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總是很偶然地相似著，甚至有些很有意思的巧合。本文就將發生在漢、唐、宋三朝的三次重要的改革放在一起勾勒一下，這三次改革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共同點，它們都是由王姓子弟策劃的：漢代新朝改制，策劃人王莽；唐代永貞革新，策劃人王叔文；宋代神宗變法，策劃人王安石。本文將相關資料收攏一下，供喜歡歷史舊事的網友們玩味。

三次改革的發端：

    復古改制：發生在西漢末年、新朝初年的一系列托名復古的改革活動。當時的漢朝形勢可說一片大好，在外部：匈奴、西域諸國都唯漢朝馬首是瞻，漢孝元皇帝遠不像昭君出塞故事里描繪得那么窩囊；在內部：漢初的各個諸侯國此時已經差不多到了被人遺忘的地步，漢朝中央的威望達到頂峰。正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總要從內部先自殺自滅起來,才能真正地一敗涂地”，外無憂內無患，漢朝皇帝開始溫飽思淫欲起來，漢成帝和趙氏姐妹的奇聞、漢哀帝和董氏兄妹的軼事就不詳述了，反正三十年間、兩代帝王都沒有子嗣，這在“不孝有三”的年代是非常不吉利的。這個時候，以品格操守聞名天下的王莽成為眾望所歸，公元8年王老先生代漢自立可能是有些私心，但是他克己復禮的姿態無疑是受到當時士人普遍擁戴的，否則他也不會胸懷坦蕩地任用前朝宗室擔任國師了......
    永貞革新：唐朝到了唐順宗的年代已經是風雨飄搖了，唐朝皇帝不僅稱不上天可汗，甚至連自己國內的主都作不了、自己宮內的事都管不著，節度使成了地方上不受統轄的土皇帝，宦官成了宮廷里沒有封號的太上皇。公元805年繼位的唐順宗雖然因中風而半身不遂，但是頭腦還算清楚、還有些想法，他內靠嬪妃，外靠翰林學士王叔文及著名的士大夫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人，試圖進行改革以克服宦官專權造成的弊政，開始了一場“百日維新”......
    神宗變法：宋朝汲取了之前數代王朝的歷史教訓，內部出奇的穩定，既沒有鎮主的權臣、也沒有掌權的外戚、更沒有玩弄權術的宦官。可就是在外交上從來沒有抬起頭來，不僅沒有統一北方的燕云十六郡，甚至對立國不久西夏也貢賦不斷、顏面無光。公元1067年繼位的宋神宗，年方二十歲，力圖“思除歷世之弊，務振非常之功”，大膽起用新人，“奮然將雪數世之恥”......

三位王老先生：

    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字巨君，漢代魏郡元城人(今河北大名）。漢代仕途的裙帶關系十分嚴重，王莽正是孝元王皇后王政君的侄子，王政君在后宮尊位上一坐就是61年，就像周伯通那只叫做“獨孤求敗”的烏龜，憑著健康長壽把王氏家族深深地扎根在西漢政權之中，這為王莽輕而易舉的取得大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王莽本人前半輩子整天忙著的事情，就是堅持操守、樹立品德，據《漢書》記載他生活節儉到正室夫人穿戴得像女傭仆婦一般；他為人公正到逼自己的親生兒子給丫鬟婢女償命；他大公無私到只要一有災荒禍事就帶頭瘋狂捐獻物資，在他給漢平帝送上那杯致命的酒水之前，他簡直就是一個時代道德的榜樣。當時這位王老先生已然眾望所歸，一向借著忠孝節義大做文章的儒生們此時也多百鳥朝鳳、沒人去管大漢王朝的死活，當時著名的大學者楊雄，漢宗室經學家劉向的兒子劉歆，都是這位老先生的忠實追隨者。但是這位王老先生玩道德的本事固然如火純青，搞起改革來真得很不在行，做了十幾年的新朝皇帝之后城破自盡。

    王叔文，公元735年～公元806年，唐代越州山陰人(今浙江紹興)。《舊唐書》上說他年輕時身份卑微，但“每言錢谷為國大本”，之后入翰林院，任蘇州司功、戶部侍郎，最后成為德宗太子李誦的老師。李誦繼位為唐順宗后，王叔文被任命為翰林學士兼度支使、鹽鐵轉運使，提拔聯合劉禹錫、柳宗元、王伾(音丕)等人開始推行改革。但是這位王老先生的改革與康有為的百日維新同樣悲哀，依靠的都是一個名義上的皇帝，但更為凄慘的是連唐順宗本人都在即位僅僅八個月后就被宦官俱文珍逼迫退位，隨即王叔文也被賜死。

    王安石，公元1021年－公元1086年，字介甫,晚號半山，宋代撫州臨川人(今江西撫州)。《宋史》上說他年輕時便文采飛揚，被同為“唐宋八大家”的曾鞏、歐陽修所推崇。做地方官的時候“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谷與民，出息以償”并寫出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這篇奏章被還是太子的趙頊所欣賞。待到趙頊即位為宋神宗便將王安石找出來任命為江寧知府，后招入朝中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神宗即位第二年便力排眾議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進行變法。但是由于變法在經濟領域對保守勢力的觸動較大，受到了以神宗祖母、母親為首的大多數權貴派的阻撓，加之用人不當，使變法的效果大打折扣。不過宋朝對內對外都是和和氣氣的，王安石雖然兩次罷相，但神宗對他一直多有關照，晚年又加封荊國公，因此他是三位王老先生中唯一安享晚年的一位。

三次改革的概況：

        復古改制
    王莽于公元1年出任西漢大司馬，正式獨掌漢朝政權，并于公元8年接受孺子嬰的禪位，改國號為“新”。他的新朝改制主要包括社會經濟、政治外交兩個方面的內容：
    社會經濟方面：王莽稱帝不久，即于公元10年，開始進行經濟改革，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禁止土地和奴仆的買賣，并提出將過分集中的土地拆分給沒有土地的人耕種，目標直接指向封建社會自始至終的痼疾——土地奴仆私有制，但是僅有一紙詔令就想解決問題體現出了一個書生的天真，也無法抵御地主們的頑固反對，推行了不到兩年就草草收場；公元10年同時，王莽推行“五均六筦”，在主要商業都市設置主管機構，并將鹽、鐵、酒、鑄錢、賒貸收歸國家經營，同時控制名山大澤，將主要資源都把持在國家手中，其主要目的就是由新朝朝廷主導國家的主要經濟命脈、控制大商賈對平民的盤剝，但是執行中的各級官吏借機盤剝人民、損公肥私與王莽的初衷背道而馳；公元7年、公元9年、公元20年王莽連續三次進行了終歸失敗的貨幣改革不僅沒有增加政府收入，反而加速了王莽政權財政的崩潰和平民的破產，引發了極大的民憤。
    政治外交方面：王莽仿照古制——也就是周王朝的奴隸體制，將從中央到地方的體制、官名、行政區劃都加以改變，還恢復五等爵，濫加封賞，但財政無力負擔由此帶來的支出，官吏俸祿無著，便想方設法擾民自肥；王莽妄自尊大，以天朝上國自恃、不尊重周邊國家和民族，使得“西域盡絕”。
    在讀過相關史料之后，對王莽的新朝改制可能會有以下印象：
    一、準備最為充分：由于王政君的影響，王氏家族在西漢末年是僅次于皇家劉氏的顯赫大族，并作為外戚長期把持漢朝朝政，這為王莽改制攢足了實力；而王莽本人早年稱得上是高風亮節、海內人望，這也成為王莽改制最為鼓動人心的宣傳噱頭。因此王莽推行改革，名正言順、實力雄厚。
    二、觀念最為超前：王莽的經濟改革主要目標就是政府直接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這與我們今天所說的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主體地位的提法十分相似，但是這種超前的愿望在當時的條件下當然是不能實現的，這不僅使王莽改制半途而廢，這種半途而廢更是嚴重地損害了新朝政權的威望。
    三、技術最為粗淺：王莽改制的主觀愿望是好的，但是每一項改革都源自王莽的一紙詔令，所作出的粗淺規劃在實施起來困難重重，比起之前商鞅、桑弘羊等人進行的卓有成效的改革，王莽缺少足夠的專業技術支持，用一個詞叫做“志大才疏”。
    四、失敗最為壯烈：在對王莽持當然批判態度的東漢史學家班固筆下，是這樣記述這位王老先生最后的結局的，“(城破之日)公、卿、大夫、侍中、黃門郎從官尚千余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間關至漸臺，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也就是說在義軍攻入城中的時候，尚有千余人追隨王莽，這千余人和王邑父子哦、應該也是像王莽一樣有著美好愿望的空想改革者，但比起漢、晉、唐、宋的黯然收場，明崇禎孤家寡人地吊死在煤山，可算得上失敗得轟轟烈烈了。
    五、影響最為惡劣：西漢是一個重德的時代，也由此出了一些沽名釣譽虛偽君子，王莽不幸被選為這些虛偽君子的典型，從此之后的封建政治家們即使再要講究什么高風亮節也會被人說成是居心叵測；王莽改制的失敗，也為后世的革新者提供了一個失敗的警示，成為保守勢力打擊改革者的有利借口。

        永貞革新
    永貞革新實際上是相當短命的，從永貞元年(公元805年)正月開始實行，到永貞元年三月俱文珍等宦官開始逼宮，永貞元年八月唐順宗李誦被迫禪位，永貞二年王叔文被逼自盡，真正推行改革的時間算起來也不過就是一場“百日維新”。
    在這場改革，唐順宗李誦是力量之源，但李誦的身體一直欠佳，王叔文作為李誦的老師實際上是這場改革的第一策劃人和直接推動者。按照《舊唐書》的說法，“王伾主往來傳授；王叔文主決斷；韋執誼為文誥；劉禹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啟、凌準等謀議唱和，采聽外事。”這是十個人也就是后來因革新而直接獲罪的“二王八司馬”。其中王(人+丕，音丕)是杭州人，與王叔文同為太子的老師。
    永貞革新的內容雖然針對了當時的主要弊政，但是作為一場被稱為“革新”的運動，它的初期內容更像是一場家政改革。它的主要內容是廢除宮廷內以供皇帝玩樂為名，而被宦官用來魚肉平民的宮市、五坊小兒、常奉額外的進奉，并削減了宮內的婢女乳母。這些措施在兩個月的時間里迅速完成，都城平民拍手稱快、元老朝臣們靜觀其變、藩鎮官員隔岸觀火，受到抑制的宦官集團由于還沒有到傷筋動骨的地步，所以也暫時隱忍不發。但是二王八司馬在這小小的勝利面前有些飄飄然，躊躇滿志，緊接著開始醞釀集中財權、裁抑藩鎮、謀奪宦官兵權等等真正改革風暴。
    但是好景不長，首先革新的迅速推進得益于二王八司馬初期的團結，王叔文在翰林決策、韋執誼在中樞執行，一干人等內外配合，隨著朝廷元老的不合作，決策和執行兩個方面開始出現摩擦，繼而開始內外脫節，運轉失靈，反對革新的宦官集團和藩鎮勢力于是乘隙而入展開破壞活動。由于唐順宗身體欠佳，朝臣普遍希望及早確定太子，宦官集團利用自己的優勢將順宗皇帝團團包圍，將出任外官、已經不能隨便出入宮廷地王叔文和順宗皇帝隔絕，主導了新太子的確立，繼而推動太子監國。而各藩鎮的節度使紛紛上表給新太子，指責順宗用人不當；宦官集團篡改詔書剝奪了王叔文的決策權；所說禍不單行，王叔文的母親此時病危謝世，按照制度王叔文應該丁憂去職；隨即宦官和藩鎮開始逼迫順宗禪讓皇位給太子，永貞革新就在多重打擊下摧折了。
    永貞革新雖然短暫、也只是封建政治眾多沖突中沒有太多新意的一次運作，但是王叔文本人和他改革的悲劇性，在他集團中柳宗元、劉禹錫兩位文學家和其他有志之士的筆墨之下顯得濃墨重彩，尤其是《舊唐書》在王叔文傳中甚至用了“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巾”的詩來評價他。
    當然永貞革新的失敗不能一味的歸咎于宦官、藩鎮。王叔文等人本身自視過高、急于求成也是加速失敗的重要原因。王叔文利用所擔任的翰林學士一職進行決策，就是一種被稱為“秘書政治”的體制外發揮，是一種不正常現象。而改革中行事跋扈，動輒刑罰，使得一些元老重臣禁口不言；還有二王八司馬結成集團之后，對其他希望參與到改革中來的官員進行打壓，有些將改革作為為個人謀利的工具的味道，這些做法當然加速了改革的失敗。
　  永貞革新加強皇權和中央權力的改革失敗，進一步加強了宦官在宮廷內的影響，造就了一批對新皇帝擁立有功的地方節度使土皇帝，使中央的威信非但沒有加強、反而進一步削弱。

        神宗變法
    王安石早在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便上書宋仁宗趙禎，提出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面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在封建士大夫口中樹立了極高的口碑。
    宋神宗即位的時候，宋王朝官僚機構臃腫、軍隊開支浩大、對外的貢賦沉重，而且臃腫的官僚機構行政效率低下、浩大的軍隊機器戰斗能力弱小。風華正茂的宋神宗繼位之初，便將心儀已久的王安石拉到身邊，開始籌劃自己的事業。
    王安石執政之初，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并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只是以頒布法令的形式規范經濟生產，制訂和實施了諸如農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礦稅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頗有點亞當斯密“自由競爭”的意識；同時軍事體制和科舉教育方面的改革隨即展開，這些措施觸及了權貴利益，受到了兩宮太后、皇親國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的共同反對，宋神宗在熙寧七年（公元10７４年）暫時罷免了王安石，息事寧人之后次年又將王安石拜相。但復出的王安石沒有得到更多的支持，于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職務，閑居江寧府（今江蘇南京）。宋神宗郁郁而終，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宋哲宗幼年登極，原本反對變法的高太后代言朝政、啟用了會砸缸的司馬光，將變法措施逐一粉碎，王老先生不禁悲憤地說：“亦罷至此乎！？”同年病逝于江寧鐘山。
　　王安石的變法遭到了包括司馬光、蘇氏兄弟、文彥博、高太后等一大批后世評價極高的人物反對，這些人物并不被認為是貪贓枉法、利祿熏心的腐敗官僚，他們加入到反對派陣營其中固然有所說的觸及經濟利益一方面，但是王安石黨同伐異、不別良莠的用人態度是樹敵過多的更為顯著的因素，他的變法班子只是臨時拼湊起來的，大多數成員對變法目標沒有一個明確的信念、只是將變法當作升官發財的捷徑，在忠誠度上說不僅沒有王莽的“尚千余人隨之”，甚至連王叔文的十人小集團都比不上。在變法遇到困難時，原本變法的推動者搖身一變成為變法的掘墓人，以此討好保守派，維持自己的仕途生涯。
　　后來的蔡京、高俅、童貫、王黼、朱緬、李彥在徽宗年間重新舉起變法大旗，但這次變法只是為了找一個盤剝牟利的正當名目，而由此而來的大黑鍋則由王安石去背。王安石變法失敗了，宋王朝經濟繁榮、國弱民窮的狀況得到延續，在遼、金兩代的欺壓之后宋王朝滅于蒙古騎兵之手，其后的大元王朝雖然有著一個漢名，但實際上不承認華夏文明、也無意繼承炎黃正統，短短的六十年就被趕回了北方老家，“驅逐韃虜”雖然容易、“恢復中華”卻任重道遠。

　　以上的三次改革運動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特點，在這里簡單的勾畫一下：
　　一、改革者的信念越發淡薄。王莽的改革是與改革者的生命、一代王朝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的；王叔文的改革，是與一任皇帝的榮辱相關聯的；王安石的改革，則只是與變法的直接主持者的仕途沉浮相關。改革對一個王朝政權的影響從傷筋動骨，到只是一種階段性政策，體現了漢、唐、宋，政治體制的不斷完善、統治基礎的不斷鞏固、行政權力不斷加強等等方面的持續進化。　
　　二、改革者的技術不斷成熟。王莽的改革往往只是主觀愿望寫作一紙詔令，王叔文的改革則開始有了集體謀劃、彼此分工協作的內容，到了王安石則開始系統地編纂法令、按部就班地實行了。這種變化是很自然的，前代失敗的故事，自然會成為后代汲取的教訓，況且官僚體制的不斷完善，辦事程序的持續正規化也是很重要的促進因素。
　　三、改革者都自視甚高“樂于樹敵”。王莽立國之后，以天子自居，不僅視周邊民族為蠻夷、甚至不承認屬國君主的王位尊號、這種不尊重嚴重破壞了各民族之間的友好關系。王叔文主政之后，以帝師自詡，脾氣暴躁又不加以控制，致使身居相位的元老重臣紛紛離崗避位，疏遠了原本可以團結的力量。王安石任事之后，容不得對新法的一絲質疑、也聽不得文人的任性閑話，以至于將一些原以天下為己任的有志之士提到了變法的對立面上。
　　四、改革者都急功近利“四面出擊”。王莽不僅希望旨到即行，在全國進行土地、商業國有化改革，更是在短短十幾年間三次變革貨幣政策，在當時商業金融運轉速度有限的情況下，出現上一種貨幣還沒有普遍流通、下一種貨幣又紛至沓來，使得金融極不穩定，平民對政府信譽產生懷疑。王叔文的改革，意圖將晚唐積弊已久的藩鎮、宦官問題一鍋端，于是藩鎮在地方不聽指揮、宦官在宮廷假傳圣旨，王叔文等人內外交困最終功敗垂成。王安石的變法，進行得雖然相對很有條理，但是他也忙不迭的在全國的各個領域展開運作，使得各個領域中的反對力量團結到了一起。這些改革者可能是本著“長痛不如短痛”的觀念，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商鞅變法等等一系列春秋戰國的變法圖強故事給了他們以不斷的激勵，但是他們沒有注意到一點：秦國國君是一個軍事力量雄厚的孤家寡人，他對變法的支持不僅是堅決的、更是殘酷的；而在商鞅變法中利益受到損害的舊奴隸主貴族，就是變法者堅決地不惜使用殘酷手段打擊的對象。但是在王莽、王叔文、王安石的變法中，利益受到損害的地主、官僚、商人們恰恰是變法政權的中流砥柱，疾風暴雨般的改革不啻于自毀長城。而改革過程中，將所有的問題放在一起解決，使得改革所面臨的敵人達到最多，使得改革者成為原本離心離德的保守勢力共同的靶子。　

        王老先生們的“王姓”

　　最后，當然這三次改革的發動者都很偶然地姓王，并不代表老王家就怎么怎么樣，也不一定說明這三位王老先生有什么家族的傳承、總是不安分的出來“鬧事”。不過既然歷史有這樣的巧合，在這里就將王姓簡單寫兩句，一般認為王姓的主要來源有以下幾種：
　　第一支出于商代子姓，是商末“三仁”比干、箕子、微子三人的后裔。
　　第二支出于周代姬姓，主要是周代姬姓王族流落民間后采用的姓氏。如周靈王太子晉由于直諫被廢為平民，其后人便以王為姓，此一支原活躍于成周（河南洛陽）一帶，秦末漢初時遷于山東瑯琊和山西太原，發展為瑯琊和太原兩大王姓望族，這一支也被認為是現代王姓的主體。
　　第三支出于媯姓，這一支以虞舜為祖先，在齊桓公時稱為田氏，戰國時田氏自立為齊王，秦滅六國、齊國田氏改為王姓。《漢書－元后傳》即說王政君、王莽便是這一支王姓。
　　第四支是由一些其他姓氏改為王姓，一些有記載的比如說王莽曾下詔改劉姓為王姓等等。不過這些是零散的，所占比例較小。
　　第五支是少數民族姓氏漢化的統稱，包括漢時西羌鉗耳氏族；南北朝高麗拓王氏族，鮮卑族可頻氏；唐朝回紇族阿布思氏族；金時女真人完顏氏、耶律氏、夾谷氏；元時蒙古孛爾只斤氏；清時滿洲八旗完顏氏、伊喇氏等氏族，這些王姓主要分布在北方。　

　　最后，所說窮則思變，這幾位王老先生的努力雖然都失敗了，但是奮發進取、勵志圖強的精神是一直傳頌至今的，謹以此文、舊事重提一下。

讀者言：毛澤東雖有豐富的政治經驗，高超的政治技巧，又熟諳歷史，在中國推行新法，仍不免歸于失敗。變法之難，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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