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篇作于2008年的文章**鮮明的指出：全球化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制度性過程。隨著國際金融秩序與國際貿易秩序的變動，各國的政府范式將向限制自由貿易的方向發展，全球經濟將進入"后全球化時代"。在后全球化，中國應該看清楚趨勢，加快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只有當和諧社會的建立直接培育了足以支持中國經濟良性循環的內需時，中國才能在后全球化時代繼續發展。

文章的最后部分，是作者專為此文所撰寫的后記。在后記中，作者對當前中國面臨的國際國內狀況，以及中美匯率之爭及其所可能導致的貿易爭端，也進行了分析并發表了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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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回顧過去的2007年，并展望剛剛開始的2008年時，國際政治經濟的地平線上正在出現的趨勢中，有哪些會在新的一年里對中國產生重大的影響？我認為其中最重大的趨勢，莫過于2008年美國大選過程中，可能顯示出的后全球化時代的到來。

限制自由貿易？

什么是后全球化時代？為了理解后全球化時代，我們必須從什么事全球化時代開始。全球化一般指的是商品、資本、技術和勞動的跨國界自由流動。全球化時代意味著，無論是國際經濟秩序還是各國政府的政策范式，都幾級的促進這些流動。反過來說，后全球化時代則意味著，以促進自由貿易為特征的國際經濟秩序，以及各國政府的政策范式，都向限制這些這些流動的方向轉變。

英國《金融時報》2007年12月3日發表了一篇對美國民主黨總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的專訪。在這篇專訪中，希拉里明確指出，她完全同意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2004年發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中提出的觀點（2004年夏，薩繆爾森在《經濟學展望》雜志上發表了題為《在李嘉圖、密爾立頓視野下，辨析當今主流經濟學家所支持的全球化主張》的文章--編者注），即比較優勢--作為支撐自大衛·李嘉圖以來西方經濟學國際貿易理論的基本感念--已經無法再幫我們解讀21實際的世界經濟了。希拉里進一步指出，如果她當選總統，美國政府要全面審查迄今為止簽訂的所有自由貿易協定，包括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正在醞釀過程中的世貿組織多哈回合會談。希拉里還指出，如果他當選，他將命令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與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道制定有關于主權財富基金在世界上運作的透明規則，因為這些資金對美國主權構成了潛在威脅。

另外，最近一年來歐洲國家的對華貿易政策也出現了重大的轉變。幾年前，當美國開始要求中國大幅度減少貿易順差以及人民幣升值時，歐洲國家的對華立場相對來說比較溫和。在很多場合下，他們覺得與中國有一定的貿易逆差并不是什么太大的問題。但是，隨著2007年中國成為歐洲國家進口的最大來源國，以及歐洲對華貿易逆差的迅速上升，歐洲各國對華立場也發生了迅速的轉變。最近，歐洲國家不僅僅在人民幣升值，產品安全和食品安全方面向中國施加了強大的政治壓力，而且在英、法、德等國都出現了所謂的中國間諜案。今年西方國家與中國，在國際貿易和國際政治領域出現的一系列緊張關系，反映出西方社會對全球化，特別是中國在國際化過程中的崛起，感到的焦慮與恐懼。

有人可能認為，西方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只不過是政客為了競選說說而已。在過去的十幾年里，我們已經見過太多的關于最惠國待遇和知識產權的爭論，還有無數次貿易報復的威脅，最后還不都是不了了之？中美兩國的經濟互補性這么高，美國人離開中國制造將獲得十分艱難。因此，政客與媒體再炒作，到頭來也還是雷聲大雨點小。很多人還習慣于相信，中國的出口大半是由跨國公司主導，假如要搞貿易保護，限制中國產品，那不是在打擊這些跨國公司嗎？這些跨國公司自然會去本國政府和國會進行游說，所以中國用不著擔心。

但這種觀點只看到了迄今為止國際政治經濟中的一些表面現象。而忽視了一個正在進行中的深刻歷史進程。

從一個動態的觀點看，美國2008年總統大選將可能成為這一輪全球化浪潮的分水嶺。

1996年世貿組織年會在美國西雅圖召開期間，非政府組織公開喊出了反對全球化的政治口號。盡管當時引起了媒體的關注，但這些口號在西方社會并未造成多大的反響。8年以后，薩繆爾森發表的文章，為這些政治訴求提供了經濟學理論的依據。2004年11月，美國《商業周刊》雜志圍繞薩氏的文章刊登了一組名為《中國價格》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國和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如今在國際分工中，不僅大規模地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也開始生產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品，發達國家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根據西方經濟學的國際貿易理論，基于自然稟賦的比較優勢是各國在參與國際分工時的基礎。自李嘉圖提出這一概念以來的兩百年中，發達國家在國際貿易中依賴的比較優勢是資本與技術，而發展中國家依賴的比較優勢是廉價勞動力。現行的以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經濟只需將這種分工關系固定下來。這種國際經濟秩序為發達國家帶來了巨大的利益，這是他們支持自由貿易的國內政治基礎。

但是，隨著全球生產方式的興起，以中國和印度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通過參與全球生產方式，不僅帶動了本國經濟的發展，而且還實現了迅速的產業升級換代。全球化的一個后果是發達國家在技術和資本方面的比較優勢持續減弱，他們在國際分工中面臨著來自發展中國家日益增長的挑戰，自由貿易可能不再對發達國家有利，《商業周刊》的這組文章表明，薩氏文章引起的學術辯論，已經迅速變成了關于美國政府貿易政策的大辯論。在過去的兩、三年里，薩氏的觀點在美國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政治支持。時至今日，許多西方國家內部支持自由貿易政策的政治聯盟正在崩潰，薩氏的觀點已經變成了美國主要政客2008年請選總統的政治綱領。我們可以預期，如果民主黨入主白宮（現在看來這是極有可能的），美國政府的國際貿易政策可能出現重大變化，在發達國家的民主政體中，當保護社會成為選民們普遍的政治訴求時，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團對癥可壓力的有效性將大為降低。

盡管西方國家的危機感目前還沒有導致全球化進程的全面逆轉，但是全球化已經進入了一個重要的調整期，則是不爭的事實。這個對調整我對未來的國際經濟秩序意味著什么，仍然有待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雙方的戰略互動。有一點十分清楚，在過去二、三十年里一直支撐全球化發展的動力正在減弱，這個世界正在進入一個后全球化時代。

從釋放市場到保護社會

也許有人會說，從各種統計數字上來看，以跨國界的商品、資本、技術以及到動力的流動為標志的全球化，不是仍然在發展嗎？

從結構的觀點看，這也許是對的。但是從制度的觀點來看，如果各國政府的政策范式從全球化時代釋放市場力量，向后全球化時代制約市場力量的方向轉變，那現行的國際經濟秩序在不遠的將來必然會出現重大的變化，而這種制度層面的變化將導致重大的經濟結構性后果。

西方學者們在討論全球化程度的時候，經常用全球GDP總額和全球貿易總量的比值來衡量全球化程度的高低。筆者在《日本經濟的悖論》一書中曾經指出，全球化過程實際上也是一個制度性過程。商品、資本、技術以及勞動力跨國間的自由流動，總是伴隨著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變動而發生的。國際金融秩序與國際貿易秩序是導致結構性變化的重要變量。

從制度的角度來看，第一次全球化大潮開始于十九世紀70年代并在1913年達到高峰，其逆轉以1914年金本位的崩潰為標志。在其后三十幾年的逆轉期中，世界經理了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國際金融秩序與國際貿易秩序不復存在。在上世紀30年代初，發達國家普遍信奉生命線理論，生命線理論實際上和列寧講的帝國主義論基本上一致，即當國際貿易秩序和國際金融秩序全部出現問題后，為保證一國經濟的運轉與生存，必須依靠武力去保證過去以來貿易手段獲取的原料來源和產品市場。這就是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根本原因。二戰以后，在美國的領導下，發達國家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和關稅貿易總協定。這兩個國際金融秩序和貿易秩序，是支撐我們現在仍身在其中的第二輪全球化浪潮發展的制度性保證。20世紀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垮臺直接導致了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進一步消解了原來那些限制資本跨國界流動的因素。從那時起，全球化浪潮的發展態勢進一步加快。換而言之，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變化，總會最終影響國際經濟本身。

在過去的二十年間，很多人相信，全球化是任何人都無法阻止的世界性趨勢，歷史發展的必然是人類更多的交往和經濟的發展，沒有人會在封閉中發展經濟。貿易保護主義只是螳臂當車，他只能惡化所有人的情況。難道要像上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前后那樣，各國都高樹關稅壁壘，最后同歸于盡嗎？說到底，這種看法存在的原因在于，人們已經習慣于用一種直線式的歷史觀來看待全球化的現狀，并預測其未來了。

然而，西方現存學術文獻中卻存在著有別于直線式歷史觀的理論體系。其中有兩個觀點為我們分析全球化的"長程運動"提供了新的視角。按照這兩個觀點，全球化的歷史不是一個簡單的從落后到進步，從傳統到現代的直線性發展，而是呈現出鐘擺式的，或者是循環似發展過程。

根據吉萬尼·阿里奇的觀點，資本主義"長程運動"的每一個輪回都始于生產和貿易的夸張。當生產和貿易的擴張達到一定階段，各國對跨國界流動資本的爭奪必然導致金融和財政的擴張。一旦出現世界性的金融擴張，資本主義早晚要面臨一個全球規模的危機。在這種危機中，舊的經濟秩序被新的所取代。他和他領導的一個研究團隊證明，國際秩序從荷蘭的霸權，到英國的霸權，再到美國在20世紀的霸權，每一次更替都走過了相似的歷史過程。卡爾·波蘭尼指出，資本主義經濟的"長程運動"是受著兩個方向完全相反的力量作用的，一個要釋放市場力量，另一個要保護社會。十九世紀末西方各國積極釋放市場力量的努力，到了二十世紀初制造利資本主義的一場重大危機，而西方各國在大蕭條前后保護社會的努力則直接導致了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和羅斯福新政的出現。

如果我們把阿里奇和波蘭尼的分析框架進一步延伸，來理解當今一輪全球化的歷史過程，我們就可以看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和第一次石油危機的出現，使得各國大蕭條以來為了保護社會而建立的很多制度，在新的環境里顯得沒有效率，而追求效率的努力促使各國的政策范式在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由保護社會向釋放市場力量轉變。這種釋放市場力量的努力在90年代導致了全球化過程的全面發展。與此同時，戰后開始的生產與貿易的擴張到了70年代，開始向金融與財政領域擴張。第一次石油危機后形成的美元本位制，三十多年來刺激了全球性的流動過剩。前邊提到的西方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與世界性金融危機的陰影出現，意味著這一輪全球化正在向著其周期的轉折點邁進。

當布雷頓森林體系在70年代初崩潰，特別是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出現后，資本主義經濟面臨著一個空前的危機。當長達二十年的戰后黃金時代結束后，發達國家企業的效率問題成了一個極大的挑戰。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的一個后果是發達國家紛紛從固定匯率轉為浮動匯率。浮動匯率的實現直接導致了發達國家企業強烈要求金融自由化的政治要求。跨國公司希望將他們的海外資產在匯率發生變動時由一種貨幣迅速轉換為另外一種貨幣以求避險。而對銀行來講，浮動匯率為他們創造了直接賺取利潤的大好機會。在這兩股政治實力的要求下，發達國家紛紛實行金融自由化。石油危機的另外一個結果是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迅速增長。這種以追求效率為目的的對外直接投資導致了全球生產體制的出現。發展中國家為了度過石油危機，在70年代紛紛向外借債，這在80年代初導致了債務危機。在拉美債務危機期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烈要求這些國家實行一系列釋放市場力量的舉措。到了90年代初，這些舉措被總結成著名的"華盛頓共識"，成為各發展中國家遵守的準則。"華盛頓共識"簡言之就是要釋放市場力量，促進資本和商品的跨國界自由流動。

真是由于這些歷史背景，很多人認為，中國通過賤賣自己的資源和勞動力以及污染環境，為發達國家提供了大量的廉價產品，提高了他們的生活水平。沒有中國，他們必然將花更多的錢來維持同等水平的消費。他們有什么理由來反對自由貿易，反對全球化呢？

問題在于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驅動下，全球化浪潮到了20世紀90年代進入了一個全面發展的時期。通過十多年的發展，全球化在21世紀初已經在世界政治經濟的格局中帶來了重要的結構性變化。全球生產體制的出現是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利益分配方面出現了深刻的變化，這是現在把世界推向后全球化時代的重要政治驅動力。

隨著跨國公司在90年代紛紛實行大規模的離岸生產和外包，發達國家的就業開始受到加大的沖擊。當發達國家的人們有就業機會的保障時，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商品增加了發達國家人們在既定收入水平上的實際購買力，他們當然支持自由貿易。但是，對廉價商品的追逐必然導致生產不斷向擁有廉價勞動力的發展中國家轉移，而生產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結果必然是發達國家工作機會的流失。當發達國家的人們在工作機會與廉價商品之間做選擇時，他們必然要選擇工作機會，以為一旦失去了工作，商品再廉價，他們也買不起。這正是進來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原因。

發達國家制造業工作機會流失所產生的一個直接后果，是中產階級的崩潰與經濟不平等的加劇。以美國為例，一方面，服務業中的金融與醫療等產業的收入迅速增加，另一方面，一般性服務業的收入則長期停滯。中產階級中以制造業較高收入的藍領工人為代表的階層日益縮小。希拉里在接受《金融時報》采訪時提到，美國收入的不平等目前已經達到了1929年大蕭條以來的最高水平。美國在這方面并不是唯一的特例。日本在小泉任首相期間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在這個長期以來90%以上的人口曾經認為自己屬于中產階級的國度，催生了下層社會的出現。在許多西方國家，這種經濟不平等還與移民問題交織在一起，使得關于全球化的辯論變得更為復雜。

與此同時，"金磚四國"（巴西、俄國、印度、中國）的崛起開始對國際經濟產生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一方面表現在對能源資源市場形成的巨大壓力。由于金磚四國全是人口大國，僅是中國和印度的人口加在一起，就要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幾，俄羅斯和巴西也是世界上人口大國的前十名。當如此眾多的人同時進入經濟起飛階段時，其人均資源能源消費的快速增長必然形成巨大的壓力，這導致近年來國際能源資源市場上的價格迅速上漲。這種影響的另一個重要方面表現在貿易上。這里有兩個不同的類型，中國主要依靠制造業參與全球生產積累了大量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印度則靠發展服務業在國際分工中爭得了一席之地。而巴西和俄羅斯主要依靠賣能源資源同樣積累了大量的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

而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貿易逆差和財政赤字則達到了空前的水平，儲蓄率跌至1929年以來的最低點。一個高度象征國際貿易利益分配變化的例子是在近來美國次貸危機中，來自中國、新加坡以及中東石油出口國的主權財富基金，成為了美國數個面臨危機的金融機構的主要融資者。從這種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為什么薩繆爾森指出，比較優勢對西方人理解21世紀的經濟已經不再具有指導意義。

這種世界經濟嚴重失衡的局面，加上美元本位制造成的全球性流動性過剩，很有可能觸發美元危機或者其他形式的金融危機。一旦美元危機爆發，將對國際金融秩序和國際貿易秩序構成致命打擊。

綜上所述，阿里奇重視的金融擴張，目前正在通過全球性的流動性過剩孕育著一場世界性的金融危機。波蘭尼解釋的以釋放市場力量為標志的全球化，目前也正在向保護社會的方向轉變。當代表全球化的兩大標志性過程均走向轉折點時，我們有理由認為一個后全球化時代的到來。

后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轉型

很多人可能認為，中國現在面臨的頭等問題是國內的貧富差距、通貨膨脹以及資產泡沫等，而不是貿易保護主義。這恰恰正是危險所在。人們可以為中國吸引了巨額外資而自豪，卻從未想到既然外資把工廠搬到中國，就必然在其他國家把工廠關掉，把工人解雇。人們可以高興的看到又有多少跨國公司把研發部門搬到中國，卻從未想到那意味著其他國家高新工作的流失。人們可以對中國產品在世界市場上的攻城略地津津樂道，卻從未想到那意味著對這些國家本國產業的威脅。人們可以對外資兼并中國企業感到恐懼，卻對國外對中國兼并感到的相似恐懼無法理解。更要命的是，人們相信中國取得的這一切成績無非是中國遵循比較優勢原則發展的結果，卻從未想到民主國家已經或擔心即將失業的人們，沒有閑心聽任何人關于比較優勢的說教，他們的恐懼與憤怒將轉化成反對自由貿易的強大政治壓力。

后全球化時代的到來與中國絕不是毫不相干的。恰恰相反2003-2004年開始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向和諧社會與自主創新的轉型，以及目前面臨的許多問題與后全球化時代的到來都有著十分直接的關系。

作為全球經濟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受到整個后全球化時代到來的推動。

在全球化時代，中國經濟的發展模以式世界工廠為標志。中國以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比較優勢，參加全球生產分工，通過大力吸收效率驅動型的外國直接投資，以及跨國公司的企業間貿易，來擴大出口。在能源、資源以及產品方面大進大出，以出口帶動國內經濟增長。中國目前的GDP里70%以上與貿易有關，跨國公司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所占的比率，無論是進口還是出口，都將近60%。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與經典的東亞模式完全不一樣。以日本和韓國為代表的東亞模式，基本上依靠本國內生的創新體制來發展具有獨立知識產權的自主品牌產品。并以高質量與售后服務來提高他們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中國經濟的發展一直依靠加工貿易，靠位于全球生產鏈中的低端這樣一種勞動分工，來參與整個全球化過程。

世界工廠模式的發展結果是面臨來自其他國家日益增長的政治壓力。這種壓力是推動中故宮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國際驅動力。換言之，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內容與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結構性后果有著直接的關系。西方國家對中國施加的政治壓力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人民幣升值。因為中國過去參與的國際分工主要基于以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比較優勢，一旦人民幣升值，中國的產業結構只能向高附加值產業和同一產業附加值高的一端移動。這就是為什么中國政府提出從今以后中國要強調自主創新的原因。第二，西方國家要求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由出口驅動型向內需驅動型轉變，以減少對其他國家在就業方面的壓力。內需驅動型經濟的前提基礎是什么？是老百姓有錢用于消費。而和諧社會正是內需驅動型經濟的前提。雖然國際驅動力不是和諧社會政策范式提出的唯一驅動力，但它仍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道理何在？我們在上世紀90年代的改革過程中，即在釋放市場力量的過程中，政府向社會提供的公共產品不足。政府把提供住房、教育、醫療以及到養老等方面的壓力更多的推給了個人，這導致的一個直接后果是中國社會的高儲蓄與低消費。這就是為什么從亞洲金融危機開始，一直到2003年中國經濟開始出現過熱為止，中國政府在連續的幾年里最大的擔心是通貨緊縮，而不是現在我們面臨的通貨膨脹。如果不建立和諧社會，如果政府不重新增加公共產品的供給，如果不在全球化時代為個人面臨的日益增加的風險提供一種制度上的防護，那么無論中國社會有多么高的儲蓄率，也不可能出現較高水平的消費。其結果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將無法由出口驅動型轉為內需驅動。從國際大環境來說，中國過去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

現存的國際經濟秩序在全球化時代，為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發展創造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環境。現在，這個外部環境可能要發生重大的變化。這種變化在可以預見到的未來將對中國政治經濟有很大的沖擊。

從今算起，到2008年美國大選塵埃落定還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對中國而言，這是所剩下不多的進行重大調整以應對后全球化挑戰的機會窗口。錯過這個機會，等待中國的將可能是一個急劇惡化的國際環境和日益狹窄的政策空間。中國面臨的已經不是做不做調整的問題，而是做調整的速度與力度，外界變化是否匹配的問題了。

要調整，我們必須認清什么是中國的根本利益。任何一種調整必然會伴隨著社會各利益集團之間的沖突。中國有兩種選擇：一是回避政治風險，繼續平衡國內現有的利益格局，繼續執行"悶聲發大財"，少說話，多賺錢，抓住有利時機發展經濟的策略。在這種策略下，中國將繼續把在國際貿易領域面臨的沖突，解釋成是發達國家利用貿易保護主義打壓中國的表現，并對此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而不去擔心天會塌下來。筆者認為，這樣做的短期后果可能是出口可以進一步發展，但中期后果則可能是，加速中國自身在過去三十年里賴以生存的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的崩潰。這種短期內為了穩定不做大調整的結果是當外部環境急劇惡化后，中國不得不在國內更大的利益沖突中進行調整。更壞的一個可能則是到那時，任何一種調整都無法在有效的阻止中國陷入一個大的困境。

另一種是看清后全球化時代正在到來這一趨勢，拿出魄力在較短的時間內做大調整，為自身爭取時間。這種調整可能會在短期內引起比前一種選擇大一些的國內利益沖突。但是，把這種調整與在國際環境全面惡化后被迫進行的調整相比，這種調整的政治成本與風險要小得多。日本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日元急劇升值時煩的一個錯誤，就是沒有利用當時由于日元升值帶來的國富資源進行結構性改革。等到90年代泡沫破滅后，這些國富資源大幅縮水，想用它來改個也是不可能了。

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對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的最大挑戰在與貿易。調整的根本目的是實現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有出口驅動向內需驅動的轉變。這一轉變的前提是和諧社會政策的成功。盡管中國政府在過去的幾年里已經為建立和諧社會采取了許多積極的措施，但是在分配方面，特別在解決收入不平等方面，施政的力度還遠遠趕不上形勢變化提出的新要求。如果國企利潤一年一萬億，政府稅收每年以一萬億的速度增長時，中國還在結局不平等方面縮手縮腳；那么，等外部環境的變化使中國經濟減速，可利用政策資源大幅度縮小時，在想加大力度解決這些問題，估計屆時可利用的國富資源也會成為一個問題。

從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的經驗來看，中國目前面臨的一個現實危險是，當社會財富的積累主要通過股票市場與房地產市場來實現時，其經濟不平等的程度將大大加快。從這層意義上說，加入對流動性過剩的遏制失敗，那么這將有可能是政府近年來為建立和諧社會所做的努力功虧一簣。盡管當政府面臨著人民幣升值與宏觀調控等諸多方面的挑戰，必須采取相應的措施，但是這些都是"標"，而不是"本"。人民幣升值可以提高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減少他們的出口，為減輕世界經濟的不平衡做出貢獻，但卻無法為中國從國際市場撤出來的資本與勞動找到出路。宏觀調控可以減輕流動性過剩對中國經濟的沖突，卻無法解決造成流動性過剩的根源，即世界工廠模式帶來的大量貿易順差與外匯儲備。只有當和諧社會的建立直接培育了足以支持中國經濟良性循環的內需時，中國才能在后全球化時代繼續發展。

后記

這篇文章最初發表在2008年1月7日版的《21世紀經濟報道》上。我最初用的題目是《美國大選與后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發表時被編輯改成《2008全球化選擇：釋放市場還是保護社會》。寫作的沖動來自于2007年12月3日我由美國去上海講學時在飛機上讀到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及的英國金融時報對希拉里·克林頓的采訪。當時讀后的第一個直覺是我從理論上預測了很久的一件事情終于要變成現實了。早在1998-1999年我在為《日本經濟的悖論》一書進行研究時就已經從理論上推出，全球化總是沿著生產貿易擴張，金融財政擴張和全球性經濟危機的方向循環，并在釋放市場力量和保護社會之間進行鐘擺運動。根據這個原理，這一輪全球花早晚也會發生逆轉。該書的英文版于2001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當商務印書館2004年將此書譯成中文出版時，我在中文版序言中預言中國在2008年左右也會出現像日本80年代一樣的經濟泡沫。此后，我又于2006年2月28日在《21世紀經濟報道》發表了一篇近3萬字的，題為"危險的關系：美元本位制與金融風險"的長文，通過日本的經驗系統的論述為什么現行的國際金融秩序會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的風險。

我當時完全無法想象在上面這篇短文發表后的兩年里，中國與世界經歷了多少不平凡的事件。對許多中國人而言，2008年將會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從1月份雪災，到春夏之際圍繞著奧運火炬產生的一系列沖突，到5月的汶川大地震，再到8月份的奧運盛會，中國人感到的是任何艱難困苦和敵意破壞都不能組織中國前進的腳步。到了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機中世界各國經濟一片狼藉，唯獨中國經濟一枝獨秀。這期間，不僅中國模式或者北京共識引來眾多的國際評論，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大為增強，而且美國學者政客關于以G2治理全球事務的提議，奧巴馬訪華的低姿態，和由此引起的一些列國際連鎖反映使中國國內也開始彌漫著一種飄飄然的氣氛。然而，剛剛進入2010年，中美關系就風云突變，劍拔弩張。這次圍繞著中美匯率之爭以及可能后續發生的貿易戰，人們對中國外部經濟環境的急劇惡化和嚴峻的程度開始有了較為清醒的認識。

對于目前中美之間的緊張局面，國際國內輿論有3種不同的解讀：

第一種觀點從中美關系論著眼，認為目前的沖突無非是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一個周期性的反復。這次唯一與以往歷屆政府不同的是奧巴馬一上臺是采取一個低姿態，然后再轉為強硬。既然美國在國際事務上離開了中國的合作什么也干不成，他早晚還得轉回來。在美國有一種說法，高失業率加選舉等于貿易保護主義。等到年的的美國國會中期選舉過去，一切恢復正常。就目前而言，為了避免沖擊過大，先排上幾個采購團，花點錢擺平。實在逼到無路可走，把人民幣匯率暫時上調3%到5%足矣。美國如果最后通過醫療改革的法案，必然還要嚴重依賴外債。到頭來必然還要指望向中國借錢。所以中美關系壞不到哪里去。

第二種觀點從國際經濟的在均衡入手，認為現在美國經濟已經開始由虛擬經濟向實體經濟轉型。解決巨大的貿易逆差問題是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一環。正因為如此，人民幣匯率的調整是必不可少的。這種觀點認為奧巴馬關于在5年中讓美國出口翻番的承諾以及關于中國不應該再指望美國作她的主要出口市場的呼吁絕不是嘴上說說而已。美國的許多學者，政治家，以及政府官員已經認識到過去幾十年來美國所依賴的美元本位制早晚可能要被其他國際金融秩序取代。美國式的以消費者支出為主要動力的經濟是建立在美元本位制帶來的海外融資能力的基礎之上的。一旦美元的關鍵貯備貨幣的統治地位不復存在，這種經濟模式將難以為繼。為了未雨綢繆，美國從現在起就必須從貿易入手開始經濟轉型。等到美元完全失去目前的地位時再談轉型就一切為時過晚了。對這些人士來說，中國政府正式主張在未來用國際貨幣基金的特別提款權作為國際儲備中取代美元的手段絕不是說完就忘了的，中國政府從長期的觀點來看肯定要向這個方向努力。既然近年來國際經濟嚴重失衡中儲蓄過剩一端靠的就是人民幣的低估，重新建立國際經濟的均衡只能從人民幣升值開始。一般而言，解決全球貿易不平衡有數種方法。第一種反方法是貿易逆差國采取緊縮政策，減少進口，量入為出。由于這必將導致逆差國失業進一步擴大，這種方法在美國的國內政治層面不可能被接受。第二種方法是貿易順差國擴大國內開支，增加國內消費。中國的確在2009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擴大國內投資，但由此引發的房價暴漲和通貨膨脹卻使居民可用于消費的儲蓄大幅縮水。因此中國無法繼續實行這種政策。第三種方法是通過調整匯率來減少不平衡。由于這種必然導致失業，中國至少到現在為止堅決不同意。第四種方法是通過提高貿易順差國的工資以減少該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從而減少出口。這種辦法在中國面臨著很大的阻力，但是正在成為一個政策趨勢。第五種方法是貿易逆差國通過貿易保護主義強制性的減少來自順差國的進口。這五種方法中，美國只有采用緊縮政策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主動權。另外三種的主動權都在中國的手里。既然無法緊縮，美國就只剩下貿易保護主義一個選擇。從上面的文章中可以得知，自由貿易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已經變成一個十分值得懷疑的概念。貿易保護主義已經不再是一個過街老鼠，而是一個已經獲得許多經濟學家背書的政策選項。

第三種觀點從國際政治的角度出發，認為目前的局面與1971年前后很相似。這種觀點頗有些陰謀論的成分。它認為美國政府正在以進為退，以求在亂局中殺出一條維系霸權之路。1971念得美國深陷越戰的泥沼，經常賬戶開始出現逆差，國際收支存在大量的赤字，戰后初期的黃金保有量已經逝去近五分之三，由約翰遜政權開始的偉大社會項目導致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然而，就是在許多人看來美國必然要走向沒落的這樣一種困局中，尼克松政權為維護美國政策的獨立性，不惜讓代表以美國為主導的戰后國際金融秩序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大刀闊斧地迫使其他主要貨幣升值，不僅把美國本來很快就要大幅增長的經常賬戶的逆差在整個70年代控制在較低的程度，而且還通過美元貶值削弱了在60年代利用貿易順差大舉購買美國政府債券的歐洲各國的實力。更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在第一次石油危機后通過沙特實現了石油繼續以沒有黃金支持的美元標價和中東石油美元返還美國這兩大措施從而建立起美元本位制，繼而通過星球大戰拖垮蘇聯，又通過廣島協議挫敗日本，從而繼續稱霸全球。從這層意義上而言，美國從1971年開始的對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重新洗牌在冷戰結束的時候可以說獲得極大的成功。今天美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財政赤字，巨額的經常賬戶赤字，五大投行消失了三個，三大汽車公司中兩個瀕臨破產，失業率超過了百分之十的困境。但是，即使是在這樣一種困局下，奧巴馬仍然明言美國決不當第二。在遭受如此嚴重的經濟打擊后，美國繼續稱霸的策略無非是借希臘、西班牙和意大利已經或正在出現的財政危機打擊歐元以防止它趁機取代美元的關鍵貨幣地位，借豐田汽車事件壓住日本并開始調查德國奔馳的行賄事件以防止外國公司趁機在全球汽車業稱霸，以壓人民幣升值防止中國國力趁機超過美國。即使這場爭端可以引爆世界性的貿易戰甚至國際經濟秩序的危機，它對中國和其他國家的沖擊要遠遠大于對美國的沖擊。

在筆者看來，美國正在發生的事情實際上代表的是一個更為深刻的歷史過程，即全球化的長程運動由金融擴張向全球經濟危機的方向發展，公共政策范式的鐘擺運動由釋放市場力量轉向保護社會。以上三種解讀提到的因素在這個過程中可能都會出現，但是他們即使出現，也只是作為這個歷史過程中的組成部分，而不代表這個歷史過程的實質本身。美國目前正在進行的醫療保險改革是邁向保護社會政策范式的關鍵一步。正在討論中的金融改革也正向同一方向發展。然而，保護社會的最大主題在于對一國就業機會的保護，尤其是在大的經濟危機顯示出如果放任市場力量橫行將導致一個什么樣的經濟、社會，甚至是政治的危機。從這層意義上而言，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根本原因是要保護本國社會不再受全球化過程中釋放出來的市場力量的沖擊。中國現在大力支持自由貿易是因為作為世界工廠自由貿易符合中國的利益。然而，符合中國利益并不等于符合他國的利益。那些認為本身受到損害的利益團體必然會在所在國的政治中大力反對自由貿易。當他們聚集了足夠的政治能量，就可以改變該國的公共政策方向。當美國正在出現的局面成為一個國際性趨勢，這個世界就無法避免的進入后全球化時代。

兩年前在寫這篇文章時，曾經與責任編輯古重慶先生進行過數次深入的討論。據他判斷，當時在國內關心的優先順序上，貿易保護主義最多也只能排第7或第8。我之所以在文中采取一種預設反論的寫法，就是想通過直接反駁當時國內流行的想法來引起讀者對這些問題的關注。我在文中特別指出，如果不從當時就加緊調整，等待中國的將是一個急劇惡化的國際環境和日益狹窄的政策空間。中國面臨的已經不是做不做調整的問題，而是做調整的速度與力度能否跟得上外界變化的問題。讀者今天在讀這篇文章時，可能要比兩年前都市更容易地建立起它與現實之間的聯系。兩年前，貿易保護主義還是一個苗頭或可能性，現在已經變成咄咄逼人的現實。從這層意義上而言，中美之間關于匯率的沖突如果導致世界性的貿易戰，這極有可能成為后全球化時代到來的一個具體路徑。

中國在應對這個新國際環境變化時最大的障礙何在？在這里有必要重新討論一下日本。至今為止國內的討論仍然把中日比較的注意力放在中國目前的處境與80年代的日本的情形如何相似上。然而，最近形勢的發展已經要求中國必須從兩個新的角度重新汲取日本當年的教訓：為什么日本沒有能夠利用泡沫經濟帶來的財富為未來打下堅實的基礎？為什么日本在泡沫經濟破滅后的20年里一蹶不振？

日本之所以沒有能利用泡沫經濟帶來的國富為未來打好基礎的部分原因在于80年代的日本彌漫著一種與今天中國很相似的樂觀情緒，盲目的相信本國經濟的突出表現是由于本國模式的優越性使然，而根本忽視了導致本國經濟突出表現的外部因素和偶然因素。當時日本成功的標志是股市、房市的泡沫現象，日本作為世界上第一大債權國的身份，以及日本在全世界到處砸錢買資產的形象。在這樣一種氛圍中，日本人以為他們的財富在未來仍然會像現在一樣滾滾而來。然而，事后人民認識到，日本在80年代貿易順差與外匯儲備迅速增長的原因既不是由于日本的產業政策，也不是由于日本產品的競爭力（盡管他們與這二者都有關系）。真正的原因是沃克爾領導下的美聯儲為了控制嚴重的通貨膨脹而下的高利率的這味重藥。由于高利率的吸引，各國流動資本涌向美國導致美元堅挺。美元堅挺的后果是日元的疲軟。日元的疲軟導致日本產品在美國市場的價格上的競爭力。換言之，日本的競爭力不全部來自日本，在80年代上半期在很大程度上來自美國的金融政策。美國在80年代上半期積累了巨額的正常賬戶赤字，一個廣島協議就使得美國在80年代末實現了經常賬戶的基本平衡。

當人們相信自身的財富在未來還會和今天一樣滾滾而來時，他們不可能記者準備應對危機。

同樣道理，中國近幾年貿易逆差與外匯儲備固然有加入WTO，以及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等國內因素，但是如果離開在格林斯潘領導下的美聯儲為了應對互聯網泡沫破滅后而采取的寬松的金融政策帶來的流動性過剩而導致的大量進口，離開美國在財政貿易雙赤字的壓力下從國際上大量融資過程中中國貿易順差美元返還帶來的對美國消費的刺激，以及離開在2000至2006年間美元一路貶值帶來的人民幣兌其他貨幣的貶值，這期間的中國貿易順差與外匯儲備的數量就要大打折扣。即使是拋開這些方面的影響，中國的出口依賴還是外部因素。由于跨國公司主導的外資在鄧小平南巡后大量涌入，特別是在中國加入WTO后又掀起一個新的高潮，中國變成了一個深度參與全球生產體系的世界工廠。跨國公司帶來的訂單（包括企業內貿易中的零部件）與提供的銷售渠道使得它們占中國對外貿易的近60%。今天被當成是中國模式的重要支柱的國有企業在十年前還是被抓大放小的對象，還被廣泛地認為是沒有效率的負擔。只是由于這些國有企業占據了基礎設施產業，在中國的出口在上述外部與偶然因素的帶動下出現高速增長時他們才憑借自身在行業中地壟斷地位而獲得巨額的紅利，成為中央政府稅收的堅實基礎。只要我們在討論中國模式時認識到中國近幾年來導致國勢興隆的偶然和外部因素，就不難認識到當這些偶然和外部因素消失時國勢興隆的推動力也會減弱。假如美國這次真的因為匯率之爭從貿易上制裁中國，上面描述的這個中國模式異常表現的因果鏈條就很有可能在最關鍵的一節被切斷。到那時，中國模式的真正構成要件到底是什么，其根基是否堅固，換言之，國有企業的年利潤是否還能達到一萬億，中央政府財政收入是否還能以每年一萬億的速度持續增長，才會面臨一次真正的檢驗。

仔細研究日本經濟為什么陷入長期的停滯對今日中國而言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日本長期停滯的最重要原因不在于經濟政策，而在于日本缺少一個形成領導整個社會實現根本性轉變的政治意志以及貫徹這種政治意志的政治結構。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外國人和日本人都已經認識到日本模式出了大問題。然而，日本在90年代末先是在自民黨內走馬燈似的換首相，最后，好不容易出了個小泉，以民粹主義的方式贏得了政權來推動這個轉變。然而他和他的追隨者卻誤入新自由主義的歧途，盲目地向美國模式靠攏。其結果，日本不僅在經濟增長上收獲不大，而且把其經濟體制原有的注重平的的強項喪失殆盡，在短短的幾年里應是造出一個下層社會來。國際上一般認為這次民主黨上臺終于使日本有可能實現兩黨之間輪流執政的可能。民主黨也提出了回歸亞洲的新思路。但是，由于種種原因，日本的想法并沒有引起周邊各國的強烈共鳴。日本能否走出困境仍然有待觀望。

同樣道理，在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發生急速變化之際，能否建立一種政治結構不僅是中國能夠形成實現整個社會經濟及時轉型的政治意志而且使之得到有效的貫徹將是決定下一個30你案例中國國運的根本問題。

[*] 杜克大學社會學教授

** 原文標題為：《2008全球化選擇：釋放市場還是保護社會》，發表于《21世紀經濟報道》2008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