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米爾•阿明論國際金融危機后的世界發(fā)展道路

    

  2010年8月3日，埃及著名左翼學者薩米爾•阿明給本刊發(fā)來兩篇文章《南方國家必須掌握獨立主動權》和《歐洲的出路——維持歐元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論述了國際金融危機后備受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之害的南方國家和歐盟應該采取怎樣新的發(fā)展道路。由于兩篇文章所論述的主題相關，本刊以《薩米爾•阿明論金融危機后的世界發(fā)展道路》為題一并發(fā)表如下。

                       南方國家必須掌握獨立主動權

    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維度目前遭到了當代史上的第二次挑戰(zhàn)。
    第一次挑戰(zhàn)產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1947年，當時占統(tǒng)治地位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就宣告世界分裂成了兩大陣營，即“自由世界”陣營和“共產極權主義”陣營。由此，第三世界的存在就被公然地抹殺掉了：由于它的“非共產主義”性質，它被徑直劃歸“自由世界”所有。“自由”被認為只適用于資本，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壓迫的現(xiàn)實則被完全地漠視了。次年，日丹諾夫在他的（事實上是斯大林的）著名報告中——正是這個報告導致了共產黨情報局（共產國際的簡化形式）的成立——也將當時的世界一分為二，即包括蘇聯(lián)和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和包括其余地區(qū)的資本主義陣營。這個報告忽視了當時存在于資本主義陣營內部的矛盾，也就是帝國主義中心國家與投身解放斗爭的外圍國家及其人民之間的對立。
    日丹諾夫教條的主要目標是推行和平共存，并由此安撫美國及其歐、日盟友的敵對情緒。作為交換，蘇聯(lián)將保持低姿態(tài)，不再干預帝國主義列強視為自身內部事務的殖民地問題。于是，當時包括中國革命在內的民族解放運動，不再得到任何的積極支持，只能自謀出路。不過，它們取得的勝利——當然，尤其是中國革命的勝利——后來在國際關系方面帶來了一些改變。莫斯科直到萬隆會議之后才認識到這一點。正是憑借萬隆會議的影響，蘇聯(lián)才得以通過支援與帝國主義發(fā)生沖突的國家而打破自身的孤立狀態(tài)，一躍成為國際事務的重要參與者。從某個角度來看，可以說，第一次“南方國家的覺醒”造成了世界體系的重大改變。
    當時，歐洲和拉丁美洲的共產黨毫無保留地接受了日丹諾夫報告，但是這個報告幾乎立即就遭到了來自亞洲和中東的共產黨的抵制。這一矛盾被掩埋在了當時使用的主流話語之中，因為它們仍然繼續(xù)肯定蘇聯(lián)背后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亞洲和中東各國重新爭取獨立的斗爭的發(fā)展，特別在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后，這種抵抗也愈加表面化。據(jù)我所知，至今尚無人撰寫過替代理論的形成歷史，這種替代理論后來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中得到明確，并體現(xiàn)在了不結盟運動（自1960年起包括亞非國家加上古巴）的章程中，其核心就是要充分發(fā)揮亞非國家的獨立主動權。理論形成史的相關細節(jié)至今尚掩埋在一些共產黨（包括中國、印度、埃及、伊拉克、伊朗，也許還有其他一些國家）的檔案文獻中。
    不過，在1950年后，我有幸參加了一個由埃及、伊拉克和伊朗共產主義者以及其他人組成的反思團體，這使我能夠親眼見證發(fā)生的事件。直到相當晚的時候，在1963年，我們才通過王同志（王是《革命》雜志的聯(lián)絡員，我是該雜志的編委之一）了解了在中國由周恩來引發(fā)的爭論。我們也聽到在印度發(fā)生的爭論及其引發(fā)的分裂的一些消息，這次分裂后來由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的建立得到了證實。我們還了解到印尼和菲律賓共產黨內部基于同一路線產生的爭論。
    這部替代理論的形成史應該幫助人們了解：萬隆會議并非像某些當代史家所暗示的那樣，肇源于那些民族主義領袖（尤其是尼赫魯和蘇哈托，也許還包括納賽爾）的思考。實際上，它是當時在共產黨內部進行的激進的左派批判的產物。這些反思團體獲得的共同結論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對帝國主義的戰(zhàn)斗要在世界范圍內團結社會和政治力量，這些力量取得的勝利可能對當代世界中的社會主義進步產生決定性影響。
    然而，上述結論仍然留下了一個關鍵的問題未能解決：誰來“指揮”這些反帝戰(zhàn)役？更明確地說，是由共產主義者支持的資產階級（時稱“民族資產階級”），還是由共產主義者而非資產階級（他們實際上是反民族的）領導的人民大眾階級陣線來指揮反帝戰(zhàn)役？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通常是不一致的，有時甚至是令人困惑的。在1945年，各國的共產黨以斯大林的結論為基礎結成了同盟：在世界各地（在與美國結盟的歐洲、在當時習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資產階級已經把“民族的旗幟踩在了腳下”（斯大林語），而只有共產主義者才能團結那些不向帝國主義者和美國資本主義秩序低頭的力量，形成統(tǒng)一陣線。早在1942年，毛澤東就得出了相似的結論，不過只是在其《新民主主義論》于1952年被翻譯為西方語言之后，我們才了解了這一點。毛認為，對于世界上大多數(shù)人民大眾而言，通向社會主義的漫長道路只能由共產黨人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民主的和反帝反封建（當時的習慣用語）的革命來開拓。其言下之意就是，不考慮在其他地方——例如在中心國家——取得的社會主義進步；只有當外圍國家人民已經給帝國主義造成實質性破壞后，其他地區(qū)的社會主義進步才能形成氣候。
    中國革命的勝利肯定了這一結論。南亞國家（泰國、馬來西亞，特別是菲律賓）的共產黨在越南模式的激勵下開始了解放斗爭。隨后，在1964年，切•格瓦拉也持有相似觀點，他呼吁創(chuàng)造“兩個、三個、乃至更多個越南”。
    關于獨立的和反帝的“亞非國家”的主動權的前瞻建議是由不同的共產主義反思團體提出的，也是明確的和進步的。這些建議在萬隆會議和不結盟運動的綱領中均有體現(xiàn)，對這些綱要，我已經在《南方覺醒》（Leveil du Sud）中做出了系統(tǒng)的闡述。這些建議的核心是將重新奪取對積累過程的控制權（以自我為中心并與世界經濟脫鉤的發(fā)展）作為根本需要。
  1955年到1960年間，這些建議的確一度曾被某些國家的統(tǒng)治階級作為整體政策在亞非大陸推行，不過其力度已經大大被削弱了。與此同時，東南亞所有的共產黨發(fā)起的革命斗爭都失敗了（當然越南除外）。由此得出的結論似乎是：“民族資產階級”反帝斗爭的能力還沒有完全枯竭。蘇聯(lián)在決定支持不結盟陣線時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而帝國主義三套車（美、歐、日）則公開對之宣戰(zhàn)了。
    相關國家的共產主義者隨后分裂為兩大陣營，并卷入了痛苦的、經常是令人困惑的沖突。一些人汲取教訓，認為“支援”那些正與帝國主義進行斗爭的勢力是必要的，雖然這種支援必須堅持其“批判”立場。莫斯科通過創(chuàng)造出“非資本主義道路”這一論題為這種觀點推波助瀾。其他共產主義者則堅持了毛主義的精髓，認為只有由獨立于資產階級的人民大眾組成的陣線，才能成功地領導反帝斗爭。官方雖然宣稱中國共產黨和蘇共之間的沖突發(fā)端于1960年，但實際上這一沖突自1957年起就已經表面化了。當然，這一沖突也證實了在亞非共產主義者內第二種路線的存在。
    然而，萬隆運動的潛力在不到15年的時間內就逐漸耗竭，這一事實突出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反帝綱領的局限性。由此，帝國主義反攻的條件也就成熟了，也就是將南方經濟“再買辦化”，如果不是——對于那些最脆弱的國家而言——它們的再殖民地化的話。
    然而，一些南方國家在帝國主義主導下的新全球化中已經被認同為“新興國家”，這樣一個事實似乎證明了認為民族資產階級絕對和明顯地無能的觀點（根據(jù)這一觀點，萬隆運動不過是冷戰(zhàn)背景下的一段“小插曲”）是似是而非的。但是我們要問，是哪種意義上的“新興”？這種“新興”是向來自帝國主義三套車的壟斷資本的擴張開放的新興市場？還是有能力對全球化實施真正的改革并削弱壟斷寡頭權力的“新興國家”？對那些新興國家（以及其他外圍國家）的權力本身的社會含義，以及它們所開放或關閉的前景的疑問，再次被提上了日程。“后危機”的世界將是什么樣的，或可能是什么樣的？這是一個無法回避的論題。
    普遍化、金融化和全球化的寡頭壟斷的帝國主義的晚期資本主義危機是明顯的。但是，即便是在進入由2008年金融崩潰發(fā)端的新階段之前，人民就已經開始從此前的萎靡不振中擺脫出來，這種萎靡不振是隨著上一次工人和大眾爭取解放的斗爭浪潮衰退而開始的。
    拉丁美洲（除了古巴與三大洲研究中心的努力）在萬隆時代并未發(fā)揮影響力，但現(xiàn)在似乎走在了運動的前列。
    盡管當前形勢下出現(xiàn)了許多重要的新現(xiàn)象，但是我們今天面對著的仍然是上世紀50年代就提出過的問題：南方（新興國家及其他國家）能夠掌握獨立的戰(zhàn)略主動權嗎？民眾力量能夠對力量體系施加變革嗎？這種變革是通向真正進步的唯一道路。能在南方的反帝的人民斗爭和北方的社會主義意識的進步之間架起橋梁嗎？
    對這些難題，我不想倉促做出答復，它們只能留待斗爭的發(fā)展來解決。但是，我們時代的激進知識分子應竭力解決的這些問題的重要性則不容低估，由此產生的那些討論所可能導致的結果也同樣如此。
    上世紀50年代的一些反思團體所得出的結論，使用了與過去本質上相同的語言來描述這個挑戰(zhàn)：外圍國家的人民應該承擔起國家建設的任務（由區(qū)域的和作為整體的南方的計劃來支撐），這種建設應該是以自我為中心并與世界經濟脫鉤的。但是，除非它們的斗爭能在社會主義的前景中進行，它們是無法走上上述道路的。因此，外圍國家必須擺脫它們對下面這種錯誤選擇的幻想，即在全球化的資本主義體系中進行“趕超”。萬隆運動雖然也包含了這種獨立選擇權，但是卻帶有后來為歷史所揭示的那些局限性。
    值此第二次“南方的覺醒”方興未艾之時，結果是否會更好？首先，當前能否團結起同時在南方和北方進行的斗爭？令人痛惜的是，在萬隆時代未能做到這一點。因為在那個時代，帝國主義中心的人民最終還是團結在了他們的帝國主義領袖身后。事實上，如果沒有造福于富裕的北方社會的帝國主義租金，那個時代的社會民主主義規(guī)劃是難以想象的。因此，萬隆會議和不結盟運動僅僅被看作冷戰(zhàn)背景下的一個插曲，甚至也許還是由莫斯科操縱的。在北方，很少有人了解這個亞非國家發(fā)起的第一次解放運動浪潮的實質。即便如此，運動的力度本身還是使得莫斯科對它施以援手。
  構建一個反帝的工人和大眾的國際主義的事業(yè)仍需努力。

                 歐洲的出路——維持歐元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1．貨幣不能脫離國家而存在。一個國家及其貨幣，都是集體資本超越單個資本的各種競爭力量進行運作的手段。時下關于資本主義體系是由市場控制而無需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僅剩下維持法律和秩序所必需的最小職能）的見解，完全不以任何對于資本的嚴肅的歷史理解為根據(jù)。這種見解同樣也缺乏任何能證明市場可以維持最優(yōu)均衡的科學理論為基礎。
    歐元就是在尚不存在歐洲國家的時刻誕生的，民族國家自身被剝脫了管理資本的職責。一種“獨立”于國家的貨幣的定義，本身就是荒謬的。
    在政治意義上，“歐洲”是不存在的。盡管存在著對超國家主權的幻想，事實上卻只有各國政府才擁有合法權力。在任何一個單獨成員國內，都不存在接受一個由“歐洲大選”中誕生出的歐洲所不可或缺的那種政治成熟。目前，人們還只能對這樣的設想心存期待，而歐洲的真實合法性的實現(xiàn)為期尚遠。
    從經濟和社會方面看，歐洲就更不是一個真實的存在了。目前，這個擁有25到30個成員國的共同體在資本主義發(fā)展程度上依然存在著深刻的不平等。那些控制著該區(qū)域經濟的壟斷寡頭，是一些自身民族性要取決于它們的大股東的民族性的團體。這些團體首先屬于英國、德國和法國，其次屬于荷蘭、瑞典、西班牙和意大利。東歐和部分南歐地區(qū)與北歐及中歐的關系，同拉丁美洲與美國之間的關系如出一轍。在目前的條件下，歐洲還僅僅是一個共同市場，而后者本身又只是全球金融壟斷寡頭控制下的世界市場的一部分。正如我以前談到過的，從這個角度看，歐洲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區(qū)域體。這一形勢，加上不可能存在一種政治上的聯(lián)合，導致在歐洲內部存在著不同的工資水平、社保和稅收體制，這些問題在現(xiàn)行的歐洲體系內部是無法解決的。
    2．因此，歐元的創(chuàng)立原是本末倒置。雖然其創(chuàng)始者們后來也承認了這一點，并宣稱這一設想本是打算迫使歐洲建立一個跨國國家，從而在事實上扭轉本末倒置的局面。這樣一個荒謬的體系只有在總體經濟形勢持續(xù)有利的條件下才能有效運轉。因此，對于隨后發(fā)生的事情我們絲毫也不應該感到吃驚。一旦危機（最初表現(xiàn)為金融危機）開始沖擊該體系，歐元就變得無法維持，對于如何有效和連貫地做出反應，人們也束手無策。
    歐洲的機構（包括歐洲央行）對于危機（希臘債務危機及其他）的反應也是荒謬和徒勞的。這些反應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全面緊縮。這與1929－1930年間各國政府的反應極為相似。正是這些反應在上世紀30年代加劇了事態(tài)的惡化，今天，我們在布魯塞爾（歐盟總部——譯者注）也將看到同樣的后果。
    3．在上世紀90年代真正應該做的是建立“歐洲貨幣蛇體制”；每個歐洲國家都應該擁有貨幣主權，在自由貿易（共同市場）的限度內，依據(jù)自身的時機和需要來管理其經濟和貨幣。這種貨幣“蛇體制”將通過固定（或相對固定）匯率確保各國的聯(lián)動，而匯率則能夠通過協(xié)商而予以適時的升值和貶值。
    在這一設想之下，對于“硬化蛇”（ stiffening serpent）的長期觀點將是現(xiàn)實的——也許會導致放棄謀求一種共同貨幣。這一進程將由生產體系、真實工資和社會福利的漸進收斂過程來調節(jié)。換句話說，通過自下而上的收斂，“貨幣蛇”將幫助而不是破壞這一進程。但是，這將要求各國就目標達成一致，并展現(xiàn)控制金融泛濫的政治決心。這與以去管制的金融一體化為特征的荒謬的現(xiàn)行體系截然相反。
    4．當前的危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絕佳機會，藉此，我們能夠擺脫這種不可靠的貨幣賴以維持的途徑，并代之以與現(xiàn)實時機相適應的、對受危機影響的各國都有效的貨幣“蛇體系”。
    希臘和西班牙可以通過如下決策開始這一進程：（1）“暫時”與歐元脫鉤；（2）將它們的貨幣貶值；（3）至少就金融流動而言，要實施外匯管制。通過實施上述措施，這些國家將能夠在一個堅實的立場上通過協(xié)商談判重新確定其債務表，并在通過審計后要求取消那些與腐敗和投機（這些屬于外國壟斷寡頭參與并趁機發(fā)財?shù)幕顒樱。┫嚓P的債務。我確信，這將做出一個良好的表率。
    5．不幸的是，這樣一種危機出路的實現(xiàn)機會是極其渺茫的。決定維持獨立于主權國家的歐元，并在“金融市場法則”的神圣性面前五體投地，這些并非某種荒謬理論的結果。它們意在維護壟斷寡頭的統(tǒng)治。它們是構建一個歐洲集體的關鍵要素，后者本身就將排除一切針對壟斷寡頭的經濟和政治權力的挑戰(zhàn)。
    在一篇流傳甚廣的題為《帕潘德里歐致默克爾的公開信》的文章中，這封代言式書信的希臘作者將德國過去與現(xiàn)在的專橫傲慢做了比較。在20世紀，德國的統(tǒng)治階級曾兩次圖謀通過戰(zhàn)爭手段創(chuàng)造一個屈服于他們意志的歐洲統(tǒng)一體，但兩次均以失敗告終。他們對歐洲領導權和統(tǒng)治一個“馬克區(qū)”的追求，似乎都是基于對德國經濟的過高估計，德國經濟實際上只是相對強大而實際上是脆弱的。
    只有當激進的左派敢于在政治上采取主動并建立一個反壟斷寡頭的替代組織時，危機才能得到克服。我曾經說過，歐洲要么是左派的歐洲，要么就什么都不是。然而，當前歐洲的左派勢力的戰(zhàn)斗口號仍然是“當下的歐洲總比沒有歐洲要好”。打破目前的僵局就要解構現(xiàn)行的機構和條約體系。在其現(xiàn)行形式下，這個體系將導致史無前例的混亂。所有的設想都是可能的，包括我們諱莫如深的極右翼的復興。對于美國來說，一個被閹割了的歐洲或歐洲的完全崩潰，都是無所謂的。一個團結的強大的歐洲將迫使美國在意其利益和觀點，但在目前的情況下，不過是一廂情愿的想法。
  （《環(huán)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86期，摘自2011年第6期《國外理論動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