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粟裕

男兒大都有過“誰的本領最大”爭論的經歷。誰是“英雄”？瀏覽網上，限定在國共第二次戰爭時期，唯推林彪、粟裕最多，甚至形成了“哈林”、“挺粟”的派別。對林的評價較為分明。對粟的評價，或沿襲父輩的好惡而好惡，或一葉障目坐井觀天，既有滿腔熱血的，更有漠然冷嘲的。天下事，有多少能夠辨明的？

（一）林粟對比

對比林、粟，應是在國共第二次戰爭時期。戰爭中的林、粟，同樣癡迷研究敵我態勢的此消彼長、擅長創造戰略空間和積極捕獲戰機，同是當面蔣軍極為忌憚的對手；林、粟的軍事藝術和作風、作戰的地域和環境等又極為不同，對兩人進行比較實在不易。

1945年，蘇軍移交東北控制權，國、共為爭奪東北出手，共產黨的機遇更是空前的。東北經濟發達，環靠蘇蒙朝，國統基本上是空白，日滿又留下了大批物資，是與國民黨一爭高下的理想基地。中共迅速做出了“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獨占東北的決策。筆者以為，這一決策實為軍委指導第二次國共戰爭的最為基本的戰略指導方針，至少貫徹到國共戰略決戰。

戰爭第一年。貫徹軍委的戰略方針，林、粟正好處在戰略的兩端：林是向北發展，粟在向南防御。由此林、粟有太多的不同。一是戰略地位不同。林彪所處的東北地區，為全黨全軍戰略的重中之重，派有中共25%的中央委員（含候補中委）和36%的政治局委員，有八路軍115師主力和新四軍第3師，既有蘇、朝等戰略后援，又是國民黨統治薄弱地區之一，必保的決心不允許動搖。粟裕所處戰略地位是次要方向（與東北比）中的次要方面（與山東比），既沒有戰略縱深，又是蔣介石的臥榻之側，為主要方向做出犧牲是應有的戰略義務。二是實力不同。林彪接手的東北戰略區，有11萬人的野戰部隊和可以配備100個團架子的2萬干部，到1946年1月發展到27萬人（含地方部隊），3月達到31萬人。在華中，粟裕在北撤、整編和戰略集結中形成了6萬人的野戰部隊，直接指揮的僅3.5萬人。三是環境不同。林彪接手的東北戰略區，部隊分別來自于山東各根據地以及晉綏、晉察冀、冀熱遼和蘇皖等地，熱土難離的大量非戰斗減員以及部隊建制的混亂，使之缺乏完整的軍令系統；沒有穩固的根據地和民眾基礎，地形、環境和氣候均為陌生，15年的日滿統治，民眾盼望是正統的中央軍，而不是軍裝各異、武器雜亂的八路軍，更不要說存在大量的第三種軍事力量，即當地殘余武裝和土匪；沒有健全的首腦指揮機關，林彪脫離所屬部隊有6年以上，且沒有適當的通信指揮手段，部隊與統帥相互陌生，但這并不影響林彪個人在整個戰略區黨內和軍隊的絕對權威性。粟裕經營的蘇中地區，是他長期作戰的地區，有上下貫通、民情融和的成熟根據地和農民的支持，有指揮順暢的部隊（盡管數量有限）。但粟裕長期遠離中共中央不被認識，政治上為第三等級（華中分局），軍事上也屬第三等級（新四軍軍部下屬華中野戰軍），所在地區軍政合力較弱的狀況影響根據地的發展。四是承擔的戰略任務不同。軍委整體軍事目標是阻敵北上。貫徹這一戰略指導，在東北號稱東北人民自治軍，才有對蔣軍沿北寧和中長線進犯的節節抗擊，其頂點是在所謂“東方馬德里”四平展開的保衛戰，其作戰指導實質是第一次國共戰爭時期“御敵于國門之外”的翻版（這期間曾改變方針為“讓開大路、占領兩廂”，但潛意識里依然是獨占東北）。貫徹這一戰略指導，在華東則是輸血東北、鞏固山東、實行外線作戰。所謂“向南防御”，實質是戰略上對部分根據地的有選擇的放棄，著眼點是“敵進我進、迫蔣議和”，因而號稱人民自衛戰爭。新四軍軍部根據軍委的指示，再三命令粟裕撤出蘇中、西進淮南，加入切斷津浦線的戰役，阻敵北上。五是作戰方針的不同。林彪反對消極的正面抗擊，力主敵進我退、拉長國軍的戰線，分散敵之力量，尋機各個擊破。粟裕反對不戰而退、輕易喪失已有的根據地，力主敵進我進、乘敵未完全展開，全力打擊突出和分散的蔣軍，殲敵于根據地前部（軍委的進是放棄根據地到外線作戰，粟的進是伸展到根據地前部，不輕易喪失根據地）。六是軍事作風不同。僅筆者以為，林彪“靜如處子，動如脫兔”特點十分明顯，粟裕“善示形，無常勢”更為突出。

林、粟也有相同點。林、粟在執行各自的戰略任務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以己為主的戰略思想。一是有共同的政治判斷。從日本投降到內戰全面爆發，兩人始終對所謂和平民主新階段的論斷存具戒心，認為國、共以往的歷史和主張使之國共第二次戰爭不可避免。二是有獨立的作戰指導思想。林彪客觀分析敵我雙方態勢，力促將獨占東北的戰略方針轉為“讓開大路，占領兩廂”，在抗擊國軍北上的過程中，大力創建根據地和清剿匪患。林彪決然撤銷錦州之戰、撤出四平、堅決收縮，顯示了他戰略上的果斷（后來形勢的發展證明林的決策是共軍在東北取得勝利的基礎）。應當說軍委制定的戰略政治目標的進攻性質和作戰指導的消極防御特點，使東北戰略區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軍委預期的戰略目標。粟裕則反復申訴在蘇中內線作戰的可能和重要，并以3.5萬人抗擊蔣軍12萬人，殲敵5萬多人，從而證明其判斷的正確（是役，戰前遭到戰略區的一再反對，戰中軍委反復追問打擊的是否是整編第83師一部？）。蘇中戰役，形成了毛澤東十大軍事原則的基本內容，蔣軍一個整編旅不敢在華中戰區單獨行動，促使軍委調整作戰方針，改外線作戰為堅持內線作戰（軍委因粟的勝利，誤判國、共戰力，嚴令林、聶堅守共軍無實力攻擊和據守的大據點）。與東北相反，軍委制定的在華東戰略政治上的防御性質，束縛了華東戰略區的積極進取。三是有共同的困擾。這一年，林、粟共同的困擾，竊以為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林是因部隊形如散沙難握拳頭，粟是因兵力過少難達目的。

這一年，國民黨發動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全面進攻，企圖全面摧垮我軍。軍委的戰略目的，是劃地而治、相對獨立，其底線是寧可丟掉其他根據地、也要奪取和建立穩固的東北根據地。因而，非常在意東北地區一城一地的得失，非常在乎華北、山東地區在國共戰爭中的緩沖性質，以及江淮、中原區域的牽制作用。貫徹這一戰略思想，各戰略區向東北大劑量輸血，從江南的根據地全面北撤。一年征戰，林彪在東北站住了腳，粟裕在蘇中爭取到戰場主動，劉伯承在冀晉魯豫爭取到戰役的主動（上黨等戰役為我軍贏得了幾個月的戰略時間）。但中原戰區被打沒了建制，山東戰區打了五、六場消耗戰，晉察冀和晉綏戰區兵敗大同、喪失張家口，西北戰區沒有大的戰事。這一年，實質上是國、共的戰略試探期，蔣軍占據了主動，攻城掠地（李先念被逐中原，聶榮臻撤出張家口，林彪退至哈爾濱，粟裕兩淮失守），卻發現6個月消滅共軍的不可能；我軍也意識到正面沖撞蔣軍得不償失，積小勝為大勝成為基本軍事準則。

這一年，林、粟二人在軍事戰略上的表現不分伯仲。在我軍內部，最為關注且基礎最薄弱的是東北戰略區，最大的軍事意外發生在華中，作為偏師的粟裕力奪全軍之冠，其戰績令人瞠目，毛澤東說：“我華東軍在第一年作戰中，已表現自己為全國各區戰績最大的軍隊”。林彪評價蘇中戰役“打的是神仙仗”（12年之后，此役成為指責粟裕極端個人主義的例證）。

（二）誰是英雄

戰爭的第二年。隨著戰爭形勢的演化，蔣軍由全面進攻轉為重點進攻，由驅逐中原李先念部到占領張家口、再到占領延安，其戰略政治重點是摧毀中共總部、軍事重點是殲滅華東共軍，國民黨走向全盛的頂點。這一年，青、寧二馬截斷了中共中央西去的通道，傅作義集團封鎖了中共中央向東北方向運動的可能，胡宗南集團由南向北進逼，軍委所在的西北地區的戰略回旋余地極為有限。蔣軍傾主要機動軍力進擊山東，在狹小地域集中了三個兵團并肩進攻，企圖逼迫我軍決戰或北渡黃河，國共戰爭的主戰場在華東。

這一年，軍委戰略重點依然是東北，關注重點卻移向華東，華東如失敗將引發雪崩，共軍再無戰略能力阻蔣軍北進。軍委冷靜地分析了國、共的力量對比，認為敵強我弱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持久戰思想明顯占據上風，并影響了軍委以后兩年的作戰指導。由于地域因素決定了國軍的進攻重點，國、共統帥部均將華東視為主戰場（軍委是對國軍重點進攻的應對，但不是自己戰略的調整，因而軍委仍在向東北輸送兵力）。在政治上得到頌揚的挺進大別山，反而是軍事策略的不成功。軍委的戰略考慮是：作為積極防御的基本考慮，為避免根據地戰爭資源的枯竭，力圖將戰爭南向國統區，粉碎蔣軍將我軍壓迫至華北聚殲的企圖。至少歷史證明這一決策沒有實現戰略預期。在華東，蔣軍一直處于主動進攻，整編第74師的覆滅也未能完全改變這一態勢，粟裕得到華東戰略區的軍事指揮權，陳毅為其營造了優良的政治空間，軍政合力開始發揮巨大作用。此時，蔣軍在粟裕作戰區域內一個整編師不敢獨立行動。在東北，東野三下江南、四保臨江，使蔣軍永久地喪失了毀滅性打擊我軍的時機與能力，國、共雙方處于僵持狀態，互有攻防，前期蔣軍攻多防少，后期攻防易勢。在中原，軍委為減輕蔣軍重點進攻的壓力，命劉伯承不惜代價千里移師大別山，雖吸引了蔣軍33個旅圍攻堵截，但未達到迫蔣軍重點進攻兵力回防的戰略目的，晉冀魯豫戰略區實力極大削弱，軍委東南方向的戰略屏障出現空隙。挺進大別山不是以殲滅敵人為主，不惜大量減員，形式上是戰略反攻，實質上與繼續向東北輸送兵力一樣，是繼續貫徹“向北發展，向南防御”戰略指導方針的體現。

這一時期，林彪一統軍政，他通過錘煉和調換縱隊主官，將東野打造為渾然一體的軍力，其兵源除就地征兵之外，還有華北戰略區又輸送的8萬軍隊以及朝鮮族及朝鮮的支持。在戰術上總結出穿插、分割、包圍的思想至今影響著我軍，一點兩面、三三制、四快一慢等戰技術，極大提高了東野的戰術素養。林彪的戰果主要是夏、秋、冬季三次攻勢，是各戰略區中最早取得戰略主動的。這一時期，粟裕的戰役組織已達爐火純青，敢于無后方作戰，敢于圍殲任何強敵（眼比天高的張靈甫竟兩次寫信給蔣介石，要求調到任何其他戰區），華野成為共軍最為主要的戰略力量之一。但在軍隊建設上，在多次合并中，粟裕均將所部指揮官降為副職使用（所謂以利團結和整編），善將兵、難將將的無奈非能力不逮（對蔣軍的強悍和對軍內山頭的低姿態形成強烈反差）。其兵源主要靠就地征兵和俘虜反正。粟裕的戰果有宿北、魯南等系列戰役勝利，并以全殲蔣軍五大主力之首的蒙陰戰役為代表，被毛澤東連嘆“沒有想到”，被陳毅譽為“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

戰爭第二年，國共圍繞華東打，蔣軍強、我軍弱的態勢依舊，東北處于僵持，西北、晉察冀和晉綏多有挫折，中野陷入困境，華野執行軍委決定“七月分兵”，喪失了幾個月戰略進取的勢頭，太岳作為戰略機動力量難有大的作為。盡管如此，蔣軍業已開始顯現頹勢，我軍實力穩步上升。第二年，比較各戰略區的戰績和地位，林、粟仍在全軍最為突出，軍委評價為：東北戰略區為“經濟第一、軍事第二”，華東戰略區為“軍事第一、經濟第二”，軍事貢獻度，粟裕仍居首位。

（三）鹿死誰手

戰爭的第三年。強弩之末的蔣軍，尚未意識到所謂華北無后顧之憂、華東風頭正健、西北春風得意、中原任意馳騁、東北危機不明顯的表象下面，空前的災難即將降臨。

戰爭的前兩年，我軍各戰略區之間的聯系，更多的是政治上的遙相呼應，作戰方面的互動作用并非明顯，最大的嘗試就是挺進大別山，錯誤的判斷導致戰略上的無意義。軍委并未意識到問題的所在，反而認定投入的軍力不夠，著手計劃華野更大規模的分兵，跨過長江做無明晰目標的戰略游擊。這一年，軍委與各戰略區最大的戰略爭議，簡言之就是“林彪不南下、粟裕不過江”。

這一年，按照軍委規定的任務，東北戰略區少打了一仗，其戰績自然不令其滿意。但正是少打了一仗，粟裕才有可能在中原上演一場波瀾壯闊的正劇，同時也造成劉鄧壓力難減（戰爭中，中野做了最大的戰略犧牲）。林彪不南下被批幾十年，筆者不認為林有失當，判斷對與錯，不能超越環境、條件和時間。南下戰錦州，在當時應是不智之舉。從全局看，由于蔣軍的重點進攻，我軍表面上處處挨打，激昂軍士氣正旺，調遣機動軍力尚未有大的壓力。如果林彪貿然南下錦州，勢必將遭到廖耀湘兵團和華北傅作義集團沿北寧線毫無顧忌地的南北全力打擊（包括葫蘆島和營口方向的登陸作戰，甚至濟南王耀武都有可能參戰），以及東北剿總從沈陽方向對東野主力側后攻擊和截斷我軍的后方補給線，東野將陷入比中野更加危險的境地（而8個月后蔣軍已無此能力）。應該說，林彪此時不是畏懼南下，而是作戰時機不成熟，南下將失去戰略回旋的余地。林彪的緩出手，造成了國、共統帥部對戰爭形勢的分別誤判。蔣軍盲目樂觀，繼續保持著兩年來的軍事策略，對我軍戰略施壓，迫其進行戰役決戰。軍委則依然將形勢看得很嚴重，企圖用更大的動作撕扯國軍，打破蔣攻我守的僵局，因此有三令五申粟裕過長江的決定（甚至有分梯次將華野主力悉數南遣的打算。以十數萬大軍做無明確作戰目標的戰略游擊，足以證明貫徹向北發展、向南防御決心的不可動搖）。

看清戰爭大勢的還有粟裕。盡管有“七月分兵”的無奈，有南麻、臨朐兩仗的痛苦，但粟裕站在全局的高度，已經看到在長江以北消滅蔣軍主力的曙光。因此才有三封斗膽的電報，才有戰略區主官唯一接受中共統帥部的當面質詢。苦諫的結果，竟是以殲滅蔣軍第五軍或12個旅來換取戰略空間的“軍令狀”，為期也是8個月。此時的粟裕，經過兩年大兵團的指揮作戰，已經脫穎為有極高軍事造詣的戰略家。他主動擴大戰區責任，逐鹿中原，組織了豫東戰役。豫東之戰是粟裕費盡心力的三戰之一，它的意義至今也不被主流戰史所認可。是役，粟裕以20萬人對國軍25萬人，攻開封、殲區壽年、痛擊黃伯韜、決然跳出蔣軍重圍，殲敵9萬多人，時距向軍委下軍令狀僅二個半月，就基本完成了軍委下達的8個月的作戰指標。有豫東戰役，毛澤東坦然解放戰爭最困難階段已經過去；粟裕巧妙攻防轉換、精算跳出重圍，劉伯承坦陳這樣的仗“我是不敢輕易下決心打的”（鄧、陳則責難其貪大求功，是役同樣成為1958年指責粟裕個人主義的例證）。豫東之戰，蔣軍國防部敏銳地意識到我軍的戰略姿態已經改觀：敢于與國軍大兵團決戰、敢于攻襲大據點、敢于做戰場頑強固守和反復爭奪。豫東戰役給蔣軍的心理壓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在粟裕活動的區域，國軍的一個兵團不敢單獨行動，并直接導致日后有三個兵團卻不敢馳援濟南的嚴重后果。

豫東戰役，中野傾力相助，出力甚大，但從純軍事意義上講，華野和中野兩軍仍是戰場而非戰略上的互動。大戰略區間實現的真正戰略互動，發生在幾個月后的濟南戰役到攻克錦州期間。濟南戰役，粟裕擺出罕見的攻點與打援并重的集團作戰態勢（但作為戰法粟裕不是第一次使用），使蔣軍難以判定華野的真實企圖，援軍三個兵團中動作最快的日行不到10公里，眼睜睜地看著王耀武第二綏靖區10余萬人的覆滅。濟南戰役的勝利，使華東與華北戰略區連成一片，傅作義集團有了后顧之憂，蔣軍全力北援的能力大打折扣，林彪果斷發力，克錦州、降長春、殲廖兵團、占沈陽，千鈞之力，一氣呵成，使蔣軍毫無還手之暇與之力。林彪在東北的成功，為在長江以北殲滅蔣軍主力的戰略可能，提供了現實的戰機，粟裕立即抓住，將打“小淮海”迅速轉換為全殲徐州劉峙集團的戰略決策，并完全按照戰前的設想，推進和完成了淮海決戰（劉伯承極具戰略眼光的打宿縣，打亂了蔣軍的戰役節奏。鄧、陳只看到當面黃維兵團的強大，尚未有戰略決戰的意識）。是役，戰略區主官戰略決策走到了統帥部戰略指導的前頭。事后，周恩來評價，三大戰役的序幕是濟南戰役；毛澤東說，淮海戰役是個夾生飯，硬是讓你們吃下去了。

國共雙方的戰略決戰，勝者和主角應是東野和華野。為實施與蔣軍的戰略決戰，林、粟均為之殫精竭慮，巨大的軍事成功，是以身體損壞為代價的，林、粟都戴上了健腦器。主流戰史對濟南戰役和淮海戰役，向來鮮有對決策和過程的完整敘述，毛澤東說“淮海戰役粟裕立了第一功”。即使不從決策過程而僅從戰果論，主從之位也不應是當今主流戰史的結論。

（四）顛倒功過

淮海一役，蔣介石下野。蔣軍的機動力量僅剩湯恩伯、白崇禧、胡宗南和余漢謀集團。隨著“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震天響，進入戰爭的第四年，勝負之勢已無多少懸念。這一時期主流戰史敘述的重點，除三大戰役之外，就數渡江戰役了。在林、粟眼里，渡江不是大問題，關鍵是在渡江之后消滅當面蔣軍的有生力量。我軍渡江戰役東、中、西線三路殲滅蔣軍總數在17萬人，其中三野殲敵13萬人。林彪南下是躺在擔架上指揮部隊的，他關注的是白崇禧集團精干的去向，多次大迂回穿插，終于在衡寶抓住和消滅了白崇禧4個主力師，使白集團喪失了抗擊的本錢。粟裕關注的是不使敵人退逃，渡江后馬不停蹄兜剿了蔣軍撤向杭州的六個軍。戰爭的尾聲，三野發起上海戰役打垮了湯恩伯集團，四野打垮余漢謀集團和海南島薛岳軍（借鑒了三野金門失利），二野發起成都等戰役打垮胡宗南集團和降川軍、藏軍，一野掃蕩了西北。

筆者妄論，國共第一次戰爭之圍剿與反圍剿的基本形式，給予軍委的10年教訓十分慘痛。之后的抗日戰爭在敵后的基本作戰形式，是其變種掃蕩與反掃蕩，在8年的抗日游擊戰中，軍委汲取了大量經驗，很自然地認定了國共第二次戰爭基本的根據地以及基本的作戰方式。由此，對各戰略區戰略指導形成基本的定式（至少在前三年），戰略表述雖年年不同，但戰略核心卻始終沒有改變。作戰指導是主要方向集中優勢兵力逐步消耗敵軍，次要方向分兵以分散敵軍，即分出一部份軍力吸引和分散敵軍，減輕主力壓力和以利突破國軍的圍剿。這一軍事策略是有脈絡可尋的：國共第一次戰爭時期的抗日先遣隊，抗戰時期的新四軍，國共第二次戰爭時期的中原皮旅、劉鄧軍挺進大別山以及責令粟兵團渡江，都是這一傳統戰法的習慣運用，每每斷臂之痛不在主要方向（皮旅全身而退為孤例）。十大軍事原則中“集中優勢兵力”被充分體現在東野（戰爭第一、二年的向東北大量輸血，其他戰略區形勢一好即被分兵），“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卻對東北不適用。經過國共第二次戰爭洗禮的我軍多數將領，其軍事思想達到了中國平面戰爭軍事藝術的頂峰，但畢竟不是現代戰爭，比太平軍和捻軍的軍事思想進步無多。評價誰能打仗，在紅軍時期是帶頭沖鋒的指揮員，在國共第二次戰爭時期則多是作風強悍的將軍，而站在戰略高度論戰例的卻鮮有（論述戰役的文章也是簡單地停留在戰術和技術指導層面）。粟裕與統帥部的意見相左，往往反映在戰略指導方面，甚至出現統帥部講戰術多、戰區主官講戰略多的顛倒現象。

筆者妄論，粟裕對我軍的軍事貢獻主要是在戰略方面，他所揭示的戰爭規律，超出了“十大軍事原則”的容量，他的相對獨立的作戰實踐，實際代表了人民戰爭軍事思想的精髓，他在淮海戰役中的實際作用，實在難為了主流史派對歷史的詮釋（國共第二次戰爭進程敘述的蒼白不可避免）。共和國建立以后，粟裕對朝鮮戰爭的研究、對國防體系的思考和力主發展空軍的思想，直接沖擊了軍中阻滯將戰爭經驗理論化的狹隘思想，也影響了陸軍的實際利益，為批粟種下前因。最高統帥部不恰當地汲取高饒的教訓，汲取朱可夫元帥助赫魯曉夫推翻馬林科夫集團的教訓，就成為批粟的根本原因（占主流看法是狐疑彭德懷）。國防部與總參在國防建設的分歧中夾雜著個人好惡，使批粟成為可能并被推波助瀾。因此，最沒有個人主義的人被冠以極端個人主義之名慘遭殘酷打擊和不被平反就不足為奇了。劉伯承的軍事學院、粟裕的總參謀部和肖克的訓練總監部，代表了共和國國防建設應循的歷史趨向，卻不幸在1958年被一竿子打下水。自此，人民戰爭的理論精華被忽略，過時的經驗被放大。在史書中肯定的1964年軍事大比武，軍委和大軍區更多地熱衷于連排班戰術演練和單兵技術的訓練，卻忽略了作為統帥部和戰略區主官的戰略職責本份。此時，被中央禁止接觸一線部隊的粟裕，忍辱負重，有多次寫給國防部的調研和專題報告，得到了林彪的關注、肯定和戰區主官的歡迎。一晃20年，已過七十古稀的粟裕，在1979年關于《對未來反侵略戰爭初期作戰方法幾個問題的探討》的演講震動全軍，又一次成為共軍現代戰略研究的標桿，其戰略素養之高，非那些自封的“軍事家”所能望塵。

中國革命戰爭的一條基本原則是黨指揮槍。軍事主官或者需服從政治領導，或者自己本身應是政治家，盡管戰時最大的政治就是軍事斗爭本身。人們在談論粟裕幾讓司令時，有說他高風亮節、有說他“陰”，或許各有道理。筆者以為，道德品質不是衡量歷史人物及他們行為的準繩，粟裕的行為是有更為深刻原因的。在粟裕的軍事生涯中，有幾次切膚之痛對他影響極大。先有閩浙邊紅七軍團的屢屢挫折，繼是懷玉山抗日先遣隊失利，更為嚴重的是新四軍皖南兵敗，身受心感，粟裕更加重視根據地建設、更加堅持依據敵我雙方的實際情況制定作戰方針、更加維護統一意志的指揮機關，長期置身于四面受敵的復雜環境，思維必使其然。從這一角度審視，就容易理解粟裕的行為，他對敵酋秉性特點無遺算，是與追求黨內關系的單純相輔成的。所謂的讓，次次著眼于取勝戰場而非名位，這與陳毅讓位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職務一樣，反映了華東局黨風相對健康的傳統。

（五）滄海一粟

關于中國革命戰爭的特殊性，毛澤東有專著論述，那是統帥部層面歷史高度的思考。作為一線軍事指揮官，粟裕對其有特殊的感悟。在國共第二次戰爭期間，僅從戰爭指導看，我軍主要戰略區的軍事主官都做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而且曾經走在了軍委的前面。主流戰史將戰爭和戰役的勝利統統歸結為軍委正確領導的結果，未免將歷史過于臉譜化了（不是寫戰史的人缺少軍事素養而難以駕馭，就是為了迎合政治上的各種需要。那些堅稱唯物史觀的恰恰缺的就是唯物史觀）。粟裕軍事理論貫穿的“從敵我雙方的實際情況出發，研究戰爭的特殊規律以指導戰爭”才是本來意義或是純粹的毛澤東軍事思想。對于戰爭指導規律，作為歷史親歷者和后來論史的人，不少人機械地套用毛澤東《論持久戰》的觀點，以為百用不爽，這未免過于簡單化了。早在1945年下半年，粟裕明確指出：“即將爆發的國共戰爭的主要形式，將不再是局部地區的圍剿和反圍剿，而是全國范圍的持久較量，應充分利用內線作戰的有利條件，以著眼于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為基本作戰指導思想，以運動戰為主要作戰形式，逐步由劣勢轉換為優勢，”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粟裕所揭示的國共第二戰爭基本特點和規律，為粟裕的實踐所驗證，為歷史的演進所證明。

關于國共第二次戰爭特別是戰爭初期規律的揭示。在抗戰勝利之后僅8個月，粟裕即對戰爭初期的特點和規律做了極為深刻的闡述：“在戰爭初期，蔣軍勢必采取速戰速決、在短時間占領解放區的戰略方針。我軍在敵強我弱的態勢下，應采取以消滅敵有生力量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為主的方針；遏制敵長驅直入、速戰速決的戰略進攻，掩護根據地縱深實現向戰時的轉換；各戰略區間，不宜過早進行戰役性配合或大會戰；由解放區前部向縱深轉移是可以預見的發展趨勢；隨著戰爭向解放區縱深發展，戰線逐步縮短，敵我雙方兵力更加集中、戰役規模越來越大，是必然趨勢”。蘇中、萊蕪和蒙陰三個戰役的實踐，完全證明了粟裕關于戰爭初期理論的正確。

1946年7、8月間，由于粟裕的力爭，軍委在南線嘗試“確定先在內線打幾個勝仗，再轉至外線”，對原定的戰略計劃進行了調整。在始終伴隨著爭論中，粟裕在華中根據地的前部完成了蘇中戰役，七戰七捷并首創一個戰役殲敵5.3萬人的紀錄，朱德稱贊粟說“消滅的敵人比他自己的兵力還多。”蘇中戰役的意義，不僅是完成了對蔣軍戰斗力的戰略偵察，而且證明了粟裕關于戰爭初期規律的正確。需指出的是，在國共戰爭全面爆發的前夕，粟裕堅持和推動蘇中進行了土地改革，從而為在蘇中展開自衛戰爭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成為蘇中戰役成功必不可少的條件。這種政治遠見在軍事主官中極為少見，顯示了粟裕統領某一方向戰略區的能力和遠見。

1947年2月，蔣軍調集59個旅在華東戰場，南北夾擊并占領華東根據地首府臨沂和華東軍指揮機關所在地坦埠（國軍南線突擊集團的三個兵團中，分別有五大主力的整編第11師、74師以及戰斗力極強的整編第25師）。粟裕不求一城一地的得失，在戰場南線多種動作，分別示南征、決戰、失利和西進之形，制造了國軍的錯誤，錯亂了其部署，在戰場北線僅用3天時間完成了萊蕪戰役，殲敵5.6萬人，在戰略上爭取了主動權。戰后僅10多天，粟裕就指出：“根據戰爭發展趨勢，當敵人被殲滅到一定程度失卻進攻能力時，可能改取守勢，我軍將由內線作戰轉入外線作戰，由運動戰進至陣地攻擊。這就需要我們開展爆破運動，學習土工作業，加強炮兵、工兵的建設”（粟的預見完全被淮海戰役的實踐所證實，在華野圍殲黃伯韜兵團中得到盡至揮發，中野攻擊黃維兵團也直接汲取了華野的技戰術經驗）。由于萊蕪戰役，軍委改變了要陳粟與劉鄧一起于5月轉入外線作戰的決定，蔣介石亦變全面進攻為重點進攻。

同年3月中旬，蔣軍以60個整編旅（含五大主力的整編第74師、11師、第5軍以及戰斗力極強的第7軍和整25師）對山東重點進攻。5月，粟裕撬開虎口拔牙，以5個縱隊圍殲整74師，國軍以10個整編師包圍華野，華野取得了全殲整74師共3.2萬人的勝利，并跳出了包圍。蒙陰戰役圍殲的敵人不是最多，但是華野在根據地腹地，舉全軍之力，與蔣軍在狹窄區域進行的規模最為巨大的戰役，延安評論戰役勝利的意義：這是打擊了蔣介石最強大的和幾乎惟一的進攻方向；這是打擊了蔣介石的最精銳部隊；這個打擊是出現于全面反攻的前夜。

關于戰略進攻向戰略決戰的轉換。1947年中，軍委為經略中原曾明確指示，粟兵團應從劉鄧軍反方向及內線鉗制國軍。8月，粟裕根據中野南進后的困難處境以及未來中原戰局的發展，從戰略全局利益出發，建議軍委擴大華野的作戰范圍，為所承擔的任務主動加碼，毛澤東復電“意見極為正確”。不到一個月，粟兵團即在沙土集全殲國軍整編75師，宣告了蔣軍在山東的重點進攻破產，我軍從此在山東取得完全主動。12月粟裕建議與陳賡長期配合，直至完全粉碎敵人對大別山的進攻。軍委復電完全同意粟意見，隨后華野活動范圍逐步擴大至長江以北黃河以南的地區。粟裕與陳賡匯合后，當月即殲蔣軍第5兵團部和整編第3師，迫使圍攻大別山的蔣軍8個旅回防。至此，蔣軍進攻解放區的戰略后方變為我軍戰略進攻的前進基地，國共戰爭的主戰場由山東轉移到中原。此時，蔣軍在中原有90個旅，并組成6個機動兵團對我軍實施戰役進攻，我軍反而軍力相對分散，難尋殲敵的機會，中原戰局處于僵持階段。粟裕認為：我軍有華東、華北和中原根據地的依托，已經具備在中原打大殲滅戰的客觀條件，要扭轉中原戰局、發展戰略進攻，就必須集中更大的兵力打更大規模的殲滅戰。1948年1月，粟裕經40天的思考，向軍委及劉鄧提出了建議（史稱子養電），這是粟第一次直接就全國戰局和全軍建設提出建議。此時，軍委已定的戰略方針與粟的建議截然相反，在明確指示華野避免打大仗的同時，決定華野分兵渡江南進。粟裕連續斗膽直陳，軍委斟酌了三個月，5月命陳粟到軍委當面報告，其結果是給華野4到8個月時間殲敵8到12個旅，為渡江南進做準備。實際上是用8個月的時間來檢驗兩種不同的戰略方針。6、7月間，粟裕成功組織了豫東戰役，不僅迅速改變了中原戰局，并且推動全國戰局由戰略進攻向戰略決戰轉折，軍委也相應調整了決策，決定“在一段時間、在長江以北消滅蔣的力量”（明確指示只是拖后過江）。

粟裕繼續貫徹打幾個大殲滅戰、徹底改變戰局的思想，集中華野全部軍力包括粟兵團、許譚兵團和蘇北兵團，同時攻濟（南）和打援，以解除南進的后顧之憂，為在徐、蚌間進行戰略決戰制造有利態勢。這一決策與軍委的決策又相左，軍委連發7封電報，命許譚兵團攻濟，為粟兵團爭取休息時間（為渡江南進創造條件），軍委沒有明了攻濟的戰略意義。9月舉行的濟南戰役，粉碎了蔣軍的重點防御方針，證明“任何一個國民黨城市都無法抵御人民解放軍的攻擊了”（中共中央），共軍的活動“再也沒有什么阻擋了”（美國輿論）。實踐證明，粟裕在戰爭指導上領先一步，通過豫東戰役形成了南線決戰的戰略構想，通過濟南戰役揭開了戰略決戰的序幕，進而提出了舉行淮海戰役的建議。

在淮海戰役前期，粟裕向軍委先后提出了四個重要建議，均被軍委采納，最終完成了戰略決戰的決策問題：1948年9月24日，在濟南戰役中向軍委提出淮海戰役的建議（小淮海）；10月31日，向軍委提出華野、中野兩軍的統一指揮的建議（為在江淮與國軍決戰的目的，力圖爭取軍委和中野的思想統一）；11月8日在圍殲黃伯韜兵團中向軍委提出將國軍抑留在長江以北逐次殲滅的建議（大淮海，齊辰電）。11月9日，軍委復電：“齊辰電悉。應極力爭取在徐州附近殲滅敵人主力，勿使南竄。華東、華北、中原三方面應用全力保證我軍的供應。”這是淮海戰役中軍委最為重要的電報，字字千鈞，表明軍委最終下定決心在徐州地區與國軍決戰。12月15日，粟向軍委和鄧陳提出召開華東、中原、冀魯豫、華中根據地聯席會議的建議，以解決淮海戰役第二階段開始以來的后勤補給的問題（主持支前會議是華野的劉瑞龍、傅秋濤。照應戰爭準備的各個環節，是戰略家的基本素質。林在遼沈戰役中，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即是后勤保障的暢通。朝鮮戰爭中志愿軍九兵團所屬成建制的非戰斗減員，是極端的反例，聯想到志愿軍的戰役行動，每每受到后勤保障的制約，卻在戰略指導上無根本改進，美軍摸到了其軟肋反而自己不覺悟，反映了戰場統帥戰略素養的高低）。應該說在此之前，殲滅徐州劉峙集團不僅國民黨沒有想到，軍委同樣沒有想到，所謂吃了夾生飯，即是戰略區主官取得了國、共雙方統帥部均認為不具備決戰條件的決戰勝利。淮海戰役第一階段，華野全殲黃伯韜兵團12萬人（蔣軍在淮海戰場兵力最多的兵團）、促第三綏靖區2.3萬人起義、重創邱清泉和李彌兩兵團；第二階段華野在派出5個縱隊支援二野圍殲黃維兵團的同時，傾全力承擔了鉗制和阻擊南、北兩線李延年、劉汝明、邱清泉、李彌、孫元良5個兵團40萬人的作戰任務，并準確預見了杜聿明集團的動作方向（因與軍委命令的方向不同，在作戰部署上所承擔的壓力難以想象，粟裕為此七天七夜沒有睡覺）；第三階段華野全殲杜聿明集團30萬人。事實是，淮海戰役的重大決策基本上是從華野前指發出的，以淮海戰役總前委名義發布的作戰指導竟是《京滬杭戰役實施綱要》。所謂“淮海戰役是在總前委的領導下進行的”論點過于廣義了，而且主旨是淮海決戰分割和殲滅徐州集團一個部分的《關于淮海戰役的作戰方針》被視為淮海戰役的總方針，也與史實相左。淮海戰役結束，正好是軍委加給華野8個月消滅國軍12個旅的戰略期限，此期間華野共殲滅國軍62個整編旅，超額5倍完成軍委強定的作戰指標，蔣介石賴以戰爭的軍力幾乎損失殆盡。主流戰史回避了應有的結論：8個月的實踐證明，發生在統帥部與戰略區間關于兩種戰略方針的爭論，是戰略區主官所堅持的在長江以北殲滅國軍主力戰略方針的正確。誰人預料，定南莊爭論的8個月之后，三野揮戈長江邊，已不是欲涉險南渡的游擊兵團模樣，而是融入推翻蔣家王朝洪流的勝利之師。

在共和國創建活動中，是毛澤東攜朱德穿越人群拉出粟裕，三人共為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鏟了第一鍬土。建國后，南京軍事學院院長劉伯承元帥稱粟為“常勝將軍”，高等軍事學院院長葉劍英元帥稱粟為“百戰之星”。盡管有如此貢獻，對有半個多世紀歷史的共軍來說，粟依然自喻為“滄海一粟”，對粟裕“滄海一粟”的自喻，曾在國共第二次戰爭期間擔任軍委總參謀長的葉劍英感慨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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