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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海波: 中國外匯儲備究竟是個什么問題、如何解決?

劉海波 · 2011-09-09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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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匯儲備究竟是個什么問題、如何解決?

 

劉海波[i]

 

一、引言

目前,下面這些意見似乎是普遍的看法:中國巨額外匯儲備累積形成的外匯占款是造成通貨膨脹的原因,美國國債危機和可能進一步的量化寬松給中國外匯資產的安全性敲響了警鐘。中國的對策則應該是人民幣匯率走向市場調節,人民幣可自由兌換,同時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加大海外投資規模。中國銀行副行長王永利的觀點,具有代表性:僅在業已形成的外匯儲備中做文章是不會有多大效果的,要壓縮外匯儲備(外幣占款),根本是要扭轉投資和貿易雙順差的局面,擴大內需,加大進口和對外投資,將多余的外匯用出去。應該盡快推動人民幣實行完全可兌換,從而推動人民幣走出去,擴大海外人民幣購買當地貨幣的市場需求,進而壓低人民幣匯率,抑制熱錢流入,控制乃至壓縮中國外匯儲備和匯率損失規模。前央行貨幣政策委員余永定先生認為,中國為了擺脫美元陷阱,中國央行必須停止買入美元,盡快將人民幣匯率的決定權交給市場,中國早就應該允許人民幣自由浮動,在短期內,中國必須在升值和增加外匯儲備之間做出選擇。長期來看,中國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是“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

本文認為,上述看法沒有完全理解中國巨額外匯儲備這件事的含義。中國巨額外匯儲備累積是上世紀90年代形成的中國制度性資本短缺和制度性內需不足的結果,是中國因素和美國因素疊加的結果。解決中國外儲問題,離不開中國政府主動發行人民幣基礎貨幣這一關鍵環節。考慮到匯率決定機制的復雜性和中國的經濟安全,價格機制至少在相當時期內不可引入匯率的形成當中,資本進出需要嚴格管制。使用外匯儲備與其讓中國企業走出去,不如讓外資企業退出去。 “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意義不明,本文以為,建立“主權信貸搞建設,地租與資本社會化”經濟體制才能真正克服資本短缺、消費不足問題。在任何情況下,中國都不應該累積任何外匯儲備(包括黃金在內)。

本文的邏輯需要從頭說起。
 
二、外匯儲備累積的原因與解決辦法
 
經濟的成長需要貨幣的相應增加。歷史上的一些案例表明,僅僅是貴金屬貨幣供應量增加,就促進了貿易量擴大和經濟發展,貨幣的流出往往制造“錢緊”,引起經濟蕭條。金屬貨幣時代,通過采掘礦藏,商業銀行的信用創造,使得貨幣供應滿足于經濟發展的需要。但終究有致命的弱點,根據凱恩斯的總結,堅持貨幣金屬論,存在三個無法克服的問題,影響經濟發展:1、 金屬貨幣生產彈性很小,近似為0,無法擴大供應,不能滿足生產需要。從而導致生產擴大受貨幣供應量制約。2、 金屬貨幣的替換彈性近似為0,同樣導致供應量難以擴大。3、 金屬貨幣本身具有價值,而且具有周轉靈活性和流動性,人們樂意儲藏,需求旺盛,帶來實際流通數量減少,影響經濟發展。歷史經驗表明,金本位時代的經濟衰退和蕭條頻率反而高于紙幣時代。

主權貨幣乃是人類歷史上重大的制度發明。避免了以前貴金屬貨幣的一些弱點,可以隨時根據經濟發展的要求而隨時增發貨幣,主權貨幣的發明,等于一國央行有一個米粒大小的神奇空間,其中可以取出無量金銀,可以儲藏無量金銀。當然,政府亂發貨幣也會剝削人民,它是一把雙刃劍。

無論以什么樣的名義,隨著經濟的發展,一個經濟體的中央銀行需要不斷地給經濟注入基礎貨幣。假如美聯儲直接向美國財政部購買美國政府債券,由于美國財政部通常以新債還舊債,因此只要美聯儲持續、穩定地購買國債,則美國財政部就可以永遠維持相應的債券融資額度,這些基礎貨幣也就會永遠保持流通,不被美聯儲回籠。所謂美國國債,是國債形式下偽裝的美元基礎貨幣發行而已。經濟全球化下,美國政府供應貿易貨幣美元,美國國債就必須增加。無論是央行購買國債還是央行對商業銀行的再貸款,這些都不是真正意義的債務,因為這些債務一般情況下只能持續擴大。

今天中國的經濟體制,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至本世紀初,經過幾項看起來是政策性的改革措施塑造的。正是在那個時候,中國進行了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學校、醫院等社會組織的改革,這是私有化、市場化的主要領域,在整個過程中大批量地消滅了資本社會化企業組織;更關鍵的是中國進行了貨幣體制改革,從1993年開始,為了加入WTO,我國大幅段降低關稅并沒有限制地引進外國直接投資;中國經過房地產制度改革,在城市建立了類似于香港的土地制度。93年宏觀調控和94年外匯體制改革,是根本轉折點。至中國加入WTO,轉變基本完成。后面就是貧富分化與社會矛盾急劇惡化的10年,是房價高漲的10年,是外匯儲備躍進到三萬億的10年,是少數人財富爆炸性增長的10年。這些政策有兩個后果,一個是中國放棄了運用主權信貸發展經濟,財政不能向央行透支,轉而利用外資;一個是形成了所謂制度性內需不足問題,由于分配的極度不均和社會保障缺失,中國內部形成嚴重產能過剩,只有依賴外需,形成貿易順差。這本來是中國經濟的大問題,但被當成成績褒揚[ii]

面對制度性資本短缺和制度性內需不足。中國經濟當局似乎不明白主權貨幣和主權信貸的性質,不明白印鈔搞建設和印鈔消化產能過剩的原理。當前,中國的貨幣運轉,主要是通過兩個中介進行的,一個是美元,一個是土地。簡單來說就是,進口美元以發行人民幣基礎貨幣;抵押土地以完成人民幣信貸資金投放。

主權信貸原理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印鈔搞經濟建設。經濟體中,從微觀角度發現了經濟機會,此時萬事俱備,只欠資金,那么企業組織就在銀行申請貸款。銀行的意義在于能夠擴張信用,銀行信用的源頭在中央銀行發行的基礎貨幣,所以最終而言是印鈔搞建設。其過程不是印鈔在先,而是經濟發展的潛力逼出印鈔,經濟發展的潛力催生了資本,而不是資本促進了經濟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第二十九條竟然規定:中國人民銀行不得對政府財政透支,不得直接認購、包銷國債和其他政府債券。這是非常荒謬的,經濟發展要求不斷增加基礎貨幣。中央政府向央行發行國債難道是真的借錢?這只是一種公平的基礎貨幣發行辦法。周其仁稱上述銀行法為一項意義深遠的制度安排,是關閉了政府主動超發貨幣之門。同時又指出,在主動超發貨幣之門被關上之后,又開出了一個被動超發貨幣的口子。我國每年新增的國家外匯儲備,全部是央行用基礎貨幣買進來的。

由于關上了自主增加基礎貨幣的渠道,由于沒有重視銀行、企業等組織建設,同時社會資本和信任機制流失,中國面臨制度性資本短缺,所以只能利用外資,通過美元流入來發行基礎貨幣。

主權信貸搞建設能促進資本社會化企業的成長。經濟發展主權信貸起主要作用,意味企業資本的社會化、意味著內需的強大,經濟發展進入良性循環。資本社會化企業有利于技術的累積和成長,同時勞動者成為強有力的消費者;相反,外資主導、銀行成為土地當鋪、企業成為項目而資本完全私人化、非本土化,內需必定不振。由于資本特別是外資崇拜,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特別是房地產改革形成土地資本化和“攢錢買地”,社會保障不到位,中國形成了制度性內需不足。

中國不能印鈔搞建設既是資本短缺又是內需不足的原因,土地資本化也同時是資本短缺和內需不振的原因。從個體來看,土地資本化可以獲得資金,但從整個社會看,土地資本化卻造成資本短缺。土地資本化的前提是地租和土地增值收益歸占有者。地價是社會財富的耗散,掠取地租的競爭是經濟發展的內耗,高地價是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良性發展的桎梏。我國封建社會土地買賣的存在是地價存在的基礎,而地價的存在本身是一個巨大的浪費。對于通過購買土地而發展成自耕農的農民來說,地價占去了他們一個相當可觀的財富,而這部分財富本來是可以用于生產墊支的。希望上升為自耕農的佃農,也會把一定的經濟力量儲備起來,以便支付地價,從而減少了他們的生產墊支。地價的較早出現,是我國封建社會的特點之一,也是我國封建社會所特有的一個經濟上的浪費現象(胡如雷:《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97頁)。當土地信貸為主時,中小型實體企業必然發生極度資金緊張的情形,只有銀根極度寬松,發生大水漫壩,資金才流入實體企業;銀根稍緊,緊縮的就是實體中小企業。由于社會成員普遍需要攢錢買地,所以內需更加不振。

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需要同時是地租、資本社會化的過程,否則只能陷入攢錢買地的鎖死狀態當中或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中。中國唐朝中葉之后,進入土地食利和高利貸的惡性市場經濟,“攢錢買地、讀書做官”成為一般性的社會活動,其危機邏輯可用馬克思的社會理論分析,但后果惡于馬克思時代的歐洲資本主義,因為連工業化都無從誕生,只有周期性大規模社會毀滅。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一切真正危機的最根本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消費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中國內需不足,乃是地租的私人競爭性占有和資本私有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個經濟體制,需要同時解決信息問題(多中心決策的市場經濟)、激勵問題(按勞分配)、生產與消費的平衡問題(地租與資本的社會化)。在制度空間中,存在同時滿足上述條件的經濟體制,迷信于小崗范式與資本崇拜的中國經濟學家卻不進行任何探索。

內需不振、生產過剩有個短期的解決辦法,就是印鈔消費。由央行買國債,國債搞社會福利和公共工程增加中下層群眾的消費資金。凱恩斯否定了古典經濟學家提出的“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的原理,主張發行沒有儲備物的紙幣,政府干預經濟,解決消費不足問題。戰后西方意識到生產和消費之間存在的不平衡,自覺利用無成本的紙幣發行機制,解決消費不足問題。中國的做法是出口拉動經濟,實際上也是印鈔消費,不過是美國人印鈔消費中國。因此,美國的預算平衡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句話總結,出口創匯掙美元,和中國人自己印一些人民幣發給中國的老百姓讓企業來掙,是同一邏輯而更惠及中國人民。米爾頓•弗里德曼設想用直升機撒錢,只是這個錢撒在美國而已。本文主張的中國外儲問題短期解決辦法之一,也是這個邏輯,只是錢撒在中國,國家級貧困縣要多撒一些。

今天,中國外匯儲備累積到3萬多億美元,是因為中國的制度性資本短缺和制度性消費不振,因此需要美國人印鈔雇傭中國,美國人印鈔消費中國。制度問題造成美國人不印鈔,我們的經濟就要停擺。中國經濟發展客觀需要基礎貨幣的增加,但外匯占款是一個惡性的信用膨脹過程。因為基礎貨幣的增加不能完全對應于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還要輸出物質財富和讓渡股權,白白對外交上一筆鑄幣稅。只要中國不能解決制度性資本短缺和制度性內需不足問題,則外匯儲備的累積不可避免,調整匯率不能起什么作用。外匯儲備花不出去,變成美國國債或美元資產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因為在這個鏈條中,外匯儲備只有不斷累積,才能實現中美貿易過程中資本的利潤,外匯儲備就是中國過剩產能的貨幣表現,就是中國制度性資本短缺的貨幣表現。外匯儲備累積作為一個惡性的信用膨脹過程,類似于當年國民黨統治時政府印鈔用于軍費、解放區收繳法幣到國統區搶購物資,國統區所發生的惡性信用膨脹。當下中國的經濟困局表現的所謂通貨膨脹,并非是政府直接印刷基礎貨幣“重斂于民”,而是形成了這么一個局面,美聯儲成了中美聯合經濟體的中央銀行,它是中國人民幣基礎貨幣的最終提供者;因為中國內需嚴重不足,因為美國人社會福利降不下來,客觀上形成了美國人印錢消費中國。外匯儲備的累積是中國經濟政策和美元地位、美國政策自然而然的結果。

外匯儲備之累積是中國經濟在目前制度下能夠運轉的條件,改變這個困局,長期看,在于認識到主權貨幣和生產過剩的原理,花大力氣進行社會組織建設和法制體系建設,以主權信貸取代外資(包括并購外資企業);通過地租與資本的社會化、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來根本改變內需不足的問題,無需美國印鈔來雇傭和消費中國。短期來看,中國解決其內需不足、產能過剩問題,不能依賴美國印鈔消費。中國需要大幅度降低或根本取消出口退稅,用節余的中央財政資金投資水利、環保、中西部衛生教育;廢除人民銀行法29條,中央財政向央行發行國債,所產生之基礎貨幣用于按人發放、社會保障建設等來擴大中下層群眾的消費能力,以中國內部凱恩斯主義取代國際凱恩斯主義(美國印鈔給大眾來消費)。當然,印鈔消費只是一個臨時措施,不能長期使用。總的來說是主動發行基礎貨幣替代原來靠外匯占款發行的那部分,以平衡的方式擠壓熱錢、外資出境,這樣逐步使外匯儲備降低和消滅,做到降低外匯儲備的同時國內就業狀況不惡化同時收入分配趨向平等。

主權信貸搞建設印鈔和生產過剩時印鈔消費和財經紀律無關,偏偏中國人以此自我束縛。惡性的信用膨脹,是土地抵押信貸和印鈔作為財政手段。當一個政權遇到極大的困難,通常是戰爭,妄圖用印鈔解決財政缺口,往往引起惡性通脹貨幣徹底崩潰。如果喪師失地,貨幣流通范圍縮小,同時生產破壞,一定如此,這樣的故事中國歷代有多次。上面兩種貨幣發行,形式相同實質是完全不同的。中國目前的數量型貨幣緊縮,實際配合了美國將印鈔作為財政手段的惡性信用膨脹。中國正確方式貨幣數量寬松,實施的是第一種印鈔,只有這樣才能降低外儲,遏制美國不遵守財經紀律的行為。如果連兩種印鈔行為的實質都分不清,卻株守貨幣主義教條來控制所謂的通脹,只能給中國經濟帶來更深的傷害。

中國現在能夠采取措施:召開一次人大常委會,修訂《中國人民銀行法》,廢除其29條,然后央行購買長期國債1萬億,宣布國債用于大眾醫療、教育,但萬不可用于投資。看市場各方反應如何,看是否還有人民幣升值預期,熱錢是否還要涌入,加息空間是否可以打開?

中國外匯儲備不可能完全靠貿易逆差消化,與其中國企業走出去不如回購外資企業,對美元投資者來說,當年,你們是帶著美元來的,現在,你們帶著美元走吧,咱們兩不相欠。這是一個換血工程,換血完成后,中國經濟體將恢復健康。

思議可思議之事,不思議不可思議之事。匯率、通脹、GDP為不可思議或難以思議之事,失業率、勞動者恩格爾系數、居民基尼系數、各項商品比價,為可思議之事。中美匯率固定如1:7,則比較名義匯率下中國美國社會生活之各項成本——衣食住行工排,工為雇工或購買人力服務,排為制造負外部性——這些為可思議之事,中國唯技工和服務員工資不可思議低廉,做壞事給他人和后代制造禍害代價則更低,住房價則太高,因此當分別調整各項以使兩國接近而不是調整匯率,使中國工價大升、排價暴升、房價降,這是可以思議之事。匯率宜固定,唯有分別調整各項以使匯率合理,此即為盧麒元先生講的以稅制匯,取消出口退稅,收資源、環保稅,此為可思議之經濟政策也。

我國目前的匯率改變牽扯到一種利益調整的問題,哪些人會取得利益?進一步來說哪些錢是流動的,哪些人是需要跨境進行移動的,有需求變成一種美元回到美國或回到其他地方去?老百姓的錢沒有這個要求,只有套利的資金、熱錢、海外的資本、國內的貪腐資本在這個過程當中,用升值了的人民幣去對兌換更多的美元,然后才流出境外。目前條件下,人民幣匯率升值,只能導致外匯儲備更多。只有改變升值預期,才能阻止熱錢流入。

解決外匯儲備巨額累積問題只能是經濟政策的調整,其關鍵則在于中國貨幣主權的恢復與收入分配大幅度向勞動者傾斜的措施,匯率云云都是浮云,人民幣可自由兌換更是風險巨大之舉。

三、為什么不是國際化而是封閉自主的人民幣體系

 

黃奇帆作為深通經濟的高級官員,他的看法具有代表性:面對國際熱錢不斷涌入中國、我國外匯儲備不斷巨額增長的局面,我們應從三方面使力:一是建立多層次的外匯儲備體系,藏匯于民。國家外匯儲備3萬億美元存量可保持不變,新增的外匯儲備應轉為企業儲備、家庭儲備。二是堅持“走小步、不停步”,適當加大匯率調整力度,既可使國內企業逐步適應,又可平衡進出口,減少國際貿易摩擦。三是加大海外投資的力度,促使全球市場和資源為中國經濟發展配置格局的形成。

本文看來,即使美國國債沒有違約風險,美元不是一直在縮水,中國也不應該積累外匯儲備,中國外匯儲備僅滿足日常進口機動即可。本文甚至主張,即使世界貨幣體系恢復了金本位體制,中國都不應該積累黃金儲備,在任何情況下,中國都不應該累積外匯儲備。對于中國而言,外匯儲備歸零應該是其經濟制度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其經濟健康發展的根本要求。無論我們面臨的是美元霸權國際貨幣體系,還是金本位國際貨幣體系,中國都應該堅決維持獨立自主的人民幣主權信用貨幣體系。

經濟全球化格局下,中國必須堅持貨幣主權、堅持資本流動的嚴格管制。中國資本走出去要以國有企業為主,原因有兩個:一是走出去不是培養中國誕生的跨國私人資本,他們與中國人民利益無干,失去了國家控制的海外圈地,發生糧食危機他們也只會把糧食運給買得起的人;二是海外資源投資不能僅僅遵循商業邏輯。促使全球資源為中國經濟發展配置不能落入殖民主義的老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當年,外國資本跑到我們的土地上,收購我們的資源,我們很憤怒,今天如果同樣的事情發生在那些第三世界國家里面,為什么他們就要歡迎我們?因此,不要忘記我們的光榮傳統,墮落到和西方人一樣,要堅持公平合理地取得資源,使得當地人民受惠而不是感覺被剝削。

人民幣國際化今天似乎很大程度上成為共識,但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提是開放資本市場、匯率自由浮動。本文則認為,審慎地考慮需要大踏步后退,走向金融鎖國,建立自主封閉的人民幣貨幣體系。原因如下:

人民幣完全介入美元霸權國際貨幣體系,無非是成為日元、英鎊那樣的角色。但是,日本、英國、巴西都遭遇金融危機,英國和日本、巴西也是美國國債的大額持有者,仍然累積巨額外匯儲備。民族國家、主權貨幣和資本自由的國際貨幣體系本身有嚴重的無法克服的問題,因此不需要參與這樣一個壞游戲、愚蠢的游戲。為什么不能笑看國際貨幣體系風云變幻,做一個沉默的旁觀者?

貨幣和貨幣之間的關系,類似于語言和語言之間的關系,比如英語和蒙古語間的關系。語言的使用情況是這樣,用的越多則使用的人就會更多,使用的人更多就導致所有的人都使用它;如果一個語言使用的人越少,那就使用的人更少,就會只有極少數的人使用它,最后導致無人使用。同樣的道理,一個人持有美元的原因,是因為別人也在用美元。在這個意義上,所說的匯率,不要說一般商品,就是和投資品的市場價格機制都很不一樣。當今主流經濟學家們所認為的價格機制是匯率的決定或形成機制這個觀點是荒謬的,因為價格機制和匯率的決定因素可能根本就是風馬牛不相干的兩件事情。比如,A國戰敗,A國生產的鞋子并不降價,A國首都的投資性住房也不見得降價,但A國貨幣可能化為廢紙。

人民幣和美元自由兌換,意味著資本的自由流動。資本自由化導致資金可以大進大出,人民幣基礎貨幣隨之大增大減,杠桿方式(倍增方式)導致商業信貸資金之成倍寬松與緊縮。設想一下資金運動之潮起潮落之情形,資金進來,發生資產泡沫,由于土地徹底資本化,商業銀行的土地金融機制根本上只能是制造而非防止金融風險,放貸的原因是已經放貸。資金潮退,則必然發生大規模壞賬,沙灘上充滿了裸泳者。無論是理論上還是日本、香港、東南亞、美國的實踐,都說明金融危機就是這么來的。

人民幣貨幣體系,必須隔絕于強勢美元的擾亂,才可運轉。人民幣閉關守城有余、攻城野戰則不足。人民幣國際化意味著同美元在世界每一個角落都陷入戰斗當中,到時怕連原有的中國地盤也可能喪失。中國貨幣戰略應該是“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高筑墻”即金融鎖國,嚴厲限制外資;“廣積糧”即大力發展科技創新和高端、完備的工業生產能力,“緩稱王”即不要過早國際化和美元直接沖突。

世界沒有大同,資本不必自由。資本自由要和居民的遷徙自由相匹配,經濟全球化需要政治全球化同步。美歐之亂象,無非是資本走出去的結果,中國不能重蹈美國覆轍。資本進出都要管制,自由經濟合理的一面也只在主權國家內部有效。控制中國企業走出去是為了保護本國勞動者,要考慮資本外流對內部和諧的影響,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整合的影響。同時,中國企業要謹慎走出去。不要試圖做第三世界人民的地主、礦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時,礦主、地主的財產,沒有炮艦也不會安全。中國當以技術立國,而非以金融立國,依靠科技創新與高端生產能力而隨時從外部換得資源和能源。

早在19世紀末期,韋伯就看到了經濟全球化對于民族國家的危險,韋伯寫道:全球經濟共同體的擴展只不過是各個民族之間相互斗爭的另外一種形式,這種形式并沒有使各民族為捍衛自己的文化而斗爭變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這種斗爭變得更困難,因為這種全球經濟共同體在本民族內部喚起當前物質利益與民族未來的沖突,并使得既得利益者與本民族的敵人聯手起來反對民族的未來。(《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馬克思.韋伯 著,甘陽、李強等譯 ,三聯出版社,1997年。)針對當時德國東部的農民問題,即德國東部農民受到外來的波蘭勞工的競爭而不得不背井離鄉,波蘭農民在德國東部日益坐大,波蘭農民憑借著對物質和精神生活的低要求立足于東部。韋伯提出的建議是關閉東部邊界、國有化東部土地。

作為歷史最悠久的中華文明共同體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規模最大的中華民族政治共同體,應該最先反思資本自由流動貨幣自由兌換的經濟全球化,反思其對民族國家政治能力和權威的根本危害。對國家來說,政治邏輯必須壓倒資本邏輯,人民主權必須駕馭資本。我們當不為浮言所惑,自主建立保護中華民族共同體之穩固團結、保護大多數人福祉的金融體制。所謂金融鎖國,目的在此,其細節可以討論。



[i]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

[ii] 例如,朱镕基同志2003年1月在國務院全會上的卸任總結講話中說:第三,如果我們不是始終堅持改革開放的方針,敢于跨越,進出口就不會大幅度地增加。沒有進出口大幅度的增長、外匯儲備大幅度的增加、投資環境大大的改善、外國直接投資大幅度的增加,是不會有今天這個局面的。我們原來曾經預計亞洲金融危機以后,有兩年或三年外貿出口可能會出現負增長,但由于實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而且一抓到底,結果外貿出口不但沒有出現負增長,反而是大幅度地增長。特別是去年,全世界的出口停滯不前,有的國家甚至萎縮,我們卻大幅度地增加。另外,因為我們堅決打擊走私,打擊出口騙稅,海關稅收大幅度增加。對走私、騙稅、騙匯的人不能手軟,這方面還要嚴抓。如果沒有這幾年的打私行動,外匯怎么能出現今天的局面?不可能的!我們也確實沒有想到外商直接投資能增長這么快,去年外資實際到位528億美元,位列全世界第一,我們講的是外商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促進了國有企業的改革,改進了企業的經營機制。這些都是我們過去不能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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