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政策”與獨立自主的新中國外交

    

    中國革命的形勢到1948年底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全國解放戰爭的最后勝利指日可期。毛澤東在12月30日發表的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中宣布：1949年將召集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務為目標的政治協商會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并組成共和國的中央政府。隨后，中共中央于1949年1月和3月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與七屆二中全會，制定和公布了有關新中國內政外交的一系列大政方針，宣布在對外政策方面將實行“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三大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把中華民族洗雪近代屈辱外交的百年夙愿變為現實，表明了中國人民掌握自己命運的決心和意志，也為獨立自主的新中國外交鋪設了穩固的基石。
    一、徹底清除帝國主義勢力，與舊中國屈辱外交一刀兩斷
    中國革命的勝利，昭示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從鴉片戰爭開始，舊中國遭受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長達一百多年，領土完整和主權遭到嚴重破壞。中國民主革命的任務，就是要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革命是反對兩個東西：一個叫做外國的壓迫，一個叫做封建制度的壓迫。”革命勝利后新政權面臨的外交課題，首先就是如何對待舊中國與帝國主義各國之間既有的外交關系，如何處理歷史上的不平等條約以及帝國主義通過這些條約攫取的各種特權。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對于這個問題的態度一向是明確和堅定的，那就是，新中國必須徹底擺脫舊中國的屈辱外交，肅清帝國主義的殘余勢力及其影響，以嶄新的形象走上國際舞臺。
    還在 1947年3月，毛澤東就向有關外事人員談起外交問題上要“另起爐灶”的設想。他說：中國人民要掌握自己的命運，砌起自己的爐灶。等我們進城后，將不承認蔣介石的反動統治和它的對外關系。其后，他多次在一些重要文件、文告中就此作了政策性宣示。由他親自起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就鄭重宣布：“否認蔣介石獨裁政府的一切賣國外交，廢除一切賣國條約，否認內戰期間蔣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債。”1947年12月，他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強調，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任務之一。1949年1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新中國的外交問題。毛澤東在談到同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關系時說：“現在他們沒有合法地位，不必忙于要帝國主義承認。我們是要打倒它，不是承認它，將來要通商，可考慮，但亦不忙。”周恩來也說，外交政策以不承認為好，對帝國主義國家要觀察，根據需要將來再說。總的觀念是百年來受壓迫，現在站起來了。應該有這樣的氣魄。
    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表明了新中國將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同所有外國之間外交關系的立場。指示規定，對于與國民黨保持外交關系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外交機構和外交人員，在新中國與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之前，一概不予承認，只把他們當作外國僑民待遇；對于直接幫助國民黨打內戰的美國武官，應派兵監視，不得給以自由；對于蘇聯及新民主國家的外交機構和人員，在與新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之前，只作非正式的外交來往。指示強調：“采取這種態度，可使我們在外交上立于主動地位，不受過去任何屈辱的外交傳統所束縛。在原則上，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必須取消，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實現，這種立場是堅定不移的。” 2月，蘇共政治局委員米高揚奉斯大林之命訪問西柏坡，了解新中國的內外政策。毛澤東對他說：我們這個國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個家庭來講，它的屋內太臟了。解放后，我們必須認真清理我們的屋子，把那些臟東西通通打掃一番，好好加以整頓。等屋內打掃清潔、干凈，有了秩序，再請客人進來。毛澤東所說的需要“清理”的“臟東西”，就是指帝國主義強迫中國簽訂的那些不平等條約，就是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殘余勢力。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將“另起爐灶”和“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正式確定為外交工作的指導方針。毛澤東對此作了深刻的闡述。他指出，舊中國是一個被帝國主義控制的半殖民地國家，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控制權表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我們應當采取有步驟地徹底地摧毀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控制權的方針。對于帝國主義者經營的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也要分別先后緩急，給以正當解決。至于帝國主義對我們的承認問題，不但現在不應急于去解決，而且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后的一個相當時期內也不必急于去解決。“只要一天它們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各種特權，是中國人民長期遭受國際壓迫的根源。只有徹底清除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控制權，決不再許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土地上橫行霸道，國家的主權與獨立才能得到保證，“中國人民就在帝國主義面前站立起來了”。
    “另起爐灶”和“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 的外交方針，反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要求。它向國際社會強有力地表明，新中國不會受那些代表了西方國家利益的所謂國際法原則的羈絆，將對舊中國與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外交關系一概推倒重來，徹底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在一個全新的基礎上構建自己的外交。新中國的外交實踐證明，正是由于堅決執行了上述方針，才“使我國改變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獨立自主的外交關系”。 
    二、堅持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建立新型外交關系
    “另起爐灶”是對舊中國外交的根本否定，那么，新中國的外交應該建立在什么基礎上？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一再強調，新中國是一個充分享有獨立、自由的主權國家，作為國際社會中的平等一員，它與任何國家的關系必須以平等互利和尊重領土主權為基礎。抗戰勝利前夕，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鄭重宣布：“中國共產黨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是在徹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國家的獨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進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誼這些基礎之上，同各國建立并鞏固邦交，解決一切相互關系問題。”中國革命即將勝利之時，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的講話中重申了“愿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的立場。
    中國人民痛恨帝國主義的侵略，但并不拒絕與西方國家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與經貿關系，只是這種關系必須以平等為前提，而不應被視作西方國家對新中國的“恩賜”。1948年春夏之交，英、法等西方國家先后向中共方面試探，要求就承認和建交問題進行接觸。1949年4月，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留在解放后的南京，試圖同中共方面接觸。毛澤東判斷美國“現在似乎正在轉變為和我們建立外交關系的政策”，提出可以考慮和美英等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問題。4月30日，毛澤東在關于“紫石英號事件”的聲明中，表示愿意考慮同各外國建立外交關系，并提出了新中國與外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原則：“這種關系必須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首先是不能幫助國民黨反動派。”15日，毛澤東在新政協籌備會上再次鄭重聲明：“任何外國政府，只要它愿意斷絕對于中國反動派的關系，不再勾結或援助中國反動派，并向人民的中國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虛偽的友好態度，我們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之上，談判建立外交關系的問題。” 
    從5月初開始，中共代表黃華與司徒雷登進行過多次接觸。毛澤東密切關注著事情的進展，并于5月10日和6月3日兩次作出指示。毛澤東要求黃華向司徒雷登表明，“如果美國政府愿意考慮和我方建立外交關系的話，美國政府就應當停止一切援助國民黨的行動，并斷絕和國民黨反動殘余力量的聯系”，“并永遠不要干涉中國內政”。司徒雷登在會談中一面表示，美國已經停止援助蔣介石，不愿參加中國內戰，并愿同新中國建立新關系，一面卻又按照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提出的“承認”條件，要求新政府應當承擔國際義務，即保證西方國家享有舊條約所賦予的特權。他還提出訪問北平的要求，想與中共最高領導人進行直接接觸。然而，美國政府的決策者并沒打算放棄敵視中共的政策，他們認為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可能提高中共的威信”，命令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訪問北平”。美國政府還分別向一些西方國家和亞洲國家發去照會，要求他們與美國結成共同戰線，“切勿采取導致承認中共政權的任何行動”。新中國宣布成立后的第四天，杜魯門政府宣布將繼續支持國民黨政府。上述事實表明，并非是中共拒絕與美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而是美國政府的頑固態度使中美關系陷入長期的僵局。
    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同西方國家開展正常的經濟往來和貿易活動，是中共方面的一貫主張。早在1936年，毛澤東就對斯諾說過：我們“歡迎外國資本的投資”，“只有在中國取得真正的獨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資用于大規模地發展生產事業”。抗戰后期，毛澤東又向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表示出同美國建立長期合作的愿望。然而，由于美國政府實行扶蔣反共政策，中國再次陷入內戰之中，中共與外國進行經濟合作的愿望自然無法實現。隨著解放戰爭的順利進展，中共領導人再度提出與外國開展正常的貿易往來的主張。1948年9月25日，中共中央致電華南局，贊成與英國進行商業來往。在與米高揚的會談中，毛澤東也曾表示，我們不急于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利用這兩地的原來的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系、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毛澤東指出：“關于同外國人做生意，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意就得做，……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這一重要原則被新政協通過的《共同綱領》確定下來，成為新中國同世界各國開展正常貿易往來的法律依據。
    三、向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尋求穩固可靠的同盟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于它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戰線的同盟軍”。中國要獨立，離不開社會主義國家和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毛澤東把同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外交關系擺到了新中國外交的優先位置。毛澤東1948年4月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我們要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不僅在國內要做好準備工作，在國際上也要做好準備工作。在國際上，要有人支持我們才行，我們才能站住腳。不然的話，我們在國內外的影響就不大，說話也就沒有力量。我們要求蘇聯政府承認我們的新政府，與國民黨政府斷絕外交關系。蘇聯能帶個好頭，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能這樣做。1949年1月底2月初，毛澤東向米高揚表示，中共將“把對蘇聯及東歐國家關系置于中心位置”。毛澤東多次提出新中國不急于得到西方國家的承認，但他對蘇聯的承認則是非常看重和在意的，曾說：我們建國以后如果外國三天不承認，就有問題了；所以我們首先要爭取蘇聯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承認。他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總結講話中強調，不能設想沒有蘇聯，沒有歐洲的和美國的工人運動吸引美帝國主義的力量在西方，中國革命也能勝利；中國革命勝利以后的鞏固也是一樣，帝國主義要消滅我們，沒有各國無產階級，首先是蘇聯的援助，鞏固是不可能的。“我們和蘇聯應該站在一條戰線上，是盟友。”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公開提出“一邊倒”方針，宣布新中國將站在以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陣營之內。針對有人提出的“美蘇并重”的主張，他旗幟鮮明地提出：“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 
    “一邊倒”方針的產生并非偶然，而是有其特定的國際環境。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分別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兩大陣營之間的冷戰格局就已經形成。在東方，中國成為兩大陣營角力的一個中心場所。在關乎中國前途命運的國共內戰中，美國政府實行扶蔣反共政策，企圖幫助持蔣介石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武裝，然后把中國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就在中國革命勝利已成定局的情況下，美國仍堅持敵視中共的政策，聲稱“不能同一個共產黨政權打任何交道”，并且聯合其他西方國家準備孤立新中國。與中共有著共同意識形態和深厚歷史淵源的蘇聯，雖然在內戰中沒有給中共以實質性援助，但它的存在客觀上起到了牽制美國的作用，使后者最終不敢直接出兵干涉中國內戰。隨著中國形勢的發展，斯大林也逐漸改變對中共的懷疑態度，在東北根據地的創建中給中共軍隊以實際的支持和幫助。革命勝利之前，事實上形成了美國支持國民黨、蘇聯支持中共的態勢。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新中國與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結成同盟，是完全合乎邏輯的選擇。
    恢復經濟和鞏固國防是新中國將要面臨的首要任務，外交工作也要服從這一需要。毛澤東指出，與社會主義陣營站在一邊，和蘇聯結成強大的同盟關系，將能夠為新中國提供強有力的安全保障，有效地防范以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干涉和顛覆活動。發展經濟需要資金，需要技術和設備。指望美國等西方國家提供援助，只能是一種幻想。自1949年6月下旬起，美國配合國民黨對東部沿海港口軍行封鎖，禁止一切外國船只駛入。美國還聯合其他西方國家對華實行經濟封鎖和禁運，一切直接的軍事物資和裝備，重要的工業、交通、通訊物資和設備都禁止向中國出口。據美國商業部統計，美國對華出口總值在1948年為2.734億美元，1949年跌至0.826億美元，1950年1月至 8月更減少到 0.33億美元。此時，蘇聯向新中國伸出了援助之手，斯大林向秘密訪蘇的中共代表團承諾：新中國一成立，蘇聯立刻予以承認，并向新中國提供援助。把美、蘇兩國的態度加以對照，孰敵敦友，一目了然。因此，“我們在國際上是屬于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誼的援助只能向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去找。” 
    從后來的實踐看，“一邊倒”并非是沒有缺陷的。但應該強調的是，對于一個既貧且弱剛剛獲得獨立的國家，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選擇了社會主義前途的國家，這樣的現實并沒留給中共領導人多大的選擇空間。綜合考慮新中國當時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一邊倒”乃是符合新中國國家利益的明智抉擇。
    四、“三大政策”開創獨立自主的新中國外交
    從中國共產黨成立那天起，就把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作為自己的歷史使命。在領導中國革命的實踐中，中共堅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獨立自主思想。堅持獨立自主，反映在國際戰略和對外關系上，就是在維護國家獨立和主權的基礎上，堅持從國家的根本利益出發，獨立自主地處理內外事務，根據問題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自己的立場、態度和政策，不拿原則作交易，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涉。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強調，新中國的外交必須是獨立自主的外交，這是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不可動搖的基本權利。“不允許任何外國及聯合國干涉中國內政。因為中國是獨立國家，中國境內之事，應由中國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決。” “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這就是新中國外交的根本出發點。
    新中國外交的獨立自主，首先表現為立即大刀闊斧地采取一系列措施，消除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控制權。（一）取消外國擁有的海關管理權、駐軍權和內河航行權。成立海關總署，撤銷稅務司，制訂海關法，實行對外貿易管制和進出口許可證制度，第一次把海關管理權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中。收回和征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外國兵營和房地產，剝奪了外國在華駐軍權。停止外國船舶包括軍艦在中國內河的航運權。在與各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前，概不承認其在華外交機構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只把他們作為普通僑民對待，要求外國僑民必須遵守中國政府的法律，凌駕于中國法律之上的外國領事裁判權被徹底取消。（二）清理外國擁有的企業和房地產。除對德、意、日在華企業和其他財產統按戰敗國敵產處理外，對外國在華企業采取了“按照國籍、系統、行業等各種不同的具體情況，進行個別處理和區別對待”的方針進行清理。不承認外國人的中國境內的土地所有權，收回外國政府、團體和私人占有的地產。（三）處理外國在華文教、衛生和宗教事業。包括：停止和限制美、英等國新聞和文化機構在中國活動，不許外僑在中國興辦報紙和雜志；原由外國人開辦的學校、醫院等，改由政府接辦或中國人自辦；中國基督教和天主教會按照“自治、自養、自傳”的原則開展自立革新運動，反對任何外國宗教組織和個人干預中國的宗教事務。上述措施的實施，徹底廢除了外國根據不平等條約取得的一切特權，維護和鞏固了新中國的獨立與主權。
    新中國外交的獨立自主的另一個表現，是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各國建立外交關系。在開國大典上，毛澤東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各國政府宣告：“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愿與之建立外交關系。”隨后，依據新政協《共同綱領》的有關規定，中國政府按照區別對待的方針處理建交問題。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采取不經談判即行建交的辦法；對民族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采取了先談判后建交的原則，在對方明確表示不承認臺灣的國民黨政權，支持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后，再就建交具體問題進行磋商；對于美、英、法等國，則不急于采取行動與它們建交。新中國成立后的半年時間里，就與17個國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系，并得到26個國家的正式承認。新中國同非社會主義國家建交問題上的態度，反映了捍獨立、主權和尊嚴的決心，也反映了與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特別是同鄰國和平共處、友好合作的真誠愿望。
    實行向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同樣是獨立自主的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首先，“一邊倒”是由中共獨立自主地做出的決策，不是任何外國強加于我的。毛澤東1949年7月在給鄧小平的口頭指示中說得非常清楚：“帝國主義的各種花樣直到封鎖，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們的斗爭在于迫使帝國主義就范。”打破封鎖之道，除了軍事上的迅速進展和經濟建設上的自力更生以外，再就是“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現于行動則對我愈有利”。“這樣是主動的倒，免得將來被動的倒。”其次，“一邊倒”是以外交關系上互相尊重、平等和獨立自主為前提的。中國以一個主權國家的姿態站在社會主義陣營之中，并非是無原則地倒向蘇聯。中共領導人在涉及國家利益的問題上決不含糊，這在如何對待蘇聯與國民黨政府1945年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問題上得到集中體現。舊的中蘇條約是美蘇雅爾塔協定的產物，極大地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和權益。毛澤東第一次出訪蘇聯，就把解決中蘇條約問題作為訪蘇的主要目的。在毛澤東的強烈堅持下，斯大林不得不放棄把舊條約拖下來的想法，同意雙方簽訂一個新的中蘇條約來代替舊條約。在新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有關協定中，蘇聯同意放棄通過雅爾塔協議獲取的在中國的特權，中國的國家主權和利益得到了有效的維護。最后，政治上的“一邊倒”，并不排斥經濟上與其他國家“互通有無”。建國后，中共一方面動員和領導全國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開展經濟建設，一方面積極靈活地開展反封鎖反禁運的斗爭，在重點加強同蘇聯和東歐國家經濟合作的同時，積極推動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往來。新中國采取把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政治與經濟、官方與民間區別對待的方針，多渠道、多層次地發展和擴大對外經濟往來，不僅同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貿易大大增加，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也有增加。
    總之，“三大政策”是新中國外交戰略的統一的完整構架，三者互為表里，有著緊密的內在關聯。“另起爐灶”和“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雖然主要是針對帝國主義國家的，但也適用于所有外國與國民黨政府之間的關系，包括蘇聯同國民黨政府之間的關系。作為“一邊倒”標志的中蘇新約， 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另起爐灶”的結果。“一邊倒”又為“另起爐灶”和“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新中國同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同盟關系的建立，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產生了巨大的威懾作用，“將使人民共和國處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資本主義各國不能不就我范圍，有利于迫使各國無條件承認中國，廢除舊約，重訂新約，使各資本主義國家不敢妄動。”正是“三大政策”的交互作用，共同支撐起了新中國獨立自主的外交格局，保證了新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迅速崛起。
     摘自《毛澤東與20世紀中國社會的偉大變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