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冰已經打破，航路已經開通，道路已經指明”

——紀念偉大的十月革命九十周年

    

    “堅冰已經打破，航路已經開通，道路已經指明。”這是偉大的革命導師列寧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說的（《列寧選集》第4卷第569頁）。那時，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和國內的反革命暴亂剛剛被粉碎，蘇維埃國家正面臨恢復被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的繁重任務，百廢待興，舉步維艱。如今我們紀念十月革命90周年，不僅有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經驗，而且有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經驗，不僅有了一國的實踐經驗，而且有了多國的實踐經驗，不僅有了取得光輝勝利的正面經驗，而且有了遭受重大挫折的反面經驗，這時我們來重溫列寧的這句話，倍覺親切，體會良多。列寧在這篇文章中說：“這個偉大的日子離開我們愈遠，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意義就愈明顯，我們對自己工作的整個實際經驗也就思考得愈深刻。”（《列寧選集》第4卷第563頁）我們完全可以說，這句話道出了一切忠誠于共產主義事業的人們此時此刻的心清。

                      十月革命的勝利與庸俗生產力論的破產

    十月革命的發動及其成功，經歷了艱難曲折的過程，經歷了同革命運動內部各種錯誤思潮的斗爭。其中，庸俗生產力論便是一種突出的錯誤思潮。曾經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普列漢諾夫認為，俄國由于經濟文化的落后，不可能進行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而只能進行西歐舊時代那種由自由資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黨的任務只是對無產階級迸行啟蒙，以便他們在將來資產階級取得政權后能夠從事合法斗爭。同這種脫離實際、軟弱無能的錯誤思潮相反，列寧提出了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路線、方針和策略，引導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取得了勝利。革命勝利和內戰結束后，曾是聯共黨內重要成員的托洛茨基認為，在落后的俄國是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的，只有西方爆發革命才能挽救俄國革命，因而應當竭盡全力去點燃西方革命之火。同這種低估蘇聯人民的革命精力和創造才能的錯誤思潮相反，列寧和他的戰友們領導人民堅持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并取得了偉大的成功，令世界刮目相看。這個成功不僅使社會主義從科學的理論變成了光輝的實踐，而且使一國的實踐變成了多國的實踐。
    那種認為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注定不可能搞社會主義的觀點，其“理論依據”是對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唯物史觀的曲解。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無論哪一種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絕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2卷第 33頁）這闡明了生產力對于歷史發展的最終決定作用，是完全正確的，問題在于要完整地、準確地加以理解。首先，馬克思在強調一種社會形態的建立歸根到底要有一定的相應的社會生產力做基礎時，沒有也不可能規定這種生產力的具體水平。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對此講得很清楚，恩格斯說：“假如我們不得不等到資本主義生產到處都發展到底以后，等到最后一個小手工業者和最后一個小農都變成資本主義大生產的犧牲品以后，再來實現這個改造，那時我們可就太糟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00頁）從世界歷史來看，一種社會制度代替另一種社會制度的突破口，通常不是在原來的社會制度充分發展的地方而是在原來的社會制度欠發達的地方，這可以說是一個規律。再說，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對于一種社會形態的建立來說，只是最終的決定因素而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恩格斯有一段名言：“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因素，那么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95-696頁）這就是說，生產力對于社會發展的決定作用是“歸根到底”意義上的，而不是“唯一”意義上的。經濟是基礎，但影響歷史發展進程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這些因素中，很重要的是革命形勢。十月革命前的俄國，雖然不是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但卻是帝國主義鏈條中最薄弱的環節，是各種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最集中的地方，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匯集得最充分的地方，也就是說，是革命形勢最成熟的地方。無產階級政黨及其領袖的偉大作用，就在于不失時機、因勢利導地抓住歷史機遇，領導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去奪取革命的勝利，并在革命勝利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恢復國民經濟，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力爭趕上和超過資本主義國家。這是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予我們的一條極其寶貴的經驗。
    為了闡發社會主義建設的觀點和原理，列寧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還口授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在《論我國革命》這篇論文中，列寧有力地批駁了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所謂“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可以實行社會主義的高度”的謬論，列寧指出：“既然毫無出路的處境十倍地增強了工農的力量，使我們能夠用與西歐其他一切國家不同的方法來創造發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該怎么辦呢？”“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的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列寧選集》第4卷第777頁）列寧的這些雄辯的論述和此后蘇聯的光輝的實踐，無可辯駁地宣告了庸俗生產力論的破產。
    然而，事情就是這樣的奇怪，在紀念十月革命90周年的前夕，在堅持走俄國人所走的科學社會主義的道路，使之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并取得偉大成就的中國，卻掀起了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的庸俗生產力論的陣陣鼓噪。他們把十月革命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列寧按之入地，把在十月革命勝利的歡呼聲中向隅而泣的可憐蟲普列漢諾夫捧之上天。《學術界》2007年第1期上刊登一篇文章《社會主義藍圖與路線》，竟然說：“俄國馬克思主義的啟蒙大師、列寧的老師普列漢諾夫，是早就預知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的悲劇的。最近流傳于世的長達三萬字的普列漢諾夫《政治遺囑》中，普列漢諾夫說自己一生最大的錯誤是‘犯在列寧身上’、‘幫助他站了起來’，但‘沒看清他真實的目標和能量’。普列漢諾夫說‘列寧所設計的社會實驗必然要失敗’。”與此同時，該文還吹捧中國的機會主義者陳獨秀，說：“陳獨秀沒有見過普列漢諾夫，更不可能看過最近才公諸于世的普列漢諾夫的《政治遺囑》，但是他們對蘇聯獨裁制的批判，對社會主義路線圖的指示，都驚人的相似。”發表此類言論，未免看錯了時間和地點，低估了中國人民的覺悟。須知，中國人民從以英美為師到以俄為師，經歷了千辛萬苦的探索過程，其間凝結著無數革命先驅和志士仁人前仆后繼的奮斗歷程和他們付出的淚血乃至生命。從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就向西方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但事與愿違，處處碰壁，每況愈下，出路茫然，直到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才使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這時，也只是在這時，中國人從思想到生活，才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至于陳獨秀，他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領導者，卻把革命的領導權拱手讓給國民黨，在國民黨反動派叛變革命時導致數十萬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人頭落地，然后又同中國的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結，聲稱中國資產階級對于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勢力已經取得了勝利，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無產階級只有待到將來再去搞社會主義革命，在當時就只能取消革命，進行所謂以“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的合法運動，因而被稱為“托陳取消派”。如果中國革命聽任中國的普列漢諾夫和托洛茨基之流主宰，恐怕我們至今還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下輾轉呻吟。對于庸俗生產力論，鄧小平曾有一針見血的批判：“列寧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產力論時講，落后的國家也可以搞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也是反對庸俗生產力論，我們采取了和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農村包圍城市。當時中國已經有了先進的無產階級政黨，有了初步的資本主義經濟，加上國際條件，所以在一個很不發達的中國能搞社會主義。這和列寧講的反對庸俗的生產力論一樣。”（《鄧小平年譜1957—1997》上卷第 223頁）在這字字千鈞、擲地有聲的論述面前，否定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庸俗生產力論豈不是顯得太蒼白無力了嗎？

                      十月革命的勝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乖謬

    十月革命的勝利使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真正成了國家的主人，這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從未有過的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主義制度極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蘇聯從1928年開始實行五年計劃，到1938年，制造業年產量增加了7倍半以上，達到了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為蘇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質保證。在大戰中蘇聯遭受的損失比英、法等西方國家要嚴重得多，但戰后恢復國民經濟的速度卻比它們快得多。十月革命勝利前的俄國，工業總產值只有美國的6.9%；到上個世紀80年代，蘇聯的工業總產值相當于美國的80%以上。二戰以后，社會主義革命在一系列國家取得了勝利，特別是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確立，在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打開了一大缺口，極大地改變了國際政治力量的對比和世界的面貌。到上個世紀80年代，原來經濟基礎大多比較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工業總產值已占世界工業總產值的2／5，國民收入已占世界國民收入總額的  1／3。社會主義國家的興起，支持和促進了亞、非、拉美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沉重打擊和瓦解了帝國主義的殖民體系。二戰以后，有100多個殖民地國家獲得了民族獨立，第三世界國家已經成為當今世界不容忽視的重要政治力量。二戰結束以后的近半個世紀以來，所以沒有發生新的世界戰爭，這同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發展及其支持下第三世界力量的興起是分不開的。
    當我們回顧這段任誰也抹煞不了的歷史的時候，我們就應當充分肯定十月革命道路的正確。十月革命的道路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長途中的一個特定階段內關于革命和建設的普遍規律，是科學社會主義原理在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的體現。它的內容大致包括：無產階級領導和團結廣大勞動人民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根據生產力的發展，有步驟地用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代替資本主義私有制；根據生產力的發展，有步驟地用按勞分配制度代替一切體現剝削關系的分配制度，以期實現勞動人民的共同富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任務，不斷提高社會生產力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全體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確立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繼承和發展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化成果，不斷提高全體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素質；實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反對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對侵略戰爭，維護世界和平；實現這一切，歸根到底要依靠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武裝的、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的、密切聯系群眾的、實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的領導。以上這些，就是十月革命的道路，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
    然而，事情就是這樣的奇怪，在紀念十月革命90周年的前夕，在公開宣告我們從事的事業是偉大十月革命的繼續的中國，有些人卻全盤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貶之曰所謂“傳統社會主義”，不屑一顧，一筆勾銷。他們推崇的是民主社會主義，即社會主義其名、資本主義其實的所謂“新式社會主義”。其實，這個模式一點也不新，只不過是早就遭到革命導師批判和摒棄的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老路。他們拒絕無產階級革命，主張走議會道路，從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然而，迄今為止，全世界還沒有一個“和平長入”的國家，如今民主社會主義的吹鼓手們所津津樂道的“和平長入”的例子，連那些國家自己也不予承認，可悲也夫！實踐證明的恰恰相反：有些原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包括十月革命后誕生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卻和平演變成了資本主義。究其根由，最根本的是用民主社會主義取代了科學社會主義。他們拒絕以社會主義公有制代替資本主義私有制，離開了生產資料所有制這個決定生產中的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和分配方式的根本，專門在分配問題上兜圈子，搞什么“福利社會主義”、“職能社會主義”。至于已經實行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國家則硬要倒退回去，實行私有化。《社會主義藍圖與路線》一文公然把全民所有制誣稱為“全民無份制”，把集體所有制證稱為“農民沒有制”。最近還有《試解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的理論與中國改革》一文（《炎黃春秋》2007年第6期），公然把馬克思恩格斯講得十分清楚的在生產資料公有的基礎上實行消費資料的個人所有，曲解為重新實行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然而，理論和實踐都證明，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基礎，它決定了生產中的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和分配方式。他們拒絕無產階級專政，抹煞民主的階級性，鼓吹抽象的非階級、超階級的民主，詛咒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暴力社會主義”、“專制社會主義”，要我們照搬西方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然而，事實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資本主義民主是依附于錢袋的民主，有錢就有民主，有多少錢就有多少民主，沒有錢就沒有什么民主。資本主義的民主選舉，正如馬克思、列寧多次揭露過的那樣，不過是每隔幾年決定由統治階級中的什么人在議會里代表資產階級利益和鎮壓人民。人們更不會忘記，在新中國建立前夕，毛澤東在批駁艾奇遜之流咒罵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是“極權政府”時說的話：“對于勝利了的人民，這是如同布帛寂粟一樣地不可以須臾離開的東西。這是一個很好的東西，是一個護身的法寶，是一個傳家的法寶，直到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階級被徹底地干凈地消滅之日，這個法寶是萬萬不可以棄置不用的。……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府，對于人民內部來說，不是專政或獨裁的，而是民主的。這個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這個政府的工作人員對于人民必須是恭恭敬敬地聽話的。”（《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 1502-1503頁）鄧小平也指出：“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么輸理的地方。”（《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 379頁）凡此種種，兩條道路的對立是何等的鮮明！十月革命的勝利無可辯駁地證明了科學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和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的乖謬！
    十月革命勝利的正面經驗證明了民主社會主義的乖謬，蘇共亡黨和蘇聯解體的反面教訓也證明了民主社會主義的乖謬。我們把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之流主張和實行的一套同如今我們這里民主社會主義的宣傳家們所追捧得無以復加的“新式社會主義’相對照，二者壓根兒便是一回事！事實勝于雄辯，這種所謂與“傳統社會主義”相對立的“新式社會主義”（按戈爾巴喬夫的說法，是“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葬送了幾十年間光耀千秋的社會主義事業，導致了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慘劇。人們看到的是：社會陷于混亂，犯罪大量涌現，經濟驚人衰退，國力急劇下降。從1991年蘇聯解體到20世紀末，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比 1990年下降了52%，而 1941年至1945年二戰期間僅僅下降了22%。同期工業生產減少64.5%，農業生產減少60.4%，盧布貶值，物價飛漲5000多倍。從1990年起，俄羅斯人口一直呈下降趨勢。1990年全俄羅斯人均預期壽命為69.2歲，而2001年為65.3歲，幾乎下降了4歲，而一些地區男性人均壽命降低了整整10歲。即此數端，也多少說明了民主社會主義帶來的是怎樣的嚴重災難！如果說十月革命道路，即科學社會主義道路，猶如崎嶇陡峭但卻通向高山之巔的征途，那么，民主社會主義道路則如看似平坦但卻通向污泥沼澤的絕徑。我們豈能棄山巔而就沼澤，舍征途而走絕徑！

                      十月革命的勝利與歷史虛無主義的虛妄

    十月革命開辟的道路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創舉。但是如今有些人卻對這場深刻變革及其光輝成就采取歷史虛無主義的立場和態度把它涂抹得一團漆黑，描繪得一無是處。那篇《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開宗明義就說，二戰后世界上是三種社會制度展開競賽：“第一種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制度，第二種是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制度，第三種是以瑞典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競賽的結果是民主社會主義勝利溉演變了資本主義，又演變了共產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正在改變世界。”所謂“演變了資本主義”不過是一廂情愿的夢囈，而“演變了共產主義”則據說已經為“前蘇聯暴力社會主義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證明”。果真如此嗎？在我們看來，由于蘇共亡黨和蘇聯解體而以此來論證科學社會主義道路的失敗，這只不過暴露了歷史虛無主義的虛妄。
    十月革命開辟的道路既然是前所未有的偉大創舉，當然不可能徑情直遂，一帆風順。列寧說過：“我們初次從事新的事業，聰明才智哪里來呢？我們這樣試試，那樣試試。”（《列寧選集》第4卷第125頁）“十分明顯，這里沒有可能像俗話所說‘七次量，一次裁’那樣簡單地處理事情。”（《列寧選集》第3卷第544頁）這是實事求是的深切體會。令人驚異的不是當時蘇聯共產黨人犯過錯誤，而是錯誤竟然如此之少，成就竟然如此之大。這是任何不存偏見的人所公認的。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就從蘇聯文學反映社會變革的角度深情地說：“我們的讀者大眾，在朦朧中，早知道這偉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長出什么東西來。而這‘黑土’卻也確實生長了東西，給我們親見了：忍受，呻吟，掙扎，反抗，戰斗，變革，戰斗，建設，戰斗，成功。”（《南腔北調集•祝中俄文字之交》）他還針對反蘇反共的讕言說：“政治經濟的事，我是外行，但看去年蘇聯煤油和麥子的輸出，竟弄得資本主義文明國的人們那么駭怕的事實，卻將我多年的疑團消釋了。我想：假裝面子的國度和專會殺人的人民，是決不會有這么巨大的生產力的”。（《南腔北調集•林克多（蘇聯聞見錄）序》）在魯迅發表上述言論以后七十多年，在此后蘇聯又相繼取得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今天，我們如果再把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曾經取得的成就一筆抹煞，豈不是欺人太甚了嗎？
    歷史虛無主義的宣傳家們采取的一個法寶是抓住所謂“斯大林模式”，以此代表蘇聯曾經建設的社會主義事業，然后加以全面的否定和嘲笑。毋庸諱言，斯大林確實犯過錯誤，甚至是比較嚴重的錯誤，那是因為他在威望日隆的情勢下陷入了個人迷信，在一些問題上違反了民主集中制，違反了唯物辯證法。他曾經否認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矛盾，特別是人民內部矛盾，遇有某些意外問題，就歸之于外來間諜，把人民內部矛盾同敵我矛盾相混淆。他領導的肅反工作，在正確地懲辦了很多必須懲辦的反革命分子（如今一些人連此也予以否定）的同時，曾經錯判了一些好人，造成肅反擴大化的錯誤。他在領導經濟工作中，也曾經有過計劃統得過死，忽視發展商品經濟的失誤。他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曾經犯過大國沙文主義，出過一些錯誤主意。盡管如此，終其一生，斯大林仍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列寧逝世后，他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浴血奮戰，打敗了法西斯侵略者；戰后，迅速恢復國民經濟，開展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正是在斯大林時期，蘇聯由一個比較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斯大林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繼承和捍衛了列寧主義，并在許多問題上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寶庫增添了新的理論武器。至于說到所謂“斯大林模式”，亦即以前有人所稱的“斯大林主義”，我想，1956年12月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名義發表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已經說得很清楚：“如果一定要說什么‘斯大林主義’的話，就只能說，首先，它是共產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極為嚴重的、必須徹底糾正的、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這個全面的、客觀的、公正的評價，至今沒有過時。企圖以否定“斯大林模式”之名否定科學社會主義，鼓吹民主社會主義，終將被歷史證明是“可憐無補費精神”。
    民主社會主義的宣傳家們把蘇共亡黨和蘇聯解體完全歸咎于所謂“斯大林模式”，這是不公正的，也是難以自圓其說的。如果一切都是“斯大林模式”惹的禍，那么請問，為什么蘇共亡黨和蘇聯解體不是發生在國民經濟十分困難和人民生活極其匾乏的內戰時期，不是發生在衛國戰爭中德國法西斯兵臨莫斯科城下國家勢如危卵之日，而恰恰發生在蘇聯成為僅次于美國的超級大國之時？顯然，這些英雄好漢找罪魁禍首是找錯了對象。鐵的事實告訴我們，蘇共亡黨和蘇聯解體，最深刻的教訓是：從赫魯曉夫的全盤否定斯大林和主張“全民國家”、“全民黨”、“三無世界”，到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鼓吹“公開性”、“民主化”、“多元化”和“全人類的價值高于一切”，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放棄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而導致各種矛盾激化，最終釀成歷史悲劇。如今，我們這里民主社會主義的宣傳家們對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之流的主張情有獨鐘。他們認為“三壟斷”導致蘇聯解體：一是“政治壟斷”、即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二是“經濟壟斷”，即生產資料公有制；三是“思想壟斷”，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他們企圖使人相信，為了避免重蹈蘇共亡黨和蘇聯解體的覆轍，就只有放棄我們的憲法上明確規定的立國之本——四項基本原則，舍此別無他途。一切忠誠的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能夠相信這一套嗎？能夠允許蘇聯的悲劇在中國重演嗎？
    應當看到，十月革命90年來的歷史證明歷史虛無主義是完全虛妄的，但歷史虛無主義在蘇共亡黨和蘇聯解體中卻起了很壞的作用，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之流本身便是歷史虛無主義的鼓吹者。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兇手”、“刑事犯”、“強盜”、“賭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國歷史上最大的獨裁者”乃至“混蛋”、“白癡”。在戈爾巴喬夫“反思歷史”的鼓動下，斯大林在肅反中錯殺的人數被無限夸大，竟達數千萬之多；斯大林領導的國家工業化被貶損得一無是處；衛國戰爭初期斯大林的失誤被肆意歪曲、擴大，甚至否定衛國戰爭的勝利是蘇共和斯大林領導的結果。于是，斯大林成了惡魔，列寧成了無賴，整個蘇共和蘇聯的歷史除了罪惡還是罪惡，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帶來的只是災難，而資本主義則成了人們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在這樣的社會環境和輿論氛圍下，一些普通人對蘇共亡黨和蘇聯解體無動于衷又有什么奇怪呢？我們從這里得到的教訓是，要正確宣傳十月革命以來的歷史，還歷史以本來面目。值得注意的是，如今歷史虛無主義也在我國泛濫，有人揚言“全部黨史都要重新清理真偽”，以此作為“驚天動地”的突破口。對此難道能夠掉以輕心嗎？
    我們肯定十月革命的道路，也就是肯定科學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決不意味著要照搬蘇聯。早在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等著作中，就談到這個問題。他說：“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對于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也應當采取這樣的態度。”（《毛澤東文集》第 7卷第 41頁）鄧小平在總結原先探索中國特點過程中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比較完整的中國特點社會主義理論，這是中國共產黨人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嶄新創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原理同中國實際的結合，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旗幟，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旗幟，我們要堅定不移地高舉這個旗幟闊步前進。
    鄧小平高瞻遠矚地指出：“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從一定意義上說，某種暫時復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取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2-383頁）風物長宜放眼量。90年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只不過是短暫的一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經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和如此豐富的經驗（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反面的尤為可貴）。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歷史終將按照其客觀的發展規律前進，鮮紅的太陽必將照遍全球。
   摘自2007年第10期《中華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