談會，聽取意見。八月十九日，劉建勛、紀登奎等又到鄭大，召開了鄭州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會上宣讀了劉建勛《我的一張大字報》。大字報中說：黨言川等三位同學到北京找黨中央、毛主席要求匯報鄭大文化革命情況，這不僅不是什么非法行為，而是一種革命行動；他們回校后召開的“赴京情況匯報會”不是什么“黑會”，而是光明正大的革命大會；鄭大部分同學認為本校的文革會，不能代表他們的意見，因而自動醞釀成立聯委會，他們起來鬧革命，我認為不能說是非法的……。大字報共十條，不僅旗幟鮮明地支持黨言川等少數派，而且按照十六條精神號召群眾“炮打省委司令部”。劉建勛的大字報使鄭州大學的少數派歡欣鼓舞，隊伍迅速壯大。八月二十一日，“鄭大聯委”正式成立。九月三日，聯委發出《火急呼吁書》吹響了炮打省委司令部的進軍號。呼吁書中這樣寫到：“多少年來，河南省搞的很不像樣子，五千萬河南人民被窮白兩座大山壓得喘不過氣來，尤其是在1958年以來，出現了一系列極其嚴重的問題和駭人聽聞的反革命事件，這些事件，必須徹底追查清楚，堅決地把根子挖出來！……”九月四日，聯委成立了“專揪吳芝圃戰斗隊”，派人專程去廣州揪原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九月五日，在鄭州市體育場組織召開了河南省首次“省會各界革命群眾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線煽風點火”大會，來自鄭州、開封、新鄉、洛陽、許昌等地一百多個單位的工人、農民、干部學生及外地來鄭串聯的師生五萬多人參加了大會。大會發言中再次提到河南省1959年大刮“五風”及《信陽事件》問題。九月十一日，鄭大聯委第二次主持召開“省會各方革命群眾炮打河南省委黑線煽風點火大會”，會上給省委副書記、副省長趙文甫掛上“歷史反革命”的牌子（“掛牌”在河南省文革中尚屬首次），引起了在場的紀登奎、張耀東的不滿。紀登奎當場質問大會主席，你們說趙文甫是歷史反革命有什么根據？其實，這里指的正是一九五九年前后，河南大搞浮夸風，高估產，高征購，造成數十萬人餓死的這段悲慘歷史!黨言川等人所以能一呼百應，數萬人起來批斗省委領導趙文甫(當時吳芝圃已不在河南)正是基于這個歷史背景。
一九六六年八月，鄭州大學貼出了一份轉抄河南省信陽地區光山縣一位學生寫的大字報--—《千刀萬剮吳芝圃》。大字報說：屠殺河南人民的劊子手吳芝圃，制造了“信陽事件”及信陽事件中最嚴重的“光山事件”，“自一九五九年重陽節吃最后一口米飯至六零年春，光山縣四五十萬人被打死餓死三分之一以上，甚至出現人吃人的現象，在最嚴重的時侯，走一段路就會遇見幾具尸體，妻離子散、全家自殺、全家餓死者數不勝數，人民遭到了大劫殺、財產遭到最大限度的破壞，其慘狀不堪耳聞目睹，痛苦不堪回憶，筆舌無法描述!要知道五八、五九兩年光山縣的糧食獲得了大豐收啊!可是五九年連種子一粒不剩地征走，抖一抖稻草，篩下幾粒糧食也得上交，哪里談得上口糧!”……；同時，在新鄉師范學院擔任工作組組長的省監委書記丁石得到了黨言川在一九六二年給新鄉師院同學的一封私人信件。信中說：“你在第一封信中談到你的學習心得和你對農村58—59年情況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追根求源是我們黨中央在哪幾年犯了不小的“左”傾錯誤，其次在于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缺乏經驗，以及敵人的蓄意破壞有關。三面紅旗，現在我們的黨中央還想竭力地舉起來，但是三面紅旗中的兩面已在很多人中失去了號召力，不用說工人、農民，就是參加58--59年實際生產不多的我們這些青年學生中間，提起大躍進，心中就有些煌煌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起那種極度混亂的情況。從理論上講，大躍進、人民公社在中國是完全應該有的，誰不想中國早日富強，誰不想中國早日進入社會主義。然而如果像前幾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最好還是不實行的好，我認為三面紅旗已大體失去人心，要舉起來，是有困難的了，不過總路線這一面旗幟，還可以更多的舉起來，其它兩面旗幟如果換換招牌，或者不經過相當的努力，反復的宣傳，要舉起來難極了”。
鄭大聯委的《火急呼吁書》、轉抄的《千刀萬剮吳芝圃》大字報和黨言川一九六二年的“私人信件”成了黨言川“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對三面紅旗”的“鐵證”。和劉建勛一起支持過黨言川的河南省委代理第一書記文敏生以及其他省委領導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文敏生在9月5日鄭大聯委主持召開的“河南省炮打省委司令部煸風點火大會”上曾說“你們的大會，風煽得好，火點得好，我堅持支持你們”，而在次日省委召集的常委會上，當有人提出鄭大聯委《火急呼吁書》有攻擊三面紅旗問題時，他確說，對鄭大聯委要采取明支持，暗瓦解的原則，“表面上應付它，暗地里慢慢壓垮它，我看黨言川不是個好東西”。鄭州大學“校文革”和工作組支持成立的“紅衛兵戰斗師”更是抓住這些把柄大造聲勢，向鄭大聯委和黨言川發動了總攻擊，聲討黨言川的傳單散發全省乃至全國，連邊遠的桂林也召開萬人大會“聲討黨言川一伙的罪行”。九月七日，“鄭大校文革”和“鄭大紅衛兵”針鋒相對的發出了《全省人民緊急動員起來，炮打河南省“司令部”里的資產階級當權派》的呼吁書。《呼吁書》中說“我省五千萬勤勞、勇敢的革命人民，在黨中央和毛主席英明正確的領導下，尤其是從一九五八年以來，在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光輝照耀下，取得了偉大的成績。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在省委‘司令部’中也有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也有牛鬼蛇神，他們把持了一些部門。”、“把省委內部所有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統統揪出來，統統地斗倒斗垮！黎庭掃穴、斬草除根，使之斷子絕孫、萬劫不復！”……。在保守派的重炮猛轟之下，鄭大聯委于九月二十五日又發出了《關于九月三日〈火急呼吁書〉的聲明》。聲明中說：《呼吁書》中出現某些言詞偏激，對河南存在問題的某些提法不當，“我們虛心接受批評”。我們發出呼吁書的目的，是為了煽革命之風，點革命之火，是為了炮轟河南省委中的一小撮走資派。因此，我們認為，起草的這個《火急呼吁書》大方向是正確的。“不徹底改變河南一窮二白的面貌我們死不瞑目”。接著，鄭大聯委抓住運動初期省委和校黨委工作組執行的“壓制群眾運動”、“挑動學生斗學生”、“逼死人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斗爭大方向狠批猛攻，取得了節節勝利。九月十九日，鄭大聯委再次召開河南省“揭發批判趙文甫大會”，公布了《把趙文甫的反動嘴臉拿出來示眾》的系統材料。此后，省委副書記、副省長趙文甫基本上被“打倒”，靠邊站了。
一九六七年元月，鄭大聯委串聯省會各大專院校造反派再次組織了“專揪吳芝圃聯絡站”，一方面深入信陽等地調查材料，另一方面又派人赴廣州揪吳芝圃。鄭大聯委始終堅持清算以吳芝圃為首的原河南省委左傾蠻干、大刮五風、餓死數十萬人的滔天罪行的大方向，得到多數群眾的支持，隊伍也不斷壯大，有少數派成了多數派。然而，到了六七年二月，河南省軍區介入文化革命后，風云突變，鄭大聯委被宣布為“非法組織”，黨言川等被捕入獄，調查材料被抄走，吳芝圃也被軍區保護起來。
一月二十二日，以清華大學學生唐偉為首的“清華井崗山駐鄭聯絡站”寫出了《二十七個為什么——劉建勛是什么人》的文章，在鄭州大量印發、張貼。文中說：為什么省委揪出來的全是吳芝圃的老班底，而劉建勛帶來的班子卻紋風未動？為什么不去批判反動路線卻先翻五九、六0年老帳？一月二十三日，河南省軍區介入文化大革命后，把《二十七個為什么》奉若神明，兩次登在《鄭州晚報》上。并把打倒不打倒劉建勛，支持還是反對清華井崗山駐鄭聯絡站作為衡量是否左派的標準。三月六日，在鄭州市體育場召開的由河南省駐軍和“河南造總”、“十大總部”數萬人參加的“省會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誓師大會”上，清華井崗山駐鄭聯絡站代表唐偉發了言，發言中說“河南省市委內一小撮反革命兩面派的丑惡面目已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們操縱的政治扒手黨言川之流煞費苦心拼湊起來的二七公社已迅速土崩瓦解”。正是在這個大會上，河南省軍區第二政委何運洪宣布鄭大聯委為“非法組織”，“必須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動”，“鄭大聯委中的一小撮頭頭，必須向河南人民低頭認罪，必須交待他們的幕后策劃人”。會后省軍區用飛機在全省散發宣布鄭大聯委為非法組織的《告全省人民書》（這就是眾所周知的“飛機撒傳單、氣死黨言川”的由來）。軍區的介入，使已經被造反派批判靠邊站的“走資派”趙文甫興高采烈，多次給軍區寫信，說何運洪的講話是“極其重要的文獻”“大長了無產階級志氣，大滅了保皇派威風”“大破了資產階級控制，真正出現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民主”“你們干得好！你們要干到底！”。此后，鄭大聯委為首的造反派遭到殘酷的鎮壓，這就是被河南省造反派稱之為的“二月黑風”。
六七年三月八日，河南省公安公社和鄭州市公安局派員進駐鄭州大學，在鄭大東生活活區樹起了“非法組織鄭大聯委骨干分子登記站”的大牌子，勒令二百多名聯委成員前往登記，投案自首，交待罪惡，四十八小時內寫出象樣的檢查。在化學系，聯委成員必須填寫“非法鄭大聯委成員罪惡登記表”；歷史系50名聯委成員中3人被捕，10人被公安局勒令登記，38人被斗，102人次被搜查，大字報點名40—50人，寫檢查113份，4340頁。在斗爭中，讓這些學生低頭、彎腰、翻戴帽，并對他們高喊：“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40多名聯委學生被投入監獄。三月九日，黨言川在商丘被捕，接著開封師院八二四陳紅兵、鄭棉六廠工人赤衛隊申茂功相繼被捕。為了摧垮以鄭大聯委、河醫東方紅、糧院聯委、豫農紅總、附中紅旗、新鄉師院八一八、國棉六廠工人赤衛隊、第二砂輪廠造聯、印染廠八一等造反派組織聯合成立的“河南二七公社”，使之不能派代表參加北京談判，軍區支持“十大總部”和“河南造總”多次挑起武斗，制造了“五、四”、“五、二六”、“五、卅”、“七、一六”等駭人聽聞的攻打、圍剿二七派的武斗流血事件，使二七公社派群眾傷殘數百人，死亡數十人。當時鄭州大學文科樓前成了安葬二七派死亡人員的墓地（50多座墳墓文革后被毀）。
對于這段歷史究竟如何評價？河南省軍區在67年6月27日給中央的檢查報告中白紙黑字，說得明明白白。“我們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打擊了鄭大聯委與河南二七公社革命造反派；錯誤地把劉建勛、紀登奎同志當成走資派，把他們支持的造反派組織看成是‘御用工具’；……在三月六日宣布鄭大聯委為非法組織以后，造成連鎖反應，全省各地宣布解散了許多革命群眾組織，錯抓了許多人……黨言川同學也被拘留和游了街；社會上一度出現了肅清二七公社的“流毒”，讓革命群眾掛黑牌、請罪的錯誤傾向；這時，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乘機興風作浪，操縱保守組織，進行打擊報復，打擊造反派，掀起了一股資本主義復辟的反革命逆流……“。
毛澤東說過：文化革命中兩派中的群眾都是革命的。以上特點的分析足以說明此論斷的正確。1959年前后，發生在河南省的“信陽事件”，駭人聽聞、震驚全國。雖然歷史已有定論，吳芝圃曾在檢查中承認“我欠河南五千萬人民的債一輩子也還不清”，飽受其害的河南人民對此仍記憶猶新，耿耿于懷。黨言川等在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號召下舊事重提，清算這段罪行，也是情有可原的。十八歲的黨言川，受河南省1959年現狀的影響，在私人信件中對三面紅旗發表了一些糊涂認識也是可以諒解的。事實上，河南省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化中也確實犯有“左”傾錯誤。黨言川和同學在私人信件中談論這些問題說明他們能夠關心國家大事，是政治覺悟高的表現。文革中借此給黨言川扣上“反對三面紅旗”、“反動學生”的帽子，企圖打成“反革命”也是違背“十六條”的。另一方面，保守派群眾對黨言川信中所說“三面紅旗倒了兩個”堅決反對，也完全可以理解。1966年10月6日，鄭州大學“送瘟神”戰斗隊的一分傳單中說：《火急呼吁書》中說河南省多年來搞的不象樣子，公然攻擊三面紅旗，“一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河南，一個三面紅旗光輝照耀下的河南，一個居住五千萬革命群眾的河南，竟被他們罵成這個樣子！”“他們還公然煽動要大鬧河南省委，要鬧個天翻地覆，鬧得越亂越好，請同志們用毛澤東思想來鑒別一下，這到底是哪家的聲音？”另一份批判黨言川“反動信件”的傳單中這樣寫道：我們認為這封信，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毒箭。黨言川在這封信里不但惡毒的攻擊了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否定了一九五八年以來我國人民在最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英明領導下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有人說，這封信是黨言川在一九六二年寫的。言外之意似乎可以原諒。我們說，正因為是一九六二年寫的，十八歲的黨言川就有著如此系統，如此反動的觀點，更應當引起我們的深思。”從這些批判黨言川的言辭中，不難看出他們對黨對毛主席一腔赤誠。當時，劉建勛、文敏生、紀登奎等省委領導也認為鄭大聯委的《火急呼吁書》和黨言川的信有一定的錯誤。1969年6月1日，毛主席在鄭州的專列上接見劉建勛、紀登奎時問：“你們不是支持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一派嗎？支持的是對的么！黨言川怎樣？”劉建勛回答說：“他是省革委委員（應是常委——作者注），表現不太好，我們批評幫助他，他給中央寫了一個檢討”。據說這個檢討是黨言川參加省革委常委時寫的，內容就是他對三面紅旗的看法問題。
四
在清算文革“罪行”的“揭批查”運動中，曾經在河南搞浮夸造成《信陽事件》和文革中被中央紅頭文件定為“走資派”者重新掌權，又揮起“極左”大棒，大搞派性清查，造成嚴重擴大化。這一狀況雖然在時間上已經是文革以后，但歷史的看問題，仍不失為河南省的特點之一。
文革結束后，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揭發批判林彪、“四人幫”的罪行、清查文革中與林彪“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清查各派群眾組織中的“三種人”的“揭批查”群眾運動。河南省在這次“揭批查”運動中，采取“依靠一派、清查另一派”的土政策，實行以人劃線，以時間劃線，人人檢查、層層過關，農村搞到生產隊，工廠搞到車間班組，機關到公務員、炊事員，街道辦事處也要揪出“幫毛羽”，有的地方竟提出“提漿糊桶的也不能放過”。從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三年，歷時七年，處理二七公社派和支持過二七公社派的干部五萬多人，取消黨員資格十萬六千人，逮捕判刑1700人，又“突出判刑”2400人，（以上均為官方公布的數字），如果加上親屬子女因受株連而被審查處理、不提工資、不評技術職稱等更是不計其數。例如一個焦作市，判刑96人，卻抓了318人，勞教37人，抓一兩年放的185人，死亡11人。一段時間內，全省各監獄中關押的“文革罪”犯近半數以上，使文革中參加“二七公社”派的人人自危。
派性清查是河南省揭批查的突出特點。在清查中，按時間劃線，把“七.二五”中央表態說成是劉建勛等人制造的大假案。把二七公社派和支持二七公社后參加“三結合”的老干部視為清查對象。而把“七.二五”以前在軍區支持下掌權的省委造總、河造總、十大總部視為正確派，不僅不清查反而被重用，一些武斗指揮者，還掌握清查工作的大權。當時省委一位副書記在一次研究揭批查問題的會議上說：“二七公社一派大小頭頭的錯誤和罪行，你們說這件事落實不了，那件事找不到證據，這樣下去怎么行呢？要是這件事抓不住，就從另一件事抓住它，我不相信抓不住一條，抓住一條就可以定案處理。”這是派性清查和制造冤假案的自供詞。
派性清查在全省有著普遍性。例如確山縣，文革期間，兩派武斗，雙方各自被打死打傷二十余人，但在清查中，只清查了一派，處理了一百多人，其中判刑2人，死刑1人。而另一派一個也沒有處理，主要頭頭、武斗指揮者，反而被提拔為縣委負責人。
一九八四年，北京幾家報社記者向中央紀律監察委員會、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反映了在鄭州發現的省委造總、十大總部文革期間奪省市委權、策劃武斗的會議紀錄（因為是埋藏后挖出來的，戲稱為“出土文物”）。這個“出土文物”記載的他們一些頭面人物的活動情況，是他們策劃、挑動、指揮河南大型武斗的鐵證。事實上，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以前，鄭州的幾次大型武斗，如沖擊二七派絕食會場，圍攻火燒鄭棉六廠大樓，挑動鄭紡機武斗等都是他們干的，不僅當時群眾有目共睹，而且如今“出土文物”鐵證如山，而在“揭批查”中卻把打砸搶的罪名加在二七公社派頭上，真正的打砸搶頭頭不僅不清查，還被提拔重用，甚至掌握“揭批查”大權。群眾說：河南的“揭批查”是：一派升天，一派坐監。
在河南“揭批查”中，老干部被批判、審查、處理的也很多，甚至包括紅軍時代和抗日戰爭早期參加革命的老同志，這是河南“揭批查”的第二個特點。
文革初期，由于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公開表態支持造反派，河南省站出來支持造反派并參加三結合的老干部比較多、比較早。“揭批查”中，采取以人劃線，把文革前追隨吳芝圃大搞浮夸風、文革中堅決支持“河南造總”并代表河造總參加三結合、十年始終居省委主要領導崗位上的戴蘇理封為一貫正確，讓他領導全省的“揭批查”。凡跟著他支持河造總和十大總部的干部都是正確的，支持二七公社的統統打下去。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省委付書記××在省委常委擴大會議的“書面發言”中說：“隨著揭批查運動的開展，對各級領導班子進行了較徹底的整頓和清理。”“對省、地（市）縣三級領導班子中的‘三種人’和犯有多種錯誤的人，共立察審查4248名。截止目前（九月份）已處理4020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種處分的2025人（開除黨籍323人，留黨察看493人，警告、嚴重警告347人，開除公職20人，開除留用140人，其它處分250人）；免于刑事處分的2020人，不結論不處分的107人。”河南省共有省、地（市）縣三級領導班子135人，立案審查和處理數量之大、之重是相當驚人的，而實際處分的數量遠無不止此數。所謂“免于處分”的二千多人，是審查批判后降職下放，是不處分的處分。省委宣傳部的李海英同志，一九五四年就調到宣傳部工作，因文革中參加了二七公社派手受到審查，一九八三年審查結束后，被告知她沒有什么問題，免于處分，但被下放到商丘縣工作。當時，她身患重病，讓兒子替她去報了到。后來商丘縣以級別高、無法安排為理由將她的關系檔案退回了省委，后來省委組織部竟說沒有收到。就這樣，一個建國前就參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至今沒有了單位，工資沒人發，看病無人管，多次找省委反映也無人問津，九七年六月，她在省委住了幾十年的房子也被扒掉，七十多歲疾病纏身的李海英同志只是希望別人住上寬敞的新房后，騰出的舊房能給她作為棲身之地，也就心滿意足了。這就是一個“免于處分”的老同志真真實實的遭遇。
還有一組數字更令人觸目驚心。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14人，清查、批判、處理10人，占67%，其中，判刑3人，留黨察看1人，撤職1人，嚴重警告2人，在審查批判“監護”期間死亡1人，上報處分、未獲批準、強令離休1人；原省委、省革委各部正副部長級干部33人，清查、批判、處理22人，占三分之二。其中判刑4人，開除黨籍3人，留黨察看2人，撤職6人，嚴重警告1人，批判后離休4人，降職安排2人；全省十八個地市委第一書記全部受到批判處分。地市委正副書記118人。（缺焦作），批判處分97人，占82、3%。其中，審查批判期間死亡7人，判刑17人，開除黨籍4人，留黨察看9人，撤職18人，嚴重警告4人，批判后令其休息28人，降職下放10人，省直各廳、局委第一把手，除5人外，其余全部受到批判處理，分別給予撤職、警告、免職不用等處理；原縣委第一把手中，大部分被審查批判處理，未受審查，保留原職的廖廖無幾。
原蘭考縣縣委書記張欽禮同志，曾是焦裕祿生前戰友，在蘭考工作幾十年，兢兢業業，廉潔奉公，為改變蘭考縣面貌做過重大貢獻，群眾有口皆碑。“揭批查”中，竟以“策動”蘭考縣文化大革命、“編造”焦裕祿事跡、“扒開”黃河大堤（實為堤內生產堤）而判刑十三年。明眼人一看都會明白，這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所謂的張欽禮的三大罪狀純屬子虛烏有！其一，張欽禮縱有天大本事，也策劃不了蘭考縣的文化大革命！其二，焦裕祿的事跡在文化大革命前由于新華記者穆青、馮健、周原寫的一篇《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報道，早已國人皆知，怎能是張欽禮編造的呢?（據說張欽禮被捕后，蘭考縣的《焦裕祿紀念館》被關閉了八年！）其三，關于“扒”黃河大堤的“罪行”更是無稽之談!那些由地方自行修建的、影響黃河汛期泄洪的大堤內的生產堤是本應該扒掉的。
原洛陽地委書記孫騰芳，在洛陽地、市聯合召開的十萬人宣判大會上，以所謂“組織反革命政變，準備上山打游擊”罪名判十年徒刑。以這樣“莫須有”的罪名被處理的，僅洛陽地委領導就有六人，還有一批縣委和基層干部。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就明確告訴紀登奎，“什么洛陽地委組織反革命政變，準備上山打游擊的問題，是根本沒有的”。但中央領導人的指示到河南行不通，這批無辜的同志仍然飽受牢獄之苦，直到今天，問題仍未解決。孫騰芳刑滿釋放后沒有了工作，且年老體衰，其愛人郝志華所在單位也破產了，孩子們因受牽連也沒有按排好，生活極度困難，九八年初，郝志華病重無錢住院醫治，孫騰芳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老伴死在家里。這就是一位建國前就參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的悲慘下場！這樣的例子還能舉出許多。
河南省“揭批查”還有一個視法律為兒戲的典刑——“突擊判刑”。七九年底，河南省委書記趙文甫等人，為避免《刑法》、《刑事拆訟法》于八0年元月一日生效后，其行動被束縛，就趕在新《刑法》生效前夕，緊急布置各級政法部門對“揭批查”中關押起來的人，不管有沒有罪行，均以清理積案為名“突擊判刑”。為了防止關押人員向最高法院上訴，把終審權掌握在自己手里，他們把本應由高級法院審理的案子，強行壓給地、市法院判決；把地、市法院審理的案子，強行壓給縣、區法院判決。“突擊判刑”秘密進行，不準開庭，有的判三年，實際上已經關押了三年多了。平頂山市委副書記鈕保華判刑8年，本人不服提出上訴，市委某主管領導大筆一揮，在“8”字前加個“1”字，改為18年。這種做法在古今中外歷史上也是少見的！
河南省的造反派頭頭，幾乎都被判以重刑。開封師范學院學生陳紅兵，1967年2月曾被抓進監獄，甚至欲判死刑，中央解決河南問題時，周恩來總理指示要河南把陳紅兵送到北京，并親自接見。“揭批查”中，卻把開封地區文革中武斗責任都加在他的頭上，判處20年徒刑，還剝奪政治權利5年。
大量事實說明，河南省的派性清查在全國是獨一無二的，造成的后果是嚴重的。它會像當年的“信陽事件”一樣，會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今天，文革已成為歷史。對于以上河南省文革特點的分析是否準確，有待于討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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