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等西方學者看世界金融危機和新自由主義

    
    《中華魂》原編者按：美國《外交》雙月刊2011年3/4月號刊載了美國全球發展中心主席南希•伯索爾、美國斯坦福大學高級研究員弗朗西斯•福山合著的《金融危機后發展方面的新思想》一書的節選文章《后“華盛頓共識”——危機之后的發展》。法國人類學和社會學學者保羅•若里翁在柏林墻倒塌20年后，發表了他的新著《垂死的資本主義》一書，并于2007年預言了美國資本主義的危機。今年3月21日法國《論壇報》登載了該報記者對若里翁的專訪文章《局勢比危機前還糟糕》。這三位學者在上述文章中分別談了他們對這次世界金融危機、新自由主義（又稱“華盛頓共識”）和西方資本主義的看法。本刊根據新華社《參考消息》等譯載的這兩篇文章予以摘要轉登，供研究參閱。

    一、伯索爾和福山的看法
    上一次全球范圍的經濟蕭條起源于美國的時候，其影響不僅對世界經濟，而且對世界政治來說，都是毀滅性的。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為一種轉變準備了條件，就是放棄嚴格的貨幣主義和自由放任的政策，轉而采取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更為重要的是，對許多人來說，它使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喪失了合法性，從而為激進的和反自由主義的運動在世界各地的興起鋪平了道路。
    而本次經濟危機發生時，并沒有出現任何激烈地否定資本主義的現象，即便在發展中國家也是如此。2009年初，正當全球金融恐慌處于最嚴重的時刻，沒有任何發展中大國的領導人不再信奉自由貿易或全球資本主義制度。相反地，卻是地位穩固的“西方民主國家”強調了過度依賴以市場為導向的全球化的風險，呼吁加強對全球金融業的監管。
    如果說這場全球金融危機讓一些發展模式受到審判的話，那就是自由主義市場或新自由主義模式。該模式強調小政府、取消管制、私有制和低稅收。
    實際上，在這場危機爆發前許多年，許多發展中國家就一直疏遠新自由主義模式。20世紀90年代末東亞和拉美發生的金融危機使與所謂“華盛頓共識”相關的許多思想，尤其是完全依賴外國資本的思想喪失了信譽。到2008年，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都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保持了對本國銀行體系的監管與控制，從而減輕了自己國家受到外國金融市場影響的程度。在危機之后的復蘇中，與發達國家相比，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增長數字要高得多。
    這場危機凸顯了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的不穩定性，面對失業威脅的民眾期望政府能夠提供一定社會保障。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即使沒有完全喪失信譽，最起碼也不再占據主導地位。在今后10年里，新興市場和低收入國家很可能會進一步改革自己的經濟政策方針，它們將會不那么注重資本的自由流動，而是更多地關心通過社會保障網計劃把給社會造成的破壞減少到最低限度，更加積極地支持國內工業。在實施自由化改革無果后，拉美國家的政策也開始向左轉，增加社會開支，以減少貧困和不平等。巴西和墨西哥就幫助較貧困家庭抵御了最近的危機。
    這次危機爆發前的舊的經濟共識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認為發展中國家能夠從增加外資流入中獲得很大的好處，即經濟學家阿爾溫德•蘇布拉馬尼安所說的“外資崇拜”。
    上世紀90年代，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機構力促發展中國家向外國銀行開放資本市場，取消匯率管制。它們聲稱，發展中國家能夠從增加外資流入中獲得很大好處，因為資本在全球的自由流動將像商品和服務的自由流動一樣，提高市場效率。但事實上資本的充分流動所帶來的好處遠非那么明確。造成這一點的原因與金融部門和實體經濟之間的根本差別有關。自由的資本市場的確能夠高效率地配置資本，但相互聯系的大型金融機構也會冒險。而這種風險給經濟的其他部門強加巨大的外部負面影響。
    2008年以來發生的金融危機，使西方國家尤其是美英兩國最終領教到了東亞人十多年前就明白的道理：開放的資本市場，加上缺乏監管的金融部門，必將醞釀一場等候已久的災難。
    因此，這場危機的一個明顯后果就是“外資崇拜”論的消亡。曾經熱衷于這一做法的國家，比如冰島、愛爾蘭和東歐的那些國家，遭到的打擊最為嚴重，并面臨的經濟復蘇也最為艱難。
    這場危機的作用是凸顯了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的不穩定性。美國式資本主義已經從神壇上跌落下來。
    這場危機的另一個后果，就是引發對產業政策的新一輪討論，即政府能否通過低息貸款或直接補貼等方式扶持產業發展。產業政策是一國旨在開發具體的產業部門的戰略，通常是通過低息貸款或者直接補貼等支持，或者通過國家對開發銀行的管理。這種政策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被當作危險的失敗而遭到否定，因為它們以很高的財政成本維持了效率低下的產業。很多美國機構認為，經濟增長面臨的威脅更多來自于政府的無能和腐敗，而不是市場失靈。鑒于美國式資本主義已經跌下神壇，這種看法有可能開始轉變。這場危機和一些國家對其作出的有效反應很可能會提升一種理念，即發展中國家稱職的官員能夠高效率地處理國家對生產部門的干預。政府制定產業政策的目的在于加強協調，解決靠市場力量無法克服的困難，從而創造條件引導私人投資者加大對新興產業和新技術的投入。例如，巴西利用自己政府扶植的開發銀行把信貸迅速地引向某些部門，作為其在危機情況下實行的初步刺激計劃的一部分。
    這場危機使人們反思政府的經濟角色。對這場危機中政府加強管理和自上而下進行決策的做法，不少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領導人都予以贊同。
    歷史學家們很可能會認為，這場金融危機是美國在全球事務中占據經濟主導地位的終結。朝著多極世界發展的趨勢早已開始，西方金融市場的崩潰及其虛弱的經濟回升使這一進程加快。西方國家要求新興市場國家在全球事務中承擔更重要的領導角色，言外之意，就是承認它們已經不能單靠自己處理全球經濟事務。這場金融危機最終導致了七國集團作為協調全球經濟政策的主要場所的消亡及其被二十國集團所取代。由于二十國集團與七國集團不同，包括了巴西、中國和印度等新興國家，所以經濟協調的擴展，標志著應該承認全球經濟參與者組成一個新的集團，西方大國已經不能單靠自己處理全球經濟事務。
    所謂“世界其余國家的崛起”并不僅僅涉及經濟和政治權力，還事關各種思想與模式在全球范圍的競爭。西方，尤其是美國不再被看作有關社會政策創新思維的唯一中心。至于產業政策，30年來西方在這一領域中所貢獻的創新思維甚少。要想見到實踐中的成功模式，必須轉向新興市場國家，而不是發達國家。在國際組織問題上，美國和歐洲的聲音與思想的主導地位日益下降，新興市場國家作為國際金融機構資金的重要來源，其聲音與思想越來越受到重視。
    所有這一切表明，世界的發展議程已明顯轉變。這種議程曾經一貫是在發達國家產生的、在發展中國家得到實施，實際上往往是強加于后者的。美國、歐洲和日本將繼續充當經濟資源與思想的重要來源，但是新興市場國家正在進入這一領域，并將成為重要的參與者。盡管世界上的很多窮人生活在新興市場國家，但這些國家就經濟、政策和知識而言，已經在全球舞臺上獲得了新的尊重。事實上，發展從來就不是富人恩賜給窮人的東西，而是窮人自己實現的東西。西方大國看來正在覺醒，它們最終會認識到這一真理，因為這場全球危機對它們來說還根本沒有結束。
    二、若里翁的看法
    資本主義的衰落現在是確定無疑的，因為它已經走向崩潰。經濟不平衡一直未被消除。金融危機使得一些西方國家不再有能力投資于社會保障，而社會保障曾經維持了所有人都能從這個體制中獲益的信仰。然而這個體制對不再受到保護的人殘忍無情。請看美國的情況：10萬人涌向威斯康星州的街頭抗議中止工會權利，其中多數人是白人中產階級。英國要想摧毀社會保障體系也會遭到反對。抗議運動將增多并伴隨資本主義崩潰的過程。
    危機每次都不一樣。世界隨危機而改變。在這一點上我贊同馬克思，他是第一個預言了資本主義將終結的近代經濟學家。我們賦予私人財產的極端定義造成不可避免的財富集中。錢能生錢，富人借出的錢越來越多，把盈余用于投機，而消費者陷入債務循環。一旦沒有足夠的參與者，這個游戲就結束了。
    跟危機之前相比，在財富和金融實力的集中方面，情況更加糟糕了。當務之急是阻止財富的集中，稅收能起到一定作用，但還不夠。薪水和對剩余價值的分享都是重要問題。應該進行激進的改革，尤其是針對造成很多麻煩的金融領域。
    我覺得真正責任在于我們奉行的迷信市場的經濟學的失敗。這種經濟學在危機來臨之際沒有能夠提出問題并提供工具。政治家們向經濟學家進行咨詢，但他們找到的人只是重彈那些讓世界陷入危機的老調。現在的經濟學只造成了一種意識形態，即市場是無所不知的。它的前提是錯誤的。除了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和后來的凱恩斯，馬克思是最后一個真正能夠從資本主義的內部理解這一體系的經濟學家。現在正是重拾馬克思的理論并重建跟他的名字相符的經濟學的時候了。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93期，摘自2011年8月上《中華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