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一支筆、政治秘書——胡喬木

　　

　　胡喬木，1912年出生于江蘇鹽城，原名胡鼎新，筆名喬木，北喬。胡喬木由于其深厚的理論功底和文字修養為毛澤東所重視，他以淵博的學識、深邃的思想和優美的文辭獲得了黨內外享有盛名的學者和章辭家的稱號。胡喬木于1941年擔任了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并成為中央重要的筆桿子，他先后協助編選了《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兩條路線》等重要黨史材料，并參與起草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等文件。

　　1945年8月胡喬木隨同毛澤東來到重慶參加國共談判，就在此時發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他的同鄉、同學喬冠華此時也在重慶，老友相見甚歡，此時的喬冠華也是個筆桿子，發表文章也使用“喬木”作筆名，而胡喬木當時也正使用這個名字，兩個“喬木”聚集在一起，他們發文章時叫人搞不清到底是哪一個“喬木”。

　　喬冠華曾經到德國土賓根大學哲學系進修，獲得了博士學位，回國后在《時事晚報》工作，撰寫時事評論，就是此時他給自己起了筆名——喬木，當時他并不知道老同學胡鼎新進入延安并且也取名字叫“喬木”，好在一個“喬木”在香港，一個“喬木”在延安，距離遙遠，倒也不相干，不過也曾鬧過小小的笑話：正在白區工作的胡喬木的妹妹方銘，看到香港報紙刊登“喬木”文章，便以為哥哥在香港，并且還給哥哥寫了信寄過去，但是這封信竟送到了喬冠華的手中！

　　這么一來人們漸漸發現有兩個“喬木”，于是稱延安這個為“北喬”，稱重慶那個為“南喬”，而眼下兩個喬木竟然相聚在一起這就“麻煩”了，有人要他們其中一個更改名字，但是兩個人都喜歡“喬木”這個名字，都不愿改動：“南喬”以為，他本姓喬，用“喬木”筆名，順理成章；而“北喬”呢，他連妻子的名字谷羽都出自同一典故，怎能再改用原名胡鼎新呢？于是便有了毛澤東為“二喬”斷名這一趣聞。那天大家在毛澤東那里談起了“南喬”和“北喬”的事，一致請毛澤東作出評判，經毛澤東一問后知道，是胡喬木先用“喬木”這個名字，而“南喬”喬冠華真姓姓喬，“北喬”的真姓姓胡，于是毛澤東提出一個建議，“北喬”在名字之前加個“胡”字，南喬則仍用喬木原名，從此兩喬之間便有了區別，而“胡喬木”的大名也隨著時局的發展而為全國人民所熟知。

　　建國后胡喬木曾擔任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社社長、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以及新華通訊社社長等職，參與編輯了《毛澤東選集》，正是由于他的這些豐富經驗和編寫經歷使他對中共黨史達到了爛熟于胸的地步。1951年6月，胡喬木起草了《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毛澤東指示以胡喬木的名義發表，這由此而成為胡喬木的代表作。

　　1956年的一天，剛剛從起草中共八大文件的忙碌中透過一口氣來的胡喬木又陷入新的忙碌之中，毛澤東給他一個重大的任務：寫一篇批駁赫魯曉夫的大文章！事情源于蘇共二十大中蘇兩黨的分歧，胡喬木奉命起草了《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該文發表以后一時間內震撼國內外，毛澤東不止一次地稱贊過“再論”，這再次顯示出胡喬木深厚的理論功底，這篇文章也成為胡喬木一生筆耕的巔峰之作。這時的他，不僅僅是“中共中央一支筆”，他已經是“中共中央大手筆”了。

　　毛澤東曾說胡喬木是“一介書生”，這話倒頗為合適，雖說胡喬木高官多年，但是他依然書生意氣，書生作風。

　　“文革”期間，胡喬木懷著深深的失落感離開了中南海并多次受到批斗。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后，胡喬木隨著鄧小平的復出而復出，并為撥亂反正糾正“左”傾錯誤而努力。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他為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而努力，之后又積極推動《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重大歷史問題的決議》的發起、編寫工作。他以高度的責任感對正確評價毛澤東肯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付出了巨大心血，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總管家、日常秘書——田家英

　　

　　田家英1922年生，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

　　田家英于1937年到達延安，次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先后在陜北公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央宣傳部工作。他于1948 年10 月經胡喬木介紹，來到毛澤東身邊擔任了毛澤東的秘書。在此之前田家英曾經擔任過毛岸英的老師，那時毛岸英剛剛回國，由于長期待在蘇聯，毛岸英的漢語講不好，毛澤東打算請一位老師來教毛岸英歷史、語文，而此時的田家英由于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了《從侯方域說起》一文，毛澤東讀后頗為贊賞，雖說那只是一篇千余字的雜文，但是從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史功底和敏銳的思想。對毛澤東來說，文筆如此老辣深沉而作者竟然是一位二十多歲的小伙子，他頗為感慨，這在他的腦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那以后毛澤東便注意起田家英這個“少壯派”了。當毛岸英需要一位老師時，毛澤東就想起了田家英——田家英熟悉文史，年紀和毛岸英差不多，請他當老師教歷史、語文，再合適不過了，就這樣田家英開始當起毛岸英的老師來。

　　自從擔任毛岸英的老師之后，田家英和毛澤東的交往也就多了起來。那時由于正處于革命勝利的前夜，毛澤東的工作變得異常繁忙，秘書工作加重了，需要增加新秘書，這時在陳伯達、胡喬木的推薦下，田家英開始擔任起了毛澤東的秘書。

　　田家英為人忠厚老實、細致干練，深得毛澤東的信賴、倚重，毛澤東的存折、稿費、印章都交給他，這充分顯示了毛澤東對他的信任。

　　作為毛澤東的日常秘書，田家英把主要的精力與才華都用于協助毛澤東的工作。他事無巨細，凡是毛澤東需要他做的他都盡力做好，從起草文件、下鄉調查、處理信訪直至保管存折，可以稱得上是大管家。他對毛澤東極為敬重，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他更是深受毛澤東的熏陶與感染，田家英和毛澤東有著共同的興趣、愛好，這使他們成為了忘年之交。

　　毛澤東與田家英的詩交較深，他除了欣賞田家英的文采之外還看中他的古文詩詞的扎實功底，田家英有看書過目不忘的本領，他能背誦許多像賈誼《過秦論》這樣長篇的文章，對他來說，背誦古詩更是他茶余飯后的一個消遣。毛澤東有深夜工作的習慣，為此，田家英也保持著與毛澤東同步工作的習慣。1961年11月16日清晨，忙碌一夜的田家英剛剛寬衣解帶，就連續接到機要員送來的毛澤東三封內容相同的信，都是讓他查找“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這兩句詩的出處，田家英知道毛澤東將有新作問世，憑著他對古詩詞的深厚功底，沒費多大功夫就找到了詩的出處，那是明代高啟的《梅花》九詩之一，是婉約派的詩詞。毛澤東自己的詩風豪邁雄健，但是他對抒情味濃、藝術性高的婉約派詩詞也不排斥，在這些詩的觸發下，毛澤東直抒自己的寬廣胸懷，寫出了很多好詩，其中不乏千古絕唱的革命之詩。

　　但是由于毛澤東晚年過分強調階級斗爭，在思想上，田家英和毛澤東產生了分歧。田家英向來敬重毛澤東，把他視為導師、父輩，正是因為他對毛澤東的愛之切，才對一些傾向憂心如焚，正是由于他不會“見機而作”，使他成為江青和陳伯達的眼中釘，進而他被安上了“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那是1965年的寒冬，毛澤東再次來到杭州。該年12月他在杭州召集五位“秀才”：陳伯達、田家英、胡繩、艾思奇、關鋒召開會議，要他們每人為一本馬列經典著作寫序，由于那天毛澤東的情緒非常好，便海闊天空地聊了起來，所聊的內容大大超過了寫序的范圍。毛澤東談著談著忽然又轉移了話題，針對1965年11月的《文匯報》所載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和12月8日的《紅旗》雜志所載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毛澤東說了一段評論式的話，在他談話剛一結束，陳伯達就把這事告訴了江青，于是原本只作為毛澤東隨口而說的話卻要整理出談話紀要，于是這一任務便落在了田家英的身上。田家英看過紀要后，刪去了毛澤東關于姚文元和戚本禹的那段評論式的話，此時的田家英完全是出于正氣、正義而刪的，不料他的這一舉動卻觸怒了江青一伙，于是他們給田家英安了一個在當時足以置之于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著作”。

　　田家英畢竟是一介書生，毛澤東和田家英在閑談中曾戲言在田死后應立一墓碑，上書“讀書人之墓”。田家英繼承了讀書人的好傳統——好學敏思、憂國憂民、潔身自愛、不睦名利、以天下為任，以蒼生為念，正是這種優秀的傳統鑄就了他新一代讀書人的性格，即便革命成功身居高位也不曾異化為官僚政客，但是也正是因為這樣，使他無法防御那些玩弄權術的小人，最終成為他們的犧牲品。

　　1966年5月，被逐出中南海的命令給田家英以沉重的打擊，在他蒙受陷害時他以死相抗，他離世之際不過44歲。1980年，田家英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長期追隨的人、機要秘書——葉子龍

　　

　　葉子龍，原名葉良和、葉佐臣，1916年12月29日生于湖南省瀏陽縣 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少年時代就接受進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葉子龍1930年8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5年年僅19歲的他就來到毛主席身邊工作。從那時起一直到1962年，葉子龍一直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時間長達27年。作為長期在毛澤東同志身邊工作的人，幾十年春風秋雨，葉子龍一直跟隨毛澤東南征北戰，跟隨毛澤東轉戰陜北，陪同毛澤東兩次訪問蘇聯，護送毛澤東進京，從延安的棗園，河北的西柏坡，到北京的豐澤園，這期間凡是毛澤東工作和生活過的地方也都留下了他的足跡和身影，他忠厚誠摯的品格，積極認真的工作態度，多次得到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肯定和稱贊。

　　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冒著很多常人所無法想象的風險，同時也要有異乎尋常的勇氣。葉子龍在擔任毛澤東機要秘書時也曾被人誣陷過，這就是所謂的“竊聽器事件”。

　　事情的緣由是這樣的：作為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葉子龍有個深切的體會，那就是毛澤東的一言一行都有著強烈的目的性，從不做無用的事，不說無關痛癢的話，所以對他說過的話要格外的留心。進城以后，葉子龍總想盡量地把毛澤東的話一字不漏地記下來，為此葉子龍想過很多的辦法，其中之一就是采用錄音的方法。錄音作為現代化記錄的手段，對于記錄、整理、保存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要講話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實踐證明效果也很好。早在延安時，為了準確記錄領導人的講話，我們培養了一大批速記人員，直到解放后速記仍是記錄領導講話的重要手段，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機要室的工作越來越不能適應工作的需要了。1956年以前，機要室作為中央的核心秘書部門卻沒有記錄人員，更沒有現代化的錄音設備，為此，葉子龍幾次與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談這個問題并請示周恩來籌劃錄音工作。從1956年下半年開始機要室便陸續購買了錄音設備，培訓了專門的錄音人員，不料這在“文化大革命”中卻被一些別有用心之人誣陷成所謂的“竊聽器事件”，說成是在毛主席身邊“搞特務活動"，是“為彭、羅、陸、楊反革命集團搞情報”，在這所謂“秘密錄音”一案中，不僅中央辦公廳的領導干部和機要室的許多同志被迫害，而且還株連了中央和地方單位的一些負責人，使許多好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葉子龍也受到株連。

　　葉子龍把毛澤東看成自己的良師益友，是毛澤東把他從一個年輕的紅軍戰士培養成為一名黨的干部，同時葉子龍也從毛澤東那里獲得了多方面的精神財富，到1962年5月，葉子龍調任北京市委工業部副部長。他告別了毛澤東，離開了中南海就再也沒有回去。葉子龍1982年11月任中共北京市顧問委員會副主任；1983年1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咨詢委員會委員；1983年7月任國家安全部咨詢委員會委員；1992年6月離職休養。2003年3月葉子龍在北京逝世。

　　野心家、政治秘書——陳伯達

　　

　　在毛澤東眾多秘書當中，陳伯達是擔任秘書時間最長的一個，前后共達31年。

　　陳伯達1904年生，福建惠安人，原名陳尚友，早年就讀于上海勞動大學，后去蘇聯學習，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到達延安。初來延安的那些日子他的心情不是那么順暢，一直在低谷中徘徊。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偶然的機會，陳伯達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

　　那是在延安一次座談會上討論孫中山思想，會上對孫中山思想的階級性發生了爭論。一種意見說，孫中山的思想屬于小資產階級；另一種意見認為孫中山的思想屬于民族資產階級，爭論頗為激烈。就在這個時候陳伯達開始展示他的本領了，由于他說話口音太重，所以他發言時盡量把語速放慢，以便讓大家都聽懂。陳伯達采用了對立的雙方加以統一的方法討論孫中山思想而引起毛澤東的注意，他說：“我認為，孫中山的思想有兩個兩重性——既包括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兩重性，又包括民族資產階級思想的兩重性……”，毛澤東稱贊“很恰當地分析了孫中山思想的階級屬性問題”，會后毛澤東還專門把陳伯達留下來了解了一下他的情況，隨后毛澤東又邀他參加接待外賓的宴會。當他得知陳伯達通曉古代哲學，而他正巧也對中國古代哲學饒有興趣時，他們之間便有了共同的話題，越談越投機，竟把美國客人擱在一邊……這一天成了陳伯達一生的轉折點，從此他成為毛澤東的秘書。陳伯達成了毛澤東的秘書后，毛澤東讓他超脫于一般秘書事務，主要從事政治理論研究工作。

　　陳伯達號稱“理論家”、“中共一支筆”，他手中的筆一直在寫文章：民主革命時期，他寫下了《人民公敵蔣介石》、《中國四大家族》、《評〈中國之命運〉》等，解放后他又寫下了《論毛澤東思想》、《斯大林和中國革命》，參與起草了“共同綱領”、“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關于農業合作化的決議”、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二十三條”、關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等。在打敗日本帝國主義、打敗蔣介石、建設新中國的勝利大進軍中，陳伯達在毛澤東的統率下也曾經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做出過一些貢獻。

　　一個人的人品如何往往會通過一些具體的小事表現出來，陳伯達也不例外。他曾隨毛澤東出訪過蘇聯，就是在出訪莫斯科的日子里，他的那種愛出風頭、爭強好勝的鄙處暴露無疑。那是在一次與斯大林會談的時候，毛澤東談起了蔣介石，這時斯大林忽然對著陳伯達說話了：“哦，我讀過陳伯達同志的《人民公敵蔣介石》。”陳伯達本來一直坐在一旁靜靜地聽著，當他在聽到斯大林提及他的著作時非常高興，整個人馬上變得興奮起來，還未等翻譯把話說完，懂俄語的陳伯達已經放聲笑了。

　　斯大林把注意力從毛澤東轉向陳伯達，斯大林甚至舉起了酒杯走到陳伯達面前：“為中國的歷史學家、哲學家陳伯達同志干杯！”陳伯達也舉起酒杯回敬道：“為全世界最杰出的歷史學家、哲學家斯大林同志干杯！”這時的陳伯達已經忘乎所以，為自己在最高級會談尚能這么大出風頭而興高采烈，這明顯違背了基本的黨際交往規則，因此事后受到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批評。

　　陳伯達善于見風使舵，察言觀色，在“文革”中紅極一時，成為中共“第四號人物”，是中共九屆政治局五位常委之一，同時又是臭名昭著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組長，“文革”初他曾經是江青的親密伙伴，后來又倒向林彪，成為林彪的“軍師”，墮落成為反革命集團的主犯之一，犯下了嚴重的罪行，成為歷史的罪人。

　　夫人、生活秘書——江青

　　

　　江青，1913 年生，山東諸城人。她與毛澤東結婚后，名義上是中央軍委辦公室秘書，實際上就是照料毛澤東的生活，當毛澤東的生活秘書。在婚后剛開始的一段時間內，她還扮演著“賢妻”的角色，但是江青本質上是一位頗具野心、不安分的女人，在她地位鞏固以后，她便漸漸得意起來，她利用其“第一夫人”的身份，充分發揮其以前的文化專長，開始干預起政治來。她出任“電影指導委員會”委員，批判電影《武訓傳》使她終于得以嶄露頭角，這令她頗為得意，從此江青便開始越出她應有的職權，步入了政壇。

　　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時，正式決定任命江青為毛澤東的生活秘書，在提名江青時，毛澤東曾表示反對，說江青不行，常委們經過討論，認為毛澤東的生活秘書還是由江青擔任比較合適、方便，就這樣江青有了一項正式任命，即毛澤東的生活秘書，此外她還有兩項任務即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副處長、文化部電影局顧問，她就利用這些原本不應屬于她的政治職位與地位緊緊盯住局勢的發展，不放過任何一個有利用價值的機會。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更是“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個人野心急劇膨脹。此時的江青不僅僅滿足于只有國內知名度，她還想要有國際知名度。她深知記者、作家手中筆的影響力，她更知道“無冕皇帝”的威力，她尋覓著自己的“斯諾”，她希望她也有一本在西方廣為傳播的傳記，最初她找到了英籍女作家韓素音，可在韓素音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但江青仍不放棄，繼續尋覓著自己的“斯諾”。恰恰這個時候維克特出現了：維克特來中國的目的是為了了解中國近代婦女運動，但是所獲無幾，正為難以出研究成果而發愁之際，江青的熱烈握手表明了寫作江青傳記這一新課題遠比研究中國現代婦女運動更容易獲得成功。既然一個愿談，一個愿寫，兩人一拍即合，這樣寫一本書的意念已經明確，于是開始長談。兩人的談話前后共達七次，十六個小時并記錄整理成文稿，雖然由于毛澤東等人的阻止使文稿未落入維克特之手，但是維克特根據自己的筆記還是寫出了關于江青的傳記，書名為《Comrade Chiang Ching 》，后來被譯為《紅都女皇》，書的封面上印著江青在延安所攝的披著軍大衣的側面照片，書前印著江青贈給維克特的一首詩。《紅都女皇》一書的出版在國內外造成了惡劣的影響。

　　多行不義必自斃，江青在“文革”期間倒行逆施，引起了毛澤東的強烈不滿。毛澤東多次對她進行嚴厲批評，并警告她和張春橋等人不要結成“四人幫”。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后，江青等人更是加緊了篡黨奪權的腳步，但邪惡終究戰勝不了正義，江青最終還是受到了人民的懲罰，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