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早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美國西藏政策述評
作者：程早霞    時間：2007-1-29 21:19:00

       [摘  要]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美國的西藏政策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面對東西方冷戰與中國共產黨新生政權的建立，美國拋棄了百年來所認同的“西藏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的傳統立場，力圖利用西藏分裂勢力阻撓中國新生政權的國家統一與發展進程，從而對日后幾十年中美關系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關鍵詞]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美國，西藏政策，中美關系

　　在冷戰后的國際關系中，西藏問題由于其國際化趨勢日趨嚴重而日益成為學界關注的重要研究課題之一。近年來國內外學界對中美關系與西藏問題的研究日漸深入，出現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1]但這些研究多集中于中美關系中有關西藏問題的重大事件及美國西藏政策的整體研究上，對各個斷代中美關系與西藏問題的研究卻是一個明顯的空白。本文是作者在詳細解讀解秘的美國外交文件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簡稱FRUS)、綜合國內外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完成的，力圖對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美國的西藏政策有一個全面而翔實的評述。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是世界歷史發展的重要時期，也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巨變期。在這個短暫的十年間，人類經歷了二戰，中國在二戰結束后又經歷了內戰，進而建立了新生的共產黨政權。而世界在二戰結束后不久又進入了冷戰，中國則成為東西方對抗中的一個重要因子。中美關系由此經歷了歷史性的重要轉折。美國的西藏政策在這個巨變的歷史時期無可避免的發生了重要的歷史性變化。本文立足于四十年代美國與西藏關系中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重點評述四十年代末美國西藏政策的歷史性變化及其影響。

　　一、四十年代美國與西藏關系中的重大事件

　　四十年代末美國的西藏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個變化的發展有一個過程。這從四十年代美國與西藏關系中發生的幾個重大事件中可窺見一斑。

　　四十年代美國與西藏關系中發生的幾個重大事件有：1942年美國戰略情報局派員入藏，1948年美國貿易使團訪美以及1949年西藏分裂勢力請求美國幫助申請加入聯合國等。這些重大事件都分別從某一個方面反映了這一時期美國對藏政策的微妙變化。

　　1．托爾斯泰——多蘭出使西藏

　　四十年代初美國與西藏關系中的一個重大事件是美國美國戰略情報局官員托爾斯泰——多蘭入藏。1942年初，美國戰略情報局實施了行動代號為FE-2的托——多入藏計劃，帶隊的是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的孫子、美國陸軍上校伊利亞·托爾斯泰，熟諳漢、藏語言的著名遠東探險家布魯克·多蘭為其助手。這個秘密行動于5月12日經羅斯福總統批準，正式命名為“通過印度赴藏偵察行動”，主要任務是“穿越西藏，進入中國重慶，了解藏民態度；尋找朋友，發現敵人；繪出戰略目標位置，對將來可能開展行動的藏區進行測量”。美國總統給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寫了親筆信，成為兩人入藏的通行證。國務院對1942年戰略情報局官員托爾斯泰與多蘭的入藏行動是保密的，即便是與其并肩作戰的盟友中國——這個一直宣稱西藏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的國家也毫不知情。托——多入藏對日后美國對西藏的關系以及中美關系的影響是深遠的。[2]第一，托——多入藏明顯的加強了美國與西藏的關系，由此開始了美國總統與達賴的直接交往。托爾斯泰給達賴帶來的禮物非常特別：總統給達賴的親筆信，親筆簽名的總統照片以及一塊昂貴的金表。達賴回饋了對等的禮物：給總統的親筆信，一幅達賴的畫像，昂貴的宗教唐卡以及昂貴的全套西藏郵票（羅斯?？偨y愛好集郵）。以此為開端，美國與西藏的高層交往不斷，成為美國與西藏關系的一個重要紐帶。1946年二戰結束后不久，達賴即致信美國總統杜魯門祝賀盟國取得二戰的勝利；1947年達賴又為西藏貿易使團訪美給美國總統致信，由此制造了西藏貿易使團欲單獨會見總統呈交達賴親筆信及其禮物的外交難題。第二，托——多在藏期間表現出了明顯的親藏情節，一方面，他們答應了西藏從美國購買無線通訊設備的請求（此前美國已拒絕中國政府同樣的要求），一方面，又表達出美國支持西藏從中國分離出來、支持西藏加入聯合國的想法。[3]從而給藏人留下一個希望，即，將來如果要獨立的話，會獲得來自外部世界美國的支持。[4]

　　2．西藏貿易使團訪美

　　1946年1月，達賴喇嘛、西藏攝政、內閣閣員寫信給美國總統杜魯門，希望加強與美國的友好關系。達賴喇嘛寫道，“與從前一樣，我希望您能考慮促進兩個政府業已存在的友好關系”。[5]而派一個貿易使團訪美則很明顯是達到這個目標的一種方式。1947年西藏派出一支四人貿易使團訪美，由財長夏戈巴帶隊，1948年7月到達美國。出訪的公開目的是促進西藏與美國的貿易，使團領隊夏戈巴在1947年6月14日給美國駐印大使的信中說，使團將研究促進西藏與美國、英國進出口貿易的可能性。[6]在達賴、攝政、及內閣閣員給杜魯門總統的信中都說要探尋雙方在羊毛、毛皮等方面的進出口貿易問題。[7]1948年8月6日，夏戈巴在與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會面時也解釋說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促進西藏與美國的貿易。[8]但夏戈巴在他日后出版的《西藏政治史》一書中則明確寫道，使團的出使目的是要表明西藏獨立主權國家地位。[9]其突出的表現是使團拒絕使用中國護照，藏人使用的是西藏“護照”。而且所要進行的商品貿易數目也相當有限。這表明使團出使的目的是出于政治關切而非商業目的。而且，在美訪問期間，使團拒絕由中國大使陪同會見美國總統，[10]所以說使團訪美的政治意圖十分明顯。

　　美國方面對使團的真正目的也應該非常清楚。

　　第一，中國外交部、駐美使館就西藏貿易團訪問美國事宜多次與美國交涉，為此還專門給國務卿呈送了有關中國立場的備忘錄，明確宣示，“西藏是中華民國領土的一部分，西藏沒有與外國政府談判的權利。它的外交要服從于中國中央政府的指揮與認可?！盵11]

　　第二，國務院非常清楚與西藏的貿易利益有限，但仍然指示商務部安排使團的旅行并與之談判。

　　第三，對于中國政府特別敏感的入美簽證，國務院指示駐印大使，給他們發放Form-257簽證，不要在西藏護照上簽證。并且特別囑咐，一旦遇到簽證上的技術問題有可能拒簽的話，要立即電報報告華盛頓，以便國務院與移民局聯系處理。[12]Form-257是美國政府給予尚未被華盛頓承認的獨立國家的申請人的簽證，[13]但后來當中國駐美大使顧維鈞向美國務院抗議美方給藏人簽證時，國務卿解釋說藏人是在香港拿到的Form-1簽證，使用Form-1核發簽證的手續通常是用于申請簽證人所持護照無效或所發護照國家尚未被美國承認這樣的情況。[14]而實際上，根據美國學者找到的藏人護照原件，美國官員是依照西藏護照發放的簽證。[15]

　　第四，美國國務卿在中國大使不知情的情況下會見了西藏貿易使團。這一規格的會見意義是深遠的。在這之前美國國務院中國事務部的一位官員就曾說過，使團與美國高官的首次會面會引起媒體的高度關注，應該有中國使館的官員參加。所以美國方面應該非常清楚這一舉動的挑戰性。[16]另外，在與國務卿的會談中，夏戈巴提出從美國購買黃金以穩定通貨，由此產生這樣一個問題，按照1934年的《美國黃金儲備法案》規定，黃金只能賣給一個負責任的外國政府，現在美國同意出賣黃金給西藏，那么美國是如何認識西藏的自治限度的呢？美國駐印代辦在1947年12月給國務卿的電報中也曾特別提出過這個問題。[17]由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西藏貿易團訪美不但成功的挑起了中美之間關于“西藏問題”的外交交涉，還暴露了美國在一定限度之內的對自己公開認可的“西藏是中國一部分”政策的背離。不過在此期間在中方與美方的多次交涉中，美國還是多次向中國保證美國關于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的立場沒有改變。[18]

　　第五，在西藏貿易團離開美國之前，美國國務院中國事務部主管助理伯寧霍夫(Benninghoff)應邀與西藏貿易使團最后一次會面，在這次會見中，伯寧霍夫竟然向夏戈巴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如果美國政府要求派一名美國領事入藏，西藏政府會是什么態度？很明顯，問題的內容本身已超出了經濟范疇，涉及到了政治與外交，背離了傳統的“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立場。但此時的美國依然在強調這并不意味著美國一直以來承認的中國在法律上擁有西藏主權立場的改變。[19]

　　3．藏人請求美國幫助加入聯合國

　　1947年7月以后美國的對藏政策已不再考慮中國的主權問題，與此相反，美國西藏政策的目標已轉化為竭力幫助西藏分裂勢力阻止中共進入西藏。

　　1949年11月19日，索康拜訪美國駐印度大使館，請國務卿考慮就西藏的民事與軍事需要給予廣泛的援助。[20]

　　1949年12月3日，西藏內閣閣員寫信給國務卿，說，“鑒于共產主義的擴散以及在中國的成功，現在西藏面臨緊迫的共產黨入侵的危險。”表示，“希望美國政府幫助成為聯合國的成員”。提出，“如果您能給予幫助，通過您的政府將我們的訴求立即送交聯合國，使我們成為聯合國的一員，我們將非常感謝?！盵21] 為此，西藏計劃派一支特別使團去美國。

　　1949年12月7日，國務卿艾奇遜就西藏請求美國幫助加入聯合國一事致電給駐印大使亨德森，請使館就此事發表評論，并與印度及英國高級代表磋商。[22]

　　1949年12月8日，亨德森復電國務卿，建議國務院就西藏請求加入聯合國一事拖延回復。12月14日，亨德森致電國務卿，通報了與英印方面磋商的結果：認為聯合國討論西藏加入聯合國只能激起對西藏問題的討論，還有可能促動中共盡早采取行動，應暫緩提出。[23]

　　1949年12月21日，國務卿給印度大使回電，同意大使的建議，請大使口頭回復藏人請求加入聯合國事宜。內容如下：

　　“國務院已對嘎夏給國務卿的電報給予同情考慮，認為此時申請加入聯合國的努力不會成功。因為中國、蘇聯代表都會反對，他們在聯合國安理會有否決權。而且，藏人為加入聯合國而派特別使團去美國會加速中共占領西藏的行動。[24]”但“美國政府不想使藏人失去希望，這和英國的想法一致”，[25]所以國務院指示亨德森不應以直接的電報形式而是口頭傳達給藏人，以便進一步的解釋：藏人目前已享有了真正的自由，此時任何方式的從中國分離出來的舉動都有可能加速中共行動改變這種態勢。

　　從這個回復中我們看到，此時的美國已完全站在西藏分裂勢力的立場考慮藏人申請加入聯合國的利弊得失，不但絕口不提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問題，反而把反對目標直指中共新政權，力圖阻止中共新政權統一西藏的行動。雖然此時美國沒有支持藏人申請加入聯合國的行動，但它給藏人留下了希望，所以在之后的50、60年代，藏人又幾次將西藏問題提交聯合國討論，并在1959年、1961年、1965年三次通過了有關所謂西藏問題的決議。

　　由此可見，此時的美國不但逐漸拋棄了傳統的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的立場，而且已明確站在了西藏分裂勢力一邊對抗中國新生政權統一國家的努力。

　　二、四十年代末美國的西藏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久中國即陷入了內戰。美國政府執行扶蔣反共的政策。但至1948年共產主義政權在中國大陸的勝利已不可避免。而此時的美蘇冷戰已拉開帷幕，于是美國一方面考慮從中國大陸撤退，一方面考慮如何遏制影響日巨的蘇聯共產主義以及新生的共產主義中國。西藏問題由此成為美國挑戰中國新生社會主義政權的一枚棋子。因此，1948至1949年成為美國西藏政策轉變的重要時期。這一政策轉變主要是建立在美國駐印使館的形勢評估與建議的基礎之上。1949年1月8日，印度使館向國務院發送編碼為35號的文件，首次提出美國政府應重新考慮其西藏政策。之后1948年4月12日，駐印大使亨德森又向國務院發回編碼為302號的文件，進一步論證美國西藏政策轉變的重要性。

　　亨德森認為，“如果共產黨成功控制了西藏，那么傳統的美國西藏政策就不再符合美國的利益。” “第一，一個共產黨控制的西藏將對非共地區的南亞特別是印度構成嚴重的威脅。西藏會為共產黨代理人向印度滲透提供一個極具價值的基地。印藏邊界很長，而且也不明確，印度政府無法阻止共產黨特務從西藏進入印度。”“第二，如果共產黨能夠穩固控制達賴喇嘛，那么他們牢固控制中亞人民的幾率就會大大增加，因為達賴在眾多中亞佛教徒中，包括在西藏、蒙古、新疆等地的佛教徒中受到了廣泛的尊敬?！被诖耍ㄗh國務院考慮與西藏政府建立某種關系的可行性。[26]

　　1949年4月，國務院綜合印度使館的觀點，出臺了關于西藏問題的四月備忘錄，以賬目平衡表的方式分列了國務院在西藏問題上的不同觀點。

　　反對改變傳統的美國西藏政策的觀點認為：

　　1．“對西藏的態度不僅涉及到西藏本身，還牽扯到對中國的政策。二戰已使中國獲得了大國地位，除非中國永久分裂不可避免，否則不能拋棄傳統政策?！?/p>

　　2．“認為采納這樣的政策將會削弱美國反對蘇聯分離中國北方地區的努力。”

　　3．“這個政策將導致蘇聯方面迅速采取行動將西藏納入共產主義陣營。而我們遙遠的地理位置又不能給西藏以必須的支持?！?/p>

　　4．“事實上，西藏在意識形態與戰略上的重要性都非常有限，社會也很落后，在戰略上利用西藏的想法，比如將之作為空軍基地及火箭發射地，不僅會遇到可怕的高原環境與氣候問題，而且西藏的宗教信仰也反對飛機飛越它的領空。除非發現稀有礦物質，在軍事上西藏不具有特別的戰略重要性?！?/p>

　　5．“美國的任何行動都有賴于印度的配合。印度控制著進入西藏的通道，如果印度與西藏合作，那么西藏在意識形態與戰略上的重要性就非常之小。如果印度不與西方合作，那么利用西藏作為西方堡壘的困難程度就會相當之大?！?/p>

　　支持新德里建議的觀點認為：

　　1．“如果共產主義真正控制了中國，西藏就將成為亞洲大陸僅存的幾個非共產主義堡壘之一，由此不難設想，西藏將在意識形態與戰略上具有重要意義?！?/p>

　　2．“西藏政府相當穩固，他們的人民本質上是保守的，而且信教，他們傾向于反共產主義，因為共產主義與佛教教義相背。達賴喇嘛的影響已超出了西藏，在尼泊爾、不丹、錫金、蒙古的佛教徒中很有影響?！?/p>

　　3．“中國現在已不能再宣稱——目前看來也不太可能與從前一樣宣稱對西藏實施有效的事實統治。”

　　4．“藏人表現出了強烈的與外部世界建立貿易與其他方面關系的興趣。我們看到這種努力是傾向于西方而不是東方，這對美國是有利的?！?/p>

　　綜合正反兩方面的觀點，國務院遠東事務辦公室認為，未來形勢的發展還會影響我們的西藏政策：

　?。ㄒ唬?nbsp;  假如共產黨真正控制了全國，國民黨政權消失，我們會面對兩種選擇：

　　1．把西藏看成是中共政權控制的一部分，這是我們竭力要避免的。

　　2．把西藏看成是獨立的，這對我們有利。

　?。ǘ?假入共產黨接管了中國，而流亡的國民政府繼續存在，我們就要根據對待流亡政府的態度決定對藏政策。這種政策選擇將有三種方式：

　　1．正式承認西藏獨立；

　　2．支持西藏申請加入聯合國；

　　3．避免強調獨立性問題，不公開申明政策改變，只是與西藏建立直接的關系。[27]

　　1949年6月4日，駐蘇代辦致電給國務院，同意印度使館的建議，認為，克里姆林宮控制廣大的中亞地區將對美國在亞洲的地位產生不利的影響。[28]

　　1949年7月2日，駐印大使亨德森再一次致電國務卿，電報編碼為741號，建議重新考慮西藏政策。認為“我們不應再繼續忽視這個國家和其人民在未來的亞洲事務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了?！薄叭绻覀円εc西藏保持非正式關系的話，那么現在正是一個合適的時機，因為這時很明顯我們無法通過無能的國民政府與西藏聯系，我們也同其他政府（中共政府——作者注）沒有關系。如果我們與中國有效政府建立了外交關系，再與他們接觸建立直接的非正式關系就比較困難了?！薄敖ㄗh派一個使團入藏，在不晚于9月1日前到達拉薩?！盵29]

　　1949年7月28日，國務卿致電駐印大使亨德森（電報編碼530），決定對西藏采取新的政策。電文說，“在重新審議美國對西藏的長期政策的過程中，國務院非常感謝使館4月12日的302號文件和7月2日的741號文件。國務院現決定派一支秘密使團入藏，主要成員是印度使館二秘杰弗遜·瓊斯(Jefferson Jones)，以休假探險為名，去拉薩觀察西藏的政治形勢，探尋一下在中國的宗主權已不再成為問題之后在拉薩建立永久領事機構的可能性，并就此提出建議。這個決定的出臺，標志著國務院完成了半年多的對西藏政策的審議過程。國務院沒有特別申明美國的政策變化所在，但實際上采納的就是國務院遠東事務部的政策選擇方式（3），即避免強調獨立性問題，只是與西藏直接交往，而沒有公開宣布政策變化。[30]但國務院的這一秘密入藏行動計劃由于多種原因而沒能付諸實施，但美國對西藏政策的轉變卻沒能逆轉，自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至70年代中美關系緩和，美國一直執行著四十年代末以來的對藏政策，即不公開否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但卻秘密與西藏分裂勢力建立各種關系，陰謀策動達賴外逃，資助中國境內外的西藏分裂勢力進行反對中國新生政權的活動。進入50、60年代后又積極支持達賴集團利用聯合國促動西藏問題國際化。

　　三、四十年代末美國西藏政策變化評述

　　1．40年代末美國對西藏政策的變化是對美國差不多一百年來所采取的政策的一個重大突破。1867年，美國駐北京特使蒲安臣曾率領一個中國代表團訪問基督教國家，提醒這些國家，不能破壞中國的完整。[31]四十年后的1910年，另一位駐中國公使柔克義建議正在流亡的十三世達賴說，“西藏是，而且必須保留為大清帝國的一部分”。[32]即便是富有冒險精神的富蘭克林·羅斯福在1933年12月也聽從了國務院的謹慎建議，沒有公開宣布說他收到了西藏嘎夏通知他的十三世達賴去世的消息。國務院害怕一個如此小的禮貌行為可能就意味著對西藏獨立地位的官方認可。[33]同樣，在10年之后的二戰期間，羅斯福寫給十四世達賴的信件，介紹伊利亞·托爾斯泰與多蘭作為戰略情報局的官員出使西藏時，也接受了相似的建議，稱達賴為西藏的精神領袖而非世俗領袖。最新解秘的美國外交政策文件中，有關1945年美國國務院對“中國的長期目標與政策”中也明確說明“相信中國的領土完整應當受到尊重，包括它所宣稱的對邊遠地區的西藏、外蒙的領土主權”。[34]甚至是在中國內戰正酣之際的1947年，在西藏貿易團申請訪美簽證前夕，國務卿給駐印使館大使格雷迪（Grady）的電報中還強調“中國一直宣稱對西藏擁有主權，而西藏對此從未提出異議”。[35]1948年9月，就在西藏貿易團即將結束對美國的訪問之前，美國國務院中國事務部官員還向中國使館保證說“美國無意改變一直以來承認的中國在法律上對西藏擁有主權的立場”。這是美國政府在1949年重新審議西藏政策之前最后一次向中國官員正式通報美國傳統的西藏政策。

　　在美國的歷史檔案紀錄中，涉及到美國對西藏的“主權”與“宗主權”兩種不同的說法，這引起了中國學者的不同理解與爭論[36]。在英國英語中，這兩個概念的意義完全不同。Sovereignty是國家主權，而Suzerainty則是宗主權，指一個國家控制著另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但允許其內部自治。而這一時期美國的政府文件中在提到中國與西藏的關系時兩詞經常互換使用，這使中國學者迷惑不解。認真研讀這一時期美國的FRUS文件，可以看到美國國務院遠東事務部的官員對這個爭論的特別說明，應該是對這個問題的最權威解答，可以消除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紛爭。1949年4月12日，美國國務院遠東事務部的路斯·貝肯女士（Ruth E.Bacon）在給中國事務部的有關西藏問題的備忘錄里有一段的文字專門解釋了這一問題。其小題目就是“中國對西藏的主權與宗主權”（Chinese Sovereignty or Suzerainty Over Tibet）。她說，“Suzerainty在英國英語中蘊有屬國之意，與美國的傳統用法不一樣。”“在美國英語中很難給這兩個詞劃定一個準確的界限，一般來講，Suzerainty與 Sovereignty相比只是意味著中國稍少一點的控制權，西藏多一點的自治?！彼圆浑y理解，在同一備忘錄里，作者在提到中國與西藏的關系時，有時說“China’s de jure Sovereignty over Tibet”，有時說“the suzerainty of china over Tibet”，有時說“to regard it as a part of china”。所以可以比較肯定的說，在1949年美國重新考慮修改對西藏的政策以前，美國一直認可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這種說法應該是符合歷史實際的。[37]這與1956年在海外出版的華人學者李鐵錚（Tieh-Tseng Li）的著作《西藏的歷史地位》一書中旁證的觀點一致。[38]

　　2.1949年美國重新審議對西藏的政策主要是基于國際政治的大環境變化、中國政局的歷史性巨變以及對西藏地位的戰略重要性評估等多方面因素考慮的基礎上而做出的。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久美蘇即陷入冷戰。1946年1月，斯大林的莫斯科講話被美國人稱作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宣言書。1947年3月1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國會兩院發表被稱作“杜魯門主義”的演說，冷戰正式拉開序幕。1948年末、1949年初中國戰場的新形勢也已明確昭示了國名黨政權無可挽回的失敗結局。面對國際形勢的變化，美國重新審議西藏政策已不可避免。而西藏所處地理位置在地緣政治中的重要性則使其成為美國制定西藏政策中特別關注的一個重要因素。

　　早在1946年1 月，美國駐印使館的臨時代辦梅里爾（Merrell）在致國務卿的編號為931的文件中就從多個方面評估了西藏的重要戰略地位，認為：（1）西藏所處的地理位置使其在意識形態及地緣上具有無可估量的戰略重要性。歐亞大陸面臨著蘇聯共產主義擴張的威脅，而西藏處于歐亞大陸的中心位置，并深受中印這兩個擁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國家內部糾紛之苦，西藏人民比其他亞洲人民更有可能抵制蘇聯的影響。（2）從軍事角度來看，雖然美國不希望再一次向亞洲大陸派出美國軍隊，但目前亞洲地區不安定的形勢可能會迫使美國不得不再一次進行這樣的行動。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性，即這些國家的政府對美國采取不友好的態度，或這些國家處于無政府狀態，或這些地區受不友好國家的控制。鑒于這幾種可能性的存在，不難想象，西藏將為我們提供廣闊的領土作為空軍及火箭發射的基地。（3）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目前的西藏正處于即將成功的共產主義的包圍之中，但西藏并未表現出受到共產主義的影響，相反，藏人似乎對共產主義理論非常反感，這可能會對亞洲其他地區的共產主義活動有所影響，因為達賴的影響已超出西藏邊界。所以，可以把西藏看成是亞洲地區反共產主義擴散的屏障，這對整個亞洲地區都非常重要。[39]由此可以看到，雖然美國政府極力避免給人留下“利用西藏悲劇為冷戰服務” 的印象，但實際上卻道出了美國西藏政策的實質。[40]

　　3．四十年代末美國西藏政策的轉變對日后中美關系的發展產生了長期的影響。之后美國秘密培訓藏人特工，積極策動達賴外逃，武裝支持西藏內外的分裂抵抗勢力，支持西藏加入聯合國等行動都是建立在這一政策轉變的基礎之上的。而達賴的出逃又直接導致了冷戰后時代西藏問題國際化日趨嚴重的態勢。

　　50、60年代，美國不但策動、支持西藏上層反動勢力武力阻撓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西藏，3次策劃達賴喇嘛外逃，進行所謂政治避難，而且還唆使和支持達賴西藏分裂勢力發動武裝叛亂，幫助達賴集團重建“四水六崗衛教軍”武裝，資助印度與達賴合謀組織“印藏特種邊境部隊”武力襲擾西藏邊境居民和邊防部隊。[41]根據中情局1958年到1965年負責對西藏秘密工作的官員卡諾斯在其所著《冷戰孤兒》一書中介紹，從1958年開始，美國中央情報局在科羅拉多州的海爾營訓練了約300多名藏人，主要培訓其間諜拍攝、武裝破壞、秘電碼使用和埋設地雷等技能。1957年至1960年，美國西藏游擊隊員空投了400多噸物資?？夏岬险陂g，美國中央情報局將此秘密訓練計劃移至尼泊爾的木斯塘地區，并排游擊隊員入藏實施襲擾戰。與此同時，美國還操縱聯合國于1959年，1961年與1965年3次通過關于所謂“西藏問題”的決議譴責中國。[42]妄圖將純屬中國內政的達賴問題國際化，以糾集不明真相的國家介入，共同向中國施壓。[43] 

　　在美國的支持下在印度的達蘭薩拉建立的流亡政府，日益成為西藏問題國際化的堡壘。就是以此為根據地，達賴日益走向國際舞臺，成為冷戰后時代美國挑戰中國的一個有力杠桿。八十年代，達賴喇嘛出訪了20個國家，43國次，[44]達賴到美國國會進行演講，提出所謂五點和平計劃，到歐洲議會發表斯特拉斯堡演說，甚至走進美國政治中樞白宮與美國總統對話，甚至美國總統訪華演講也要特別的提到西藏問題，[45]在國際上刮起了一陣陣反華旋風。所以香港媒體如此評論說“達賴已成為當今世界上最忙的“政治和尚”，“西藏牌已成為美國對付中國的重要武器之一。[46]

　　四、結論

　　四十年代美國西藏政策的轉變是國際大勢與中國國內政治發展綜合因素的產物。一方面，國際上的美蘇冷戰已拉開帷幕，在全球范圍內遏制共產主義已成為美國的既定目標，另一方面，中國內戰的結果是，與美國友好的國民黨政權幾近徹底失敗，而在中國大陸建立一個親蘇的共產黨政權是美國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具有某種獨立傾向的西藏成為美國亞洲冷戰的一個棋子，使這個棋子動起來即可以擾亂中共新生政權的國家統一與發展進程。這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這一時期美國西藏政策的變化呈現出了幾個比較顯著的特征。

　　一是美國方面并沒有公開而明確的宣布其西藏政策的變化，而是通過政府內部的討論與相關政策的出臺乃至秘密的行動計劃并付諸實施等方式悄悄的改變了傳統的對藏政策。自此至冷戰結束前，美國不再宣稱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甚或西藏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的立場。代之的是竭力與西藏建立直接關系，并秘密支持西藏的分裂勢力與中國新生政權對抗。這種政策的執行持續約30年的時間，直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關系解凍、尼克松訪華前夕美國才真正停止了對中國境外西藏分裂勢力的秘密支持與援助。

　　二是美國對西藏分裂勢力的支持是有限度的。美國從未直接調動美國軍隊進入西藏，甚至給藏人秘密輸送的武器都沒有美國生產的。這一方面是由于西藏所處位置與美國相距甚遠，美國無法直接給予西藏以實質性物質援助，其任何對藏援助都必須經由印度領土領空而受到印度對華政策的制約。另一方面，在美蘇對抗的大環境下，美國必須重視其戰略對手蘇聯的反應，而蘇聯對中國西藏的地緣優勢是美國所無法比擬的。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美國的行動必須是謹慎的。還有，美國支持西藏的分裂勢力阻礙中國的國家統一與社會的發展是不得人心的。歷史上，中國從未對美國的民族獨立戰爭與致力于國家統一的南北內戰說三道四，美國也絕無任何道義理由破壞中國的國家統一，這也是美國不敢公開申明改變其西藏政策、支持西藏分裂勢力的一個重要原因。其四，美國還必須顧及中國國民政府的存在。雖然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潰敗已成定局，但國民政府還是聯合國安理會的成員，在聯合國內仍有較大的政治影響力，有否決權。加之傳統上中美的友好同盟關系，美國不得不顧及國民黨政權反對分裂中國西藏的立場與態度。其五，也是最為重要的一個原因，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政權的穩固與強大。美國非常清楚，憑借中共的軍事實力與政治影響力，美國支持西藏獨立的目標根本無法達到。美國也絕無可能由于支持西藏分裂勢力獨立與中共熱戰對抗。種種因素的制約決定了美國對西藏的政策與行動支持都是有限度的。

　　三，美國的西藏政策自始至終是為美國的全球戰略利益服務的。傳統上美國門戶開放的對華政策決定了其堅持西藏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的立場。四十年代末美國改變傳統的西藏政策也是美國亞洲乃至全球冷戰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要聯手共同對付美國的首要敵人蘇聯時，美國拋棄西藏這個所謂的“冷戰孤兒”就自然的成了美國西藏政策的必然篇章。

本文得到國家社科基金（04BGJ008）資助。

原載《歷史教學問題》2006年第2期。

程早霞，東北師范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哈爾濱工程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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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東北師范大學李曄教授的文章《美國的西藏政策與“西藏問題”的由來》《美國研究》1999.2；中共中央黨校胡巖教授的文章《美國對中國西藏政策的歷史演變》《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02.2；北京大學張植榮博士的論著《陰謀與陽謀——實錄近代美國對藏政策》，中國藏學出版社.2002.6

[2] 程早霞：《美國外交政策——兼論美國對華政策與西藏問題》，哈爾濱：哈爾濱工程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70頁。

[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3.China. [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8.P636

[4] Hollis S. Lia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ibet in the 1940s.Issues and Studies .May 1990.Vol.26.No.6.p123

[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China. [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2.P592

[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China. [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2.P506

[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China. [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3.P775

[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China. [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3.P775

[9] Tsepon Shakabpa.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M]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P295

[1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China. [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3.P770

[1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China. [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3.P761

[1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China. [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2.P601

[1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China. [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2.P604

[1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China. [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3.P764

[15] [美]梅·戈爾斯坦著杜永彬譯《喇嘛王國的覆滅》[M].時事出版社1994.6.P604

[1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China. [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3.P770

[1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China. [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2.P605

[1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China. [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3.P767

[1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China. [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3.P783

[2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China. [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3.P1080

[2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China. [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3.P1087-1089

[2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China. [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3.P1087-1089

[2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China. [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3.P1089

[2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China. [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3.P1096-1097

[2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China. [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3.P1096

[2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China. [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3.P1071

[2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China. [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3.P1065

[2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China. [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3.P1075

[2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China. [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3.P1077

[3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China. [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3.P1065

[31] Federick Wells Williams, Anson Burlingame and the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s. [M]New York.Scribners.1912

[32] Letter from Rockhill in St.Petersburg to the 13th Dalai in Darjeeling, India,30 September 1910,in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Rockhill Papers. file 49M-284(90)

[33] Memorandum to Kermit Roosevelt.1 January 1934,in Franklin D.Roosevelt Presidential Library.P.P.F.4596.

[34] http://images.library.wisc.edu/FRUS/Efacs/1945/L/0443.gif.P357

[3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China. [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2.P600

[36] 李曄《20世紀美國西藏政策述論》[J]《西藏研究》2003.2 

[3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China. [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3.P1066

[38] Tieh-Tseng Li.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Tibet. [M]King’s Crown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1956.P215

[3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China. [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2.P589-590

[40] John Kenneth Knaus. Orphans of The Cold War ___American and the Tibetan Struggle for Survival.[M]Public Affairs. New York.P181

[41] 程早霞《美國中央情報局與中國西藏》《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5.1

[42] 郭永虎《20世紀中葉聯合國關于“西藏問題”的無效外交嘗試——美國操縱聯合國干涉西藏探析》[J]《西藏研究》2002.4

[43] 中國人權研究會《美國支持達賴集團分裂活動剖析》[J]人民日報海外版。2001-5-26（3）

[44] 孫哲《美國國會與中美關系》[M]時事出版社2004.1-352

[45] 1998年克林頓訪華在人民大會堂的全球直播現場記者會上大談中國的西藏問題。

[46] 中國人權研究會《美國支持達賴集團分裂活動剖析》[J]人民日報海外版。2001-5-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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