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西方的崛起：肯尼斯·彭慕蘭的大分流研究

[加拿大]里卡多·杜謝斯利

王生才 編譯

《經濟史》2007年第5期

摘要：為什么在世界文明大國中，只有歐洲在19世紀取得了具有革命意義的轉變。肯尼斯·彭慕蘭的《大分流》對此做出了解釋。他認為，至遲到1800年，中國的生活水準和生產水平與歐洲大致相當。英格蘭之所以首先工業化是因為充足的煤炭和新大陸大量土地集約型資源的供應。本文認為彭慕蘭的觀點缺乏經驗可信性。與潛在的和實際的歐洲內部貿易相比，由美洲進口為英格蘭帶來的“生態暴利”并不明顯。而中國盡管在1500年后在中亞和西南亞獲得了新的領土，帶來了巨大的“生態暴利”，但并沒有獲得任何工業突破。

關鍵詞：彭慕蘭／大分流／西方崛起

一、引言：歐洲與中國的大分流

    歐洲何以能于19世紀從世界文明大國中崛起，避免了“馬爾薩斯陷阱”?這是一個難以琢磨的基本命題，曾激起了無數學者的興趣。彭慕蘭的《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獲獎無數，是這場爭論中的一本力作，贏得了廣泛好評，在最近一波尋求解釋1800年左右西歐與亞洲經濟差異著作中最具挑戰性。盡管文獻數量以及來源眾多，《大分流》并非沒有經驗主義缺陷。我們需要對該書論據的結構做出清晰的評價。它主要包括以下五個相關命題。

    1．至遲到1750至1800年，中國人的生活水平與歐洲相當。

    2．中國的土地、勞動力(可能還有資本)市場，與歐洲同樣有效率，抑或更高。

    3．雖然歐洲人均擁有更多的牲畜，但中國擁有世界上最高的農業收益，在土地節約方面直到19世紀仍位居前列。

    4．18世紀，世界上沒有什么地方必然會向工業突破方向發展。

    5．英格蘭之所以脫離短缺與限制，率先于19世紀實現工業化，主要基于兩個生態或地理因素，即廉價和充足的煤炭和新大陸未開墾資源的供應。

    我認為，如果第3、4條觀點正確的話，則對歐洲中心論構成了嚴峻的挑戰。觀點1如果被證實，則是對18世紀中國馬爾薩斯印象的一種否定。觀點2盡管挑戰了認為歐洲因為有比較規范的市場而更發達的新古典主義觀點，但它僅表示中國和歐洲有相當的商業化水平和經商技巧，不能告訴我們未來經濟的增長方式和創新水平。

    傳統觀點認為，在18世紀歐洲已經走上了不同的經濟增長道路，如果該書不能反駁這一點的話，觀點3、4、5同樣不具有說服力。彭慕蘭認為英格蘭在1800年前和中國相比并沒有很大的技術優勢，特別是在能源技術方面，歐洲在1800年前面臨著嚴重的限制。在1850年前歐洲農業生產力沒有實質性的轉變。這是該書論題的關鍵所在。

通過對第3、4觀點的文本分析，并在參考二級文獻的基礎上，我認為這些觀點缺乏實質性的經驗主義支持。18世紀歐洲并沒有面臨任何主要的生態限制，或資源緊張和回報降低迫使農民更加辛勤地勞作。相反，在1700至1850年間，西歐大部分地區(始于英格蘭)由于土地和勞動生產力的持續改善，正逐步擺脫“馬爾薩斯陷阱”。

二、馬爾薩斯生也晚

    彭慕蘭的第4個觀點，即歐洲和中國的經濟在1800年前面臨嚴重的生態局限，可能與他闡述的第1個觀點相矛盾，即18世紀的中國并不是一個經典的馬爾薩斯式社會。他在第3個論點中關于歐洲農業的低畝產量和未充分利用資源方面比中國效率更低的論述也存在矛盾。既然歐洲有未充分利用的資源，為什么不用它來降低人口壓力。

    1．法國與德國沒有受到土地限制

    彭慕蘭非常希望(和需要)得出結論認為，歐洲，至少是西歐(而不僅僅是英格蘭)與中國一樣，經歷著農業回報逐漸減少，資源成本逐漸增加的發展路徑，西歐和中國在18世紀晚期進一步增長的空間都很小。他知道，西歐作為一個整體并不能滿足他論證的要求，因此很快從這個判斷后退。在該書的第一部分，他認為法國比中國更遠離于新古典主義理想當中的開放市場。

    西歐不能通過增加勞動力強度和使用土地開發那些未充分使用的資源么?彭慕蘭想讓我們相信，歐洲農業的性質使它不可能充分開發這些可能性。那么剛才所引用的格蘭瑟姆的話又是什么意思?或者像彭慕蘭對德國做出的相似判斷，即1800年后，由于舊制度對土地利用限制的結束引起休耕地劇減，出現了一個向新作物和市場導向的農業的明顯轉變。彭慕蘭的回答是，勞動集約型改變不可能為滿足19世紀新增長的人口與其他壓力而迅速方便地動員起來。我們相信法國和德國的農業實踐在1800年后仍沒有任何改變么?在這個最要緊的問題上，彭慕蘭似乎對格蘭瑟姆在其他地方的論述和托馬斯(Thomas Nipperdey，1996：217)對德國的認識很滿意。這就是彭慕蘭想說的，西歐在1800年遭受到了“嚴重的”生態問題。

    1750年前，法國經濟的確容易受到全國性生存危機的影響。戰爭，與氣候有關的食物短缺，以及流通困難，很容易轉變為死亡危機。隨著1720年后生產力迅速增長，危機逐漸減弱，直到一個世紀后消失。圖泰(J·C·Toutain)所作的關于農業發展趨勢的統計認為從17世紀初到1780年代，農產品總額增長了約60％，而人口增長了28％，這或許太樂觀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彭慕蘭用來支持自己悲觀論點的拉杜里(Le Roy Ladurie 1975：13；1982：174)認為，18世紀，法國人口第一次打破了1700萬到2000萬的最高限度，這在1320年到1720年很少達到。一個更為現實的估計是法國農產品的增幅在1710到1789年是30％—40％。他認為這種產量的增長不僅是一種普通的正常提升或恢復，而是一種預示新時代的增長。

    如果我們將焦點局限于法國的發達地區如巴黎盆地或者諾曼底臨近布雷特維爾的地區，情況似乎更好。比較一下盆地的糧食供應和城市人口，霍夫曼估計18世紀晚期糧食供應以每年0.46％—0.53％的速度穩步增長，而城市人口增長速度僅為每年0.39％。唐納德·薩瑟蘭(Donald Suthedand 2002：16—17)觀察到，即使在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的喧囂年代，法國一些地區，如萊曼、魯昂等，農業全要素生產率也有顯著增長。格蘭瑟姆觀察到，法國北部許多地區，包括比較貧困地區，小麥產量在1750年到1850年持續增長，而日均消費量在逐漸減少。

    法國農業機械化和合成肥料的使用是1840年之后的事情。那些過去是牧場地、沼澤地、高沼、休耕地的減少，新的谷物混種的引進，使產量從1750年到1840年的增長成為可能。草料種植的大量應用，使牲畜從1815年到1835年增加了50％。這怎么可能是一個資源被耗盡，所剩余的內部資源無法動員的社會呢?

    19世紀的德國，農業產出的增長速度可能沒有超過人口驚人的增長速度，但它的確成功地滿足了人口增長的需要。像法國一樣，德國在這一時期有足夠的增長空間。彭慕蘭關于歐洲土地利用模式是它不能充分利用所開發資源的觀點沒有事實依據。1816年到1852年，通過耕種以前廢棄的土地、減少休耕地，以及犧牲草地牧場為代價，普魯士的耕種土地面積增加了三分之一。1807年至1721年的施泰因和哈登堡改革后，一種全新的農業資本關系系統建立起來。根據理查德·梯利(Richard Tilly)的觀點，結果是農業生產力的大幅增加。彭慕蘭堅持認為這種增加是以加大勞動強度為代價的，在個人平均所得上沒有任何明確的增長。他錯誤地把德夫里斯“勤勞革命”的觀點與黃宗智(Philip Huang)清代中國經濟產量和交易的擴大是“內卷”的觀點等同起來，所謂“內卷”是指它依靠的是不斷投入更多不計報酬的家庭勞動，每單位的勞動收益很小(并且不斷萎縮)。他顯然混淆了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當德夫里斯闡述現代英格蘭的“勤勞革命”時，他是指家庭愿意更加努力工作、犧牲休閑時間來增加他們對新消費產品的供給與需求。這與黃宗智闡述的觀點完全不同，黃說，由于每單位勞動所能獲得商品量在減少，中國的農民不得不更加努力工作。

    彭慕蘭引用了一些有意思的數據來說明盡管總勞動時間在1500年到1800年增長了，但是歐洲的生活水平只有很小的增長。1850年之前德國工資沒有改善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在這個弱工會時代，絕大部分人的收入和消費都被資本家的積累壓榨了。由于這一時期生產力的顯著增長，我們很難接受人口增長在某種程度上超過了經濟增長，甚至使它難以維持的觀點。梯利補充道，工資的壓力與收入轉向資本投入份額的增加相伴而生，高收入所占份額顯著增加，更確切地說，收入高低主要受資本收入的影響，收入的重新分配對投資和增長率有直接的影響。

    2．農業革命和英格蘭舊馬爾薩斯制度的終結

    彭慕蘭認為英格蘭早在1750年，未充分使用的資源已很少，或者說有待開發的閑置資源已非常少。他堅持認為，英格蘭在18世紀木材始終短缺，鋼鐵工業處于下降狀態，盡管有關稅收保護，以煤為基礎的生產也開始出現實質性緊張，從瑞典和俄羅斯的進口大幅上升。好像是為了說明燃料更加短缺一樣，英國經濟在1815年蒸汽機的全盛期之前，人均使用的以煤為基礎的能源已經超過了800萬大卡。

    更令人苦惱的是英國農業，到18世紀晚期，它似乎到達了頂峰，如果沒有一個主要的技術突破，產量進一步增長已不可能。從1750年到1850年畝均產量和總產量處于停滯狀態。彭慕蘭得出結論，如果沒有煤和殖民地的雙重利益，英國會面對一種沒有明顯內部解決方案的生態絕境。

    彭慕蘭想說的是到1750年，英格蘭遭遇了嚴重的生態局限。關于生產力在1750年到1850年沒有很大改善的觀點，他主要依靠喬治·克拉克(Gregory Clark)的文章《1250年至1860年英國農業的畝產量：來自勞動力輸入方面的證據》。1850年后的數據，他主要依靠毛羅·安波索里(Mauro Ambrosoli)1997年的著作。在安波索里關于英國農業產出的一般評論中，沒有人反對1750到1850年農業革命的觀點。他認為，第一次農業革命結束于約1850年，緊跟而來的第二次革命主要基于技術發現。克拉克的估計也不像彭慕蘭一樣悲觀。他認為，在1600年前長期維持中世紀水平后，英格蘭的小麥產量從1600到1800年間似乎穩步增長，從1770年(而非1750年)到1860年的產量增加沒有前兩個世紀多。18世紀產量收益約為30％，而1800到1860年僅為15％。

    這一發現似乎暗示，到1770年，英國面臨著畝產量的進一步增加更難取得的境地。但是，我們在絕大部分文獻中發現的數據并不支持這一結論。盡管農業革命的時間仍然是一個有爭議的議題，并且基于不同計算方法的調查結果所做的估計也各不相同，但是各原始資料所透出的信息卻很清晰：在1550到1750或1900年，英國農業生產力經歷了實質性的、加速的、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增長。

    羅伯特·阿倫(Robert Allen)認為早在1520年開始，在產出和生產力方面就有前所未有的改變，但是，擴張的速度在18世紀下半葉大幅緩慢下來。他認為奧佛頓(Mark Overton)地區總量的研究支持了這一觀點。阿倫估計，從1700年到1850年，小麥和燕麥產量分別提高了78.1％和66.7％。霍德尼斯(B·A·Holderness)認為，在1750年到1850年間，小麥畝產量增加了56％。哈德森(Hudson 1966：66)估計，從1800年到1914年，小麥產量從每英畝20蒲式耳增加到36蒲式耳。為什么彭慕蘭僅僅依靠一篇論文的估計，就認為產量在1750年后保持不變呢?

    對于1700年到1850年的工人平均勞動產出增長也有不同的看法。布倫特(Liam Brunt)認為，在1705年到1750年，勞動力產出幾乎翻番，但是此后勞動力產出長期維持不變。這或許是因為某些土地生產力的增長趨向于勞動力使用而非勞動力節約。到16世紀，可用的新土地數量已非常小。因此，增加產出需要更多的勞動密集型活動。奧佛頓觀察到，這種勞動密集型活動主要發生在18世紀晚期和19世紀早期。

    盡管某些因素增加了對提高土地生產力的勞動力投入要求，但是，也有一些其他因素抵消了這一趨勢并把勞動力從農業中解放出來。首先是耕作牲畜的更廣泛應用，以及中世紀以來馬逐步取代了牛，理論上馬比牛的工作速度要快1.5倍，能夠替代勞動力要求的三分之一。其次是原來分散的土地被合并成大塊的土地。從17世紀中期開始，普通工人逐漸被農田專家所取代。第三是對現有工具的革新，包括1600年東部英格蘭出現的更輕的“荷蘭犁”，輕便可翻轉的羅瑟勒姆犁，以及高產、抗疾病的種子和播種機的逐漸推廣。根據布倫特的觀點，這些是1750到1850年推動生產力的基本因素。

    彭慕蘭認為，英格蘭人口的擴張與食品價格的上漲相伴而生，因為農業部門無力維持足夠高的產量來滿足需求。奧佛頓對此表示了強烈置疑。他認為，英國在18世紀經歷的農業生產力前所未有的增長導致了一個新歷史局面的產生。舊的人口增長和食品價格增長之間的馬爾薩斯式聯系不可避免被打破了。

    3．關于生活水平的爭論

    彭慕蘭仍然可以反駁，所有可用的估計都顯示出19世紀英國的人均糧食供給是停滯或下降的，直到19世紀，英格蘭普通百姓的糧食購買力并沒有得到改善。但是，這是他沒有對證據權衡就草率做出的另一個結論。有證據表明，19世紀上半葉，人均食品消費并沒有很大提高，生活水平的一些方面如城市居住環境(由于擁擠的和不衛生的住宿條件)和工廠工作環境(由于更加艱苦和快速的勞作)在工業革命時期甚至惡化了。但同樣有大量證據表明，雖然成年男性工人的平均工資在1790年到1820年基本保持不變，但是之后卻穩步上升。彼得·林德特(Peter LindeN)和杰弗利·威廉姆森(Jeffrey Williamson)甚至認為，在1820到1850年間，實際工資幾乎翻了一番，盡管這一改善隨后又下跌了62％。即使最悲觀的克拉克也認為，1820年后，男性農業工人的實際工資保持了適度而是持續的上升趨勢。

    當然，這一估計主要依賴于成年男性工資指數，忽視了女性工人和傳統工匠的真實收入，而這些人處于受損失的地位(Mokyr,1992：128；Hudson，1996：31)。查爾斯·菲爾斯汀(Charles Feinstein)使用平均年收入指數(包括男性和女性工人)，發現工資從1778—1782年到1853—1857年實現了低于30％的緩慢增長，這不能視為英國是馬爾薩斯社會的證據。對這一緩慢增長更合理的解釋是經濟發展收益的不平等分配的結果。盡管在工業革命頭50年收入分配的爭論仍未定論，但是彭慕蘭努力使我們相信，歐洲比亞洲的收入分配更不均勻。

是什么導致了不平等?1750年后由于人口的超高速增長導致廉價勞動力膨脹、食品原材料需求及價格的上漲，從而惡化了生活條件。人口的運動事實上是資本逐步聚集在少數資本家手中這一過程的一個部分。在阿倫關于南部內陸地區農業革命的研究中，他相當肯定地指出，“農業生產力提高所帶來的利益由于地租的提高到了地主的手里”。  威廉姆森后來也注意到了他所謂的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公共領域失敗”以及一些令人吃驚的事實，在工業化的第一階段由于傾向于私有化投資和上層階級的消費，一些公共事業比如排污、供水、消防和公共衛生等嚴重供應不足。自1834年的“窮人法律改革法案”以后，用于窮人救濟上的花費從占國民收入的2％降到了1％。這種降低，“事實上使最窮那部分人的收入降低了7％到10％”。

三、歐洲真的享受了新大陸資源的“生態暴利”么?

    彭慕蘭認為西歐在很大程度上通過對新大陸的開發逃出了原始工業的死胡同，這使它不必動員數量巨大的追加勞動力，這些追加勞動力是以更為集約且在生態上可以維持的方法利用歐洲自己的土地所必需的。我們不能說，彭慕蘭對美洲的“土地節約型進口”如何幫助解除西歐的局限沒有提供任何解釋，但他的考慮只適用于英國。

    1．蔗糖進口和甜菜糖替代

    即使在英國的案例中，我不認為彭慕蘭對新大陸的進口是英國克服土地短缺很有必要的觀點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說明。他認為英國從美洲進口的最重要的土地節約型產品是糖、棉花和木材。他計算了1830年進口這些產品獲得的總“鬼田”，約在2500到3000萬英畝，這個數字超過了英國農田和牧場的總和。但問題是假定英國有土地的限制，即使它不能從美洲獲得這些產品，它是否需要用自己的土地來生產。彭慕蘭忘記了歐洲最終通過進口替代的相似過程最終減弱并打破了對蔗糖的依賴。在18世紀末，德國、匈牙利、法國的化學家和農學家發現了從甜菜中提取糖的可行辦法和種植栽培甜菜的方法。此后，歐洲的甜菜糖產量與加勒比海的蔗糖產量在世界糖總產量中的比重發生了顛倒變化。我們很難說有多少甜菜糖被英國人所消費，但我們有充分的證據對彭慕蘭的估計提出懷疑，普通英國人飲食中糖在卡路里攝入量中的比例從1800年的4％增加到1901年的超過18％—22％。正是同一時期，英國食糖進口的來源地區發生了根本轉變，從英屬西印度群島轉向了歐洲。

    2．木材進口：波羅的海和美洲

    表面上，相對蔗糖進口，北美木材進口對英國來說重要性更大一些。之所以說“表面上”，是因為這一論斷隱藏了一個假設，即為了獲得所需木材供應，英格蘭和西歐“需要”一個像新大陸一樣的貿易伙伴。彭慕蘭知道，東歐包括波羅的海、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和俄羅斯，在生態上也有能力出口大量谷物、木材和其他土地集中型產品。但仍然堅持這些地區增加出口的能力受到了以下限制：當地農民絕大部分不是自由的，并沒有處于向西歐出口的市場當中。換句話說，他們的經濟是生存導向型的，這限制了西歐對它的初級產品的支付能力。斯堪的納維亞大部分地區農民是自由的，但他們的數目不足以購買很多東西。聽起來似乎很奇怪，新大陸的奴隸解決了消費不足問題，克服了歐洲的馬爾薩斯幽靈。奴隸不僅便宜，他們的產品也不貴，而且他們不生產自己所需的食品和衣服，因此是非常重要的進口市場，特別是廉價的棉線，這代表了英國向西印度出售的大部分產品。

    彭慕蘭關于木材重要性的案例很快遭遇到了困難。如他所說，英國在1800年前從北美大陸進口的木材是微不足道的。但他又迅速補充道，到1825年，從這一地區進口的木材相當于100萬公頃歐洲森林。我們疑惑英國經濟怎么能夠在18世紀用如此“微不足道”的進口木材資源取得我們上邊所看到的生產力增長。彭慕蘭當然可以回應，后來木材進口的增長是19世紀可以減少土地限制的關鍵因素。這是一個合理的推斷，但是我們首先要接受這樣不合理的觀點，即東歐、俄羅斯、斯堪的納維亞在它可以出口到英國的木材和其他土地節約型商品上受到了內在的局限。彭慕蘭在其他地方寫道，在1750年代從瑞典和俄羅斯進入英國港口的船運總量超過一半都是木材，杉木進口從1752年到1792年增長了700％。當他寫到這些的時候，他顯然沒有意識到，他會在接下來的某些地方說明東西歐貿易的“關鍵性的內在局限”，而欣然寫道，盡管有關稅保護，從俄羅斯和瑞典進口劇增。

所有西歐國家潛在或實際上都是波羅的海初級產品的顧客。彭慕蘭關于這一貿易在1650年后達到了頂點或者穩定下來的觀點僅適用于運往荷蘭港口的谷物。波羅的海國家完全有能力供應西歐和英國的初級產品，北歐國家和俄羅斯一樣迫切地希望出口大量的木材。當英國明確自由市場將最好的服務于其國家目標，降低了波羅的海木材的關稅，到1849年終止了航海法案，瑞典木材出口在1850年代的頭5年就增加了50％—60％，此后還有更高的增長。盡管遠洋運輸技術有所革新，但自由貿易的轉變導致了英國從北美大陸(包括美國)進口木材比例的持續下滑，而歐洲的份額則大幅上升。

3．棉花進口和貿易條件

我們很容易被彭慕蘭的以下估計所影響：養足夠多的羊代替英國從新大陸輸入的棉花制成的棉線，需要的土地數量令人無法相信。但我們知道，盡管為了棉線飼養綿羊需要廣闊的土地，但是在棉花生產地區，如美國，棉花并不是土地集約型產品。即使英國被迫為其他地區的棉花付出了很高的成本(這些可能并不是必需的，因為與世界供給相比，棉花的需求已緩和了)，由于英國紡織工業這些年的顯著革新和組織轉變，它很有可能支配了世界市場。新世界的國內市場對英國出口是重要的，但并不像彭慕蘭所說的那樣大。在1820年，歐洲仍是英國棉線的主要進口商。美洲作為整體在1820年到1896年從來沒有占到過英國棉線出口的30％—35％。不僅因為西印度群島的人口很少，而且在美國南部的許多奴隸也自己生產他們的食品和衣服。歐洲對殖民地原材料需求和美洲對歐洲制成品需求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是改進造船技術和降低運輸費用的結果。

四、廉價的煤炭是充足的還是必需的?

    如果新世界對英國不是“生態暴利”，那么煤炭呢?當煤炭每年產出超過1000萬噸時，它的使用不是18世紀末英國經濟的一個顯著特征么?假如英國與中國處于同樣的境地，沒有廉價和方便的途徑獲得這種資源，需要增加多少英畝的森林來滿足煤炭工業每年的能源產出?彭慕蘭提供的數字是以百萬計算的。在英格蘭，以木材為基礎的能源形勢十分嚴峻。在17世紀的后三分之二年代，有明顯跡象表明英國的鋼鐵工業由于木材短缺的加劇而放慢了速度，從瑞典進口的條形鐵數量逐漸增長。在鋼鐵工業能夠再次穩步增長之前，英國需要學習如何從煤炭中獲取焦炭。如果沒有亞伯蘭哈·達比(Abraham Darby)1709年使用焦炭生產鑄鐵的想法和亨利·科特(Henry Cort)1784年生鐵轉換為熟鐵的想法，英國鋼鐵工業的未來就很不確定了。但是，煤炭使用的增加帶來了問題，即礦井的逐步加深以及把水排出礦井所需動力的增加。這一困難導致了1712年紐克曼蒸汽機的發明，它是一種活塞式蒸汽機，效率極差，燃料耗費極高，應用受到了限制。在它的設計和建造方面接下來的改進幾乎不能帶來“煤炭突破”。直到1765年瓦特發明了單獨的冷凝器，蒸汽動力才成為了工業革命。

    彭慕蘭的觀點是導致紐克曼蒸汽機轉變為瓦特發明的蒸汽機的條件是非常意外的。英國集中建造蒸汽機是因為大自然已給它帶來足夠的煤炭資源，使開發在財政上完全可行。他堅持認為，我們不應當認為蒸汽機的潛力在當時是明顯的。早期的瓦特蒸汽機修起來非常昂貴，而不能與廉價的水力技術相媲美。

    彭慕蘭是對的，但還需要解釋，礦產替代有機和水力資源在某種程度上盡管如此緩慢，但為什么仍能增加工業產出。換句話說，假如英國的傳統經濟擴張空間很小，我們怎么來解釋以下事實：直到1860年，50％的生產力增長來自于經濟當中的非機械化部門。這表明，廉價的煤炭不是英國在經濟發展中取得主要突破的惟一因素。還有其他工業化發展的“少煤路線”，假如英國在礦產資源方面沒有那么幸運，它將更多依賴水力，就像法國那樣。

    缺乏可以轉換為焦炭的煤以及面臨著交通成本是煤炭價格兩三倍的地理位置，法國比他的富煤鄰居在更大程度上依賴水力。盡管英國人，如約翰·史密頓(John Smeaton)對水車做出了大量改進，但是法國人在把這種能源從傳統工藝轉變為科學技術的過程中發揮了領導作用。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水力技術做了一系列改進。到1845年水力裝置提供的馬力是蒸汽動力的三倍。盡管1850年前蒸汽動力的缺失，法國經濟表現仍相當好。在丟失了北美殖民地，加勒比海地區糖產量從1787年的12.5萬噸下降到1815年的3．6萬噸的背景下，法國的經濟增長率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均取得了增長。

法國的案例清楚地表明，我們可以找到一種煤炭的替代品并把它作為工業所需能源的補充。畢竟，像荷蘭一樣的“貧煤國家”在17世紀許多工業當中，通過完全依靠泥炭作為熱力也能取得了例外的成功。這不是低估英國煤炭相關技術的革命性意義。就像大衛·蘭德斯(David Landes)強調的，英國蒸汽機的發明開創了一種新的、更高產的生產模式。這種發動機使熱能轉換為動能成為可能，完全是一種新型動力，比法國在絲綢和堿金屬生產方面的改進具有在更廣闊的經濟中有更廣泛的應用和更大的潛力。

五、結論：中國的“生態暴利”怎樣?

    與西歐不同或形成對照的是，中國在1750年到1850年人口翻了一番，谷物產量與此保持了同步，人均收入停滯下來，對傳統經濟的變革沒有打下一個基礎。彭慕蘭承認這一點，他寫道：1800年到1850年間，中國農村的生活水平可能并沒有很大改善(即使不是全無改善)。但是他錯誤地認為歐洲也是同樣的走勢。他的整體觀點是，1850年后中國而不是歐洲出現了生態和經濟問題的惡化，僅是因為中國沒有歐洲人從新大陸獲得的特別生態施予和廉價煤炭供應的好運。

    漢學家彼得·珀杜(Peter Perdue)在他對《大分流》的評論中說，幸運的歐洲，正常的中國。但是一旦我們仔細審閱本書，而不是夸大其內容，那么彭慕蘭的地理和生態視角是多么的有偏見就變得很清楚了。地理在他的論述中只有在它表明歐洲是內部和外部生態資源的受益者時，或者中國沒有享受到任何地理上的好處時才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假如英格蘭在利用煤炭能源方面取得了突破，它是“地理環境的幸運”的作用；假如中國不能發展蒸汽機，即使他理解大氣壓力的基本原理，那是因為它的煤炭供應與它的經濟中心相距太遠；假如歐洲有更多的閑置資源和更大的發展空間，這是由于它早期未充分利用土地資源“諷刺性的收益”；假如中國有更少的未使用資源和更小的發展空間，那是因為它對資源更高效的利用；假如歐洲有更多的草原和牧地可轉為可耕土地，這是因為這些土地水源充足，是原始的恩惠；假如中國不能將它的殘留草原轉為可耕土地，這是因為它不幸處于半干旱氣候。

    事實上，中華帝國并不是不正常的。在廣泛的生態因素范圍內，它是例外的，遠比歐洲幸運，不僅在于它繼承的內部資源是一種原始的恩惠：濕米作為一種植物，與其他谷物相比，能每年在同一土地上種植，并可以一年兩到三收。而且它在從1500年后的領土擴張中享受了真正大量的“生態暴利”。彭慕蘭認為，中國不可能像歐洲從與新大陸的強制貿易中那樣從長距離貿易中獲益，這使我們認為現代中國是一個沒有任何帝國野心的社會。

    為什么彭慕蘭如此熱心計算歐洲從跨大西洋的殖民地當中享受的生態好處，而對現代中國的帝國擴張卻保持沉默?一旦我們認識到這些資源中的絕大部分來自其向西南和中亞的擴張，我們應如何評判他的以下觀點：中國在尋找緩解土地集約型資源短缺的地方性方法時比歐洲做的更好?

    假如英格蘭幸運地可以方便地獲得煤炭供應，那么從廣泛的甘蔗種植中獲益的中國南部熱帶地區又當何論呢?亦或由于濕潤的氣候能夠大量種植棉花的中國許多省份呢?“幸運的英格蘭”不得不跨越大西洋去獲得大量的棉花和蔗糖供應，究竟是歐亞大陸哪一地區在資源上享受到了最大的“生態暴利”?

因篇幅所限，譯者做了壓縮，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加拿大]里卡多·杜謝斯利，加拿大新不倫瑞克大學教授。

原載《經濟社會體制比較》(京)，2007．3．45～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