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中國金融戰略的主要思考

    

    原編者按：中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戰略利益何在？怎樣制定中國金融戰略的行動策略，以抓好、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積極應對外部沖擊，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站在國家層面的高度，研究發展中的、更加開放的中國的金融戰略問題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基于此，我刊編輯部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于2011年1月13日聯合召開了“2020：中國金融發展戰略”專題研討會。本專題刊發提交會議的文章，以饗讀者。
    【內容提要】在世界對中國可能于21世紀中葉成為世界第一大國的“未知”、“不安全”猜疑太多的狀況下，中國更需要以清晰的和諧金融戰略昭示天下，回答維護經濟全球化趨勢和全球包容性增長的命題。文章提綱挈領地論述了中國未來金融發展戰略的若干問題。

    當人類社會處于大國興衰更替的漫長的歷史轉折時期，影響各國經濟力量劇烈變化的已不僅僅局限于一些最基本的經濟規則（當然最終決定力量必然是經濟因素），個別事件的發生、偶然因素的累積，同樣不可忽視。面對未來動蕩的外部環境，各國政府特別是大國政府間的政策博弈，將影響歷史的進程。加上不同國家民主力量、民主政治推進程度的不同，其博弈后政策偏離經濟規則的不確定性也在加大。就此意義講，研究一國金融戰略的難點，是研究國與國之間政策博弈中各種復雜組合的可能性。因此可以說，在世界力量發生重大變化和重組的大變革時期，迫切需要的不僅是體現現代經濟學的主流理論，而且需要能適應世界經濟力量發生變化，同時能維持世界經濟秩序的指導理論，需要的是能反映大國興衰更替的政治經濟學。對研究一個正處于轉軌、崛起的大國經濟體的金融戰略而言，更具特殊需要的是，必須回答其戰略的特殊性和策略性，即在追求本國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如何順應世界經濟力量和格局的變化，維護世界經濟增長中的全球化趨勢不被中斷。戰略未必一定是敵對的。戰略是制定方為謀取某種利益的計劃，它同樣可以在基本不傷害他者、尋求和諧的情況下實現，如歷史上的英國、20世紀70年代前的美國，其經濟發展同樣帶動了世界經濟的發展。今天，在世界對中國可能于21世紀中葉成為世界第一大國的“未知”、“不安全”猜疑太多的狀況下，中國更需以清晰的和諧金融戰略昭示天下，回答維護經濟全球化趨勢和全球包容性增長的命題。
    一、未來環境對中國金融的需求是矛盾的
    中國未來增長存在以下四個主要機遇：一是高儲蓄率，二是工業化、城鎮化，三是全球化，四是體制改革的空間。同樣，也面臨各種嚴峻的挑戰。廣泛而言，挑戰來自于各個方向，如大國地緣政治問題，領土統一與主權安全問題，氣候變化與碳排放問題，國內收入分配不公和腐敗問題，民主政治改革和軟實力問題，以及其他一系列國內外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如果就純經濟增長長趨勢分析，關鍵性的挑戰又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一是人口老齡化，二是資源、環境制約，三是經濟結構的失衡，四是國際金融秩序重建中的動蕩。
    四大機遇與挑戰，對金融意味著什么？從機遇看，簡言之，要求中國金融應盡快全球化。從挑戰看，存在要求加快中國金融全球化進程的需求因素，同時面對外部并不穩定的環境，中國金融的全球化絕對不能操之過急，需要保持必要的“風險隔離”和“減震”裝置，存在需慎對金融全球化進程的需求因素。這意味著，匯總未來的各種環境因素，對中國金融的客觀需求不得不是矛盾的：既要金融的全球化，又必須是有限的金融全球化。
    二、現實的中國金融供給：“金融滯后”和“金融弱國”
    對中國金融未來環境的分析，是需求分析。現實中國金融能供給什么？其特征是什么？作者概括為“金融滯后”與“金融弱國”兩大現象。對于前者，人們容易接受；對于后者，也許有些人不贊成。
    作者于2007年提出“金融弱國”，主要基于在國際比較中，一國金融制度及其運行機制不能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占“上風”，即是被他國所影響進行的思考。若就此出發，毫無疑問，可列舉一系列特征性現象：人民幣匯率不敢自由浮動，人民幣遠不是可自由兌換的國際貨幣，這是“金融弱國”的主要標志；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如一國宏觀調控受制于他國的“原罪”現象等弱機制問題；在國家層面存在嚴重的“貨幣錯配”；從大宗原材料、能源定價的話語權看，中國還只是一個“跛足巨人”；，金融市場的國際化深度與廣度，仍屬剛剛起步，海外資金尚不敢讓其自由進出；加上國內金融的一系列行政管制，導致中國表面熱鬧的“金融的發展”、“驕人的成績”，還只能屬于初步的、淺層次的“自娛自樂”階段。
    三、戰略方向的唯一選擇：國內金融的充分市場化和涉外金融的有限全球化
    基于以上四大機遇與挑戰對未來金融的需求分析，同時基于“金融滯后”和“金融弱國”對未來金融的供給分析，理論邏輯和現實決定了，當今中國沒有其他選擇。在未來一個歷史時期內，或者說在到2020年前后的戰略過渡期內，作為金融的總體戰略方向，只能選擇國內金融的充分市場化和涉外金融的有限全球化。
    所謂國內金融的充分市場化是指，中國經濟面對穩定增長的挑戰，中國金融必須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從市場準入、資金價格、微觀治理到金融運行，實現以市場機制為導向的資源要素配置。所謂涉外金融的有限全球化是指，在匯率、資本管理、一國貨幣國際化等核心問題上，未必能一步到位，按成熟、發達經濟體的慣例或主導的制度運行。如果過快打開“金融國門”，全面融入金融全球化，不僅在方向上是錯誤的，而且是極其危險的。
    具體分析，中國金融戰略的核心內容有四項：人民幣匯率、資本賬戶管理、人民幣國際化和國內金融改革。在這四項內容中，國內改革是其他三項的基礎和條件。缺乏國內金融（包括經濟）的進一步改革，一切金融開放活動都難以推進。因為要與全球化金融全面接軌，基本條件是國內金融充分的市場化。人民幣國際化，是大國經濟崛起的顯著標志，因此也是中國金融戰略所謀求的核心內容。只有圍繞人民幣國際化程度的漸次推進，人民幣匯率的彈性和資本管制的放開，才存在不偏離中國經濟利益的最后追求。但是人民幣國際化需要資本管制的基本放開為前提。而資本管制是匯率政策的一種配合，匯率政策既是推動國內經濟結構改革和穩定發展的杠桿，又是國內經濟、金融逐步改革的結果體現，是一個不斷演變的適應過程，同樣離不開其他三項內容因素的制約。因此，整個戰略的實施，關鍵是要處理好上述核心內容在政策操作上的力度搭配和先后次序。例如，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需要有國內改革匯率進一步趨于彈性和資本管制放開的配合，同時人民幣國際化的加快推進，又可減輕匯率彈性的要求壓力。匯率的漸趨彈性，既需要國內改革的配合，又給放松資本管制減輕了壓力，給人民幣進一步國際化創造了條件，等等。由此可見，“有限的全球化”，是指在匯率、資本管理、人民幣國際化和國內改革方面，分別逐步推進、相互配合促進中的一種交錯發展，是一個逐步逼近全面參與金融全球化的動態過程。
    “退一步”是為了“進兩步”。可以說，“有限的全球化”是戰略過渡期內的無奈選擇，是為了趨利避害，在保護自己的同時發展自己，打好金融強國的基礎，為金融更大的開放作好充分準備。如果用近似中醫學的語言來表述“充分市場化和有限全球化”戰略的核心意圖，即“與虛避邪、以虛固本、固本扶虛、以虛制虛”。這里的“虛”字，更多的喻義為“金融”，“本”字更多的喻義為“實體經濟”。
    與虛避邪。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既是經濟全球化的參與者、推動者，又是受益者。中國未來要進一步享受經濟全球化的好處，必須參與金融全球化。但是在以美元為主導的有缺陷的國際貨幣體系下，國際金融市場風險多端，在參與金融全球化過程中，又要盡可能避開、防范市場動蕩對中國金融穩定的沖擊，即參與的金融全球化是有一定的“防火墻”隔離的、有限的金融全球化。
    以虛固本。通過有限的金融全球化，提高中國的金融體系效率，以支持經濟結構的調整，壯大實體經濟的實力與競爭力。
    固本扶虛。在壯大實體經濟實力與競爭力的過程中，進一步給金融體系的發展創造出更多的需求，也可給金融體系的發展提供更多的支持，以扶植、培育中國金融體系的整體競爭力。
    以虛制虛。在通過參與金融全球化，壯大中國實體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提高中國金融體系的整體競爭力，實現更大范圍的金融開放，逐步形成“金融強國”實力，以更積極的姿態，參與改善國際經濟、金融的新秩序。
    四、現實的金融世界遠非西方主流教科書所能概括
    不管從歷史還是從現實分析，任何金融問題，要真正把握其實質，或者把握相對于經濟系統內其他子系統的金融系統功能的實質，必須把握以下四個方面：
    （一）必須理解金融系統自身是一個大系統的概念
    由貨幣衍生的一系列金融產品，不管其形態、功能如何復雜，其實質是“人類之間的一種信任”的表達。其“信任”的存在或者功能的實現，都首先存在于自身的一個大系統。這個系統的具體特征：
    第一，是四維的系統。理解一個金融體系是否穩定、健康，離不開貨幣政策、金融監管、微觀金融行為和金融開放（涉及匯率、資本流動等涉外金融內容）四個要素。一國金融體系的具體狀態，也是該四要素共同起作用的結果。四要素分別的作用力不同，可以衍生出各種復雜的組合、體現為金融體系不穩定的各種景象。
    第二，金融系統正常功能有效發揮，有賴于與實體經濟恰到好處的結合。須關注、明確三項內容：（1）“金融抑制”不行，“過度發展”同樣也不行。客觀上，一國經濟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對金融運行形態有顯著的差異要求。因此對于處在特定發展階段的一國經濟，世上所謂最優的金融系統模式，未必是最好的、唯一的。（2） 一國金融系統以金融市場為主導還是以銀行中介為主導，既有一定的路徑依賴，也與一國當時經濟本身結構有關，不存在絕對的誰優誰劣的問題。歷史上的貨幣霸權國家，往往采取金融市場為主導的模式。因為該國金融系統的穩定運行，需要盡可能將世界其他國家納入其主導的市場體系中，如19世紀的英國和20世紀的美國。但其后的德國和日本，盡管已跨入發達國家行列，但在國際金融市場已有的路徑依賴下，只能慣性地被罩在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模式和紐約金融市場影響下，注重于發展銀行中介主導的模式。并不是日、德兩國不想盡快拓展本國金融市場與本幣的國際化。（3）同理，混業經營和分業經營也不存在絕對的優劣之分。如何合理對待，要視經濟發展不同階段上的金融四要素中結構平衡的需要。同時不排除在不同時期會出現分業和混業經營重點的循環。美國從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到1999年《美國現代金融服務法案》，再到2010年通過的《多德-弗蘭克法案》，是對混業、分業經營持偏見者的理論的最好諷刺。
    第三，是一般經濟學家所不易和不愿承認的，但又是被幾百年來各國金融歷史所證明的，即金融體系功能的正常發揮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一國的政治決策架構和民主力量的發展。即不要過高估計金融政策這一單項政策對經濟發展的穩定作用。
    第四，作為邏輯的衍生，既然金融自身是一個有機的系統，因此金融系統中出現的任何一種信號，反映的應是金融系統的全息信號。只是不同的信號在不同時期，出現在人們視野中的重點、興奮點不同而已。
    （二）金融“天生的”內在不穩定性和擴張性
    導致此特質的原因：一是貨幣的“公共物品性”與金融使用中的“私人性”，兩者的結合一定會產生“公地悲劇”，形成道德風險。二是貨幣金融“公共物品性”，以相對較為脆弱的、無形的“普通信任”心理因素為基礎，表現為基于脆弱基礎上的風險與收益的權衡。三是責任義務的不對稱，容易引起貨幣金融的過度膨脹。四是金融系統服務的對象－－實體經濟－－本身具有內在周期性和結構性的扭曲。由于這些原因，在不同國家的不同時期，容易引發金融的不穩定性和擴張性。
    （三）金融系統是一個動態演進的系統對此的判斷，不是局限于哲學意義上一切事物是運動的解釋，而是基于金融系統“天生的”內在不穩定性和擴張性的理解。因為存在“天生的”不穩定性和擴張性，自然會引發經濟的動態波動，從而需要不斷尋找金融系統改善的方案以糾正經濟的動態波動。指出這一點，既有助于理解系統變革（改革）與既定宏觀政策之間的關系，也特別提醒了轉軌國家的人們，一切改革與開放的舉措，都不是一國金融史坐標上的零點。因此在改革開放中，不要疏忽了原系統內正處于漸變到質變變化過程中某個維度的細微變化，及其對系統內互為聯系體的“本質”的影響。也就是說，一項新制度的轉變過程，實質上是在破壞原系統的平衡向新平衡中的轉換過程，是一種新舊因素的重新組合方式。人們往往容易重視“重新組合”中的新因素，忽視舊因素是否或者如何仍在起作用的情形。更需注意的是，改革開放又是在人的頭腦指揮下進行。由于人們認知“偏見”的絕對性，或用喬治•索羅斯（ George Sonos）的“反射理論”說，歷史事實本身存在由于人的認知“偏見”的影響，因此迄今的理論永遠只是對歷史本質和實踐的一種近似的、不精確的反映。這一切，決定了金融系統不可能不是一個動態的演進系統。
    （四）結構主義或非平等性，是理解現代金融系統的第四個顯著特質
    全球的金融，是各國多種貨幣、多種金融系統同存的世界。在這個大系統中，各國貨幣、金融系統分別處于不同的地位，發揮著不同的作用。由于金融系統具有自我強化（或弱化）的特性（存在規模經濟、范圍經濟或網絡效應），自然，“中心貨幣”及“中心貨幣”國家的金融，存在“領先”優勢和大國主導優勢。該“中心貨幣”往往在給本國金融發展提供了境外空間的同時，還引導、決定著“非中心貨幣”國的貨幣與金融的制度及走勢。這在金本位時代也是如此。指出這一特質，特別提醒正處于轉軌、“非中心貨幣”地位的國家，在制定一國金融對外開放戰略（主要是匯率、資本管理政策）時，尤須予以充分的關注與小心。
    指出這些特質，不是給“陰謀論”提供任何理論根據，只是想告誡善良的人們，現實的金融問題及金融系統是復雜的，絕對不能天真地、書呆子式地，就某一具體的金融問題而論金融問題，應持有系統的、動態的認識視角。盡管如此，由于人類的認知局限，人們還可能只是在逐漸逼近金融的本質。
    五、戰略過渡期內必須選擇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一國選擇什么樣的匯率制度，實際上是在尋找于本國最優的貨幣區邊界。其中，大國、小國，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對此的選擇，又會有不同的利益視角，也不存在理論上的唯一性。因為大小不同的經濟體，對整個世界的供求產生的沖擊完全不一樣。大國經濟體在一個貨幣區內無法“搭便車”。從歷史角度看，大國經濟體同樣存在匯率制度的選擇。不過在其不同的發展階段，出于內外平衡的要求，對匯率制度的選擇，實際上是在決定著當時國際貨幣體系的主要特征。不論是在金本位時期，還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是更多的“坐莊”式的貨幣穩定機制。小國特別是經濟開放程度較高的小國，抑或在當前的浮動匯率體系時期，其擁有的相反，由于貨幣的網絡和規模效應，決定了在匯率制度選擇上的靈活性空間并不大，不得不將自己置身于大國所設定的國際貨幣、匯率體系中，選擇相對適應本國情況、種類有限的某一匯率制度。而且在一般情況下，因為市場大勢的作用，市場投機力量和國際合作往往都支持大國“中心貨幣”的基本穩定。對處于“外圍貨幣”的小國，不但較難獲取貨幣合作，甚至投機努力也是順周期的。因此，對小國貨幣來說，往往需要通過匯率以外的額外穩定機制（如資本賬戶管理）來保證宏觀經濟體系的穩定。相比發達國家，由于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分工中的不利地位、自身市場的不完善、貨幣錯配和“弱幣”的地位，更是決定了匯率選擇中的困境。無奈，作為對匯率制度的一種補充，往往實行資本賬戶一定程度的管制。
    因此，固定、浮動匯率制度到底誰主沉浮？歷史上，西方學者分別以金德爾伯格（ Kindleberge，）和弗里德曼（Friedman）為代表的兩派爭論，始終難有定論。現實中，兩派理論在世界上的不同國度內使用，也是各有利弊，需要視條件而權衡。恰恰在世界現實金融中，大量存在的是中間匯率制度，是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的組合。對此，全球現存的各種匯率理論中，沒有任何理論能否認，一個國家不能實現波動幅度適中的目標區匯率制度；也沒有任何理論能說服，任何一種匯率制度適合所有國家的所有時期。威廉姆森（ Williamson）的研究也表明，角點匯率制度（貨幣局和浮動匯率制）同樣難以避免危機的形成。
    中國未來的5年、10年內，到底選擇什么匯率制度？從根本上，應選擇適合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經濟體可保持經濟穩定發展的貨幣政策框架。簡單選擇釘住某個貨幣的嚴格固定匯率制度，或者選擇完全浮動的匯率制度，都不符合中國利益。因為釘住他國貨幣的固定匯率，不符合大國崛起的戰略需求。從長期看，與中國經濟規模相當且經濟結構雷同的國家幾乎沒有，人民幣不適合完全加入國際上現有的某一貨幣區。且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波動獨立性增強，外在的波動影響逐漸減小，以他國貨幣政策作為中國貨幣政策的名義錨，不利于中國經濟的穩定。而中國的宏觀調控能力及市場的發育程度也不支持采取完全浮動的匯率制度。同時，海外許多文獻研究表明，鑒于亞洲國家在貿易關聯度、經濟周期的相似性，在中長期內，亞洲具有設立獨立貨幣區的潛在利益，而且人民幣能在其中發揮關鍵性作用。但是在當前階段，人民幣直接充當亞洲關鍵貨幣的條件又尚不具備。
    因此，在戰略過渡期內，選擇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是中國利益之所在。其好處一是盡管美元政策并非完美的政策，但其在國際上的信任度仍是其他任何一種貨幣難以比擬的（盡管在危機復蘇中仍存在短期的貶值風險）。人民幣與美元保持相對的穩定（注意：是指相對），“搭便車”、借助對美元區的信任，既可以“進口”美元的影響力，又可以“借船出海”，讓國際社會有機會認識人民幣、使用人民幣，并在此過程中逐步脫離美元，成為世界能接受的獨立貨幣。二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有助于及時釋放人民幣的升值壓力。這一既體現“有管理”，又體現“浮動”的匯率制度，是基于中國經濟未來仍具有較高潛在增長率下實際匯率升值的需要。三是選擇這一匯率制度可給國內的經濟結構調整與轉型提供適當的條件和時間。特別對中國這樣一個既是大國經濟體，又處于復雜的轉軌期的經濟體來說，匯率制度選擇的謹慎性和漸進性更顯重要。四是即使是選擇這一制度，在后危機時代，對中國匯率制度改革所需的配套政策，仍需要有清醒的認識和及時的制度安排。
    當然，作者指出選擇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其具體含義是雷同于但又稍區別于現行的政策內容。一是要確立一定時期的中心匯率，但可以不公開。同時，不排除可適時、主動進行若干一次性的調整。二是“一籃子貨幣”的內容，先期應以美元為主，視情況發展，調整“籃子”內容權重。隨著時間推移，當調整到一定程度后，也就無所謂中心匯率了，而是逐步逼近實際有效匯率。三是在實行中心匯率制度過程中，必須擇機、逐步放大匯率的浮動區間。通過逐步地、不斷地放大浮動區間的過程，慢慢弱化中心匯率一次性調整的頻率。四是上述操作過程與細節，同時必須要與人民幣區域化過程相配合。只有在此配合中，才能加快放松資本項下管制，進一步增強匯率彈性空間。五是在整個逼近有彈性的浮動匯率過程中，作為“弱勢”人民幣的崛起，應始終保持微弱的升值壓力，起碼是幣值的基本穩定態勢。
    六、中國必須仍然堅持資本賬戶漸進開放的原則
    國際上大量學者比國內一些學者更堅定地認為，資本賬戶開放確實能促進經濟發展。但是，這是有條件的。如果假定條件不成立，對經濟增長的效應同樣是不確定的。資本賬戶開放與危機之間的關系，并不是簡單的“促進”或者“阻止”的關系，但是資本賬戶開放對金融危機有一定的催化作用。
    未來中國必須堅持資本賬戶開放，是因為中國的經濟全球化需要金融全球化的配合；中國未來面臨的經濟、金融發展中的重大挑戰，需要在國際金融市場環境中解決，如環境、資源的約束，居民財富高積累后的投資回報；人民幣國際化戰略需要資本賬戶進一步開放的配合；隨著市場開放度的擴展、資本賬戶管制有效性下降后不得已的選擇。然而，中國資本賬戶充分自由化的各種條件又還沒滿足，簡單地擴大市場邊界并不能給本土市場帶來效率。如果不堅持“以我為主”原則，有可能被迫融入別人市場，不但不會提高本土市場效率，甚至會產生負面影響。
    因此，堅持主動性、漸進性、可控性，是中國資本賬戶開放的核心原則。這一核心原則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是在人民幣匯率波動區間擴大到一定的幅度，并在基本達到市場均衡匯率水平之前，仍宜保持對資本流出入的一定規模的控制。二是資本賬戶開放一定要與國內市場化改革的進程相銜接。具體包括：要素價格機制改革、服務領域改革、政府職能轉變和稅制的改革以及金融業充分的市場化改革，使得把包括金融市場內在的由信息不對稱所引起的外部性，盡可能控制在市場可承受的范圍內。三是資本賬戶的開放應結合人民幣區域化的進程。雖然資本賬戶開放不能以人民幣區域化為單一目標，但可以沿著人民幣區域化這一主線相互配合，逐步實現。未來幾年內，資本賬戶開放既可以在以外幣為主的環境中實現，也可以在逐漸以人民幣為主的環境中實現。這也許是中國資本賬戶開放區別于一般轉軌國家的顯著特點。原則上，今后凡是允許以外幣進行的資本跨境流動項目，也應允許人民幣進行。四是資本賬戶開放要與加強宏觀審慎監管、提高宏觀調控的靈活性相適應。具體講，面對逐步開放后的巨額跨境資本流動以及可能產生的巨大套利壓力，往往會出現原來以數量、行政調控為主的宏觀調控有效性直線下降的現象。因此，必須作好充分準備，推行宏觀調控手段轉向以價格、間接（以激勵約束機制為基礎）工具調控為主。五是對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資本跨境流動，應采取不同的管制思路。其中，對非法及因政治因素的資金流出入，不是以通常的資本流動管理方式進行管理，而應通過反洗錢的方式解決。
    七、大國經濟體的崛起，必然要求加快人民幣區域化進程
    當今的中國，如果面臨世上存在一個穩定的國際匯率制度，存在一個平等、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那么中國在崛起過程中，未必一定要去刻意追求人民幣這一主權貨幣的國際化。問題是，當今的金融世界并不太平，問題太多。要避免現實金融世界對中國發展的負面影響，人民幣的國際化是迫不得已的追求。當然，人民幣要實現完全的國際化，即成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是，基于國內外經濟發展的長趨勢需求，從現在開始僅是著手啟動，則應為中國今后10年金融戰略布局中的重要一著棋。其意義在于：第一，就中國而言，當前追求人民幣國際化，為的是滿足繼續推動經濟全球化，維護世界和中國經濟增長的需要。因為維護經濟全球化，各國貨幣間匯率的穩定是一項基礎性條件。面對美國經濟的嚴重問題和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世界在呼吁，必須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在美元霸權這一現狀下如何改革？不可能尋找到最優解。因此，尋求多元的國際儲備體系，是全球經濟今后一個相當長歷史時期的無奈選擇。正是在這一世界呼吁背景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經濟仍在快速增長，貿易額全球第一，在逐步成為世界經濟“主要驅動力”的亞洲區內，中國貿易更是驚人發展，且人民幣幣值穩中略升。這一切自然告訴歷史，如果人民幣能夠國際化，則是穩定經濟全球化的一種期盼，也是亞洲經濟的福音，因此也是全球經濟利益之所在。這是中國當今在追求人民幣國際化中，要向全世界宣示的首要意義。
    第二，中國經濟要保持均衡、持續增長，同樣需要人民幣國際化。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資金短缺，因此出口導向、積累外匯，是經濟起飛的必需。其后，國力壯大中的興奮、成長中的經驗不足和增長軌跡的慣性，中國經濟因為政策的疏忽或者說不自覺地被卷入美國政府錯誤政策所引起的前20年全球經濟的“過度繁榮”中，積存了大量美元，扭曲了結構的均衡，帶來了大量隱患，表現為中國及世界增長的不可持續。另一方面，面對已形成的中國巨大產能以及危機后美國過度消費的中斷，中國要想繼續維持相對高速的增長．，盡可能實現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對世界經濟增長多做貢獻，則必須通過人民幣對外投資、買方信貸、人民幣清算等方式，適度擴大中國政府發揮在全球范圍內的政策調控影響力，把巨大的產能釋放、分配到亞洲、非洲等新興國家，培育這些國家新的投資、消費能力，才可能穩定亞洲及世界經濟的增長。此角色，雷同二戰后不久的美國及美元經濟，是全球經濟發展的需要。
    第三，追求人民幣國際化，可以全面提升中國金融體系的效率。人民幣國際化，要求中國金融必須進一步對外開放，這會強烈促使中國金融業改變中國“金融滯后”與“金融弱國”的現狀。歷史已經證明，這一切意味著，會倒逼、促進中國金融的改革與開放，會加速提高金融效率。
    第四，從人類金融史看，大國經濟體崛起的本身，迫切需要與本國經濟開放度、國際影響力相一致的國際化貨幣的支持。歷史上一個經濟大國的崛起，其貨幣往往成為國際貨幣。特別是在信用貨幣時代，沒有本幣的國際化，所謂大國的崛起幾乎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完全的。
    第五，追求人民幣國際化，也是防范經濟運行風險的迫切需要。面臨當今美元主導的有缺陷的國際貨幣體系，人民幣國際化起碼有助于防范大國經濟運行中的三個風險：一是流動性風險，因為中國政府畢竟是人民幣的“最后貸款人”；二是貨幣錯配下市場價值波動的風險，因為以外幣標價的資產風險，本質上是將本國部分金融市場的調控權讓渡給了外國政府；三是定價權風險。因為基本不受貨幣發行約束的發行國，在資金上擁有相對的優勢，短期內在相當程度上可以擺脫世界市場相關交易的定價權被別人掌握的風險。
    第六，人民幣國際化也是有助于應對當今國際貨幣體系缺陷的有力手段。當前美元發行不受約束，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諸多缺陷，因此，全球在紛紛呼吁，要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從未來世界貨幣體系演變看，建立“超主權貨幣”自然是最理想的。但是在建立這一模式之前，恐怕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如果把人的私欲放大到民族、國家，還真不知道該模式何時能建成？也許是人們永遠憧憬的理想。因為“整個貨幣史的一個共同主題是，最重要的金融大國拒絕對國際貨幣進行改革，對自己是有好處的，因為改革降低了自己貨幣的壟斷力量”（ Robert Mundell）。因此，較現實的選擇，只能是形成實力相當的多種國際貨幣，在互相競爭中，形成有制約的均衡格局。而人民幣已成為世界上相關國際組織和專家所期盼、所預測的一種制衡因素。
    盡管人民幣國際化存在客觀的必要性和巨大的潛在發展空間，但人民幣國際化不可能一蹴而就。然而在當前，人民幣已具備區域化的初步條件。在2020年前的戰略過渡期內，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首先是追求區域化。區域化只是表明國際貨幣使用中地域的局限，并不意味國際貨幣在功能上有任何質的差異。
    如何區域化？作者自2009年以來在反復宣傳，關鍵是落實三條思路：一是先要想盡辦法讓人民幣走到境外，如采取人民幣境外投資、買方信貸、對外援助、央行互換計劃、QDII中增加人民幣額度等。二是鑒于中國資本項下未完全放開的現實，可以先讓人民幣在境外像其他自由兌換貨幣一樣，開展存款、貸款、結算支付、資產管理、匯率避險等全方位業務，在境外形成一定的自我循環規模。三是要讓境外機構和自然人愿意持有、投資人民幣，必須要做到，讓境外持有人能享受或部分享受中國經濟高增長的收益。這就需要打通境內金融市場與境外金融市場在有控制前提下的“管道”。如允許境內機構與企業在境外發行債券、QFII中增加人民幣額度、允許境外人民幣基金投資境內實體、債券市場等等。基于人民幣既要區域化，資本項下又未完全打開的現狀，開通境內外市場的“管道”，只能是有限的、逐步的實現。因此，在戰略布局上，可在中國政府可控的境外的香港，形成人民幣離岸市場，成為國家金融戰略的重要支點。這是一個較好的選擇，當然，也是在“有限全球化”這一金融戰略方向下迫不得已的選擇。
    最后，同樣需要關注的是，既然人民幣國際化是修補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措施之一，因而，對于現在世界上一切有利于此目的的其他動向，中國政府應以同樣的戰略眼光，給予充分的關注與支持。譬如，IMF的改革、SDR中的人民幣份額的增加、其他地區“區域貨幣”、“貨幣同盟”的探索、亞洲金融諸內容的合作，等等。
    八、必須抓緊修正外匯管理的原則
    長期以來，受西方主流教科書及中國過去長期外匯匱乏的歷史影響，外匯儲備的運用，一直強調“安全、流動、保值”的原則。這在一定歷史時期，無疑是正確的。但是目前中國坐擁如此巨額的外匯儲備，這一原則是否仍然正確？是否要修正？從國民總體福利角度出發，這要回答，一是中國是否存在“超適度”的外匯儲備問題？二是這些“超適度”的外匯儲備能否用于與上述原則不相吻合、但屬于體現國家戰略性利益的方面？三是如果可行，又何為戰略利益？如何實現？相應的管理體制也應否做出配合？
    對于第一個問題，在美國金融危機、美元存在貶值風險壓力下，幾乎已不存在爭議。
    對于第二個問題，盡管中國政府其實已在部分地實踐，但仍有相當多的人，存在不少猶豫與不同意見。認為外匯儲備是央行通過向市場投放貨幣買來的，是央行的資產，‘不能動’。殊不知，既然是央行投放貨幣買來的，為什么市場（包括政府）如果再用人民幣（包括發債籌人民幣）向央行購回就不可以？就不能稱為合理的市場行為？何況，如果市場主體用人民幣向央行購匯，用于進口和境外投資，還可減少境內貨幣供應過多的壓力，提高國民凈福利和企業競爭力，并不妨礙央行對資產負債表風險的控制。有人甚至擔心，動用國家外匯儲備，會危及國家金融安全。什么叫金融安全？其實對超適度外匯儲備進行合理的戰略性使用，不僅不會危及金融安全，相反，運用得當，有助于宏觀結構的平衡，提高實體市場的競爭力，恰恰有助于提高中國整體的金融安全水平。而且用于戰略性的外匯，僅僅是整體外匯儲備在保持充足流動性需求的前提下，對一部分‘超適度’外匯進行的再使用。
    要修正中國外匯管理的原則，應重新明確外匯運用的具體順序：首先，保持必要的外匯流動性，以滿足平衡國際收支的需要；其次，用一定的外匯干預外匯市場，滿足匯率調節的需要；再次，服務于國家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目標，獲取戰略性利益（包括提高國民福利水平）；最后，再有多余的外匯儲備，可用于獲取相對較高收益的金融投資。這里，把類似目前中投公司增值投資的業務，列為最后一項，是因為必須看到，前三項外匯用途對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重要性和戰略性。當然，不排除也許中投公司目前的投資項目中，已部分包括了滿足上述前三項目的的使用。這也恰恰證明，中國外匯儲備管理原則必須進行重新修正與明確。
    什么是外匯儲備運用中的戰略性收益？作者認為，只要是有利于中國經濟保持長期穩定增長和國民福利提高的關鍵性、長期性、重大性因素，均可視為戰略性利益。具體說：
    第一，有利于解決國民經濟中多年積累的突出結構問題，如用匯購買國外先進的技術和重大設備。
    第二，有利于解決困擾中國的環境、資源問題，如用匯購買關鍵性資源。支持國內企業參股、并購海外能源性企業、關鍵性原材料企業，用匯進口治理環境污染的重大設備與技術，提供排污、治理土地沙漠化等公共產品。
    第三，有利于為中國經濟進一步崛起和成為金融強國打基礎的外匯運用，如大力培育跨國的、關鍵性的金融機構，通過外匯支持在境內外實施兼并、或在境外設立分支機構。從人民幣國際化的長期戰略出發，不斷擇機增持黃金儲備。
    第四，有利于防范外部動蕩對中國經濟的意外沖擊。如通過加強亞洲金融合作，謀求國際儲備體系改革中的國家戰略性利益，包括通過貨幣互換等方式，用外匯支持亞洲、非洲，上合組織成員國，維護其經濟、匯率的穩定。這不僅可防范其可能發生的風險向中國傳遞，同時中國可實現在與這些國家一體化經貿活動中的穩定收益。追求國家戰略性利益，還包括用美元儲備支持亞洲融資市場和亞洲實體經濟發展，減弱亞洲及中國的美元儲備不斷回流美國，造成美國短期資金跨境頻繁進出亞洲各國的頻率，以減輕虛擬經濟和資產泡沫的形成壓力，削弱美國‘雙赤字’政策下過度膨脹的虛擬資產規模對世界經濟帶來的不穩定影響。還包括用外匯儲備謀求參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戰略性利益。通過購買IMF的債務，完善IMF的融資實力，擴大中國在IMF的份額和力爭人民幣進入SDR的籃子。以上這一切都有利于中國經濟進一步崛起中所需的匯率穩定環境的形成和連續。
    第五，有利于提高國民福利水平的外匯支出。如包括作者早先提出的，用少量的外匯支持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或直接進口改善居民醫療水平等的重大醫療設備（2009年作者聽說中國一些地方政府仍在接受美方的大量美元貸款，以購買重要的醫療設備），以投資入股等方式下劃有關單位，有償經營。
    在強調外匯儲備戰略利益的同時，必須另外強調兩點：
    第一，首先要處理好官方巨額外匯與‘藏匯于民’的關系。盡管中國官方外匯儲備近幾年一直為世界第一，但與同為出口大國的日本、德國相比，在一國對外凈資產持有額中，2007年末，官方對外凈資產（主要是外匯儲備），日本與德國分別為44％與14％，中國卻高達150％。這種狀況決定了，一是因央行大量購匯而形成了國內貨幣供應的巨大壓力，二是增加了國家集中持有巨額外匯的風險。因此，改變中國目前外匯儲備官方為主的結構，發展與豐富國內金融市場，“藏匯于民”、“由民用匯”，應是修正中國外匯管理原則和尋求戰略性利益過程中或過程之前，必須要解決的另一個重大政策問題。如何發展和豐富國內的金融市場，由“藏匯于朝”部分轉向“藏匯于民”，具體的政策調整作者曾有詳細的闡述。在這樣的政策調整中，決策者要相信，經歷多年市場化歷練的民間力量，在用匯收益上，并不亞于官方。而且，這歷史性的一步，是早晚必須邁出去的。同時，民間用匯的過程，又有利于國內貨幣供求的平衡和國際收支的平衡。其儲備風險分散在各經濟主體，也有利于減輕國家集中承擔風險。
    第二，要認真重視不斷增持黃金儲備這一中國崛起中的戰略意圖。簡單恢復金本位這一不可能的淺顯公理，眾人知曉。地球上16.3萬噸左右的黃金存量中，可交易黃金僅占17%，遠不能滿足當今世界貿易金融交易的需求。增持黃金的意圖，不是出于黃金比較美元、歐元等信用紙幣，何種資產增值或貶值的短期相對利益的思考。增持黃金主要是出于人民幣國際化的長期戰略思考。在漫長的國際化過程中,一國信用貨幣要從國內貨幣走向國際貨幣，生產能力、貿易規模、金融市場的廣度與深度，以及幣值穩定等因素固然重要，但是一國是否具有相當數量的“最后清償力”，也是不可忽視的基礎條件和不可或缺的保障。從歷史上大國貨幣興衰的角度看，不管是早先的英鎊，還是后來的美元，在其崛起之初，無不都在努力創建作為最后清償力的黃金基礎。伴隨英鎊的衰落，黃金占英格蘭銀行發行的英鎊紙幣的比例呈直線下降，由1914年的148％下降到1919年的21%。同時伴隨美元的崛起，美國黃金儲備占美元紙幣的比例，卻是在直線上升，由1914年的0.59%上升到1939年的278％。即使在美國爆發“百年一遇”金融危機的今天，財政經濟形勢陷入如此困境，美國政府仍是不愿采取割愛一盎司黃金的措施，而是不斷通過發紙幣，在全球范圍內尋找出路。可見，黃金在戰略保證的重要意義。因此，中國政府在黃金等貴金屬態度上，絕不能短視，絕不能僅從三年五載的短期經濟利益出發。
    要實現以上外匯儲備的戰略性利益和真正的多元化運用原則，中國當今的外匯行政管理體制也必須予以調整。長期以來，由于外匯匱乏，央行（外管局）作為外匯管理的唯一機構，不存在任何的不妥。但是，隨著外儲的不斷增加，一是國內的貨幣調控越來越難，二是面對仍在不斷增長的巨額外儲，從國家整體利益和戰略利益出發，為滿足上述外儲運用的四項“順序”內容，顯然，繼續由專責宏觀調控的央行（外管局）一家機構負責，同時兼負大量日常、復雜的普通投資和戰略性操作職能，明顯力不從心。2007年中投公司設立后，應該肯定其在外匯多元化運用方面進行的大膽實踐和探索。但是，根據上述四項“順序”內容中第三條戰略性業務的操作，涉及石油、資源、重大設備與技術等國民經濟多行業、多領域、多個管理部門。外匯如果仍由單一行政部門操作，已明顯難以實現國家戰略的布局謀劃和具體的部署實施。因為在中投公司內，多為金融、投資等金融人才，存在以下顯著缺陷：一是人才偏窄，經驗不夠，力不從心；二是多元化運用中，部門間協調乏力，效率低下，會錯失良機。為此，有必要迅速在國務院下，成立國家海外資源投資委員會（不是僅限于能源的、2009年成立的國家能源委員會），由國務院下屬相關部門參加，統一研究、謀劃巨額外儲用于第三項目的總額度，以及確定分別用于石油、其他礦藏資源、重大設備、技術等領域的具體額度及調整的原則。并在該委員會下，分設不同行業投資組，吸收相關企業、機構參加，負責情報信息的搜集分析、規劃協調前期的投資事宜與部署外匯資金的具體籌集事宜等。
    整個外匯儲備在漸次滿足上述前三項目的后，剩余的外匯再運用于上述第四項目的，即繼續由中投公司為代表，負責、尋找更高的金融投資收益。
    九、必須以前所未有的積極姿態重視“另一條戰線”的金融事務
    討論匯率、資本管理、人民幣國際化等問題，更多的是與中國金融直接相關的事務。中國金融戰略取向分析的一個基本出發點，是基于改革目前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和未來世界經濟、金融的不確定性。因此，同時解決好這一問題，是有助于減弱中國金融開放的外部壓力，極大地有利于中國金融戰略的順利推進，因此同是中國金融戰略中的另一項重要任務。而且此項任務之挑戰性、長期性，是過去30年改革開放所未遇到過的。特別是面對中國經濟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經濟增速可能明顯放緩的局面，中國更須以過去從未有過的注意力，著眼于國內國際兩個金融市場間的資金配置。對開放的目標，也不能像過去那樣僅局限于多吸引些外資、多學習些西方金融市場操作技巧之類的低水平思考，而是必須思考與順應歷史大勢，未雨綢繆，主動出擊，積極參與國際金融事務，努力去營造合作、互利的外部經濟金融環境。
    此主動、積極的態度，并不意味著在承認G2機制倡議的情況下，中國想主導世界經濟，而只是為了維護全球化趨勢，通過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和國際金融監管，更多地代表發展中國家、新興國家利益，推動全球經濟的包容性增長。相反，若不持主動、積極態度，到頭來恰恰會影響中國金融戰略的實施。
    作者認為，“另一條戰線”的金融事務應包括以下幾點：第一，應始終如一地支持IMF的改革，力爭人民幣進入SDR的籃子，支持IMF和聯合國有關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新的SDR方案等議案。第二，支持各區域貨幣、“貨幣同盟”的研究和發展。第三，以各種方式，支持亞洲金融合作（包括上合組織），實現區域性風險救助機制。第四，以人民幣跨境結算與人民幣國際化為推動力，通過中國央行與各國、各地區央行的貨幣互換合作，以中國的經濟實力，尋求全球經濟穩定發展的多種途徑。第五，中國政府有關部門應投入更大的精力，牽頭組織、推動亞洲債券市場的發展。亞洲經濟是全球最具增長潛力的地區，亞洲又是高儲蓄、外匯儲備最多的地區。通過發展亞洲美元債券市場，推動亞洲經濟的發展，不僅對亞洲經濟、對中國經濟與金融戰略的實現是有利的，而且可迂回制約主要國際貨幣濫發的現象。第六，結合人民幣“走出去”進程，用好中國對外的美元援助、美元貸款、用美元購買亞洲債券等活動，促進發展中國家和東盟國家的發展，尋求在進一步推助經濟全球化、亞洲經濟一體化中的中國利益。第七，支持國際組織關于全球“宏觀審慎監管”和“全球金融監管治理”的制度措施，減少杠桿效應，穩定全球金融體系和經濟發展。同時要學會“以我為主”的思考，給中國經濟發展多留些“空間”，不追求國際金融監管引領者的虛名。
    一句話，在未來，“另一條戰線”的金融事務，中國不能再是被動參加的“接招者”，而應是主動謀局的“出招者”；不能再是充當議題擺在眼前的匆促“答卷者”，而應是早已深思謀略的“出題者”。“另一戰線”的金融事務，更不應是政府某個部門某個國際事務司局的“專利”事務，而是事事關乎金融戰略大局，必須認真對待，相關部門緊密配合。
    十、國內各項金融改革必須聚焦在兩個戰略視角
    討論中國國內的金融改革，是一個范圍極廣、內容極豐富的命題。即使不從作者前述的金融是一個“四維”的“大金融系統”概念出發進行討論，而是僅從一般教科書所述的“金融體系”概念出發，金融－－也是包括由各類金融機構所組成的金融機構體系、由各種金融產品工具在其中運行的金融市場體系，由主要體現為各種法律制度的金融調控和監管體系所構成。而且，如果進一步就某一子系統之中的各項內容再分別進行討論，又將涉及一系列問題。因此，本文在此只能忍痛割愛，“避輕就重”，重點回答：經過一系列的改革，從戰略視角看，中國金融通過改革，關鍵應達到一種什么狀態？
    現實中國金融的一系列問題現象，如果純從國內事務角度看，可以歸結為金融機構、金融產品準入限制的市場化問題、中國金融市場體系的統一與完善問題、中小企業的融資體系建設問題、中國目前特定階段政策性金融（包括“三農”金融）的扶植問題、國有金融資產的管理問題，市場不斷開放條件下的貨幣政策調控體系、宏觀審慎性監管框架建設與調控監管部門間的協調問題等等。誠然，只有通過這一系列改革，才能改變目前“金融滯后”的狀態。但是，鑒于過去30年改革的經驗，盡管這一系列改革只能置于中國政治、社會、經濟中復雜的矛盾關系下統一考慮、穩妥推進，即要強調社會整體的穩定性。然而，不斷追享經濟全球化利益的未來中國經濟，客觀上迫切要求中國必須準備全面融入商品、資本自由跨境流動、匯率自由浮動為特征的充分市場化的全球經濟。舍此，中國經濟不可能崛起。因此，未來中國金融改革的核心原則，從最難推進的意義講，必須在面對國內各種復雜的矛盾中，始終如一地堅持市場導向的原則。這是中國金融改革始終回避不了的首要原則、核心準則，也是中國經濟真正要實現歷史性偉大復興的要領。盡管在戰略過渡期內的某一時期，在某些政策措施上，可以帶有行政的、政策性的痕跡，但是必須認識到，這是暫時的、不得已的、過渡性的。中國金融改革這絲毫不應改變的方向，應是清醒的、是市場導向的。
    “金融弱國”向“金融強國”轉化的過程，將始終與戰略過渡期相伴隨。因此，面對未來世界經濟、金融的不確定和可能再次發生的劇烈動蕩，中國在著手匯率更趨浮動、放松資本管制、人民幣區域化等更為開放的改革中，必須始終關注外部經濟、金融環境的變化，始終不忘構筑一個不斷適應新環境、又能充分應對外部沖擊的風險防范網。因為在中國成為“金融強國”之前，國內的貨幣政策影響及其他治理機制對外部風險的傳遞，仍是甚為敏感。這一風險防范網可以與當今西方金融強國所討論的“宏觀審慎性管理”框架相似，但又必須清醒認識，不能完全滿足、等同于金融強國（以巴塞爾協議III為代表）所討論的內容。正如前面所述，西方金融理論討論中，是不愿意承認現實的全球金融體系是非平等的或客觀上存在的結構主義。正是由于非平等性或結構主義，可以讓全球金融體系出現這樣的現象：當世界主導貨幣國家發生金融危機時，必然會影響非主導貨幣國家，而當后者發生危機時，未必會影響前者。而且，在動蕩的世界經濟中，如果世界非主導貨幣國家的政策稍有不慎，將政策風險暴露在全球金融市場中，將立刻遭受滅頂之災。世界主導貨幣國家“稍有不慎的政策”，更多的時候，僅僅是反映在匯率及其他宏觀經濟指標的波動和問題的積累上，談不上“滅頂”危機之說。所以，作為轉軌、發展中的中國來說，不管是國內的改革措施還是對外的開放措施（國內改革措施同樣會影響對外開放措施的效應），何時采取、采取的力度有多大，必須始終警惕：是否有利于構筑抵御外部風險沖擊網？
    十一、提高政府的金融決策水平是改變金融發展不足的關鍵
    為什么中國金融長期難以擺脫“金融滯后”和“金融弱國”？為什么一些“老生常談”的問題，在中國長期得不到解決，根本原因是什么？從純金融領域分析，有人回答：是政府的管制與干預。現象確實如此。但要進一步發問：政府又為什么在某個時期部分放松管制與干預，而在另一時期嚴格管制與干預？什么是政府？是指最高決策者，還是政府相關部門的工作人員？如果究其各種原因，進行一層一層的因果分析，可以發現，不管是在過去金融改革更多體現為“自上而下”的推動，還是在現在更多體現為“自下而上”的推動，一切都是在政府相對掌控的狀況下進行。政府是什么？是由眾多不同行政級別的人群所構成，按照既定的行事規則進行管理。因此首先可以說，政府對金融改革的認知和態度，直接決定了改革的進程。至于有人解釋，政府已被部門利益所綁架，其實在中國，不存在根本難以克服的部門利益問題。在目前的行政體制下，只要最高決策層想竭力推動之事，執行部門是難以阻擋的。可能往往遺憾的是，最高決策層與市場中改革需求信息欠溝通、不對稱，以及對執行部門的有效監督不力。當然，其中也不排除政府有關部門同樣存在對改革的認知和態度問題。
    影響認知和態度的，主要是兩種思想傾向。
    第一，過度或片面強調金融體系的穩定。改革本身是個學習過程，政府面臨一個全新的現代金融發展領域，缺乏經驗，其他國家開放中的失敗案例又隨手可得。因此，出于謹慎之態度，或者對于謹慎的“度”，不好把握，或者根本難以把握，在避免了一些轉軌國家曾出現金融風險的同時，失去了很多發展的機會。這是分析中國30年金融改革史中斷斷續續、不斷存在的“滯后”現象的根本原因之一。從具體的政策執行部門看，因多方面原因所引起的金融風險，以致引發群體性事件等社會的不穩定，該部門要承擔最后的責任，所以往往也導致該部門對改革的謹慎為上，影響了金融的發展。第二，因一些人簡單模仿和過分迷信所謂的“現代金融”，反倒影響了決策者的決策。這里有幾種情況，一是中國金融30年是在先學日本、后學美國的金融模式中走過來。由于先是部門認知的偏差，導致該及時學習他國的沒學習，該發展的沒發展，只學了些“皮毛”或“形式”，引起事后決策者對部門新改革建議的“更為謹慎”。二是由于部門認知上的偏差，在引入金融“新零部件”時，與同時修繕舊經濟體系“機器”的制度政策銜接不夠，引起了宏觀經濟失衡。之后，反倒去質疑“新零部件”而不是去質疑新舊“制度銜接”，進而不敢加快引入“新零部件”，最終影響了金融的發展。三是在某一歷史時期，由于金融發展中某些改革措施暫時因非金融原因的“水土不服”，導致了整體經濟的不穩定，其后引起決策者的“矯枉過正”，潑水時干脆“連水帶孩子都潑了出去”，立即停止執行某些改革措施，出現了金融發展的“倒退”和“滯后”。特別是近幾年國際上對中國金融開放近乎迫不及待的鼓噪聲，聲音混雜，良莠難辨，決策者自然更是謹慎為上，有時也會造成對應納諫的改革建議反而不敢輕易納諫，貽誤了金融的發展。
    由此看，簡單模仿和過分迷信崇拜所謂世界上最先進金融體系的兩種認知片面，在復雜的大國轉軌經濟體系中，往往會直接或間接使中國金融的發展反而“欲速則不達”。
    當然，現實金融生活中，諸多事項得不到發展，有些現象也表現為管理部門之間的協調不力。又為什么？這里有協調過程中的效率問題，也有部門利益甚至“尋租”的影子。但還是如前所述，這一切都是在最高決策者所能管控的范圍內。問題仍在于，面對日益復雜的、專業化的、涉及市場發展具體技術細節的操作，如果均交由最高決策者決策，是部門間協調中的各方觀點表述不清？還是各方觀點清晰、決策者難以最后定奪？還是在中國目前行政管理體制下，決策者事務繁忙，難以有暇及時、面面俱到地顧及？這是要分析的實質。在這方面，美國的金融決策程序可以給我們不少啟示：處于市場信息瞬息萬變的國際金融中心的美國，在明確的法律約束和議會約束下，為什么絲毫不影響曾拍過53部電影的明星出身的前總統里根對世界大國貨幣、金融政策的決策與掌控？此現象值得深思！看來中國金融發展中的認知不足，重點不是提高個別人的認知水平，而是需要建立有制衡的、體現科學、民主決策精神的機制。這才能完全可以填補個別人的認知缺陷。在一定意義上說，這是未來一個時期，解決中國“金融滯后”和“金融弱國”的關鍵。
    十二、在國家金融戰略下布局滬、港兩地國際金融中心能否在部分實質性地開放國內金融市場的同時，通過創設人民幣離岸市場，在相對隔離人民幣區域化過程中的風險向國內傳遞的同時，適時不斷調整和擴大在岸與離岸兩個市場的通道，穩步推進中國的金融開放步伐？這既是國家金融戰略的重要設想與步驟，又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形成中重要的相伴物。如何形成？
    香港，是一個“一國兩制”、“國內境外”的特殊城市。其既是中國概念下現成的國際金融中心城市，又是亞洲區內、中國邊上典型的美元區。有著目前上海、深圳比不了的國際金融市場優勢，又有著紐約、倫敦比不了的中國主權、文化、地理和特殊經濟聯系的優勢。是最適合于在國家統一的金融戰略下，方便于政府在金融開放中風險相對可控、隔離境外風險傳遞的場所。因此，自然是最適合發展境外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場所，也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形成中的最好的相伴物。
    對香港來說，借助人民幣離岸中心的特殊角色之力，在繼續繁榮香港經濟的同時，可為香港未來經濟結構的轉型贏得準備時間。如果香港不依托于中國內地日益壯大的經濟影響力，其發展軌跡不積極納入國家有序開放的金融戰略，孤軍奮戰，因循守舊，沿襲過去的發展模式或資本市場“內地化”的傾向，不僅有可能喪失經濟持續繁榮的局面，同時對未來的經濟轉型，也將失去更多的主動權和空間。
    對上海來說，其發展速度與規模，既受益于中國資本賬戶的開放，又受制于資本賬戶漸進開放的速度。上海人民幣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過程，本質上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是本國金融市場的國際延伸。同時，上海人民幣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是國家金融戰略之下政策調整演進的結果，是中國整個市場體系最后形成的重要標志。因此，在資本管制完全放開之前，上海人民幣市場不可能成為世界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而借助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橋頭堡”和風險“緩沖區”的作用，不僅不會削弱上海未來人民幣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反而可以加速這個地位的形成。特別是在美國金融危機后，上海如果不抓住機遇，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配合國家戰略，加快人民幣區域化進程，那么就有可能錯失這次危機為中國提供的難得的發展機遇，中國的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就有可能不得不經歷更長的時期，進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也就不得不經歷更長的時期。
    基于國家金融戰略設想下的滬、港兩地金融布局，是一種限于“過渡期”的定位。在2020年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主要定位于境內各種人民幣資產的交易，香港主要定位于傳統的金融交易業務和境外人民幣的資產交易。簡言之，兩地分別主要定位于境內、境外人民幣市場。隨著資本管制的逐步放松，境內外跨境人民幣交易量的擴展，兩地的定位會從清晰走向模糊。臨近戰略過渡期末，境內的人民幣能自由兌換交易，在境外市場上，不僅僅是香港的人民幣，全球各地的人民幣都能從事境內的各項金融交易，此時則意味著中國金融大開放時代的來臨。兩地也就不存在今天意義上的定位討論了。
    十三、戰略的實施需要講究策略原則
    戰略不是一句空話，必須體現為有最終目標追求的一系列行動綱領。關于行動綱領，作者從政府工作層面角度，曾概括指出了基于戰略方向的四大目標、八項重大任務，以及為完成這些任務必須相應保障的一系列具體政策與措施。這些目標、任務、政策與措施，不是零碎的“文件語言”的堆積物，而是始終如一地貫徹戰略的軸心－－國內金融的充分自由化和涉外金融的有限全球化，是一個體現制度不斷演變和不斷銜接的動態過程的載體。
    在“動態過程”之初，讀者看來“紙上談兵”的戰略，最終能否變成現實，不僅依賴于對中國目前事實與未來的正確判斷和全球經濟內在發展邏輯基礎上的制度選擇，同樣依賴于具體實施過程中相對正確的策略與方法。特別指出，落實戰略時的方法原則同樣至關重要。作者提出了實施未來金融戰略必須遵守的四項重要原則。這不是憑空的抽象，而是基于中國金融30年轉軌中的寶貴經驗與深刻教訓，是從現階段中國“金融發展目的”（經濟為本）、“金融內在特質”（放大功能）、“轉軌金融本質”（制度配套）、中國金融“當前矛盾現狀”（內外開放關系）四層邏輯關系，依次就其主要矛盾關系進行的本質抽象。應該說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和唯一性。
    一是經濟為本。發展金融為了什么？加快金融改革與開放可以促進經濟發展，同時，由于金融系統對經濟系統存在內在的放大功能和不穩定性特征，決定了在國內外復雜的經濟環境下，處理不好，同樣會對國內經濟穩定帶來沖擊。因此，把握金融發展的首要原則，不能為自身的開放而開放，也不能為自身的改革而改革。即在具體工作中，不宜脫離經濟發展需求，對金融改革開放設定獨立的具體目標。
    國際上發展金融業確實既能主要為實體經濟服務，也能相對獨立發展，構成一國GDP增長的一個重要來源。但是，對于一個既是世界大經濟體又是相對其他國家存在持續高增長顯著潛力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而言，實體經濟仍是決定中國經濟長遠發展的基礎。因此，在戰略過渡期內，必須始終清醒地堅持促使金融業為實體經濟服務的發展原則。在具體發展過程中，應盡力避免單純為了追趕世界其他金融中心城市或世界上“現代金融”中最新金融產品和技術，而不顧實體經濟的需求，簡單模仿與照搬。即使在強調當前中國金融總體發展不足或“滯后”的階段，仍要警惕出現脫離實體經濟需求，追求發展某些所謂前沿金融產品和技術的現象。如在貸款行政控制仍艱難實行的階段，不講條件地去加快推進某些高杠桿性產品等。二是對“高杠桿”產品的引進，應謹慎為上。金融系統自身始終存在內在的擴張性和不穩定性特征。世界上多個國家金融改革開放的教訓證明，在轉軌時期，由于金融開放的節奏、次序把握不好或者政策部署銜接配合不好，在引進一項新的金融產品或金融技術時，往往反而導致貨幣調控的失控和宏觀經濟總量的失衡。這里，其實并非新的金融產品和金融技術本身有問題，而是往往由于一國政府對轉軌、漸進改革復雜性的估計不足，對政策措施的銜接配合不夠嫻熟所導致的。
    特別是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更是引人深思：即使在一個市場經濟高度成熟的國度內，宏觀調控技術嫻熟，然而由于放縱了大量“高杠桿”產品，同樣釀成了大禍。因此，這里不是一概反對引進“高杠桿”產品和各種金融衍生產品，而是應該強調引進的目的、引進的時機，強調引進時國內是否存在相應的環境與土壤，而不是其他。眾所周知，同一個金融產品和技術的引進，在中國過去30年中的前10年和后10年，其宏觀效應會絕對不一樣。因此，對同一個具有杠桿放大效應的金融產品，在成熟市場已習以為常，但在調控技術不嫻熟、調控工具單一、市場廣度與深度欠缺、經濟正處于失控狀態的國家，是否適合引進？其是與非，更是明明白白的。特別是，當一國貨幣調控正主要依賴于信貸行政規模控制時，因其他原因所致，貨幣與信貸又正處于失控局面時，此時如急于大量引進銀行資產證券化產品，難道無疑不是對貨幣調控“火上澆油”？
    另外，特別需要注意的是，一國越是深度地參與金融全球化，其金融學意義上的貨幣、信貸、信用的決定參數也越日益復雜化、國際化。從根本上說，高杠桿金融產品，本身并無是與非，無非在一定意義上，擴大了貨幣、信貸、信用的放大效應，是純技術的因素。但是對一國貨幣當局來說，當時的調控標的是貨幣、信貸、信用，還是利率、匯率水平？在不同標的下，引進不同杠桿效應的金融工具，對一國宏觀經濟的沖擊會產生截然不同的影響結果。這可以說正是全球經濟學家在深刻反思美國金融危機中的苦惱，也是一個并沒有解決的重大理論問題。
    三是金融轉軌中務必講究節奏、次序和政策部署的銜接配合。即使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當前的中國經濟仍是處于轉軌階段，即既帶有過去計劃經濟遺留下的“痕跡”，又帶有市場經濟的新特征。經濟總體仍是一個不完全的市場經濟，是帶有轉軌、漸進的經濟特征。轉軌、漸進帶來的矛盾性和復雜性決定了，推行一項新的市場化政策措施，有時從單獨看，從方向看，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是由于在復雜的經濟體系中，經濟領域中有的領域改革快一些，有的領域改革慢一些，不同領域的市場化措施與非市場化措施，在行政推動下的融合，處理不好，就會造成宏觀經濟總量的失衡。另外，同樣是推行一項充分體現市場化的金融改革措施，但由于整個金融市場結構或者金融體系自身的不盡合理，而非其他經濟領域存在問題，同樣也會對宏觀經濟穩定帶來不利的后果。因此，金融改革開放中，講究節奏、次序的合理和政策部署的銜接配合，是轉軌經濟的必然。
    要把握好金融改革開放中合理的節奏、次序和政策部署的銜接配合，關鍵是對每個時期的金融，具體發展什么，要堅持從解決現實經濟矛盾的原則出發。往往經濟改革和發展所遇到的一系列矛盾，對金融體系提出的要求，是當時階段最切實際的發展方向和內容。抓住當時的矛盾，參照國外金融工具特點來設計中國的金融工具，金融市場的發展才最富有生命力。而不正視改革和發展中的難點，置現有的經濟金融矛盾不顧，另辟戰場“孤軍奮戰”，市場往往不可能持久發展。因此作者曾在20世紀80年代末提出，改革者的口號應該是：當前能干什么而不是應該干什么。
    計劃運行機制與市場運行機制是兩種并行不悖、難得兼容的機制，各有其不同的控制手段、反饋系統和內在制約力。改革必然會引起對原先計劃運行機制的干擾，同時會使新生的市場機制“失真”。當然這本身不存在是與非的界定。只要宏觀決策者清醒地認識這一點，認真研究其“咬合點”和“摩擦點”，就可以做到既不影響經濟的發展，又推動改革，在改革中發展經濟。
    因此，在轉換時期，引進市場經濟條件下一項有效的金融工具時，同時考慮舊體制的適應度并做出些修改，或提出臨時性的輔助性的限制措施，正是維系一項新金融工具在特定貨幣政策運行體系中的有效運用，此時不必在乎持市場觀點人士的指三道四。中國正處在一邊整理市場環境，一邊又要不斷推進金融市場發展的階段，由此決定了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既要照顧市場環境，更應重視適當改造市場經濟機器的“零部件”并適時裝在中國的轉軌經濟機器上，或者在改造“零部件”的同時調整原有的機器結構。缺乏任何一方條件的改善，整個機器都難以正常運轉。
    在今后10年的戰略過渡期內，要把握好金融改革開放中合理的節奏、次序和政策部署的銜接配合，重點要突出關注新歷史階段金融開放中三大核心內容之間的動態協調，以辯證發展的眼光看待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具體說：第一，釘住以貿易伙伴國貨幣為主的一籃子貨幣，真正實現市場可信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是匯率機制改革的方向，但是從長趨勢看，在小幅波動中始終保持人民幣有微略升值的壓力，有助于快速推動人民幣區域化進程。而且，有利于降低企業在區域貿易內選擇人民幣作為計價和支付手段的匯率風險，有利于人民幣逐步成為東亞區內貨幣的“錨”和東亞區的主導貨幣，使人民幣能逐漸實現世界上具有價值儲藏的功能。第二，在完全放開資本賬戶管制之前實行靈活匯率制度的國家，所獲得的中期效果比較好，而在匯率嚴重失調的環境下，資本賬戶管制的效果會大打折扣。鑒于此，在匯率小幅波動和逐步擴大浮動區間的過程中，視經濟發展動態，仍應不排除在必要時，選擇較大幅度的、一次性的匯率調整，使匯率得以基本反映實體經濟的發展狀況。第三，雖然人民幣全面的國際化，需要以貨幣的完全自由兌換為前提，但是在初期，兩者完全可并行、交替推進，在并行、交替發展中相互促進。即在資本賬戶存在一定管制的情況下，通過其他政策的支持，并不影響逐步推進人民幣區域化的進程。同時，隨著人民幣區域化程度的不斷加深，也給逐漸放寬資本賬戶管制下的資金進出通道提供了條件。第四，資本賬戶管制的寬窄或松緊力度，是體現匯率政策的一部分，是匯率制度的一種補充。同時，相對穩定的匯率水平，又可以減輕局部資本賬戶管制的一定壓力。
    四是金融對內開放要優先快于對外開放。一個好的、穩健的、有利于實體經濟發展的金融制度框架，首先是建立在一國對內充分的金融市場化，內部扭曲關系得以糾正的基礎上。在中國當前，事實上，抑制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是國內的金融壓抑而不是金融的對外開放。正是不適當的金融壓抑才容易產生資源配置的扭曲，引起國內泡沫的生成和破滅，不利于經濟的平穩增長。而且，目前國內金融業的“滯后”或者說發展不足，恰恰是制約中國金融進一步對外開放的主要因素。不管是匯率改革，還是資本流動管理，之所以不能以較快的速度推進改革，主要原因是國內經濟、金融結構的不相適應。因此，在中國金融改革總體進程把握上，當前尤須強調金融的對內改革開放要優先快于對外開放。
    在進一步的對外開放中，必須清醒認識到，、時下國際金融市場的游戲規則，基本是由國際主要儲備貨幣國家所決定。而貨幣與金融運行具有規模、網絡效應與慣性。如果不顧國內金融的開放程度，一味追究速度，完全按照已成習慣的國際市場規律運作，在參與金融全球化的過程中，金融弱勢國家很難趕超金融強勢國家。何況，尚存資本管制的人民幣地位又決定了，國際上人民幣的一切運作，很難跳出美元的主導局面。加上中國還存在其他大量的金融管制和扭曲，需要在規則層面進行不斷的調整，人民幣更難跳出美元主導的框框。因此可以說，中國金融的競爭力與西方國家相比，還不在一個數量級上，如果完全不考慮金融開放中的對內對外的孰前孰后問題，一味推動對外開放，只能產生不利于中國利益的效應。一句話，在金融開放次序上，要全面服從于中國基本的經濟利益和長期的、趕超性的戰略利益，不能為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要求和壓力所左右，必須要體現大國經濟復興的意圖。
    結束語：本文只要想告訴讀者，作者確實是自信地從經濟事實與理論邏輯的結合上，指出了中國金融未來10年應該如何發展的脈絡。但是，這最終能否成為真實的歷史？這如同對中國經濟未來10年能否繼續保持相對高速增長的問題一樣，如果是從純經濟、金融因素出發，作者對此不抱有任何的懷疑。但是，相信真正了解中國經濟、金融的人會同意以下的觀點：今后中國經濟、金融發展的最大挑戰，恰恰不在經濟金融本身，而在此之外。“之外”為何物？期盼未來中國一個有效率決策體系的出現，拜托于民主政治制度框架的早日降臨。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76期，摘自2011年第2期《國際經濟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