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VS實踐：評鄧的買辦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紅旗》雜志一九七六年第七期）
高路 常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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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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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紅旗》
| 評鄧小平的買辦資產階級經濟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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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路; 常戈(1976.07.13)
鄧小平在經濟建設方面的謬論很多，其中貫穿著一條黑線，那就是：對內代表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爭奪國民經濟的領導權，要把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變為官僚壟斷資本主義經濟；對外搞投降賣國，妄圖把我國變為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這實質上是一種買辦資產階級的經濟思想。
為了復辟資本主義，鄧小平拋出了“三項指示為綱”的反動綱領，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和與它相適應的一套方針、政策。他背著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在經濟領域重搞“條條專政”，推行“馬鋼憲法”那一套，其目的就是要用資產階級專政代替無產階級專政，使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變質為官僚壟斷資本主義經濟。
早在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在《論十大關系》的報告中就提出，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加強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要“在中央的統一計劃下，讓地方辦更多的事”，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但是，劉少奇、鄧小平同毛主席的指示大唱反調，長期拒不執行這個正確方針，卻對帝國主義的托拉斯那一套推崇備至，大搞“條條專政”。經過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摧毀了劉少奇、林彪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廣大群眾和革命干部奮起造了“條條專政”的反，推動了毛主席這一正確方針的貫徹落實。文化大革命以來，我國南糧北調、北煤南運局面的開始改變，南方地區煤礦、石油、天然氣資源的不斷發現，地方小鋼鐵、小化肥、小水泥、小機械、小水電等工業的蓬勃興起，產量成倍增長，一些中小城市依靠大辦地方工業進入了新興工業城市的行列，等等，都證明了毛主席關于“有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的指示是完全正確的。它對于多快好省地發展國民經濟，具有極其重大而深遠的意義。鄧小平重新工作后，舊病復發，重搞“條條專政”，借口“集中統一”領導，要把所謂“關鍵性的為全國服務的需要全國組織協作的企業”“收上來”。照此辦理，全國絕大多數大型企業以及同它們協作配套的中小型企業就要統統“收上來”。這就必然扼殺地方和廣大群眾的積極性，破壞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鄧小平搞這一套，充分說明他頑固地對抗毛主席關于發揮兩個積極性的方針，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繼續推行修正主義路線，要走帝國主義托拉斯的老路。
鄧小平在經濟領域推行“條條專政”，是為了在政治上搞修正主義，搞資產階級專政的需要。“條條專政”是同黨的一元化領導相對立的。所謂“條條專政”，無非是由中央主管部門中的少數人直接對企業發號施令，實行垂直領導，各個“條條”自成系統，一通到底，取消黨中央和地方黨委的經濟大權，排斥各級黨委的一元化領導。“條條專政”上不謀于中央，下不謀于地方，對中央鬧分散主義，搞“多中心”，對地方、對群眾搞專制主義，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的經驗表明，搞“條條專政”有利于走資派自上而下地推行修正主義路線。去年受鄧小平搞“條條專政”影響越大的部門，右傾翻案風就刮得越厲害，走資派的復辟活動就越囂張，這決不是偶然的。
鄧小平重搞“條條專政”的目的，是要把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整頓”掉。搞“條條專政”必然把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分割成為一行一業“條條”的“私產”，使部門、行業之間壁壘森嚴，分工如分家，甚至以鄰為壑，互相拆臺，把部門之間的關系變成資本主義的競爭關系。搞“條條專政”就會不顧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綜合平衡，片面強調“條條”本位的需要，破壞全國經濟的合理布局，破壞資源的綜合利用，阻撓跨“條條”的社會主義大協作。總之，“條條專政”從根本上違背了以階級斗爭為綱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的原則，違背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全局觀點和群眾觀點，破壞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阻礙生產力的發展。所謂“條條專政”，究竟由誰來專政呢？顯然，在鄧小平心目中就是由黨內的走資派和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技術專家來專政。他提出“整頓的核心是領導班子”，一心要把“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的走資派安插在各個部門，就是代表黨內外資產階級妄圖篡奪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權。可見，由鄧小平控制的“條條”來 “整頓”經濟，就是要搞資本主義的生產集中和壟斷，要貫徹他那一套專家治廠、利潤掛帥、物質刺激、生產第一、技術至上的修正主義貨色，否定毛主席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路線、政策，擴大和強化資產階級法權，改變我們企業的社會主義方向和道路，使社會主義經濟變為官僚壟斷資本主義經濟。
鄧小平在國民經濟管理體制上復活“條條專政”，在企業內部推行“馬鋼憲法”那一套，對工人實行資產階級專政，這是他搞官僚壟斷資本主義的兩個方面。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就指出：“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于尖銳的階級斗爭狀態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鄧小平一貫對抗毛主席關于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的指示，頑固地推行他那條以工人階級為敵的修正主義路線。他公開鼓吹“依靠工農兵是相對的”，根本不把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當作主人翁，否認他們有管理經濟的權利。他對工人階級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經營管理原則和規章制度的革命行動，極端仇恨，一重新工作就迫不及待地進行反攻倒算。他不僅要把過去對工人群眾實行“管、卡、壓”的一套全部重新搬出來，而且叫嚷要“從嚴”。這充分暴露出他就是毛主席所尖銳批判的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的總代表。企業執行什么路線和領導權掌握在哪個階級手里，決定著企業實際上歸哪個階級所有。按照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搞下去，企業的領導權必然掌握在走資派、黨內資產階級手里，他們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大量侵吞和揮霍工人階級創造的財富，騎在工人群眾頭上作威作福。這樣，社會主義企業就會名存實亡，變成官僚壟斷資本主義的企業。
鄧小平這一套并不是他的什么創造發明，而是從蘇修那里販來的，是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所謂“經濟改革”的翻版。為了發展官僚壟斷資本主義，蘇修大力推行以物質刺激、利潤掛帥為核心的所謂“經濟新體制”。他們大搞技術至上、專家治廠，由官僚壟斷資產階級一手操縱國民經濟的領導權。他們的企業條例明文規定，經理有權出賣、轉讓或出租企業的生產資料，有權招收和解雇工人，對工人可以為所欲為，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在企業之上，又通過中央主管部——生產聯合公司兩級或三級體制，進行垂直領導，實行“條條專政”。這些聯合公司規模龐大，而且集中了企業幾乎所有的管理職能。蘇修叛徒集團就是這樣通過推行“經濟新體制”，加緊對全國企業實行壟斷和統治。蘇修的現實是一面鏡子。它使我們清楚地看到，社會主義經濟一旦變為官僚壟斷資本主義經濟，對廣大勞動人民將是多么深重的災難。今天，蘇聯的勞動人民政治上無權，經濟上受剝削，處于水深火熱之中。被蘇修吹噓為“福利計劃”的“九五計劃”已經宣告破產，工業增長率連年下降，農業搞得一團糟，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比例嚴重失調，廣大工農群眾同一小撮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的矛盾日益尖銳。這一切，使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危機不斷加深。鄧小平想步蘇修的后塵，其結果只能嚴重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把社會主義經濟搞垮，哪里還談得到把我們的國民經濟搞上去？哪里還有什么社會主義的現代化？
毛主席指出，在中國的歷史條件下，凡是頑固地要走資本主義路線的人，“他們實際上是準備投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人”。鄧小平正是這樣。他認為搞經濟建設，搞四個現代化，中國人不行，社會主義制度也不靈了，只能依靠“引進外國技術裝備”，來“加速工業技術改造，提高勞動生產率”。為此，他提出了一個所謂“大政策”，主張同外國“訂長期合同”，由外國資本家供應“最新最好的設備”，用我國生產的礦產品去“償付”。這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崇洋媚外、投降賣國的“大政策”。
搞經濟建設，是依靠本國人民的力量，自力更生，還是崇洋媚外，依賴外國，這是兩條根本對立的路線。毛主席教導我們：“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鄧小平完全背叛了毛主席提出的這條路線。他的所謂“大政策”，實際上是反對把經濟建設放在中國人民自己力量的基點上，而以“引進外國技術裝備”為立足點。這充分說明他搞的還是“白貓、黑貓”那一套，“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要不要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這不僅是經濟問題，而首先是政治問題。壟斷先進技術設備，利用經濟實力卡住對方脖子，進行敲榨勒索，滲透擴張，這從來是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控制和掠奪別國的重要手段。在今天的世界上，一個國家如果經濟上不能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那么，它在政治上就不可能是獨立的，或者這種獨立是不鞏固的，就有可能被兩個超級大國所控制。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針的指導下，根據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需要，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則，引進某些外國技術和設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絕不能把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希望寄托在這一點上。如果象鄧小平所主張的那樣，不是自力更生為主，而是單純依靠引進外國技術，抄襲外國設計，搬用外國工藝，仿制外國設備，那就只能永遠踩著洋人的腳印亦步亦趨，跟在洋人屁股后面爬行，其結果不僅不可能趕超世界先進水平，而且將使我國的技術發展以至整個國民經濟處于外國壟斷資本的控制之下。壟斷資產階級的一些經濟學家，胡說什么工業落后國家只有依靠帝國主義的技術才能“起飛”，而頂著共產黨員稱號的鄧小平的主張竟然同這種謬論如此合拍，豈不是莫大的諷刺！這當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說明鄧小平的經濟主張完全適應了帝國主義的需要。
蘇修《真理報》曾經鼓吹，用蘇聯的資源作抵押品，去“吸收國外資金和經驗，以便將來得以用建設項目生產出來的一部分產品清償所借的貸款”。鄧小平的“大政策”，和蘇修的辦法正是一路貨色。其實質就是出賣我們的自然資源和國家主權，變相借外債。鄧小平還無恥地吹噓他的“大政策”有三大“好處”：一能出口，二可帶動技術改造，三可容納勞動力。這是什么樣的“好處”？！無非是外國壟斷資本家出錢，出設備，我國出人力，為帝國主義掠奪我國自然資源、榨取我國人民的血汗大開方便之門。這樣的“好處”，中國人民在解放前早就領教過了。按照鄧小平這個投降主義的“大政策”搞下去，我們的國家只能一步一步地淪為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原料供應地、商品市場和投資場所，不僅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要完全喪失，而且民主革命的成果也將化為烏有。鄧小平代表外國大資產階級利益，充當帝國主義買辦的丑惡嘴臉，不是暴露得淋漓盡致了嗎？
近百年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企圖依靠帝國主義提供技術和貸款來發展經濟，使中國富強，只是一種幻想。清末的洋務派曾經鼓吹所謂“借債興利”，認為只有用國家資源作抵押，向帝國主義國家大量借款，“仿行”外國技術辦工業，才是中國“自強之機”和“安身立命之端”。事實恰恰相反，正是他們的這一套完全適應了帝國主義傾銷商品、輸出資本、瓜分中國的需要。洋務運動不是什么中國的“自強之機”，而是使中國越來越陷于民窮財盡；不是什么“安身立命之端”，而是使民族危機日益加深。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曾經有一部分人熱衷于搞“實業救國”。他們把工業不發達看作是中國貧窮落后的根本原因，認為只要大規模地發展工商實業，就能使中國由貧弱變為富強。他們沒有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氣，幻想不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經濟而發展資本主義工業。但是，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雙重壓迫下，“實業救國”論者的命運不外兩種：或者失敗，幻想一概破滅；或者投入帝國主義的懷抱，和買辦資產階級殊途同歸。鄧小平其人在青少年時代就有所謂“實業救國”的思想。幾十年來，他的資產階級立場和世界觀根本沒有觸動。隨著革命的不斷深入，他的資產階級反動本性就越來越暴露。鄧小平從反對社會主義革命，搞復辟倒退，到繼承買辦資產階級的衣缽，搞投降賣國，其結果必然落得和歷史上的洋奴買辦一樣可恥的下場。
“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這是中國人民經過長期革命斗爭得出的歷史的結論。中國的獨立和富強，中國人民的自由和幸福，離開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離開了無產階級專政，離開了社會主義道路，只能是一句空話。革命正在改變一切，革命能夠改變一切。只要我們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堅決依靠和充分發揮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我們就一定能夠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化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向著共產主義的偉大目標繼續前進。
（原載《紅旗》雜志一九七六年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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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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