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親自參加的悼念活動

作者：李林 2008-03-31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為逝者舉行各種形式的悼念活動，如遺體告別、公祭、追悼大會等，既表達對逝者的敬意，也是對生者的安慰。對于領導人而言，參加某些悼念活動，作為一種政治姿態，還有其特殊的象征意義。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長期擔任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雖然以唁電、送花圈等各種形式悼念國內外、黨內外各界人士非常多，但他參加的悼念活動是比較少的，因而愈加顯得彌足珍貴。筆者依據所收集的資料，對這些活動作一簡單歸納，供讀者和研究者參閱。

革命戰爭年代參加的悼念活動

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就曾為劉志丹、白求恩、“四八”烈士、劉胡蘭等題詞、撰文或創作詩詞，以表深切悼念；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他還參加追悼會，直接表達悼念之情。

１９２８年８月，紅軍優秀指揮員王爾琢不幸犧牲，毛澤東就曾趕到其犧牲地——江西崇義縣思順圩向烈士遺體告別，并為追悼會親擬挽聯：“一哭爾琢，二哭爾琢，爾琢今已矣！留卻重任誰承受？生為階級，死為階級，階級后如何？得到勝利始方休！”

１９３７年１月，寧都起義領導人、紅軍杰出指揮員董振堂壯烈犧牲的噩耗傳到延安，中共中央為其舉行追悼會，毛澤東等領導人參加。毛澤東還稱譽董振堂是“堅決革命的同志”，“路遙知馬力”。

在抗日戰爭中，毛澤東曾多次在延安參加集體性追悼大會，如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２日參加延安各界舉行的紀念孫中山逝世１３周年和追悼抗日陣亡將士大會；７月７日，參加延安各界舉行的追悼抗日陣亡將士及死難同胞大會，并獻挽詞：“抗戰到底，浩氣長存。”在大雨中領導舉行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奠基典禮，在哀樂聲中為死難者敬獻花圈。１９４５年黨的七大決定以七大名義召開中國革命死難烈士追悼大會。在七大結束后的第六天即６月１７日，追悼大會在中央黨校大禮堂舉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及七大全體代表、延安各界代表參加大會。毛澤東擔任主祭，并題挽詞：“死難烈士萬歲。”由七大全體代表參加的中國革命死難烈士追悼大會以其“追悼逝者、鼓舞生者”的偉大意義，實際上成為七大的一項重要內容。

此外，毛澤東還數次題寫挽聯、挽詞，追悼英勇殉國的王銘章、張自忠、戴安瀾以及楊靖宇、左權、白求恩等。時至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１日，毛澤東視察南方回京途中還特地在邯鄲下車，專程來到左權墓前脫帽致哀。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參加的悼念活動主要有以下幾次：

１９３８年９月１７日，抗大政治教育科科長楊蘭史因病逝世，抗大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追悼會由朱德主持，毛澤東出席大會并親筆寫下“哀悼我們教育戰線上的勇士，楊蘭史同志永遠不死”的挽聯。

１９４２年３月９日，毛澤東參加張浩（林育英）的葬禮，并為張浩守靈、執紼、抬棺和給墓穴奠土。

１９４４年９月８日，毛澤東出席中央警備團為張思德舉行的追悼會，并題寫挽詞：“向為人民利益而犧牲的張思德同志致敬”，并在會上作了《為人民服務》的著名講話。他提出：今后在我們的隊伍里不管誰犧牲或去世，只要他是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這要成為一個制度。……用這樣的方法，寄托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

１９４５年２月７日，毛澤東出席了中共中央和八路軍總部在延安中央大禮堂舉行的追悼彭雪楓大會。

1950年痛悼開國元勛任弼時

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６年約２７年時間里，毛澤東參加了為數不多的幾次悼念活動，而新中國成立后不久痛悼開國元勛任弼時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次。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２７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秘書長、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名譽主席等重要職務的任弼時，因積勞成疾，溘然長逝，年僅４６歲。

任弼時是中共七屆一中全會選舉的“五大書記”之一，在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中，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艱苦的條件下，任弼時落下嚴重疾病，并一直無法得到良好治療，特別是在轉戰陜北的過程中，病情進一步加重。

新中國成立后，任弼時曾赴蘇聯治療，但他仍念念不忘公務，當病情稍有好轉，就投入緊張的工作中。時值朝鮮戰爭爆發，國內外形勢十分嚴峻，任弼時早已忘記自己重病纏身，早已把中央對他工作時間的限制置之腦后，每天拼命地工作，終因勞累過度而病發逝世。

聽聞噩耗，毛澤東十分悲痛和震驚。這不僅僅由于任弼時是新中國成立后逝世的第一位黨中央領導集體成員，更多的是由于他們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走過３０多年的風雨歷程，結成了牢不可破的同志加戰友的深情厚誼。沉痛之中，毛澤東提筆題詞：“任弼時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以表達對戰友的悼念之情。他到任弼時住處吊唁并慰問其家屬，叮囑任弼時夫人陳琮英：“一定要撫養好孩子們，讓他們好好學習，長大繼承他們父親的遺志。”

１０月２８日，中共中央成立了以毛澤東為首、由２４０多人組成的任弼時同志治喪委員會。同日上午，任弼時遺體入殮，并移靈至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接受各方友好、人民群眾的瞻仰和吊唁。２８日上午９時整，哀樂齊奏，毛澤東親視含殮。他深情地凝視著老戰友，銘記任弼時的最后遺容。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真抬任弼時遺體入棺，并覆蓋中國共產黨黨旗。９時半，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真、李立三、羅榮桓、劉伯承、張聞天、蔡暢、聶榮臻、吳玉章、滕代遠、徐特立、薄一波、鄧穎超、羅瑞卿、李維漢執紼，將靈柩移至勞動人民文化宮靈堂。上午１０時，開始瞻仰遺容和吊唁。

１０月３０日上午９時，首都各界４萬余人參加了任弼時的追悼大會。追悼大會由彭真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劉少奇作簡短講話（相當于悼詞），對任弼時的一生作了高度評價。追悼大會后，上午１０時起靈，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李濟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執紼，任弼時的靈柩送殯至北京市革命公墓（今八寶山革命公墓）。由于當時革命公墓尚在籌建中，中央決定在任弼時墓穴選定修建之前，靈柩浮厝在大廟前安放。

１９５１年７月１８日，任弼時的靈柩正式安葬，前往執紼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董必武、彭真等，靈柩在執紼者引導下，由公墓靈堂移到墓地。毛澤東親筆為任弼時墓碑題寫碑名：“任弼時同志之墓”。

1953年至1960年數次赴使館悼念蘇聯和東歐國家領導人

２０世紀５０年代，中國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重要成員，與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保持著密切的友好關系。毛澤東曾經數次赴蘇聯、波蘭、捷克、民主德國等國駐華大使館，吊唁各國逝世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１９５３年３月，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國際共運領袖斯大林逝世，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對此表示深切悼念，除派出代表團赴莫斯科出席葬禮外，在中國國內也舉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動。

３月４日，獲悉斯大林病重，毛澤東同朱德、周恩來、高崗等前往蘇聯駐華大使館會見潘友新大使，請其轉達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斯大林病情的關懷與慰問，并表示了對斯大林早日恢復健康的盼望。３月５日夜，斯大林逝世。３月６日，毛澤東致電吊唁，并偕同朱德、周恩來、林伯渠、張聞天、彭真、鄧小平等，前往蘇聯駐華大使館吊唁，面請潘友新大使轉達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斯大林無限沉痛的悼念和崇敬之意。３月９日，毛澤東發表悼念斯大林的文章《最偉大的友誼》。同日下午，在與莫斯科舉行的斯大林葬禮的同時，北京各界６０多萬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追悼大會。在我國國內為外國領導人舉行追悼大會，這是罕有先例的。毛澤東作為追悼大會主席團成員參加大會，并向斯大林遺像敬獻花圈。

１９５３年３月１５日，毛澤東在獲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總統、捷共主席克利門特·哥特瓦爾德不幸逝世的消息后，于當天偕朱德、彭真、鄧小平、楊尚昆等到捷駐華大使館吊唁，面請康薩拉大使轉達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哥特瓦爾德的沉痛悼念。

１９５６年３月１３日，毛澤東在獲知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波萊斯瓦夫·貝魯特不幸逝世的消息后，當晚１１時偕同劉少奇、周恩來、陳云、彭真、張聞天、彭德懷、鄧小平、楊尚昆等，到波蘭駐華大使館吊唁，面請大使館臨時代辦馬伊曼轉達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貝魯特的沉痛悼念。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４日下午３時３０分（莫斯科時間），正在莫斯科出席會議的毛澤東前往捷克斯洛伐克駐蘇聯大使館，吊唁前一天逝世的捷總統安托寧·薩波托斯基。毛澤東在捷駐蘇大使沃薩格里克陪同下，在薩波托斯基總統的遺像前敬獻花圈并默哀。毛澤東面請沃薩格里克大使轉達對薩波托斯基總統逝世的沉痛悼念。毛澤東在外國吊唁第三國元首，這是一次特殊的吊唁，也是唯一的一次。

１９６０年９月７日晚，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董必武等，在獲知民主德國總統威廉·皮克不幸逝世的消息后，前往民主德國駐華大使館吊唁，在皮克總統的遺像前靜默悼念，并面請汪戴爾大使轉達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威廉·皮克總統的沉痛悼念。這也是毛澤東數次親赴使館悼念蘇聯和東歐國家領導人的最后一次。

1955年和1959年悼念兩位民主人士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曾參加了兩位民主人士的悼念活動，頗為引人注目。這就是１９５５年張瀾逝世，毛澤東曾親視含殮；１９５９年李濟深逝世，毛澤東前往靈堂吊唁。

１９５５年２月９日，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的張瀾因病逝世。９日下午，張瀾靈柩移到中山公園中山堂，晚上９時入殮。毛澤東同劉少奇、周恩來、董必武、宋慶齡、陳云、彭德懷、鄧小平、李富春、林伯渠、李濟深、沈鈞儒等親視含殮。隨后，首都各界人民于２月１３日上午１０時在中山公園中山堂公祭張瀾，由劉少奇主祭，陪祭的有周恩來、沈鈞儒、李濟深、黃炎培、郭沫若、章伯鈞、羅隆基等，毛澤東沒有參加公祭儀式。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９日，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的李濟深因病逝世。當天下午遺體入殮，并于晚間火葬。１０月１１日晚，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宋慶齡、彭真等，前往中山公園中山堂吊唁李濟深。在哀樂聲中，毛澤東等人緩步走進靈堂，并分別向李濟深靈位致哀。首都各界于１０月１２日上午１０時在中山公園中山堂公祭李濟深，由朱德主祭，陪祭的有林伯渠、羅榮桓、沈鈞儒、郭沫若、黃炎培、彭真、李維漢、陳叔通、班禪、程潛、蔡廷鍇、張治中、熊克武等，毛澤東沒有參加公祭儀式。

1963年向羅榮桓元帥遺體告別

從１９５０年送別黨的重要領導人任弼時以后，毛澤東在５０年代也曾赴大使館吊唁蘇聯和東歐國家多位領袖，也曾吊唁張瀾、李濟深兩位民主人士，但卻較長時間都沒有參加黨內同志的葬儀，包括１９６０年５月逝世的黨內元老林伯渠、１９６１年３月逝世的陳賡大將、１９６２年２月逝世的李克農上將等。

１９６０年以后，毛澤東參加各類悼念活動更少，目前可查的只有兩次：１９６３年向羅榮桓的遺體告別和１９７２年參加陳毅的追悼大會。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１６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的羅榮桓元帥因病逝世。早在井岡山斗爭時期，羅榮桓就得到毛澤東的高度賞識，在以后的幾十年時間里，毛澤東對他一直非常倚重。羅榮桓成為解放軍杰出的政治工作領導人，在１９５５年當之無愧地被授予元帥軍銜。新中國成立后，羅榮桓曾任總政治部主任，并兼任總干部部部長，領導全軍的政治工作。他始終把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作為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務，做了大量開拓性工作，為解放軍的思想政治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羅榮桓還曾擔任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等重要職務，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嘔心瀝血，戰斗、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受到廣大干部和群眾的愛戴和崇敬。

羅榮桓去世的當天晚上，毛澤東同劉少奇、鄧小平等正在頤年堂聽取聶榮臻匯報十年科學技術規劃。會議開始，他提議大家起立，為羅榮桓默哀。毛澤東還參加了以劉少奇為主任的治喪委員會。１２月１７日，毛澤東、劉少奇、朱德、董必武、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解放軍高級將領和各方面的負責人，陸續來到北京醫院，向羅榮桓的遺體告別。毛澤東在羅榮桓的遺體前靜默致哀，并向守候在遺體旁的羅榮桓家屬表示親切慰問。１２月２３日上午，首都各界１萬多人，在勞動人民文化宮隆重公祭羅榮桓。公祭儀式由劉少奇主祭，朱德、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陪祭，由鄧小平致悼詞，對羅榮桓的一生給予了高度評價，中共中央號召全黨、全軍、全民繼承和發揚羅榮桓同志的革命精神。毛澤東沒有參加公祭大會。

據回憶，著名的《七律·吊羅榮桓同志》是毛澤東在北京醫院向羅榮桓遺體告別后幾天寫下的一首詩。詩中寫道：記得當年草上飛，紅軍隊里每相違。長征不是難堪日，戰錦方為大問題。斥 每聞欺大鳥，昆雞長笑老鷹非。君今不幸離人世，國有疑難可問誰？雖然對這首詩存在不同的解讀，但毋庸置疑，這份身后哀榮，充分表達了毛澤東對羅榮桓的高度評價和痛惜之情。

1972年出人意料地參加陳毅追悼大會

１９７２年１月１０日，毛澤東參加陳毅追悼大會，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是非常重要的歷史事件，在當時產生了巨大影響。

１９７２年１月６日，時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的陳毅，因病逝世。陳毅是毛澤東在井岡山斗爭時期就曾“相見恨晚”、并肩作戰的老戰友，兩人長期保持著不尋常的友誼。在“文革”中，陳毅受到沖擊和不公正的對待，但他依然堅持為黨和國家工作，不辭辛勞，直到去世。１月８日晚，周恩來將中央軍委送來的悼詞稿送毛澤東審閱，同時附信說明陳毅追悼會的日期、規格等。毛澤東在悼詞上刪去其中有關功過的評價，并批示：“基本可用”，“功過的評論，不宜在追悼會上作”。

對陳毅追悼會，有一種流行甚廣的說法，稱當時有關方面定的規格是，以中央軍委的名義舉辦，“低于謝富治，略高于彭紹輝”。這種說法是經不起推敲的。謝富治１９７２年３月２６日病死，其追悼會是３月２９日舉行的，彭紹輝１９７８年４月２５日病逝，他們的追悼會與陳毅的追悼會根本不具備可比性。但可以肯定，當時所定的規格，陳毅已不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其追悼會由中央軍委出面組織。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追悼會，軍委副主席葉劍英致悼詞。政治局委員不一定出席，參加追悼會人數為５００人。

《毛澤東傳》和毛澤東當年身邊工作人員的回憶，為我們描述了當時的基本情況：１月１０日下午，首都各界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追悼陳毅同志大會。毛澤東開始并沒有打算出席追悼會，各方面也都沒有準備。就在追悼會舉行前一個多小時，出乎所有人意料，毛澤東突然決定要出席。工作人員要給他換上正裝，毛澤東讓他們把“毛式”服直接套在睡袍上，而制服褲子則未穿上，只穿著一條薄毛褲，工作人員只好在外面給他穿了件大衣，然后乘車直奔八寶山。

周恩來得知消息后，也感到很突然。他立即撥通了中央辦公廳的電話，指示：馬上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務必出席陳毅同志追悼會；通知宋慶齡副主席，通知人大、政協、國防委員會，凡是提出參加陳毅同志追悼會要求的，都能去參加。接著又撥通外交部的電話：請轉告西哈努克親王，如果他愿意，請他出席陳毅外長追悼會。然后，周恩來乘車急速趕在毛澤東之前到達八寶山休息室，激動地通知陳毅夫人張茜：毛主席要來，并安慰她“要鎮靜些”。

毛澤東到達追悼會會場的時間很早，除了陳毅家屬和周恩來外，還沒有多少人到達。毛澤東一下車便要見張茜及其子女。看著神情悲切的張茜，毛澤東潸然淚下，他說：“我也來悼念陳毅同志嘛！陳毅同志是個好同志。”還說：“他是個好人。”在詢問了陳毅幾個子女的近況后，毛澤東勉勵道：“要努力奮斗。陳毅同志對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是作出了貢獻、立了大功勞的，這已經作了結論來。”張茜表示很感謝，并真誠地請求毛澤東提前回去。毛澤東微微搖頭，說：“不，我也要參加追悼會，給我一個黑紗。”工作人員拿來了一塊黑紗戴在了他的大衣袖子上。一些黨和國家領導人如朱德、宋慶齡等陸續到達會場，正在北京的西哈努克親王夫婦也被“特別邀請”出席，追悼會的規格明顯地提高了。

追悼會由李德生主持，周恩來致悼詞。毛澤東左臂戴著黑紗，站在前排，他高大的身軀略微前傾，靜靜地聽著悼詞。１５００多人的會場被哀痛的氣氛所籠罩，人群里不時傳來嗚咽聲。致完悼詞，毛澤東向黨旗覆蓋下的陳毅的骨灰盒深深三鞠躬，深情凝視著陳毅微笑著的遺像，仿佛在思索著什么，然后才慢慢地離去。追悼會結束后，毛澤東再一次握著張茜的手，久久不肯放下。張茜攙扶著他，一直把他送到車前。毛澤東幾次邁步都登不上車，他的腿明顯無力，不得不依賴工作人員的幫助才勉強登上車。

第二天，《人民日報》等報紙都在頭版用整版篇幅刊登有關陳毅追悼會的報道，同時發表陳毅遺像、周恩來所致悼詞和西哈努克親王寫的悼文。此后近一個月里，新華社又連續播發了一些外國政要和友好人士的唁電、唁函等，悼念陳毅的活動及其影響大大超出了預定范圍。

從２０世紀５０年代末開始，毛澤東的崇高地位日益強化。從１９６３年以后近１０年時間里，毛澤東都沒有參加過任何的悼念活動。毛澤東出人意料地參加陳毅追悼會，從表面上看有一定的突然性，但這實際上是他心靈深處隱藏著的一種自責和悔恨的流露。經過“文革”幾年的沖擊和混亂，特別是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的強烈刺激，毛澤東認識愈加清楚，他陷入了極大的痛苦和失望之中，又一次進行了極為沉重的反思。他決定抱著重病之軀參加陳毅追悼會，這既是對死者的一種悼念，也是對生者的一種安慰。毛澤東這種顯然包含著歉意的舉動，很有象征意義。它給全國發出一種“暗示”：廣大老干部包括對“文革”有嚴重抵觸情緒的干部是好的，應當適時給予“解放”和平反。這對于在“文革”中被打倒或受到錯誤批判的老干部們來說，是企盼已久的“信號”。周恩來在不久后的一次會議上感慨地說：“毛主席參加陳毅同志追悼會，使我們這些老干部，使我們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動。”

這也是毛澤東最后一次出席悼念活動，與以往的親視含殮、吊唁、遺體告別不同的是，他正式和完整地參加了陳毅的追悼會，可以說在新中國成立后獨此一例。但不幸的是，在遭受林彪事件沉重精神打擊后，在健康狀況迅速惡化的情況下，毛澤東冒著嚴寒出席陳毅追悼會后不久病情即“急遽變化”，２月１２日發生了休克，“經過這次重病以后，毛澤東的健康狀況再也沒有得到恢復”。

其他幾個問題的說明

據有些材料稱，１９７４年陳明仁上將去世時，“毛澤東親自參加了陳的追悼會”，并稱這是“罕見”的“破例”，指出“這是沖著三年前葬身溫都爾汗的林彪來的”。這些說法是不準確的。１９７４年５月２５日下午，陳明仁追悼會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朱德、周恩來、葉劍英等送了花圈，聶榮臻主持追悼會，蕭勁光致悼詞，沒有毛澤東參加的記載。

另一個問題，是關于毛澤東曾經作為成員參加去世同志的治喪委員會。據不完全查證，在新中國成立前，１９４６年毛澤東曾先后作為成員參加著名的“四八”烈士治喪委員會和關向應同志治喪委員會。在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曾經作為成員先后參加任弼時（１９５０年）、林伯渠（１９６０年）、羅榮桓（１９６３年）、柯慶施（１９６５年）、康生（１９７５年）、周恩來（１９７６年）、朱德（１９７６年）等同志治喪委員會，其中林伯渠、羅榮桓、柯慶施的治喪委員會是以劉少奇為主任委員，其余各次均以毛澤東排在首位。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