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當務之急是鏟除封建殘余而非反“資本主義復辟”

楊大慶

“資本主義復辟”，是困擾幾代中國人的夢魘。時至今日，它仍在中國社會的某些陰暗角落里如鬼火幽靈般閃爍不定；既使一些人血脈賁張、斗志高漲，又使一些人如芒在背、坐立不安。但是，這夢魘從何而來？它在陽光下是何模樣？無人深究。因此，做點正本清源的工作，大概不是多余的。

先硬著頭皮翻古書，問何謂“復辟”。《尚書》云：“伊尹既復政厥辟。”大概是說夏商的太甲即位后暴虐無道，伊尹將其放逐，自己攝行政事。后來太甲悔過，伊尹又將政權奉還。佶屈聱牙、似懂非懂，又老老實實查《辭源》。“辟，君主。后因稱帝王恢復王位重新掌權為復辟。”“今泛指被推翻的統治者重新上臺，或指恢復舊制度。”明白曉暢，一覽無余。

那么，這資本主義在中國何時當過君主或統治者，何時曾為一套完整的舊制度？看看毛澤東是怎么說的：

“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自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中國，中國社會又逐漸地生長了資本主義因素以來，中國已逐漸地變成了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毛澤東選集（一卷本）》1967年11月橫排袖珍本，625頁，以下凡引此書只標頁碼）如此說來，這舊中國并無資本主義的立腳之地。不僅無立腳之地，簡直是無生存的可能，因為“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的目的，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帝國主義列強的目的和這相反，它們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591頁）“要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首先是國際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不容許。”“不錯，現在是帝國主義最后掙扎的時期，它快要死了，‘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但是正因為它快要死了，它就更加依賴殖民地過活，決不容許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么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640頁）

“其次，是社會主義不容許。”“現在的世界，是處在革命和戰爭的新時代，是資本主義決然死滅和社會主義決然興盛的時代。在這種情形下，要在中國反帝反封建勝利之后，再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豈非是完全的夢囈？

如果說，由于特殊條件（資產階級戰勝了希臘的侵略，無產階級力量太薄弱），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和十月革命之后，還有一個基馬爾式的小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土耳其，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蘇聯已經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之后，就決不會再有一個土耳其，尤其不容許有一個四億五千萬人口的土耳其。由于中國的特殊條件（中產階級的軟弱和妥協性，無產階級的強大和革命徹底性），中國從來也沒有過土耳其那種便宜事情。一九二七年中國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之后，中國的中產階級分子不是曾經高唱過什么基馬爾主義嗎？然而中國的基馬爾在何處？中國的資產階級專政和資本主義社會又在何處呢？何況所謂基馬爾的土耳其，最后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國主義懷抱，一天一天變成了半殖民地。”（641、642頁）

因此，在中國革命全面勝利的前夕，毛澤東在著名的“五評白皮書”中對“民主個人主義者”耳提面命、教導諄諄：“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1362頁）意思很明白，不搞社會主義，就只能回到國民黨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資本主義行不通。

而且，勝利前夕仍保持著清醒頭腦的毛澤東對資產階級、資本主義也毫無懼怕之心，他說：“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規定了他們的軟弱性，他們缺乏遠見，缺乏足夠的勇氣。”（1368頁）人民“手里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1366頁）而到了三大改造完成后的1956年底，他甚至曾經底氣十足地宣稱“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當代中國重大事件實錄》華齡出版社1993年版，673頁）

以上這些，均無甚新鮮，每一個讀過中國革命史的人都耳熟能詳。那么，為什么這在中國歷史上從未當過君主或統治者也未形成過完備的制度、甚至從來就沒有站穩過腳跟的資本主義會突然之間就神氣到能“復辟”的地步呢？

人們會自然而然地想到八屆十中全會。

但是，毛澤東在全會上那個著名的講話中并沒有提到“資本主義復辟”，而八屆十中全會公報說的只是“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于失敗，他們總是企圖復辟。”這“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自然是帝國主義、買辦、地主，他們要復辟自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復辟。而在五星紅旗上有一席之地的民族資產階級，怕不好說是“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他們也沒有能力搞什么“復辟”。

那么，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有人提出過“資本主義復辟”嗎？有！是劉少奇。

劉在全會閉幕會上幾次發言，稱“誰勝誰負要經過長時期才能解決，蘇聯、南斯拉夫、東歐的經驗，都證明了，我們要接受教訓。我們如果讓彭、高、習的陰謀實現了，也要復辟，實際上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形式上可能不同------我們黨要從這里取得教訓，提高警惕以后還會有這類事情，所以，必須在黨內加強教育，加強社會主義教育，以便抵制各種各樣的反動思想、資產階級思想------要準備資本主義復辟。”（文聿：《中國左禍》朝華出版社1993年版，367頁）

他這些話是結合對“反黨小說”《劉志丹》的批判說的。說高崗的復辟是“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似乎可以理解，但說他搞“資本主義復辟”，就頗牽強。因為在建國初期的中共高層中，高崗反對資本主義是最堅決的，劉對此應當有深切感受。因此，“要準備資本主義復辟”不應看作是對死去多年的高崗的落井下石（彭、習純屬陪綁，可以不論），而應當視為事關全局的綱領性觀點。但是，它站得住腳嗎？

恩格斯說過，任何一種新的學說，都必須先從現有的思想材料出發，而其根源則在物質的和經濟的事實之中。可人們沒有看見劉少奇做過從毛澤東關于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歷史命運的論斷中推演出“資本主義復辟”的哪怕是最初步的嘗試。那是否是因為“資本主義復辟”的事實根源過于明顯，理論上已不證自明了呢？

眾所周知，毛澤東在1962年的夏秋之交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重提階級斗爭針對的是“翻案風”、“黑暗風”和“單干風”。但所謂“翻案風”是指為因受彭德懷牽連被錯整的干部甄別平反，這在當時是恢復黨內團結的積極措施，談不上什么資本主義；而“黑暗風”是指“七千人大會”后“西樓會議”和中央工作會議對國民經濟形勢所作的相對于毛澤東更悲觀的估計，這最多是思想方法上的分歧，與“復辟”也掛不上鉤；至于“單干風”，充其量是要恢復小農經濟，但中國從公元前594年魯國實行“初稅畝”以來就是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從來沒產生過資本主義，恩格斯也說過“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導致小農土地所有制的消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四卷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四卷293頁）為何無產階級專政建立多年之后，資本主義竟然同小農經濟握手言歡了呢？何況稍有馬克思主義常識的都知道，商品生產才是資本的邏輯起點和歷史起點，真要搞資本主義，也輪不到別說商品生產，當時連自給自足都達不到的中國農村帶頭啊！

其實毛澤東真正擔心的是兩極分化，但這分化出的兩極不是地主和雇農嗎？這不是典型的封建制嗎？

盡管迷霧重重，“資本主義復辟”這塊來路不明的巨大隕石重重砸在1960年代的中國大地上濺起的耀眼火花還是使人心驚肉跳、意亂神迷。與毛澤東的階級斗爭“天天講”提醒人們警惕地富反壞的“亂說亂動”和剝削階級腐朽思想、腐朽生活方式對革命隊伍的腐蝕相比，劉少奇的“要準備資本主義復辟”為人們描繪的則是一幅更可怕的前景——“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千百萬人頭落地”。大概也正因為如此，劉在八屆十中全會后主持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往往超額完成任務，弄得毛澤東都出來糾左。于是，原本是解決農村基層干部的多吃多占、強迫命令、脫離勞動一類作風問題和經營管理的“清帳務、清財物、清倉庫、清工分”（即四清）發展為“訪貧問苦”“扎根串聯”“重新組織階級隊伍”的“桃園經驗”，發展為向復辟勢力奪權的天津小站、甘肅白銀廠。雖然在1965年初劉少奇與毛澤東為“四清”運動的重點發生過爭執，但他顯然忘了，盡管“資本主義復辟”是無源之水，但從它引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則是順理成章之事。

而人們不知道的是，當“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被挖出來、“資產階級司令部”被摧毀、“叛徒、內奸、工賊”被“永遠開除出黨”后的劉少奇是何心情。是感嘆造化弄人、天意從來高難問，還是后悔沒有象寫洋洋大觀的《論共產黨員修養》一樣鄭重其事地從《新民主主義論》、《論人民民主專政》中為自己推導出“資本主義復辟”這塊冰涼的政治墓碑？人們只看到劉少奇以退出政治舞臺而換取自己參與導演的這場大戲謝幕的努力。但是晚了，劉的“資本主義復辟”與毛澤東的“過七八年來一次”一經結合，便發生了神奇的化學反應，形成一場誰也控制不了的政治瘟疫——就象多年后的“非典”一樣，它開始瘋狂吞噬每一位想消滅它的醫生護士的生命。曾經與劉的“資本主義復辟陰謀”作過堅決斗爭的林彪、“四人幫”乃至造反派也紛紛步其后塵成了“資本主義復辟勢力”，被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掃帚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直到此時，直到所有立志將“史無前例”進行到底的中國人才都發現自己頭上高懸著同一把“資本主義復辟”的達摩克力斯利劍之時，人們才開始認真想想，這使億萬人如醉如癡而又人人自危的“資本主義復辟”到底準備“復辟”什么。言論自由？全民普選？代議民主？三權分立？軍隊國家化？多黨制？全民國家全民黨？從劉少奇、林彪、“四人幫”到多如牛毛的造反派，有誰提倡過這些又有誰實行過或準備實行這些？（十分奇怪，在劉少奇諸多“復辟資本主義”的“謬論”中，筆者記憶猶存的竟然是“江南無煤”論這個該由地質學家來回答的問題）

歷史已經證明，“資本主義復辟”不過是一個中國人心造的虛幻魔影，它之所以在今日仍是某些人心中揮之不去的鬼魅，賴的是戈培爾博士當年那句名言之力。有學者指出： “新中國從舊中國得到的遺產中，幾乎沒有資本主義所能提供的一切。”“中國雖然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但幾千年封建主義的傳統根深蒂固，封建社會的專制傳統、民主缺乏、人身依附等殘余普遍存在。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官僚主義、權力過于集中、等級制、特權、個人專斷、個人崇拜等現象都與封建主義的影響有關。”（金春明主編：《評〈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426、427頁）這才是今日中國的現實。

即以今日之官場為例，這官商勾結、賄賂公行，封妻蔭子、雞犬升天，裙帶攀附、結黨營私，送往迎來、酣宴終日，金屋藏嬌、妻妾成群------是學自布萊爾、英國？小布什、美國？還是學自李中堂、我大清？

再看看那些不顧工人死活的黑心礦主，那些喪盡天良拖欠民工工資的業主、開發商、包工頭象黃世仁，還是象比爾·蓋茨？至于駭人聽聞的黑磚窯，說它是封建殘余都算表揚，遑論資本主義。

再想想為什么某些跨國公司在西方規規矩矩，到中國卻搞起了商業賄賂、超時用工、非法排污；這到底是入鄉隨俗還是中國比西方更資本主義？

至于在“資本主義所能提供的一切”中，未必就通通是罪惡？

今日大多數中國人望眼欲穿的社保、醫保、免費教育等社會福利最早是在俾斯麥的德國上升為制度安排和政府責任，而首先實行“從搖籃到墳墓”的完備社會福利政策的國家是社會民主黨治下的歐洲國家，中國老百姓盼這些，難道是盼反動階級或“萬惡的舊社會”“復辟”？

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對官員受賄的“零容忍”，難道比我們以8000元作為受賄罪的立案標準更不人道或更不講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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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說得好，總是先有事實、后有概念。今日中國不爭的事實就是頑固存在的封建殘余乃萬惡之源，隨著全球化不可避免地滲入的資本主義消極因素和糟粕也要通過它才能起作用或被放大；因此，當務之急是鏟除封建殘余而絕非唐·吉珂德大戰風車式的反資本主義復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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