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國企論綱》

廖元和

　　國有企業的巨大歷史作用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消除了資本對雇用勞動的剝削制度，解放了千百萬被壓迫、被剝削的工人階級，鞏固和壯大了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基礎，奠定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二是構建了中國現代化事業的主要物質基礎；三是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邏輯起點和主要推動力量。

　　消滅資本對雇用勞動的剝削制度，奠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盡管歐美發達國家都有國有企業，但是他們的國有企業和中國國有企業建立的初衷和目的是根本不相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歐美一些發達國家建立國有企業的初衷是為了彌補市場的不足，把國有企業作為政府干預市場的手段和措施。中國的國有企業從一開始建立就是為了消除資本對勞動的剝削，消除物對人的統治，實現“人的解放與發展”，以人為本。

　　中國國有企業的建立，一方面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設想，“剝奪”剝削者，以國家的名義代表全社會實現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另一方面是通過沒收官僚資本主義的財產和改造民族工商業資本家，消除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和特征。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全國有民族工業企業12.3萬家，職工164萬人，民族商業資本13萬家，從業人員99萬人，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民族工業約占45%。而代表官僚買辦資本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財富約為200億美元，其控制的銀行為2 448家，占全國3 489家銀行總數的三分之二；其掌握的工業資本也占全國的三分之二；在工業交通的固定資產總額中，則占80%，官僚買辦家族控制掌握了全國鋼鐵的90%、電力的67%、布機的60%以上，還壟斷了全國的鐵路和航空。官僚資本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產物和特征。沒收他們的資本并改變為國有企業不僅是必然的，而且消除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個主要經濟特征與制度基礎，將國家的經濟命脈控制到了人民手中。國有企業的另一個渠道是對民族工商業進行公私合營改造。1956年上半年，全國實行公私合營的工業企業占全部私營工業企業的97.3%。1956年，我國的國民經濟中，國營經濟占32.2%，合作社經濟占53.4%，公私合營經濟占7.3%，個體經濟占7.1%，從而奠定了以公有制為主體、以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基本經濟制度。

　　構建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完整工業體系和主要物質基礎。

　　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沒有外資企業，也只有很少的私營企業。從1949年到1978年，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依靠力量和推動力量是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

　　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在舊中國的遺產基礎上開始的。1949年，中國的工業、農業、建筑業、運輸業和商業五個物質部門的社會總產值為557億元，工農業總產值為466億元，國民收入為358億元。1978年，中國的社會總產值為6 846億元，比1949年增加了11.3倍；工農業總產值為5 634億元，增長了11倍；國民收入為3 010億元，增長了7.4倍。如果按可比價格計算工業年平均增長速度，1952年的工業指數為100；1978年的工業指數則為1 694，年平均增長11%，這樣高的工業增長速度就是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即使按可比價格計算的國民總收入和國內生產總值，在1949年到1978年間，其年均增長速度也在6%以上，遠高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許多發達國家的增長水平。

　　如果從實物形態來進行比較，1978年和1949年的中國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如下表所示：

　　資料來源于朱镕基主編《當代中國的經濟管理》

　　從1949年到1978年，中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進程主要是由國有企業推動的。它不僅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取得了“兩彈一星”這樣舉世公認的成果，而且是改革開放事業開始時中國的主要物質基礎。

　　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起點和重要推動力量。

　　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在農村是從1978年的“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的，在城市則是從1978年的擴大企業自主權開始的。1978年，中共四川省委確定了重慶鋼鐵(3.46,0.00,0.00%)公司、成都無縫鋼管廠、新都縣氮肥廠、四川化工廠、陵江機床廠和南充綢廠6家國營企業進行擴權試點，當時擴權的內容很簡單，即完成生產任務后可以利潤留成分發獎金。1979年則擴大到100戶企業。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由于當時國有企業在我國經濟中還處于主體地位，因此，增強企業活力主要是指增強國有企業活力?？梢哉f國有企業的改革與發展貫穿于改革開放事業的全過程。

　　1978年以來，中國的外資、港澳臺企業和私營企業發展很快，它源于三個原因：其一是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其二是外資、港澳臺企業、私營企業本身的特點和優勢；三是國有企業的貢獻和推動。且不說在“抓大放小”過程中有一大批現有的國有企業轉化為外資、港澳臺企業和私營企業，也不論一大批國有企業扶持下的“二集體”和“廠辦集體”企業轉化為民營經濟，單從外資、港澳臺企業和私營企業賴以發展的社會生存環境就可以看出國有企業在改革開放中的重要推動力量。

　　在1978年以前，中國是沒有外資企業的，也只有很少量的私營企業和一批集體企業。外資企業和私營企業的發展一是需要能源原材料，二是需要人才。能源、原材料和設備主要從哪里來？它來自于國有企業制造的物質基礎。人才從哪里來？外資和私營企業所需要的人才是新中國用國家財政收入建立的國有事業單位如大中專和科研院校培養的。而改革開放之初，國家的財政收入主要又是靠國有經濟支撐的。所以，從中國改革開放的初始條件來看：國有企業是改革開放事業的重要推動力量。

　　國有企業的巨大現實經濟作用

　　國有企業的巨大現實經濟作用表現在以下方面：

　　它為全社會提供了必要的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和服務，滿足了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求。

　　所謂“公共產品”是指消費或使用上的非競爭性和受益上的非排它性的產品。如國防、義務教育、公共福利事業等。公共產品是一個西方經濟學概念。按照西方經濟學觀點，由于“市場失靈”的存在，如果由私人企業通過市場提供公共產品，就不可避免出現“免費搭車者”，從而難以實現社會公共利益最大化，這是完善性的市場機制本身難以解決的，這需要政府出面提供公共產品或勞務，政府的這一功能主要是由國有企業承擔的。如國防事業所需要的武器裝備、新醫改所確定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等等均是公共產品。而道路、橋梁、自來水、供電、郵政、城市公共交通、市政建設等則是準公共產品。

　　它為中國經濟的可持續調整增長提供了較為穩定供應的能源、基礎原材料和基礎服務。

　　從國有經濟的現狀特征可以看出，它在煤炭、石油、電力、鋼鐵等領域發揮著主導作用和支柱作用。它提供了全社會所需煤炭的70%、全社會所需石油的92%、全社會所需電力的91%、黑色冶金的一半，它還提供了鐵路、航空運輸、海洋運輸等基礎性的服務。

　　它在艱苦條件下承擔了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工程和攻關工程的建設，是國有重大工程建設的主力軍。

　　從1950年至1978年，全國新建了成渝、寶成、蘭新、包蘭、成昆、襄渝、焦枝、枝柳等100多條鐵路，這些重大工程的建設都是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由國有企業完成的。改革開放以來的青藏鐵路、京九鐵路、西氣東輸工程、三峽電站等重大工程的建設也是由國有企業承擔并完成的。可以說國有企業在中國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工程中發揮了頂梁柱的作用，它追求的不僅是經濟效益，而且還把社會效益放在了最重要的地位。

　　國有企業在推動國家的科技進步、實現自主創新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

　　“十一五”期間，國家科技進步獎的特等獎全部由國有企業獲得，33家中央企業被命名為國家級創新企業，全國46.2%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建立在央企，央企“十一五”期間的科研投入經費年增長37.3%?！笆晃濉逼陂g，國家14項重大科技專項，國有企業中的央企直接參予了12項，如嫦娥工程、高鐵等自主創新成果為舉世稱道。

　　國有企業在稅收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2009年，國有企業主營業務上交的稅金及附加為6 199億元，私營企業為1 311億元，外資及港澳臺企業上交的為1 163億元，國有企業主營業務及附加所占比重為71.47%。從增值稅來看，國有企業2009年上交增值稅為6 508.7億元，外資及港澳臺企業上交4 034億元，私營企業上交4 547億元，國有企業上交增值稅比重為45.12%，是第一上交大戶。

　　國有企業是解決就業的重要渠道。

　　從國有企業的直接就業人員來看，2009年僅為1 804萬人，占全部工業從業人員的25%。但是如果將國有企業間接影響的就業人員考慮在內，那么，對全社會就業人員的影響就會非常之大。因為全社會的就業人員中，有相當大的比例是國有事業單位人員，如大學、醫院、中小學、公務員等。這些人員主要靠國家財政支出負擔。而國家財政又由其稅收為主來支撐。由于國有企業上交的稅金比例較大，數量較多，因而其影響的間接就業人員也就較多。國有企業還解決了大量農民工就業。以中央企業為例，2011年央企有1 100萬職工，此外使用農民工已達680萬人。

　　國有企業是對外開放的重要力量。

　　2009年，國有企業的外貿出口額為1909.9億美元，僅占全國外貿出口的15.87%。外貿出口的主要力量是外貿及港澳臺企業。2009年，外資及港澳臺企業外貿出口為6722.3億美元，占全部外貿出口的56%。這一格局與外貿及港澳臺企業的特點和優勢有關，另一方面與國有企業的產業結構偏重于石油、電力、煤炭等以滿足內需為主的職能有關。

　　國有企業由于其規模較大，經濟實力較為雄厚，因而在“走出去”方面具有一定優勢。截至2009年，央企在境外和港澳臺投資設立的境外單位已達5 901戶，總資產已達4萬億元，“十一五”末，一批國有大型企業已先后在境外資本上市。世界500強企業中，央企已占30家，它表明國有企業是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力量。盡管在“走出去”方面，國有企業還有許多問題，這在本文后面將會論及。

　　國有企業在貫徹執行國家宏觀調整政策、維護市場正常秩序方面發揮了帶動作用。

　　國有企業的性質和國有企業負責人的任命機制就決定了國有企業貫徹國家宏觀政策、維護市場正常秩序方面能夠發揮重大的帶動作用。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國有企業的商品和服務的價格盡管也會隨市場波動，但當國家確定穩定物價的大政方針后，大多數國有企業是帶頭認真貫徹執行的。例如，國家出臺調控房地產業的政策，要求央企的非房地產企業資金退出房地產市場時，大多數國有企業是認真貫徹執行的。

　　國有企業在統籌城鄉發展和支農活動中發揮了突出作用。

　　中國相當大一批國有企業是面向農村、直接為農業發展服務的。例如，國有農業銀行(2.52,0.00,0.00%)、國有糧食購銷企業等。盡管國有企業在支農活動中還有很多問題，但“以工助農”通過國有企業將城鄉緊密聯結起來，卻是國有支農企業的一項重要職能。

　　國有企業在歷次搶險、救災和重大慶典活動中發揮了骨干作用和保障作用。

　　中國是一個自然災害多發的國家。在四川汶川“5·12”大地震、青海玉樹大地震、甘肅舟曲泥石流等搶險抗災活動中，國有企業發揮了“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精神，不但出人、出力，而且捐錢、捐物，在抵御自然災害和災后重建中發揮了重要的骨干作用；在奧運會和世博會舉辦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國有企業巨大的潛在作用

　　國有企業在現實社會經濟生活中發生的作用和它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應當發揮的作用之間還有巨大差距。由于人們認識的局限和某些障礙性因素影響，國有企業巨大的潛在作用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它在經濟社會中主要表現為四個潛力：

　　國有企業應當在所有工業經濟領域和行業中發揮主導作用。

　　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是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所決定的。既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以國有企業為主導，多種經濟成分并存，那么，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就是針對國有企業經濟整體，而不是局限在某個具體的行業和產業。從現實狀況看，本報告第一節已經指出國有企業僅在煤炭、電力、石油等領域還保持數量上的優勢地位和市場中的主導作用。當然，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并不完全體現在量的擴張上，它主要體現在市場經濟中的帶頭作用、示范作用、帶動作用和影響程度等方面。所謂帶頭作用一般是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中，帶頭貫徹落實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產業導向政策等；所謂示范作用是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為構建和諧的勞資關系作出示范，為防止假冒偽劣產品、實行正當競爭作出示范；所謂帶動作用是指國有企業的規模較大，經濟實力較強，有條件形成國有大企業為核心或依托的企業集團和企業戰略聯盟，帶動中小企業共同發展；所謂對市場影響程度是指對市場價格、供求的影響。

　　但是，在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產業領域的認識下，不僅是在一般性的競爭性行業中，而且在關系國計民生的高科技產業中，國有企業的數量和比例都已經降到15%以內，對市場的影響度很小，很難發揮主導作用。在市場經濟中，絕大多數產業和行業都是競爭性的。如果國有企業退出大多數競爭領域，只在壟斷行業和軍工領域中保留，那實質是讓國有企業退出了國有經濟的主體，這也就從本質上否定了國有企業在國有經濟中的主導作用。

　　主張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行業的觀點，其實質是用西方經濟學的觀點把國有企業的功能局限在彌補市場經濟的不足和市場失靈方面。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國有企業的基本職能是國有經濟也應該發揮主導作用，彌補市場失靈、提供公共產品僅是國有企業的一個必要的非基本職能。

　　國有企業的潛在性巨大作用之一就是在所有工業產業中發揮主導作用。

　　國有企業應當在關系國計民生的新興戰略性產業和高科技產業中保持優勢地位，發揮引導產業結構高度化的潛力。

　　高科技產業不僅關系到產業結構的高度化，而且關系到國有經濟未來的發展方向。從現狀來看，國有企業僅在煤炭、石油、電力、鋼鐵、煙草等傳統產業領域中具有優勢地位，在高科技產業中，國有企業的數量較少、實力較弱，影響市場經濟的程度甚微。以通信設備、計算機及電子設備制造業為例，國有企業的產出比重僅占9.3%，資產比重僅占14.35%。電子信息產業關系到國防安全，關系到各個行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國有企業在高科技產業和高端制造業中地位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的投資政策僅指向基礎產業部門和公共產品部門，其實質是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的觀點在投資政策方面的反映。

　　國有企業應當在技術開發和商貿流通領域中發揮主導作用。

　　中國經濟的現狀特點是一個制造業大國，還不是一個制造業強國。從產業鏈的角度看，中國產業處于微笑曲線的低端，技術開發、自主創新環節和商貿流通環節均十分薄弱。在世界500強企業中，國外有許多是流通領域，如沃爾瑪、太平洋(7.51,0.02,0.27%)、麥德龍、家樂福等超級商貿集團，而中國的世界500強企業主要集中在傳統工業和金融方面。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誰控制了研發和流通環節，誰就掌握了市場經濟的主動權，就會對市場發生較大的影響。如何較快地掌握研發和流通中的主動權？利用國家力量，組織國有企業在研發和流通環節中發揮主導作用是一個較好的選擇，也是國有企業可以發揮潛在作用的領域。

　　國有企業應當在統籌城鄉發展、工業反哺農業方面發揮潛在作用。

　　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建設中，現代工業、現代科技、現代國防等三個現代化中，都有國有企業或國有事業單位發揮骨干作用。而唯獨農業現代化的主體是從事小農經濟的農民。而農業勞動生產率遠低于工業，農村勞動生產率遠低于城市。中國正處于加快城市化、工業化的進程之中，在城市化、工業化進程中，存在著“雙向流動”，一方面是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另一方面是需要城市的資本、技術，人才、信息下鄉，發展現代農業、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是從收入低的地區向收入高的地區轉移，是一個“正向流動”。城市的資本、技術、人才、信息下鄉從收入高的地區向收入低的地區轉移，是一個“逆向流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要素天生追求利潤最大化，天生向收入高的地區轉移。這就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嚴峻的課題：如何引導城市的資本、技術、人才、信息到農村去發展現代農業，除了政府在公共產品、基礎設施方面的扶持和財政轉移支付外，國有企業的“以工助農”、“以商助農”就是一個有效的途徑。這就需要重購國有農村金融體系、國有社會化服務體系。當然，其他民營企業和合作組織也可以在城鄉統籌中發揮作用，但國有企業應當發揮主導作用。

　　國有企業在政治領域中的巨大作用

　　國有企業是一個經濟組織，它的基本功能是為社會提供有效的商品和服務，在國民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但這并不影響國有企業政治作用的發揮。正如中國軍隊的性質和任務一樣。早在1929年，毛澤東同志就深刻指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特別是現在，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責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卑凑瘴鞣杰娛聦W的觀點，軍隊的任務就是打仗。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就會得出毛澤東同志的結論。同樣地，按照西方經濟的觀點，國有企業是提供公共產品、彌補市場失靈的經濟組織，沒有政治作用。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國有企業則是在國民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實現國家宏觀經濟任務的經濟組織。

　　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共和國。從理論上講，國有企業的工人群體是消除了資本雇傭勞動關系的工人群體，是黨和國家最可靠的社會基礎。這一社會基礎越鞏固、越團結、越強大，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也就越有保障。

　　我們的目標是建立和諧社會。企業是國民經濟中最基本的單位和組織。企業中勞資關系的和諧是整個社會和諧的必要條件和基礎。與外資、港澳臺企業和私營企業相比，國有企業最有條件在構建和諧的勞資關系方面作出示范和表率。

　　從現實情況來看，截至2010年底，國有企業中的中央企業擁有中共黨員422萬人，擁有黨組織23萬個，這是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國有企業的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緊密結合在一起，就會對整個社會產生難以估價的政治影響。

　　國有企業在文化領域中的巨大作用

　　國有企業不僅是先進生產力的載體，而且是先進思想文化的載體和源泉。

　　中國國有企業的前身是舊中國的官僚資本企業，在這些企業里的工人有著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1923年的京漢鐵路大罷工、上?！拔遑Α惫と诉\動等，無不是這種反帝反封建精神的體現。新中國成立后，國有企業制造了“鞍鋼憲法”，創造了大慶精神和鐵人精神、兩彈一星精神、載人航天精神、青藏鐵路精神、東汽精神等，涌現出一大批王進喜式的鐵人、倪志福式的革新能手、時傳祥式的勞模及新時期的竇鐵成、吳大觀、呂清森、郝振山、郭明義和千百萬愛廠如家的職工。這就是一種企業文化。這種企業文化不僅能提高企業競爭力，而且是現時代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國有企業文化所體現的主人翁精神、創新精神、拼搏精神、團結精神、民主精神和科學精神，將對全社會的文化需求、文化氛圍和文化創造產生巨大的影響。

國企論綱

2011年09月19日 16:39 《企業文明》
——國有企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地位和作用

　　建國以來，國企的巨大歷史作用在于，它消除了資本對雇用勞動的剝削制度，解放了千百萬被壓迫、被剝削的工人階級，鞏固和壯大了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基礎，奠定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構建了中國現代化事業的完整工業體系和主要物質基礎。

　　1978年以來，國有企業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邏輯起點和主要推動力量。國有企業克服重重困難、負重前行，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為我國的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和精神文化建設作出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貢獻，為中國和平崛起及中國道路的探索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是，一個時期以來，社會上對于國有企業的地位作用議論紛紛，莫衷一是，謗隨譽至。怎樣認識和處理國有企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的實踐問題。本期組織的獨家策劃，試圖進一步比較全面系統地討論這一問題，以推進對此的認識和實踐。

　　策劃人 郝幸田

　　□ 國有工業企業的現狀特征

　　□ 國有企業的功能與作用

　　□ 對國有企業性質、地位和作用的再認識

　　□ 妨礙國有企業作用發揮的因素和亟待解決的問題

　　□ 國有企業的柱石作用與改革方向

　　國企論綱

　　——國有企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地位和作用

　　國

　　有企業不僅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要表現形式，也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主要體現特征，它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對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是中國社會長治久安的主要經濟基礎。本文將圍繞上述論點展開論述，并總結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經驗與教訓，分析阻礙國有企業作用發揮的各種因素，探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方向，提出宏觀性的政策建議和理論主張，供有關方面決策參考。

　　文 / 廖元和 教授 博士

　　國有工業企業的現狀特征

　　國有企業主要集中在工業、交通和金融領域中。由于統計資料收集的限制，本文以國有工業企業的現狀來進行表述。

　　2009年，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和外商、港澳臺投資工業企業、私營工業企業主要經濟指標如下表所示：

　　表1 國有企業與外資、港澳臺和私營工業企業的橫向比較

　　資料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10》《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2010》《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年鑒》

　　表2 1978年國有企業和2009年國有企業主要經濟指標的縱向比較

　　資料來源于中國統計出版社《新中國55年統計資料匯編》

　　從表1和表2數據分析，可以看出國有工業企業有如下現狀特點：

　　1.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國有工業企業單位數量和從業人員總量均大幅下降，但國有工業企業的產出總量、經濟實力、社會經濟貢獻均有了巨大增長。2009年與1978年相比，工業總產值增加了43.6倍，工業資產總量增加了346.7倍，利潤總額增加了12.4倍，年稅金總額增加了17.6倍?？v向統計資料表明：國有工業企業的經濟實力在不斷發展壯大。

　　2.與國有企業相比，私營企業和外資、港澳臺企業在改革開放的30多年中發展更快。1978年，國有工業企業的總產值在全部工業總產值中占78%， 2009年已降為32%。其他經濟指標也相應下降，2009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固定資產凈值在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的比重為56.31%，所有者權益為47.37%；主營業務收入為33.08%，利潤總額為32%；應交增值稅為45.12%；外貿出口額為15.87%；從業人員為24.96%。

　　從橫向比較來看，國有企業已從1978年時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演變為現時的主導地位。中國的工業企業由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和外資、港澳臺企業三大部分構成。

　　3.從產業結構來看，國有工業企業在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煤炭開采和洗選業、鋼鐵為代表的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電力及熱力生產、供應業、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煙草制品業等七大工業行業中占據著優勢地位和主體地位。這七大行業基本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和命脈。在工業企業外的金融領域，國有四大商業銀行在銀行業中仍然占據主體地位和優勢地位。

　　表3 國有優勢行業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0》計算而得

　　除上述七大工業行業和銀行業外， 統計局統計分類的39個工業行業中，另外32個行業均屬私營和外資、港澳臺工業企業，占產出和資產的主體地位。

　　表4：代表性私營和外資企業占主體行業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計算而得

　　表4的數據顯示出在一般制造業和電子、通訊設備等高科技產業中，國有企業的產出比重和資產比重均已很低，已是外資和私營工業企業占主導地位。國有企業僅在基礎性行業和國防工業中占主導地位和優勢地位。

　　4.從產業組織結構看，國有企業的規模遠大于外資和私營企業，平均每個國有企業的資產在10.5億元；而年均每個外資及港澳臺企業的資產規模在1.65億元；平均每個私營企業的資產規模在0.356億元。也就是說，大企業中的國有企業多，中小企業中外資、港澳臺企業和私營企業多，這種產業組織結構有利于以國有大企業為核心和依托，組建各種類型的企業集團。

　　5.在9萬億元國有固定凈資產中，全部122家中央企業資產總額在7.5萬億元以上，占全部國有工業企業凈資產的82%左右。在央企中，公司制企業約占70%?！笆晃濉蹦?，央企資產的52.88%，凈資產的68.05%，營業收入的59.65%在上市公司。

　　上述五大國有企業的現狀特征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而發生變化。也會隨著國有企業政策的變化而變化。

　　國有企業的功能與作用

　　國有企業的作用可以概括歷史作用與現實作用；已經發揮的作用和尚未發揮的潛在巨大作用；在經濟領域的作用和在政治、文化領域的作用。下面分別予以論述。

　　國有企業的巨大歷史功績

　　國有企業的巨大歷史作用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消除了資本對雇用勞動的剝削制度，解放了千百萬被壓迫、被剝削的工人階級，鞏固和壯大了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基礎，奠定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二是構建了中國現代化事業的主要物質基礎；三是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邏輯起點和主要推動力量。

　　消滅資本對雇用勞動的剝削制度，奠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盡管歐美發達國家都有國有企業，但是他們的國有企業和中國國有企業建立的初衷和目的是根本不相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歐美一些發達國家建立國有企業的初衷是為了彌補市場的不足，把國有企業作為政府干預市場的手段和措施。中國的國有企業從一開始建立就是為了消除資本對勞動的剝削，消除物對人的統治，實現“人的解放與發展”，以人為本。

　　中國國有企業的建立，一方面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設想，“剝奪”剝削者，以國家的名義代表全社會實現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另一方面是通過沒收官僚資本主義的財產和改造民族工商業資本家，消除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和特征。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全國有民族工業企業12.3萬家，職工164萬人，民族商業資本13萬家，從業人員99萬人，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民族工業約占45%。而代表官僚買辦資本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財富約為200億美元，其控制的銀行為2 448家，占全國3 489家銀行總數的三分之二；其掌握的工業資本也占全國的三分之二；在工業交通的固定資產總額中，則占80%，官僚買辦家族控制掌握了全國鋼鐵的90%、電力的67%、布機的60%以上，還壟斷了全國的鐵路和航空。官僚資本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產物和特征。沒收他們的資本并改變為國有企業不僅是必然的，而且消除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個主要經濟特征與制度基礎，將國家的經濟命脈控制到了人民手中。國有企業的另一個渠道是對民族工商業進行公私合營改造。1956年上半年，全國實行公私合營的工業企業占全部私營工業企業的97.3%。1956年，我國的國民經濟中，國營經濟占32.2%，合作社經濟占53.4%，公私合營經濟占7.3%，個體經濟占7.1%，從而奠定了以公有制為主體、以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基本經濟制度。

　　構建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完整工業體系和主要物質基礎。

　　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沒有外資企業，也只有很少的私營企業。從1949年到1978年，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依靠力量和推動力量是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

　　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在舊中國的遺產基礎上開始的。1949年，中國的工業、農業、建筑業、運輸業和商業五個物質部門的社會總產值為557億元，工農業總產值為466億元，國民收入為358億元。1978年，中國的社會總產值為6 846億元，比1949年增加了11.3倍；工農業總產值為5 634億元，增長了11倍；國民收入為3 010億元，增長了7.4倍。如果按可比價格計算工業年平均增長速度，1952年的工業指數為100；1978年的工業指數則為1 694，年平均增長11%，這樣高的工業增長速度就是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即使按可比價格計算的國民總收入和國內生產總值，在1949年到1978年間，其年均增長速度也在6%以上，遠高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許多發達國家的增長水平。

　　如果從實物形態來進行比較，1978年和1949年的中國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如下表所示：

　　資料來源于朱镕基主編《當代中國的經濟管理》

　　從1949年到1978年，中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進程主要是由國有企業推動的。它不僅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取得了“兩彈一星”這樣舉世公認的成果，而且是改革開放事業開始時中國的主要物質基礎。

　　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起點和重要推動力量。

　　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在農村是從1978年的“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的，在城市則是從1978年的擴大企業自主權開始的。1978年，中共四川省委確定了重慶鋼鐵(3.46,0.00,0.00%)公司、成都無縫鋼管廠、新都縣氮肥廠、四川化工廠、陵江機床廠和南充綢廠6家國營企業進行擴權試點，當時擴權的內容很簡單，即完成生產任務后可以利潤留成分發獎金。1979年則擴大到100戶企業。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由于當時國有企業在我國經濟中還處于主體地位，因此，增強企業活力主要是指增強國有企業活力。可以說國有企業的改革與發展貫穿于改革開放事業的全過程。

　　1978年以來，中國的外資、港澳臺企業和私營企業發展很快，它源于三個原因：其一是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其二是外資、港澳臺企業、私營企業本身的特點和優勢；三是國有企業的貢獻和推動。且不說在“抓大放小”過程中有一大批現有的國有企業轉化為外資、港澳臺企業和私營企業，也不論一大批國有企業扶持下的“二集體”和“廠辦集體”企業轉化為民營經濟，單從外資、港澳臺企業和私營企業賴以發展的社會生存環境就可以看出國有企業在改革開放中的重要推動力量。

　　在1978年以前，中國是沒有外資企業的，也只有很少量的私營企業和一批集體企業。外資企業和私營企業的發展一是需要能源原材料，二是需要人才。能源、原材料和設備主要從哪里來？它來自于國有企業制造的物質基礎。人才從哪里來？外資和私營企業所需要的人才是新中國用國家財政收入建立的國有事業單位如大中專和科研院校培養的。而改革開放之初，國家的財政收入主要又是靠國有經濟支撐的。所以，從中國改革開放的初始條件來看：國有企業是改革開放事業的重要推動力量。

　　國有企業的巨大現實經濟作用

　　國有企業的巨大現實經濟作用表現在以下方面：

　　它為全社會提供了必要的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和服務，滿足了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求。

　　所謂“公共產品”是指消費或使用上的非競爭性和受益上的非排它性的產品。如國防、義務教育、公共福利事業等。公共產品是一個西方經濟學概念。按照西方經濟學觀點，由于“市場失靈”的存在，如果由私人企業通過市場提供公共產品，就不可避免出現“免費搭車者”，從而難以實現社會公共利益最大化，這是完善性的市場機制本身難以解決的，這需要政府出面提供公共產品或勞務，政府的這一功能主要是由國有企業承擔的。如國防事業所需要的武器裝備、新醫改所確定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等等均是公共產品。而道路、橋梁、自來水、供電、郵政、城市公共交通、市政建設等則是準公共產品。

　　它為中國經濟的可持續調整增長提供了較為穩定供應的能源、基礎原材料和基礎服務。

　　從國有經濟的現狀特征可以看出，它在煤炭、石油、電力、鋼鐵等領域發揮著主導作用和支柱作用。它提供了全社會所需煤炭的70%、全社會所需石油的92%、全社會所需電力的91%、黑色冶金的一半，它還提供了鐵路、航空運輸、海洋運輸等基礎性的服務。

　　它在艱苦條件下承擔了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工程和攻關工程的建設，是國有重大工程建設的主力軍。

　　從1950年至1978年，全國新建了成渝、寶成、蘭新、包蘭、成昆、襄渝、焦枝、枝柳等100多條鐵路，這些重大工程的建設都是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由國有企業完成的。改革開放以來的青藏鐵路、京九鐵路、西氣東輸工程、三峽電站等重大工程的建設也是由國有企業承擔并完成的。可以說國有企業在中國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工程中發揮了頂梁柱的作用，它追求的不僅是經濟效益，而且還把社會效益放在了最重要的地位。

　　國有企業在推動國家的科技進步、實現自主創新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

　　“十一五”期間，國家科技進步獎的特等獎全部由國有企業獲得，33家中央企業被命名為國家級創新企業，全國46.2%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建立在央企，央企“十一五”期間的科研投入經費年增長37.3%?！笆晃濉逼陂g，國家14項重大科技專項，國有企業中的央企直接參予了12項，如嫦娥工程、高鐵等自主創新成果為舉世稱道。

　　國有企業在稅收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2009年，國有企業主營業務上交的稅金及附加為6 199億元，私營企業為1 311億元，外資及港澳臺企業上交的為1 163億元，國有企業主營業務及附加所占比重為71.47%。從增值稅來看，國有企業2009年上交增值稅為6 508.7億元，外資及港澳臺企業上交4 034億元，私營企業上交4 547億元，國有企業上交增值稅比重為45.12%，是第一上交大戶。

　　國有企業是解決就業的重要渠道。

　　從國有企業的直接就業人員來看，2009年僅為1 804萬人，占全部工業從業人員的25%。但是如果將國有企業間接影響的就業人員考慮在內，那么，對全社會就業人員的影響就會非常之大。因為全社會的就業人員中，有相當大的比例是國有事業單位人員，如大學、醫院、中小學、公務員等。這些人員主要靠國家財政支出負擔。而國家財政又由其稅收為主來支撐。由于國有企業上交的稅金比例較大，數量較多，因而其影響的間接就業人員也就較多。國有企業還解決了大量農民工就業。以中央企業為例，2011年央企有1 100萬職工，此外使用農民工已達680萬人。

　　國有企業是對外開放的重要力量。

　　2009年，國有企業的外貿出口額為1909.9億美元，僅占全國外貿出口的15.87%。外貿出口的主要力量是外貿及港澳臺企業。2009年，外資及港澳臺企業外貿出口為6722.3億美元，占全部外貿出口的56%。這一格局與外貿及港澳臺企業的特點和優勢有關，另一方面與國有企業的產業結構偏重于石油、電力、煤炭等以滿足內需為主的職能有關。

　　國有企業由于其規模較大，經濟實力較為雄厚，因而在“走出去”方面具有一定優勢。截至2009年，央企在境外和港澳臺投資設立的境外單位已達5 901戶，總資產已達4萬億元，“十一五”末，一批國有大型企業已先后在境外資本上市。世界500強企業中，央企已占30家，它表明國有企業是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力量。盡管在“走出去”方面，國有企業還有許多問題，這在本文后面將會論及。

　　國有企業在貫徹執行國家宏觀調整政策、維護市場正常秩序方面發揮了帶動作用。

　　國有企業的性質和國有企業負責人的任命機制就決定了國有企業貫徹國家宏觀政策、維護市場正常秩序方面能夠發揮重大的帶動作用。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國有企業的商品和服務的價格盡管也會隨市場波動，但當國家確定穩定物價的大政方針后，大多數國有企業是帶頭認真貫徹執行的。例如，國家出臺調控房地產業的政策，要求央企的非房地產企業資金退出房地產市場時，大多數國有企業是認真貫徹執行的。

　　國有企業在統籌城鄉發展和支農活動中發揮了突出作用。

　　中國相當大一批國有企業是面向農村、直接為農業發展服務的。例如，國有農業銀行(2.52,0.00,0.00%)、國有糧食購銷企業等。盡管國有企業在支農活動中還有很多問題，但“以工助農”通過國有企業將城鄉緊密聯結起來，卻是國有支農企業的一項重要職能。

　　國有企業在歷次搶險、救災和重大慶典活動中發揮了骨干作用和保障作用。

　　中國是一個自然災害多發的國家。在四川汶川“5·12”大地震、青海玉樹大地震、甘肅舟曲泥石流等搶險抗災活動中，國有企業發揮了“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精神，不但出人、出力，而且捐錢、捐物，在抵御自然災害和災后重建中發揮了重要的骨干作用；在奧運會和世博會舉辦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國有企業巨大的潛在作用

　　國有企業在現實社會經濟生活中發生的作用和它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應當發揮的作用之間還有巨大差距。由于人們認識的局限和某些障礙性因素影響，國有企業巨大的潛在作用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它在經濟社會中主要表現為四個潛力：

　　國有企業應當在所有工業經濟領域和行業中發揮主導作用。

　　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是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所決定的。既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以國有企業為主導，多種經濟成分并存，那么，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就是針對國有企業經濟整體，而不是局限在某個具體的行業和產業。從現實狀況看，本報告第一節已經指出國有企業僅在煤炭、電力、石油等領域還保持數量上的優勢地位和市場中的主導作用。當然，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并不完全體現在量的擴張上，它主要體現在市場經濟中的帶頭作用、示范作用、帶動作用和影響程度等方面。所謂帶頭作用一般是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中，帶頭貫徹落實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產業導向政策等；所謂示范作用是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為構建和諧的勞資關系作出示范，為防止假冒偽劣產品、實行正當競爭作出示范；所謂帶動作用是指國有企業的規模較大，經濟實力較強，有條件形成國有大企業為核心或依托的企業集團和企業戰略聯盟，帶動中小企業共同發展；所謂對市場影響程度是指對市場價格、供求的影響。

　　但是，在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產業領域的認識下，不僅是在一般性的競爭性行業中，而且在關系國計民生的高科技產業中，國有企業的數量和比例都已經降到15%以內，對市場的影響度很小，很難發揮主導作用。在市場經濟中，絕大多數產業和行業都是競爭性的。如果國有企業退出大多數競爭領域，只在壟斷行業和軍工領域中保留，那實質是讓國有企業退出了國有經濟的主體，這也就從本質上否定了國有企業在國有經濟中的主導作用。

　　主張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行業的觀點，其實質是用西方經濟學的觀點把國有企業的功能局限在彌補市場經濟的不足和市場失靈方面。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國有企業的基本職能是國有經濟也應該發揮主導作用，彌補市場失靈、提供公共產品僅是國有企業的一個必要的非基本職能。

　　國有企業的潛在性巨大作用之一就是在所有工業產業中發揮主導作用。

　　國有企業應當在關系國計民生的新興戰略性產業和高科技產業中保持優勢地位，發揮引導產業結構高度化的潛力。

　　高科技產業不僅關系到產業結構的高度化，而且關系到國有經濟未來的發展方向。從現狀來看，國有企業僅在煤炭、石油、電力、鋼鐵、煙草等傳統產業領域中具有優勢地位，在高科技產業中，國有企業的數量較少、實力較弱，影響市場經濟的程度甚微。以通信設備、計算機及電子設備制造業為例，國有企業的產出比重僅占9.3%，資產比重僅占14.35%。電子信息產業關系到國防安全，關系到各個行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國有企業在高科技產業和高端制造業中地位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的投資政策僅指向基礎產業部門和公共產品部門，其實質是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的觀點在投資政策方面的反映。

　　國有企業應當在技術開發和商貿流通領域中發揮主導作用。

　　中國經濟的現狀特點是一個制造業大國，還不是一個制造業強國。從產業鏈的角度看，中國產業處于微笑曲線的低端，技術開發、自主創新環節和商貿流通環節均十分薄弱。在世界500強企業中，國外有許多是流通領域，如沃爾瑪、太平洋(7.51,0.02,0.27%)、麥德龍、家樂福等超級商貿集團，而中國的世界500強企業主要集中在傳統工業和金融方面。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誰控制了研發和流通環節，誰就掌握了市場經濟的主動權，就會對市場發生較大的影響。如何較快地掌握研發和流通中的主動權？利用國家力量，組織國有企業在研發和流通環節中發揮主導作用是一個較好的選擇，也是國有企業可以發揮潛在作用的領域。

　　國有企業應當在統籌城鄉發展、工業反哺農業方面發揮潛在作用。

　　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建設中，現代工業、現代科技、現代國防等三個現代化中，都有國有企業或國有事業單位發揮骨干作用。而唯獨農業現代化的主體是從事小農經濟的農民。而農業勞動生產率遠低于工業，農村勞動生產率遠低于城市。中國正處于加快城市化、工業化的進程之中，在城市化、工業化進程中，存在著“雙向流動”，一方面是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另一方面是需要城市的資本、技術，人才、信息下鄉，發展現代農業、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是從收入低的地區向收入高的地區轉移，是一個“正向流動”。城市的資本、技術、人才、信息下鄉從收入高的地區向收入低的地區轉移，是一個“逆向流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要素天生追求利潤最大化，天生向收入高的地區轉移。這就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嚴峻的課題：如何引導城市的資本、技術、人才、信息到農村去發展現代農業，除了政府在公共產品、基礎設施方面的扶持和財政轉移支付外，國有企業的“以工助農”、“以商助農”就是一個有效的途徑。這就需要重購國有農村金融體系、國有社會化服務體系。當然，其他民營企業和合作組織也可以在城鄉統籌中發揮作用，但國有企業應當發揮主導作用。

　　國有企業在政治領域中的巨大作用

　　國有企業是一個經濟組織，它的基本功能是為社會提供有效的商品和服務，在國民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但這并不影響國有企業政治作用的發揮。正如中國軍隊的性質和任務一樣。早在1929年，毛澤東同志就深刻指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特別是現在，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責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卑凑瘴鞣杰娛聦W的觀點，軍隊的任務就是打仗。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就會得出毛澤東同志的結論。同樣地，按照西方經濟的觀點，國有企業是提供公共產品、彌補市場失靈的經濟組織，沒有政治作用。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國有企業則是在國民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實現國家宏觀經濟任務的經濟組織。

　　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共和國。從理論上講，國有企業的工人群體是消除了資本雇傭勞動關系的工人群體，是黨和國家最可靠的社會基礎。這一社會基礎越鞏固、越團結、越強大，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也就越有保障。

　　我們的目標是建立和諧社會。企業是國民經濟中最基本的單位和組織。企業中勞資關系的和諧是整個社會和諧的必要條件和基礎。與外資、港澳臺企業和私營企業相比，國有企業最有條件在構建和諧的勞資關系方面作出示范和表率。

　　從現實情況來看，截至2010年底，國有企業中的中央企業擁有中共黨員422萬人，擁有黨組織23萬個，這是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國有企業的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緊密結合在一起，就會對整個社會產生難以估價的政治影響。

　　國有企業在文化領域中的巨大作用

　　國有企業不僅是先進生產力的載體，而且是先進思想文化的載體和源泉。

　　中國國有企業的前身是舊中國的官僚資本企業，在這些企業里的工人有著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1923年的京漢鐵路大罷工、上海“五卅”工人運動等，無不是這種反帝反封建精神的體現。新中國成立后，國有企業制造了“鞍鋼憲法”，創造了大慶精神和鐵人精神、兩彈一星精神、載人航天精神、青藏鐵路精神、東汽精神等，涌現出一大批王進喜式的鐵人、倪志福式的革新能手、時傳祥式的勞模及新時期的竇鐵成、吳大觀、呂清森、郝振山、郭明義和千百萬愛廠如家的職工。這就是一種企業文化。這種企業文化不僅能提高企業競爭力，而且是現時代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國有企業文化所體現的主人翁精神、創新精神、拼搏精神、團結精神、民主精神和科學精神，將對全社會的文化需求、文化氛圍和文化創造產生巨大的影響。

　　而國有企業的經濟作用、政治作用和文化作用的充分發揮，有待于我們對國有企業的地位、功能和作用進行系統的再認識。

　　對國有企業性質、地位和作用的再認識

　　對國有企業再認識的依據，一是因為這一問題的重要性，有其重大的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二是因為現實社會中，人們對國有企業的認識觀點多樣，分歧較大，極不利于制定統一的國有企業政策。同一事物，由于立場、觀點和理論基礎不同，人們往往會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結論。對于國有企業的再認識，用西方經濟學和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分析，也會得出不同的結論。本文試圖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理論基礎，對中國國有企業的性質、地位和作用進行探討，它包括以下基本理論問題和實踐中遇到的重大現實問題：

　　(一)中國國有企業建立的理論基礎和現實條件。

　　(二)公有制和市場經濟的關系，國有企業能否與市場經濟有機融合？

　　(三)國有企業與外資企業、私營企業的關系，中國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體制中應處于主體地位、次要地位、還是主導地位？

　　(四)國有經濟對市場經濟有什么影響？

　　(五)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率是高還是低？

　　(六)國有企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有哪些基本職能？中國國有企業和外國國有企業的性質、職能是否完全相同？

　　下面將分別進行研究和探討——

　　中國國有企業建立的理論基礎和現實條件

　　現實社會主義在實踐上有兩點突破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一般構想：第一，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不可能單獨在一個國家內建立，而實踐突破了這一原則；第二，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將首先在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取得成功，他們關于未來社會的一般原理也是以資本主義工農業都高度發達的社會化大生產為前提條件，但社會主義卻首先在經濟相對落后、工農業勞動生產率差距較大的國家獲得勝利。

　　從蘇聯來看，列寧領導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發生在資本主義陣線中政治經濟最薄弱的俄國。革命前的俄國，在經濟上具有四大特點。第一，當時俄國的資本主義已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壟斷組織發展廣泛，200家左右的壟斷公司控制著全國煤炭、石油、鋼鐵、橡膠、紡織、制糖和煙草等主要工業部門和行業，12家銀行控制著全國50家股份銀行資本的80%，形成了工業資本和銀行資本的聯合統治。第二，外國資本控制著俄國工業資本的43%，冶金、石油、電力等重要工業部門被外國資本家所掌握。第三，農業經濟十分落后，小農經濟像汪洋大海一樣廣泛、眾多。1917年，俄國的總人口為1.435億人，其中，城市人口占18%，農村人口占82%，個體農民和小手工業者是農村人口中的主要部分。第四，當時俄國的資本主義比英、美、法、德等資本主義國家落后，是資本主義世界中最薄弱的環節。

　　俄國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就是在這樣一個經濟相對落后、工農業差距較大的國度里取得成功的。

　　從中國來看，社會主義制度更不是建立在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工農業都已實現社會化大生產的現代經濟基礎之上，而產生在資本主義經濟十分微弱、社會生產力水平不高、工農業差距顯著的社會經濟基礎之上。按1936年的幣值計算，中國在1946年的現代工業資本只有42億元左右，以全國人口4.5億計，人均工業資本不到5元，而同期美國的人均工業資本為1 600元左右，由此可以想見，當時中國生產力水平之低下。1949年，中國現代工業總產值為79.1億元人民幣，僅占工農業總產值比重的17%；如果加上工場手工業，兩者合計占工農業總產值的23.1%。除了生產力更落后外，中國和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一樣，都建立在小農經濟如汪洋大海的社會基礎之上。

　　由于現實社會主義和理想社會主義產生的歷史條件重大差異，就導致了在財產經濟關系方面，二者應當有下述重要區別。

　　第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描述的理想社會主義財產關系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一切生產資料歸全社會所有，只存在一個所有權主體；但現實社會主義財產關系的基本特征在于不可能立即實現一切生產資料歸全社會所有，存在多個所有權主體。

　　首先，現實社會主義是建立在小農經濟如汪洋大海的社會經濟基礎上面。對于個體農民和個體手工業勞動者來說，國家不可以直接剝奪他們的生產資料，只有引導他們逐步建立起適合于其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所有制形式。事實上，無論在蘇聯還是中國，都存在著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兩種公有制形式。由于集體所有制生產組織眾多，因而單就集體所有制來看，就存在眾多的所有權主體，更不要說還有其他性質的所有權主體。

　　其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個人擁有的只是其消費品。事實上，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之間沒有嚴格的界限，在一定的條件下二者可以相互轉化。在一個存在著多層次生產力的社會里，勞動者會利用屬于自己個人所有的勞動能力，將分配給自己的消費品加工成一些與別人交換的產品。勞動者還會利用自己的勞動能力創造出一些新的簡單生產工具，成為這些生產工具的私有者。

　　多層次生產力的客觀存在，是現實社會主義財產關系中存在多種性質的所有制形式、多個獨立的所有權主體的經濟根源。

　　第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描述的理想社會主義公有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二是每個勞動者的財產權利是平等的，但從現實社會主義的財產關系來看，每個勞動者的財產權利是不平等的，這不僅表現在財產所有權方面，而且表現在財產使用權方面。

　　從財產所有權方面來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僅存在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而且存在個體勞動者的小私有制，且不論改革開放以來所出現的新的所有制形式，單就傳統社會主義財產關系中的全民所有制職工和集體所有制職工的財產所有權來看就是不平等的。從財產使用權來看也是不平等的。因為在社會主義社會，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屬個人所有，又存在較大差異。這不僅因為社會主義社會里勞動者的自然屬性有較大的差異，社會默認這種天賦的特權，而且因為擇優培養的教育制度會加劇勞動者的能力差異。我們知道，勞動過程是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勞動能力相結合的過程。勞動者個人和生產資料相結合的形式是社會選擇和個人選擇相結合的結果。社會為了資源的優化配置，必然是讓具有較高勞動素質的勞動者和先進的生產資料相結合，而不是相反。這樣，由于勞動者的能力差異和生產資料的多層次，勞動者對生產資料的使用權就處于事實上的不平等地位。

　　不平等不等于不公平。因為不平等是一種客觀事實，不公平是對這種客觀事實的主觀評判。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中，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公平觀和評判公平與否的價值尺度?，F實社會主義財產關系中，勞動者的財產權利不平等與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者的財產權利不平等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回事。與資本主義社會的財產關系相比，現實社會主義中勞動者所具有的財產權利是公平的，具有巨大的歷史進步性。與理想社會主義中的財產關系相比，則現實社會主義中勞動者的財產權利則的確是不平等的。當然，縮小勞動者的財產權利差距直至享有平等的財產權利，既是現實社會主義財產制度發展的歷史趨勢，又是它的重要基本目標。

　　第三，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設想的理想社會主義社會里，勞動是分配的唯一尺度，不存在利用財產所有權參予分配的可能性，但現實社會主義的財產關系表明：按勞動分配與按財產分配同時存在。

　　首先，在現實社會主義的財產關系中，存在著多個財產所有權主體。財產所有權主體提供財產給勞動者作為物質生產條件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收益，勞動權使用財產的目的也是為了追求更多的收益，收益權是在財產所有者和財產使用者之間分割的，本文第一章的第三節已作了分析。收益權在財產所有者和財產使用者之間分割這一事實就表明存在著既按勞動分配又按財產分配。

　　第四，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在未來社會中，個人勞動直接是社會總勞動的一部分，只存在一個層次的聯合勞動。但現實社會主義的經濟關系表明：個人的勞動不可能直接是社會勞動的一部分，它只能體現在企業的集體勞動成果中，由企業對社會提供有效的勞動。企業是現代社會化大生產的基本組織，勞動產品是企業集體共同創造的。由于存在兩個層次的聯合勞動，因而也就存在兩級按勞分配，即社會先按企業集體的勞動貢獻進行分配，然后再由企業集體對社會的分配所得按職工的勞動貢獻進行再分配。對于“兩級按勞分配”，中國卓越的經濟學家蔣一葦先生曾作了深刻的理論分析，它是兩個層次聯合勞動的必然要求。而兩個層次的聯合勞動是現實社會主義經濟關系和理想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重要區別。

　　第五，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設想的理想公有制社會里，不存在商品貨幣關系，勞動者的獨立經濟利益是由代表全社會的機關直接滿足的。而在現實的社會主義經濟關系中，存在市場經濟和商品貨幣關系，勞動者的獨立經濟利益是通過相互滿足其需要而實現的。

　　在現實的社會主義經濟關系中，由于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差異和財產權的不同，他們對社會所作的貢獻不同，因而其報酬也就不同。在勞動還是謀生手段的歷史條件下，勞動者必然關心自己的經濟利益。但勞動者的利益是千差萬別的。代表全社會的國家既不能直接地、準確地衡量億萬勞動者所作出的實際貢獻，也不能直接地滿足其不同的經濟利益。勞動者的經濟利益只能通過相互滿足其實際需要來實現。這種相互滿足其需要的基本表現形式就是實行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不但存在于各種不同的所有權主體之間，而且存在于相同所有制形式之下的獨立商品生產經營者之間。

　　第六，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設想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等資本主義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同時獲得勝利，沒有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相互關系。但現實社會主義表明：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共處是一種客觀事實，兩者之間既有相互對立、相互競爭的一面，又有相互交往、相互吸收的一面。他們的相互對立、相互競爭、相互交往和相互吸收都是在國際市場環境中進行的。市場機制既可以與社會主義共有產權主體相容，也可以與資本主義私有產權相容。

　　以上理想社會主義和現實社會主義的六大重要區別，是中國國有企業產生的理論基礎和歷史條件，是我們對待國有企業經濟體制的客觀依據。

　　國有企業能夠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的理論基礎

　　公有產權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相互關系問題，是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制改革中碰到的一個基本理論問題，也是經濟學的一個基本理論問題。對于這個基本理論問題的認識，人們經歷了“對立論”、“主從論”和“有機結合論”三個階段。在社會主義各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以前，中外學者普遍把公有產權制度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認為計劃經濟是公有產權制度的屬性，市場經濟是私有產權制度的屬性。隨著社會主義各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展和深入，人們開始認識到市場機制的作用，認識到公有產權制度與市場經濟具有相容性，但有些人又認為二者之間是主從關系。在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上，誰為主誰為次的爭論就或多或少地反映了這種認識?，F在，人們已普遍接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這一科學論斷。它標志著在公有產權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相互關系問題上，人們已普遍認識到二者可以有結合、相互促進。但是，公有產權制度與市場經濟應如何結合？要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回答三個方面的基本問題：

　　其一，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什么？據此來確定實現目標模式的方法和途徑。

　　其二，市場經濟對其行為主體有哪些基本規定？據此來改造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下的產權制度，使其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

　　其三，公有產權制度對市場經濟有哪些基本作用？據此來減少以至消除市場經濟的盲目作用，建立能夠促進公有產權制度目的實現的宏觀調控體系。

　　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下的產權制度是與市場經濟相排斥的。人們一般認為市場經濟是多個獨立的所有權之間的交換。在傳統體制下，國有制只有一個所有權主體，不存在多個獨立的所有權之間的交換。馬克思在分析簡單商品經濟時曾經指出：“只有作為交換價值的私有者，不管是商品形式還是貨幣形式的交換價值的私有者，主體才能成為流通的主體?！薄皠趧雍蛯ψ约簞趧映晒乃袡啾憩F為基本前提，沒有這個前提就不可能通過流通而實行第二級的占有。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所有權，在流通中成為占有他人勞動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63頁)在馬克思看來，市場交易的行為主體必須是所有者，具有獨立的所有權是市場交易的基本前提。商品生產經營者對自己所有的勞動成果的占有是“第一級占有”，對他人勞動成果的占有是“第二級占有”，“第二級占有”是通過“第一級占有”彼此之間的市場交換而實現的。在簡單商品經濟的條件下，交易雙方交換的是自己勞動的產品，因而第一級占有向第二級占有轉化的過程，就是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換的過程。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由于勞動力被看成商品，因而存在兩類性質不同的市場交易：一類是勞動力和工資之間的交易。在交易之前，勞動力屬于工人所有，工資屬于資本家所有資本的一部分，交易雙方都是所有者，只不過資本家所有的是財產，工人所有的是勞動力。這里發生的不是財產所有權之間的交換，而是財產所有權與勞動力所有權之間的交換。因此，市場交易的實質是所有權之間的交換，但不完全是財產所有權之間的交換。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發生的第二類交換是資本與資本之間的交換。兩個企業之間的商品交換，實質是兩個企業的資本家之間交換商品的使用價值。第一類交換是剩余價值產生的過程，第二類交換是剩余價值實現的過程。

　　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市場經濟的實質就是多個獨立的所有權之間的交換。在簡單商品經濟條件下，市場交易的基本內容是財產所有權之間的交換；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市場交易的基本內容除了財產所有權之間的交換外，還有體現資本主義制度性質的勞動力所有權和財產所有權之間的交換。

　　現代西方產權理論認為：“當一種交易在市場中議定時，就發生了兩束權利的交換。權利束常常附著在一種有形的商品或服務上，但是，正是權利的價值決定了所交換的物品的價值。”(登姆塞茨：《關于產權理論》，載《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上海三聯書店版，第96頁。)從現代西方產權理論看來，當勞動力和工資發生交換時，工人提供的是服務的權利，資本所有者提供的是一定量的貨幣的使用權利；當資本和資本交換時，雙方交換的是附著于資本之上的權利。這種權利被稱之為產權，在交易之前，屬于交易各方所有，以所有權為交易的前提。因此，按照現代西方產權理論來看，市場經濟的實質也是多個獨立的所有權之間的交換。在馬克思看來，未來社會的一切生產資料都歸全體人民共有，只存在一個唯一的財產所有權主體。既然只存在一個唯一的財產所有權主體，就不存在所有權主體的排它性，不存在多個獨立的財產所有權之間的交換，因而商品貨幣關系和市場機制也就沒有存在的客觀依據了。傳統社會主義的產權制度是根據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的一般原則建立的。在傳統社會主義的產權制度下，絕大部分生產資料都歸國家所有，“國有國營”成為產權制度的基本模式。

　　既然一切國有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都歸國家所有和直接支配，那它就失去了在國內進行市場交換的對象。由于不存在多個獨立的產權主體之間的交換，當然也就不存在市場機制。“國有國營”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的公有產權制度的一種初級形式。正如私有產權制度的實現形式有多種多樣，公有產權制度的實現形式也有多種多樣?，F代西方的一些學者把“國有國營”這一產權制度形式當成公有產權制度本身，并據此得出公有產權制度與市場經濟不相容、要發展市場經濟就要實行私有產權制度的錯誤結論。

　　在公有產權制度與市場經濟的關系這一重大理論問題上，一些人用“左”的觀點看問題，教條式地領會馬克思的論述，認為市場經濟的本質是資本主義私有經濟，公有產權制度與市場經濟不相容，要堅持公有制為主，就不能發展市場經濟；一些人用右的觀點看問題，認為“從本質上說，財產公有與市場機制是一對相互否定的范疇。”(見1989年3月20日《世界經濟導報》。)要發展市場經濟就要將公有產權制度改造成私有產權制度。二者在理論上的一個共同點，就是將公有產權制度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將“國有國營”的模式看成公有產權制度的唯一形式。

　　國有企業能否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相互促進呢？本文的回答是完全肯定的。無論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還是按照現代西方產權理論來看，市場經濟的本質都是多個獨立的產權之間的交換。既然如此，問題的關鍵就在于：我們能否設計出一種產權制度，使市場交易的主體既具有獨立的、排它的、可轉讓的產權，又不改變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形式？下述理由表明，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

　　第一，中國農村產權制度的改革并沒有改變土地等財產的公有制形式，僅是賦予了農民以充分的經營自主權，將剩余勞動成果由財產所有者獨占改變為由財產所有者和財產經營者分享。由于剩余勞動成果的一部分歸農民所有，農民因此就能夠以商品所有者的身份進行市場交易。中國城鄉集市貿易的繁榮證明農村產權制度的改革促進了市場經濟的發展。盡管這種市場還是農副產品市場，還不是生產資料市場，但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卻提供了一條基本經驗：即使只有唯一的一個財產所有權主體，只要財產經營使用權是分散的，分屬于不同的財產經營使用者，從而勞動產品也分屬于不同的財產經營者，財產所有者只憑借所有權獲得固定的財產收益，那么就能夠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

　　第二，現代商品經濟的基本組織是企業，進入市場交易的主體也主要是企業。企業是分散的、彼此獨立的商品生產經營者，具有各自獨立的經濟利益。企業之間經濟利益的差別性是通過市場交換來實現的。不管進入市場交易的是私有制企業還是公有制企業，只要交易雙方各自具有獨立的產權就能使交易實現。我們完全可以賦予企業以獨立的產權而不改變其公有制性質。對于集體所有制企業來說，它一方面表現出公有制性質，另一方面在市場交易中又具有獨立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因而能夠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對于全民所有制企業來說，只要不是采取“國有國營”的產權模式，而是賦予企業經營者以充分的財產權利，包括對其產品的自銷權、定價權和資產的經營權等，也能使企業成為市場交易中的獨立產權主體。

　　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除土地等自然財產之外，由勞動創造的財產具有價值形態和實物形態兩種形式。當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具有資產經營權時，它實際上是在占有、使用、支配和處置財產的實物形式，而無權改變財產的價值形式。例如，當企業經營100萬元價值的國有資產時，國家具有100萬元資產的最終所有權和財產收益權，企業具有占有、使用、支配、處置這100萬元資產的財產經營權和財產收益權。在經營過程中，假定企業決定將這100萬元的資產賣給其他國有企業的經營者、集體企業或個人，這是否發生了所有權性質的改變呢？沒有。因為賣出方轉讓的是100萬元資產的實物，得到的是100萬元資產的貨幣，其最終所有權和收益權仍然屬于國家，社會主義公有財產并沒有減少。對于買進方來說，轉讓的是100萬元的貨幣，得到的是100萬元的實物，其資產也未減少。兩個獨立的產權主體之間交換的是財產使用價值，就價值形態的所有權而言，雙方的所有權性質都沒有發生變化；就使用價值的所有權而言，則相互易位。同理，國有企業購買100萬元私人企業，不是“國進民退”，相反，也不是“民進國退”。

　　由此，我們可以更深一步地認識市場經濟的本質：它是多個獨立的使用價值的所有權之間的交換，如果使用價值相同，就沒有交換的意義。但使用價值反映的是商品的自然屬性，只有價值才體現商品的社會屬性。財產價值最終歸誰所有體現了這樣一種社會屬性：誰是財產的所有者。馬克思曾經深刻指出：商品不是物，而是在物的外殼掩蓋下的一種特定的社會關系。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具有獨立的產權并不改變企業財產屬于全民所有這一社會性質，卻使它能夠成為市場經濟中的行為主體。產權交換的結果，買賣雙方都滿足了各自對使用價值的新的需求，都從交換中得到了好處。

　　通常人們認為，市場經濟是多個獨立的所有權之間的交換，但這只是看到了事情的表面。更進一步地考察，市場經濟的本質是多個獨立的使用價值的所有權之間的交換，作為價值形態的所有權并沒有發生變化。馬克思曾經指出：“就通常的出售來說，讓渡的是什么呢？那不是所出售的商品的價值，因為這個價值只是改變了形式。賣者實際讓渡的，從而進入買者的個人消費或生產消費的，是商品的使用價值，是作為使用價值的商品?！?《馬列著作選讀·政治經濟學》第254頁)所有權是所有制關系在法律上的肯定，它包含了人與人之間的一定財產關系。當市場交易主體在交換其所有的商品時，并沒有交換包含在這種商品中的特定社會關系，而只是交換了包含在這種商品中的特定自然關系。例如，一個私有制企業和一個公有制企業在市場中交換彼此的商品時，私有企業商品的所有權中包含了資本對雇傭勞動的剝削，公有企業商品的所有權中包含了聯合勞動，在交易實現時，商品所有權中包含的這兩種社會關系是否也發生了交換呢？當然沒有。既然包含在所有權中的這種特定社會關系沒有交換，那就只有一種合理的解釋：市場經濟是多個獨立的使用價值的所有權之間的交換，它以所有權為前提條件。

　　現代西方經濟學不承認勞動價值學說，把財產看成一種“物”，把“物”的轉移看成所有權的轉移，把財產由公有制企業賣給私有制企業看成是財產所有權由公有變為私有，其理論基礎就在于不承認財產具有兩重形式，沒有看到市場交易的本質是多個獨立的使用價值所有權之間的交換。

　　財產的兩重形式和市場經濟的本質，能夠使公有產權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使國有企業的經營者成為市場交易中的獨立產權主體。

　　國有企業對市場經濟的影響

　　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一方面需要改革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下的產權，使公有產權制度適合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國有企業是現階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也必將對市場經濟產生一些重要影響。這些重要影響表現在如下方面：

　　以國有企業為代表的公有產權制度能對市場經濟的交易主體產生重要影響。

　　在—個以私有產權制度為基礎的社會里，市場經濟的交易主體是私有制企業為主。企業與企業之間交換的實質是資本與資本之間的交換，它建立在工資與勞動力相交換的基礎之上。在私有產權制度下，不但交易主體的行為帶有剝削性，而且交易主體相互之間是對立的，交易主體的自身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也存在很大程度的對立。

　　在一個以公有產權制度為基礎的社會里，市場交易主體不再表現為對立的兩極：一極是資本所有者，另一極是沒有財產的勞動力所有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交易主體是以公有制企業為主。公有制企業之間的交換實質上是集體勞動與集體勞動之間的交換，它建立在聯合勞動的基礎之上。

　　公有產權制度對市場經濟的重要影響之一，就在于它使聯合起來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成為市場經濟的交易主體，其本質是擺脫了資本剝削的勞動之間所進行的勞動交換，只不過這種勞動交換采取了等價交換的形式。

　　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存在商品貨幣關系的公有制社會里，所進行的等量勞動交換與存在商品貨幣關系的公有制社會里所進行的等量勞動交換是不同的。馬克思所設想的未來社會里的等量勞動交換，不需要經過私人勞動轉化為社會勞動的途徑。這里的等量勞動是指直接的社會勞動，等量勞動交換的內容僅僅是勞動者的貢獻，而計量勞動者貢獻的唯一尺度是勞動時間。但在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中，等量勞動交換需要經過個別勞動轉化為社會勞動的途徑。這里的等量勞動是指社會必要勞動，等量勞動交換的內容中不僅包括了勞動者的貢獻，而且包括了被轉移的物化勞動的價值。商品的價值是由C+V+m三部分組成，不僅有勞動者新創造的價值，而且有被轉移的物質生產資料的價值。因此，等價交換雖然也是等量勞動交換，但其中包括了被轉移的物質生產資料部分所體現的勞動。在國有企業中，勞動者使用的是全民所有的物質生產資料，因此，商品價值中所包含的物質生產資料的價值是全民勞動的體現而不是商品生產者局部勞動的體現。只有在下述兩種情況之一的狀態下，按勞分配與等價交換才能一致：其一是勞動者所使用的生產資料在質上和量上無優劣之分，體現為相同的價值，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無較大差異，因而在商品價值中被轉移的物質資料價值相同。其二是國家通過稅收或其他方式對使用先進生產資料的企業征收較高的財產稅或財產使用費，從而消除生產資料的差異對等量勞動交換的影響，顯然，只存在后一種可能。

　　在公有產權制度下，國家能夠通過宏觀調節措施使市場經濟中的交易主體處于平等的地位，使勞動者之間的等量勞動交換轉化為等價交換。

　　國有企業能對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進行宏觀導向。

　　市場機制具有自動分配經濟資源于各個部門的功能。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是通過價格、供求、競爭等因素實現的。當市場商品供不應求時，價格會上升，利潤會增大，生產這類商品的企業會擴大生產規?；蛟龆嗥髽I數量，從而使生產要素流向這些企業；反之，生產要素則會退出這些企業。經濟效益好的企業，吸引資源流入的能力就強；經濟效益差的企業，吸引資源流入的能力就弱。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社會資源會自動流向那些商品短缺的或經濟效益好的部門和企業。但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是自發的，在經常性的比例失調中實現的；對于那些關系國計民生的、價格又必須限制在一定的升降幅度內的商品，企業會由于利潤少而不愿去生產；同時，市場也不會使資源分配到那些與市場供求關系無關的生態環境保護等部門。

　　在公有產權制度中，全民所有制企業占了相當大的比重。由于全民所有制企業采取了國家所有制的形式，因而國家就能夠以財產所有者的身份獲取財產收益，把資金投入到那些無利可圖的或微利的、急需發展的部門、行業和企業，從而引導資源的合理流向，實現物質生產條件的再分配。盡管國家能夠以社會管理者的身份取得稅收，將稅收收入的一部分投入到那些急需發展的部門，但稅收收入畢竟是主要用于社會管理費用的支出和公共福利事業。國家能夠以財產所有者的身份獲得財產收益，這不僅使國家具有宏觀調控的經濟杠桿手段，而且使國家具有宏觀調控的強大經濟實力。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制企業增多的一個重要原因。

　　公有產權制度能夠逐步消除市場經濟所形成的收入的兩極分化。

　　市場經濟所形成的收入的兩極分化，其原因有二：一是財產所有權的差異所帶來的收入的差異；二是勞動能力的差異所帶來的收入的差異。

　　在公有產權制度下，每一個勞動者的財產所有權應當是平等的，從而與屬于全民所有的生產資料的結合機會也應當是平等的。盡管在現實的公有產權制度下還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矛盾，存在全民所有制企業的勞動者具有單一財產所有權、其他所有制企業的勞動者具有雙重財產所有權的矛盾，但這一矛盾是可以通過公有制實現形式的改革來解決的。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建立公有產權制度的目的就是為了消除財產所有權的不平等所造成的收入差異。無論如何，在私有產權制度下，不能消除由于財產所有權的不平等所造成的收入差異。

　　在公有產權制度下，收入差異主要是勞動能力的差異所造成的。這不僅因為勞動者的自然屬性存在較大的差異，而且因為擇優培養的教育制度會加劇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差異。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勞動者個人和生產資料相結合的過程是社會選擇和個人選擇相結合的過程。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價值規律、競爭規律的作用，必然是具有較高勞動素質的勞動者和先進的生產資料相結合，從而形成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具有較低勞動素質的勞動者和落后的生產資料相結合，形成較低的勞動生產率。這樣，具有較高勞動素質的勞動者就會獲得較多的收入；具有較低勞動素質的勞動者就會獲得較少的收入。收入的差異又會反過來擴大勞動能力的差異。在以私有產權制度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中，收入兩極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但在以公有產權制度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中，由于教師不是商品生產者，教育不是商品生產，因而國家能夠通過使勞動者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權的途徑來縮小勞動者的能力差異。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經濟落后使教育的物質條件受到限制，不可能使每一個人都接受同等程度的平等教育。因此，勞動者的受教育權分成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平等的基礎教育，它的社會功能是提高整個國民的勞動素質，縮小勞動者的能力差異；第二個部分是擇優培養的高等教育和特殊教育，它的社會功能是使學習素質較好的人得到提高和發展，使其能與先進的物質資料相結合，以便創造出較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高度發展，受平等的基礎教育的權利會擴大，最后變成完全平等的受教育權。只有受教育權完全平等，才能真正縮小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差異，才能消除由于勞動能力差異所形成的收入差異。而受教育權實現完全平等是要經歷一個非常漫長的歷史時期的。但公有產權制度畢竟提供了這種可能。

　　從歷史發展的趨勢看，公有產權制度既能消除市場經濟中由于財產所有權的不平等而帶來的收入懸殊，又能消除勞動能力的差異而形成的收入的差異，因而能夠實現自由平等的生產者的聯合這一偉大的理想。這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進步的一個重要原因。

　　公有產權制度能夠通過自動調整分配制度來影響市場供需結構，克服生產過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

　　在以私有產權制度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中，資本所有者追求的是剩余價值最大化，勞動力所有者追求的是收入最大化。當資本所有者的利潤增多時，勞動者的收入會減少；當勞動者的收入增多時，資本所有者的利潤會減少。但分配權是掌握在資本所有者手中的，資本所有者會盡可能地壓低勞動者的收入，從而使廣大勞動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造成馬克思所說的生產過?；蛘邉P恩斯所說的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經濟危機。經濟危機并不是市場經濟帶來的，而是私有產權制度所造成的。

　　在公有產權制度中，勞動者即是生產資料所有者，不存在少數資本所有者和廣大勞動者之間的對立。由于生產的目的就是為了滿足全體勞動者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因而不存在有效需求不足或生產相對過剩的問題。公有產權制度能夠自動調節分配制度使勞動者的收入增加，從而使勞動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擴大。

　　上述公有產權制度對市場經濟的影響正是公有產權制度優越性的體現。但這僅是理論分析中的優越性。要把理論分析中的優越性轉變成為現實中的優越性，還需要進行各方面的改革和制度建設。這正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所面臨的艱巨任務。

　　中國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應處于主導地位

　　如何認識國有企業在市場中的地位？也存在兩種錯誤的觀點：一些人用“左”的觀點看問題，認為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的第二、第三產業的各行各業中都應占據主體地位，在現代工業和現代服務業中的各行各業中都應保持數量上的優勢。公有制為主體就是國有制為主體。一些人用右的觀點看待問題，認為國有企業僅是彌補市場的不足，應當退出競爭性領域，實質是國有企業在中國的社會市場體制中處于次要地位。

　　要正確認識國有企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地位和作用，就要正確認識中國的國情，正確認識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國有制為主導的基本經濟制度。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私營經濟的存在是必然的，個體、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已為黨的“十五大”報告所肯定。私營經濟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的發展，有其深刻的經濟根源：

　　第一，現實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多層次的生產力，這就決定了它必然存在多種所有制關系，包括私營經濟。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將首先在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取得成功，他們關于未來社會的原理也是以資本主義工農業都高度發達的社會化大生產為前提條件，但社會主義卻首先在經濟相對落后、工農業勞動生產率差距較大的國家獲得勝利。在這樣的國度里，不可能做到一切生產資料歸全社會所有。事實上，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之間沒有嚴格的界限，在一定的條件下二者可以相互轉化。在一個存在多層次生產力的社會里，勞動者會利用屬于個人所有的勞動能力將分配給自己的消費資料加工成一些與別人交換的產品。例如，我們可以將棉布作為消費品分配給勞動者，但勞動者可以將棉布加工成衣服同別人交換；我們可以將糧食作為消費品分配給勞動者，但勞動者可以將糧食加工成食品出售。這時，棉布、糧食等消費品就轉化成了生產衣服、食品的原料。由于現代商品經濟既向大型化又向微型化發展，勞動者還會利用自己的勞動能力創造出一些新的生產工具，成為這些新的生產工具的私有者。比如，設計電腦軟件。

　　多層次生產力的客觀存在是社會主義社會里個體、私營經濟必然存在并發展的第一個經濟原因。

　　第二，勞動者的累積勞動會轉化為私人資本。

　　在一個勞動能力存在差異、勞動生產率發展不平衡的社會主義社會里，勞動者貢獻的差異會帶來收入的差異。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盡管再生產勞動力的費用對于不同的勞動者是不相同的，但只要勞動者的收入大于再生產其勞動力的費用，就必然有一部分剩余收入。如果剩余收入存入銀行就成為獲取利息的存款；如果用來購買債券，剩余收入所有者就成了債權人；如果用來購買股票、進行投資，就成了股份持有人；如果用剩余收入來直接投資辦企業，剩余收入就轉化為私人資本。無論是銀行利息收益、債券收益、股票收益，還是直接經營企業的收益，都是憑借財產所有權獲得的合法收益，這種合法收益應視作累積勞動的收益，而不應把它看成剝削。

　　社會主義的目標是使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民的收入會不斷提高，超過勞動力再生產的收入結存部分會越來越多并轉化為私人資本。

　　1980年，全國城鄉居民的儲蓄存款余額為400億元，2009年已躍增為30.7萬億元。這樣巨大的儲蓄存款余額必然帶來相應的財產收益，它也為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相應的經濟基礎。將剩余收入存入銀行獲得利息是一種財產收益，購買債券、購買股票是一種投資行為，也會帶來財產收益。將存款或剩余收入直接投資，發展個體私營經濟也必然帶來相應的財產收益。在本質上，這些財產收益的性質應是相同的。如果我們承認了按生產要素分配是合理的，承認了財產收益權和勞動收益權，那么就會得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私營經濟和剝削沒有必然的聯系，社會主義社會里的私營經濟從業者在整體上是社會主義的建設者。

　　但這并不意味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里不存在剝削。在現實的社會主義社會里，有兩種情況將產生剝削：第一種是有一部分私營經濟的原始積累不是通過勞動所得；第二種情況是有相當多的私營企業業主將大量勞工的工資壓得很低，或者說給予工人的報酬低于工人貢獻，否定了勞動者的勞動收益權，不讓勞動者參與剩余價值或利潤的分配，這種情況就是一種剝削行為。因此，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里，私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是合理的、必然的，但它存在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私營業主和工人各自按財產收益權和勞動收益權獲得各自應得的收益，在這種情況下，不應把私營業主看成剝削者。另一種可能是私營業主否定了勞動者的勞動收益權，不讓勞動者參予剩余價值或利潤的分配，這種情形就是私營業主帶有剝削行為。關鍵的問題是國家如何通過宏觀調控的政策和法律體系保證勞資雙方的合法權益。

　　正因為多層次生產力的存在，正因為外資企業和私營企業在中國的發展有其合理性、必然性，因而國有企業也就沒有必要在現代工業、現代服務業的各行各業中都占據主體地位和數量上的絕對優勢。它應當在關系國計民生的關鍵領域和高科技領域里保持主體地位和優勢地位，發揮主導國民經濟全局的作用。

　　外資企業、私營企業的存在和發展雖然有其合理性、必然性，但它卻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它們都是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都帶有資本雇傭勞動的性質，它們的利益和全社會的利益之間會時有沖突和矛盾；另一方面，它們又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建立和發展起來的，要服從社會主義的法律體系。這種兩重性就是國有企業要發揮主導作用的依據。

　　沒有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中國的經濟基礎就會和歐美國家的經濟基礎基本相同。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如果經濟基礎相同，又何來上層建筑的社會主義性質？

　　國有企業本身是一個中性概念，但一旦它和具體的社會制度相聯系就不是中性的了。美國的國有企業體現的是美國資本主義所有制的性質。中國國有企業體現的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中國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就是國家通過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和影響，促進多種經濟成分共同實現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意圖。

　　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率是高還是低？

　　主張取消或否定國有企業的人認為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率低于私有企業，社會主義經濟的效率劣于資本主義，但他們均未進行科學的論證，也從未拿出有力的事實依據。

　　從理論上說，無論國有企業、外資企業、私營企業現在都認同現代企業制度，都實行的是委托——代理關系制度，也就是說企業的經營都是由委托代理人實施的，與所有者沒有直接的關聯，與所有制也就沒有直接的關聯。即使個別或部分國有企業效率低下，那也是代理人選擇任用不當的問題，而不是所有制本身的問題。在外資企業和私營企業里，也有許多委托代理人選擇任用不當的案例，為什么這些認為國有企業經營效率低下的人士不把這些問題歸結為所有制呢？美國的金融危機波及到全世界，為什么這些人士不把經營效率低下的銀行與美國的基本經濟制度相聯系呢？因為他們實行的是“雙重標準”。一些人認為公有制企業效率比私有企業低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假定公有制必然導致領導人腐敗和員工懶惰。但這一假定卻無任何科學依據。

　　從經濟史的事實看，歷史證明社會主義公有制在總體上是高效率的。公有制的主要型式是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率分為微觀效率和宏觀效率。上世紀30年代，前蘇聯的經濟增長和效率曾令歐美國家黯然失色。從1949年到1978年，中國的國民經濟中沒有外資企業和私營企業，但宏觀經濟不僅保持了高增長，也體現了較高的效率，這也為歷史所證明。在中國的改革開放時代，在國有企業、外資企業、私有企業并存的格局下，既可以找到國有企業效率高與不高的案例，也可以找到私有企業和外資企業效率高與不高的案例，它表明：微觀經濟效率高低與所有制沒有必然聯系，而經濟史則表明：宏觀經濟效率與經濟制度密切相關。

　　國有企業的職能

　　中國國有企業的職能和美國國有企業的職能是不一樣的，用西方經濟學看待中國國有企業的職能和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看待中國國有企業的職能也是不一樣的。

　　用西方經濟學理論看待中國國有企業，它僅是提供公共產品，是政府彌補市場失靈、干預宏觀經濟的工具，因此應當退出競爭領域。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看待中國國有企業，它至少應當具有以下職能：

　　(1)它不僅要帶頭忠實服從國家政策和法令，而且要忠實貫徹執行國家的經濟意圖。

　　(2)在國民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

　　(3)對國有企業做大做強，使國有資產增值，增多全體人員的共有財富。

　　(4)是國家直接掌握的、長期的、可持續的、可靠的經濟資源。在必要時，可直接由國家調配。

　　(5)彌補市場缺陷，為全社會提供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和服務。

　　(6)在高科技領域保持優勢地位，引導科技產業發展。

　　(7)通過影響市場，促進良性競爭和健康的市場秩序。

　　(8)構建勞資和諧的微觀基礎。

　　提出“國進民退”命題的人實質上是想把國有企業的職能局限在非競爭性行業中。

　　實際上，在產業結構變動中，國有企業兼并民營企業或民營企業兼并國有企業是時有發生的常態事件。本文前面已經分析，當國有企業將100萬元資產賣給其他企業時，在價值形態上，雙方的資本均沒有減少，只是使用價值易位。當國有企業兼并一家1億元資產的民營煤礦企業時，民營煤礦企業可以將這1億元投入到食品或服裝行業，這時，在煤礦行業中民營企業“退”了，在食品或服裝行業卻“進”了，我們難道能得出在服裝或食品行業是“民進國退”？相反，當民營企業收購或兼并一家1億元資產的國有企業時，也不能說是“民進國退”。從事實上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發展速度遠高于國有企業，總體上不存在“國進民退”。

　　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分析，“國進民退”是偽命題。

　　妨礙國有企業作用發揮的因素和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沒有找到新的公有制形式之前，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企業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但是國有企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地位還未完全體現，其全方位的作用也還未得到充分發揮。妨礙國有企業作用充分發揮的因素既有思想認識上的誤區和理論指導上的偏差，又有體制、機制和政策的因素。這些因素的合力影響，形成了以下八大亟待解決的問題。

　　經營性國有企業和公益性、半公益性國有企業的界定和分類政策

　　從國有財產的形態來看，它一般包括以下五類；

　　(1)國有企業的資本、廠房、技術、設備、專利等；

　　(2)土地、水、礦藏、森林等自然資源；

　　(3)公路、橋梁、公園等公益性設施；

　　(4)教育、衛生、體育、文化、軟件等領域的基礎設施、服務設施和黨政機構中的設施與財產；

　　(5)國家所有的無形資產。

　　從國有資產的用途來看，它又分為提供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的公益性資產和提供非公共產品、非準公共產品的經營性資產，相應地國有企業也就分為經營性國有企業和非經營性國有企業。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入，一些人相繼提出了體育產業化、文化產業化、教育產業化、衛生產業化、廣播事業產業化等主張，它的實質就是將計劃經濟體制下被視作非經營性質的國有資產向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經營財產轉化，有一定積極意義。但是，由于對經營性國有企業和公益性國有企業之間缺乏科學的界定，以至于把本來是提供公共產品的國有企業變成了提供非公共產品的經營性企業，醫療衛生事業中的某些國有企業改革就是一例。

　　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非經營性資產和經營性資產在特定的條件下是可以相互轉化的。比如，高速公路的建設和經營就是一個突出例證。從性質上說，高速公路具有公益性，是公共基礎設施，應當國家投資提供公共產品。但是，由于國家財力的限制和高速公路的飛速發展，許多地區將高速公路轉化成了收費贏利的經營性財產，并又規定20年或30年后完全收回，取消收費，再把它轉化為非經營性的公益性資產。而現實出現的中國物流頑癥的根源就在于沒有科學界定國有資產的經營性和公益性，并適時地將經營性國有資產轉化為公益性國有資產。對于經營性國有企業和公益性國有企業應當系統地制定兩類不同的實施政策，從而健康地指導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

　　國有企業缺乏一個統一的規劃和管理機構

　　中國的國有企業按行政管理層級分為中央國有企業和地方國有企業；按產業特點又分為工交國有企業、金融國有企業、國防國有企業、鐵路國有企業、文化衛生廣電等國有企業，它們分別屬于不同的條塊管理。由于缺乏一個統一的規劃和管理機構，致使國有企業在產業結構調整、按資方向、空間布局、選人用人機制、考核制度、薪酬制度等方面缺乏一個統一的規劃和標準，也使一些社會公認的熱點、難點問題找不到負責解決的部門，高速公路頑癥和高藥價就是其中典型的案例。

　　國有企業的利潤上交問題

　　改革以前，國有企業的利潤是全部上交財政。改革以來，國有企業的利潤經歷了利潤留成、承包制中的定額上交和現在實行的少部分上交、大部分留在企業的做法。

　　國有企業的資產是全民的。利潤是否也是全民的呢？國有企業分配機制應該如何科學界定呢？

　　在一個勞動能力存在差異、勞動生產率發展不平衡的公有制社會里，財產所有主體和財產使用主體不同一必然引起經濟利益上的矛盾。這時，存在三種分配方式。

　　第一種分配方式是一切剩余收益權屬于所有者，按所有者的意志分配收益，代表全社會所有者的國家將上交的利潤用于公共福利和其他項目的開支。由于各個企業和勞動者享有的公共福利相同，而勞動貢獻不同，這就出現“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的狀況，這就是企業之間吃“大鍋飯”的根源。這種分配方式既不符合勞動創造價值的理論，也違背按勞分配原則。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實踐證明：一切剩余收益權歸代表所有者的國家，既不能解決公平問題，也不能解決效率問題。

　　第二種分配方式是一切剩余收益權歸使用財產創造價值的勞動者。其實，這種分配方式的提法在19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已由李嘉圖學派的后繼者們提出。他們認為價值既然是勞動者創造的，就應全部歸勞動者所有。馬克思曾經說過這種見解在當時“曾經有一些意思”。但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里又嚴厲批評過重彈這種論調的拉薩爾。在馬克思看來，勞動所有的分配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本身的分配又取決于社會制度的性質。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勞動者不可能獲得全部收益權，就是在社會主義社會里，也必須作出各項必要的社會扣除?，F實社會主義社會里產生的問題是：在作了必要的社會扣除后，由于企業之間的勞動生產率不平衡，是否把剩余的不等量的收益權都給予勞動者？如果剩余收益權都給予勞動者，那么財產所有者就什么收益也沒有得到，從理論和實踐上說，財產所有者沒有收益權，就不能保持其所有制的存在地位。作為全社會所有者代表的國家，由于把一切剩余收益給予了勞動者，就失去了重新分配擴大再生產的物質條件的職能。如果國家對擴大再生產的物質條件不能分配和調控，那么，在勞動能力存在差異、勞動能力發展不平衡的社會里，企業集體和企業集體之間就會相差懸殊，出現嚴重的社會不公平，這同樣會影響經濟效率的進一步提高。因此，第二種分配方式也有其內在的弊端，并且與社會主義主張的共同富裕背道而馳。

　　第三種分配方式是既顧及財產所有者的收益，又顧及財產使用者的利益，將收益權在財產所有者和財產使用者之間分割，這有兩種形式：一種是財產所有者享有固定數量的收益權；另一種是財產所有者和財產使用者按比例分割收益權。這種形式是國家有部分剩余收益權。盡管企業的部分收益權會產生新的財產所有者，但因作為全社會所有者代表的國家已獲得剩余財產收益權，因此，可以進行調控，可以對擴大再生產的物質條件進行重新分配。同時，也解決了對企業的激勵問題。和第一、第二種形式比，第三種形式無疑具有優越性。

　　從歷史角度看，在任何社會，財產所有和使用主體都不同一，但只有在私有制產生以后，財產占有(所有)主體和財產使用主體的不同一才產生了經濟利益上的矛盾。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消除了財產所有者和財產使用者之間的分離和對立。但是，由于勞動能力差異的存在，由于勞動生產率發展的不平衡，因而財產所有者和財產使用者之間的不同一所引起的經濟利益矛盾仍然存在。這種矛盾雖然也是財產內在矛盾的反映，但卻是總體勞動者和部分勞動者之間的矛盾，沒有對抗性質。如何解決這一矛盾正是當代中國經濟學家在改革中面臨的重要課題。

　　國有企業究竟上交15%還是20%、30%比較合理呢？這很難確定。

　　本文提出一種新的改革思想，即將國有企業的利潤上交改革為資源占用稅。

　　將國有企業區分為公益性、半公益性和經營性國有企業以后，對公益性國有企業可以免交資源占用稅，對經營性國有企業，則以其初始投入的國有資產價值征收資源占用稅，對國有企業資產增值部分不再征稅，也不再上交利潤，稅率與銀行長期貸款的利息率相同。由于行業特點不同，可以設計不同行業的資源占用稅，這樣改革既有利于上交利潤的規范化、法制化，也有利于公平和效率。但這只是本文作者的一個設想，還需要深入論證。

　　國有企業領導人的報酬和職工報酬之間的差距問題

　　這是一個備受全社會關注的難點、熱點問題。一些國有企業負責人的報酬每年在百萬人民幣以上，個別金融企業的負責人甚至達到年收入幾百萬元、上千萬元，而一般地方國有企業普通職工的年收入僅在3萬～5萬元，而某些非國有企業普通職工的年收入在1.5萬元以下。為什么會出現這樣巨大的反差？

　　這里涉及一個基本的理論問題：什么是工資？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解釋，工資是勞動力的價格，是再生產勞動力的費用。按照西方經濟學的解釋，工資是勞動要素投入回報率。無論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按照西方經濟學，我們都很難解釋國企負責人和普通職工之間收入的巨大差距。出現這種現象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一些人主張企業家的收入要與國際慣例接軌，而普通工人群眾的收入卻沒有，也無法與國際慣例接軌。國企負責人和黨政機構領導人，與普通職工之間的年收入應當有一定差距，但差距到底多大才合理，需要深入研究后予以解決。

　　國有企業在高科技產業中的投資和優勢地位問題

　　本文第一部分已經指出，除了在石油、煤炭、電力等傳統工業行業中國有企業占有優勢地位外，在電子信息領域中國有企業的產出規模和經濟實力還不到15%，影響力甚弱，主導作用不明顯，這既有認識上的問題，也與財政投資體制有關，還與國有企業利潤分居于不同政府管理部門有關。建議政府成立一個專門的高新技術產業投資機構來解決關鍵高科技產業的控制和主導問題。

　　國有企業職工群眾主人翁意識淡薄問題

　　這些年來，由于重視資本的作用，國有企業職工群眾主人翁意識日漸淡薄是個不爭的事實。

　　國有企業改革下崗工人的遺留待遇問題

　　在國有企業改制和破產過程中，出現了一些遺留問題，一些勞模、工程技術人員和職工待遇甚低，和現在的企業領導人拿年薪幾十萬形成巨大反差，應妥善解決。

　　防止公有權力的異化和國有企業領導人的腐敗變質問題

　　盡管國有企業領導人的腐敗變質是極少數，但它卻很容易成為一些主張削弱或否定國有企業作用的人的口實。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自己的綱領：消滅私有制。由于時代條件的限制，他們當時面臨的社會主要矛盾是生產資料的私人占用性和生產的全社會性。在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以后，防止公權力腐敗變質逐漸成為突出的問題，公有制是實現全社會公平正義的經濟基礎，是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充分條件是公有制加人民權力正義。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的任務就是取得公有制的主導經濟地位，保持公權力不被異化和永遠正義。防止國有企業領導人腐敗變質在國家的長治久安方面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影響。

　　國有企業的柱石作用與改革方向

　　世界歷史的大國興衰指示了一個真理：一個大國的長治久安應有長期可靠的經濟基礎和支撐國家的經濟柱石。

　　1789年法國大革命中，路易十六王朝的覆滅從本質上說是封建制度的腐朽，從具體的直接原因來看，則是缺乏經濟支撐，法國的統治是因為法國參加北美獨立戰爭而對英國作戰負債累累。由于對英作戰，償付一次的借款利息就高達王室預算經費的一半左右，國家財政極為困難。為了克服財政危機，唯一的辦法是向貴族和資產階級借錢，或開征新稅。這就遭到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反對，促使財政危機轉變為憲法危機，進而轉化為法國大革命。

　　西班牙的衰落與沒有經濟支柱密切相關。1711年英國在西班牙領屬的南美洲成立了“南海公司”。1720年爆發了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政府沒有錢，便向南海公司發行國債，條件是由“南海公司”壟斷西班牙殖民地的貿易，尤其是奴隸販賣的特權。由于貿易壟斷，南海公司股票空前高漲，1720年1月面額100英鎊的股票，到1720年夏天飛漲到1 000英鎊。最終股票泡沫破裂，不僅給西班牙，也給英國帶來很大經濟損失。

　　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中》說：“大國所追求的偉業具有三重性，即同時實現三項目的：為國家利益提供軍事安全；滿足老百姓的經濟需求、保證經濟增長。”蘇聯的最后失敗不是軍事上的弱小，至今俄羅斯都繼承了它強大的軍事力量，而是不能滿足老百姓的經濟需求和保證經濟增長。而中國北洋政府的軟弱除了本質上的腐敗之外，也根源于其沒有可供直接掌握的經濟資源而必須向日本借錢。

　　世界歷史的正反經驗都證明：國家有了長期的可靠財源就可以不向外國和私人借錢。

　　由于國有企業的存在，這就使國家能夠掌握較大的經濟實力。國家一方面以社會管理者的身份獲得稅收收入，另一方面可以以財產所有者的代表身份掌握國有企業的財產收入。這兩方面的收入合在一起，就使國家有能力進行必要的投入，進行社會再生產物質條件的重新分配，應對國內外各種突發事件。

　　從歷史興衰和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角度看，本文的結論是：

　　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要體現形式，是中國社會長治久安的重要柱石之一，是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必要經濟基礎，軍隊、國有企業、中華民族精神分別是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柱石，三大柱石缺一不可。前提條件是國家始終代表全體人員的利益，公權力不被異化。國有企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經濟、政治、文化領域發揮著全方位的作用，其基本職能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

　　國有企業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從低層次上談，是為了促進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是為了提高經濟效益，發展社會生產力。從高層次上說，則是為了促進人的解放。

　　一部人類文明史，就是人們不斷追求財富增長和公平分配的歷史?？v觀人類活動的經濟史，我們可以發現：勞動與財產的關系問題一直是產權制度的核心問題。財富畢竟是勞動創造的，只有那種能夠充分發揮勞動主體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的改革制度，才能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取得最大的經濟效率。而勞動主體在充分發揮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的過程中也就不斷解放自己，獲得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財產本來是勞動的物質條件，在私有制占統治地位的制度下卻異化為剝削勞動、奴役勞動的手段，出現“物統治人”的反常局面。為了使人們從財產權利的奴役下解放出來，近500年來，從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到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從摩萊里的《自然法典》到德薩米的《公有法典》，從歐文的美洲實驗到馬克思的《資本論》，從中國的早期實踐到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先進的思想家們一直堅持了公有制的偉大理想。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使公有制從理想變為現實，但它并沒有完全解決勞動與財產的關系問題。不管在今后的改革中會出現多少國有企業的改革理論和實踐，其關鍵是必須使勞動者成為使用財產的主人，這時的勞動者既包括企業家、工程技術人員，也包括廣大的普通職工群眾。從這個意義上說，國有企業的改革就是勞動主體為中心的改革，是為了促進人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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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余參考文獻略。

　　(責任編輯： 郝幸田)

　　作者簡介

　　廖元和，男，教授，重慶市區域經濟學學術帶頭人，漢族，中共黨員，四川省廣元市人，1950年出生。1982 年畢業于重慶師范大學，本科，獲理學學士學位。畢業后即到重慶市社會科學院工作，1988 年破格評為副研究員，從事經濟學研究。1990年至1993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工業經濟系讀研究生，于1993年7月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93年10 月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4年2月被評為研究員，同年6月被任命為重慶市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黨組成員，一直任職到2003 年12月。1998 年起兼任重慶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秘書長，為重慶市政協第一屆委員、文史委員會副主任。從1993年到2002年，為重慶市人大法工會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1999年擔任中國著名學術期刊《改革》主編。 2004年1月任重慶工商大學副校長。2009年3月任重慶工商大學長江上游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重慶工商大學產業經濟研究院院長，還兼任重慶市城鄉統籌研究院院長，中國企業管理研究會副理事長，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生產力研究會理事，國家社科基金成果評審專家，重慶市學位委員會第二屆委員。

　　迄今為止，已獲得15項省部級優秀成果獎，公開發表論文、專著等200多萬字。主持國家級、省部級、中日和中加國際合作課題30多個，均為課題組組長。從 1984年至今，已獲22項省部級政府獎，其中，全國性學術基金獎1項，省部級政府一等獎1項，省部級政府二等獎4項，省部級“五個一”工程獎3項，省部級科技進步獎4項，全國性優秀圖書獎1項，省部級政府三等獎 8 項。

　　其學術代表作有《公有產權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相互關系》《公有產權制度的三大內在矛盾及其解決途徑》等，在經濟學理論、工業經濟和區域經濟領域有較深造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