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總理這篇詳細說明我國為什么不采用（也事實上無法采用）蘇聯的民族共和國的著名講話，和奧地利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家Otto Bauer（希特勒占領奧地利前任外交部長）的理論不謀而合（民族不一定“共同地域”），而完全不同于斯大林的民族理論與民族定義。Otto Bauer的妹妹就是弗洛伊德著名心理分析的第一批對象之一 
關于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
周恩來
 
來源：人民網   
 
  
    （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
各位同志：

    聽說民族工作座談會開得很好，大家交換了許多意見，也提出了許多問題，有些問題已得到了解決。我想講一講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原則性的問題，和大家交換意見。一、關于反對兩種民族主義的問題，就是反對大民族主義主要是大漢族主義和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的問題；二、關于民族區域自治的問題；三、關于民族繁榮和社會改革的問題；四、關于民族自治權利和民族化的問題。

    一

    關于反對兩種民族主義的問題

    我們反對兩種民族主義，就是既反對大民族主義（在中國主要是反對大漢族主義）；也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特別要注意反對大漢族主義。這兩種民族主義都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表現。一方面，如果在漢族中還有大漢族主義的錯誤態度的話，發展下去就會產生民族歧視的錯誤；另一方面，如果在兄弟民族中存在地方民族主義的錯誤態度的話，發展下去就會產生民族分裂的傾向。總之，這兩種錯誤態度、兩種傾向，如果任其發展下去，不僅不利于我們民族間的團結，而且會造成我們各民族間的對立，甚至于分裂。這個問題怎樣解決呢？我們認為，除了極少數人的問題以外，在民族問題上的這兩種錯誤態度、兩種傾向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應當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原則來解決，就是運用毛主席提出的公式，從民族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斗爭，在新的基礎上這到我們各民族間進一步的團結。

*這是周恩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召開的民族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這里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從民族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斗爭，要在一個什么新的基礎上，達到我們各民族間進一步的團結呢？我想對這個問題多講一講。

    這個新的基礎，就是我們各民族要建設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國家。建設這樣的祖國，就是我們各族人民團結的共同基礎。我們反對兩種民族主義棗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共同目的，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祖國大家庭，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個社會主義國家，不是哪一個民族所專有，而是我們五十多個民族所共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體人民所共有。

    全國解放后，經過八年來的努力，我們把全國各民族都團結在一起。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各民族所共同遵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憲法規定我們要把獨立了的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就是要把我們擁有五十多個民族、六億人口的大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強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代表六億人民意志的大憲章，我們必須同心協力，努力奮斗，爭取實現憲法的要求。我們各民族必須在為了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祖國這個新的基礎上來達到新的團結。因此，我們就必須反對兩種民族主義。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都是妨礙我們在新的基礎上加強民族間的團結的。

    我們反對兩種民族主義，必須從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祖國這個共同目標出發。如果沒有這個共同目標，就反對不了這兩種民族主義。比如說，站在人口最多的漢族方面批評兄弟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義傾向時，如果不想到這個共同目標，就很容易發生一些民族歧視的錯誤。因為兄弟民族多數是處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狀態，漢族同志在批評時，就容易去指責這些客觀存在的落后現象，這就變成民族歧視了。如果從為著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的共同目標出發，就會想到那些落后狀況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不是什么錯誤的傾向，而是經濟、文化不發達的現象。應該去幫助各兄弟民族實現經濟文化的發展，不能把這些客觀現象當成兄弟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義傾向。就是有一些地方民族主義的傾向，也要研究它的來源，其中很多是有客觀原因的，如果把這些客觀原因改變了，這些傾向就會不存在了。比如說，處在邊遠地區的兄弟民族，他們對內地的情況不了解，對一些進步和發展的現象不認識，因而發生一些懷疑，不曉得漢族到底對兄弟民族的態度怎樣。尤其是因為歷史上漢族的反動統治者壓迫少數民族，剝削少數民族，少數民族免不了帶著懷疑的眼光看漢族，這是很自然的。因此，不能把這些由于歷史、社會、經濟的原因而產生的一些懷疑和不信任，都說成是地方民族主義傾向。不應該簡單地去批評某些地方民族主義傾向，而是應該誠懇地幫助兄弟民族了解產生這些傾向的根源，去掉他們的懷疑。當然，要去掉產生這些傾向的歷史的、社會的、經濟的根源，不是一天就能做到的。要在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共同目標下，經過長期努力，發展全國各民族的經濟、文化，這樣才能從根本上去掉這種懷疑。這需要時間，需要工作，而不應該簡單地不加分析地批評，只是簡單的沒有分析的批評，有時甚至會引起誤會，造成錯誤。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站在少數民族方面批評漢族中的大漢族主義時，如果不從共同目標出發，也容易造成對立。因為歷史上遺留下來的經濟、文化方面事實上的不平等今天還存在，歷史上反動統治壓迫的后果也還存在。少數民族如果對漢族只注意這些歷史痕跡，就很容易在少數民族中產生民族對立的傾向：我不信任你，你人口多，總是對我們不利，因為你是多數，經濟、文化發展一些，總是會利用發展的優勢繼續過去的歧視和壓迫。這樣，懷疑的心理就增加了，甚至覺得和過去差不太多，這就容易助長民族分裂、不團結的傾向。因此，我們希望少數民族的同志也一定要在共同目標下批評漢族中的大漢族主義。就是說，要把我國各民族經濟、文化事實上不平等的現狀逐步加以改變，為共同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祖國而努力，這就需要各民族互相團結，從團結的愿望出發來批評。漢族同志中如果確實有大漢族主義傾向和民族歧視的錯誤，就批評具體的人和具體的事，而不要簡單地、不加分析地指責，不要對漢族的整體產生懷疑、不信任。不然就會助長民族分裂的傾向，不能達到民族間的團結。

    我們的國家在歷史上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但在古代又是不完全統一的，甚至各民族彼此作戰，不是你侵犯我，就是我侵犯你。民族間的互相侵犯，在我國的歷史記載上是很多的。在各民族互相侵犯中，如果算總帳，漢族侵犯兄弟民族的次數多、時間長。雖然歷史上漢族也被一些兄弟民族多次侵犯過，被統治的時間也不算短，如：北朝、遼、金、元、清。但從整個歷史來看，還是漢族侵犯兄弟民族的時候多。站在兄弟民族的地位來想，總會想到歷史上的這些痕跡。因為漢族在歷史上經濟、文化發展一些，就有條件向各方面發展，以致兄弟民族被擠到邊遠寒苦地區，生活就更困難，經濟、文化也就更不容易發展。這種歷史痕跡在兄弟民族中的印象是很深的。各個兄弟民族如果不想到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共同目標，就很容易產生地方民族主義傾向，這對民族間的團結不利，對祖國的統一和發展不利。因此，各兄弟民族也必須想一想，盡管歷史給我們遺留下這些痕跡，但這總是過去的事情了。這些事情在新中國誕生以前是存在著的。而在新中國誕生以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我們的憲法上，在國家的政策中，規定了民族平等。在平等友愛的民族大家庭中建設社會主義的強大的祖國，這是大家的共同目的。為著這個目的，我們要把歷史上的痕跡消除掉，要把各民族在經濟、文化方面事實上的不平等狀況逐步消除掉。當然這不是短時間所能做得到的，需要共同努力。

    在現在這個世界上，我們若不強大起來，不建成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國家，就要受帝國主義的欺侮。當然，解放以來，我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不受欺侮了，但是，這并不能保證我們永遠不受欺侮，必須把社會主義祖國真正建設強大了才有保證。處于帝國主義現在還存在的世界，雖然我們社會主義的事業發展了，但是帝國主義還不死心。它一有機會還要用各種辦法來搗亂。這就要求我們提高警惕，更要著重強調我們各民族間的團結，以利于共同努力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祖國。不如此，我們這個多民族的國家站起來以后，還會栽跟頭，還會是一個落后的、貧困的、受欺侮的國家。

    應該認識清楚，如果不把我們的祖國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不能擺脫貧困落后的狀態的。要擺脫這種狀態，只有我們五十多個民族，大家合作起來，共同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國家。要建設這樣的國家，不能單靠漢族。漢族人口多，經濟、文化比較發展，但是可開墾的土地已經不多，地下資源也不如兄弟民族地區豐富。兄弟民族地區的資源開發是祖國工業化的有力后盾。但是，兄弟民族地區的資源還沒有開發，勞動力少，技術不夠，沒有各民族特別是漢族的幫助，也不可能單獨發展。因此，各個民族必須互相幫助，互相支持，在共同發展的目標下建設社會主義祖國。這樣，兩種民族主義錯誤才會逐步減少，民族歧視的傾向和民族分裂的傾向也才會減少。舉個例子，要把包頭建設成為中國的一個工業基地，就必須把那里的鐵和大同的煤結合起來。現在包鋼已經開始建設了，將來會成為很大的工業中心。這就必須各個民族共同努力，首先是蒙古族和漢族共同努力。在這個共同目的之下，在積極的建設當中，即使有大漢族主義傾向，或者地方民族主義傾向，也可以逐步地減少。有了共同的、積極的發展目標，就可以克服那些消極的、不滿的對立情緒。當然，我不是說有了積極的目標，就不要注意克服消極的因素了，那還是需要克服的。我是說，有了積極的目標，消極的因素才會被積極的因素所代替。同樣也可以設想，要在新疆建立起包括克拉瑪依油田和烏魯木齊地區的將來的工業中心，如果沒有新疆各民族和內地漢族的共同努力，就搞不成功。首先鐵路就修不成。鐵路通了，勞動力不夠，資金不夠，也沒有辦法來開發。這就必須用全國的力量去支援。我只舉這兩個例子，就可以看得出其他了。為著一個偉大的共同發展的目的，我們就必須把由于各民族之間的偏見所產生的偏向，逐步地減少下去。

    我們想到將來強大的祖國，就必須在今天強調各民族的團結，為建設社會主義共同努力。為了實現這個共同的目的，對妨礙我們團結的、妨礙我們共同努力的兩種民族主義錯誤，都應當批判。我們要從團結的愿望出發進行批判，以消除或減少民族歧視的錯誤和民族分裂的傾向。應該把這個問題提到新的認識上來，不要避諱這種批判，而是要從正面指出這個問題。兩種錯誤的傾向都是對我們社會主義建設不利的。為了祖國的偉大的建設，我們就應當自覺地克服大漢族主義錯誤和地方民族主義錯誤。

    二

    關于民族區域自治的問題

    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是我們解放以后在民族問題上的一個根本性的政策。這是我國憲法上規定了的。我國為什么要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而沒有實行民族自治共和國那樣的制度呢？自治的形式在我國叫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還有民族鄉，在蘇聯叫自治共和國、自治省、民族州。這不單是名稱的不同，制度本身也有一些不同，也就是實質上有一些不同。不同的地方，不是在自治不自治的問題上。蘇聯的自治共和國是給民族以自治權利，我們的民族區域自治也是給民族以自治權利。不同的地方，在于蘇聯的區域劃分與我國有很大的不同，蘇聯的自治共和國的權利、權限的規定也與我國有些不同。這些不同，是從兩國的歷史發展的不同而來的，部分地也是由于中國和當年十月革命時代的形勢不同而來的。

    俄羅斯在十九世紀已經發展成為資本主義國家，雖然還有很大的封建性。一方面，它比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落后，另一方面，它已經成為帝國主義國家，擁有殖民地。那個時候，在俄羅斯周圍的一些民族，都是被沙皇這個俄羅斯政權統治著。這是一種殖民統治。而且，當時俄國的各民族多數都是一個一個地各自聚居在一塊。

    中國的歷史同當時俄國的情況卻完全不同。中國的民族發展在地區上是互相交叉的，內地更是如此。漢族曾經長時期統治中原，向兄弟民族地區擴張；可是，也有不少的兄弟民族進入過內地，統治過中原。這樣就形成各民族雜居的現象，而一個民族完全聚居在一個地方的比較少，甚至極少。我們常說，新疆是少數民族比較集中的一個地方，但是新疆也不是一個民族，而是十三個民族。西藏比較單一一些，但這指的是現在的西藏自治區籌委會管轄地區，而在其他地區，藏族也是和其他民族雜居的。我國歷史的發展，使我們的民族大家庭形成許多民族雜居的狀態。由于我國各民族交叉的時代很多，互相影響就很多，甚至于互相同化也很多。漢族所以人數這樣多，就是因為它吸收了別的民族。再如滿族，從長白山發源，進入中原的時候，只有幾十萬人，到清朝最盛時，差不多有四五百萬人。清朝亡了以后，滿族還是存在的。滿族采納了漢族的文化，首先是文字，以后又逐漸采用了漢族的語言，把自己的語言文字丟了，好像跟漢族沒有區別了，實際上還是兩個民族。在清朝時候，對漢、滿通婚也不是絕對限制的。到辛亥革命以后，通婚的更多了，民族間的界限也就不是不可逾越的鴻溝了。解放以后，承認了滿族。在普選進行人口調查時，填表承認是滿族的有二百四十萬。看來比過去少了，實際上并不是這樣，因為有些人和漢族通婚，又算漢族，又算滿族，填表就不填滿族了。其實，那就看怎樣填法了。這是一種同化的現象。如果同化是一個民族用暴力摧殘另一個民族，那是反動的。如果同化是各民族自然融合起來走向繁榮，那是進步的。這種同化本身就有推動進步的意義。現在滿族和漢族，語言文字相同，就更容易合作。滿族同胞是不是主張恢復滿族話呢？我看不會的，因為三四百萬人從頭學滿族話，那不太麻煩嗎？有些滿族話，漢族吸收了沒有？我看是有的。有許多滿族語匯轉為漢語，豐富了漢語。穿衣服也是這樣，漢族的婦女在辛亥革命以后穿起旗袍，這還不是滿族的服裝？漢族吸收滿族的文化很多，這也可以說是帶點同化的性質。

    還可以談一談回族的情況。回族是從阿拉伯、小亞細亞來的，并且時代并不太遠，據說到現在不過一千多年，可是人口發展到三百五十多萬。回族來中國有兩條路，一條是從海上來的，一條是從阿富汗來的，要經過南疆，這樣就不可能來很多人。但是，現在回族散布到全國，沒有一個省沒有回族，幾乎沒有一個縣沒有，可靠的是三分之二以上的縣都有。回族所以這樣多，就是因為他能把別的民族成分吸收進去，吸收了就壯大了，這有什么不好？這不也是同化嗎？回族聚居的地區在甘肅省的有吳忠、隴東、銀川、隴西等地，其他地方也有聚居的。這次成立回族自治區，包括了吳忠、銀川和固原等地，但大多數回民還是分布在全國。

    漢族同化別的民族，別的民族也同化漢族，回族是這樣，滿族是這樣，其他民族也是這樣。這種情況，越向內地越多。歷史的發展使中國各民族多數是雜居的，互相同化，互相影響。中國民族多，而又互相雜居，這樣的民族分布情況，就不可能設想采取如同蘇聯那樣的民族共和國辦法。因為要構成一個民族共和國，需要構成一個獨立的經濟單位，絕大多數的民族人口要聚居。

    歷史的發展使我們的民族大家庭需要采取與蘇聯不同的另一種形式。每個國家都有它自己的歷史發展情況，不能照抄別人的。采取民族區域自治的辦法對于我們是完全適宜的。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不僅可以在這個地方有這個民族的自治區，在另一個地方還可以有這個民族的自治州、自治縣、民族鄉。例如內蒙古自治區雖然地區很大，那里蒙古族只占它本民族人口的三分之二左右，即一百四十萬人中的一百多萬人，另外占三分之一弱的幾十萬蒙古族人就分在各地，比如在東北、青海、新疆還有蒙古族的自治州或自治縣。即將建立的寧夏回族自治區，那里的回族人口只有五十七萬，占自治區一百七十二萬人口的三分之一，只是全國回族三百五十多萬的零頭，就全國來說也是少數。還有三百萬分散在全國各地，怎么辦呢？當然還是在各地方設自治州、自治縣和民族鄉。藏族也是這樣。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所管轄的地區，藏族只有一百多萬，可是在青海、甘肅、四川、云南的藏族自治州、自治縣還有一百多萬藏族人口，這些地方和所在省的經濟關系更密切，便于合作。在成立壯族自治區的問題上，我們也正是用同樣的理由說服了漢族的。到底是成立桂西壯族自治區有利，還是成立廣西壯族自治區有利？單一的壯族自治區是不可能有的。因為即使把廣西壯族聚居的地方，再加上云南、貴州的壯族地區，劃在一起，作為一個壯族自治區，它內部還有一百多萬漢族人，而且其中的兩個瑤族自治縣也有四十多萬人，漢族、瑤族合起來有一兩百萬，所以也不可能是純粹單一的民族自治區。如果這樣劃分，壯族自治區就很孤立了，不利于發展經濟。在交通上，鐵路要和廣西漢族地區分割；經濟上，把東邊的農業和西邊的工礦業分開。這是很不利于共同發展的，而合起來就很便利了。所以廣西壯族自治區也是一個民族合作的自治區。

    從以上幾個大的自治區來看，我們就得出一個結論：在中國適宜于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而不宜于建立也無法建立民族共和國。歷史發展沒有給我們造成這樣的條件，我們就不能采取這樣的辦法。歷史發展給我們造成了另一種條件，就是中國各民族雜居的條件，這種條件適宜于民族合作，適宜于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一個民族不僅可以在一個地區實行自治，成立自治區，而且可以分別在很多地方實行自治，成立自治州、自治縣和民族鄉。回族是最典型的例子。這沒有什么不好，而是很好。我們根據我國實際情況，實事求是地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這種民族區域自治，是民族自治與區域自治的正確結合，是經濟因素與政治因素的正確結合，不僅使聚居的民族能夠享受到自治權利，而且使雜居的民族也能夠享受到自治權利。從人口多的民族到人口少的民族，從大聚居的民族到小聚居的民族，幾乎都成了相當的自治單位，充分享受了民族自治權利。這樣的制度是史無前例的創舉。

    十月革命時，俄國無產階級是首先在城市中起義取得了政權，然后才普及到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俄國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時候打這個擂臺是不容易的。同時，它又是在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里進行革命的，所以必須摧毀舊有的殖民地關系。為了把各民族反對沙皇帝國主義壓迫的斗爭同無產階級、農民反對資產階級、地主的斗爭聯合起來，列寧當時強調民族自決權這個口號，并且承認各民族有分立的權利，你愿意成為獨立的共和國也可以，你愿意參加到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來也可以。當時要使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政治上站住腳，就必須強調民族自決權這個口號，允許民族分立。這樣才能把過去那種帝國主義政治關系擺脫，而使無產階級專政的新社會主義國家站住腳。當時的具體情況要求俄國無產階級這樣做。

    中國是處在另一種歷史情況之下。舊中國雖然有北洋軍閥和后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壓迫勞動人民，壓迫兄弟民族，但是整個中國則是被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成為半殖民地，部分地區則成為殖民地。我們是從這種情況下解放出來的。革命的發展情況也和蘇聯不同。我們不是首先在大城市起義或者在工業發達的地方起義取得政權，而是主要在農村中建立革命根據地，進行長期奮斗，經過二十二年的革命戰爭才得到了解放。因此，我國各民族的密切聯系，在革命戰爭中就建立了起來。例如，在內蒙也有革命根據地，在新疆也有過反對國民黨的革命運動，在我黨領導的西南游擊區也有各兄弟民族參加，內地許多兄弟民族都參加了解放軍，紅軍長征經過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時，留下了革命的影響，并且在少數民族中吸收了干部。總之，我們整個中華民族對外曾是長期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內部是各民族在革命戰爭中同甘苦結成了戰斗友誼，使我們這個民族大家庭得到了解放。我們這種內部、外部的關系，使我們不需要采取十月革命時俄國所強調的實行民族自決、允許民族分立的政策。

    歷史發展給了我們民族合作的條件，革命運動的發展也給了我們合作的基礎。因此，解放后我們采取的是適合我國情況的有利于民族合作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我們不去強調民族分立。現在若要強調民族可以分立，帝國主義就正好來利用。即使它不會成功，也會增加各民族合作中的麻煩。例如新疆，在解放前，有些反動分子進行東土耳其斯坦之類的分裂活動，就是被帝國主義利用了的。有鑒于此，在成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時，我們沒有贊成采用維吾爾斯坦這個名稱。新疆不僅有維吾爾一個民族，還有其他十二個民族，也不能把十三個民族搞成十三個斯坦。黨和政府最后確定成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新疆的同志也同意。稱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帽子”還是戴的維吾爾民族，因為維吾爾族在新疆是主體民族，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他民族也共同戴這個帽子。至于“新疆”二字，意思是新的土地，沒有侵略的意思，跟“綏遠”二字的意思不同。西藏、內蒙的名稱是雙關的，又是地名，又是族名。名稱問題好像是次要的，但在中國民族區域自治問題上卻是很重要的，這里有一個民族合作的意思在里面。要講清楚這個問題。

    以上這些都說明，我們是根據中國民族歷史的發展、經濟的發展和革命的發展，采取了最適當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而不采取民族共和國的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單一體的多民族的國家，而不是聯邦國家，也無法采取聯邦制度。我們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從我國的實際出發，分別情況，成立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或者民族鄉，使所有少數民族不論聚居或者雜居都能實行真正的自治。這就有利于少數民族普遍行使自治權利，也有利于民族之間的合作互助。我國各民族的發展是不平衡的，這也是從歷史上來的，經濟基礎是這樣，上層建筑也是這樣。要想趨向平衡，就要各民族合作互助，不能孤立地講發展。以新疆來說，那里有石油資源，有各種有色金屬資源，有可以開墾的農田，適宜種植棉花，但這只是好的條件，不要忘記那里還有困難。新疆水利不夠，要大大地改善水利系統，才能夠開發。交通也很困難，不僅要修通從蘭州到新疆的鐵路，而且要修通北疆到南疆的鐵路，才能開發。要開礦、墾田，可以用機械，但最根本的有兩個問題：一是要有資金，一是要有人力。即使有了機械，也還要有人力、財力才能得到發展。僅僅依靠新疆一個自治區的五百萬人口，不可能積累多少資金，而且人力也不夠。必須要靠全國的力量，國家的力量，中央的力量，把我們計劃經濟中能夠積累的資金拿出一部分投資到新疆增加財力，從內地動員一部分人力到新疆增加勞動力，這樣才能使新疆大發展。這就必須民族合作。不能設想，新疆孤立地只靠現有的人力、物力，就可以解決問題。

    在中國這個民族大家庭中，我們采取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是為了經過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發展、共同的繁榮。中國的民族宜合不宜分。我們應當強調民族合作，民族互助；反對民族分裂，民族“單干”。我們民族大家庭采取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有利于我們普遍地實行民族的自治，有利于我們發展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我們不要想民族分立，更不應該想民族“單干”。這樣，我們才能夠真正在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基礎上，建立起我們憲法上所要求的各民族真正平等友愛的大家庭。

    三

    關于民族繁榮和社會改革的問題

    我們這個多民族的大家庭要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在民族繁榮的基礎上前進。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能夠有民族繁榮，所以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比封建主義更優越。歷史證明，過去許多兄弟民族不是走向繁榮，而是走向衰亡。為什么？就是因為過去的反動統治者采取歧視兄弟民族，以至削弱和消滅兄弟民族的政策。兩千年來歷史上有記載的兄弟民族，有些現在不見了，其中有的可能向遠方遷移了，有的可能和漢族或者和其他民族融合起來了。這些變化的情況，還有待歷史學家的研究。

    上面講過，滿族從幾十萬人變成了幾百萬人，吸收了漢族的文化。滿族建立的清朝政權，統治了中國近三百年。清朝以前，不管是明、宋、唐、漢各朝，都沒有清朝那樣統一。清朝起了統一的作用。另一件事就是繁榮了人口。中國人口的增長，在清朝是相當大的。這是它有功的一面。但是，它不是繁榮所有民族的人口。例如在清朝統治下，漢族人口增長了。可是對某些兄弟民族，它的政策則是削弱。如蒙古和藏這兩個民族，在清朝的時候人口是減少了的。蒙古民族在最盛的時候據說有四五百萬人口，但是到了清朝就減少了。藏民族在唐朝時是很強大的，有很大的發展，曾到過陜西的關中北部、長安附近，到過甘肅的南部，還到過四川、云南，人口據說有四五百萬。現在藏族人口合起來不到三百萬。這兩個民族，顯然是在清代削弱了。這說明，封建主義的民族政策是要削弱別的民族的。

    帝國主義更是如此。帝國主義統治殖民地，總是把當地的民族搞得很窮困，窮困以后就要衰弱了。大家知道，帝國主義是從西方來的，起初主要是英國和法國，以后是美國。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對任何殖民地的原有民族，都是采取削弱的政策。例如西班牙、葡萄牙、英國到美洲殖民，把原來占當地人口多數的印地安人削弱成了少數。又如英國人、法國人、比利時人到非洲殖民，也是這樣做的，他們力圖削弱非洲的黑人民族。只有不甘心于做殖民地奴隸、奮起反抗取得勝利的民族才慢慢好了，如埃及、摩洛哥、突尼斯、阿爾及利亞等等。所以，從世界史上可以看出來，不管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都是削弱被壓迫民族的。反動統治者不僅壓迫本民族的勞動階級，也削弱它統治的其他民族。東方各民族的經濟文化比西方落后，曾長期處于被壓迫被削弱的地位。只有爭得民族獨立，他們才能免于被削弱。在民族政策上，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跟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根本不同。我們要幫助各兄弟民族的繁榮，必要的時候對社會主義國家以外的民族也給予幫助。我們對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榮。各民族繁榮是我們社會主義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場。絕不能說這個民族是優越的，那個民族是劣等的，這種想法是完全錯誤的種族主義的想法。德國法西斯認為日爾曼民族是最優秀的民族，說德國日爾曼血統是最好的血統，這是極端反動的思想。我們認為，所有的民族都是優秀的、勤勞的、有智慧的，只要給他們發展的機會；所有的民族都是勇敢的、有力量的，只要給他們鍛煉的機會。世界上所以有些民族比較落后，這是環境造成的，是因為沒有給他們發展和鍛煉的機會。我們社會主義的民族政策，就是要使所有的民族得到發展，得到繁榮。所以，我們國家的民族政策，是繁榮各民族的政策。在這個問題上，各民族是完全平等的，不能有任何歧視，我們的根本政策是要達到各民族的繁榮。以往的歷史發展使有的民族削弱了，人口減少了，有的很落后，生活水平很低，這是反動統治遺留下來的后果。我在前面講了清朝對西藏的政策，如果講到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時代，那就更反動了。盡管孫中山先生提倡五族共和，到了蔣介石，首先就不承認回族，把他們叫做生活習慣特殊的人。國民黨連民族都不承認，更談不到幫助各民族發展了。這種對待各民族的反動統治、反動政策，我們歷來是反對的。

    歷史遺留給我們的，是對民族繁榮的很多不利的條件。我們必須把這些不利的條件逐步地去掉。要去掉這些不利于民族繁榮的條件，關鍵在哪里？關鍵在于社會改革。各個少數民族過去由于處在反動統治下面，，被反動統治者所壓迫，經濟得不到發展，人口得不到增長，生活得不到改善，使這些兄弟民族不能夠發展。我們新中國就是要幫助各民族發展，這就必須實行一個根本性的措施，就是進行社會改革。社會改革是我們中國各民族的共同性的問題。漢族也要經過改革才能夠發展。我們所說的社會改革，最根本的是經濟改革。為什么要改革？因為要建設社會主義，要人民生活富裕起來。要富裕就要有工業，一個民族沒有工業不可能富裕起來。因此，我們中國要工業化，沒有工業化，就不可能使生產發展。而要工業化，就得首先在農業上實行改革，把農業上的封建制度、奴隸制度廢除。農民得到了解放，才能夠使農業經濟得到發展，才能有工業發展的基礎。農業能夠大量增產，才可能積累資金，才可能供給工業原料，才可能解放勞動力參加工業生產。只有建立起工業基地來，這個民族才有發展的基礎。所以每個民族都不可避免地要經過經濟改革。現在，各兄弟民族地區絕大多數實行了土地改革，有不少兄弟民族進一步實現了農業上的社會主義改造，組織了農業合作社，這就一定會使農民的生產力得到解放，能夠在合作社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基礎上大大增產，這樣才能夠促進工業的發展。可是還有不少兄弟民族，經濟改革或者還沒有開始，或者還沒有完成。經濟改革分兩步，第一步是民主改革，即土地改革，第二步是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如果不進行經濟改革，維持奴隸制度、封建制度，多數的人民還是奴隸、農奴和封建制農民，生產力就不能夠解放。生產的東西大部分被剝削去了，勞動者本身還是窮困的，他們就不可能有增產的積極性。在我們新中國這個社會里，許多地方不但封建制度不存在了，連個體經濟制度都不存在了，進到社會主義集體經濟了，有些少數民族地區還孤立地外在奴隸制度、封建制度的統治之下，這怎么可能存在下去呢!它是一定要受到外界的影響的。例如，涼山彝族地區的改革，就是受了外界的影響。奴隸娃子起來了，他們要求改革。現在涼山彝族的一些頭人也同意改革，愿意放棄剝削。改革以后，他們還可以得到政府很好的待遇，生活得到保障。如果他們不贊成改革，就要被奴隸娃子推翻，什么也得不到。周圍環境的影響是很大的。西昌壩子實行了土地改革，就不能不影響涼山。大家都是在一個民族大家庭里，土地改革也好，社會主義改造也好，浪潮起來了，都會互相影響。不可能設想，某一個地方能夠長期地永遠地孤立在一個地方“單干”。我們要對現在還處在剝削者地位的兄弟民族上層分子說清楚這個問題：如果他放棄剝削，他所得到的好處，比反對這個改革所得到的要多得多；如果他抗拒改革，被群眾起來推翻了，他就得不到好處，或者得到的少了。如果他贊成改革，國家和政府會照顧他，群眾可以對他寬大些。這是一點。另一點，如果從長遠來看，他繼續長期剝削，在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孤獨地搞下去，終歸要失敗，而且剝削越維持得久，他將來失掉的越多。誰要幻想在中國這個社會里長期地保留他的剝削，甚至于過那種極度豪華的生活，那是絕對辦不到的。全中國都不那么豪華，少數人要那樣豪華是不能允許的。我們主張，各個兄弟民族的人民，包括他們的上層分子，覺悟到需要改革的時候，再去改革。某些地方推遲改革，是為了將來更好地改革，更和平地改革，更有準備地改革，但總是要改革。一定要把奴隸制度、封建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改革成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所以改革只是一個先后問題，緩急問題，而不是改革不改革的問題，不改革，民族就要貧窮。我們中國這個民族大家庭是要大家幸福，包括兄弟民族上層分子也要得到真正的幸福。改革就是使大家都幸福，不是少數人幸福。當然我們也要承認，改革后的一個時候，上層分子不能像過去那樣生活便當，用錢也不那樣方便了，因為收入是有一定數額的了。但是，前途是有保障了。將來工業更發展了，他們的生活水平也會更提高。這一點，我們要對所有兄弟民族的上層分子也講清楚。

    前面已經講過，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是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的。我們不能設想，只有漢族地區工業高度發展，讓西藏長期落后下去，讓維吾爾自治區長期落后下去，讓內蒙牧區長期落后下去，這樣就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了。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區、區域自治的地區都現代化。全中國的現代化一定要全面地發展起來。我們有這樣一個氣概，這是我們這個民族大家庭真正平等友愛的氣概。我們不能使落后的地方永遠落后下去，如果讓落后的地方永遠落后下去，這就是不平等，就是錯誤。

    這種改革，不僅是經濟制度的改革，也會影響到別的方面。因為經濟基礎變動了，上層建筑也要受影響，就是說，政治上、思想上也要受影響。政治上的制度要適合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也要改革，要改革成為民主集中制。又有民主，只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紀律；又有個性的發展，又有統一意志。思想也要適合這個社會主義制度的要求，大家要學習馬克思主義，要愛護社會主義制度。

    有的宗教界朋友擔心，既然經濟基礎的改革會影響到思想方面，那么，是否也會影響到宗教呢？經濟基礎的改革對思想方面有影響是必然的。但是，思想方面的變化，不會像政治制度的改革那樣發展。思想變化的過程是最慢的。信仰宗教的人，不僅現在社會主義的國家里有，就是將來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是不是就完全沒有了？現在還不能說得那么死。現在我們只把宗教信仰肯定為人民的思想信仰問題，而不涉及政治問題。不管是無神論者，還是有神論者，不管是唯物論者，還是唯心論者，大家一樣地能夠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我們共產黨內有很多農民黨員，他們擁護社會主義制度，參加合作社，干得很積極。他們的經濟是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在組織上是按合作社的章程辦事，并且許多人是鄉政權的干部。他們在政治上、思想上都適合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要求，但是，一到了晚上，有的就怕鬼。你說所有的共產黨員都不怕鬼，我就不相信。人的思想有各種各樣，只要他不妨礙政治生活，不妨礙經濟生產，我們就不要干涉。宗教是會長期存在的，至于將來發展如何，要看將來的情況。但是，只要人們還有一些不能從思想上解釋和解決的問題，就難以避免會有宗教信仰現象。有的信仰具有宗教形式。有的信仰沒有宗教形式。宗教界的朋友們不必擔心宗教能不能存在。按照唯物論的觀點，當社會還沒有發展到使宗教賴以存在的條件完全消失的時候，宗教是會存在的。現在應該擔心的不是宗教能不能存在，而是民族能不能繁榮。

    民族繁榮是我們各民族的共同事業，對此不能有任何輕視。只有改革才能使民族繁榮。經濟改革是各民族必須走的路。走這條路才能工業化、現代化。工業化、現代化了，經濟生活才能富裕，民族才能繁榮，各族人民才能幸福。這里要順便說一下，就是有些兄弟民族還需要增加人口，但漢族人口增加得太快了，所以漢族地方要提倡節制生育。

    四

    關于民族自治權利

    和民族化的問題

    肯定地說，民族自治權利必須受到尊重。凡是憲法上規定的民族自治權利，以及根據憲法制定的有關民族自治權利的各種法規、法令，統統應該受到尊重。在這方面，從中央政府一直到地方政府，有的時候是注意不夠的。我們應該多檢查，多批評。同時，在這方面，因為漢族人數多，容易忽視少數民族的自治權利，大漢族主義的缺點也是比較容易發生的。忽視民族自治權利的傾向，多半是從大漢族主義來的，應該批判。

    另一個問題，就是民族化問題。既然承認各民族的存在，而我們又是多民族的國家，民族化問題就必須重視。因為經過民族化，民族自治權利才會被尊重。例如，民族的語言文字，就要尊重它。沒有文字的，要按照本民族的意愿幫助他們創造文字。在民族自治地方，主要民族的文字應該成為第一種文字。既然是民族自治，就要培養民族干部。既然承認民族，各民族的風俗習慣就要受到尊重。這些就是民族化。如果不重視這些民族化的問題，就不符合我們建立社會主義民族大家庭使各民族共同繁榮的政策。

    對以上兩個問題，國家、行政機關、漢族應當負更多的責任，因為最容易忽視。關于干部方面的民族化，就是民族干部應當有一定的比例。在漢族人多的地方，容易忽略少數民族干部的一定比例。即使少數民族人口少，也必須照顧這一點。所以民族自治權利問題、民族化問題，政府機關要多注意。

    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行政機構，是不是一定要跟省、專區、縣一樣？這個問題還值得研究。過去太求同了，不那么妥當。各省之間都不應當完全一樣，自治區與省，自治州與專區，自治縣與縣，就更不應當一樣，應當因地制宜。

    布每個民族自治地方，民族干部應該做負責工作。當然不是所有的負責人都不能由漢族干部擔任，但是民族干部總要負更多的責任。因此，就應當有步驟地有計劃地培養民族干部，要派好的干部到中央、省來學習，也要多把好的干部派回去，這才有利。這一方面，以后中央和省應當多注意些。另一方面，也應當派漢族干部去幫助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工作。有些地方漢族多，更不能不要漢族干部。像內蒙，漢族那樣多，在人民代表大會、政府機關、企業機構，當然要有漢族干部。廣西也是這樣。將來寧夏回族自治區也是這樣。就是少數民族占多數的地方，像新疆、西藏，也不可能沒有漢族干部。在那些兄弟民族占多數的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派漢族干部應當少而精，就是要派好的、得力的干部，不能多而濫。領導干部很關重要，不論是黨的還是政府的，都要照顧雙方面，要力求合作。如果干部問題解決不好，一切政策就都沒有人實施。如果干部鬧對立、包辦、單干、歧視、分裂，則一切都搞不好。

    我們的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在中國存在有宗教信仰的人和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就是有神論者和無神論者。這兩類人應該彼此相處得很好。我們從來不像有些國家那樣在宗教問題上爭執得那么厲害，甚至被帝國主義者挑撥引起戰爭。信仰各種宗教的人，本來是可以合作的。我國信佛教的最多，第二是信伊斯蘭教的，第三是信天主教的，第四是信基督教的。我國信仰各種宗教的人，向來就是合作的。不信仰宗教的人應當尊重信仰宗教的人，信仰宗教的人也應當尊重不信仰宗教的人。不信仰宗教的人和信仰宗教的人都可以合作。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也可以合作。這對我們民族大家庭的團結互助合作是有利的。

    民族的風俗習慣比宗教信仰還要廣泛，因為一個民族不一定都信仰一種宗教。有很多民族是信仰多種宗教的，也有幾個民族是信仰同一種宗教的，如回族和新疆幾個民族是信仰同一種宗教的，蒙古族和藏族也是信仰同一種宗教的，但風俗習慣常常是一個民族一種，因此，風俗習慣也同樣應該受到尊重。如果不尊重，就很容易刺激感情。比如我們對回族和新疆的各個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不吃豬肉的風俗習慣就要尊重。另一方面，對于反映在文化方面的風俗習慣，不要隨便加以修改。現在有些文工團到兄弟民族地區學習音樂舞蹈，特別是舞蹈，常常拿漢族的想法來修改，兄弟民族對此很不高興。這是強加于人，不尊重人家的風俗習慣。有些漢族人總覺得他自己的都是好的，人家的是落后的，這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思想。人家的風俗習慣是建立在自己的生活條件的基礎上的。風俗習慣的改革，要依靠民族經濟基礎本身的發展，不要亂改。

    以上我一共講了四個問題，這些問題還要繼續研究，今天我只是把原則性的問題講一講，供大家參考。

    根據《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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