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當前經濟和社會面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到底是什么？　　

朱明熙（西南財經大學財稅學院）　　

內容摘要：本文認為，大量的資料和數據證明，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已經到了一個相當危險的臨界點，它已經成為嚴重制約我國經濟和社會健康發(fā)展的最主要的矛盾和問題，因此，為了避免中國陷入“中低收入陷阱”，促進我國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和社會的安定和諧，我國必須努力改變目前這種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擴大的趨勢。

關鍵詞：貧富差距  經濟發(fā)展  社會發(fā)展　　

研究稅制和稅收征管改革或者說調整為什么要首先研究我國當前經濟和社會發(fā)展所面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呢？其實，道理很簡單，因為稅制、稅制結構和稅收征管是整個經濟和社會運行大系統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無論是從稅收來源和稅收規(guī)模看，還是從稅制、稅制結構的變化和稅收征管的好壞看，稅收都必然要從根本上受到整個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程度、規(guī)模和好壞的影響和制約。當然，稅收規(guī)模的大小，稅制和稅制結構的優(yōu)劣，稅收征稅管水平的高低，以及更為重要的稅收使用的好壞，也必然要對整個經濟和社會的發(fā)展產生重要的反作用。誠如一位哲人所說：征稅權力是政府最大的權力，是整個國家建筑之根基。它對一個國家的存在和繁榮的重要性，就像我們蒙昧人呼吸的空氣一樣。它不僅僅是保持國家活力的力量，也是毀滅國家的力量。但盡管如此，整個經濟和社會的發(fā)展，則是決定稅收規(guī)模、稅制、稅制結構和稅收征管的“第一推動力”。因此，就稅收研究稅收問題雖然是必要的，但絕對不是充分的、科學的。研究稅收問題，必須把它放到整個經濟、社會大背景中去研究，才能看得更加清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更加科學，才能避免單純就稅收論稅收的單向度的主觀片面性和狹隘性。　　

    既然如此，那么，我國當前經濟和社會發(fā)展面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是什么呢？由于我國經濟已經深深地融入了世界經濟之中，因此，研究當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fā)展面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是什么，就不僅要研究國內各種因素的影響，同時也必須研究國際經濟的各種因素的影響。　　

從國際因素看，自從2008年爆發(fā)百年未遇的“金融海嘯”以來，雖然經過各國政府的不惜血本的極力救市，暫時止住了金融的崩潰和經濟出現“大蕭條”，但是，由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性矛盾沒有得到解決，又加之政府債臺高筑，債務危機不斷爆發(fā)，經濟復蘇相當緩慢，失業(yè)問題日趨嚴重，經濟出現“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尤如怪獸幽靈一般始終盤旋在全世界的上空揮之不去，整個金融和經濟市場籠罩在一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信心嚴重缺失的陰霾之中。經濟危機自然會引起社會和政治危機。今年以來在發(fā)展中國家，如中東的突尼斯、埃及等國陸續(xù)爆發(fā)的“茉莉花革命”，在發(fā)達國家，如英國、希臘、西班牙、意大利、德國、以色列等國不斷發(fā)生的騷亂和示威游行，以及近年來在美國、法國等幾乎所有的發(fā)達國家不斷爆發(fā)的罷工、游行、示威。最近據報載，對“未來十年美國是否會發(fā)生像現在‘中東革命’那樣的政治大動蕩？”美國“福克斯”電視臺9月1日公布的民調顯示，有51%的美國民眾做出這種悲觀預期，更有高達74%的民眾認為美國政治體系已經崩潰。[1]可以說整個世界現在是矛盾重重，危機深重，一時半會兒恐怕緩不過勁來，也就是說經濟復蘇很可能是一個相當緩慢的過程。這種狀況必然會對實行“大進大出”，“外向型”過高的我國經濟產生嚴重影響。其實，今年以來，我國一些外向型的企業(yè)，尤其是中小企業(yè)已經受到不小的影響，甚至出現倒閉風潮。據許多企業(yè)主反映，目前的嚴重程度甚至超過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fā)時的程度。可以想象，如果世界經濟，尤其是發(fā)達國家的經濟仍然這樣半死不活，復蘇緩慢，失業(yè)嚴重，很難說這些國家甚至包括一些發(fā)展中國家為了刺激經濟增長，解決失業(yè)問題，緩和社會矛盾，會不會對中國出口實行更多更嚴的貿易保護主義，使中國的大量出口難以為繼，并進而影響到我國的經濟發(fā)展和就業(yè)需求。對此，我們切不可掉以輕心，一定要未雨綢繆，作好最壞的打算，預備相應的對策。　　

至于我國，客觀地講，情況也并不令人樂觀。雖然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我國的經濟以每年近10%的速度連續(xù)遞增，突飛猛進，創(chuàng)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又一個奇跡，我國的經濟總量在2010年甚至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出口總量在2009年就達到世界第一。財政收入也由1978年的1132億上升到2010年的83080億，增長70多倍。但同時，這種“GDP增長至上”和“金錢萬能”的片面的發(fā)展方式，也給我國經濟、社會、政治、文化、資源和自然生態(tài)等帶來相當程度的破壞，有些甚至是無法挽回的損害。如今，種種跡象表明，我國經濟、社會、政治、文化、自然、生態(tài)、資源之間的發(fā)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xù)的矛盾可以說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中國社會可以說潛伏著各種不和諧甚至可能一觸即發(fā)的危機。如果我們再不審時度勢，極力糾正這種“只顧眼前不顧未來，只管一時政績不圖長遠發(fā)展，只想少數人發(fā)財不顧大多數人死活”的錯誤的片面的發(fā)展方式，我們不要說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恐怕就連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化”、“印尼化”都是很難說的。　　

怎么辦？危機和機遇，黑暗與光明，“生還是死”，就是這樣嚴峻而沉重地擺在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面前需要認真回答。　　

在這各種錯綜復雜的矛盾和問題之中，什么矛盾和問題最大呢？我認為，當前影響我國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最大的矛盾和問題就是中國正在發(fā)生并不斷惡化的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　　

眾所周知，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里，由于種種原因，使得極少數官僚、買辦、資本、知識精英利用制度改革的漏洞、經濟秩序的混亂，法制的松懈，以及人們對黨和政府的信任，打著改革開放的旗號，相互勾結，上下其手，大搞權錢交易，大肆掠奪國民財富，殘酷剝削廣大勞工，無節(jié)制地揮霍民脂民膏，在這短短三十多年的時間里，把一個相當平等的中國一下子變?yōu)槭澜缟县毟徊罹嘧畲蟮膰抑唬嵯禂瞪踔链蟠蟪^所有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許多發(fā)展中國家，甚至是比我國落后許多的一些發(fā)展中國家，使大多數國人談起此事時常常是憤恨不平，怨聲載道。那么，我國的貧富差距目前究竟達到什么程度呢？由于國家統計局近年來沒有公布這方面的數據，我們只好用一些專家的估計。據劉國光老先生講，用國際上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來衡量，我國的基尼系數在改革開放前大約是0.25左右（有的說是0.16，有的說是0.31，由于當時沒有這方面的權威統計，因此很難說誰對誰錯。但一般公認當時還是相當公平的社會，要不然，為什么要批判當時的“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呢？），1992年就突破了0.4的國際警戒線；據世界銀行估計，2009年已達0.47。劉國光老先生認為，如果加上漏計的隱性收入，估計現在已大大超過0.5（據法國的埃菲社報道，中國目前的基尼系數甚至高達0.57。[2]），遠遠超出西方發(fā)達國家（西方大多數國家一般在0.2～0.5之間）和許多發(fā)展中國家（就連發(fā)展比我們落后的印度2005年的基尼系數也只是0.37，據說貧富差距很大的俄羅斯，2005年也只是0.38。）。世界銀行報告顯示，美國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其中最富有1%的家庭占有了美國家庭凈資產35%的財富，而中國則是最富有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據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BCG）2007年10月30日發(fā)布的全球財富報告顯示，中國內地僅占家庭總量的千分之一的“新貴家庭”卻掌控了全國41.4％左右的財富。[3]）。可見中國的財富集中度和貧富懸殊的程度甚至大大超過了西方國家貧富差距最大的美國，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4]。另據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講，據他們學校的研究，雖然最近這些年，中國的GDP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長，但是貧富差距也以平均每年1.5%的速度在擴大。而且，他認為當前財富存量的分布不公，正在成為財富差距和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的新因素。財產存量分布不均，必將對收入流量進一步不均產生巨大影響。而且這種財富分布的不公，必然通過家庭遺傳成為破壞機會平等和代際平等的最大因素，帶來嚴重的動態(tài)不公[5]。最近，各界人士不斷熱議的“寒門難出貴子”的現象以及階層流動的凝固化，不就是一個現實的寫照。　　

此外，據胡潤研究院和群邑智庫于2011年4月12日聯合發(fā)布的《群邑智庫 2011胡潤財富報告》顯示，中國千萬富豪人數已達96萬人，相比去年增長9.7%，其中包括6萬個億萬富豪，比去年增長9.1%。北京、廣東、上海三地千萬富豪人數占全國的近一半。而且，中國富豪人數繼續(xù)快速擴大，上榜百億富豪達到127位，比去年增加了30位，比前年增加了62位。如果加上隱形富豪，全國大約有300位百億富豪。上榜十億美金富豪達到271位，比去年增加了82位，比前年增加了142位。如果加上隱形富豪，全國大約有600位十億美金富豪。全國擁有十億人民幣及以上的富豪人數從去年的4000人增至7500人。[6] 據胡潤稱，“全球金融危機好像沒有影響中國企業(yè)家，中國企業(yè)家的財富增長仍然很快。”而且，“在百富榜統計中，一般有超過2/3的人會被漏掉。”[7]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BCG）的一個調研報告也顯示中國百萬美元資產家庭數居全球第三。[8] 另據中新社紐約記者孫宇挺報道，2011年3月10日在紐約發(fā)布的“2011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中，中國大陸富豪表現搶眼，有115人列入榜單，比去年的64人大幅提升，百度總裁李彥宏更是成為首名進入該排行榜前百的中國大陸富豪。2009年的時候，中國大陸進入福布斯這一以十億美元為底限的排行榜人數還只有28人。[9] 2011年4月13日新加坡聯合早報網的一篇文章甚至以《中國富豪數目增速超乎想象――千萬富豪96萬人億萬富豪6萬個》作為標題來描寫這一現象。在文中作者談到，富豪人數的增加也意味奢侈品市場的深化。2008和2009年全球奢侈品市場跌入谷底時，中國的銷量卻逆勢攀升12%至96億美元。世界奢侈品協會預計這個數字會在未來五年增加到146億美元，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的奢侈品市場。　　

而另一方面，占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的老百姓中，相當部分的人還處于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之中，甚至所謂的有點余錢的“中產階級”，也常常因為住房、上學、治病、養(yǎng)老、通貨膨脹等等等等問題而煩惱不堪。據熊劍博士介紹：今年的蓋洛普調查顯示，自1999年以來，中國GDP的平均增長率在10%左右，2010年，中國的人均GDP（以購買力平價法計算）是7536美元，是1999年的3.5倍。然而，這一增長似乎對于蓋洛普最為基礎的幸福指標——生活質量評估，沒有任何影響。12年來這一指標一直沒有較大變化。中國在該項指標的得分一直低于5.0 。甚至低于東亞和東南亞的大多數國家同年的得分。這一區(qū)域內經濟最為發(fā)達的國家的生活質量評估得分都超過6.0，其中，新加坡為6.5，日本和韓國均為6.1 。去年，在所有受調查的東亞和東南亞國家中，只有蒙古和柬埔寨得分與中國相近或者低于中國。[10] 此外，據劉國光老先生講，按照聯合國標準，每日收入一美元以下為絕對貧困，二美元以下為低收入，都屬窮人之列。現在估計中國有1.5億的人口每日收入不足一美元，屬于絕對貧困；有31％的人口即四億多人每日收入在二美元以下，也都是窮人。他講，據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孝正估算，城鄉(xiāng)合計每日收入二美元以下的人口達十億。[11] 劉植榮先生通過對世界各國工資的研究也得出中國屬于世界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的結論。他說，2009年中國最低工資是人均GDP的25%（因為企業(yè)的工資大都按最低工資標準支付，尤其是私企。），而世界平均為58%，中國不及世界平均數的一半，在世界排名第158位，居倒數第26位；中國最低工資是平均工資的21%，世界平均為50%；世界多數國家的工資占企業(yè)成本的50%，而中國還不到10%，由于85%的從業(yè)人員的工資過低，使中國從業(yè)人員的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資本回報比重卻逐年上升。而且，中國公務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6倍，世界平均為2倍；中國國企高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98倍，世界平均為5倍；中國行業(yè)工資差高達3000%，世界平均為70%。[12]中國社科院2008年的《社會藍皮書》也同樣證實，2007年中國城鄉(xiāng)之間、地區(qū)之間和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趨勢尚未扭轉。比較明顯的兩個趨勢是,職工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居民收入和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均出現下降。報告顯示,職工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從"九五"末期的13.3%下降到"十一五"初期的11%。按支出法統計的地方GDP構成中, 2003年以前一直占50%以上,2004年降至49.6%,2005年降至41.4%,2006年降至40.6%。與這組數據相對應的另一組數據是,營業(yè)盈余(或稱“資本回報和資本利潤”),由原來的20%提高到2006年30.6%。這意味著勞動報酬收入在逐年下降,而企業(yè)利潤在上升。而當年美國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是,勞動者報酬占56%左右,企業(yè)經營利潤只占12%左右。這表明中國的初次分配結構還是很不合理。它是我國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13] 郎咸平先生在《郎咸平說：我們的日子為什么這么難》這本書中講，雖然中國工人的工資低，在全世界墊底，但他們一年的工作時間竟然高達2200個小時（2007年5月9日的英國《獨立報》甚至報道：中國工人“過勞死”現象嚴重。），而國外，日本是1758小時，美國只有1610小時，荷蘭只有1389小時，阿根廷是1903小時，巴西是1841小時。他不禁慨嘆道，“你看我們的工人，拿的是全世界最少的工資，但工作時間卻是全世界最長的。多么勤勞的民族，多么可憐的民族！”[14]另外，國家統計局農村司的監(jiān)測調查報告指出，2009年我國外出農民工月平均收入為1417元（注意，這一般包括了加班工資。），其中，800至1200元的占31.5%，1200至1600元的占33.9%。[15] 國家統計局發(fā)布的2009年度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調查報告也顯示，2009年全國城鎮(zhèn)私營單位就業(yè)人員年平均工資為18199元，而國企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為35053元。上述數據表明私企平均工資比國企低48%（其實，國企職工年平均35053元的工資并不算高，只是私營職工工資太低。）。[16]另據王小魯先生估算，2008年如果加上近10萬億的隱性收入，那么全國最高10%家庭的人均收入與最低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而不是統計局公布的23倍。而高達9.26萬億元的隱性收入中，10%的城鎮(zhèn)最高收入家庭占有了63%，再加上高收入組，城鎮(zhèn)20%高收入居民占有了80%以上。同時他認為，2008年的9.26萬億元隱性收入比2005年4.85萬億元的隱性收入擴大了近一倍（上升91%）。顯然，隱性收入的增長速度遠高于正常收入的增長速度。他認為，將這一因素考慮在內，全國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會顯著高于近年來國內外有關專家計算的0.47—0.50的水平。[17]而且，這次個人所得稅扣除額的調整在不經意間也透露了我國貧富懸殊的現狀。據財政部稱，個稅法修改后，納稅人數將由原來的約8400萬人減至約2400萬人。換言之，中國目前只有8400萬人的計稅月工資在2000元以上，只有2400萬人的計稅月工資在3500元以上。8400萬人僅占全國人口比例的6.27%，2400萬人僅占全國人口比例的1.79％。由此可見，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可以說是已經到了觸目驚心，令人揪心的地步了！　　

問題還不止于此。正是由于過份懸殊的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必然使得本來應當充當拉動經濟馬力最大的引擎――消費需求逐漸熄火。雖然從1998年以來政府通過各種政策措施企圖刺激民眾的消費需求，然而，廣大民眾的消費需求卻由于或者因為收入微薄而不能增加消費，或者因為要買房、要上學、要治病、要養(yǎng)老、要防失業(yè)、要防減薪等等預防動機而不敢擴大消費，結果，拉動經濟最大的一塊――內需不僅起不來，甚至還在不斷降低。據統計資料顯示，我國的最終消費（居民消費加政府消費）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62.3％下降到2010年的47.4％，10年下降14.9個百分點，而且從2007年以來就一直在50％以下。其中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46.4％下降到2010年的33.8％，10年下降12.6個百分點（而世界各國消費占GDP的比重一般在60％左右，高的甚至在70％以上，比如美國。甚至大大低于“金磚國家”中其余國家，比如高的巴西為83.6%，低的印度也有69.6%。據世界銀行統計，2007年，我國居民消費支出總額為1.2萬億美元，居世界第7位，而GDP總量居世界第4位。）。由于居民消費上不去，只好主要依賴另外兩個經濟的發(fā)動機――投資和出口。因此，投資占GDP的比重便由2000年的37.8％上升到2010年的48.6％，10年上升10.8個百分點，2010年的投資甚至超過最終消費的比重（47.4％），而且從2003年以來，投資占GDP的比重就一直占40％以上，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出口占GDP的比重也由2000年的20.9％上升到2010年的25.62％，其中最高的2007年甚至達到35.16％。[18]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也由2000年的2.4％上升到2008年的15.8％。[19]　　

但問題是像中國這樣的擁有13億多人口、7億多勞動力的大國，如果經濟長期過度依賴于投資和出口是不可能持續(xù)發(fā)展的，無論是從國內看，還是從國際上看，必然受到越來越大的阻礙而最終失敗。比如投資，我記得80年代批判過去計劃經濟的弊病時就得出一條教訓，那就是投資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不能超過30％，超過了經濟就要出大問題。可是我國從2003年以來投資占GDP的比重就一直在40％以上，2010年更是高達48.6％，幾近占GDP的一半！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而我國的個人消費需求2010年卻只占GDP的33.8％。據資料顯示，目前我國鋼、煤、水泥、汽車、電腦、手機、電視機、電冰箱、棉布等200多種工業(yè)品產量居世界第一位，其中有些產品的產量甚至占全球產量的80%、90%以上。這么多的產品生產出來，卻沒有相應的國內需求來消化，這就是中國經濟近些年來為什么一直存在所謂的產能過剩（實際上是生產過剩）的根源之所在。怎么辦？當然只有依賴大量出口。這也就是我國為什么近年來越來越依賴出口的主要原因。但問題是世界市場目前是蕭條的，市場需求是有限的，目前各國都在為缺乏拉動經濟發(fā)展的市場需求和由此產生的大規(guī)模失業(yè)而焦頭爛額一籌莫展，這樣一來，如果我國還像前幾年那樣企圖依賴大規(guī)模的出口來消化我國大量過剩的生產能力已經是難上加難了，甚至可以說幾乎是不可能的了。而且，由于中國的出口規(guī)模太大，2009年就已經躍升世界第一，進口世界第二，以至于被其他國家視為洪水猛獸。近年來西方發(fā)達國家，甚至連一些發(fā)展中國家也對我國頻頻發(fā)起的貿易制裁就說明了這一點。可以預見，世界經濟如果在今后一段時間一直這樣蕭條，甚至出現“二次探底”的話，國外對我國實行的貿易保護措施將會越來越嚴重。問題還不止于此，我國建立在“低工資、低利潤、高消耗、高污染”基礎之上的大量的出口，辛辛苦苦賺回的3萬多億美元的天量的外匯儲備，一邊卻由于美元的不斷貶值而大量縮水，一邊卻由于各種原因只能大量購買美國國債和其它外國債券而再次大量縮水，實際上等于中國出口的這頭牛身上最起碼就被跨國公司、外國政府剝去了三層皮。實踐越來越證明，這種“大進大出”的外向型發(fā)展路子，雖然在初期對于加快我國的經濟發(fā)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長期實行，一直不調整，必然會越走越窄，最后只能是死路一條。因為，從根本上講，它是建立在“低工資、低利潤、高污染、高消耗”，犧牲本國勞工利益和國家長遠利益基礎上的低端“打工經濟”基礎之上的，是完全不可持續(xù)的，甚至可以說是自掘墳墓的！2011年5月9日的《中國青年報》登載了這樣一篇很能說明問題的文章，標題是《中國靠什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文中談到，兩名法國學者今年年初研究了iPhone（蘋果手機）的產業(yè)價值鏈。據調查，從美國進口一部在中國組裝的iPhone手機是178.96美元，其中24美元的閃存和35美元的屏幕是在日本生產的，23美元的信息處理器和相關零部件是韓國制造的，全球定位系統、微電腦、攝像機、WIFI無線產品等共計30美元的零部件是德國制造的，藍牙、錄音零件和3G技術產品等價值12美元的零件是美國制造的。除此之外，材料費用、各種軟件許可證和專利費用，合起來為48美元左右。最后算下來，在中國組裝環(huán)節(jié)的費用只有6.5美元。由此可知，富士康公司之類（蘋果公司的代理商）在國內算是收入相當不錯的企業(yè)，但成千上萬的中國工人，從那部時尚而尖端的手機里，只能分享3.6%的價值。在這種全球分工的格局當中，中國的“中等收入階層”怎么可能擴大？中國靠什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對此，甚至連法國總統的經濟顧問雅克·阿塔利也看不下去，他說，這種“月入不足1000歐元的中國人，卻將省吃儉用的血汗錢供養(yǎng)著收入10倍于己的美國人”的經濟發(fā)展方式是不合理的。[20]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日前在北京也表示，“中國應努力轉變增長模式，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21]　　

更為嚴重的是，正是由于過份懸殊的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必然使社會發(fā)生分裂，形成窮人與富人、官員與群眾、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對立，嚴重時必然產生社會的動亂。最近英國的騷亂，以色列、希臘、西班牙、意大利等西方國家的游行示威，前段時間中東的突尼斯、埃及等國爆發(fā)的“茉莉花革命”，……都是很好的證明。今天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仇富”、“仇官”的現象，此起彼伏的群體性事件，不斷發(fā)生的暴力案件，富人的紛紛移民，權貴家屬的“裸奔”，改革共識的斷裂，治安維穩(wěn)費用的高企（2010年公共安全費用高達5517.7億，甚至超過5333.37億的國防經費。）……。這一切矛盾和問題產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我以為最根本和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正在發(fā)生的過份懸殊的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改革開放30多年，經濟發(fā)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廣大的人民群眾卻并沒有從經濟發(fā)展中享有應得的成果和福利，反而是極少數官僚、買辦、資本和跨國公司相互勾結，沆瀣一氣，剝奪了廣大人民群眾應當享有的改革成果和福利。一邊是家財上億，甚至上百億，紙醉金迷，揮霍無度，驕奢淫逸；一邊是為生存、為就業(yè)、為房子、為讀書、為治病、為養(yǎng)老……而焦慮不安。你說，面對這種狀況你能夠滿意嗎？你難道能夠心安理得、若無其事、聽之任之嗎？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經說過，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如果搞資本主義，可能有少數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會長期處于貧困狀態(tài)，中國就會發(fā)生鬧革命的問題。中國搞現代化，只能靠社會主義，不能靠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最大的優(yōu)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qū)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fā)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fā)展，就可能出亂子。[22] 鄧小平的這些話難道不發(fā)人深省嗎？　　

最近，網上有關“分蛋糕更重要，還是做蛋糕更重要？”的爭論很是熱鬧。一方以重慶市的薄熙來為代表，提出現在已經到了應當實現小平的遺愿，該突出民生和公平，調節(jié)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時候了，如果再不調整，中國很可能要出大問題。另一方以廣東的汪洋為代表，針鋒相對地提出分蛋糕不重要，現在主要還是要做大蛋糕。兩種思路，兩個方向，很值得關注。結果在民間，網上對薄熙來的觀點是一片歡呼和擁護，甚至有人說“重慶就是當年的延安”。而對汪洋的觀點則是一片臭罵和拍磚。據權威雜志《人民論壇》7月對23238人的調查顯示，贊同汪洋觀點的民眾僅有區(qū)區(qū)2%。這反映了什么？這不就反映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在嗎？俗話說得好，“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心所向，國之根本，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最近，黃樹東先生在《中國，你要警惕》一書中寫道：“從全球范圍來看，過去幾十年那種自由放任，以不公正為核心內容的發(fā)展方式走到了盡頭。從國內經濟關系看，那種發(fā)展方式的特點就是收入不公和貧富懸殊。從國際經濟關系看，那種發(fā)展方式的特點就是發(fā)展中國家生產，發(fā)達國家消費；發(fā)展中國家儲蓄，發(fā)達國家借債。放眼當今世界的經濟格局，就是世界范圍內的國內分配不公和全球范圍內的國際分配不公交織。不公正是當今世界的主要問題，也是當今許多國家包括發(fā)達國家的主要問題。因為當今世界經濟問題的根源來自不公正的經濟關系。這個經濟關系是當今世界所有問題的“原罪”。只要中國處理好貧富懸殊，中國將迎來另外20－30年的高速增長。中國有可能在2019年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從那以后再經過大約3個五年規(guī)劃的時間，即2034年，中國經濟總量將是美國的兩倍。　　

公正是中國世紀的基石。中國需要用公正來打造自己的金碗銀窩。只要對內公正，就能復興。這就是中國面臨的歷史機會。中國只要腳踏實地走好自己的路，眼睛向內，調整經濟不平衡，實現有包容的經濟增長，提振公平正義，擴大內需，對外捍衛(wèi)好自己的國家利益，就可能在不長的時間內超過美國，創(chuàng)造出一種新的文明，一種新的價值體系，一種別樣的現代化道路，為人類提供一種新的選擇。那將是一種傳承了5000年歷史的文明!” [23]　　

對此觀點，我深以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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