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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額外匯儲備如何保障經濟安全和國民富有

博采 · 2011-10-02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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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額外匯儲備如何保障經濟安全和國民富有  
    
近期在上海財經大學旁聽了一個關于“央行貨幣政策調控及效應”的講座。主講人是人民銀行上海總部統計調查部的官員。他認為貨幣政策在媒體預期的觀察期、定向寬松、繼續收緊的取向中會采用中性的觀察期。央行貨幣政策司在山東開會時,要求各地繼續收緊信貸規模,保證資本充足率,卻絕口不敢講“信貸計劃”,怕被說成是“倒退”。可見新自由主義經濟已把中國禍害到了什么程度。  
講座沒有完整的記錄,但有幾個觀點令人印象深刻。一、4萬億經濟刺激政策是幫助爆發金融危機的美國擺脫困境,把通脹壓力引向中國;二、出口退稅政策是用中國的資源和勞動力紅利補貼全世界;三、股市擴容“大躍進”,成為國民財富的“抽血池”;四、叫嚷“政改”不搞“稅改”只是葉公好龍;五、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擁有大量優質資產,雖然不存在“次債危機”,但隱含著系統風險。六、全民高利貸將引發嚴重的經濟社會災難。這些帶根本性的問題不解決,“控熱錢,降順差”只能是應急措施,治標不治本。  
著名學者盧麒元針對這些現象指出,國際收支失衡(外匯結余問題)、財政收支失衡(地方債問題)、國民收支失衡(貧富分化問題),歸結起來說都是稅收制度問題。“稅改其實就是政改。現代文明的基礎就是財產透明。稅改的基礎就是個人財產和個人收入的申報制度。這是最根本的廉政建設”。“政改是手段,稅改是目的”。政改未必可以完成稅改,有時候革命都無法完成稅改。“稅改就是談判”。但不是忽悠的“富人和窮人的談判”,而是窮人、富人和政府的三方談判。現在,窮人和富人都想談判,是政府不愿意談判。古今中外,有公務員要求政改的嗎?這擺明了是要欺負老實人。你要稅改,他說政改,拖死你!  
解決根本問題的方法其實很簡潔很明確。調整結構,就能壓縮國際收支失衡;精兵簡政,就能壓縮財政收支失衡;稅賦變革,就能壓縮國民收支失衡。真誠地希望管理層信仰共產主義,堅定社會主義的信念。有了這一點,其它的都不是問題。  
我國的主流精英很可愛。他們真切地關心歐債危機,關心美國衰退。他們很像當年的奧地利學派。奧地利學派是一群自命不凡的“世界人”,他們在美國的象牙塔里得到永恒,而他們的祖國卻在敵人的刺刀下土崩瓦解。奧地利學派沒有祖國,他們拋棄了他們曾經的祖國奧匈帝國。拋棄了祖國的家伙們還能說什么?當然是“自由主義”了!我國的主流學者在做什么?他們沒有奧地利學派橫溢的才華,甚至沒有辦法鉆進美國的象牙塔,他們實際上是在模仿利比亞反對派武裝。  
第三次定向寬松政策已經是美國寬松的極限了。事實上,我國已經無力輸入美國通貨膨脹了。一旦美國結束寬松,美元就會急劇轉強,當通貨從中國流出,我國的泡沫會破裂。如果出現經濟衰退,將會陷入極其被動的局面,我國的財政政策空間已經被四萬億刺激經濟計劃提前透支光了,我國極有可能會走上濫發貨幣這條不歸路。如果,我國經濟真的陷入大蕭條,必定會演變成為嚴重的政治危機。國內此輪貨幣緊縮與美國QE3存在非常明確的關聯性。我國有人在暗中配合美聯儲的貨幣政策。中國治理通貨膨脹,根本就不能無差別地收緊流動性,這是將微利的中國制造業直接置之死地的卑劣計謀。目前,我國官方的票據貼現利息已經升到歷史最高水平了,我國民間高利貸更是升到了人類歷史的最高境界了。這是在玩自殺游戲。他們要用自殺的方式,為大洋彼岸推出QE3提供充足的借口。治理中國通貨膨脹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稅收。當政府向資產持有者和資本利得者征稅,通貨膨脹立刻就會下降。經濟政策表達的不僅僅是水平,更重要的是在表達立場。如果你們使用“美國聯邦儲備局中國分局”這塊牌子,我們對你們無話可說。但是,如果你們仍然使用“人民銀行”這塊牌子,人民就有權力質疑你們。  
國家審計署 6月27日 發布《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顯示,截至2010年底,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107174億元,其中: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67109.51億元,占62.62%。而在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余額中,承諾用土地出讓收入作為償債來源的債務余額為25473.51億元,共涉及12個省級、307個市級和1131個縣級政府。以此計算,37.9%的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需要地方政府用土地收入來償還。審計報告也坦言部分地方的債務償還對土地出讓收入的依賴較大。因此,經濟學家成思危在大連召開的達沃斯論壇上說,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潛伏著“次債危機”。從目前的情況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大約有6000個,多數是資產運營公司,擁有城市公共設施、房地產投資等優良資產,不同于美國次債危機的“有毒資產”。不存在所謂的“次債危機”,但在特定情況下,有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  
股市新股的集中超量發行,形成了蔚為壯觀的擴容“大躍進”。股票市場應該是國民財富的積聚場所,是國民經濟的晴雨表,它的漲跌興衰事關廣大城市階層和中產階級。現在它成為投機者的樂園,成了國民財富的“抽血池”。搞不好它將成為社會動蕩的發源地。  
全民高利貸有可能形成中國經濟的“黑洞”。 2011年9月22日 ,溫州最大的眼鏡企業浙江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負債20億出逃,引發溫州企業界一次大地震。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表示,胡福林債務關系涉及近萬人、幾十家企業,包括信泰上下游企業和債主,這一事件還在發酵,影響會進一步擴大。 9月25日 又有3位溫州大企業老板出逃;  9月27日 下午 ,溫州正得利鞋業的老板也因債務問題從溫州市區順錦大廈22樓跳下身亡。4月至今,溫州29家企業老板因欠貸逃跑,1人跳樓。溫州民間高利貸月息最低4分,最高達1毛5。在內蒙古的鄂爾多斯、陜西的神木、山東的墾利、江蘇的泗洪縣石集鄉,在中國眾多的城市和廣袤的鄉村,民間借貸的高回報,早已成為各路資金趨之若騖的熱土。現在的民間借貸已出現了崩盤趨勢:欠債企業老板接連“失蹤”,會在企業間產生鏈鎖反應,加速民間借貸鏈條的斷裂,進而引發民間借貸的區域性崩盤。溫州中小企業的生存困境,在經過一年來的蓄積已經爆發,溫州中小企業的生存困境就是全中國中小企業的生存困境的縮影,現在中國的市場環境就是壟斷買辦資本的盛宴,中小企業的煉獄!  
從事國際戰略研究的學者何新、譚偉東和經濟學教授賈根良認為,美債、歐債危機和有可能出現的日債危機,不僅使人們對中國高達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充滿擔憂,而且對不斷激增的外匯儲備焦慮不安。但是不關心外儲激增的原因,而關心外儲的保值和增值的問題,是以偏概全的做法。外儲的問題是結構問題,包括外貿和金融的結構問題,而非貨幣和投資問題。  
  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指出,“外匯(占款),占最近十年投放的基礎貨幣量遠遠大于100%”,目前在央行投放市場的新增貨幣供應量中,因外儲增加而投放的貨幣量占到80%以上的權重,由外匯占款產生的貨幣超發在我國引發了嚴重的通脹。在外資通過美元流入收購我國企業及其合資企業股權(例如最近汽車合資外方掀起增持潮)的同時,央行為了回籠因為外儲增加而超發的基礎貨幣,采取了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并發行央票的信貸緊縮措施,但這種貨幣政策對外資毫無影響,卻導致了我國大量的民營企業特別是面向內需的企業因資金嚴重短缺而瀕臨絕境,而效益較好的企業也不得不被迫通過向外國銀行借入美元、中外合資、出售股權和海外上市等方式加入到美元經濟來規避信貸緊縮政策的扼殺。因此,我國外儲的激增不僅標志著我國貨幣發行自主權的日益喪失,標志著外資企業在我國建立了不受我國央行貨幣政策調控的“經濟租界”,更嚴重的是,它還標志著外資對我國實體經濟的控制權得到了迅速擴大和加強。  
  目前,美國正在復制上世紀90年代通過迫使日元升值摧毀日本經濟的做法,但由于我國經濟的發展水平與當時的日本根本無法相比,一旦中國重蹈日本的覆轍,我國將發生異常嚴重的金融危機。其中原因之一在于,日本所持有的大量外儲是由本國企業的出口順差所構成的,而我國外儲的增加主要是由外國直接投資、外商投資企業貿易順差和熱錢所構成。  
  2010年,我國外儲凈增5081億美元,其中引進外國直接投資1057億美元,外商投資企業順差1243億美元,熱錢流入2193億美元(包括我國由于實行人民幣結算業務而導致的幾百億美元流入)。外資企業和熱錢流入總共占88%,這實際上代表著外資對我國國內資產的索取權,是我國間接的對外資的隱性債務。因此,一旦人民幣升值到位,外商特別是熱錢將拿手中的人民幣兌換美元,如果外管局沒有足夠多的美元現金讓外商換匯,我國將發生嚴重的貨幣危機,導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暴跌,引發我國房地產泡沫的崩潰和大量企業特別是在海外融資的企業發生嚴重財務危機,外資將借機廉價收購中國企業和資產,外資對中國實體經濟的全面控制將宣告完成。  
  我國購買美債的行為隱藏著巨大的政治風險。我國通過出口廉價產品、賤賣自然資源和引進外國直接投資換取美元并購買美國國債,美國政府再把籌集到的資金低息(長期維持在0至0.25%的低利率水平上)貸給跨國公司,而跨國公司卻使用這些資金大肆收購中國企業并進而控制中國產業特別是高端產業,這是一種自殺性的經濟發展模式。  
  美國政府通過向我國出售美國國債所籌集的資金被美國政府用于支持疆獨、藏獨、臺獨、在中國周邊建立圍堵中國的軍事基地并援助周邊小國哄搶中國,美國的戰略目標就是要搞垮中國經濟和分裂中國。而一旦中美之間發生沖突,不僅中國存放在美國的黃金有可能被沒收,而且中國購買的美債也有可能被宣布作廢。美國通過哄騙讓中國持有越來越多的美債,其目的是要把中國持有的美債作為挾持中國的“金融核訛詐”的戰略武器,在經濟、政治、軍事和外交等方面迫使我國在將來放棄越來越多的國家主權。  
自2008年以來,為什么“減順差”的結果是不減反增?為什么熱錢流入占2010年我國外儲凈增額的40%?原因在于我國的貿易結構,而熱錢流入的原因在于我國對熱錢的打擊力度遠遠不夠。因此,為了從根本上解決外儲貶值問題,同時也是為了解決外儲所產生的遠比其貶值更為嚴重的國內經濟問題,應從經濟和金融結構兩方面采取措施,解決外儲激增和貶值問題。由于我國外儲激增和貶值問題基本上是由外資帶來的,因此,這些措施必然是主要針對外資。  
  1、大幅度減少出口退稅,乃至完全取消出口退稅。取消出口退稅將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我國財政狀況,例如,我國社保基金2010年余額僅為8566億元人民幣,而2010年一年的出口退稅就達到7300億元人民幣,我國可以把由此節余的中央財政資金充實社保基金、增加教育經費、投資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和修建免費高速公路等,以及拿出相當部分由此節余的財政資金,采取發放消費券的辦法直接補貼給低收入和失業群體,使之購買民營企業出口部門生產過剩的消費品。  
  2、取消所有對外資企業的優惠,通過強制措施大幅度提高外資企業工人的最低工資,對在華跨國公司提高各種資源的價格并征收相關稅收,以便限制跨國公司把消耗資源和污染環境的產業轉移到我國,同時提高外資企業的出口關稅。通過強制措施大幅度提高外資企業工人的最低工資是啟動內需的重要措施。同樣,由于跨國公司對國際貿易的壟斷結構,他們有可能通過抬高對美國或其他發達國家的出口價格把我國出口部門工人工資的提高轉嫁給外國消費者,而不會減少工人就業。  
  3、停止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并使用多余的外匯儲備回購在華外資企業。任何多元化的投資戰略包括購買黃金和資源都不如回購在華外資企業在經濟效益上最佳,增加走向海外的對外直接投資,遠不如回購在華外資企業勝券在手,而且從根本上解決了外資對我國實體經濟的控制。如2010年,享受中國稀土出口配額的企業中就有幾乎一半是外資企業,將這些企業收歸國有,且是原價回購,收歸后,一部分保留為國企,大部分則拍賣給民營企業。通過回購在華外資企業,把外資企業在中國的地位降低為“拾遺補缺”的地位,這種地位實際上也是美國和歐洲國家能夠允許華人企業在其所在國僅有的地位。  
  4、在金融結構方面,繼續實行資本項目管制,嚴禁國內企業到海外上市,并實行人民幣貶值政策。廈門大學金融系客座教授余云輝指出,通過人民幣貶值不僅可以抑制熱錢流入,還可以降低存款準備金率,打開加息空間,以保護民營產業資本獲得合理的盈利水平。同時,通過人民幣貶值來減少自2005年以來因人民幣升值所造成的匯兌損失。  
  5、在與國際資本的博弈過程中,既要防止“賊進門”,也要防止“賊溜走”。在實行人民幣貶值的過程中,也就是在“賊要溜走的階段”,一定要關緊大門,堅守資本項目管制,決不能放開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然后加速人民幣貶值,使得國際資本機構所持有的人民幣資產大幅貶值,以便減少中國財富向境外的流失。  
   在加快實施上述解決外儲激增措施的同時,從現在開始不斷地小幅度減持美國國債,特別是要切實解決國內貧富懸殊問題,加快調整實體經濟結構,從出口導向型經濟轉向“國內經濟大循環”。經過大約3年左右時間的調整,我們再大筆拋售美國國債,徹底擺脫“美元霸權”的魔咒,減少我國外儲激增所產生的嚴重的社會和經濟問題,規避陷入難以解開的死結之中:中國外匯儲備不能直接使用,不能在中國經濟體系內循環,不屬于中國人民。這是我國金融、財政和經濟理論與實踐的三大誤區,它不僅妨礙了中國經濟大戰略的設計,而且阻礙了中國人民共同富裕的前進步伐。受到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束縛的政商精英和管理層自以為是地認為中國大規模儲備資產投向調整會直接震動美國和世界資本與金融市場,遭致中國自身外匯儲備損失;歷史已經形成的外匯儲備資產只能在歐美市場獲得保值別無他法;加上中國對外市場依賴,救美國,救歐洲就是救中國。  
    但是,中國外匯儲備是中國政府強制結匯,用投放基礎人民幣,截留一切進入中國市場、體系的外匯所形成的國際硬通貨。從債務債權角度,用匯方已經獲得等額官方法定貨幣,因此,不存在債務備用問題。從預防國際收支失衡,應對可能外資撤退,對付國際金融貨幣沖擊投機,中國完全沒有必要積累三萬兩千億美元的巨額龐大外匯儲備。從中央銀行掛賬,市場投放基礎貨幣來說,從國家財富最終主人(社會主義公有經濟所有者主體)角度看,中國外匯儲備資產是屬于全體中國人民的。因為基礎貨幣的同量投放,毫無疑問造成人民幣事實過量發行,產生直接通貨膨脹效應,而其直接福利受損者,正是全體中國公民。當然,外匯儲備屬于中國人民并不自動導致中國外匯儲備邏輯上、技術上、經濟與金融上,可以直接用在老百姓身上,甚至分發給老百姓。  
   從技術上說,由于已經投放基礎人民幣,直接運用外匯儲備于國內經濟投資和消費,無疑會疊加通貨膨脹,但這不能成為不存在金融變通和其它技術處理方式迂回解決的理由。抵押、拉動配套資金、強化中國國有和集體財富池、封閉中國權益資本和房地產等高值價值市場,必要的民生必需品價格直接干預甚至管制都是有效辦法。間接證卷化,銀行財團參股聯動抵押,銀行保險公司風險管理創新經營,甚至單單中國龐大的儲蓄資產,就已經獲得了萬無一失的金融保證。  
   其次,外匯儲備資產既然屬于中國人民,而且價值總額龐大,又沒有令人滿意的國際市場投資保值渠道,尤其是中國人民還在同時承擔著累積的可能惡化的通貨膨脹福利損失,就理所當然地應當有合理的方式,把外匯儲備資產變成中國人民的財富杠桿。直接分發不但是錯誤的,而且是包藏顛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禍心的經濟殺手惡招。如果既能防止和降低通貨膨脹,又能刺激宏觀經濟,并不斷動態積累全體中國人民的公共財富,則中國外匯儲備資產無疑就是真正成了中國經濟安全、中國人民富有的利器。這才是外匯儲備的真正價值所在。  
   第三,這樣的外部世界經濟的內部化轉化處理,不但直接免除了美國技術和市場賴債風險,消除了歐盟經濟衰退造成貶值隱患,而且同時加速做大中國財富池群,特別是在中國產權結構嚴重失衡,公有經濟備受懷疑,民生經濟、共同富裕、第二次飛躍亟待大規模國家刺激和經濟聯動,外匯儲備資產加上其聯動可以拉動和配套的資本,完全可以實現中國大戰略的戰略反攻。  
   作為實操戰略規劃,這里要強調動態滾動式調整。任何戰略的徹底成功,都必須不斷進行知己知彼的戰略對抗性調整,要根據對手的反應和境遇變化,做必要防御性和進攻性調整。  
   在國際市場上拋售中國債券持有,不是中國的金融核武器。真正的金融核武器是內線作戰的外線世界效應。美國一旦意識到,中國可以獨立構成一個自我繁榮,人民幸福的小世界,美國的恐慌和金融經濟真實依賴性就會暴露無遺。到那時,南海紛爭的背后唆使,C型包圍圈的合攏,重返亞太的不可一世,耀武揚威的世界霸權,就會徹底暴露出“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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