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新民學會的宗旨——史料札記三則
中央檔案館叢刊 1987年3期 第38頁 

張景堂；田仲

    這里，我們力圖詳盡地、原原本本地摘輯有關史料，供研究本問題的讀者參考。
   

(一)

    新民學會的宗旨在1921年1月間，發生了質的變化。《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一號)》中，說得非常清楚：
    “新民學會的發起，在民國六年(1917年)之冬。發起的地點在長沙，發起人都是在長沙學校畢業或肄業的學生。這時候這些人大概有一種共同的感想：就是‘個人及全人類的生活向上’。‘如何使個人及全人類的生活向上’？乃成為一個迫待討論的問題。這時候尤其感到的是‘個人生活向上’的問題。尤其感到的是‘自己生活向上’的問題。相與討論這類問題的人，大概有十五人內外。有遇必討論，有討論必及這類問題。討論的情形至款密，討論的次數大概在百次以上。至溯其源，這類問題的討論，遠在民國四五兩年，至民國六年之冬，乃得到一種結論，就是‘集合同志，創造新環境，為共同的活動’。于是乃有組織學會的提議，一提議就得到大家的贊同了。這時候發起諸人的意思至簡單，只覺得自己品性要改造，學問要進步，因此求友互助之心熱切到十分。——這實在是學會發起的第一個根本原因。又這時候國內的新思想和新文學已經發起了，舊思想舊倫理和舊文學，在諸人眼中，已一掃而空，頓覺靜的生活與孤獨的生活之非，一個翻轉而為動的生活與團體的生活之追求。——這也是學會發起的一個原因。還有一個原因，則諸人大都系楊懷中先生的學生。與聞楊懷中先生的緒論，作成一種奮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觀，新民學會乃從此產生了。”
    當年，新民學會的組織者都聽過楊懷中先生所講授的《泡爾生：倫理學》，還都是唯心論者。這時候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影響。
    新民學會宗旨的根本變化，始于1920年7月5日至10日在法會友的蒙達尼會議，成于長沙會友1921年1月的聚會。
    在蒙達尼，有新民學會會員13人及工學勵進會會員共二十余人，集會五天，確定新民學會的方針為“改造中國與世界”，并對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方法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蔡和森力主組織共產黨，采取俄國革命的方法。其情況是：
    1920年6月中旬，前后分批抵達法國以及在法入會的新民學會會員已有十六人，有的在克勒佐、勒哈佛爾、圣伯尼等地工廠做工；有的在蒙達尼、楓丹白露等地學校補習法文。剛剛到法國的肖子暲、陳紹休等從國內帶來半淞園會議情況的消息。根據半淞園會議關于“巴黎等會員較多之處可組織學術談話會，定期召集”①的意見，我們商定在蒙達尼舉行一次聚會。7月5日，會員從各地來到蒙這尼。從6日至10日，在蒙達尼公學的教室開了五天會。與會者有蔡和森、向警予、陳紹休、肖子暲、張昆弟、羅學瓚、蔡暢、李維漢、熊光楚、熊季光、熊叔彬、歐陽澤以及肖子升(當時在華僑協社任職)等十三個會員。一些外省的工學勵進會會員也參加了這個會，共二十余人。
    這次會議最主要的成績是確定了新民學會的方針為“改造中國與世界”。但會上對于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方法的看法出現了分歧。一種意見是蔡和森提出的，主張激烈的革命，組織共產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即仿效俄國十月革命的方法；另一種意見是肖子升提出的，主張溫和的革命，即無政府主義的蒲魯東的方法，實質上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和森提出的主張，對于多數與會者，特別是臨開會前才到達蒙達尼的人們來得比較驟然，缺乏充分考慮的時間，因此對于兩種相對立的主張，在會上沒有能展開討論。會議乃決定將兩種意見寫信告訴毛主席，希望聽取國內會員的意見。和森在給毛主席的信中，詳述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和組織共產黨的主張。”
    長沙會友關于學會宗旨問題討論的詳情，見《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二號)》：
    “新民學會長沙會友因湖南政局影響，好久沒有開會。九年(1920年)年盡，長沙政局略定，會友在此者亦達二十余人，遂謀聚會一次。此時評議員任期(一年)已滿，不能開會。遂由職員何叔衡、周惇元、毛潤之、熊瑾玎、陶斯詠等，先期商定開會手續，發出一張通告：
    我們學會久應開會，因種種原因沒有開成，今定從十年(1921年)一月一號起接連開會三天，為較長期的聚會，討論下列各種問題：
    1、新民學會應以甚么作共同目的；
    2、達到目的須采用甚么方法；
    3、方法進行即刻如何著手；
    4、會友個人的進行計劃(自述)；
    5、會友個人的生活方法(自述)；
    6、學會本體及會友個人應取甚么態度；
    7、會友如何研究學術；
    8、會章之修正及會費之添籌；
    9、新會友入會的條件及手續(附出會問題)；
    10、會友室家問題；
    11、個性之介紹及批評；
    12、會友健康及娛樂問題；
    13、學會成立紀念問題；
    14、臨時提議。
    上列各項問題，或為巴黎會友所提議，或為此間同人所急待解決，請各人先時研究準備，以便于開會時發表意見，而期得到一種適當的解決。開會地點：潮宗街文化書社。開會時間：第一日，上午九時半至十一時半；第二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二時(各帶餐費二角)；第三日，上午九時半至十一時半。務希撥冗到會，風雨無阻，并請嚴守時刻。
    新民學會啟”
    “十年(1921年)一月一日，在文化書社開會，到會者十余人，是日大雪滿城，寒光絢爛，景象簇新。十時開會，何君叔衡主席，主席請毛潤之報告開會理由及學會經過。毛君說：我們學會久應開會，去年以前，因種種變故，致未開成，現在算是不能再緩了，趁在新年，各處都放了假，特為較長期的集會，討論同人認為最急切的各種問題。至于本學會經過情形，可大略報告：遂將兩年來學會會友在國內國外各方面做事求學情形，大略報告一遍。毛君報告畢，主席將要討論的各問題提出。陳啟民以開始三問題內容重大，主張壓下到明日討論，圈出其余問題之幾個，在今日討論。毛潤之謂因其重大，今日宜略加討論，但不表決，眾贊成，于是開始討論下面三個問題：
    ‘新民學會應以甚么作共同目的？’
    ‘達到目的須用甚么方法？’
    ‘方法進行即刻如何著手？’
    三問題有聯帶關系，故連帶討論。毛潤之云：我可將巴黎會友對于上列問題討論的結果，報告大眾。巴黎會友討論的結果，對于(一)，主張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共同目的；對于(二)，一部分會友主張用急進方法，一部分則主用緩進方法；對于(三)，一部分會友主張組織共產黨，一部分會友主張實行工學主義及教育改造：均見巴黎來信。熊瑾玎言：目的之為改造中國與世界，新民學會素來即抱這種主張，已不必多討論了。毛潤之不以為然，謂第一問題還有討論的必要，因為現在國中對于社會問題的解決，顯然有兩派主張：一派主張改造，一派則主張改良。前者如陳獨秀諸人，后者如梁啟超張東蓀諸人。彭蔭柏云：改造世界太寬泛，我們說改造，無論怎樣的力量大，總只能及于一部分，中國又嫌范圍小了，故我主張改造東亞。物質方面造成機器世界，精神方面盡能力所及使大多數得到幸福。陳啟民贊成改造東亞。謂歐洲有歐洲的改造法，我們不能為他們代庖。惟澳洲宜包括在東亞里，非洲我們也應負責。至于‘改造’‘改良’，我主張前者。因資本主義，積重難返，非根本推翻，不能建設，所以我主張勞農專政，太自由不能講改造，為的是講自由結果反不得自由。談到方法則此目的非二十年內所能實現。現在要用力的，不在即時建一個非驢非馬的勞農政府，而在宣傳。東亞一方面，尤重在促成工業革命。毛潤之云：改良是補綴辦法，應主張大規模改造。至用‘改造東亞’，不如用‘改造中國與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儕的主張是國際的；提出‘中國’，所以明吾儕的下手處；‘東亞’無所取義。
    中國問題本來是世界的問題；然從事中國改造不著眼及于世界改造，則所改造必為狹義，必妨礙世界。至于方法，啟民主用俄式，我極贊成。因俄式系諸路皆走不通了新發明的一條路，只此方法較之別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質為多。討論良久，主席宣告本日對此三問題(目的、方法、進行)暫停討論。”
    “一月二號為聚會的第二日，大雪越深，到會者十余人，(昨日到會者今日均到)因有昨天未到今天到會的人，主席(何叔衡)將昨天討論及議決過的問題大略報告一番。繼續討論昨天未完的第一個問題：
    ‘學會應以甚么作共同目的？’
    用循環發言法，從主席起，列席諸人自左至右以次發言：
    何叔衡：學會共同目的，應‘為改造世界’。
    毛潤之：應為‘改造中國與世界’。
    任培道：同上
    陶斯詠：同上
    易閱灰：同上
    易禮容：同上
    鄒半耕：我對于改造兩字極為懷疑，一般人都以為我們要根本改造，要根本推翻從前一切來重新建設，其實是做不到的。世界無論甚么事，不可一躍而幾，是漸漸進化的。新民學會不宜取改造的態度，宜取研究的態度，將各種主義方法徹底研究，看那一種主義方法適宜東西民族不同，人類病痛極雜，決非一劑單方可以診好。鄒君發言極長。
    陳章甫：言改造世界，范圍較大，可以世界為家，心意愉快的多：故我贊成用‘改造中國及世界’。
    張泉山：我另有一個主張今可不提；單就方才所說討論，不宜以中國與世界并舉，宜用‘改造中國并推及世界’。
    陳子博：現社會為萬惡的，改良兩字和緩不能收效，宜取急進態度，所以我主張改造，但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故我主張刪去中國二字用‘改造世界’。
    鐘楚生：我們目的不妨大點，主用‘改造世界’。
    賀延祐：同鐘。
    彭蔭柏：主張用‘改造中國與世界’，自愿拋棄昨日‘改造東亞’的話。
    熊瑾玎：主張用‘改造世界’。
    劉繼莊：同熊。
    李承德主張用‘促使社會進化’。
    周惇元：同李。
    都發言畢，相互略有批評。主席云：昨日曾言不取表決形式，但事實上無表決則不能明白分別某種主張的多數少數。眾贊成表決。主席說：主張用‘改造中國及世界’為共同目的的起立!起立的如下：陶斯詠、易禮容、毛潤之、鐘楚生、周惇元、任培道、陳啟民、易閱灰、陳章甫、彭蔭柏(十人)。主席說：主張用‘改造世界’為共同目的的起立!起立的如下：熊瑾玎、劉繼莊、陳子博、何叔衡、賀延祐(五人)。以上二種主張文字上雖稍異，實質實是一致。于是主席又說：主張用‘促社會進化’的起立!起立的如下：李承德、周惇元(二人)。周惇元聲明云：我于‘改造中國與世界’與‘促社會進化’兩都贊成。此外聲明不作表決者有鄒半耕、張泉山二人。(目的問題解決)
    討論方法問題：
    ‘達到目的須采用甚么方法？’
    首由毛潤之報告巴黎方面蔡和森君的提議。并云：世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幾種：
    1、社會政策；
    2、社會民主主義；
    3、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列寧的主義)；
    4、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主義)；
    5、無政府主義。
    我們可以拿來參考，以決定自己的方法。
    于是依次發言(此時陳啟民到會)：
    何叔衡：主張過激主義。一次的擾亂，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這些話。
    毛潤之：我的意見與何君大體相同。社會政策，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急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任培道：我也贊成何毛二位的主張。但根本著手處，仍在教育，如人民都受了教育，自然易于改造。
    陶斯詠：從教育上下手，我從前也做過這種夢想，但中國在現在這種經濟狀況之下，斷不能將教育辦好。我的意見，宜與兵士接近，宣傳我們的主義，使之自起變化，實行急進改革。
    陳啟民：贊成俄國辦法。因為現在世界上有許多人提出改造方法，只有俄國所采用的辦法可受試驗的原故。其余如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行會主義等，均不能普遍的見諸施行。
    易禮容：社會要改造，故非革命不可。革命之后，非有首領專政不可。但專政非普通所謂專政，要為有目的的專政。但在今日要有準備，要多研究，多商量，不可盲然命令別個。
    易閱灰：聲明對此無研究。
    鄒半耕：理論上無政府主義最好，但事實上做不到。比較可行，還是德漠克拉西。主張要對癥下藥。時間上積漸改進，空間上積漸改進。物質方面的救濟，開發實業。精神方面的救濟，普及并提高教育。惟教育如何增進速效？實業如何使資本不集中？尚是問題。
    陳章甫：從前單從平民方面看，以為社會政策亦可，但后來從方面看，知道社會政策不行，所以我現在也主張波爾塞維克主義。
    張泉山：第一步采過激主義，因俄國人的自由因平等而犧牲，所以第二步要采用羅素基爾特社會主義。
    陳子博：第一步激烈革命，第二步勞農專政。
    鐘楚生：主張過激主義，中國社會麻木，人性墮落，故須采過激方法。中國社會無組織，無訓練，須用專制。但往后宜隨時變更。
    賀延祐：主張推翻一切資本家及官僚。
    彭蔭柏：相信多數派的好，采革命的手段。吾人有講主義之必要。講主義不是說空話，中國現尚無民主主義，但這主義已過時不能適用。不根本反對無政府主義，但無政府主義是主觀的，天下不盡是克魯泡特金、托爾斯太也。物質文明不高，不足阻社會主義之進行。試以中國的國情與德英美法各國逐一比較，知法之工團主義，英之行會主義，美之I.WW，德之社會民主主義，均不能行之于中國，中國國情，如社會組織，工業狀況，人民性質，皆與俄國相近，故俄之過激主義可以行于中國。亦不必抄襲過激主義，惟須有同類的精神，即使用革命的社會主義也。學會中宜有一貫精神，共同研究，較為經濟。
    熊楚雄：主張現在只要破壞，不要建設，不必言主義，只做破壞工夫。
    劉繼莊：于主義無研究，不談。贊成熊君破壞說，惟建設亦須預籌。
    李承德：對于采用俄國勞農政府的辦法非常懷疑，主張用羅素的溫和辦法，先從教育下手，作個性之改造。俟大多數人都了解，乃實行全體改造。
    周惇元：無政府主義不能行，因人性不能皆善，中國目下情形非破壞不行。惟于過激主義不無懷疑，束縛自由，非人性所堪。宜從教育入手，逐漸進步，步步革新。吾人宜先事破壞。破壞后建設事業宜從下級及根本上著手。
    陳啟民：言教育，言實業，須有主義，須用勞農主義。診病須從根本入手，一點一滴，功遲而小。
    循環討論后，相與自由討論。彭蔭柏謂：一點一滴的改進，亦須趨向共同目的。任培道贊成陳啟民診病須從根本入手的話，惟謂病后宜有補劑，教育其補劑也。鄒半耕仍反對改造說，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言，謂人有人心道心，不能盡善，故須點滴改革。何叔衡云：建設亦須隨時著手，隨時變更，意不贊成熊瑾玎單要破壞之說。又云：不必說主義，但要人人作工。毛潤之謂：人人做工，就是一種主義，所謂泛勞動主義。周惇元不贊成泛勞動主義，謂勞農勢力之下，摧殘天才，主張須有從事科學藝術之自由，不必人人作工。
    方法問題討論至兩點鐘之久，主席付表決，贊成波爾失委克主義者十二人：何叔衡、毛潤之、陶斯詠、易克、易禮容、陳章甫、張泉山、陳子博、鐘楚生、賀延祐、彭蔭柏、陳啟民。贊成德謨克拉西者二人：任培道、鄒半耕。贊成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者一人：李承德。未決定者三人：周惇元、劉繼莊、熊瑾玎(方法問題大體解決)。
    以上歷史文獻載明，新民學會宗旨的根本轉變的關鍵在于它的組織者毛澤東和蔡和森的倡導。
   

(二)

    記載毛澤東與蔡和森完全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并從而決定新民學會具有了中國共產黨的前身的性質的最重要的文獻，是由蒙達尼會議到長沙會議討論新民學會宗旨問題而形成的下列二封通信：
    甲、1920年8月13日，蔡林彬(和森)給毛澤東信；
    乙、1920年12月1日，毛澤東給肖旭東、蔡林彬并在法諸會友信。
    《甲信》中提到“來法會友上月在蒙集議一次，詳情子升報告”。信中蔡和森告訴毛澤東，說他“現收搜集各種小冊子約百種”，正在研究：“(一)世界革命運動之大勢”；“(二)無產階階革命運動之四種利器”：“(三)世界革命之聯絡與方法”；“(四)俄國革命后之詳情”。他正在就這四方面的問題，“擬編譯一種傳播運動的叢書”。
    信中說：“這四種東西，現已搜集許多材料，猛看猛譯，遲到年底，或能成就。我近對各種主義綜合審諦，覺社會主義真為改造現世界對癥之方，中國也不能此外。”“社會主義必要之方法：階級戰爭——無產階級專政”。
    “我認為現世革命唯一制勝的方法。我現認清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資本經濟制度。其方法在無產階級專政，以政權來改建社會經濟制度。”“無產階級革命后不得不專政的理由有二：
    ‘無政權不能集產，不能使產業社會有。換之，即是不能改造經濟制度。’
    ‘無政權不能保護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階級倒而復起，革命將等于零。’
    ‘因此我以為現世界不能行無政府主義，因為現世界顯然有兩個對抗的階級存在，打倒有產階級的迪克推多，非以無產階級的迪克推多壓不住反動，俄國就是個證明。所以我對于中國的將來的改造，以為完全適用社會主義的原理和方法。’”
    “我想編的‘四種利器’，亦是我這一回要與你具體商量的。我以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他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以中國現在的情形看來，須先組織他，然后工團、合作社，才能發生有力的組織。革命運動、勞動運動，才有神經中樞。但是宜急宜緩呢？我以為現在就要準備”。
    信中還詳析了中國政局的發展趨勢——組織革命黨的方法——他在國外擬“旗鼓鮮明成立一個共產黨”的“醞釀”，情況——共產國際興盛的情況——中國革命的國際環境——中國革命的阻力比俄國大等等。信中強調：“有人以為中國無階級，我不承認。只因小工小農不識不知，以窮乏慘苦歸之命，一旦階級覺悟發生，其氣焰必不減于西歐東歐”。
    要成立中國共產黨，他看到：“現在內地組織此事須秘密。烏合之眾不行，離開工業界不行。中產階級文化運動者不行。(除非他變)”
    《乙信》的內容有序文及(一)學會方針問題。(二)方法問題。(三)態度問題。(四)求學問題。(五)會務進行問題。(六)同志聯絡問題等部分組成，此處只摘其第(二)部分：
    “(二)方法問題。目的——改造中國與世界——定好了，接著發生的是方法問題，我們到底用甚么方法去達到‘改造中國與世界’的目的呢？和森信里說：‘我現認清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資本經濟制度，其方法在無產階級專政’。和森又說：‘我以為現世界不能行無政府主義，因在現世界顯然有兩個對抗的階級存在，打倒有產階級的迪克推多，非以無產階級的迪克推多壓不住反動，俄國就是個明證，所以我對于中國將來的改造，以為完全適用社會主義的原理與方法。……我以為先要組織共產黨，因為他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據和森的意見，以為應用俄國式的方法去達到改造中國與世界，是贊成馬克思的方法的。而子升則說：‘世界進化是無窮期的，革命也是無窮期的，我們不認可以一部分的犧牲，換多數人的福利。主張溫和的革命，以教育為工具的革命，為人民謀全體福利的革命——以工會合社為實行改革之方法。頗不認俄式——馬克思式——革命為正當，而傾向于無政府——無強權——蒲魯東式之新式革命，比較和而緩，雖緩然和’。同時李和笙兄來信，主張與子升相同，李說：‘社會改造，我不敢贊成籠統的改造，用分工協助的方法，從社會內面改造出來，我覺得很好。一個社會的病，自有他的特別的背景，一劑單方可醫天下人的病，我很懷疑。俄國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贊同之處’。我對子升和笙兩人的意見，(用平和的手段，謀全體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贊成的，但在事實上認為做不到。羅素在長沙演說，意與子升及和笙同，主張共產主義，但反對勞農專政，謂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產階級覺悟，可不至要妨礙自由，興起戰爭，革命流血。但我于羅素講演后，曾和蔭柏，禮容等有極詳之辯論，我對于羅素的主張，有兩句評語：就是‘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羅素和子升和笙主張的要點，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錢，二要有人，三要有機關。現在世界，錢盡在資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盡是一些資本家，或資本家的奴隸；現在世界的學校及報館兩種最重要的教育機關，又盡在資本家的掌握中，總言之，現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種資本主義的教育。以資本主義教兒童，這些兒童大了又轉而用資本主義教第二代的兒童。教育所以落在資本家手里，則因為資本家有‘議會’以制定保護資本家并防制無產階級的法律。有‘政府’執行這些法律，以積極的實行其所保護與所禁止。有‘軍隊’與‘警察’，以消極的保障資本家的安樂與禁止無產者的要求。有‘銀行’以為其財貨流通的府庫。有工廠以為其生產品壟斷的機關。如此，共產黨人非取政權，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權？如此，資本家久握教育權，大鼓吹其資本主義，使共產黨人的共產主義宣傳，信者日見其微。所以我覺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以上是第一層理由。第二層，依心理上習慣性的原理，及人類歷史上的觀察，覺得要資本家信共產主義，是不可能的事。人生有一種習慣性，是心理上的一種力，正與物在斜方必傾向下之為物理上的一種力一樣。要物不傾向下，依力學原理，要有與他相等的一力去抵抗他才行。要人心改變，也要有一種與這心力強度相等的力去反抗他才行。用教育之力去改變他，既不能拿到學校與報館兩種教育機關的全部或一大部到手，雖有口舌印刷物或一二學校報館為宣傳之具，正如朱子所謂‘教學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直不足以動資本主義者心理的毫末，那有回心向善之望？以上從心理上說。再從歷史上說，人類生活全是一種現實欲望的擴張。這種現實欲望，只向擴張的方面走，決不向減縮的方面走，小資本家必想做大資本家，大資本家必想做最大的資本家，是一定的心理。歷史上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有拿破侖第一稱帝失敗了，又有拿破侖第三稱帝。有袁世凱失敗了，偏又有段棋瑞。章太炎在長沙演說，勸大家讀歷史，謂袁段等失敗均系不讀歷史之故。我謂讀歷史是智慧的事，求遂所欲是沖動的事，智慧指導沖動，只能于相當范圍有效力，一出范圍，沖動便將智慧壓倒，勇猛前進，必要到遇了比沖動前進之力更大的力，然后才可以將他打回。有幾句俗話：‘人不到黃河心不死，’‘這山望見那山高，’‘人心不知足，得隴又望蜀，’均可以證明這個道理。以上從心理上及歷史上看，可見資本主義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是第二層理由。再說第三層理由。理想固要緊，現實尤其要緊，用和平方法去達共產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這一百年中宛轉呻吟的無產階級，我們對之，如何處置，(就是我們)。無產階級比有產階級實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定無產者占三分二，則十五萬萬人類中有十萬萬無產者，(恐怕還不止此數)這一百年中，任其為三分一之資本家魚肉，其何能忍？且無產者既已覺悟到自己應該有產，而現在受無產的痛苦是不應該；因無產的不安，而發生共產的要求；已經成了一種事實。事實是當前的，是不能消滅的，是知了就要行的。因此我覺得俄國的革命，和各國急進派共產黨人數日見其多，組織日見其密，只是自然的結果。以上是第三層理由。再有一層，是我對于無政府主義的懷疑。我的理由卻不僅在無強權無組織的社會狀態之不可能，我只憂一到這種社會狀態實現了之難以終其局。因為這種社會狀態是定要造成人類死率減少而生率加多的，其結局必至于人滿為患。如果不能做到(一)不吃飯；(二)不穿衣；(三)不住屋；(四)地球上各處氣候寒暖，和土地肥瘠均一；或是(五)更發明無量可以住人的新地；是終于免不掉人滿為患一個難關的。因上各層理由，所以我對于絕對的自由主義，無政府的主義，以及德謨克拉西主義，依我現在的看法，都只認為于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于子升和笙二兄的主張，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
    毛澤東對于蒙達尼會議爭論所作的這個決斷，支持了正確的意見，團結會友走上正確的道路，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作了重要的貢獻，其歷史意義之巨大，是無法估量的。
   

(三)

    新民學會會員“……諸人大都系楊懷中先生的學生。與聞楊懷中先生的諸論，作成一種奮斗和向上的人生觀”，說明學生是很崇敬先生的。毛澤東就曾說過：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讀書時“給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是楊昌濟，他是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后來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關系。他教授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信仰，努力鼓勵學生立志做有益于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西行漫記》第一二一頁)
    但是這里必須補充另一方面：先生更加崇敬學生。楊懷中先生，1915年4月5日的日記中有如下記載：“毛生澤東，言其所居之地為湘潭與湘鄉連接之地……人多務農……渠之父先亦務農，現業轉販：其弟亦務農；其外家為湘鄉人，亦務農也。而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余因以農家多出異才，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一師學生驅張千(校長)的學潮時，學校當局要開除毛澤東，楊懷中憤憤不平，在課堂的黑板上寫下“強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長天。”以示抗議。毛澤東就是他心目中的“拄長天”的“大木”。他逝世前還寫信向章士釗推介毛澤東和蔡和森，說：“毛、蔡二君，當代英才，望善視之!”說明他是一位眼力非凡、善識人才的教育家。
    當然，毛澤東、蔡和森他們的超人“資質”乃是來自超人艱辛的刻苦求索。他們在一師求學時，即都是具有相當淵博學識的青年思想家了，他們是懷著一顆火熱的救國的心，縱觀博覽，淘汰百家，艱苦跋涉，才終于找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說他在一師“那時我是一個唯心主義者”，“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的大雜燴”。(《西行漫記》第一二二頁、一二五頁)但是他們拋棄了那些認識的不實之花，而找到了認識的長青之樹。毛澤東重筆寫下了“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給蔡和森信》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蔡和森重筆寫下了“和森為極端馬克思派，極端主張：
    唯物史觀
    階級斗爭
    無產階級專政，
    所以對于初期的社會主義，烏托邦的共產主義，不識時務的穿著理想的繡花衣裳的無政府主義，專主經濟主義的工團主義，調和勞資以延長資本政治的吉爾特社會主義，以及修正派的社會主義，一律排斥批評，不留余地。”(《給陳獨秀信》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一日)
    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的第二章中說：“在上一世紀四十——九十年代這大約半個世紀期間，俄國進步的思想界處在空前野蠻和反動的沙皇制度的壓迫之下，曾如饑如渴尋求正確的革命理論，孜孜不倦地、密切地注視著歐美在這方面的每一種‘新發明’。俄國在半個世紀期間真正經歷了聞所未聞的痛苦和犧牲，以空前未有的革命的英勇氣魄、難以置信的努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從事尋求、學習和實驗，終于得到了馬克思主義這個唯一正確的理論。”
    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書中說到：
    “列寧在一九二○年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描寫過俄國人尋找革命理論的經過。俄國人曾經在幾十個年頭內，經歷艱難困苦，方才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有許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國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義的壓迫，這是相同的。經濟和文化落后，這是近似的。兩個國家都落后，中國則更落后，先進的人們，為了使國家復興，不惜艱苦奮斗，尋找革命真理，這是相同的。”接著，毛澤東詳盡地講述了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的艱苦歷程。當然，這些都是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師”們所不屑一顧的——不過應當補正說：這些定將彪炳史冊，是他們抹煞不了與不敢仰視的!

    ① 見《新民學會會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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