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世清：中國主流經濟學批判（18）

財富的創造、分配與交換

——評茅于軾的“擇優分配原理”

還原論思維方式的要害，就在于宏觀經濟微觀化，把完整的經濟系統搞得支離破碎，肆意夸大某個要素、關系的地位和作用，從而作出錯誤的結論。

平等自由的交換是創造財富的必要條件還是充分條件？

茅于軾以“平等自由的交換可以創造財富”這一命題作為他的“擇優分配原理”的邏輯前提。

茅于軾說：“由于交換創造財富的這一點被人類明白了過來，不一定要勞動創造財富，交換也創造財富。交換和勞動要一樣看待，都是財富的創造。”（茅于軾：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演講 2011年4月7日）“經濟學研究財富如何創造。它的答案極為簡單：平等自由的交換必定有財富的創造”。“還有其他帶有基礎性意義的理論，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是交換理論。兩個人平等自愿地交換，就產生社會財富。如果大家都在交換，社會財富就越來越多。”（2011-05-05 經濟參考網）茅于軾說：“還有個可以作為社會科學“牛頓定理”的看法，就是平等自由是人類發展的必要條件。”茅于軾這三句話里蘊涵著一個悖論：前兩句話認為人平等自愿地交換“就”“必定”產生社會財富，在這兩句話里平等交換是創造財富的充分條件；第三句話又認為“平等自由是人類發展的必要條件”（2009-04-25 金羊網-羊城晚報）。“平等自愿地交換”到底是產生財富的必要條件還是充分條件？如果說，“平等自由”不等于“平等自由地交換”，“平等自由地交換”是產生財富的充分條件，而“平等自由”是“平等自由地交換”的一個要素，因此是必要條件，那么請問：能從充分條件推出充分條件中所包含的某個要素一定是必要條件嗎？

財富的產生是一個系統工程，這個系統工程的每一個環節確實都是必要的。“平等”“自由”和“交換”無論是各自來看還是合成一個“平等自由交換”的整體來看，都只是產生社會財富的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通過交換實現的消費，是實現價值而不是產生價值。實現價值也是創造價值的必要一環與必要條件，但不是創造價值的充分條件。要現實產生社會財富還需要更多的條件，如創新和勞動。交換是創造價值的必要條件還是充分條件，將決定整個經濟學大廈建立在什么基礎上。認為交換是創造價值的充分條件，其經濟學大廈就有可能建立在新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基礎上；而茅于軾的“平等交換”產生社會財富的命題，其要害就在于把必要條件混同于充分條件，通過這種偷換概念，為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提供理論依據。因為如果“平等交換”是產生社會財富的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那么產生社會財富就除了“平等交換”以外就還需要其他條件，如政府宏觀調控，如創新、創造、創業，如民主與法制，那么經濟學大廈就只能建立在對稱經濟學的基礎上——社會與市場是立體的、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民間與政府是對稱的兩個環節，也是經濟車輪向前滾動的兩個對稱的輪子；所以經濟自由是充分的不是完全的，政府宏觀調控是成熟的市場經濟不可缺少的一環，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無政府主義就不能成立，自由就必須被限制，而社會主義卻可以順理成章。“平等交換”是產生社會財富的必要條件還是充分條件，決定了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根本理論分歧。在這里概念的細微差別、邏輯的嚴密與否決定了整個理論范式的不同，在此基礎上可以建立起完全不同的理論體系。茅于軾在這里是在偷換概念：通過把交換作為價值產生的必要條件偷換成充分條件，把平面的商品經濟偷換成立體的市場經濟，把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偷換成科學的經濟學，并用所謂“社會科學的牛頓定理”給這種“科學的經濟學“披上科學的外衣。眾所周知，無論是公理還是定理都是必然的；而只有具備充分條件時才是必然的。把必要條件說成定理，就是把必要條件偷換成充分條件。

茅于軾的這種偷換概念的手法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中國主流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慣用手法，甚至可以說是中國主流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方法論。一方面，他們說“理性的經濟人”是假設，另一方面，一轉身他們就把這種假設當做公理進行經濟學推演；一方面，他們說經濟學是實證性科學，另一方面，他們把假設當公理進行推演得出的結論又很容易被證偽；一方面，他們極力把經濟學打扮成物理數學那樣的硬科學，煞有介事地進行經濟學實驗，建構各種用高深的數學進行推導的經濟學數學模型，另一方面當他們的結論、模型被事實證偽時又狡辯說，可證偽本來是科學的本質屬性。

“擇優分配原理”的經濟學出發點“帕累托最優”是過時的理論

茅于軾通過引進帕累托最優理論和帕累托改進理論，提出他的擇優分配原理，并以這一前一后兩個理論作為分析框架，探討了我國目前社會經濟領域中的一些熱點問題，如“雙軌制”、效率與公平、均衡價格、多目標規劃、耕地紅線、經濟自由、經濟適用房、我國改革的方向問題等，并提出了一些“改進”建議。根據他的整個思想脈絡，可以說他的擇優分配原理的理論出發點就是西方100多年前簡單商品經濟時期提出來的“帕累托最優”理論。

帕累托最優（Pareto Optimality）是指資源分配的一種理想狀態：如果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資源，從一種分配狀態到另一種分配狀態的變化中，在沒有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前提下，不會使任何一個人變得更好。帕累托改進（Pareto improvement）是指資源分配的一種改進狀態：如果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資源，從一種分配狀態到另一種分配狀態的變化中，在沒有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前提下，可以使其中至少一個人變得更好。帕累托改進是達到帕累托最優的路徑和方法。由于從帕累托改進到帕累托最優的核心精神是資源優化配置，而西方經濟學的本質是配置經濟學，“帕累托最優”、“帕累托改進”成了100多年來西方經濟學的核心概念。

 “帕累托最優”是配置經濟學的結論，而配置經濟學及其結論“帕累托最優”均是線性思維方式的產物。“帕累托最優”模型所運用的數學工具無論是線性規劃還是非線性規劃、所實現的目標無論是單目標規劃還是多目標規劃，其中所滲透的思維方式均為線性思維方式。線性思維方式得出的結論也許在數學上是嚴密的，但根本不符合實際情況——在再生經濟學看來，現實的經濟活動中在任何約束條件下都根本不存在 “在沒有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前提下，不會使任何一個人變得更好”的絕對均衡狀態即所謂的“帕累托最優”狀態；宇宙是不斷再生的過程，自然資源與社會資源是不斷再生的過程，再生經濟學就是指導人們在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的前提下，通過主客體的相互作用，不斷打破主客體均衡狀態，在各種約束條件下使社會資源、自然資源不斷地、更好地再生，這個過程也不是什么在現有約束條件下“沒有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前提下”使更多的人變得更好的“帕累托改進”，而是對稱的、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過程。作為個人是物質利益、精神利益，絕對利益、相對利益的有機體，作為社會是各種利益錯綜復雜的綜合體，作為資源再生過程的社會經濟發展和作為資源分配過程的“帕累托改進”有本質的區別：前者的出發點是經濟發展的起點和經濟學的公理前提即主客體的動態的相互作用，在這個相互作用的過程中是資源不斷再生的過程，因此社會的發展過程是伴隨優勝劣汰、利益此消彼長、效率與公平互為前提的社會和個人的全面發展、人和自然和諧發展的過程；而作為后者的出發點的只不過是虛擬的、靜態的“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資源”，其過程只不過是“從一種分配狀態到另一種分配狀態的變化”，期間只有分配沒有再生。這種“帕累托最優”、 “帕累托改進”的理想狀態與其說是所謂“公理化假設”，還不如說是把結論當前提更恰當。這種線性思維的理想化假設在簡單商品經濟時期解釋經濟現象、描述經濟增長也許有近似的真理性，但在需要對稱的、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思維方式才能把握的現代知識市場經濟時期，用來解釋經濟現象、反映經濟發展或提出所謂的“改進”建議則只能是畫餅充饑。

  “擇優分配原理”的經濟學范式“配置經濟學”是過時的理論

“擇優分配原理”的經濟學范式“配置經濟學”是過時的理論。

在“配置經濟學”看來，實現現有約束條件下的最大化過程是選擇的過程、分配的過程，在再生經濟學看來，實現現有約束條件下的最大化過程是創造的過程、資源再生的過程。分配源于選擇理性，再生源于創造理性。再生經濟學與配置經濟學、價值經濟學與價格經濟學：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經濟學范式”，也有不同的自由標準。人類第一次創業與第二次創業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本質不同；在人類第二次創業時期，經濟學范式同人類一次創業時期的經濟學范式有本質不同，因而也有本質不同的經濟理性標準。選擇哲學與配置經濟學一樣，其歷史背景是小商品經濟；創造哲學與再生經濟學一起，是知識市場經濟的時代精神。隨著選擇哲學被創造哲學所代替，配置經濟學范式將轉換為再生經濟學范式。

人的“自由”必須被理性地對待；過分“理性”，使之庸俗化固然不行；但沒有理性，或讓感性的自由戰勝理性的自由，也不足取。人需要自由，也同樣需要把“自由”約束在合理的范圍內。同時，人的自由不僅表現在選擇，人的自由更重要的是體現在創造。在價值高低、生死面前人可以自由地選擇，但人的自由的真諦，在于創造價值，創造生命。把人的自由限定在選擇，是配置經濟學的思辯產物；把人的自由升華為創造，是再生經濟學的哲學概括。同時，市場也不僅僅是交換；把市場僅僅定位于交換，是商品經濟時期形成的對市場經濟的認識。市場，就是互相交換勞動的場所、促進互相交換勞動的機制，保證平等交換勞動的制度。市場經濟，就是在人類互相交換勞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以平等交換勞動為主要內容與根本動力、通過平等交換勞動實現資源再生與社會福利最大化的經濟形態。這里，無論是機制、制度還是經濟形態，都說明市場、市場經濟是立體的而非平面的。

按照西方經濟學的資源優化配置模型，GDP能夠得到增長但社會財富不能得到增加，社會只能原地踏步、靜態循環。社會資源再生不能得到定位和解釋，所以資源不能得到開發，擴大再生產不能得到真正進行。帕累托最優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經濟學作為優化配置資源的學說，是人類社會發展特定階段的產物。前知識經濟時代，人類求生存的生活方式，以實物和能源的不可再生性的開采利用為前提。這個時候經濟學研究的是資源如何優化配置，研究生產關系或生產中的社會關系。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成為生產中的主導要素，要求對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作內涵的有效開發，使人們能逐步以最少的實物和能量的資源就能求生存。這時人們的生活方式不是求生存而是求生態——可持續發展。這個時候經濟學研究生產本身，研究資源如何優化再生；不但研究生產中的社會關系，而且研究生產中人與自然的關系。舊經濟學是配置經濟學，新經濟學是再生經濟學。

知識經濟時代經濟增長方式有兩種：外延擴張與內涵增長。前者是數量增長型，后者是質量增長型。數量增長型靠“約束條件下”有限資源的有限擴張。質量增長型靠“約束條件下”有限資源的無限裂變。裂變，在結構上作文章，而不是在數量上作文章。質量增長型就是結構優化型。新經濟就是通過優化經濟結構取得最佳功能。作為人類社會整體的經濟活動來說，經濟學應該是資源優化配置與再生的學說。資源優化配置是手段，資源優化再生是目的。再生經濟學應該是經濟學的本義。在知識經濟時期，把再生引入經濟學體系中，說明配量與再生不是人和自然、人和物的兩種關系，而是一種關系的兩種屬性：配量本身有再生功能。

把經濟學對象定位為配量而非再生，因而參照系與時代要求不對稱、和經濟發展的實際過程相脫節，是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沒有科學范式的根本原因。

對稱經濟學同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最根本區別在于，對稱經濟學研究經濟規律, 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研究資源配置; 對稱經濟學是資源優化再生的學說，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是資源優化配置的學說。

作為資源優化配置的學說，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視野重在分配領域；生產只是生產領域的分配，生產領域只是分配領域的延伸。對稱經濟學是資源優化再生與優化配置相統一的學說，視野重在生產領域；分配只是生產、再生產的分配，分配領域只是生產領域的環節。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優化配置，看到的是交易，是人際之間的供求平衡，價格機制成了市場和社會的核心機制；和諧經濟學的優化再生，看到的是財富增長，是人與自然之間的協調與可持續發展，以及在此基礎上人的全面發展、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有序與可持續發展，價值機制成了社會和市場的靈魂。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以分配為中心，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經濟學與管理學、管理學與創業學脫節，企業成了減少交易成本的產物；對稱經濟學以生產為中心，經濟學就是管理學、創業學，企業擁有了不可替代、不可分割的系統質。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把人際關系看成是此消彼長的交易關系，人與人是狼，必然把商場看成是戰場；對稱經濟學在財富增長的基礎上把蛋糕做大，必然是和諧經濟、雙贏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穩定型經濟。企業內外，人與自然、人與人互相依賴、共生共榮、和諧統一；能與狼共舞，才是英雄本色。

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把社會經濟發展同宇宙整體發展的過程脫節開來，思維的方式是線性的，分析的方法是抽象的，分析的過程是經驗的，分析的對象是平面的，分析的結果是脫離實際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把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定為配置，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把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定為生產關系，二者并無本質的不同：都是把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定為物質的社會關系。既忽視了形成生產力的系統中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又忽視了人與人關系中的精神方面，由于不能總體把握與合理定位形成生產力的社會系統與“社會——自然”統一的系統及其內部各個要素的結構，因而均不能對人類自覺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起到指導作用。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理論基礎配置經濟學是過時的理論。

“擇優分配原理”的經濟學基礎“一般均衡理論“是過時的理論

茅于軾提出，滿足最優配置的條件是各部門所分配的資源具有同樣的邊際產出；在一個以貨幣為流通手段的社會中，資源最優配置的條件是供需均衡。（《經濟學和它的數理基礎：擇優分配原理》茅于軾，暨南大學出版社，2008。）

刻舟求劍的“均衡”——“均衡點”理論是消極的理論

認為資源最優配置的條件是供需均衡的理論根據是傳統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一般均衡理論是配置經濟學的基礎理論，是消極、過時的理論，產生于小商品經濟時期。那時人們的需求結構簡單、生產規模狹小、可再生資源有限，可再生生產能力與人的主體性發揮的空間太小、生產與消費之間容易“失衡”；一旦“失衡”，就會出現所謂經濟危機。馬克思的兩大部類生產理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出來的經典的“均衡點”理論。然而到了真正社會化大生產——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時代，所有的“均衡點”（包括生產與消費）均已不復存在；人的需求結構的變化帶來的需求的無限性，生產結構的變化帶來生產發展的無限性，決定了主客體之間只有主體主導的無限發展的可能性而無靜態的均衡。此時只有結構調整問題而無均衡問題。資源最優配置的條件是供需均衡理論的基礎一般均衡理論早已過時，再秉持這種理論只能損害可持續發展。

在全球性金融危機面前，僅僅靠微觀經濟行為在工資高低、現有企業就業增減上做文章，是舍本求末；用發錢、發購物卷、降低銀行存款利率、政策托股市救房市企業稅費減免來激活低迷的國內市場，無異于杯水車薪。加大政府投資力度，以宏觀帶微觀，利用投資對消費的乘數效應、基本建設投資對投資的乘數效應，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基礎設施建設對投資、投資對消費的乘數效應是永遠存在的。而且由基礎設施建設本身的基礎性與延伸性決定，這方面的投資有無限延續的可能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基礎性與杠桿功能，使其具有連續性。政府對這方面的投資是一次性的應急措施，還是長久的戰略，不由項目本身的性質決定，而是由決策者的指導思想決定。只要決策者認清了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對稱關系，拋棄配置經濟學的“均衡點”理論，政府對這方面的投資沒有任何客觀障礙。市場靠消費，消費靠就業，就業靠企業。企業靠什么？企業不會自己從天上掉下來！企業靠創業，創業靠推動。任何時候政府對基本建設持續投資都是推動創業、牽動企業、帶動就業、促進消費、開發市場、使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有力杠桿。全球性金融危機只不過是使這個杠桿作用得以充分發揮、充分放大、充分表現而已。“應急”有可能使人大徹大悟，“急中生智”就是這個道理。在關鍵時刻，只有在象牙塔里坐井觀天的“微觀經濟學家”——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才會固守自己原來范式的一畝三分地，仍然在宏觀調控、政府投資與計劃經濟之間劃等號。

投資與需求的關系才是基本的結構關系

找錯基本結構關系、結構關系數量化處理而非從質上著眼，是對結構失衡不能對癥下藥的根本原因，也是“供需均衡論”—— 一般均衡理論的理論根據。

生產資料的生產與消費資料的生產客觀上存在著對稱發展的規律。但對稱發展不等于同比增長。在投資增長中，有的生產周期更長（如超大型基本設施建設），有的生產周期更短（如高科技企業）。兩類生產的對稱發展是經濟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投資的增長，既不僅僅是儲蓄數量變化的結果，又不僅僅是貨幣數量變化的結果，而是擴大再生產的需求同多種資金來源相結合的結果。儲蓄增加只是資金來源之一，貨幣數量的增加不會帶來實際投資的增加。要體現“時際權衡” 與“代際權衡”，不是靠“國民儲蓄的黃金律”與“最優的資本積累率”，而是投資與消費的最佳結構、對稱結構；通過投資的對稱結構、消費的對稱結構、投資與消費的對稱結構，實現對稱發展、綠色發展與可持續發展。這種投資與消費的對稱結構，集中體現在對下一代的人力資本投資、國民素質提高與創新能力提高、提高財富附加值的投資上。這種投資本身也就是一種消費，它們之間是不可能用非此即彼的方式進行區隔、用此消彼長的方式進行“配置”的。通過儲蓄率高低進行所謂“最佳”分配，體現的是一種線性思維方式；其結果，是顧此失彼，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做到“最優”。

生產力是社會系統的整體功能；只有一次分配，沒有二次分配。分配也是交換——交換其價值。只有價值的實現才是價值生產的完成，所以消費、分配都是生產的環節。

把投資和消費的結構看成是基本的結構關系，勢必僅僅著眼于投資和消費的比重這一量的因素，而忽略投資和消費各自的內部結構關系這一質的因素。如果要真正尋找通脹的根源，就要從投資和消費各自的內部結構著手。

需求和投資的關系才是基本的結構關系。消費需求只是需求的一個環節。如果說，投資和消費可以從量上平衡，投資和需求則只能從質上對稱。而一旦從質上著眼，那么投資和需求不但可以“平衡”，而且只能“平衡”。在質上對稱的前提下，投資只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不會過熱，也不可能過熱。

從深層次來看通脹的原因，是需求高于供給；而在消費低迷的情況下，之所以需求仍然高于供給，是由于需求有兩種：現實需求與潛在需求。潛在需求形成消費預期。

消費需求拉動投資需求，需求拉動供給，供給推動消費，消費推動需求，是任何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與基本結構。發展中國家更應該把投資需求的滿足放在消費前面。

為了使知識經濟時期需求和投資這一基本的結構關系對稱，政府必須用內需導向型來代替出口導向型，用知識密集型來替代勞動密集型，用幸福目標來代替GDP目標。企業可以只考慮利潤，政府不是企業；正好像政府要提供公共品，企業無此義務一樣。雖然大家都是市場主體，但市場主體有不同層次，有與各自身份對稱的不同層次的行為方式。知識經濟時期無論是從經濟客體還是從經濟主體來看，一般均衡理論均已過時。

“擇優分配原理”的經濟學核心“價格經濟學”是過時的理論

“用什么價格計算GDP？要用自由交換的價格。沒有票證，沒有身份限制，沒有審批，沒有買不到、賣不掉的問題，也就是說，這個市場是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學的大學問就在這兒，為什么經濟學家都主張自由經濟？就是這個道理，反對自由經濟的不是真正的經濟學家，沒搞懂，反對自由經濟就無法計算GDP。”（茅于軾：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 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演講 2011年4月7日）“價格理論。許多學者爭論價格理論，但是并沒有搞清楚價格為什么重要，和我們日常生活有什么關系。實際上并沒有真正懂得微觀經濟學。根據價格理論可以推導出全面的公有制不可能有效率。因此進一步提出價格萬歲。想建立一個沒有商品經濟的社會是不可能的。價格理論還可證明計劃經濟是不可能成功的，還能夠從經濟學說明為什么解放初期經濟建設能夠成功，而后來越來越脫離實際。原因是價格越來越偏離均衡價格。從價格理論可以用通俗的道理解釋為什么均衡的交換價格是我們所需要的正確的價格，也就是一般均衡理論的通俗版。這里也解釋了為什么真正的經濟學家都是經濟自由主義分子。”（茅于軾：《80自述》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3971d0100cuqj.html）

價格、價值、需求

工業市場經濟與知識市場經濟，其“交易”過程是立體的、全方位的；因此，要求人的“理性”也是立體的、全方位的。必須走出價格看商品。僅僅從價格看商品，即使在簡單商品交易時期，本來就有局限性，新的時期使這局限性得以放大。如果在新的時期仍然固守簡單商品交易時期的思維方式，以“價格”為標尺衡量“理性”、“非理性”，必將陷入“價格悖論”，使“理性”成為真正的“非理性”，從而走向“理性”的反面。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人的思維方式、“理性”必須同各個歷史時期對稱的辯證法。

知識市場經濟可以使“理性”人明顯看出，市場實質上就是主體與客體，相對主體與相對客體之間的價值關系，市場就是價值之間發生關系的平臺。以價格為市場的核心機制，消費與生產、分配與市場是脫節的，市場僅僅成了交易的平臺。

價格經濟學是微觀經濟學的核心，價格機制是微觀經濟學的“拐杖”，但宏觀經濟、國家宏觀調控則只能以價值機制為“正道”。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主義由于都是以價格機制為核心，所以二者有著共同的本質，二者的結合是凱恩斯以新古典主義為主體的結合，并未達到宏觀經濟學的層次，結合的結果并未脫離微觀經濟學的范疇。宏觀理論體系和微觀理論體系的真正結合，是以價值機制為核心的宏觀理論體系對以價格機制為核心的微觀理論體系的揚棄與升華，使之由局部的真理上升為全局的真理。

價格的五度空間分析

小商品經濟用空間定義價格，工業市場經濟用時間定義價格，知識市場經濟用層次定義價格。貝克爾的“時間分配”理論，雖然擴大了經濟學的分析范圍，然而只是從工業市場經濟的角度進行擴大；這與其說是使經濟學帝國主義化，還不如說是使經濟學庸俗化；他用工業經濟的時間成本收益分析法來分析社會、家庭生活領域，會使社會生活庸俗化。社會生活，如果要用經濟學原理來分析，那么這樣的經濟學只能是價值經濟學；如果是用價格經濟學來分析社會生活，則只能使社會生活成為金錢的世界。這對社會生活沒有解釋力，更不會有任何積極的作用。因為以家庭生活為核心的社會生活，金錢關系不是、也不可能是其中最本質的關系。

家庭經濟學是宏觀經濟學——真正的宏觀經濟學的細胞；家庭關系中最本質的關系是價值關系而不是價格關系。微觀經濟的其他組成部分，是家庭經濟的展開。家庭經濟典型地說明了社會經濟——包括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本質——價值關系；用價格關系來說明家庭關系，用金錢關系來代替溫情脈脈的親情關系，這是對人際關系的扭曲。

市場經濟中價格機制作用的范圍是相對的

價格機制作用的范圍是有限的、相對的，而價值機制的作用是長期的、無限的。由于整體的價值機制的作用，資本-勞動的比率的提高是自然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在這個過程中，增大投入的數量與質量，是改善投入的數量與質量的催化劑；雖然改善投入的數量與質量的成本收益比要大于增大投入，但后者卻是前者的前提，因此投入的質量的成本收益比不可能孤立進行，而應系統考察。索洛的“新古典增長模型”雖然正確地定位技術與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關鍵作用，但對整個經濟過程的動態結構描述則缺乏深層次的思考。同樣，把工資率與就業量之間的邊際替代率看成依賴于失業救濟量的大小，也是過分提高了價格的作用。人們是否就業不僅取決于工資的效用與失業時所獲得的效用的加權平均數，而且還取決于工作時所獲得的歸屬感與成就感。勞動，某種意義上也是人的一種需要，因此本身也有價值。認為勞動的價值就是勞動力的價格或工資，是片面的。

供給與需求、價值與價格哪個為主的背后，是以人為中心還是以物為中心。

建立完善的市場體系，不是建立完全的價格體制，而是建立完全的價值體制。

連接需求與供給的不是價格而是價值，不是交換價值而是使用價值；價格與交換價值只是輔助工具，是作為必然性的“補充”的偶然性，而不是作為必然性的表現的偶然性。認為價格圍繞著價值上下波動、價格最終反映價值，只是虛幻的“規律”、不切實際的幻想。之所以要以價格機制為核心機制，把不能量化的價值轉換成價格，是削足適履、以迎合數學方法的需要。

體現主客體關系本質、正確理解的價值及其發展規律，是聯結各派經濟學的鈕帶、把握各種經濟關系的關鍵，也是經濟關系發展、變化的源頭。所以價值規律是經濟學和經濟發展的核心規律。

對稱經濟學是價值經濟學

對稱經濟學不但是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揚棄，而且是對技術經濟學的揚棄。在對稱經濟學看來，競爭的充分性和市場的有序性、和諧性、對稱性不但不矛盾，而且是新時期的市場機制。以價值機制為核心的市場機制，是完全的市場機制、真正的市場機制、對稱的市場機制、和諧的市場機制。以價值機制為核心機制，在知識經濟時代，市場是完全的，供求是均衡的，知識產品、創新產品的競爭是充分的，市場是出清的。對稱經濟學以價值機制為基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以價格機制為基礎。前者的發展是內涵的。后者的發展是擴張的。價格機制以產品運營為基礎，價值機制以知識運營為前提。以價格機制為基礎，追求的是均衡，手段是博弈。以價值機制為基礎，追求的是發展，手段是對策。以價格為中心的政治經濟學，與以價值為中心的經濟學，是兩個性質根本不同的經濟學范式，只有通過揚棄，前者才能容于后者。把前者可以不加分析地包容于后者是不可能的。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以價格為基礎，只講供求平衡，市場不完全，不講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平衡與人類可持續發展，缺乏人文關懷。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讓價格稱王，市場就是資源優化“配置”的場所；對稱經濟學讓價值稱王，市場就是資源優化配置與優化再生的場所。目前流行所謂第三方營銷（即所謂顧客應支付的服務價格由第三方支付），實際上是顧客用其他的使用價值（資源，如眼球）來換取第三方的價格支付。這說明價值而不是價格是市場的核心體制，價格可以不在，但價值則無處不在。表面上的轉移支付，本質上是使用價值與價格的一種換算關系。用電視上的廣告來占用觀眾的享受空間與時間，表面上觀眾沒有為電視節目付費，實際上是付費的——付出的是觀眾不得不看廣告的時空價值。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以價格為市場的核心機制，說什么經濟學是資源優化配置的學說，其經濟理論基礎與人類經濟時空層次的不對稱是其經常陷入邏輯混亂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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