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選自《經濟學的真相：超越看不見的手》【美】考什克·巴蘇 著，東方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
從大多數方面來說，現在的這個世界比過去的要好得多。最起碼，我們從積累起來的更多的財富中獲得了極大的舒適。即便不考慮這點，我們現在再也不用總是擔憂另一個民族的軍隊會過來掠奪我們的土地和財產。當外出就餐歸來，我們也不會擔憂有陌生人闖入并霸占了我們的房子。身體上的弱小并不一定伴隨著經濟上的赤貧。現在的個人和國家都擁有很多被認為是最基本的、不容侵犯的權利。我們不需要每時每刻都用武力或欺騙來維護這些權利。其他人會認可并尊重這些權利。當他們沒有這么做時，社會或政府會強迫他們遵守。
認為我們在平均水平上并沒有我們的祖輩幸運，似乎是個很奇怪的說法。然而，我將證明我們真的沒有乍看上去的那么幸運。我們并非對21世紀的法律和意識形態下產生的巨大發展毫無覺察。即使在過去，那些在我們今天看來野蠻、挑釁的行為和道德上不能容忍的征服，用當時的道德觀、意識和行為標準來衡量通常都是公平的。柏拉圖或離我們更近一點的托馬斯·莫爾描繪了一個烏托邦式的社會，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受到尊敬并得到照顧。但是即使對他們來說，把女人和奴隸排除在這個體系之外也沒有什么錯誤。在17、18和19世紀，大規模的美國土著人被迫與他們的土地分離，有時是迫于武力，但更多情況下是通過所謂的自愿交易——那些土著人幾乎不懂的復雜的合同。因為在歐洲人到達之前，他們既沒有接觸過土地買賣，也沒有接觸過合同——就像他們后來的貧窮所表明的那樣，他們被無情地剝削了。但是很多人都認為所發生的事情既合法也道德。
在某種層面上，這樣一種交易是自愿的，然而，當交易的一方由于在其歷史中從未經歷過土地買賣而不理解這種交易的含義時，這種自愿交易的意義和影響就要受到質疑了。很多移民者認為這樣的交易是公平的，當然也有一些移民者就是想赤裸裸地去利用土著人的這種單純。當克里斯托弗·哥倫布和他的船員到達現在的美國（巴哈馬）時，阿拉瓦克族人用食物和禮物來迎接他們。他們不知道哥倫布將要利用他們升官發財。用哥倫布的話說是：“他們給我們帶來了鸚鵡和棉花球……和許多其他的東西……他們沒有任何武裝，而且也不了解武器，因為當我給他們看一把劍時，他們沿著刀鋒拿劍，并割到了自己。”在意識到這些人的單純后，他進一步推測“他們會是很好的奴隸，用50個人，我們就能將他們全部制服，并讓他們唯命是從”。
就像今天一樣，我們感到那些在市場中和會議室中簽訂協議和契約的行為是公平游戲的結果。我們也明白在市場中有欺詐行為，有人會受到剝削，但是總體上，當我們按照市場規則行事，沒有明搶豪奪時，我們就相信我們所為都是對的。確實，有些人變貧窮了，而有些人則腰纏萬貫。但是，我們告訴自己，這是必要的，難道不是嗎？試著阻止這種現象難道不會阻礙進步和經濟增長嗎？但是歷史，就像剛剛討論過的情形一樣，會警示我們，即使在今天，也有很多其他形式的不平等條約被簽訂。畢竟，在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交易不是像教科書中所提到的那樣，只是蘋果、理發、手槍、黃油和鈔票之間的簡單交換，而是涉及到跨期和復雜權利的繁瑣的交易。也許只有當我們回頭看時，才能找到優于現在的更好的問題解決之道。
如果我們通過社會上最有錢的那部分人和最貧窮的那部分人之間的收入差距來簡單地衡量不公平程度，那么當今社會就是人類歷史上最不平等的社會。這是因為最貧窮的那部分人的生活狀況自古以來就沒有太大的改變。他們的生活艱難、卑微而短暫——這里簡單地引用了托馬斯·霍布斯著名的對于原始生活狀態的描述——最貧窮的那部分人連生存都無法維持。他們的福利通常是由人類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來決定的。這里還沒有考慮那些更加貧窮的人。相反，有錢人的生活似乎沒有什么限制。現在最富的人可以做那些成吉思汗和尼祿做夢都沒有想過的事。
通過一些簡單的計算我們就會發現，當今世界上最富有的10個人所掙得的錢加在一起等于坦桑尼亞全國大約4000萬人所掙的錢。考慮到坦桑尼亞也有自己的億萬富翁和特別富有的人。很顯然，如果我們剔除掉這部分人，而比較世界上最富有的10個人和世界上最貧困的人，我們會發現收入的差距是令人難以想象的。真正令人震驚的是我們并沒有因此而感到吃驚。我們通常很少想這些事情，即使真的考慮了，我們也通常會把這種不公平和貧窮歸為市場經濟機制不可避免的副產品——在這個巨大的全球體系中，那個龐大的、看不見的機器和數以億計的參與者創造出效率，并讓我們的社會更加富有。
與此同時，公司內部的不公平也隨之上升。在美國，1980年，大型公司的CEO的平均工資曾經是一般產業工人的平均工資的40倍。10年后，這個比例上升到了85倍，當到21世紀初期時，這個比例已經上升到了400倍。我們一直被告知一個年薪千萬的CEO（當在基礎工資的基礎上加上股票期權后，這就是個可靠的數字了）需要高工資作為完成其高技巧工作的動力。也就是說，如果所有管理人員的單位工資都減半了，則現在上述CEO一年掙500萬，他們會說：“這么低的報酬，我根本不會努力工作。”我們的輕信和自滿讓我們會相信這種說法。我嘗試過用嚴謹的模型證明這樣的一種薪酬激勵設計可能會使工資上漲速度遠遠超過生產率。除了這種不公正性，它還會使世界很容易出現金融危機，正如我們在2007年9月目睹的一樣。
事實上，社會在面對不公平的情形時所盛行的這種自滿態度也不是自發產生的。它是由很多在這個體系中受益的人煽動起來的。這些人只占社會的很少部分，但是卻影響非常大；它由這樣一部分人組成，他們能夠通過金錢把他們的觀點融入我們的法律法規體系中，或者更好地受到權力的庇護和支持。
剝削、征服和掠奪仍然存在。只是這些行為的表現形式有所變化。一方面，現代社會努力減少赤裸裸的剝削，努力阻止搶劫和一些極其惡劣的侵犯人的基本權利的行為；另一方面，人類和政府發現了更新的、不那么明顯的方法去剝削那些簡單的人、單純的人和那些不那么實利主義的人。整個國家、集體和人們都一直在受欺騙，被掠奪，但這個過程是極少通過戰爭、直接的對抗形式進行的，而是通過復雜的金融花招、發掘法律中的漏洞以及利用經濟和政治全球化不同步所帶來的新機遇進行的。非洲次撒哈拉地區、美洲和亞洲中部以及南部的部分地區甚至歐洲的一些地區糟糕的經濟都是這一問題的證明。
其實，我們并不需要走很遠到貧窮的國家去觀察那些被剝削或受欺騙的群體。即使在發達國家，也有很多貧窮的人和在馬路上過活的人。在寫這段文字時，我了解到在美國有超過4000萬的人沒有醫療保險，而且接近10%的勞動力是失業的。
無疑，這些窮人中的一些比富人的生產效率要低；但是生產效率較低并不應該成為極度赤貧的原因。就像我們大多數人所認可的，殘疾并不意味著就失去了進入電影院、餐廳和商場的權利，因此我們有法律要求必須為殘疾人士在公共場所提供特殊的服務。同樣，我們也必須承認，生產效率低也不應該成為被剝奪食物和醫療救助的理由。
即使我們摒棄上述觀點，并且贊同新古典主義的說法，人們應該根據他們的生產率給予報酬（這樣才能使經濟更有效地運行），事實是富國的窮人并不總是那些生產率低下的人。例如，有很多證據顯示，富裕家庭的出身有助于一個人變得更加富裕。去精英學校受教育所獲得的人力資本以及通過受法律保護的繼承所獲得的前輩遺產，使得有些人一出生就有某種優勢或劣勢去保持上一代的生活狀態，同樣的情形也會出現在那些等級森嚴的社會。更惡劣的是，人們通常沒有獲得和他們的勞動生產率相對等的報酬，因為他們的財富被那些越發復雜的金融合約和互換協議騙取了。這就會在富國產生一個“不應該有的下層階級”。
本文摘選自《經濟學的真相：超越看不見的手》【美】考什克·巴蘇 著，東方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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