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那么無可否認有些人的功勞要相對大的多；如果說歷史是英雄的歷史，那么俾斯麥無疑是其中風頭十足的一位；如果說外交在國際關系史上作用舉足輕重，那么在人類歷史上能夠像俾斯麥般把外交技藝運用的如此嫻熟且精致的并不多見，在他身后的德意志則幾無來者。俾斯麥的魅力或許是他表現出來的令人難以捉摸的矛盾：他制定了憲法卻又把憲法當作可以擺弄的工具，他出身容克貴族但有時又毫不猶豫的反對他們的利益；他反對社會主義卻嘗試解決社會問題；他聲言自己是君主制的信徒但卻推翻了實行君主制的德國諸侯；他自稱普魯士人卻宣稱德國的利益高于一切；他需要歐洲的和平卻戲噱歐洲的正統思想 ……

其實這種表面的矛盾背后深藏的是俾斯麥完全世俗的權力政治思想，正如基辛格所言：“（在俾斯麥時代）代表純講實力的均勢政策之德文詞Realpolitik（現實政治或權力政治）取代了法語的raison d’ etat（國家至上），歐洲的兩大革命家拿破侖三世和俾斯麥都有力的促成了對梅特涅正統道德體系約束的反叛，但是后者卻比前者高明和有效的多?！?俾斯麥只用實力說話，他終日辛勞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平衡普魯士之實力和理想（需要），而這卻需要極其高明的大戰略思想來指導和塑造其外交政策和行為。從戰略的角度而不僅僅是戰術上從事外交活動，這是衡量一切國務家和外交家素質高低的一項關鍵指標。由是觀之，俾斯麥的確是他那個時代鮮見的具有自覺大戰略意識極為高明的外交家和政治家。本文以下將通過對俾斯麥在德國統一時期的外交戰略和策略的分析，來彰顯俾斯麥的外交風格和戰略風采。

一、統一德國：根本戰略目標的確立

是時，普魯士王國的國家根本對外目標應該是什么？看起來答案可以有很多種:

1. 維系現狀、滿足于梅特涅體系所帶來的在神圣羅馬帝國內與奧地利相當之特殊地位；

2. 像俄國一樣盡可能的開疆掠土，實行霸權政策，建立足夠大的泛日耳曼人的共同帝國；

3. 當然，普魯士也可以像英國和其他殖民國家一樣把目光放到海外，進行擴張，奪取發展空間；

4. 依據相對謹慎溫和的德意志民族主義，統一德意志邦聯為帝國，當然“一山不容二虎”，要完成此目標必須或者并吞奧地利或者排除其出德意志。

這幾種國家根本目標在近現代的德國歷史上都有很突出的表現，每一種政策目標都貌似合理，對某些人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那么為什么俾斯麥會選擇第四個而不是其他三個呢？很多史家認為德國的統一作為不言自明的歷史義務會很自然的落到普魯士的頭上，這顯然是簡單化的歷史決定論，普魯士國王除非自覺、否則完全沒有必要把德國統一的“義務”大包大攬下來，事實上確實有多位君主滿足于其在邦聯中的地位而對所謂義務不屑一顧，直至威廉一世執政才有了根本性的改觀。威廉作為一位有作為的君主，掌權后就決定以武力統一全德，但是君主的野心通常沒有節制，容易滑向把第2方案作為國家的根本戰略目標。所幸，他任命謹慎自制的俾斯麥為宰相使國家的根本目標始終維系在第4方案的周圍而不致相去甚遠。至于方案3，對當時的普魯士而言，既無強大的海軍作為實力支撐，又沒有早期殖民活動的優勢基礎，更由于其處于歐陸中心的地緣位置，使其既無能力也無意愿加以實施，當然德國統一、尤其是威廉二世上臺后德國能力和意愿以及國際環境的變化導致了與彼時完全不同的國家根本目標。

如果我們用大戰略的基本理論來加以審視，則可以更加清楚俾斯麥所制定之普魯士國家根本目標的高明和適切。根據大戰略原理，確定國家根本戰略目標的關鍵在于：國家的根本戰略目標是否集中、明確、合理、有效；各種利益需要以及多種政策目標是否有輕重緩急次序并且明確恰當；手段與目的是否大致平衡；各種手段之間是否大致平衡。 由是觀之，俾斯麥以方案4為其根本對外目標是非常合理和有效的，因為方案4比方案2更謹慎、有限，統一德國比盲目的領土擴張要明確、集中和合理的多；方案4比方案1更具有進取精神，是發展的戰略目標而非守成的無為而治；方案4與方案3相比則更現實和有效。普魯士的確有很多利益目標需要實現，但是只有統一德國既是大勢所趨又是戰略需要。而且這樣的對外目標也與普魯士所擁有的實力大致平衡，因為舉世聞名的普魯士征兵制和參謀總部體制之軍事改革大大增強了其陸軍實力，戰斗力位居列強之首，因為普魯士的自由化色彩較濃厚的政治改革的吸引力，更因為被列寧稱之為“普魯士道路”的經濟高速發展的工業化，這些共同使普魯士的實力大增，達到歷史最高水平。此外，十分善于玩弄政治平衡術的俾斯麥也保證了各種手段間的大體平衡。

既然根本目標已經確立，那么緊接著就是要選擇實現目標的基本手段和方式。應該如何統一德國？是像撒丁王國那樣依靠自下而上的人民革命、并鼓勵和塑造一支加里波第式的志愿軍完成統一，還是像此前一般觀察家所看好的經由有國會有憲法的政府來自由而溫和的通過改革自上而下進行？俾斯麥排斥了選擇這兩個答案的可能性，他采納的是以鐵血為基礎的王朝戰爭形式。1862年他當上宰相的第一周，就在邦議會上發表了其首次演說：“當代的重大政治問題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所能決定的，而必須用鐵和血來解決。德意志所矚目的不是普魯士的自由主義，而是它的武力！” 他不是革命派，要為民主和平等而奮斗；他也不是自由派，要通過軟弱無力的議會來達到目的；當然他也不是純粹的保守派，要維護現狀。俾斯麥的做法從未得到很多人的擁護，新德國對保守派來說太民主，對自由派而言太專制，對正統派而言太重實力。 但是俾斯麥卻是一個天才人物，他主張導引他在國內與國際上所解放的力量，大膽而又狡猾地利用國際糾紛和有利時機來達到目的。

既然普魯士既有能力也有意愿，而且俾斯麥也設計了一個總體性的王朝戰爭計劃，那么統一的前景如何就在于執行過程中領導者的戰略智慧和政策水平了。

二、逐步統一：戰略和策略

大戰略及其目標業經確立，就應果斷堅決的予以實施。在戰略的執行過程中，首要的應該是有步驟、有重點，即確立合理、明確、集中、有限的階段性目標，并調動一切可用的國家大戰略資源進行相應的外交和戰爭行動，各步目標之間要層層推進、環環相扣。同時，戰略執行過程也要求領導者要具備自覺的戰略和策略意識，即要堅決而不輕易改變目標，又要果斷而不喪失時機，更要有節有度、不節外生枝、造成戰略分散。而這一切都在俾斯麥身上得到了幾近完美的體現。

俾斯麥統一德國戰略的第一步，就是進攻丹麥。普魯士進攻丹麥并非多年謀劃的結果，而是歷史偶然造成的機遇。但是這樣的機遇卻為俾斯麥牢牢抓住。由于丹麥國王執意要把石勒蘇益格劃入丹麥版圖、并限制荷爾斯泰因和勞恩堡的傳統地位，引起德意志人的強烈反對，很多人表示要參加對丹麥的戰爭。俾斯麥迅速利用了這個機會，積極準備對丹戰爭。由此他可以達到一石三鳥之利：首先，可以收并易北河三公國，為統一做準備；其次，可以把對丹戰爭作為未來對奧戰爭的預演；最后，還可以在對丹戰爭結束后制造普奧之間的領土糾紛，以便發動對奧戰爭時有所借口。當時奧地利不甘落后，也想通過打一場對丹戰爭牟利。盡管在奧地利艦隊的援助下，普魯士幾乎肯定能夠征服丹麥。但是，如果丹麥得到俄國或法國的支持，那么情況就會大不一樣了。因此，對于俾斯麥來說，普魯士的當務之急是必須與奧地利結盟，并阻止法國和俄國與丹麥結盟。俾斯麥靈活地運用外交手腕，使俄羅斯不與其為敵（因為普魯士未插手俄國鎮壓波蘭革命）、反復無常的拿破侖三世坐失良機、而英國則無大陸盟友可尋，最終導致丹麥在抗擊普魯士的戰爭中沒有得到任何外援。所以戰爭一開始，丹麥很快就被擊敗。戰后，普奧雙方簽訂《加施泰因協定》：石勒蘇益格歸普魯士管轄，荷爾斯泰因歸奧地利管轄；普魯士有權在荷爾斯泰因開鑿運河、修筑鐵路和敷設電纜；勞恩堡以250萬塔勒爾賣給普魯士。作這樣的安排被外人看來是“沒有謎底的謎語”，實際上卻是俾斯麥的詭計，它為后來普奧戰爭埋下了火種。

在對丹戰爭結束后，俾斯麥立即展開全方位的秘密外交活動，為的是在對奧戰爭中孤立奧地利。他深知，統一德國就等于破壞歐洲列強在維也納會議上安排的歐洲秩序，因而列強是不會作壁上觀的。首先他必須穩住英國，為此他對英竭力表現出親善的姿態：與英國達成協議，降低普魯士的關稅。但是，更重要的是俄、法兩國的態度。因為從地緣政治和權力政治的角度看，這兩個國家不會坐視普魯士統一德國，因為德意志的分裂曾使得俄國有可能向西擴張，使得法國有可能占領萊茵河流域的土地。由于俾斯麥在俄羅斯鎮壓波蘭民族起義時的媚俄表現，更由于同為三皇同盟的奧地利之惡劣行徑，仍然沉浸于維也納的王朝道德原則的亞歷山大二世作出了在可能的普奧戰爭中信守中立的承諾。至于法國，俾斯麥摸清了拿破侖三世的脾氣：他好大喜功，卻又不愿付諸行動，依賴公眾輿論，卻又猶豫不決、不愿冒險。于是俾斯麥含糊地答應給拿破侖三世某種補償，表示法國“可以在世界上一切通行法語的地方進行擴張” ，即由法國兼并盧森堡、比利時或者普魯士的萊茵省的一部分；同時俾斯麥還利用拿破侖三世以支持歐洲民族自決的民族主義者而自居的弱點，巧妙的博取了他的歡心。而且拿破侖三世竟然一直錯誤地以為在可能的普奧戰爭中奧地利很快就會獲勝，從而他可以從亂世中召開歐洲會議以獲取好處。這一切使拿破侖三世表示會很愿意保持嚴格的中立。與此同時，俾斯麥也尋求與意大利結盟，這一方面可以在未來的戰爭中使奧地利腹背受敵、兩面作戰、從而增加他的勝算，另一方面也可以附帶地討好以意大利統一之民族自決保護人自居的沽名釣譽者——拿破侖三世。由于俾斯麥許諾在對奧戰爭勝利后意大利可以恢復威尼西亞，二者一拍即合。此外，俾斯麥也拋出“男子普選制”來穩定國內政局。

在一切準備就緒之后，俾斯麥便借口奧地利對荷爾斯泰因管理不善，挑起戰端。德國統一的第二次王朝戰爭（又稱德國內戰）爆發了。在戰爭中，德意志大多數邦站到奧地利方面對普作戰，但是由于俾斯麥前期外交工作的天衣無縫，各個主要的大國或者中立或者暗助普魯士，而且還有一個重要的同盟者意大利，結果在薩多瓦之戰中，普軍大獲全勝。當時，國王和將領們都主張乘勝進軍，占領南部各邦，直搗維也納，擴大戰果。但是，俾斯麥卻在此時表現了高度的戰略節制，他認為，如果過分凌辱奧地利和南部各邦，不僅會加強反普勢力，妨礙德國最終的統一，而且有可能招致法國出兵干涉。盡管奧地利也是一個十足的德意志國家，但是一國無二主，在國際形勢不允許和普魯士的實力無以達到吞并奧地利帝國之時，把奧地利排除出未來德意志帝國疆土之外，這無疑是最明智切實的選擇。于是他力排眾議，堅持適可而止。在最終簽訂的《布拉格和約》中，奧地利放棄了對荷爾斯泰因的統治，同意普魯士吞并漢諾威、黑森、拿騷和法蘭克福，同意解散德意志邦聯，同意美因河以北諸邦在普魯士領導下成立北德意志聯邦。普魯士除要求奧地利繳納少量賠款外，沒有割取奧地利一寸土地。對奧地利的這種寬大處理，既展示了俾斯麥戰略上的恢宏氣度和高度節制，也在策略上為后來對法戰爭中爭取奧地利保持中立打下了基礎。

普奧戰爭后成立了普魯士控制的北德意志聯邦。但是南部的巴伐利亞、符騰堡、巴登、黑斯—達姆斯塔四邦仍然置身于聯邦之外。俾斯麥沒有因為它們在普奧戰爭中站在奧地利一邊而懲罰它們，也沒有強迫它們加入北德聯邦。但是他卻利用了拿破侖的野心，促使南德諸邦與其締結同盟。原來俾斯麥把普奧戰爭后拿破侖三世對萊茵河諸邦的吞并野心通知給巴伐利亞國王及南德諸邦政府，從而在南德諸邦造成了恐懼法國的心理。利用南德的這種心理狀態，俾斯麥獲得了他們的支持。同時，在外交上，俾斯麥細心洞察列強關系，不失時機的加以利用。由于英國固有的大陸均衡政策，希望加強中歐反對周邊的法、俄兩大強國；意大利希望趕走法國在教皇國的勢力；俄國在東方問題、波蘭問題與法國矛盾重重，也由于普魯士支持俄國關于修改克里木戰爭后巴黎條約對黑海中立化的規定；同時奧地利已無心恢復在德意志的地位，寧愿先集中全力重建二元的奧匈帝國、再向巴爾干發展，所以這些國家在未來的普法戰爭中大都或者保持中立或者與之結盟。此時自作聰明的拿破侖三世把法國帶入了空前孤立的死胡同，但是法國已無路可走，它只有孤軍奮戰才能挽救其在歐洲已喪失的優越地位。此時，企圖挽救顏面的拿破侖三世竟然愚蠢到要求“普魯士保證霍亨索倫家族不能有人繼承西班牙王位”，致使老謀深算的俾斯麥把刪節后的“埃姆斯密電”透露給報界，于是法國輿論大嘩，拿破侖開啟了戰端。普魯士與南德諸邦一起并肩作戰，很快就取得了色當大捷。而且由于俾斯麥在開戰一周內公布了積壓四年之久的貝爾德梯關于法國對比利時要求的草案，以“低地國家保護人”自居的英國更無心支持拿破侖的冒險，俄、奧、意也先后宣布了中立。至此德國統一的大道已暢通無阻，于是在1871年1月18日，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在法國凡爾賽宮正式即位為德意志帝國皇帝，俾斯麥成為這個帝國的宰相。

但是，令人頗為費解的是俾斯麥沒有像對待奧地利那樣也慷慨大度、有節有制地對待法國。50億法郎的賠款、對阿爾薩斯和洛林的占領致使此后德法成為不可和解的死敵，他們之間的限制和反限制由此成為主宰此后近百年國際關系史的關鍵問題。大氣恢弘的俾斯麥竟然也在權力政治的車輪下一時貪心、迷失自我，從而為德國釀下了無盡的禍端和幾近永恒的敵人。也許正如其友人魯恩所言：“無人得以不朽而無須付出代價。”可見，以實力為基礎的權力政治必須以大戰略理論和原理為指導才可能避免玩火自焚、自食其果的結局。

三、結語

外交在國際關系中到底能夠起多大作用？俾斯麥用生動而富于傳奇的經歷告訴我們“在大部分情況下外交可以解決國際關系中的大部分問題，剩下的就交給戰爭去完成吧”。但是這樣的外交家必須是有自覺戰略意識的外交家，有明確的根本對外目標、有合理集中有限的階段性目標、更要有果斷堅韌節制的意志品質；這樣的外交家也應該把戰略思維貫穿于具體的策略中，從來就沒有什么不變的原則，除了實力和能力，沒有任何國家是不可以結盟的，也沒有任何國家不會成為本國的敵人。對于這些如此高深的要求，俾斯麥在大部分情況下都為我們寫就了一個永遠的范例，除了對法國的幾近偏執狂式的刻薄。也許俾斯麥的能力真如基辛格所言之超出了社會可以接受的程度，如此高明的手腕、如此縱橫捭闔的國際關系、如此難以企及的豐功偉業的確是只屬于他自己的光榮。此后的德國領導者或者國家根本戰略目標模糊、不切實際，或者妄自尊大、不懂節制，或者只重軍事策略而無視國家大戰略，演繹了幾乎一個世紀的歷史悲劇。

注釋：

1.徐?。骸兑话倌陙淼馁滤果渹饔洝?，載《德國研究》2000年第3期，第38頁。

2.[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顧淑馨、林添貴譯），?？冢汉Ｄ铣霭嫔?，1998年版，第84頁。

3.參見時殷弘：《論美國反恐怖主義戰爭——一項從大戰略視角出發的回顧和評價》，載《國際經濟評論》2001年11-12期，第25-29頁；張春、時殷弘：《大戰略——理論與實例分析》，載《世界經濟與政治》1999年第7期，第71-75頁。

4.參見劉祚昌、王覺非編：《世界史·近代史》（下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17頁。

5.[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顧淑馨、林添貴譯），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頁。

6.本文歷史部分參考論著如下：[美]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1500-2000的經濟變遷與軍事沖突》（王保存等譯），北京：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2-232頁；[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顧淑馨、林添貴譯），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83-116頁；劉祚昌、王覺非編：《世界史·近代史》（下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07-124頁；邢來順：《論俾斯麥統一德國過程中的外交策略》，載《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4年第6期，第42-48頁；關勛夏：《俾斯麥與德國內戰》，載《軍事歷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111-1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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