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跳出“歷史周期律”的新路

　1945年7月，黃炎培提出了歷史興衰的問題并把這個問題交給了毛澤東。黃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多數演為少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 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干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于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了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顯然，毛澤東已準備好了方案：“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毛澤東民主思想和實踐分為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時期。

新民主主義時期又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以一九四○年一月《新民主主義論 》為標志，毛澤東中首次提出了新民主設想。

這個時期的民主既不是歐美式的民主，也不是蘇聯式的民主，是中國式的新民主主義民主。毛澤東把這種民主定義為：“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具體內容是：“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即新政治、新經濟、新文化。

新政治

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

新經濟

　“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民生計”，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決不能還是舊的半封建社會。

新文化

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是科學的：它是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一致的；是民族的。

第二階段以一九四五年四月《論聯合政府》為標志。提出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走團結和民主的路線 。進一步闡述了民主集中制是“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選舉政府。……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進一步說明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在土地問題上，“耕者有其田”。在工商業問題上，“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 新民主主義制度的任務是保障廣大人民能夠自由發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個性，能夠自由發展那些不是“操縱國民生計”而是有益于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保障一切正當的私有財產。并指出“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這幾項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國境內，只有解放區是徹底地實現了。”

第三階段以一九四九年六月的《論人民民主專政》為標志，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概念，其核心是民主，即人民的民主，民主屬于人民。1）人民創造民主，與近代西方民主由資產階級制造區別開來；因此2）民主的內容要符合人民的實際狀態，特別是工農及其聯盟；不能只為少數人服務，在人民內部形成少數人民主的格局；3）人民擁有運用、享受民主的權力；4）民主的對象只能是人民。

“施仁政于人民內部”的命題，是共產黨及其政權的性質。仁政與儒家的學說聯系在一起，表現了對傳統的承接。“仁政”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中心概念。孔子仁學對仁的解釋是治者與被治者相互的在場。“克己復禮為仁”，要求所有人自覺約束自己的行為使其符合于禮的規范。“恭、寬、信、敏、惠”則是對治者提出了五種品質，寬，是講寬厚待人；惠，是講給人實惠。仁的另一要義是“忠、恕”，即所謂“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實現了這兩條就是“愛人”。孟子提出了“仁政”學說，反對“嚴刑峻法”，主張“以德服人”。毛澤東批判（斗爭）地改造了儒家仁學與仁政思想，清除了“治人”，“治于人”這些術語，顛覆了封建的等級，“施”者與建設者是“公仆”與“主人翁”的關系，用“領導”取代了“統治”，這就是民主的仁政：1）建構保障人民共同利益并被其認同的規范秩序；2）人民自覺地接受維護秩序；3）執政黨應具備施仁政的能力和品質。4）給人民最大的利益。

“建立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的命題把民主與國家理解為兩個團結、斗爭、團結的主體間的交往，消解了西方預設地民主與國家趨于沖突的關系。另外，與列寧不同的是，民主不僅是國家的形態（制度），國家的富強同樣也是民主的內容和目標，即“使中國有可能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穩步地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消滅階級和實現大同。”同時命題還規定了“國家的基礎”是工農聯盟，這就排除了只有少數人享受民主的可能性，又因“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就預設了防止多數暴政的機制。毛澤東認為這樣安排國體、政體，是因為“民族資產階級之所以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和所以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占主要地位，是因為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規定了他們的軟弱性，他們缺乏遠見，缺乏足夠的勇氣，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眾”的自身現實缺陷所至。

　 同年三月五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把民主的多元化取向貫徹到經濟領域，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五種成分，從而確定了這五種成分里的人的經濟地位，形成了經濟建設的整合力量。同時在黨內發出了“糖彈”的警告和“兩個務必”的警示。

毛澤東的民主指涉兩個方面。一個是國家；一個是人民。

國家屬民主的范疇，這是毛澤東對民主思想的一大貢獻。沒有國家的民主（像舊中國），就不可能有生活在這個國家共同體的人民（公民）的民主。就是中國人常說的無國那有家。國家的民主主要是國家之間的獨立、平等與自由，在此平臺上的對話，是對“侵略、干涉、顛覆、壓迫”等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的反抗。民主對于新中國就是政治上自由、經濟上繁榮的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獨立、富強的中國。其國體最后被確立為人民民主專政，政體是民主集中制。這是對中國封建歷史和近代恥辱歷史的顛覆。

民主對于人民在政治上就是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這幾項自由，在經濟上絕不是 “少數人所得而私”，是多數生活質量的逐步提高；在文化上人民有了學習的權利，這就為人民“改造自己從舊社會得來的壞習慣和壞思想”，特別是占人口80%的農民脫離愚昧落后提供了條件，為其參政議政積累必要的知識。

毛澤東認為這樣的民主政體由人民選舉出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選舉政府。”是多數的意見，既有廣泛的民主，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高度的權力；“又能集中處理國事，使各級政府能集中地處理被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所委托的一切事務，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動。”

毛澤東認為民主必須是廣泛地民主。這主要指向兩個層面。1）自下而上。下就是最大多數的老百姓（工人、農民、士兵）經過民主集中制參與國事，人人起來負責“監督政府”；2）強調人民在共同體生活中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平等（不是平均），這就與西方先是“特權階級的民主”有了本質的區別。

毛澤東民主思想和實踐的知識背景之一就是“周期律”。它解釋了政權更迭的一般規律：由多數變為少數，再由多數推翻少數。因此，毛澤東的民主與國家的富強，政權的鞏固緊密相聯。

二  選擇什么樣的民主

 白鋼《現代西方民主芻議》提供了現代西方四種民主理論的符號，并認為促進二十世紀民主理論大發展的是馬克斯·韋伯的官僚組織理論和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論。根據這條線索可以看到現代西方民主更加遠離民主術語的原初樣態，不斷地模糊和消解“人民”、“人民意志”、“平等”這些概念的內核，將其孤立在價值理性的范疇，制造出了“現代民主只能是少數統治多數這一既定事實下的民主，其關鍵不在于被統治的多數親自掌握和行使政治權力，而在于有效地制約統治的少數”（《現代西方民主芻議》）的主流話語。在此語境，韋伯用官僚制（科層制）清除了直接民主（參與民主）。熊彼特則把民主定義為“一種政治方法，即，為達到政府——立法與行政的——決定而作出的某種形式的制度安排。”把人民的民主功能界定為精英“競爭政治領導權”過程中的選票，即 “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爭取人民選票取得作決定的權力。”

多元主義民主理論提出了“團體政治”，他們認為區分民主與非民主的標準，是選舉領導人的方式。但要避免權力集中于政治精英手中，因此僅有選舉和政黨并不能確保民主國家的均衡，必須有各種各樣的積極的利益集團的存在和介入，多數正是在多數的不同組成部分，具有行動的手段上才具有意義。他們把政治決策定義為政府試圖調和這些集團之需要的結果，把政策產生理解成各種利益的邊緣，形成于“民主的框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獨立于特定的政治家的努力之外，政治的結果是政府的結果，而且最終是力圖在社會團體的競爭性要求之間進行調停和裁定的行政執行者的結果。所以民主制度成了社會團體在社會中的權力交換、平衡的安排制度。在這一過程中，政治系統或國家，就是討價還價的競爭性利益集團。多元主義者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美國政治研究中獲得了主導地位，達爾建議用“多元政體”來指稱現實存在的民主制度，因為“民主”這個詞容易誤導人們，即往往會使人們向往一種不可能達到的理想境界，即由人民來統治的政治制度。實際上，一個政體的民主性，是由多個團體或者多個少數的存在來保障的。達爾認為，民主可以定義為“多重少數人的統治”。 其實就是政治精英與社會團體精英共同參與模式。

西方民主的核心價值是個人自由，然而自由民主理論把自由放在絕對的地位，而讓平等屈服于它，在這兩個言者之間重新建構起不民主，不自由的關系。

自由主義借用經濟領域中所謂自發秩序制約和對抗國家權力，再次修正民主原則，從“一切權力屬于人民”變成了“一切權力不屬于任何人”。民主不再是“人民的統治”，而是有權選舉和替換自己的統治者，直接民主變成間接民主即代議制民主。

自由源于資產階級在經濟領域與封建專制的斗爭，要害是個人主義，核心是保護私人財產權，隨著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的勝利，政治要求的不斷提升，自由也跟進政治領域，要求在政治上確定經濟地位，并以個人經濟地位或利益集團的經濟地位分割政治權力。所以，自由成了民主的核心，如果民主起不到保護和發展自由的功能，這個民主就是不民主的。當然，民主與自由不能等同，民主意味著限制與分權，主要指涉政治；自由意味著個人財產權，主要指涉經濟，在民主制度下二者復合。從實踐范疇分析，民主與自由很難指意所有的人，正如熊彼特所言“因為選民在正常狀況下無論如何并不控制他們的政治領導人”，所以，民主與自由已經形成了既定的基本涵義，事實上，資產階級用民主與自由的概念實現了在政治、經濟上的霸權話語。正是從這種角度，西方民主首先是精英特權的民主。

另外，西方主流民主語境，對民主、平等等概念也有嚴格的限制。如伏爾泰的平等定義是機會平等和人格上的平等，他認為主張財產平等的人是“掠奪富人的窮光蛋哲學”，平等只能理解為在財產私有權面前的平等。所以，社會并不需要農民成為富人，而是需要這樣一種人，在他的身上除了一雙手和一片善良的心愿以外什么也沒有。（章士嶸《西方思想史》東方出版中心 2004年9月第五版P114）“民主只能限制在政治范圍內，擴大到經濟領域，民主便會成為瓜分利益的工具，這不僅不符合民主的本意，而且其結果很可能造成社會的崩潰。”（白鋼《現代西方民主芻議》）。

需要說明的是，以上討論的西方民主屬于認識型或歷時性范疇，即前于毛澤東時代和基本同步的西方主流民主意識與實踐。同時也僅限于西方民主實質的描述，并沒有討論其合理的部分及其積極因素。另外，本應討論蘇聯的民主，但筆者以為，列寧很好地提出和解決了黨內民主，但他涉及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很短，來不及提出和解決其中的民主。斯大林在當時的國際境域中不太重視民主，而且還破壞了民主。真正開始提出和設計人民內部民主的是毛澤東。

還需要說明的是，以上討論只能陳述西方民主與共產黨宗旨和目標上的沖突，這是主觀的矛盾，那么，客觀呢？當時中國的處身境域又能否照搬西方的民主？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認為產生和維護美國民主制度的是“第一，上帝為美國人安排的獨特的、幸運的地理環境；第二，法制；第三，生活習慣和民情”三個支持點。

關于地理環境，托克維爾說：“美國沒有強鄰，所以不用擔心大戰、金融危機、入侵和被人征服， ……美國沒有可以使自己的影響直接或間接及于全國各地的巨大首都，……美國人生而有幸和生得其所。他們的祖先昔日把身份平等和資質平等帶到他們現在居住的土地上，……還給子孫留下了最能促進共和制度成功的習慣、思想和民情。……社會的普遍富裕有利于一切政府的安定，而特別有利于民主政府的安定，因為民主政府的安定取決于最大多數人的情緒，而且主要是取決于最貧困階層的情緒。……當創世主賜給人們以大地的時候，大地上是人稀而物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今天，美國為人們提供了無邊無際的土地，只要你勤勞，可以任你開墾。”

關于民情托克維爾說：“它不僅指通常所說的心理習慣方面的東西，而且包括人們擁有的各種見解和社會上流行的不同觀點，以及人們的生活習慣所遵循的全部思想。……英屬美洲的大部分地區，是由一些先是反對教皇的權威而后又不承認宗教的人開發的。因此，他們把一種我除了把它稱為民主的和共和的基督教之外，再無法用其他詞匯稱呼的基督教，帶到了新大陸。這一點，當然要大大有助于在政治活動中確立共和和民主制度。……天主教反而是最主張身份平等的教派。……天主教徒大多數是窮人，所以他們要求全體公民參政，以使自己將來參政。……美國沒有對民主共和制度懷有敵意的宗教學說。”

事實上，中國與美國的情況大不相同，如果搞美國式的民主，就會出現變種。毛澤東提出和要解決的問題是根據中國的國情，結合西方民主，構建中國式社會主義的民主。

現在討論毛澤東建構的民主。

當時中國所處時代，毛澤東作了精辟地概括。

我們在國際上是屬于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誼的援助只能向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去找。（《論人民民主專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

帝國主義勢力還是在包圍著我們，……另一方面，國內反革命殘余勢力的活動還很猖獗……

我們現在是處在新的歷史時期。一個六萬萬人口的東方國家舉行社會主義革命，要在這個國家里改變歷史方向和國家面貌，要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內使國家基本上工業化，并且要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完成社會主義改造，要在大約幾十年內追上或趕過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五年三月)

我認為，中國有兩條缺點，同時又是兩條優點。

　　第一，我國過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國主義，歷來受人欺負。工農業不發達，科學技術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歷史悠久，以及在文學上有部《紅樓夢》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驕傲不起來。但是，有些人做奴隸做久了，感覺事事不如人，在外國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門寺》里的賈桂[21]一樣，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在這方面要鼓點勁，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來，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視美帝國主義”的精神發展起來。

　　第二，我們的革命是后進的。雖然辛亥革命[22]打倒皇帝比俄國早，但是那時沒有共產黨，那次革命也失敗了。人民革命的勝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蘇聯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幾年。在這點上，也輪不到我們來驕傲。蘇聯和我們不同，一、沙皇俄國是帝國主義，二、后來又有了一個十月革命。所以許多蘇聯人很驕傲，尾巴翹得很高。

　　我們這兩條缺點，也是優點。我曾經說過，我們一為“窮”，二為“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論十大關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我們現在是處在一個社會大變動的時期。……現在的變動比過去的變動深刻得多。我們正在建設社會主義。有幾億人口進入社會主義的改造運動。全國各個階級的相互關系都在起變化。……社會經濟制度變化了，……這樣的大變動當然要反映到人們的思想上來。……在不同的階級、階層、社會集團的人們中間，對于這個社會制度的大變動，有各種不同的反映。……社會主義是中國的唯一的出路。推翻舊的社會制度，建立新的社會制度，即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一場偉大的斗爭，是社會制度和人的相互關系的一場大變動。……但是，新的社會制度還剛剛建立，還需要有一個鞏固的時間。……要使它最后鞏固起來，必須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堅持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還必須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進行經常的、艱苦的社會主義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教育。除了這些以外，還要有各種國際條件的配合。在我國，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斗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斗爭，還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面對強大的西方和強大的蘇聯，中國一窮二白，這種積弱積貧的現狀，要求中國人民團結起來，集中精力，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一是建設，實現四個現代化；二是吃飯，逐步提高人民生活。這是中國人民在遭受了百年凌辱，獲得解放、獨立之后的迫切呼聲和最大利益，是民主的最大含金量，中國民主制度必須建構在這個基礎上。團結、集中、調動的組織程序只有依靠國家經過共產黨的領導，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實現。這就是毛澤東設計的中國式民主的起點。另外，毛澤東還提出了民主制度的四個前提條件，即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馬列主義的指導；社會主義制度；愛國主義，其中愛國主義是最基本的條件。為此，正如已經提到的毛澤東把中國式民主定義為“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這就把民主制度與中國的最大政治（任務、目標）聯系起來，把民主推及到了政治、經濟、文化領域，民主獲得了更廣泛地內容和支撐，人民享有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民主權利，這樣不僅像西方民主能夠實現在政治上對權力的限制，同樣也提出了從經濟、文化上限制特權的形成。毛澤東陳述了人民的共同任務和目標。這不僅是心理的共鳴（對恥辱的洗雪），更是對現實的反思，國家富強與人民不可分割的利害關系。同時，民主制度與團結、集中、調動的領導力量聯系能夠提供和維護建設所必需的安定合法的公共秩序，在四個前提條件的基礎上，中國才能達到最充分的思想動員，保持言語行為的一致和有效性，組織人力、物力、財力資源的合理配置，避免異化的，離心離德的力量，以國內的高度穩定爭取國際環境的和平，一心一意發展。這種政治組織或政治程序“乃是為維持秩序、排解紛爭、選擇權威領導人，從而促使在兩中或多種社會勢力之間建立共同體所做的一種安排。”（塞繆爾*亨廷頓《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說“如果只有小國而無大國，人類無疑會更加自由和幸福。但是，也不能沒有大國。在世界上，大國的存在為國家繁榮提供了一個新的因素：即力量。如果一個國家天天被人掠奪和侵略，那么空有富裕和自由的形象又有什么用處？如果外國控制了大海并規定各項貿易條例，那么本國的工商業又有什么用處？小國之所以往往貧困，決不是因為它小，而是因為它弱。大國之所以繁榮，決不是因為它大，而是因為它強。因此，力量一向是國家幸福和生存的主要條件之一。”

塞繆爾*亨廷頓《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說處于現代化中國家不適用美國人政府的產生應該以自由公平的選舉為基礎的一般公式，其“首要的問題不是自由，而是創建一個合法的公共秩序。很顯然，人類可以無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無秩序而有自由。必須先有權威，然后才能對它加以限制。”

從廣義的發展階段上講，中國正處在“現代化中國家”。認識這個命題很關鍵，只有在這個命題下，才能對當時建構民主制度認識-實踐范式作出歷時性描述。

現在對“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的命題作一補充。顯然它是對中國民主制度性質的規定，提供了一種對人民內部各成員及成員間的聯盟在國家中的地位的框架結構。與現代西方主流民主話語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毛澤東認為人民的權力經過共產黨的領導是可以實現的，關鍵是在實現的途徑中建構起認識-實踐的制度。進一步說，是從理論的真實性和實踐的有效性的要求上對西方國家學說的顛覆。問題在于如何實現，怎樣實現，在民主制度的運行中貫徹它的現實性和真實性，使其不變種為對人民來說是虛設的“名譽”招牌，實則成了精英操縱的工具。

毛澤東認為，首先共產黨必須是黨章規定的那種性質和宗旨的政黨，體現出來源于人民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真正代表和反映人民意志；其次，明確具體的人民是最大多數的概念，即“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人民涵蓋了工人、農民、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其他勞動者，并且取得了身份的平等；第三，界定人民內部的主要成員及各成員（聯盟）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工人階級的領導角色是通過自己的先鋒隊——共產黨在國家中的權力來實現的，這意味著權力轉換到了政黨，而共產黨的權力又是人民給的，這就是社會主義國家權力的二重性，即人民性和黨性，這是不能違背的，如果權力失去共產黨就無法實現人民的利益，如果權力失去人民（違背人民利益），人民就可以收回，為了維護權力的兩重性，人民具有對權力的監督權。第四，權力的運作具有集體意志的意義，是集體（多數）領導，而不是個人或少數的意志。第五，領導權雖然通過國家機構（官員）的形式顯現，但它的本質是公仆，官員與群眾是平等的，只是職務（崗位）的不同。第六，權力與人民進一步的聯系在于路線、方針、政策遵循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循環生成模式，是人民內部之間（經過國家機關）討論、商量、協調、平衡的結果，因而反映了人民的利益。

所謂代表人民，反映人民利益不是指向熊彼特指責的“全體人民能夠同意或者用合理論證的力量可使其同意的獨一無二地決定的共同福利”。人民內部既有各成員的想法，如工人或農民，又有經過整合的基本同意的意見，國家（政黨）的政策如能體現出并用權力實施這些，就可以被認同為已被“授權”或“代表”。對此的進一步追問就逼出了另一提問“能否反映呢？”這給出了兩個預設：1）共產黨與人民是否一致；2）如果一致又能否做到正確反映？在毛澤東的認識-實踐模式里，共產黨首先是人民，然后才是人民的代表，除了人民的利益外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不是一個享有特權的階層。黨和人民是互相認識的主體，為實現正確反映，須引入調查機制和自下而上的議事和表決機構，并在法律程序內運行。毛澤東認為實現了這些，人民的權力在技術上是可以達到的。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共同綱領》的框架下選舉產生了第一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它是一個由各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共同參政的聯合政府。毛澤東對政協的性質和任務作了這樣的界定：它不是國家的權力和行政機關，而是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國外華僑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的統一戰線組織，是黨派性的，它的成員主要是黨派、團體推出的代表。任務是：一、協商國際問題。二、商量候選人名單。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地方同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候選人名單以及政協各級委員會組成人員的人選進行協商，它有這種權利。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是人民選舉的，但各黨派、團體要先進行協商。三、提意見。四、協調各民族、各黨派、各人民團體和社會民主人士領導人員之間的關系。通過這些達到共產黨與各黨派、團體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及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法寶，它的地位和重要性是無須置疑的。經過這種政治協商實現了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及各黨派之間的議事，各黨派獲得了廣泛的知情權；由于政協是政策決策的程序制度所以有同意或不同意的“隱藏在背后的權力”（ 富柯語），為最后決策提供了選擇機制；政協實現了與同級權力機關和行政機關的分離，就避免了“官官相護”的弊端，對權力及行政管理預置了團結、斗爭、團結的模式，對其產生了監督、控制、限制，更重要的是這并不意味對各黨派直接參政的排斥，各黨派廣泛參與了第一屆聯合政府。

需特別指出是，政協已成為中國民主黨派、科學團體及社會團體的在場，代表著“機構和學科”，按照富柯權力-知識模式，它具備典型的話語構成的知識形態，也制造著國家政策和法律的依據，“換句話說，知識在某種意義上批準了權力的行使，并使其合法化。”（《理解富柯》[澳]J.丹納赫 T.斯奇拉托 J.韋伯 著 劉瑾 譯 P31）

　 人大建構在“國家的目的在保護人民”（毛澤東語）的原則上。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召開，它是國家的權力機關，有制憲、制定法律之權，選舉新的國家領導工作人員，審議、通過政府工作報告，對政府工作過程具有監督和控制的功能。人大是通過自下而上的層層選舉的方式建立起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初級代表由基層群眾選舉，被要求具有文化素質和參政經驗，對各界別有名額分配和限制以體現代表性，這以后的代表則由各層次的代表選舉，因而具有廣泛的民眾性、階層（階級）性，并刪除了因當時中國大眾普遍素質低如采取直接選舉會導致柏拉圖式缺陷的可能性。這種選舉過程就是民主集中制度，在當時中國的現狀集中也是歷史選擇，其中的緣由將在下文討論。

全國人大機關雖在一九五四年成立，但基層各界代表大會在前幾年就開始了，毛澤東給予了高度的關注。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毛澤東寫給彭德懷等人的信：

據饒漱石[8]同志十月十一日電稱，“我們選擇上海附近松江縣，創造召開全縣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經驗。此種會議，已于九月三十日舉行。我曾趕往參加，并作報告。會議結果良好。經過各界代表的熱烈討論和辯論后，成立了減租減息、合理負擔、處理勞資糾紛等實施辦法。對黨內黨外，教育意義均甚大。證明，在各縣召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不但有迫切需要，而且有充分可能。會議經過和經驗，擬全部在《解放日報》上發表。計:(一)我在會議上的報告，關于減租減息、合理負擔及工商業政策問題。(已在十月六日《解放日報》上發表)(二)松江縣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報道。(三)縣委書記關于松江工作與任務的報告摘要。(四)介紹松江全縣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經驗(擬用《解放日報》社論發表)。上述各件，已于今日由新華社發給中央。如仍需由內部專門總結報告，請電示辦理”等語。上述文件俟收到后即由新華總社廣播，你們可以在報紙上看到。你們看了松江縣的經驗后，請即通令所屬一律仿照辦理。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幾百個縣都能開起全縣代表大會來，并能開得好，那就會對于我黨聯系數萬萬人民的工作，對于使黨內外廣大干部獲得教育，都是極重要的。務望仿照辦理，抓緊去做。并請你們選擇一個縣，親自出席，取得經驗，指導所屬。（《開好縣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是一件大事》）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又去信華南分局，并告華中局、林彪[1]同志、江西省委、湖南省委，及華東局、西北局:

　　十一月二十五日電悉。(一)同意你們所提廣州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名額分配及議事日程。(二)你們必須充分注意廣東全省市的縣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召開，各市各縣均應召開。你們必須將這種市的縣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看成是團結各界人民，動員群眾完成剿匪反霸，肅清特務，減租減息，征稅征糧，恢復與發展生產，恢復與發展文化教育直至完成土地改革的極重要的工具，一律每三個月召開一次。(三)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四省市縣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縣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開會之前必須召開縣的農民代表會議，由這個會議選舉出席縣各界代表會議的農民代表)，華中局及四省省委必須充分注意給予指導，按時召開，總結經驗，交流經驗。(四)一九五○年上半年(春季或夏季)，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廣東五省必須召開第一次全省農民代表會議及全省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五)上述(二)(三)(四)項，請華東局、西北局注意照辦。（《必須充分注意召開市縣各界人民代表會議》）

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是中國共產黨與人民群眾互動關系中創造的對重大問題熱烈討論和辯論的參政的民主制度，而且“結果良好”，是人民的需要，如此，毛澤東才將市的縣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看成是“團結各界人民，動員群眾……的極重要的工具，一律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如果一千幾百個縣都能開起全縣代表大會來，并能開得好，那就會對于我黨聯系數萬萬人民的工作，對于使黨內外廣大干部獲得教育，都是極重要的。”這種聯系數萬萬人民制度的代表不僅有選舉的權力，更重要的是有議事、表決的權利，所以能夠實現西方民主無法實現的人民權力與人民意志。

政協和人大的缺陷是，有可能成為政治知識-技術系統的“順從的身體”（富柯語），但從經驗上檢索，這與毛澤東的本意相差甚遠。掌權的是“體系”，而這個體系的結構要件有黨委、人大、政府、政協，“體系”經過國體和政體同人民結合為國家生活的共同體。毛澤東認為從國家生活的共同體中產生的政策應該是其成員團結-斗爭-團結的結果，所以，最終是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個人利益在某些層次交點上的平衡，而不可能是執政黨自身的利益，如果真出現這種情況人民就有權重新選擇。

三  毛澤東話語

 理解“毛澤東話語”是理解毛澤東民主的關鍵。本文借用福柯“話語”概念描述毛澤東文本的一種基本存在。現在,一般認為毛澤東沒有多少“新概念”。這既是普遍的定論，也是對毛澤東文本深入研究的限制。其實，毛澤東創造了許多“新概念”，只是其表現樣態具有特殊性，是以改造“舊的詞語”出現的。既用常用詞語的外殼注入新的內涵，給以新的定義、新的生命力。如“實事求是”、“又紅又專”、“放”、“收”等就是典型的案例。這是“舊瓶裝新酒”的方式。毛澤東用這種方式的意圖在于實現“人民的習慣” （《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他曾在調查的范疇提出過兩個新概念“縱斷法”和“橫斷法”。但“這兩個名詞我只用了一次，寫出這篇文章之后我自己也沒有再用過。我也不希望同志們以后寫文章、講話再用它，因為不好懂。”[2]但是“舊詞語”又無法描述新的思想，這就產生了舊外殼，新語義的“新概念”的特有顯現方式。這種“新概念”所提供的毛澤東語義與語境結構在哲學、政治學、倫理學的基石上。如“團結”、“斗爭”、“學習”三個概念就是由相互嵌入的語義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語境，充滿了“矛盾運動”，是對“過程”的陳述，包含著“反思”、“等待”、“轉化”、“提高”等“原則服從時間”（《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的談話》）的契機構成。這種語義不是單個的封閉，而是多元流動的開放，又不失主體，并要求內在的（詞與詞），外在的（人與人）對話式的理解。進一步的指向是，不僅是思維范試，更是實踐范試。毛澤東希望在辯證法的思維中構建一種合符事實的合理行為模式和制度。如對“調查的技術”就提出了七種行為方式[4]。這就是我所說的“毛澤東話語”。它包含由新定義形成的語義，由幾個相關語義形成的語境，在辨證思維中要求的正確的實踐。它存在于毛澤東文本之中，其呈現方式又是“舊詞語”，是閱讀毛澤東文本和理解毛澤東思想的關鍵點。過去，對毛澤東的思想和實踐發生誤解的原因之一，就是沒有發現“毛澤東話語”。

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和任務。不能用一般的詞義（概念）來理解毛澤東文本中屬于“毛澤東話語”的詞語。如“斗爭”，在《現代漢語詞典》（2002年增補本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語編輯室編）中的詞義是“1、矛盾的雙方互相沖突，一方力求戰勝另一方；2、群眾用說理、揭發、控訴等方式打擊敵對分子或壞分子；3、努力奮斗”。如用這種詞義去理解毛澤東“斗爭”的概念，就會出現偏差或錯誤。那么，像“斗爭”一類屬毛澤東話語的“新概念”有多少呢，這就需要研究發現。我根據本文的主旨“民主”，提出幾個屬于毛澤東話語的詞語。

我認為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學說中有五個核心概念：既是“民主”、“團結”、“學習”、“斗爭”、“發展”。

毛澤東話語中“人類的歷史”是發展。他用認識論和主體論描述。認識的主體是“人”，因此，“認識的盲目性和自由，總會是不斷地交替和擴大其領域，永遠是錯誤和正確并存。”并且認識的內在規律“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這就演繹出“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自然界也總是不斷發展的，永遠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人類的歷史”是一個“總體歷史”，包括“人”、“社會”、“自然界”三者的互動關系。在“總體歷史”中，“這三者”既是是主體，也是客體，是主體與客體的轉換，其本身包含著“他者”的在場，不可能按照本身的邏輯結構發展，是“人民”、“群眾”歷史主體的實踐-認識范式的發展。在這三者有機發展中如何充分發揮人的革命的能動性呢？對這個發展的內部要求毛澤東作了在上層建筑范疇的描述，引入了“團結”、“學習”、“民主”、“斗爭”概念，總體歷史的發展不是單向單線式的過程，而是多元的互動建構，在辯證運動中整合出發展的力量。

斗爭

 毛澤東提出了“所謂發展就是諸對立物斗爭的結果”的命題。“有意見分歧就轉化為斗爭”，“意見分歧”包括總體歷史的構成要素人、社會、自然界所指涉的各個領域，有“破”有“立”的辨證發展運動，在這里“破”的詞義是：否定、改造、修正、糾正等。

毛澤東話語中的斗爭是對推動總體歷史發展的力量整合過程的抽象描述。各種力量會出現不一致的方向，在一個時空階段經過整合實現比較一致，這個過程就是斗爭。人民內部矛盾的解決，既是政治的文化的（思想）經濟的不同利益的意見整合的結果，所以，毛澤東一九五八年提出“社會主義時期，應當利用商品生產來團結幾億農民。”

   “領域”也是解釋“斗爭”的關鍵性術語。我用“領域的斗爭”來描述毛澤東對斗爭的區別。領域具有橫向性和縱向性。橫向性的斗爭有“生產斗爭”、“階級斗爭”、“科學實驗”縱向的斗爭有“人民內部”、“敵對勢力”。從“領域的斗爭”可以反思出毛澤東對不同領域斗爭的內容、政策和策略實質性的嚴格界定。因為長期存在著“人民內部矛盾”，那么人民內部的斗爭是如何進行的就成為毛澤東在社會主義時期提出和要解決的重大課題。“現在我們要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不像過去搞階級斗爭(當然也夾雜一些階級斗爭)” [5]（《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屬于人民內部范疇的斗爭，內容是分清是非，對“不利因素的克服”[6]，新與舊、正確與錯誤之間思想矛盾的解決，是反對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等；政策和策略藝術是思想辯論，非對抗性，“革命的戰斗的批評和反批評，是揭露矛盾，解決矛盾，發展科學、藝術，做好各項工作的好方法”。批評與自我批評，目的是團結，是“又團結，又斗爭”，結果是發展。毛澤東把斗爭與團結連接起來，斗爭里有團結，斗爭的過程也是團結的過程。斗爭與批判是同義語。“這種批判，應該是充分說理的、有分析的、有說服力的和風細雨的方法，而不應該是粗暴的、官僚主義的，或者是形而上學的、教條主義的。”（《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因此要排斥 “無情打擊”、“攻其一點或幾點，不及其余”。等做法。斗爭的依據是有理　有利、有節，“斗爭要有道理”。梳理毛澤東在不同時空的解析，道理所指是：1）事實（事件）的真實性；2）理論的正確性；3）愿望的真誠性；4）調查的可信性；5）處理（判斷）的合理性。“在斗爭中間，我們就會明了這些事情，就會懂得解決問題的方法”。如果斗爭妨礙、破壞了團結和發展，這種斗爭就是錯誤的。

    對斗爭作了領域的限制，就能確切地理解斗爭這個概念的內涵多項指向。生產斗爭、階級斗爭、人民內部的團結、斗爭、團結中的斗爭內涵都不是同義。1）生產斗爭，主要指人與自然界互動能力；2）階級斗爭又分敵對斗爭和人民內部階級斗爭，前者是對抗性的，后者屬非對抗性，與3）的斗爭屬批判、辯論的內涵，類似庫恩范式變遷的涵義。

“轉化”是毛澤東一再強調的斗爭性質的度。所謂斗爭“當然也夾雜一些階級斗爭”主要還是指“人民內部的階級斗爭”。這里就存在轉化的可能性。一種由“非對抗”轉化為“對抗”，一種由“對抗”轉化為“非對抗”。雖然兩類斗爭的性質不同，但毛澤東主要是將對抗轉化為非對抗，而對非對抗轉化為對抗加以嚴格的政策認定。

“過分”是人民內部斗爭難免出現的情況。這就必須堅持有錯必糾，有錯必改，按照具體情況，加以甄別和平反，賠禮道歉，“使他們心情舒暢，重新抬起頭來”。受過冤枉受過委屈的人在平反恢復之后，也應當持積極樂觀態度，把不適當的處罰和錯誤的處置看作一種有益的教育，當作一種鍛煉，而不要從此消極，氣憤，不滿意；世界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現在不可能，永遠也不可能，只能力爭求得一個比較的公平。（《關于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問題》）

還可以把斗爭理解為語言的溝通，在這種境域中斗爭就以言者的姿態出現，調查就成了斗爭政策中不可缺失的函數。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毛澤東的調查學說是他斗爭學說的構件。。

團結

 “人民五億不團圓”（毛澤東詩《浣溪沙-和柳亞子先生》[12]。舊中國與一盤散沙為同義語。1950年10月，柳亞子寫《浣溪沙》詞一首，上闋：“白鴿連翩奮舞前，工農大眾力無邊，推翻原子更金圓。”“力無邊”顯現了新中國的空前團結。毛澤東正是從這種百年遭遇中構造了團結這個顯示新舊中國分水嶺的新內涵：

“我們的國家現在是空前統一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以及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迅速地改變了舊中國的面貌。祖國的更加美好的將來，正擺在我們的面前。人民所厭惡的國家分裂和混亂的局面，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國的六億人民正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一致地進行著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 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是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學說的重要目標。團結是人民內部各階級、階層、集團的最廣泛的政治、文化、經濟等利益聯盟，是“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而奮斗”的力量源泉。沒有團結，中國就會失去建設的力量。

同樣，團結也是辯證互動關系，沿著團結、斗爭、團結反復超越的路線前進，是事物發展過程的形式顯現。團結的這種內在運動既是實踐-認識范式的呈現樣式，也是事物發展規律的定性。為此毛澤東提出了團結的“基礎”問題：1）事物(經濟、政治、思想、文化、軍事、黨務等等)的事實樣態；2）經驗的豐富，認識的升華；3）政策的制定。團結是在這個基礎上的團結，這個基礎變了，“舊的團結基礎”要被新的基礎否定（斗爭），達到新的團結，新的團結就是新的發展。“不能光講團結和一致，不講矛盾和斗爭”這個語句區分出了所謂新基礎上的團結一致與舊基礎上的團結一致。舊基礎上的團結一致是前認識的結果，一旦事過境遷，仍停留于此，成為一潭死水，就轉化為保守、落后，成為發展的障礙。這就必然要求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斗爭，達到新的團結。毛澤東把這種狀態比喻為“不盡長江滾滾來”，后浪逐前浪。團結與不團結的標準，毛澤東是這樣區分的：

“所謂團結，就是團結跟自己意見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鬧過別扭的，跟自己作過斗爭的，自己在他面前吃過虧的那一部分人。”

“團結就是政策問題上達到思想統一，政策問題上思想統一了，就完全團結了。”

“所謂不團結，都是思想上有距離，政治問題、政策問題上有爭論。既是思想問題，那末改正錯誤就是改正思想的問題。”

團結也是“等待”。有時“真理都不在領導機關的多數人手里，而是在少數人手里”。（《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在這種情況下，掌握真理的人，在一個長時間內不被多數人承認，反而被看作是錯誤的東西，意見得不到采納，這時團結就成了等待分清是非真相的手段，制定著“容許少數人保留意見”的規則。

    團結就是人民內部全體成員在各個領域的政策一致和思想的統一，以實現有效的協調與合作。

實現團結的最佳通道是民主。在民主的關照下使團結成為自覺的行為，就要構建團結的機制。其體現之一是在不是無政府主義的原則上的“讓人講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誡。 “而且講錯了也不要處罰。講錯了話可以批評，但是要用道理說服人家。說而不服怎么辦?讓他保留意見。只要服從決議，服從多數人決定的東西，少數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見。”這里，民主是多數的參與（決策），集中是貫徹多數意見，保留少數意見的集中，絕不是集中長官意志、權力意志，實現了民主集中式的團結。這種團結描述出了斗爭，更陳述了和為貴的中國傳統哲學理念。

這就把團結還原為言語行為的交往和溝通。

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這個命題，是一種最廣泛、最深刻地團結。團結的實質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人民參與國家的建設和管理，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發揮智慧，首創精神，是對生產力的解放，給人民事業上的自由。中國歷史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團結，它徹底顛覆了舊中國的愚民統治和少數人控制國家的制度。

對于團結的挑戰和考驗是如何寬容犯了錯誤和與自己斗爭過的人，如何在理解的基礎上消除意見分歧。毛澤東認為：犯錯誤是難免的，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錯誤往往是由于經驗不足造成的，人的思維不可能完全確切地反映客觀實際。人類只能在認識事物的過程中逐漸克服認識的不足，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事物是十分錯綜復雜的，又是在發展變化的，人的思維的反映跟不上客觀實際，就一定會犯錯誤。所謂犯錯誤，就是那個主觀犯錯誤，那個思想不對頭。解決的辦法是少犯錯誤，少犯全國性的錯誤，即使犯了全國性的錯誤也會及早糾正。犯錯誤是正確路線形成的必要條件。正確路線是對錯誤路線而言，二者是對立的統一。正確路線是在同錯誤路線作斗爭中形成的。說錯誤都可以避免，只有正確，沒有錯誤，這種觀點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因此要制定黨內對待犯了錯誤的正確政策，對犯了錯誤的人一看二幫。“朋友越多越好，敵人越少越好。”

學習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澤東發表了《改造我們的學習》之后，“學習”就成了馬列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機制，這個機制是對主觀主義深刻批判地反思。毛澤東認為，主觀主義只把興趣放在脫離實際的空洞的“理論”研究上，忽視客觀實際事物的存在，無實事求是之意，是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他建構了新的學習機制：1）就是有的放矢和實事求是的“結合”型學習。“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共產黨人所以要找這根“矢”，就是為了要射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這個“的”。“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這種學習機制使馬列主義中國化，全黨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一致，制定了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奪取了革命的勝利。反過來，勝利又證實了“結合”型學習的真理性。毛澤東學習概念的核心內涵就是“結合”，即實踐—認識—實踐的模式，這是一條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路線，學習應是貫徹這條路線的實踐行為。2）調查參與學習過程。3）同時堅持一分為二的立場，反對故步自封，驕傲自滿，注重獨創精神。4）始終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向群眾的實踐請教，向先進學習，包括民族資本家、知識分子、國外的先進科技和管理經驗。

學習還是發展經濟、政治、思想、文化、軍事、黨務的重要方法之一。學習機制主要解決：

1）對規律等的認識。中國共產黨對蘇聯有兩次學習。第一次是戰爭時期，學習成果是形成了毛澤東思想。第二次是建國初期，以蘇聯社會主義為模式。1957年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系》、《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標志開始脫離蘇聯模式，走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后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地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我們黨能夠領導經濟建設，這一點還沒有完全證明，需要經過三個五年計劃。”（《關于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問題》）這是對規律的認識。

2）建設的知識和技術。學習建設的知識和技術也是毛澤東一直關心和反思的重大課題：“搞經濟，我們也有了一些經驗，現在搞這些新的科學技術我們還沒有經驗。安排經濟，對人、對資本家、對民主黨派、對知識分子的工作，我們比較學會了，我們有二十二年根據地的經驗。世界上新的工業技術、農業技術我們還沒有學會，雖然我們已經有了六年的經驗，學會了許多東西，但是從根本上說，我們還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個五年計劃和第三個五年計劃來學會更多的東西。”（《關于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問題》）“資本家有技術，有管理能力，在這些方面無產階級必須向他們學習。”

3）提高全民族的綜合素質；結合型學習包含著對歷史的挫折、彎路深刻地反思。伴隨新中國的建立，毛澤東內心產生了危機意識，于不同時期提出了“糖衣炮彈”、“進京趕考”、“開除球籍”等問題。《關于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問題》這篇文章表達了他的擔憂：“我們希望建設中所犯的錯誤，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錯誤那么多、時間那么長。我們搞建設，是不是還要經過十四年的曲折，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說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解決這些問題的方針之一就是學習。毛澤東提出了“造就知識分子”的戰略。“我們計劃在三個五年計劃之內造就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高級知識分子（包括大學畢業生和專科畢業生）。”（《關于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問題》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在毛澤東的努力下，文化、知識、技術、科學的學習迅速形成了群眾運動，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4）特別是各級黨政干部綜合素質。各級黨政干部綜合素質提高的重點是由外行變內行，解決“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問題，就是又紅又專。“政治和業務是對立統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對不問政治的傾向；但是，專搞政治，不懂技術，不懂業務，也不行。我們的同志，……都要學一點技術和業務。我看也要搞一個十年規劃。我們各行各業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術和業務，使自己成為內行”。

調查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表明調查是認識的承擔者，是實事求是的載體，也是民主的方法。言語行為首先是實踐的行為，真理必須經過實踐的檢驗。因中國革命的特殊性，毛澤東經歷的特殊性，調查成了毛澤東一生的立場和方法，他建構了系統的調查學說。現存最早的調查專著是《農村調查》，早期調查著名成功范例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30年代又寫了《反對本本主義》，把調查與結合型學習聯系起來，成了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批判武器。下面的話是毛澤東對調查內涵的精要陳述：

我們對于客觀世界的認識，要有一個過程。先是不認識或者不完全認識，經過反復的實踐，在實踐里面得到成績，有了勝利，又翻過斤斗，碰了釘子，有了成功和失敗的比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發展成為完全的認識或者比較完全的認識。到那個時候，我們就比較主動了，比較自由了，就變成比較聰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認識必然的基礎上，人們才有自由的活動。這是自由和必然的辯證規律。所謂必然，就是客觀存在的規律性，在沒有認識它以前，我們的行動總是不自覺的，帶著盲目性的。這時候我們是一些蠢人。……，要經過一段時間，碰過一些釘子，有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才有這樣的可能。……，制定一整套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必須通過從群眾中來的方法，通過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的方法，對工作中的成功經驗和失敗經驗，作歷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觀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們主觀臆造的規律，才能制定適合情況的各種條例。

概念的形成過程，判斷的形成過程，推理的過程，就是調查和研究的過程，就是思維的過程。人腦是能夠反映客觀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確很不容易。要經過反復的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較正確，比較接近客觀實際。有了正確的觀點和正確的思想，還要有比較恰當的表達方式告訴別人。概念、判斷的形成過程，推理的過程，就是“從群眾中來”的過程；把自己的觀點和思想傳達給別人的過程，就是“到群眾中去”的過程。在我們的干部中，大概還有不少的人，不明白這樣一個簡單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見、計劃、辦法，只能是客觀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來自人民群眾的實踐中，或者自己的科學實驗中，他的頭腦只能作為一個加工工廠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則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人腦制成的這種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確不正確，還得交由人民群眾去考驗。

這種批判的武器是對唯物辯證法的認識論的描述。在實踐-認識-實踐的模式中，調查扮演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言語行為者，這就為調查的真實性、正確性提供了有效的條件。系統地周密地“歷史的考察”，獲取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在思維的過程中加工、形成完全的認識或者比較完全的認識，找出客觀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們主觀臆造的規律，在總路線的指導下，制定一整套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從而解決“自由和必然的辯證規律”，實現人們“自由的活動”。

毛澤東認為，調查有兩種方法，一種是走馬看花，一種是下馬看花。走馬看花，不深入，看一看望一望就走，這是很不夠的，還必須用第二種方法，就是下馬看花，過細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個“麻雀”的典型調查。

毛澤東講到的調查的技術有：1）開調查會，做討論式的調查，得出近乎正確的結論。2）調查的范圍應有代表性。3）調查的人數要恰當。4）調查的綱目要事先準備。5）無論職位高底都要親身出馬。6）從個別問題深入，深入解剖一個麻雀。7）自己做記錄，。8）平等的態度。9）討論、研究的方法。

調查在團結、斗爭、學習這三個指向民主與發展的行為中起著解決“自由和必然的辯證規律”的作用。如何才能使這些行為實現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質變）呢？這主要取決于三個方面：思想符合客觀；政策符合事實；具體問題具體處理。從這個層面上，可以把毛澤東的調查概括為三種類型。1）檢驗類型：即使已被確認為真理性的理論也有時空的界定，這就要求開展對理論與具體實際的結合是否具有真理性的調查；2）政策類型：政策是一個系統的言者，其言語行為是安排出規范的秩序，但它又面對歷史和現狀，這就可能出現“過時的”、“不太適合的”、甚至“錯誤的”情況，所以政策是個動態、開放的言者，它要求自我進行制定、運用、調整政策的調查；3）問題類型：針對某一事實（事件）的調查。

 四  領導核心

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新中國確立了共產黨的執政地位，而沒有采取西方式的多黨或兩黨制，其依據是什么呢？

韋伯認為權威統治的基礎是統治的合法性與權力的結構，合法性就是那個促使人們服從統治的動機，統治的合法性和統治的能力對于統治來說都是不可缺少的。只要有了合法性，不管統治者發出了什么樣的命令，被統治者都會服從。而如果被統治者不相信現存統治系統的合法性，則這個系統是很難維持下去的，是注定要崩潰的；相反，如果人們相信現存統治系統的合法性，那么這個統治系統就會是穩定的和有效的。合法性的信仰指的是存在于人們內心深處的說服人們去服從統治者而非反抗統治者的思想體系，信仰在權威性的統治形式里具有關鍵性的作用，它為統治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提供依據，決定什么是正當的、合法的，什么是不正當和非法的，讓人們不但服從，而且還樂意去服從。權威性的統治體系就是由人們的自愿服從和信仰體系構成的。統治權力與統治的合法性是統治的兩個必備要素。什么樣的統治才具有合法性？統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支配人們社會行動的“正當性”的基礎上的，而支配人們社會行動的正當性又是來自于人們主觀的正當性，正當性區分為1）人們情緒上的情感正當性；2）倫理的、價值的正當性3）宗教的正當性，來自客觀世界的正當性4）傳統的、習慣的正當性5）法律的正當性（《韋伯 擺脫現代社會兩難困境 王威海 編著 》）。

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和能力是歷史的選擇，是人民的意志，其領導核心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其它民主黨派都不具有這種合法性和執政能力。不僅如此，從現實的可能性看，中國有九個民主黨派，搞兩黨制也行不通。毛澤東很好地解決了中國共產黨及其執政的合法性，這就是為人民服務。

塞繆爾*亨廷頓對第三世界的政黨制作了廣泛地調查與研究后，于20世紀60年代末寫成了《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從中的描述可以證實當年的選擇符合民主的進程。

“在低度現代化國家，一黨制可強可弱，但多黨制毫無例外都是軟弱的。……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擁有穩定的多黨制。”

“在發展中國家，一黨制比多黨制要穩定得多。例如，多黨制發展中國家比一黨制、一黨居優制或兩黨制發展中國家更易遇到軍人干涉政治。”

“多黨制與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安定是不能共存的。在現代化中國家，多黨制是軟弱的政黨制度。”

“具有群眾支持的政黨比只能得到有限支持的政黨顯然要強大。同樣，一個有群眾參與的政黨制度比一個這樣的政治制度要強大，……‘動員’與‘組織’，這兩個共產黨政府行動的口號恰恰確定了加強政黨力量的道路。”“一個現代化中政治體系的安定，取決于政黨的力量。一個強大的政黨能使群眾的支持制度化。”

“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奠定了合法性的基礎，它們的政黨組織為動員民眾支持和實施政策提供了制度機制。……共產黨人卻為現代化中國家提供了經過檢驗并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逾越政治差距的方法。”

亨廷頓還認為，發展中國家必須走一條有別于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發展道路，它必須建立這樣的政治體系，能夠創新政策，即把權力集中于中央政府，以國家行動促進社會和經濟改革。

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地位與執政能力，亨廷頓有深刻認識：“毛澤東則證明了，列寧的政治發展理論也同樣適用于知識分子和農民的聯盟。正如施瓦茨所說的，中國共產黨是‘一些其最高層成員來自中國社會各階層、政治表達能力很強的領袖們根據列寧主義的路線組織起來的精英集團。’”“毛澤東與眾不同的特點就在于強調組織的重要性。……對組織重要性的強調，是把共產主義運動同其它民族主義運動區分開來的最重要的特征。……這兩個集團都顯示出‘他們有能力在他們的人民中得到響應。但在政治行動根本的手法問題上，民族主義者不像共產黨人那樣強干，那樣內行。這種手法就是組織’。” （《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370）“不過20世紀的革命越來越對被列寧修正過的改革催化劑理論表示懷疑。馬克思主義者對西方發達國家期望的落空，使人很難相信革命者能夠進行改革和革命。傳統革命的正統觀念已衰敗，對替代理論的接受將傳統的革命理論的信奉者劃分為兩種人：一種走伯恩施坦式的道路，另一種走毛澤東式的道路。”（《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399）

雖然不存在兩黨制或多黨制的條件，但毛澤東認為民主黨派經過政協納入國家政治生活共同體則是必須的。政治協商會議制度，使國家政治生活中保留了“多元政體”的成分和功能。這樣就預設了“程度不同的反對派”，建構起聽取不同意見的政治制度，使一種“相互聯系的藝術”（托克維爾語）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機制下得到改進和發展。在這一點上，中國和蘇聯不同。所以，中國共產黨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一黨執政。

與當代西方民主思想比較

五  民主與自由

 毛澤東的民主思想建構在對西方民主制度批判和對國情深刻洞察的基礎上。他認為：

1）“所謂兩黨制不過是維護資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方法，它絕不能保障勞動人民的自由權利。”

2）“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容許共產黨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為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就不容許了。”

3）“實際上，世界上只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階級斗爭的社會里，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

4）“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們認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認民主是手段。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只是一種手段。”

5）“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民主屬于上層建筑，屬于政治這個范疇。這就是說，歸根結蒂，它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自由也是這樣。民主自由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都是在歷史上發生和發展的。”

兩黨（或多黨）輪流執政被看作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之一。執政（統治）就是對國家權力的掌握和運用，在現代國家是政黨的特權。從經驗分析，西方國家權力的基礎是資本，國家的目的是保護資本，必然要求執政黨代表資本的利益，所以，兩黨也好，多黨也好，其本質是資產階級政黨，從這個意義上說依然是資產階級一個黨在執政，西方資產階級已立國兩三百年沒有共產黨執政的記錄就是證實。之所以產生兩黨（多黨）輪流執政，主要還是資產階級內部各利益集團斗爭的結果。劉景華等提供了美國早期政黨分肥的圖景。共和黨代表著東部商界利益，民主黨代表著南部和由核心集團控制的東北部城市，國會權力被黨魁組成的寡頭集團所操縱，對官員的任命強調對個人的忠誠和政治勝利后的“分肥”。（《夢幻帝國》 劉景華等 著 中國文史出版社）韋伯也對美國政黨制表述過同樣的意見“多年前，我訪問美國時曾詢問一些美國人，為什么他們總是讓那些貪污腐敗的黨徒們執政，那些‘英裔美國工人回答說，因為我們幅員遼闊的國家提供著這樣的機會：即使千百萬被偷盜，被訛詐和被貪污，也還有足夠的錢可以掙，而且因為這些職業政治家，是一個我們（工人們）對他們吐唾沫的社會階層’”（《韋伯 擺脫現代社會兩難困境》王威海編著 遼海出版社）因此，兩黨（多黨）執政并不是民主理念的結果，只是深層次描述出了各利益集團因工具理性的不同主張導致的政黨分裂，民主是其中派生出來進行政治和政策協調、平衡的制度，是權力之間控制與對話的平臺。“所謂兩黨制不過是維護資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方法，它絕不能保障勞動人民的自由權利。”的命題在這里獲得了經驗地證實。同樣從巴黎公社、里昂運動到美國的麥卡錫主義都說明“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容許共產黨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為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就不容許了”的判斷的真實性。洛克提供的人人享有平等、自由和占有財產的“自然法權利”的圖式被剝削關系和適者生存法則代替。毛澤東引入“剝削”概念清除了“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認為民主是目的欺騙性和虛偽性,把民主還原成具體的、相對的在歷史上發生和發展的范式。

經過這些清除，毛澤東認為民主是一種手段，是為國家目的服務的，國家的目的是保護人民，即一要建設，二要吃飯，這就是歷時性對民主提出的具體要求，換句話說，民主的內容是建設和吃飯，以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為基礎，民主制度的一切顯現形式都要符合于這個內容，否則，所謂民主制度就會失去其合理性與有效性。毛澤東批判了西方民主制度僅將人民民主限制于選舉的政治方式，擴張了民主的領域，提出了經濟民主制度思想，民主“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個服務從經驗分析給出了經濟民主制度圖式，民主不僅是政治制度，更重要的是經濟制度，如果人民不能獲得經濟民主，就喪失了最起碼的生存權的自由，所謂政治民主就如同虛設。　毛澤東針對蘇聯的民主說“這里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節選)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這就是“社會主義的民主是任何資產階級國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廣大的民主。”（《論十大關系》）“人民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 的意指。（《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毛澤東認為經濟民主制度應實現如下目標：

1）  由國家實行充分就業政策；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

2）  在國民經濟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同時，逐步提升人民生活質量；

3）  正確處理積累和消費的分配，統籌兼顧國家a與農民；b與工人；c與知識分子；d與其它勞動者的利益分配關系；

4）  國有經濟為主體，適當保留、發展個體經濟（如農村自留地）；

5）  經濟平等，在承認差別的前提下，防止兩極分化

6）  在低工資的情況下，實行低物價、穩定物價，同時舉辦教育、醫療、住房等福利。

7）  :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工農業同時并舉。

為了使配套政策“合理”，毛澤東還提出了“經常注意調節其中的矛盾”的制定政策的原則，如：

我們準備在幾年內，把征糧和購糧的數量大體上穩定在八百幾十億斤的水平上，使農業得到發展，使合作社得到鞏固，使現在還存在的農村中一小部分缺糧戶不再缺糧，除了專門經營經濟作物的某些農戶以外，統統變為余糧戶或者自給戶，使農村中沒有了貧農，使全體農民達到中農和中農以上的生活水平。《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工農業品的交換，我們是采取縮小剪刀差，等價交換或者近乎等價交換的政策。我們統購農產品是按照正常的價格，農民并不吃虧，而且收購的價格還逐步有所增長。我們在向農民供應工業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銷、穩定物價或適當降價的政策，在向缺糧區農民供應糧食方面，一般略有補貼。

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國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農民拿多少，以及怎樣拿法，都要規定得適當。……應當同農民研究出一個合理的比例。

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災害以外，我們必須在增加農業生產的基礎上，爭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員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員的收入能夠不增不減，如有減少，也要及早想辦法加以解決。（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論十大關系》）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總結講話：

我同意這樣一種意見，即農業總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應該歸社員，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歸合作社和國家，其中包括合作社的公益金、公積金、生產費、管理費和各種雜費，包括國家的公糧和公糧附加[17]。合作社和國家頂多占百分之四十，最好只占百分之三十，讓農民多分一點。這中間有百分之十是各地方可以調劑的。

城市的利益分配最終體現在工資制度上。在企業采取了八級工資制 (有的實行七級或六級工資制)，與此相配合，建立了工人的技術等級標準，作為評定工資等級和考工升級的依據；企業職員多數實行職務等級工資制，一職數級，上下交叉，少數實行職務工資制；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建立了按職務劃分等級、一職數級、上下交叉的工資制度；同時還推行了計件工資和獎勵制度。初步貫徹了按勞分配原則，職工的工資水平顯著提高，

對此，毛澤東作了進一步解釋：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回答了許多人提出的“農民苦”的問題：

由于我國被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代理人壓迫剝削了一百多年，變成一個很窮的國家，不但農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識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還低。要有幾十年時間，經過艱苦的努力，才能將全體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來。……解放七年以來，農民生活沒有改善，單單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其實，工人農民的生活，除極少數人以外，都已經有了一些改善。解放以來，農民免除了地主的剝削，生產逐年發展。以糧食為例，一九四九年全國產糧只有二千一百幾十億斤，到一九五六年產糧達到三千六百幾十億斤，增加了將近一千五百億斤。國家征收的農業稅并不算重，每年只有三百多億斤。每年以正常價格從農民那里購糧也只有五百多億斤。兩項共八百幾十億斤。這些糧食銷售在農村和農村附近的集鎮的，占了一半以上。由此看來，不能說農民生活沒有改善。至于簡單地拿農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和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相比較，說一個低了，一個高了，這是不適當的。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比農民高得多，而農民的生活費用比城市工人又省得多，所以不能說工人特別得到國家的優待。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資以及有些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工資是高了一些，農民看了不滿意是有理由的，斟酌情況作一些適當的調整，是必要的。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論十大關系》說：

我們歷來提倡艱苦奮斗，反對把個人物質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時我們也歷來提倡關心群眾生活，反對不關心群眾痛癢的官僚主義。隨著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工資也需要適當調整。關于工資，最近決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縮小上下兩方面的距離。我們的工資一般還不高，但是因為就業的人多了，因為物價低和穩，加上其它種種條件，工人的生活比過去還是有了很大改善。

再講農民。我們同農民的關系歷來都是好的，但是在糧食問題上曾經犯過一個錯誤。一九五四年我國部分地區因水災減產，我們卻多購了七十億斤糧食。這樣一減一多，鬧得去年春季許多地方幾乎人人談糧食，戶戶談統銷。農民有意見，黨內外也有許多意見。盡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機攻擊，但是不能說我們沒有缺點。調查不夠，摸不清底，多購了七十億斤，這就是缺點。我們發現了缺點，一九五五年就少購了七十億斤，又搞了一個“三定”，就是定產定購定銷，加上豐收，一少一增，使農民手里多了二百多億斤糧食。這樣，過去有意見的農民也說“共產黨真是好”了。這個教訓，全黨必須記住。

　　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采取所謂義務交售制[5]等項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你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

　　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不是蘇聯的那種政策，而是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我們的農業稅歷來比較輕。但是就是這樣，如果粗心大意，也還是會犯這種或那種錯誤。鑒于蘇聯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我們必須更多地注意處理好國家同農民的關系。

毛澤東認為雖然人民（狹義指有公民權的人）無法在政治“直接民主”，但公民在經濟領域則可能也應當“直接民主”，人民可以不生活在政治中，但不可以不生活在經濟中。這意味著參與經濟工作和管理，并有監督生產與分配過程的權利，無論能力大小，只要盡了力就應平等享受經濟成果，這就是經濟民主制度正義、公平的基本內容。一九四八年毛澤東就開始了軍隊內部的經濟民主：“關于經濟民主，必須使士兵選出的代表有權協助（不是超過）連隊首長管理連隊的給養和伙食。”（《軍隊內部的民主運動》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毛澤東經濟民主思想的合理性在于1）自然資源也應受“自然法則”的支配為人民共享；2）人民參與了經濟建設的全過程；3）人性既然是社會的，無論什么樣的“英雄”，也無法脫離人民主體的事實，并享受人類共同的知識與科技成果以及社會互動規則的幫助；4）道德、倫理價值。經濟認知-實踐模式是不能將人類的基本道德規范剝離出去的，即經濟也要講“良心”。這種認識-實踐模式是對西方民主制度的顛覆，是對民主理論-實踐模式的又一革命性貢獻。西方民主制因其將公民的民主限制在選舉政治上，而又在經濟領域以“財產權”分割民主，其實質是政治上少數的“分肥”，經濟上對多數的“專制”。

毛澤東民主模式面臨著在“一窮二白”的現狀下建設現代化社會中創業的兩難困境。人民的經濟利益一分為二：一方面體現為國家經濟建設，一方面體現為生活消費，這表現為積累與消費的矛盾，如何建構兩者平衡的途徑并維護這個平衡是毛澤東經濟民主制度的重要結構。。比如統購統銷，一切城市人口和農村里頭的缺糧戶，我們都管。(《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如在農村，毛澤東要求“同農民研究出一個合理的比例”，工農業品的交換“采取縮小剪刀差，等價交換或者近乎等價交換的政策。” 把征糧和購糧的數量大體上穩定在合理的水平上，“農業總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應該歸社員，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歸合作社和國家”。      

另外，毛澤東反對假設人性為極端的私欲，從歷史經驗認知人民的善良，特別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經過共產黨的先鋒模范作用，經過教育和自我改造，具有高度地政治覺悟和良好地精神狀態，所以不僅在黨員中，而且完全可能在人民群眾中提倡提倡艱苦奮斗（同時也提倡關心群眾生活），反對把個人物質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艱苦奮斗意味著人民要“忍受一點犧牲”，較多地拿出一份創造用于國家積累創造出更多的財富使國家強盛并福祉子孫（絕不是被少數占有），只要共產黨極其權力與人民同甘共苦，人民是理解和接受的。如“多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多為重工業創造一些積累，從長遠來看，對人民是有利的。只要農民和全國人民了解到，國家在買賣農產品和輕工業品方面賺的錢是用來干什么的，他們就會贊成，不會反對。農民自己已經提出了農業支持工業的口號，就是證明。當然，賺錢不能過分，工農業產品的交換不能夠完全等價，但要相當地等價。”。(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節選)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關心群眾生活意味著對西方發展史對勞動人民殘酷剝削的否定和對蘇聯不太重視城市居民生活保障特別“把農民挖得很苦”的政策的糾正。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五七年蘇聯的生產資料生產增長了九十三倍，消費資料生產增長了十七點五倍，毛澤東對此提出了批評：“問題是，九十三同十七點五的比例，是否對發展重工業有利。這么多年來，消費品生產只增長了那么一些，為什么在這個問題上又不講“物質刺激”呢?要使重工業迅速發展，就要大家都有積極性，大家都高興。而要這樣，就必須使工業和農業同時并舉，輕重工業同時并舉。”(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節選)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關鍵是要維護合理的有效性的，即能夠充分調動積極因素的物質利益分配比例，依靠經驗和調查這個比例是可以得到的。

“反對把個人物質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是毛澤東民主制度的重要原則。個人物質利益高于一切是西方個人自由主義的同義語。自由源于西方資產階級在經濟成長期反對封建專制政體。馬克思曾說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發酵于封建制度母體，因此，經濟活動過程及形成的財產權有被封建權力壓制和剝奪的危機，資產階級以自由為武器反抗這種危機，拒絕封建權力介入經貿活動，并預設了資本及資本剝削是應得到保障的私域。個人自由主義認為社會不過是每一個追求滿足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個人的集合，個人都是自私的，本質上是極大地依靠自我奮斗來追求自我的利益，在個人自由的口號下，經濟活動中不僅清除了民主政治，而且還消解了倫理價值，自由成了少數不擇手段地剝削，對財產權的無限制的擴大和占有的保護神。所以，反對把個人物質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真實性是預防產生特權階層而導致兩極分化。

六  民主與集中

 列寧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概念，但從列寧的認識-實踐模式分析，民主集中制在列寧的語境只是政黨組織建設制度和紀律約束，還沒有向其他領域展開，也沒有給民主集中制應有的哲學和政治學說明，因此，只是黨建理論概念。不僅豐富和發展了黨內民主集中制的理論，而且真正把民主集中制奠基在哲學和政治學范疇建構起科學的理論-實踐范式，使之成為國家共同體生活制度和執政黨動員組織群眾的領導方法的是毛澤東。毛澤東的獨創性轉換在于將民主集中制描述為唯物認識論-唯物史觀的實現樣態，并以此闡明運用民主集中制的正確性和有效性，1）民主屬感性范疇（數量上充分的和質量上適當的原料），集中屬理性范疇（加工工廠加工出好的成品來），二者的統一和循環就是認識論路線；2）群眾是創造歷史的主體，民主是群眾的實踐，集中是領導在其中的組織，沒有民主，集中就失去了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來源；沒有集中，民主就喪失了組織的功能及效果。3）提供了執政黨制定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的科學程序及批判檢驗的尺度。這種話語的民主集中制就成了執政黨正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有效工具和領導方法。毛澤東的另一貢獻是把民主集中制推廣到人民內部其他階級、階層、政黨、社會團體中去，提出了實現民主集中制的民主方法，即“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還將民主集中制與能否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關聯，作為社會和國家建構的必需制度：即政體——通過其載體人大、政協實施民主集中制原則，“人人起來監督政府”的機制。

    因此，民主表達了依靠群眾，調動群眾參與的積極性的本質，它要求給予群眾知情權（真正把問題敞開、說明情況、不能隱瞞錯誤），言論自由（讓群眾講話，討論，批評，提出不同的意見），平等的情感溝通（向群眾和干部交心）。集中則表述了排除個人獨斷，堅持集體主義，決策權與實行權（行政權）分離的思想。1）集中，是集中正確的意見；2）集中，以廣泛民主為基礎，不僅有群眾參與的層面，還有領導機關的集體領導， 3）集體決策（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各司其責，主要領導人是“班長”，不是“霸王”。為此，毛澤東還解釋了黨的領導原則問題:“‘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辦也有決，不離原則。工作檢查，黨委有責。’這幾句話里，關于黨委的責任，是說大事由它首先作出決定，并且在執行過程中加以檢查。‘大權獨攬’是一句成語，習慣上往往指的是個人獨斷。我們借用這句話，指的卻是主要權力應當集中于中央和地方黨委的集體，用以反對分散主義。難道大權可以分攬嗎?這八句歌訣，產生于一九五三年，就是為了反對那時的分散主義而想出來的。所謂“各方去辦”，不是說由黨員徑直去辦，而是一定要經過黨員在國家機關中、在企業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團體中、在文化教育機關中，同非黨員接觸、商量、研究，對不妥當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過，方才去辦。第三句話里所說的‘原則’，指的是:黨是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體領導和個人作用的統一(黨委和第一書記的統一)，中央和上級的決議。”(《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

對民主集中制的經典表述是：“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面地強調某一個側面而否定另一個側面。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在這個制度下，人民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約束自己。”

民主集中制的理想模式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　

七  民主方法

    民主方法，是毛澤東經常使用的重要術語，通過建構民主方法的理論-實踐模式解決主體間如何運用“共同語言”的知識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言語行為的合理性問題。它提供了民主集中制的可操作性框架，要求對人民內部共同體的諸多矛盾的解決在合理的行為方式、價值規范及法治的規則中進行，防止“左”傾“殘酷斗爭，無情打擊” 的錯誤方法，毛澤東認為，企圖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強制的方法解決思想問題，是非問題，不但沒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滅宗教，不能強制人們不信教。不能強制人們放棄唯心主義，也不能強制人們相信馬克思主義。凡屬于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于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這樣不斷地學習所獲得的“共同語言”、綜合素質就成了討論的、批評的、說服教育的民主方法的實現基礎，同時拒絕強制的、壓服的權力的濫用，更是對非法行為的清空。具體的民主方法有：

1）團結——批評——團結

“從團結的愿望出發”，要求愿望的存在及真實和真誠，“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大學》），建構互相尊重的主體是批評的前置規則。

2）批評和自我批評

批評是主體間依據可批判檢驗的尺度就某一事實進行辯論、說服、教育，達成認同的言語行為，除了前置規則外，還需要批評的技術（方法）支持，即參與者的言語藝術，如禁用壓服、強制性的句式和語氣，采用和風細雨的言語行為風格和態度。批評與“納柬”、“柬”有根本區別，后者是權力場的交往行為，前者是平等的真理場的交往行為。

3）整風

整風是共產黨內部整頓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的“普遍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運動”，內容的重點為整頓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三風，克服爭名譽，爭地位，比較薪水，比較吃穿，比較享受的思想，保持和發揚黨的艱苦奮斗等優良傳統，是解決黨內矛盾的一種方法，也是解決黨同人民之間的矛盾的一種方法。黨外人士可以自由參加。經過整風培養“很多誠心為人民服務、誠心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立志改革的人。”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4）懲前毖后，治病救人，

對犯錯誤比較嚴重的，反對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辦法。“好意對待犯錯誤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團結人。對待犯錯誤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幫助態度還是采取敵視態度，這是區別一個人是好心還是壞心的一個標準。”(論十大關系[1]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5）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毛澤東承認了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各種矛盾，也就承認了由“各種矛盾”生成的多元化。問題是如何建構領導者與多元化的引導式的存在模式呢？“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是各黨派、社會團體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多元政治制度，同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也是在馬列主義指導思想的地位下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多元化的團結知識分子的文化方針。“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采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由于判斷正確的東西和錯誤的東西，常常需要有“考驗的時間”。“因此，對于科學上、藝術上的是非，應當保持慎重的態度，提倡自由討論，不要輕率地作結論。”“當然可以批評……馬克思主義”，“對于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a對于明顯的反革命分子，破壞社會主義事業的分子，剝奪言論自由。b對于人民內部的錯誤思想不能禁止，只有采取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理的方法。（《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八  人民政府

 人民作為政府的限制術語預設了政府的合理性指涉政府的權力是人民給的，政府是作為受人民（經過人大）委托實施人民意志，創造、協調、平衡人民利益的目的行為者而存在，人民因為認同了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和能力，認同了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才相信共產黨領導下的政府能實現人民的目的。正是在這種委托關系的在場，人民也就自然在法律上確立了對政府經過其代表機構人大（政協）進行監督的權利。正是人民政府的語境，毛澤東暗示了洛克確認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因都屬委托的權力，所以在人民中還存在著一種高于這三權的權力，人民“共同體在這方面總是具有最高的權力”“既然受委托來實現一種目的的權力受該目的之限制，當該目的顯然被忽略或受到打擊時，委托必然被取消，權力又回到原先授權的人們手中，他們可以重新將其授權給他們認為對于他們的安全和保障最有力的人”的概率。（《曠世名典 政府論》中國社會出版社P335）因此對人民政府合理性的追問，包含著對政府行為的現實性與行為意圖和行為規則及其中所必須的真實的結構模式，毛澤東認為，應是商量型政府、利益型政府、服務型政府。

在《同工商界人士的談話》中毛澤東說“政府的性格，你們也都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辦事的，是跟工人、農民、資本家、民主黨派商量辦事的，可以叫它是個商量政府。”(《同工商界人士的談話》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 “商量政府”，是毛澤東提出的概念，它陳述了政府的民主性格，商量的場所意味著對事件真實性的、現實性的、真誠性的溝通，平等對話，并根據具體情境選擇合理和合法的決策。此境域中權力被加上括號讓位給實事求是，領導者也轉換角色成為言語者，人民與政府成為主體間性的關系，進入合理的交往行為，各方參與者論證話語在不受強制的前提下達成共識。商量作為預達目的的涉世手段還規定了，在多元主體參與的利益討論中應同時介入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依據來協調利益沖突，政府還須承擔最后的決策者，按照統籌兼顧方針形成最佳方案，為沖突之間的順利協同提供廣闊活動空間。 

商量的對象是個廣泛的問題域，包括糧食、災荒、就業、教育、知識分子、各種統一戰線、少數民族以及其它各項問題，都要“就當時當地的實際可能條件，……作出各種適當的安排。決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煩難辦，推出門外了事。”(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領導者發布各種適當的帶強制性的行政命令也應是商量后的結果，這種行政命令的目的是維持社會秩序，使人民有效地進行生產、進行學習和有秩序地過生活，是對每個公民獲得民主的保護性措施。

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的命題是共產黨宗旨對國家政權定性的內在要求，在這里占有權力只是手段，其目的是在權力運作中實現人民的利益。所謂人民利益首先是應有的生活必需品的實際兌現。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在給各中央局，并轉分局，各大市委、省委及區黨委的信中毛澤東要求:“北京市委所提組織公私合營的房產公司，修建房屋解決房荒的計劃，各大城市凡嚴重缺乏房屋者均可仿行。現在大城市房屋缺乏，已引起人民很大不滿，必須有計劃地建筑新房，修理舊房，滿足人民的需要。”（《大城市必須有計劃地修建居民住房》）毛澤東還要求“……國家，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豬吃，有魚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雞鴨鵝兔吃，有蛋吃。我們應當有志氣、有決心做到這一項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有偉大意義的社會主義事業，也應當有信心做到這一項事情。……各級黨委要有一個專門管副食品的書記或精心從事的干部。(《發展商業和副食品生產》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月) 辦戴帽中學[1]還是一種好辦法。中學辦在農村是先進經驗，農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學，畢業后可以回家生產。在農村，教育要強調普及，不要強調提高，不要過分強調質量。課程也可以簡單些，有語文、數學、歷史、地理、物理、化學、農業生產知識、政治等八九科就可以了，其他的今后還可以自學。這些學校主要是解決農民。學校應該分散在農村里頭，摘掉是不好的。按照當前的經濟情況，準備兩三年內將助學金擴大一些，使百分之七八十的農家子女能享受助學金，幫助農民解決一些困難。經過三年，農業合作社的困難減少了或者沒有了，助學金就可以逐漸減少。　(《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

其次，從更高的需求層次，人民的物質利益則是個人利益、集體利益、國家利益、暫時利益、長遠利益、局部利益、全局利益的整合選擇機制，毛澤東強調人民應更多地采取價值理性主義的意向，“應當講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集體，為了后代，為了社會前途而努力奮斗，……歷史上許多資產階級革命家英勇犧牲，他們也不是為個人的眼前利益，而是為他們這個階級的利益，為這個階級的后代的利益。”但這決不是反對個人利益的合理增加，“公是對私來說的，私是對公來說的。公和私是對立的統一，不能有公無私，也不能有私無公。我們歷來講公私兼顧，早就說過沒有什么大公無私，又說過先公后私。個人是集體的一分子，集體利益增加了，個人利益也隨著改善了。”(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節選)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政府是價值理性主義與工具理性主義混合的以言行事者，但作為事實中的行為者又常常陷入選擇的困境，這就是毛澤東的“政府的矛盾”，即與人民存在的矛盾“包括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同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領導同被領導之間的矛盾，國家機關某些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作風同群眾之間的矛盾。” (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這些矛盾在現實中很難找到完美的解決方案，滯留一些消極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另外，政府的工作具有工作人員的“人為”特征，由于素質與能力的差異，不僅有效率上的不同質，還有態度上冷冷清清，漠不關心，麻木不仁的官僚主義作風。這些“政府的矛盾”引發的不利因素的克服應在政府的服務之中。毛澤東認為，服務這個術語描述了以人民為本和利他主義的思想，表達了對事業的忠誠、對工作的敬業、對人民的真情的精神狀態，應當成為“政府的性格”，所以服務的政府再次提供了張思德、白求恩、北山愚公工作的符號。人民是政府的上帝，政府應以虔誠的心境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建構與人民之間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互相理解的生活世界。政府的工作人員應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九  人民內部的矛盾

　 毛澤東認為：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說來，是非對抗性的；在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說來，除了對抗性的一面以外，還有非對抗性的一面。……在我國現在的條件下，所謂人民內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農民階級內部的矛盾，知識分子內部的矛盾，工農兩個階級之間的矛盾，工人、農民同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民族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等等。人民政府……同人民群眾之間也有一定的矛盾。…… 一般說來，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礎上的矛盾。

　　在我們國家里，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屬于人民內部的矛盾。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一般地屬于人民內部的階級斗爭，這是因為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這本來是對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國的具體條件下，這兩個階級的對抗性的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可以轉變為非對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決這個矛盾。如果我們處理不當，不是對民族資產階級采取團結、批評、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資產階級不接受我們的這個政策，那末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就會變成敵我之間的矛盾。(《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毛澤東認為，在一般情況下，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但是如果處理得不適當，或者失去警覺，麻痹大意，也可能發生對抗。對抗可能有兩種情況，1）個別的。“鬧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質上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而這些要求，有些是應當和可能解決的，有些是不適當的和要求過高、一時還不能解決的。但是發生鬧事的更重要的因素，還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2）。匈牙利式。那種范圍相當寬廣的對抗行動，是因為有內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緣故。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反動派同帝國主義者互相勾結，利用人民內部的矛盾，挑撥離間，興風作浪，企圖實現顛覆政權的陰謀。3）刑事犯罪式。少數不顧公共利益、蠻不講理、行兇犯法的人，可能利用和歪曲“我們的方針”，故意提出無理的要求來煽動群眾，或者故意造謠生事，破壞社會的正常秩序。對于這種人，我們并不贊成放縱他們。相反，必須給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 (《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十  民族資產階級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民族資產階級要由剝削者變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要進行長期的學習和對舊思想和舊習慣的改造，同時要與工農結成聯盟。另一方面，他們現在還在公私合營的企業中拿定息，這就是說，他們的剝削根子還沒有脫離。民族資產階級代表“近代文化，……拿工人農民來說，工人比較有文化，他們有技術，但還不能當工程師，比較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就差。農民不能說沒有文化，精耕細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但是他們大多數不識字，沒有現代的文化技術，能用鋤頭、木犁，不能用拖拉機。資產階級在近代文化、近代技術這些方面，比其他階級要高，因此必須團結他們，并且把他們改造過來。資產階級掌握的文化，有些是舊的、用不到的，但是許多東西用得到。……團結他們是有利于工人階級的革命事業的。” (《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我懷疑俄國新經濟政策[9]結束得早了，只搞了兩年退卻就轉為進攻，到現在社會物資還不充足。我們保留了私營工商業職工二百五十萬人(工業一百六十萬，商業九十萬)，俄國只保留了八九萬人。還可以考慮，只要社會需要，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開私營大廠，訂個協議，十年、二十年不沒收。華僑投資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沒收。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 (《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的談話》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

　　“我們在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時，對資本家很好地進行了安排，使他們逐步變為工人階級的組成部分。……資本家就不同，他們有技術，有管理能力，在這些方面無產階級必須向他們學習。”(《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十一  知識分子問題

毛澤東歷來把中國革命和建設與知識和知識分子聯系在一起，對知識分子給予極大希望，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里，主要的社會成員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他提出了四個理論：

1）知識分子改造的理論。重點是解決過去為舊社會服務的五百萬知識分子存在著如何適應新社會需要的問題。雖然中國的指導思想是馬列，但也應承認和允許多元化，“例如一部分唯心主義者，他們可以贊成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但是不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宗教界的愛國人士也是這樣。他們是有神論者，我們是無神論者。我們不能強迫這些人接受馬克思主義世界觀。” “知識分子又是教育者。我們的報紙每天都在教育人民。我們的文學藝術家，我們的科學技術人員，我們的教授、教員，都在教人民，教學生。因為他們是教育者，是當先生的，他們就有一個先受教育的任務。在這個社會制度大變動的時期，尤其要先受教育。……知識分子如果不把自己頭腦里的不恰當的東西去掉，就不能擔負起教育別人的任務。我們當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學，一面當先生，一面當學生。要做好先生，首先要做好學生。許多東西單從書本上學是不成的，要向生產者學習，向工人學習，向貧農下中農學習，在學校則要向學生學習，向自己教育的對象學習。”(《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2）:知識分子同工農結合（團結一致）的理論。知識分子既然要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為工農群眾服務，那就首先必須懂得工人農民，熟悉他們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們提倡知識分子到群眾中去，到工廠去，到農村去。如果一輩子都不同工人農民見面，這就很不好。我們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文學家、藝術家、教員和科學研究人員，都應該盡可能地利用各種機會去接近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從書本上得來的知識在沒有同實踐結合的時候，他們的知識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很不完全的。知識分子接受前人的經驗，主要是靠讀書。書當然不可不讀，但是光讀書，還不能解決問題。一定要研究當前的情況，研究實際的經驗和材料，要和工人農民交朋友。……這中間有一個立場問題或者態度問題，也就是世界觀的問題……如果我們的知識分子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又在同工農群眾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實踐中有所了解，那末，我們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語言，不僅有愛國主義方面的共同語言、社會主義制度方面的共同語言，而且還可以有共產主義世界觀方面的共同語言。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3）造就知識分子的理論。“現在我們只有很少的知識分子。舊中國留下來的高級知識分子只有十萬，我們計劃在三個五年計劃之內造就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高級知識分子(包括大學畢業生和專科畢業生)。”(《關于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問題》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的龐大的技術隊伍和理論隊伍，社會主義是不能建成的。我們要在這十年內(科學規劃也是十二年還有十年)，建立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隊伍。我們的黨員和黨外積極分子都要努力爭取變成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各級特別是省、地、縣這三級要有培養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計劃，不然，時間過去了，人還沒有培養出來。……我們已經過了八年，加上十年，是十八年，估計可能基本上造成工人階級的有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專家隊伍。十年以后就擴大這個隊伍，提高這個隊伍。”(《關于農業問題》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中央各部，省、專區、縣三級，都要比培養“秀才”。沒有知識分子不行，無產階級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這些人要較多地懂得馬克思主義，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學知識、詞章修養。”(《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

4）科學中央委員會的理論。“那時黨的中央委員會的成分也會改變，中央委員會中應該有許多工程師，許多科學家。現在的中央委員會，我看還是一個政治中央委員會，還不是一個科學中央委員會。所以，有人懷疑我們黨能領導科學工作、能領導衛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為你就是不曉得，你就是不懂。現在我們這個中央的確有這個缺點，沒有多少科學家，沒有多少專家。” (《關于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問題》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

　　                           十二   鞍鋼憲法

鞍鋼憲法是經濟民主思想在企業管理中的形式顯現。一九六0年三月毛澤東對中共鞍山市委《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作出批示，稱鞍鋼經驗為“鞍鋼憲法”，提出了“兩參一改三結合”的企業民主管理思想，即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企業管理；改革企業中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企業領導干部、技術人員、工人相結合。其基本意指是在工人、技術人員、領導干部都是企業主人的主體意識里提煉相互激勵型的“創造性合作”機制，(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節選)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這正是當今西方企業主流管理思想——“團隊”精神。鞍鋼憲法的意義在于，它超越了西方企業管理的放任制、泰勒制、福特制三個階段，不僅直接把中國企業的管理推進到與西方現代管理思想相同的認知-實踐模式，而且前瞻性地顛覆了“經濟人”的假設，毛澤東堅信“人民的善良”、“群眾的公道”，在創業的境域里把革命過程中形成的以人為本的思想移植到企業管理，重視調動精神因素，同時承認一定的物質手段（如八級工資制）。通過“兩參”實現了生產關系的民主平等，生產力要素的感情投入，建構起理解的在場，使工人感到尊重、價值的提升，釋放出巨大的主動和創新的力量。通過“三結合”可以整合最佳的知識-技術團隊。知識與技術在管理中的重要性毛澤東早就給予了極大關注，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寫了這樣的批語：“……企業的正式管理委員會時，只說由經理、工會代表組織管理委員會，沒有提到工程師、技師及有經驗的職員。須知單是經理及工人代表是不夠的，必須有工程師、技師及職員參加管理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應當是廠長負責制下面的管理委員會。在任何企業中，除廠長或經理必須被重視外，還必須重視有知識有經驗的工程師、技師及職員。必要時，不惜付出高薪。即使是國民黨人，只要有可能，也要利用。這一點，請同時轉告各地。這一點，我們在過去亦沒有說清楚，故在這里補充說明。”(《企業管理委員會應有工程師、技師及職員參加》) 　“提高勞動生產率，一靠物質技術，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兩者都是精神作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節選)》）“一改”有三個層次：1）規章制度屬范式領域，必須廢除束縛生產力，制造浪費，制造官僚主義的制度；2）反對單純用規章制度管人而造成人的異化；3）制度的學習與獨創結合。a“硬搬蘇聯的規章制度，就是缺乏獨創精神。”(《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b“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論十大關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c制定和修改各種規章制度要實行群眾路線。鞍鋼憲法加上思想工作，聯系今天的人力資源理論與團隊精神，不能不說具有革命性的意義。

　　　                         十三  反對官僚主義

   反官僚主義是毛澤東民主建設的重要內容，其目的是防止權力腐敗。經驗證實，在現代化中國家，官僚化的過程是不可逆轉的，它是社會向理性化方向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方面，并創造了高效、務實的辦事機構，促進了社會經濟的進步。但毛澤東認為這種官僚機構所產生的官僚主義卻是一種權力腐敗。官僚主義是反人民的作風，依據的是個人的任意裁決和個人的親疏關系，是權力的奴隸，破壞了主體間的平等關系，“不但在目前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還將是一個大問題。”產生官僚主義的原因：1）就其社會根源來說，是反動統治階級對待人民的反動作風的殘余在黨和政府內的反映。2）就黨政組織的領導任務和領導方法來說，這是交代工作任務與交代政策界限、交代工作作風沒有聯系在一起。3）甚至是尚未在整黨中開展反命令主義和清除違法亂紀分子的斗爭。官僚主義的表現是：1）不了解和不關心人民群眾的痛苦，不了解和不關心基層組織情況；(《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  2）“五多五少”。 (《反對官僚主義，克服“五多五少》[1]一九六○年三月三十日)  3）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官，靠職位高，靠老資格吃飯，擺老爺架子。防止和反對官僚主義的制度和措施是：1）上級跟下級打成一片，準許下級批評上級，靠解決問題正確吃飯。(《堅持艱苦奮斗，密切聯系群眾》一九五七年三月)  2）以真正平等的態度對待干部和群眾。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給他的。3）打掉官風。干部參加體力勞動，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4）改進領導方法。5）凡典型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事例，應在報紙上廣為揭發。其違法情形嚴重者必須給以法律的制裁，如是黨員必須執行黨紀。6）設立適當的專門機關或專門的人，處理人民來信，滿足群眾的正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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