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稱中國應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蔡昉　　

2011年11月28日07:49    來源：《經濟參考報》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202期日前召開。論壇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所長蔡昉發表了題為：“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論、經驗及對中國的針對性”的主題演講。蔡昉說，盡管存在眾多爭議，但是經濟學界基本認定經濟發展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階段。中國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人口結構的變化，即將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驗，解決辦法在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在這方面中國應該吸取日本的教訓，為技術創新創造社會環境。　　

　　經濟發展進程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階段　　

　　蔡昉的演講從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是否有意義談起。他說，很長時間以來大家都在談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實際上第一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的，是在2000年以后世界銀行一份關于東亞的報告中。　　

　　上個世紀90年代，世界銀行提出了東亞奇跡的概念。然而到了上個世紀90年代末期，東亞經濟出現了問題。進入21世紀，東亞經濟開始復興，不僅是從亞洲金融危機當中恢復過來，更逐步向歷史地位回歸，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群體。這時在世界銀行的報告里，提出了東亞要警惕中等收入陷阱。因為根據經驗結論，比起較富和較窮的國家來說，中等收入的國家增長比較慢。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談得多了，出現了一些不同的意見。不太贊成的理由主要有四個。第一個是認為陷阱這個用詞不恰當，因為陷阱會讓人想到是人為的在下套。其次，有人提出理論上找不到依據，沒有一個理論支持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階段。第三，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也缺乏經驗證據，有人專門用數據驗證，沒有發現中等收入國家會顯著的比高收入或者低收入國家增長慢。　　

　　最后，有人懷疑說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對中國到底有沒有用處，中國現在面臨的挑戰是不是和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相關的。如果不能用中等收入發展階段來解釋中國現在遇到的問題，那么這個概念其實無助于找到正確的解決思路。　　

　　他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對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是有幫助的，盡管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專門的學術文章為中等收入陷阱做全面的理論概括，但是相關的內容以及歷史文獻是存在的，可以支持這個概念的理論化。在這里需要明確，在經濟學中，陷阱特指比較穩定的均衡狀態，以至于一個短期的破壞打破了這個均衡，未來它還會自我恢復。　　

　　最典型的例子是馬爾薩斯的低水平均衡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貧困均衡陷阱。這個概念比較好理解，就是講實物的生產是以自然基數增長的，但是人口是以幾何基數增長的，最后的結果必然是人口的增長超過實物的增長，以至于人均食品產量不能滿足溫飽，于是人們長期處于貧困狀態。后來的人把它模型化，又叫做馬爾薩斯陷阱或者馬爾薩斯均衡。　　

　　把馬爾薩斯的理論和最早的經濟增長理論———哈羅德模型結合起來就是低水平均衡陷阱，就是講任何產出的增長都會被相應的人口增長攤薄，最后人均收入只能維持在生存水平上，不能致富。　　

　　根據中國歷史來看，19世紀中期以前，中國人口多G D P總量也大，而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生產率也比較高，但是中國并沒能率先實現工業革命，發展出資本主義，如何用經濟學解釋，這被叫做李約瑟之謎。回答李約瑟之謎就引入了一個新的概念，叫做高水平均衡陷阱。也就是說盡管中國人配置土地和勞動力比較完美，但是長期來看，最終隨著人口的增長還要回到僅夠維持生存的水平上。　　

　　這種理論假說有它的政策含義。比如說如果一個國家處于低水平均衡陷阱階段的話，就必須有一個比較穩定又足夠大的特殊力量，才能把這個穩定的均衡破壞掉，這叫做臨界最小努力理論。在此基礎上，后來形成了平衡發展理論，就是說在幾個關鍵的領域中應該不平衡的去進行投資以形成臨界最小的投資規模，以達到推動的效果。　　

　　由于這些理論大多是上個世紀50年代提出的，提出者也大都不是純經濟學家，于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這些理論開始受到質疑，到80年代慢慢銷聲匿跡。后來的經濟學以新古典理論流派為主，但是在新古典經濟學里一樣能看到對均衡狀態的論述。比如說芝加哥大學教授舒爾茨，他在其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著作《傳統農業》中，同樣把傳統農業看成是穩定的均衡狀態，認為需要引進新的要素以打破過去的均衡。　　

　　在新古典增長理論中，最著名的是索羅模型。該模型假定勞動力供給是短缺的，所以經濟的增長需要不斷的投入資本，但是這會導致規模報酬遞減現象。該模型引申出來的結論是：在資本越缺乏的地方資本的回報率越高，因此經濟發展就越快。發展中國家資本缺乏，于是在一定時間內發展中國家就會發展的更快一些。另外，如果各國之間生產水平趨同，在資本回報率不斷下降的前提下，想保持經濟增長要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在索羅模型中并沒有涉及到低水平收入陷阱的概念，但是后來有理論嘗試把馬爾薩斯的理論和索羅的理論統一起來，用同一個框架解釋人類的經濟發展史。研究者們發現，從馬爾薩斯到索羅缺乏過渡的階段，這個階段現在被叫做劉易斯發展階段或者二元經濟發展階段，它的核心是克服制度障礙，以便讓勞動力充分流動。然而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們又發現，從馬爾薩斯階段到劉易斯階段還需要有一個突破，以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既然從馬爾薩斯階段到劉易斯階段需要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那么從劉易斯階段到索羅階段肯定也需要有一個突破，跨過去了就進入了索羅模型描述的狀態，跨不過去就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即將面臨中等收入陷阱考驗

　　研究發現：在整個全球化過程中，富裕國家和低收入國家經濟發展速度快，在全球化中獲益頗多，中等收入國家增長相對而言慢一些。為什么中等收入的國家會容易陷入到陷阱里面呢？一個解釋是不同國家的職業調整。

　 　通俗地說，以美國代表的富裕國家處在技術創新的最前沿，引領技術發展的方向，它推出的新的創意會將整個人類的知識往前推進。所以這些國家在技術、知識、 資本密集型產業中有足夠高的比較優勢，有全球化就會收益，而且收益最高。在另一邊，不管有什么樣的創意品，也不管有什么全球化的市場需求，生產產品需要工 人。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勞動力便宜，因此具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

　　相比兩個極端來說，處在中間的國家比較優勢就不那么明顯了。它也從全球化獲益，但是不是獲益最顯著的。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有中等收入陷阱的現象。

　　有很多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現象的經驗證據。比如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胡永泰不久前發表了一篇文章，其中采用了相對的概念來形容不變狀態下的收入水平。它以美國的收入為基準，衡量其它國家收入占美國收入的比重，并由此劃分低收入國家、中等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

　　根據這樣的劃分，胡永泰發現：研究時間起點上的中等收入國家會有一半的可能性留在中等收入組里，既不會漲上去也不會跌下來，但是另一半的國家則更可能向下流動而不是向上流動。也會有新的國家進入中等收入組里，這里面低收入組晉升進來的數量是高收入組降下來數量的兩倍。

　 　最近有一些經濟學家提出，沒有一個國家會永遠高速增長，高速經濟增長的國家終究是要減速的。于是這些經濟學家就研究高速經濟增長的國家會在什么時候減 速。中國國際金融公司董事總經理王慶研究的結果是，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話，減速大約會出現在人均G D P7000美元的時候。根據他們的研究，在 過去的100年里有40個經濟體達到了人均G D P購買力平價7000美元，其中有31個經過拐點以后平均減速2.8個百分點。

　　另 有經濟學家測算，也是用購買力平價來計算人均G D P，發現人均G D P到達17000美元的時候開始減速，減速的幅度是兩個百分點。如果以這兩組研 究的結論作為經濟減速階段的兩個端點，中國現在人均G D P是4000多美元，按購買力平價來計算至少要翻番，也就是差不多8000多美元水平，才會在 減速區間里。至于說中國可能減速的因素，概括的說法是溫家寶總理講的不協調、不平衡、不可持續。

　　中國經濟減速，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于人口發展的階段。看人口撫養比數據，一個國家收獲人口紅利的時期人口撫養比是下降的，人口負擔輕，勞動力供給充足，儲蓄率也比較高。隨著人口撫養比降到最低點以后開始上升，于是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甚至出現人口負債， 這個時候一國經濟就有可能從收獲人口紅利的高速經濟增長轉為人口負債情況下的低增長。日本當年就正好是這樣的。日本先是人口撫養比下降，到最低點后迅速上 升，整個過程中日本經歷了1955年到1975年年均G D P9.2%的高增長，1975年到1990年是年均G D P3.8%的低速增長，1990 到去年年均G D P0.85%的停滯。“日本經濟從高增長到減速再到停滯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是其中一個原因是跟人口紅利相關的。”蔡昉說。

　 　蔡昉認為，由于中國的人口紅利也正要消失，因此當前說中等收入陷阱對中國是有針對性的。他說，中國經濟現在已經不是減速不減速的問題，而是什么時候減的 問題。中國是世界上最低生育率的國家，根據聯合國預測，大概在2030年到2035年之間，中國人口將達到14.37億的頂峰，隨后人口就會負增長。

　 　這種勞動力供求關系的變化很自然會導致中國比較優勢的變化。有投資銀行調研發現，如果勞動力成本提高20%，那么對各個行業的企業利潤率就會發生很大的 影響。影響最小的是路橋、水路運輸、鐵路運輸、機場、港口等基礎設施項目，但是在競爭性行業里，企業利潤受到的影響將在20%到65%之間。也就是說，競 爭性行業企業的競爭力將因勞動力成本提高而受到削弱。

　　還有研究認為，未來中國貿易順差會因人口因素而減少，最終到2016年貿易順差成為零。

　　總之中國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個發展階段是和人口轉變相關的。這和中等收入陷阱有很密切的邏輯關系，日本的實例就表明了這一點。

　　跨越陷阱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中國的情況和日本還不完全相同，中國可能出現未富先老的情況。未富先老的含義是說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在快速發生，而且老齡化的程度是其它國家在同樣發展階 段上所沒有的。未富先老意味著人口結構發生了變化，勞動力即將停止增長，因此中國將逐漸喪失在勞動密集型產業里的比較優勢，但是當前中國人均G D P只 有4000多美元，還剛剛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門檻，所以也沒有處在技術創新的前沿上，無論是生產力還是資本積累水平都不夠，結果就是中國喪失了原來的比 較優勢，可是也未得到新的比較優勢。

　　于是，問題出現了，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源泉在哪里？這首先要探討中國現在經濟增長的源泉是什么。 在整個改革開放時期從1978年到去年為止，分解中國G D P的增長，資本的貢獻率是71%，勞動的貢獻率是8%，人力資本的貢獻率是4%，人口撫養比 下降對經濟增長也有貢獻，貢獻率是7%，剩下還有10%叫全要素生產率。其中，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斷提高，但是不能指望它再提高下去，因為已經不可持 續、不協調了；勞動的貢獻這些年是下降的；人力資本的貢獻雖然也是一直在提高，但是到目前為止還不太重要；人口撫養比或者叫純人口紅利的貢獻也是縮小的趨 勢，預計最遲到2015年就沒有了，再以后是負的；全要素生產率也趨向于降低。

　　從這五個因素來看，靠資本投資是不可能的，沒有一個國家長期用資本投資支持經濟增長；同時中國新的勞動力供給即將枯竭，不可能產生正的貢獻；人口撫養比也將逆轉；人力資本的貢獻微不足道；那么最后可以指望的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盡管全要素生產率目前的趨勢并不理想。

　　對企業來說，全要素生產率往往被勞動生產率所代替。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辦法有三個。首先是提高資本勞動比。蔡昉舉例說，富士康的職工跳樓問題，歸根結底是勞動力不足導致的，結果影響了企業競爭力。

　 　其次是重新配置資源。仍以富士康為例。在造機器人的同時，富士康還準備把深圳的生產縮小，到成都、鄭州、重慶去辦新廠，每個地方招20萬工人。這樣產業 就轉移了，從而節約了成本。這在宏觀上帶來了資源重新配置的效果，既降低了企業生產成本，又調動了剩余勞動力。資源重新配置效率是全要素生產率的一個組成 部分。

　　再次，加強管理，讓員工心情舒暢，煥發他們的工作熱情。這在經濟學上統稱做技術效應，也是全要素生產率的一個構成部分。

　 　歸結來說，提高勞動生產率有兩個辦法，提高資本勞動比或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其中因為資本報酬遞減，提高資本勞動比是不可持續的，所以還是要指望提高全要 素生產率。過去中國沒有看到資本報酬遞減的情況，主要是因為中國有趨于無限供給的勞動力，但是未來勞動力的供給將成為制約因素。

　　中國 的全要素生產率應該怎么提高呢？蔡昉認為首先應該看到中國在資源重新配置效率方面是有空間的。過去在東亞形成一個產業轉移的雁陣模型，日本的勞動力不足 了，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沒有了以后，產業就轉到了亞洲四小龍；亞洲四小龍富了以后，產業又轉到東盟和中國的沿海地區；下一步有人認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將 從中國轉向越南、印度。這種轉移肯定會有，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中國沿海地區向內地而不是向鄰國轉移。理由是中國的經濟規模太大，勞動力總量太大，因此中國是 世界勞動力價格的決定者而不是接受者。中國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會導致其它國家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所以近年來人們發現，中國的產業轉移到印度、越南以后，這 些國家開發區里工人的工資也在漲，而且漲的節奏跟中國基本一樣。

　　技術效應的獲得則要靠政府給企業創造一個能夠有創造性毀滅的環境。因 為只有當企業競爭壓力大的時候，它才會認真研究如何改進管理，如何應用新技術。歸根結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是在創造性毀滅中形成，也就是要有這么一個環 境讓全要素生產率表現好的企業生存發展擴大規模，讓全要素生產率不好的企業被淘汰掉。

　　當年日本做了相反的事情，企業遭到困難于是受到政府保護，結果政府恰恰保護了應該淘汰的企業，最終該死的不死，形成了眾多的僵尸企業，進而拖累銀行，把銀行變成了僵尸銀行。于是1990年以后日本的G D P平均增長速度連1%都到不了。

　 　還應該做的是提高等教育普及度。美國有大量的移民，這些移民的一個特點是受教育程度非常低。現在美國上中學的人的比重不到50%。這些人沒有應對新的產 業結構，于是每次遭遇經濟危機他們的一部分就業崗位就被剝奪。但是，美國最有創意，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集中在西海岸，他們讓美國的產業結構不斷高端化。

　 　日本的例子相反。日本經濟停滯了以后，社會服務質量越來越高，國家初級、中級教育的普及率也很高，已經超過了美國。但是它的高等教育長期停滯，到了上個 世紀80年代后期和美國的差距還擴大了。原因和中國近些年的情況相近，日本也曾經遇到過高校擴招的問題，一方面人們擔憂高校的質量下降，另一方面又發現大 學生就業難失業率高，因此它們的文部省就決定要審慎行事。

　　最終的結果就是，在進入老齡化國家之后，日本經濟要想進一步發展就必須在技術前沿上有所突破，這個時候日本的人才不夠了，于是它的全要素生產率不能提高。換而言之，日本失敗在人力資本的積累上。

　　所以未來中國要提高技術、提高資本密集程度，提高生產率，調整產業結構，就不應該質疑高校擴招，懷疑中國的教育發展是不是太快了。中國正處在特定的發展階段，需要智慧的聚積。　　

問與答

　　問：中國現在面臨老齡化的問題，您認為人口計劃生育這塊會不會有新政策出現，會不會馬上放開？

　 　答：我不贊成說因為中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少生了多少人，對世界做了什么貢獻。中國內陸人口轉變的軌跡，和中國臺灣，和我們的鄰國相比是一樣的，不是計劃 生育一項政策解決的，而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包括我們現在說的今天中國到了人口紅利的拐點，出現了社會老齡化等問題，其實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即使 改變了計劃生育政策，放開了生育限制，也改變不了人口老齡化這個趨勢。我預測放開生育限制之后，中國也不會在生育率上有特別顯著的提高。

　　但是我支持放開計劃生育政策。原因在于計劃生育政策是1980年開始實行的，當時說30年后情況發生變化我們可以采用別的方式或者政策。情況發生變化就是指生育率下降，現在中國生育率下降到1 .4的水平，已經具備了改革政策的條件。

　 　中國現有的雙獨政策是指男女雙方都是獨生子女可以要兩個孩子，目前有30個省在實行這個政策。我在想象一種情景，假設在一些省試行單獨政策，有一個獨生 子女就可以生兩個孩子，那么人們就可以通過流動選擇政策有利于自己的地方生活，因此很快這個政策就會變成比較普遍的政策。當前處在育齡階段的這一代人大多 是獨生子女，即使不是兩個都是獨生子女，一個獨生子女的概率還是很高的。如果采用單獨政策，也就接近于兩胎政策了。如果在“十二五”期間試行單獨政策，那 么到“十三五”期間實行兩胎政策也就水到渠成了。

　　問：中國現在是不是已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了？是不是其它的發達國家都經歷過中國現在的發展過程？

　　答：第一，中國沒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們只是需要有一個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來警示自己如何跨越這個陷阱，或者說避免這個陷阱。

　 　第二，我個人認為，任何國家走的路程都是一樣的。比如說早期的歐洲國家，從馬爾薩斯階段到劉易斯階段，再到進入新古典階段，每一步都是靠自己探索。我們 看不出這些國家有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那是因為它的剩余勞動力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就會回到農村，勞動力會從城市再轉移出來。

　　如果我們有早期發達國家在幾百年發展過程中的數據，把它制成圖表， 很可能跟中國的發展軌跡是一樣的。但是中國所用的人口紅利、劉易斯二元經濟發展和中等收入陷阱這樣的概念，主要是針對早期工業化國家之后的后起國家，在這 些國家當中只有日本真正走完了全部過程。日本在1960年前后經歷了劉易斯拐點，1990年經歷了人口紅利消失的轉折點。亞洲四小龍之一韓國的轉變模式和 中國一模一樣，也就是說2013年至2015年，中國和韓國的人口撫養比都會先到最低然后再上升。為什么說中國未富先老，是因為中國的人口類型和韓國一 樣，但是人均收入比韓國要低很多。

　　問：您提到了經濟發展有五個階段，在這五個階段中政府應當扮演什么角色？

　　答： 學者做研究是把現實中不同個體在一段時間內做的事情抽象出來，然后匯成一個宏觀結果，抽象的方法之一就是編出一個發展階段學說。發展階段沒有一個截然的劃 分，所以會出現各個階段特征相互交叉的現象，甚至是第一個階段過去了，幾十年之后第一個階段特征還能在第二階段或第三階段中顯示的情況，所以把握主流就可 以了。

　　我們說中國庫茲涅茨轉折已經完成了。事實上哪里完成了？當前中國第三產業比重偏低，官方的數據還顯示農業勞動力占總人口的38%，農村還有很多三四十歲的勞動力沒法轉移到城鎮中。我們說的完成庫茲涅茨任務只是初步，還有很多后續的工作要做。 □記者　方燁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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