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元為中心的中國對外金融戰略有損中國利益

    

    【摘 要】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國應重新思考以美元為中心的對外金融戰略。本文在分析這一原有戰略可能損害中國國際金融利益的基礎上，提出對美元實施貨幣制衡的新選項。貨幣制衡可以從外部制衡和內部制衡兩條路徑分別展開，在新形勢下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盡管該戰略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會面臨一系列制約因素，但并非不可克服。


    中國在對外金融戰略中實施“以美元為中心”的政策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此政策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有其合理之處，也較好地實現了中國國家利益。但隨著國際經濟形勢變化、中美關系發展以及中國發展模式調整，中國繼續盯住美元將面臨相當多的問題，并因此可能損害中國的長遠利益。有鑒于此，本文提出一種貨幣制衡的戰略選項。
    一、以美元為中心：表現及原因
    中國以美元為中心的對外金融戰略在人民幣匯率形成、外匯儲備結構以及國際貿易結算這三大對外重要金融指標上均有較為明顯的表現。
    在人民幣匯率形成上，美元一直是最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參考貨幣。從1994年1月1日到2005年7月20日，中國政府實行的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根據IMF的分類，這種“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并不是真正的浮動匯率制，應屬于“傳統的固定盯住制”。在這種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匯率主要盯住美元，在1美元兌換8.28元人民幣附近波動。從2005年7月21日起，中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進行了調整，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根據有關學者的研究，美元仍然是一籃子貨幣中最為重要的參考貨幣，其他參考貨幣幾乎不能發揮重大影響。到了2008年8月，隨著全球性金融危機的惡化，人民幣匯率實際上回歸重新盯住美元，穩定在6.84左右。這種新的盯住美元的人民幣匯率政策持續了將近兩年，到2010年6月19日再次以人民幣升值的方式改變。
    外匯儲備結構可以分為貨幣結構和資產結構，在這兩個方面，中國也是以美元為中心。在外匯儲備貨幣結構上，中國政府采取的是“以美元為主體，適度分散化”的貨幣配置，美元在中國外儲貨幣結構中的比重處于首要位置，大大超過歐元、日元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在外匯資產結構上，中國大部分外儲也是以美國國債以及聯邦機構債等美元資產的方式存在。根據美國財政部公布的數據，2009年底，中國持有8948億美元美國國債。除了美國國債，中國還購買了4890億美元的房地美與房利美等美國聯邦機構債券，以及2660億美元的公司債券、股票和存款，所有這些美元資產相加大致占當年中國外匯儲備余額的68.7%。
    在國際結算上，無論是外匯交易結算或者對外貿易結算，中國的最重要結算貨幣也是美元。在外匯交易方面，2007年美元在國際外匯交易市場中的比重是86.35％．遠遠超過歐元的36.98%以及日元的16.54％，而中國人民幣的外匯交易比重只有0.47％。具體到美元在中國銀行間外匯交易中的比重，據統計則在95％以上。在中國的國際貿易結算貨幣方面，美元同樣處于領先地位。雖然沒有直接數據，但可參考類似的東亞國家情況。韓國在國際貿易中使用美元作為結算貨幣的比重在進出口中分別為82.2%和84.9％；即便是大力推進日元作為貿易結算貨幣的日本，美元在其進出口中的比重也分別達到70.7％和52.4％。以合理估計，中國對外貿易結算中美元的比重也應在80％以上。
    中國之所以在對外金融政策中以美元為中心，首先是因為美元本身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三大顯著優勢：（1）作為美元的發行國，美國有著世界上最發達的金融市場，無論是深度還是廣度，美國金融市場都要領先于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金融市場，這確保了持有和交易美元資產的便利性。特別是美國國債市場的存在，極大地吸引了國際投資者。（2）美元有著最為廣泛的國際使用規模和交易網絡，這就給世界各地的美元持有者提供了最大限度的便捷。（3）美元優勢不僅僅體現在“錢”的方面－－美國的經濟實力，它還體現為美國政治和軍事實力在全球首屈一指。因此與其他貨幣相比，美元是最為安全的，不容易出現非經濟因素風險。
    除上述美元的普遍優勢外，中國自身情況是促成中國形成以美元為中心的對外金融政策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一方面，在中國打破封閉隔絕、走向改革開放的20世紀80年代初，世界經濟體系是由美國所主導的體系，國際貨幣體系也是美元獨大。當時，歐元尚未誕生，而其他單個國家貨幣如馬克、英鎊和日元，很難與美元競爭。另一方面，中國所確定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也要求中國在對外經濟活動中以美元為中心。與其他按照該模式發展的國家一樣，中國需要對外匯市場進行大規模干預和管制，以壓低本國貨幣匯率和盯住美元的方式促進出口，從而帶動國家經濟發展。而中國出口積累的外匯儲備又通過購買美元資產的方式回到美國，刺激了美國擴大消費和繼續從國外包括從中國進口。
    二、為什么不能繼續以美元為中心
    對于是否繼續以美元為中心的問題，鑒于其對中國既有著重要的政治和安全后果，也會產生重大經濟影響，所以要從國際政治和國際金融兩種觀察視角來綜合判斷。
    從國際政治角度看，中國以美元為中心的金融政策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一種國際貨幣體系中的“搭便車”行為。面對美元霸權，中國選擇以美元為中心，一方面可以通過鎖定美元的方式避免成為美國美元政策的可能受害者，另一方面還可享受美國政府美元戰略的政策紅利。比如，小布什政府為促進美國出口，從2001年到2008年奉行弱勢美元政策，放任美元貶值。但由于人民幣盯住美元，美國無法找到有力工具使美元貶值政策同樣在中國身上奏效。中國因此成功避免成為美元貶值戰略的受害者，對美出口沒有受到嚴重沖擊。此外，由于美元對歐元貶值、人民幣與美元掛鉤，中國客觀上享受了弱勢美元的政策紅利，擴大了對歐盟地區的出口。
    現在的問題是，這種“搭便車”行為難以為繼。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和影響力的擴大，作為“駕駛者”的美國越來越反感中國繼續實施盯住美元戰略，轉而要求人民幣升值，直至實施以市場為基礎的浮動匯率制與美元匯率脫鉤。換言之，美國要求中國“下車”。在經歷了2005年和2010年兩次大的中美之間的人民幣匯率爭端后，人民幣匯率已經有了較大升值，而且長期看，這種升值趨勢還將繼續。這意味著中國期望通過“搭便車”行為以抵消美元霸權外部性危害的這一最大利益將逐步消失。在這個意義上，對中國而言，美元霸權由于美國的自利和排他政策取向正日益成為一種脅迫性霸權。
    中國搭乘美元便車并非是“免費”的。中國以美元為中心的政策在分享了部分美元霸權紅利的同時，也承擔著各種必須的昂貴成本。比如，為維持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穩定而部分失去了對國內貨幣政策的主導。更為重要的是，中國事實上還成了美國全球“幣權”的有力支撐者：在匯率上，美元霸權表現為有著諸多國家選擇與美元掛鉤的匯率機制，具體在東亞，由于中國盯住美元，其他東亞國家因為“競爭性匯率政策”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得不盯住美元；在外匯儲備上，中國是美國國債的第一大持有國，以不斷購買美國國債和其他美國聯邦機構債券的方式來支持著美元資產的吸引力；在國際貿易結算上，中國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貿易國，中國選擇以美元結算客觀上幫助了美元在國際貿易結算領域的主導地位。
    如果說中國此前通過與美元掛鉤確實享受到了一定的美元霸權利益外溢，那么隨著美國堅決要求人民幣升值甚至與美元脫鉤，這一利益獲得將會大幅減少。同時如果中國繼續以美元為中心，將可能產生兩大惡果。其一，有利于美元霸權在國際貨幣體系內的延續，其他國家很難對其進行制約。其二，美借助美元霸權，將更容易利用其金融力量來實現自身戰略目標，或采取損害中國利益的美元政策。總而言之，美將可以更多地獲得獨享美元霸權的收益，中國將更多地受到美元霸權的威脅，而這種威脅在某種意義上將因為中國的“支持”而被強化。
    從國際金融角度講，以美元為中心的機制也不應繼續。首先看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如前所述，該政策可以解釋為中國為實現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所配套采取的對外金融政策。這種匯率制度安排對于中美兩國一度有著隱性互惠，也曾經符合兩國在國際金融和生產體系中的位置差異和角色分工，大致反映了中國作為出口國、生產國和投資國以及美國作為進口國、消費國和融資國的對應存在。然而，全球性金融危機改變了這種原有的分工模式。無論是從危機應對的政策考慮，還是從對危機反思以防止危機再出現考慮，世界主要經濟體均開始調整本國經濟結構以推動全球經濟的平衡發展。這種經濟結構調整反映到中國，表現為政府加大政策力度來擴大國內消費，改變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努力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美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則表現為控制債務，改變主要依靠過度消費推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當出口不應再成為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最大貢獻因素，而美國也不再能容納中國如此多的出口時，中國有必要重新思考為促進出口而實施的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
    其次看中國購買美元資產問題。無論中國購買美元資產的動因是什么，安全性都是衡量是否應該持有美元資產的最重要指標。如果持有美元資產不安全的話，就應該轉變投資理念。從最低限度的安全角度－－能否收回本金－－出發，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以及持有的美聯邦機構債券因為分別有美國政府的信用擔保和準信用擔保，所以似乎不存在問題。但如果從另一角度的安全性－－投資的相對收益率－－來看則大有疑問。中國持有美元資產的收益率的最大風險是美元貶值。一方面，美國政府有強烈的美元貶值政策意愿，因為美元貶值可以促進美國產品出口。雖然由于金融危機以及歐債危機的爆發，從小布什政府時期開始的美元貶值進程被打亂，但長期來看，隨著世界經濟形勢逐漸穩定，以及奧巴馬政府極力推動“五年出口翻倍”的貿易政策，美元貶值的風險將會加劇。另一方面，人民幣無論從國內需求看還是從所受的外部壓力看，對美元將會繼續升值，這將導致中國所持美元資產的縮水。針對上述美元貶值的可能前景，中國同樣應該重新考慮繼續大規模持有美元資產以及相應的以美元為中心的政策合理性。
    三、貨幣制衡的選項
    既然繼續以美元為中心可能不利于中國國家利益，那么在美元仍然處于國際貨幣體系主導地位的現實下，中國采取什么樣的對外金融戰略，既可以抑制美元霸權的危害性，同時在政策實施上又具有相當的操作性？本文提出一種貨幣制衡的思路。
    與國際政治領域的權力制衡相類似，貨幣制衡思路的根本出發點在于中國依靠已經擁有的貿易力量、體現在外匯儲備上的金融力量以及總體上的經濟力量，采取一系列外部和內部政策措施，降低美元在中國人民幣匯率形成、外匯儲備投資以及國際結算等領域的中心位置，積極主動促成一種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爭取打破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壟斷地位，從而使得美元受到其他貨幣的強有力約束，防止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遭受美元霸權的威脅。同樣，參考國際政治領域的制衡路徑，中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對美元的貨幣制衡有兩大根本路徑：外部制衡和內部制衡。     外部制衡指中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聯合那些可能和可以抗衡美元的行為體，通過某種形式的合作和協調，弱化、抑制美元的主導地位。在當前情況下，中國可以考慮的制衡政策聯合對象有四個：歐元區、東亞、歐佩克國家和金磚四國。
    歐元區是中國貨幣制衡政策最為現實的側重點。歐元自誕生以來，便被認為或可成為美元的有力競爭者。從歐元區國家領導人的政治意愿看，他們也希望歐元能夠與美元比肩。但經過十余年的發展，歐元迄今仍不能在全球范圍內挑戰美元的主導地位。此次金融危機之后，歐元失敗論和無用論的觀點更是甚為流行。盡管歐元的表現不像預期那樣出色，但中國貨幣制衡的目標不在于歐元取代美元，而在于通過支持另一種可供選擇的貨幣來抑制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過分突出的主導地位。這意味著歐元地位可以與美元地位存在一定差距，但這種差距不能被拉大以致很大程度上喪失與美元競爭的可能性。所以在歐元遭遇嚴重的信任危機時，中國可以考慮出手幫助歐元走出困境，保持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可信地位。從中國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中的某些表現來看，中國事實上已經具備了一定的支撐歐元國際地位的實力。中國用歐元制衡美元的具體方式有購買歐元資產、擴大歐元在籃子貨幣中的比重以及在雙邊貿易中進行非美元結算。
    東亞是中國對美元進行制衡的另一必須借重的重要區域，從長遠看，其重要性甚至超過歐元區。按照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理論，東亞已經成為當前維持全球美元主導地位的最關鍵外圍地區。如果作為世界經濟版圖三極之一的東亞能夠在匯率制度、貿易結算以及外儲投資等關鍵領域都放棄美元本位，那么美元的全球影響力將會大為衰減，甚至最終將可能不得不退化為區域性貨幣。經歷了20世紀90年代的地區金融危機以及本次發端于美國的金融危機，東亞地區有著較為強烈的地區金融合作動力。但是，與已經推出單一貨幣的歐洲相比，目前東亞金融合作雖有所進展，但難言已經取得根本突破，美元依然是東亞的主導貨幣。中國要以本次金融危機所暴露出來的過度依賴美元對東亞的負面影響為契機，繼續聯合區域內國家積極推動東亞金融一體化進程，力爭在建設新的區域金融機構、深化清邁協議、建設亞洲債券市場、協調區域匯率政策以及創建亞洲貨幣單位等方面取得更顯著成果。
    歐佩克國家是中國推動國際石油貿易非美元結算的重要地區。因為歐佩克國家所產石油的交易主要以美元結算，而且由于石油美元回流效應的存在，使它們以積累的巨額石油美元購買了大量美國國債，所以歐佩克在結算和融資兩方面支撐了美元的國際主導地位。從制衡美元出發，最重要的是中國在與歐佩克國家進行石油交易時大力推動非美元結算方式。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沙特最大的石油出口對象國，而沙特在歐佩克內具有關鍵性地位。此外，中國未來對于能源需求特別是石油需求的持續增加在一定程度也可以提升中國的影響力。由于美元貶值等因素，歐佩克在歷史上曾數次考慮放棄石油美元定價而采取其他貨幣定價。若干與美國有著嚴重沖突的歐佩克成員國也曾放棄以美元結算。這意味著歐佩克并非一定會堅守美元定價。
    金磚四國是新興經濟體的代表，它們認為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重大弊端，希望能夠加以改革。從制衡美元的角度，中國可以采取如下措施。其一，在雙邊貿易中推進用本幣結算。其二，擴大中國外匯儲備對其他三國的投資份額。此三國近年經濟發展迅速，對其投資將會有較高的收益保證。其三，繼續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協調立場，爭取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形成某種形式的份額聯盟，抑制美國在其中的獨大地位。
    除外部制衡外，中國要制衡美元最為關鍵的是改變自身依賴美元的慣性。這就需要內部制衡。從內部制衡的路徑來看，大致上也包括三種選項。一是大力推進經濟發展模式轉變，促進國內經濟結構調整。中國以美元為中心的金融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中國原有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方式的結果，要改變這種狀況，中國必須進行產業結構升級，擴大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提高國內消費對GDP的貢獻，否則很難擺脫美元的束縛。
    二是積極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這是制衡美元最為直接的內部制衡政策選項，也是目前國內學界討論最多的。在當前情況下，人民幣國際化尚不能對美元的國際地位形成挑戰，但它是人民幣本身未來能夠有效制衡美元要邁出的第一步。通過雙邊貨幣互換以及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人民幣在作為結算貨幣方面已經取得了可喜進展。在此基礎上，未來還要朝向人民幣作為錨貨幣、投資貨幣以及儲備貨幣的方面努力。人民幣國際化可能需要較長時間，現在需要做的是，要消除那些制約人民幣成為國際化貨幣的不利因素，為未來打下基礎。
    三是主動調整外匯儲備投資方向，進行多元化的外儲投資。巨額外匯儲備是中國最為有形的金融力量，調整外匯投資方向也是最為容易操作的制衡美元方式。中國把巨額外匯儲備大都用于購買美元資產的原有投資方式，既支撐了美元主導地位，又可能陷自身于“美元陷阱”的尷尬境地。多元化外儲投資意味著中國可以把減持的美元資產轉而進行其他投資，比如購買歐元資產，或者購買戰略商品。這樣既能發揮中國外匯儲備對美國的影響力，又可分散外匯儲備過于集中于美國市場的風險。
    從外部制衡和內部制衡兩條路徑展開，中國制衡美元政策的輪廓大致清晰。兩條路徑并非相互獨立平行的，而是相互交叉和彼此補充的。比如，中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戰略的應有之義就是與那些外部制衡的聯合對象在貿易結算時使用人民幣，中國外匯儲備投資分散化的重要內容之一是要加大對上述市場的投資。由于這種內外制衡在政策上存在關聯性，中國更要做好相關政策的統籌、規劃和協調。
    四、制衡效果的制約因素
    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之所以存在，抽象而言有三大支柱：市場支柱、政策支柱和地緣政治支柱。如果上述制衡政策在內外兩個方向上均得以順利展開，那么它將能夠相應地在不同程度上有效瓦解美元霸權賴以存在的各個支柱，進而抑制美元霸權以及部分附著在美元霸權基礎上的美國美元政策的外部危害性。當然，這僅是理論上的最佳演繹，在具體實踐中，制衡的政策努力和行為并不一定會自動形成對美元的有效制衡，其結果還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響。
    第一，外部制衡聯合對象的制約。前述四個外部制衡聯合對象是中國在制衡美元方面最應該予以合作的對象，而且它們也有一定的合作意愿和基礎。但中國與它們的合作分別還存在著較為突出的障礙性因素。與歐元區合作的最大問題是歐元區國家缺乏一個容量大和安全性較高的債券市場，這限制了中國外匯儲備從美國國債市場撤離轉而對其進行投資的規模。另外，歐元區也不是很愿意中國大量購買歐元債券，因為這樣會推高歐元匯率，不利歐元區國家出口。困擾東亞金融合作的關鍵因素依然是中日主導權之爭這一傳統問題。作為區域內經濟實力最強的兩大經濟體，中國和日本都期望獲得更多的影響力，這導致兩國在東亞金融合作路徑選擇、議程設定及主導貨幣等方面存在差異。這種差異阻礙了東亞金融合作的前進步伐。中國與歐佩克國家在制衡美元上的合作最主要渠道是用非美元貨幣進行結算。然而，歐佩克雖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生產方（oil maker），卻不是最重要的石油定價者（price maker）。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世界石油交易價格基本由倫敦洲際交易所的布倫特原油價格和紐約商品交易所的西得克薩斯中質油價格來決定，這兩個市場都是以美元定價的。除非它們取消美元定價，否則歐佩克國家基于匯率風險考慮，在向中國出口石油時仍將傾向于繼續使用美元結算。至于金磚四國，目前它們之間還缺乏機制化和組織化的協調，更多是一個主要新興經濟體在國際經濟體系中進行政策宣示和立場表達的松散議事平臺，而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經濟聯盟，它們要像七國集團那樣進行較為有效的政策協調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
    需要指出的是，外部制衡的這些障礙并非固定僵化、一直存在，隨著新情況的出現和時間的推移，有些負面因素能夠被部分克服。比如，被不少美國學者所強調的歐元區不愿意中國購買大量歐元債券的問題，因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出現而有所緩和，希臘和西班牙等不少歐元區國家對中國購買本國債券大為歡迎。再如，中日在東亞金融合作中的競爭性也因某些創新制度安排的出現而有所緩和。
    第二，中國進行內部制衡遇到的各個政策選項上的阻力。在經濟結構調整方面，中國原有經濟發展模式以及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促成了一批受益的經濟利益集團。基于維持自身經濟利益的需要，這些利益集團可能會抵觸損害既有利益的改革政策。在人民幣國際化方面，最大制約在于中國政府對資本賬戶的管制及其所導致的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這降低了人民幣在儲備貨幣和投資貨幣屬性上對于國際投資者的吸引力，令其更多地只能局限在結算貨幣領域。放開資本項目涉及中國經濟制度甚至政治制度的重大改革，這需要很長時間進行完善。在外匯儲備投資多元化方面，核心障礙是替代市場的規模和安全性問題。中國外儲集中投資于美元資產，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國金融市場特別是國債市場的巨大容量和安全性。在當前的國際金融市場中，較難找到相應的替代市場。
    同樣，內部制衡中存在的這些制約因素也并非無解。比如，在經濟發展模式調整方面，中央政府展現出了堅決且持續的政策意圖，并且采取了較為綜合的政策措施，這將有助于克服內部阻力。在外儲投資方面，中國也有著投資過程中的“對沖”優勢。這種對沖效應的存在可以降低外儲多元化帶來的風險。
    第三，面對中國可能采取的各種制衡政策，美國作為被制衡方當然會有所感知并會進行反制衡。針對中國的外部制衡，美國可以分化那些聯盟對象。歐洲、東亞和歐佩克的某些國家與美國有著緊密的軍事聯盟關系，在安全上或多或少都單向依賴美國，這也是美元霸權能夠存在的安全基礎。歷史上，當美元地位面臨某種實質性沖擊時，美國就曾通過樹立安全威脅甚至發動戰爭來強化其在相關區域的軍事存在，進而防止部分區域國家與美元的脫鉤。對于中國外部制衡的努力，美國同樣可以憑借這種安全紐帶來影響相關區域國家可能出現的偏離美元傾向。針對中國內部制衡的政策努力，美國不會任由中國按照自身的步驟來調整經濟結構或者推行人民幣國際化，而是會提出自己的議題和議程“規范”中國，這將會干擾中國政府依據自身情況來制定相關政策的自主性，進而可能降低中國通過內部政策調整來制衡美元的效果。此外，美國政府還可以通過保持美元政策上的自我克制，來恢復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主導地位的合法性，從而削弱中國以及其他經濟體制衡美元的意愿。
    當然，上述關于美國反制衡的應對是最悲觀的估計。在現實政策中，美國并不一定采取上述措施，畢竟推行這些政策需要很高的成本。在沒有嚴重動搖美元地位之前，美國甚至不會對中國的制衡美元政策做出激烈反應，因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美元的強勢主導地位其實也有利于美國自身利益，它不僅會幫助美國經濟去金融化，還會幫助美國出口商品和服務而不是國庫券。
    結語
    由于本次爆發于美國的金融危機，強國之間的經濟權力正在經歷重新分配，全球經濟秩序也面臨著相應調整。中國要思考如何利用這場危機來更好發揮和提升中國的經濟影響力，為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國際體系謀篇布局。如果中國基于政策慣性或為了出口利益而繼續維持美元中心，將會幫助美元主導地位在國際貨幣體系內延續，不僅不利于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的形成，而且反過來可能會損害中國在國際政治層面和國際金融層面的雙重國家利益。
    考慮到自身實力沒有強大到可以單獨終止美元主導地位的程度，而且當前中國既無法效仿德國模式——聯合歐洲其他國家組建歐元區－－來抵擋美元霸權，也無法借鑒日本模式——因為在安全和政治上依賴美國，所以接受喪失部分金融政策自主性——來減少美元霸權的侵襲，所以通過內外兩條途徑對美元實施一定程度的制衡是一種可供選擇的新對外金融戰略。這一戰略的優勢在于一方面能夠較好使用中國已經擁有的貿易力量和金融力量，另一方面賦予了中國在戰略展開過程中某種程度的靈活性，而具體路徑的側重以及合作對象的選擇都是可以相機決定的。更為重要的是，該戰略在契合了國際經濟以及中美關系新變化的同時，也兼容于中國國家經濟發展大方向，是戰略選擇和順勢而為兩者結合的共同結果。
    制衡美元的根本出發點是基于自身實際情況以更好地維護國家整體利益，而不是為了純粹地反對美元。它不構成中國對外經濟戰略的最高目標。與繼續“以美元為中心”以及激進的“去美元化”相比，這是一種折衷的、漸進的同時也是較為穩妥的戰略。即使該戰略無法在短期內根本動搖美元的主導地位，但如果能夠迫使美國意識到其他國家反對美元霸權的意愿和可能性，進而有所收斂，采取自我克制和負責任的對外金融政策，也不失為一種成功。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77期，摘自2011年第3期《中國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