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吳冷西《憶毛/主席》：

主席稱贊劉邦會用人。他說漢高祖劉邦比西楚霸王項羽強，他得天下一因決策對頭，二因用人得當。據史記載，劉邦稱帝之初，曾問群臣：何以他得天下而項羽失天下？群臣應對不一。劉邦均不以為然。毛主席這時背誦《史記》中劉邦說的一段話；“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響，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

主席接著說，高祖之后，史家譽為文景之治，其實，文、景二帝乃守舊之君，無能之輩，所謂“蕭規曹隨”，沒有什么可稱道的。倒是漢武帝雄才大略，開拓劉邦的業績，晚年自知奢侈、黷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詔，不失為鼎盛之世。前漢自元帝始即每況愈下。元帝好儒學，摒斥名、法，拋棄他父親的一套統治方法，優柔寡斷，是非不分，賢佞并進，君權旁落，他父親罵他“亂我者太子也”。

主席說，領導的任務不外決策和用人，治理國家是這樣，辦報紙也是這樣。

主席最后還說，報紙辦得好壞，要看你是政治家辦報還是書生辦報。我是提倡政治家辦報的，但有些同志是書生，最大的缺點是優柔寡斷。袁紹、劉備、孫權都有這個缺點，都是優柔寡斷，而曹操則是多謀善斷。我們做事情不要獨斷，要多謀，但多謀還要善斷，不要多謀寡斷，也不要多謀寡要，沒有抓住要點，言不及義，這都不好。聽了許多意見之后，要一下子抓住問題的要害。曹操批評袁紹，說他志大智少，色厲而內茬，就是說沒有頭腦。辦報也要多謀善斷，要一眼看準，立即抓住、抓緊，形勢一變，要轉得快。（風之谷）

毛主席評點古代軍事家：蜀漢敗于隆中對

主席說，商朝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為有了商品生產，這是郭沫若考證出來的。把紂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壞人是錯誤的，其實商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軍事家。他經營東南，把東夷和中原的統一鞏固起來，在歷史上是有功的。紂王伐徐州之夷，打了勝仗，但損失很大，俘虜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虛進攻，大批俘虜倒戈，結果使商朝亡了國。史書說：周武王伐紂，“血流漂杵”，這是夸張的說法。

主席在研讀《孫子兵法》時，認為孫臏能夠掌握戰略主動權，駕馭戰爭，調動敵人，在運動中削弱敵人，戰勝敵人，是實踐中國兵法的千古高手。他寫道：“攻魏救趙，因敗魏軍，千古高手。”主席對“圍魏救趙”這一戰法非常重視，對這一戰法所蘊含的思想認識深刻。抗日戰爭時期，他在其著名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論述外線作戰靈活機動打擊敵人時曾指出，“這就是‘圍魏救趙’的辦法”；解放戰爭時期，他創造性地運用這一思想，指揮劉鄧大軍千里挺進大別山，實現了人民軍隊由內線防御作戰向外線進攻作戰的戰略轉變，牢牢掌握了解放戰爭的主動權。孫臏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躺在輜車上謀劃戰爭策略的大軍事家，這更令主席贊嘆不已。

主席一生多次談到漢高祖劉邦，稱贊劉邦是高明的政治家。主席還指出，劉邦是個大老粗，“他得天下一因決策對頭，二因用人得當。”決策和用人是中國兵法探討的重要內容。有一大幫人為劉邦出點子，這位老粗取得天下，自然不是偶然的。不要小看老粗，老粗能干大事。

隆中對是諸葛亮未出茅廬之時向劉備提出的謀取天下、復興漢室的戰略建議。諸葛亮為劉備策劃的戰略目標是恢復漢室，統一天下。具體步驟分兩步走，第一步是占據荊州、益州，建立根據地：第二步是兵分兩路，進取中原。主席評點說：“其始誤于隆中對，千里之遙而二分兵力。其終則關羽、劉備、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敗。”認為造成蜀漢滅亡的原因就是諸葛亮的隆中對。中國兵法強調集中兵力，以兵力集中之勢，戰勝兵力分散之敵。這也是主席慣用的策略。三分兵力使本已弱勢的蜀漢政權兵力不得集中，國勢分散，戰而無功，最終滅亡。

失街亭、斬馬謖是一件亦悲亦壯的歷史事件，評書中說，京戲中唱，都以此來頌揚諸葛亮愛惜人才、執法嚴明。主席則不然，他對此有獨到的見解。主席評點道：“初戰亮宜自臨陣。”認為街亭之戰諸葛亮應大軍挺進，臨陣調度，不應分散兵力、委責于人。諸葛亮初次北伐失利的原因不在于街亭之敗，而在于諸葛亮用兵無法，調度失略。張合圍困馬謖之時，諸葛亮當北進街亭，策應馬謖，與張合展開決戰，戰勝張合。這就是主席評點中所說的“亮宜自臨陣”的關鍵所在。

明帝青龍二年(公元二三四年)，諸葛亮率十萬大軍出斜谷(今陜西省眉縣西南)，筑防于渭水南原。明帝命司馬懿抵御蜀軍。諸葛亮大軍遠道而來，利在速戰，司馬懿堅守不出。諸葛亮多次挑戰，諸將欲與亮戰，司馬懿皆不從，按兵不動，靜待其衰。亮無奈派人送給司馬懿“巾幗婦人之飾”，以激怒司馬懿出兵應戰。司馬懿知亮計已窮，佯裝大怒上表朝廷請求決戰，朝廷不允，并派骨鯁之臣辛毗杖節監軍，不許魏軍出戰。司馬懿能忍常人所不能忍，假藉王命制御諸將是其智略的顯現。司馬懿更大的智略還在于不戰，使亮自敗。因此，主席評點時說“司馬懿敵孔明之智”。主席曾說，司馬懿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我看有幾手比曹操高明。

一九二○年主席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時曾說，李世民是草莽英雄，“太原公子，褐裘而來”；晚年還曾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樣，先守不攻，讓敵人進攻，不準士兵談論進攻的事，談論者殺。待敵人屢攻不克，兵士氣憤已極，才下令反攻，一攻即勝。這樣一可練兵，二可練民。”一再流露對李世民能征善戰的贊賞。

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奪取后周政權，建立宋王朝。趙匡胤即帝位后，深感兵權對皇權的威脅，恐懼權臣兵變的鬧劇再次重演，“杯酒釋兵權”解除了禁軍重臣的兵權，建立了一套軍權分立、兵將分離的軍政體制，管人的不管事，管事的不管人，權力統歸于皇帝本人，規定將帥只能按皇帝規劃的成旨行事，不得臨機決斷。這種機制在其變革過程之中，對趙匡胤強化皇權統治、進行統一戰爭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它一旦作為一種制度確定下來，就顯現出了它的僵化和腐朽，致使大宋王朝國力軍力衰微，自毀長城。宋太宗趙匡義繼位以后，兩位大舉興兵兩次慘敗而歸，至此大宋王朝無力再戰，喪權辱國，直至滅亡。君主制御將帥是用兵弊法，兵家大忌。主席在他數十年的戎馬生涯中十分重視對戰爭指揮藝術的把握，賦予前方將帥戰場指揮臨機決斷的全權，充分發揮了前方將帥在戰爭中的重大作用。他認為在整體戰略高度統一的前提下，前方將領必須發揮能動作用，自覺根據戰場實際，機動靈活地組織作戰，牢牢掌握戰爭主動權，確保實現中央的戰略意圖。宋太宗趙匡義在對契丹的戰爭中秉承“弊法”制御將帥，被主席稱作“無能”、“此人不知兵”，極力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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