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紙報告 五大議題

世界經濟的“紅與黑”

“我們或許暫時擺脫了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沖擊，但我們依舊面臨高食品價格、高油價的嚴峻挑戰。”佐利克在春季會議開幕的新聞發布會上發出如此警告

■  環球財經特約撰稿  蔣旭峰（發自華盛頓）

4月17日，在標志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2011年聯合春季會議落下帷幕的新聞發布會上，筆者對臺上坐著的世行行長佐利克和IMF第一副總裁利普斯基提出了“紅與黑”的問題。兩位經濟界的重量級人物和各國媒體因為這個與批判現實主義小說《紅與黑》同名的提問而會心大笑，而恰恰相對應的是，佐利克等人的表態也是對當今世界經濟復蘇狀況的批判現實主義評述。

紅色的破碎之手
有意思的是，經歷差不多兩年時間精心調研后打造完成的《2011世界發展報告：沖突、安全與發展》配送的紅色書簽上，有一只破碎的手。當筆者問及佐利克如何才能促進國際協調合作，使得全球民眾能將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掌握在不破碎的手中時，世行的掌門人表示，世行之所以關注這個主題，一個重要原因是受沖突影響的脆弱國家往往在經濟發展和民眾生活上面臨巨大挑戰，保羅·科里爾的作品《最底層的十億人》讓全球很多人看到最貧困人口的生存狀態，現在這一數字已經上升到了15億人。
這一數字與《報告》表述一致。報告指出，目前全球約有15億人口生活在受到有組織犯罪影響的脆弱國家，全世界低收入國家或是受沖突影響的國家中沒有一個達到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要求。“過去60年來，世界減貧工作取得重要進展，但那些受到政治不穩定和暴力犯罪影響的地區落在后面，在經濟增長和人力發展指標上都面臨停滯狀態。”世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告訴筆者，面對這些拖累發展的經濟、政治和安全挑戰，相關方面應采取完善國家機構、改善治理、鼓勵創造就業等措施。
“我們或許暫時擺脫了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沖擊，但我們依舊面臨高食品價格、高油價的嚴峻挑戰。”佐利克在春季會議開幕的新聞發布會上也發出如此警告。過去30年來，在那些多次受到暴力影響的國家，貧困率上升了20%，而當前國際糧價正飆升至危險水平，并威脅到全球數千萬人的生計，也成為發展中國家的頭號威脅；部分受到西亞與北非地區動蕩局勢引發能源價格上漲的推動，全球食品價格比一年前大幅上漲36%，接近2008年的峰值，并且仍然保持劇烈波動之勢，導致很多人陷入更嚴重的貧困狀態。
世行日前發布的《食品價格觀察》報告稱，如果全球食品價格再上漲10%，將導致1000萬人口的生活水平降至每天1.25美元的貧困線以下；如果食品價格再上漲30%，將導致3400萬人口更加貧困。世行測算，全世界大約有12億人口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貧困線以下。IMF最新公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測，倘若石油供應出現波動導致油價今年升至每桶150美元的高位，預計將使得發達經濟體明年的經濟增速比當前預測值下滑約0.75個百分點。
世行建議，面對這些拖累發展的經濟、政治和安全挑戰，需要通過為公民安全、就業等方面提供協調支持，培育新的國際共識，鼓勵知識交流，從而改善全球合作。林毅夫告訴筆者，面對高食品價格和高油價的沖擊，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應當關注確保穩定國內物價和食品供應，給民眾創造更多的工作崗位并改善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況應當成為各國政策制定者關注的重心。

國際經濟大湖中的黑天鵝
“我們生活在大動蕩年代，盡管全球經濟正在復蘇，但諸多不確定性依舊存在，它們就像國際經濟大湖中的無數只黑天鵝。”5月19日因性丑聞宣布辭職的IMF前總裁斯特勞斯·卡恩4月4日在喬治·華盛頓大學進行春季會議的預熱演講前用生動的語言說道。他認為，世界經濟復蘇呈現脆弱和不平衡狀態，不同的經濟體面臨著不同類型的政策挑戰，本輪金融危機的始發地發達經濟體面臨低經濟增長、高失業率的嚴峻挑戰，亞洲和拉美的新興經濟面臨經濟過熱的風險，低收入國家當前要承受高油價和高食品價格的沖擊。
當筆者問及利普斯基各國應如何與黑天鵝共舞時，他表示發展中國家短期內要面對高油價、高糧價等多只黑天鵝沖擊，在當前的國際經濟形勢背景下，新興經濟體需要進行經濟增長模式的調整，來維持可持續、強勁的經濟增長；例如，G20“相互評估進程”就是為了促進全球可持續、平衡增長的重要創新舉措，在春季會議期間舉辦的2011年G20第二次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對衡量經濟過度失衡的量化方法和標準達成一致，這是全球主要經濟體達成的務實成果。

神父，請你救救我
《世界政策雜志》是春季會議期間擺放在媒體工作室門口的刊物之一，對于歐美等發達經濟體高失業率最生動的詮釋，莫過于該雜志春季刊上一篇題為《西班牙之痛》的文章。該文引述了一個西班牙長期失業者2010年對神父安東尼奧說的話：“安東尼奧，我再也承受不住了，你必須要幫我。我已經失業一年半了，已經拿不到失業救濟金了，兩個月前我的孩子就喊肚子吃不飽，你要是不幫我的話，我只能去街頭販毒了。”安東尼奧只能掏出自己口袋里的錢來給孩子買食物，直到這個長期失業的父親幾個月前找到工作為止。
IMF《世界經濟展望》報告的副標題就是《來自雙速復蘇、失業、大宗商品價格和資本流動的壓力》。該報告預測，今年發達經濟體的失業率仍將維持在7.8%的高位，其中美國和歐元區的失業率將分別達到8.5%和9.9%。
民以食為天，食以薪為源。斯特勞斯·卡恩在春季會議開幕的新聞發布會上說，他去年秋季年會上強調的“就業危機”依舊沒有解除。“工作、工作、依舊是工作，這是發達國家要解決的最緊迫挑戰”。根據美聯儲的最新預測，美國今年的失業率將維持在8.4%至8.7%之間。最近多家機構和權威人士都指出，各國的年輕人和長期失業者在此輪就業危機中損失最為慘重。美國外交學會助理研究員馬修·克萊恩近日在《紐約時報》上撰文指出，美國16歲至24歲年輕人的失業率已達到驚人的程度，大量年輕人失業不僅會給他們造成經濟壓力，也會造成精神壓力，這一代美國人將會損失多年的職場經驗積累時光，形成“讀書－失業－受挫”的惡性循環。
同時，斯特勞斯·卡恩指出，當前西亞、北非局勢不穩就是高失業率、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等多種因素“雞尾酒效應”的結果。與他的說法一致，佐利克提醒，近期西亞北非局勢不穩，年輕人缺乏穩定的就業機會和改善生活的機遇是重要的誘因。

“語氣是不是太重了？”
在奧利維耶·布朗夏爾4月11日的新聞發布會上，道瓊斯資深記者伊安給臺上的經濟學教授提出了一組反問：雖然IMF沒有明說，但在各種報告中對美國赤字高企的狀況是不是帶有焦慮的情緒？IMF最近對于美國財政狀況的批評是否過于嚴厲了？
IMF對于第一大“股東”點名道姓的這種批評確實不多見，該組織近期警告說，美國財政整頓勢在必行。IMF最新發布的《財政監測報告》預測，2011年美國政府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高達10.8%，比歐元區要高出6.4個百分點。《金融時報》美國版4月13日的頭版文章語氣一樣很重，這篇題為《IMF認為美國缺乏減債誠意》的文章指出，IMF罕見地用強硬語氣批評自己的最大股東，因為美國是惟一一個在2011年政府赤字不減反增的主要發達經濟體，美國經濟當前的增速已經足夠快了，財政政策也應向財政整頓轉變。
IMF財政事務部主管卡洛·科塔雷利警告說，美國的財政整頓宜早不宜遲，美國財政風險如果醞釀成為現實，后果將相當嚴重。近期IMF財政事務部貝內迪克特·克萊門特等經濟學家發布的《從財政刺激到財政整頓》報告描繪出了美國等發達經濟體不容樂觀的財政現狀。該報告建議發達經濟體從穩定養老金、控制醫療支出等“節流”和減少稅收體系扭曲、增加稅源等“開源”手段來穩定財政狀況。
盡管IMF和美國全國財政責任和改革委員會等機構言之鑿鑿地提出很多良方，但在美國，由于頻繁的選舉政治影響加上大幅減少預算要得罪選民，執政黨往往在大選之前很難動真格進行預算削減和醫療改革。對于IMF指出美國必須要采取切實舉措來降低赤字的表態，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最近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采訪時稱，全世界都在關注美國，美國必須要駕馭這些挑戰，不能置之不理，否則會讓全世界失去對美國的信任。
美國知名經濟學家約翰·泰勒近日在《華爾街日報》上撰文批評奧巴馬政府花錢無度。這位“泰勒曲線”的提出者質疑道：“如果在2007財年花占國內生產總值約20%的預算就能把各種政府開支應付妥當，隨著美國國內生產總值不斷增加，政府也可以采取各種手段提高預算使用效率。為何到2021財年，政府預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卻要不減反增呢?”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戴維·伊格內修斯近日撰文指出，英國首相卡梅隆因為及時采取了財政緊縮措施避免英國陷入財務危機而贏得聲譽，美國的財政整頓也宜早不宜遲，奧巴馬的赤字削減方案迂延越久，連帶風險也就越大，近期標準普爾公司降低美國國債前景展望的警告顯然會讓人們的擔憂加劇。

國際政策協調必不可少
在春季會議閉幕的16日，英國《金融時報》美國經濟編輯羅賓·哈丁和同事撰寫的文章雖然是以《新興市場通脹壓力加大》作為標題，但這篇文章談及春季會議以及G20第二次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關注的大宗商品價格攀升、全球經濟失衡、發達國家高失業率等一系列挑戰。
該文指出，很多人士認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在應對國際失衡的政策上缺乏有效的協調。也是在春季會議期間，《金融時報》和貝塔斯曼基金會邀請了全球經濟界的很多知名人物參加了一個研討會，在羅賓·哈丁主持的一個研討會環節，筆者問及以色列央行行長斯坦利·費希爾教授如何看待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處于不同政策周期和政策合作的問題；這位經濟學泰斗表示，從理論上來說，各個國家的協調合作對于經濟復蘇是有益的，各國的互助會讓經濟復蘇變得更容易，但全球經濟失衡的問題多年來都未有效解決，這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大難題。
斯特勞斯·卡恩在春季會議上強調，2010年11月他在韓國就提出忠告，金融危機發生初期可以算是G20的1.0時代，各國非常愿意進行政策協調合作；目前世界已經進入了G20的2.0時代，在G20的2.0時代，在很多政策制定者看來，這場危機已經結束，他們更多的關注點是放到了國內問題上，而非全球議題上。
G20領導人在2009年匹茲堡峰會上承諾要共同努力確保在中期實現持久的復蘇和強勁及可持續的增長。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們推出了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的框架。該框架的核心是一個多邊進程，G20成員國通過它來識別實現這些目標所需的全球經濟和政策目標，并將通過“相互評估進程”，對實現這些共同目標的進展情況進行“相互評估”，IMF則提供必要的技術分析，以評估成員的政策如何相互銜接以及他們是否在整體上實現了G20的目標。
不過，斯特勞斯·卡恩指出，G20“相互評估進程”如果是在不一樣的環境下，或許進展能夠更快，但在G20的2.0時代，當然需要花費更多時間；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把它視為空著一半的水瓶。“要解決這些國際經濟挑戰，自然離不開國際合作。有人認為，一些地區性挑戰也需要國際解決之道，我對此完全同意。但如果有人說國際性挑戰能有地區性的解決之道，那完全是錯誤的。”斯特勞斯·卡恩說。
IMF總裁特別顧問朱民告訴筆者，在當前全球經濟雙速復蘇背景下，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面臨著不同的政策挑戰；兩類經濟體處于不同的經濟周期，發達經濟體需要采取緊縮財政和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而新興經濟體則需要采取緊縮貨幣政策和中性財政政策。“不同的經濟周期對全球經濟合作產生了挑戰，但同時也產生了新的需求。”
誠然，世界經濟復蘇的勢頭在變得更加強勁，但大家都知道，這不是我們想要的復蘇，不僅不同國家之間有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各國內部也有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如果說本次春季會議的眾多議題中有一條主線的話，那就是我們還沒有完全走出叢林。” 4月17日的《華盛頓郵報》這個觀點或許能說明個中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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