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進民進：理性自信的中國模式與中華文明

《環球財經》 副社長 彭曉光　　

我們始終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國進民進，是中國模式發展道路的一個突出特征，如果以中國模式依然存在很大改進空間為由否定中國模式（堅持中國模式的人士從未說過中國模式不需要改進升級），那么我們只能認為，當今世界不存在任何發展模式，因為沒有缺陷、不需要改進的發展模式是不存在的。　　

如何在美國西方強勢物質力量與話語權的當今世界，建立捍衛中國模式與中華文明的理性而強大的自信，是當代中國人必須面對和回答的問題。　　

國家（政治權力）控制資本（權力），還是資本（權力）控制國家（政治權力）　　

中國模式顯然是前者，美國模式顯然是后者，歐洲大陸萊茵模式、日本模式則居于中美模式之間，在美國虛擬資本已經凌駕于實體經濟、政府權力與廣大公眾之上并一再導致金融危機的今天，依然堅持全盤私有化、堅持美國模式才是中國模式“彼岸”的觀點，顯然就屬于非理性的、偏執的新蒙昧主義了，堅持中國模式，同時借鑒美國模式、萊茵模式、日本模式的合理成份，這才是真正冷靜理性的現實主義思路。　　

自由派文人：根本不了解美國西方社會的主宰“大資本”　　

有網友介紹，美國蘭德公司的精神教父沃爾施泰特曾武斷地認為：“中產階級的價值觀毫無意義”——當然，我們并不贊同他的觀點，特別是在互聯網時代，但是，言必稱美國西方的小資自由派文人，顯然對于美國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真正主宰——大資本，是完全不了解的。　　

大資本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不惜推動“羊吃人”，推動對北美印第安人的滅絕，推動把大量黑人變成奴隸，推動對殖民地人民的瘋狂征服殺戮，推動對本國勞動人民的殘酷壓榨鎮壓，德國和日本的大資本因為在二戰前缺乏“生存空間”，甚至不惜把全球推入世界大戰……　　

當然，作為理性客觀的現實主義者，我們也承認大資本力量在推進經濟科技發展方面的巨大推動作用。　　

真正理解并有能力博弈抗衡大資本的，要么是徹底的無產階級，要么是同等量級的大資本。　　

對愛國主義與國有企業的集中攻擊：從《資本論》與美國西方社會矛盾緩解談起】　　

馬克思的《資本論》從來沒有過時，而是從歐美延伸到了全世界：美國西方內部社會矛盾之所以逐步得到緩解，不是因為資本與社會的矛盾消失了，而是轉移了，被轉移到了世界范圍，更多地體現為美國西方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國家間矛盾了。　　

這就是為什么，美國西方在強硬捍衛自身愛國主義與國家利益的同時，無休止地攻擊廣大發展中國家和趕超型國家愛國主義與國有企業的根本原因。因為美國西方的大資本只有控制了這些國家的經濟命脈，才能在全球體系中永遠處于頂端，并將獲得的超額壟斷利潤的小部分在自己國內進行分配從而緩解國內社會矛盾，而這些國家的愛國主義與國有企業，顯然對美國西方大資本的這套全球分工體系構成了巨大的障礙，美國西方大資本更愿意面對的是一盤散沙毫無組織的發展中國家。　　

事實證明，美國西方大資本的眼光是非常準確的，一旦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趕超型國家不僅在中低端產業，而且在高端產業和金融領域逐步趕超上來，美國、歐洲、日本的內部社會矛盾就會凸顯出來，這一點在這次金融危機后表現得尤為明顯。　　

中國自由派文人對中國愛國主義與國有企業的持續攻擊，只不過是鸚鵡學舌罷了。　　

對領先國家適合的制度對后發國家往往可能是毒藥　　

菲律賓和印度幾乎完全照辦了美國和英國的制度設計，但是由于他們在近代史上是被掠奪者而不是美英那樣的掠奪者，其產業、金融處于比美英低得多的水平上，這樣照搬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其實，英語民族比其在世界和中國的盲目的信徒們要高明現實的多，當英國落后于西班牙與荷蘭時，英國奉行的是海盜掠奪、航海條例及發動三次英荷戰爭，而不是他們居于優勢后向全世界推廣的“自由貿易”，美國在落后于英國時，實行的是堅決的高關稅保護政策和拼命山寨，而不是處于領先地位后奢談的什么完全的自由市場和知識產權保護。　　

即使是新自由主義全面私有化及金融大爆炸政策，擁有國際貨幣霸權的美國實行，就可以不僅增強自己的國力，而且還能在引發金融危機后轉嫁危機，而日本實行的結果就只能是泡沫經濟破滅和二十年停滯，俄羅斯實行的結果就更是導致國家社會走向崩潰的邊緣。　　

為什么國家意志、政府調控和國有企業對中國是極端重要的　　

原因很簡單，因為自1840年至1949年，中國在世界體系中淪為被掠奪者，新中國是建立在極端落后的舊中國基礎上的（1950年中國經濟規模只與印度相當，是美國的3%左右），再考慮到中國人口眾多而人均資源的貧乏，除了依靠強大的國家意志，通過國有經濟和農村集體經濟推進工業化和現代化，別無選擇。　　

新中國建立后前三十年奠定的相對獨立完整的國有工業化體系、農業集體經濟體系及國防、教育、衛生、科研體系，是中國改革開放成功地基礎和前提：國有經濟、民營經濟、外商投資企業都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中國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同時，國家依然控制著核心金融與產業，保障了中國經濟的相對穩健發展與至關重要的國家經濟安全。　　

如果今天按照自由派文人推銷的“新自由主義”方案：小政府成為守夜人，國有企業私有化，放開資本管制，那么，屆時再強大的中國私有企業，面對控制了美聯儲華爾街、國際主要金融投行機構、評級機構、法律會計機構及傳媒話語權機構乃至美國西方軍事力量的國際大資本，也是弱小無力的，失去了強大的國家意志和政府調控，他們在與國際大資本的較量中只能是一敗涂地。　　

關鍵的戰略機遇期中，中國模式面臨著艱巨的自主創新、產業升級、經濟金融安全，社保體系完善及縮小貧富差距的艱巨使命，強大的國家意志，政府調控和國有企業，是完成這一使命的根本保障。　　

在這個前提下，我們也堅決支持對政府調控的范圍形式及國有企業的運營管理進行科學的、專業的、實事求是的深入探討。　　

話語權的重要性“世界上兩個超級大國：美國和穆迪”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曾說，“我們生活在兩個超級大國的世界里，一個是美國，一個是穆迪。美國可以用炸彈摧毀一個國家，穆迪可以用債券降級毀滅一個國家，有時候，兩者力量說不上誰更大。”　　

這是對話語權重要地位最經典的描述，雖然次貸危機后，美國三大評級機構穆迪、標準普爾、惠普承認他們把“靈魂出賣給了魔鬼梅菲斯特”，但三大評級機構的地位并未動搖，并在后來的歐洲主權信用危機中繼續呼風喚雨。　　

要在這樣的全球話語權體系中捍衛中國模式，對中國而言，是個長期艱巨的任務。　　

話語權與文化強勢的建立：甚至比經濟軍事強勢的建立更困難　　

對于這點，直面全球意識形態傳媒戰的中國人，要有足夠清醒和耐心的思想準備。話語權和文化強勢終究要建立在經濟軍事強勢之上，但兩者建立有時存在著明顯的時間差，后者也只是前者的必要而不是充分條件。　　

以羅馬為例，羅馬征服了希臘，但亡國的希臘人卻擁有更高級的文明，羅馬社會一度興起了一個說希臘語、拜希臘老師的“言必稱希臘”時代，以至于羅馬英雄馬略（或許是個外語文盲）發出了這樣的吶喊：“偉大的民族從來不說外語！”　　

再以美國為例，1890年代美國工業就超過了英國位居世界第一，但當時美國在國際社會是沒有多大話語權的，擁有話語權的英國和歐洲主流傳媒，往往把美國描繪成一個工業與環境災難頻發、盜匪橫行的野蠻粗魯國度，許多美國資本家為了證明自己是“文化人”，甚至紛紛把女兒嫁給歐洲各國的貴族（很多是只剩下貴族稱號的破落貴族）。　　

一戰沒有美國的資本與軍隊，英法是根本無法擊敗德國的，但一戰后英法還是聯手把美國擠出歐洲主導權之外，美國真正確立自己的全球文化話語權及軍事金融霸權地位，是在二戰以后。　　

美國西方的強勢形象：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與生活方式+英國的貴族紳士派頭+法國意大利的夸張奢侈品+德國日本的高端制造業　　

這個大致的歸納參照了網友們的描述，這樣一幅所謂“國際主流文明社會”形象，在世界其他國家（包括中國在內）一定引發或多或少的深層民族自卑情結，否認這點，我們就不是理性客觀的唯物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我們就無法真正直面美國西方強加給我們的意識形態傳媒戰，就無法有效建立捍衛中國模式發展道路的堅強信心。　　

就算在西方文明內部，面對維持了二百多年的盎格魯撒克遜英語民族世界霸權，法、德、日、意等發達國家也都存在著程度不一的民族心理自卑情結（只有以色列是個例外）。　　

因為沒有經歷過西歐式的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俄羅斯和東歐國家始終對西方文明抱有深層自卑心理情結，即使到了蘇聯國力達到了頂峰的勃列日涅夫時代也依然存在，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短時間內極度扭曲放大了這種深層自卑心理，這同樣是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否則，如果不存在這種心理，即使蘇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以其超級大國地位，也應該是更加強硬地甚至不擇手段地面對西方捍衛自己貪婪的資本利益，而不是舉手投降。　　

華盛頓總統在告別演講中，告誡弱小新生的美國“迷信外國會產生罪惡”，顯然是有的放矢的。　　

“敗壞的最好方式，是扭曲夸張的贊美”：偽自由派的特殊重要性　　

美國西方對中國發動的意識形態傳媒戰，本質上是一場心理戰：放大中國社會對美國西方的民族自卑心理，放大中國公眾對國家民族文明與體制的自我懷疑，最終目標是在中國導致蘇聯解體式的局面出現。　　

在這場處于戰略防御地位的意識形態傳媒戰中，中國戲劇性地獲得了美國西方的“意大利式盟友”——中國偽自由派的巨大幫助。　　

中國偽自由派是堅定的“愛國者”——他們堅定地熱愛美國西方，堅定地攻擊中國公眾和青年熱愛自己的祖國（以至于被他們挾持的大部分自由主義者的中國立場都受到公眾廣泛的質疑）。他們對美國西方扭曲夸張的民族自虐式的無條件崇拜贊美，甚至會讓大部分正直的美國西方公眾感到不好意思。　　

長期的高速發展（這對中國是必要的），不可避免地會引發種種社會矛盾，互聯網輿情“習慣性批判”特點與網友們普遍的“逆反心理”，又不可避免地會放大公眾對社會矛盾的感知，但是，作為“第五縱隊”的中國偽自由派文人，卻長期義務地扮演反面教員的角色，敗壞著他們的“使命”，把眾多青年們一次又一次地惡心到了他們的對立面：“中國模式再有問題，也比他們偽自由派洋奴販賣的貨色強得多！”　　

現在，年輕網友們把他們稱為“夸誰誰垮”的“三炮”部隊，并已經開始統計他們的“赫赫戰功”了：蘇東戰役、華爾街戰役、冰島戰役、西班牙葡萄牙戰役、日本戰役……　　

假如偽自由派僅僅保持沉默，中國在這場意識形態傳媒戰中的較量中都將更為艱苦，但我們非常自信不存在這個“假如”，因為偽自由派文人的最大本能，就是一分鐘也不愿停止的表達沖動。　　

我們捍衛中國模式的人，同樣需要從中國偽自由派身上汲取經驗教訓。　　

中國模式的自信：理性地解構與再認識所謂“國際主流文明社會”　　

美國西方及中國自由派說的“國際主流文明社會”，僅僅指美國西方國家，我們完全不認可這個定義，因此冠以“所謂”。　　

中國偽自由派特別希望中國社會把美國西方作為一個整體——所謂“國際主流文明社會”，并把這個整體描述成完美的人間天堂，要求公眾膜拜，同時堅決否認美國西方存在任何嚴重的經濟社會族群問題，實在否認不了，就祭出永恒不變的法寶：“與體制無關，萬能的普世價值會自動解決的。”與此相反，他們對中國社會一刻不停地進行解構，夸大矛盾或無中生有以一系列偽命題制造矛盾（包括經濟、社會、階層、地域、民族方面），把中國社會任何問題，包括最小或不存在的問題都上升到根本的“體制問題”，尤為可笑的是，天天“宏大敘事”的偽自由派，還特別愛攻擊眾多愛國者們總是“宏大敘事”。他們這么做的目的，就是攻擊中國人的民族自信與中國模式發展道路。　　

對付偽自由派最好的戰術之一，是“借力打力”，用他們解構中國的方式解構所謂“國際主流文明社會”，讓他們陷入“左右手互搏”的困境中。當然，這僅僅是一種必要的戰術措施，我們捍衛中國模式的人不能真的把自己降低到偽自由派的水平，我們還是要堅持以冷靜理性的現實主義態度認識美國西方世界。　　

以下有意思的事情是偽自由派特別不愿意告訴中國公眾的，當然，也許他們自己就根本不知道。　　

美國公眾對美國體制的不滿占了大多數，特別認為兩黨制其實成了推卸責任的借口，美國不同政治派別的相互攻擊，言辭之激烈，遠非美國以外的人能夠想象，以至于奧巴馬總統說“他們（反對派）象對待狗一樣對待我。”　　

南北戰爭多年之后，南部聯盟的旗幟還長時間懸在若干南方州的議會大廈上，“野蠻”的北方佬踐踏憲法，聯合了更加“野蠻”的愛爾蘭人和德國人，摧毀了田園詩般美好的南方文明，這依然是眾多南方美國人對南北戰爭的認識。　　

大量非洲裔美國人堅信，美國政府把大量青壯年非洲裔美國人投入監獄就是為了遏制非洲裔人口的增長。　　

實際上，美國入獄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遠高于中國，“維穩”的警察人數與吃財政飯的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也都分別高于中國。　　

當然，美國真正嚴重的問題，一是控制國家的大資本對廣大公眾利益的日益背離；二是傳統白人人口比例迅速下降，其他族群人口特別是墨西哥裔人的比例迅速上升；三是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福音派與猶太族裔的不可調和的“終極信仰沖突”。　　

歐盟內部的相互掣肘和渙散無力由來已久，對英國人、法國人和德國人，拉近與他們距離最好的辦法是說另外兩個國家的笑話或美國的笑話，德國人一如既往地鄙視波蘭人正如波蘭人一如既往地痛恨德國人一樣，巴黎人蔑視外省人而外省人對巴黎人“仇富”，意大利北方人蔑視南方窮親戚，要求自我獨立，而意大利南方人則對北方人充滿了“仇富”心態。　　

同屬英國的蘇格蘭人對英格蘭人從來沒有過好感，蘇格蘭獨立派始終擁有強大的支持率，梅爾·吉布森的《勇敢的心》在蘇格蘭大受歡迎，蘇格蘭球迷支持任何一支同英格蘭足球隊比賽的球隊，對他們而言，英格蘭隊失敗是比蘇格蘭隊獲勝更快樂的節日。　　

二戰期間，愛爾蘭裔美國駐英大使肯尼迪（肯尼迪總統的父親）是公認的親德派，因為痛恨英格蘭，愛爾蘭在整個二戰中頂住英國巨大壓力保持中立，拒絕與德國斷交，其領導人德瓦勒拉甚至堅持在1945年5月2日去德國大使館吊唁自殺的希特勒。長期以來，美裔愛爾蘭人始終是北愛愛爾蘭人“新芬黨”的主要支持者。　　

2010年世界杯期間，始終堅持自己是獨立國家的西班牙加泰羅尼亞人舉行了逾百萬人的要求獨立的示威游行，西班牙隊獲勝后，隊中的加泰羅尼亞球員揮舞的是自己的旗幟而不是西班牙國旗。　　

當然，美國認為歐洲最大的問題是無法同化的穆斯林人口快速增長，從德國總理默克爾到英國首相卡梅倫先后宣布“多元政策”失敗，法國禁止穆斯林女性上街蒙面就可以看出問題的突出性。　　

日本的關東與關西地區長期情緒對立，即使在關西阪神大地震和這次東部海嘯核危機中，也不忘相互諷刺挖苦，更為嚴重的是，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后的精神沉淪速度之快，這次海嘯核危機中日本救災的無能，令全世界對“日本效率”印象深刻的人都大為吃驚。　　

我們對所謂“國際主流文明社會”的解構，就是為了糾正被偽自由派扭曲的世界真實面目。　　

同樣，為了更為準確的全面認識美國西方世界，我們還需要審視我們長期以來的一些頑固的思維定勢。　　

比如，英國人刻板，法國人浪漫，德國人理性，意大利人散漫，這是我們中國人的思維定勢，在很大程度和很多方面，這是對的，但任何事物都有另一面，刻板的英國人在外交、宣傳與情報方面，是世界上最靈活、最隨機應變的，浪漫的法國人在法國大革命時代揮舞的恰恰是“啟蒙”、“理性”的旗幟，而理性的德意志地區與之相抗衡的，卻是“非理性浪漫主義”思想，德國近年來在人權問題上與中國的對抗，突出反映了德國人非理性的一面，不客氣地說，同他們的表兄弟英國人相比，德國人在外交宣傳情報方面，依然處于可悲的幼兒園水平，兩次世界大戰的失敗教訓都沒讓他們提升多少。意大利軍隊在二戰中的散漫無能，讓希特勒說出了“墨索里尼是當代意大利人里唯一的羅馬人！”，但是意大利足球隊的戰術紀律性和嚴密性（特別是防守方面），大部分時間是強于德國、法國與英格蘭的，這次金融危機，至少到今天，意大利經濟的穩健性和堅韌性，也還是超出了許多人的意料。　　

建立對中國模式的理性自信，中國需要一場真正的思想解放與啟蒙運動——徹底擺脫美國西方與中國偽自由派妄圖強加給中國的新蒙昧主義偽啟蒙，以冷靜理性科學的現實主義態度去認識中國和世界。　　

文明對話的自信：中華文明、三大一神教文明與國際主流文明社會的再造　　

中國偽自由派說什么中國不是宗教國家因而沒有信仰，這是出于對文明與信仰的無知。　　

1840年以來始終強大的中華文明蒙塵，歷史給了所有主義以拯救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的機會，但最終，九十年前（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在六十二年前（1949年）建立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完成了這個使命，拯救中華文明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就是中國人民的偉大信仰。　　

有種意見認為美國西方世界進入了類似“羅馬共和國末期”的狀態，對此我們持謹慎不支持的態度，美國西方確實呈現出了嚴重的惰性與疲態，但斷言他們已進入“羅馬共和國末期”顯然為時尚早，即使未來他們走到這一步，也不能否定會出現新凱撒、新屋大維式的人物（集團），以帝國的方式“拯救羅馬”。　　

不要忘了，統治美國的是盎格魯撒克遜—猶太“資本神圣同盟”，早期極少數盎格魯撒克遜清教徒剛剛登陸北美，就向世界大聲宣布自己是“人類文明的燈塔”，至于猶太人，滅國兩千年都不放棄自己的信仰，他們不僅奇跡般復國，而且在基督教為主體的美國建立了強大的地位。　　

同樣不要忘了，雖然伊斯蘭文明今天缺乏強大的國家與國家聯盟，但穆斯林人口卻是世界上增長最為快速的人群，而且讓歐洲從長達千年的黑暗中世紀走出來的文藝復興，很大程度靠的是當年曾高度發達的阿拉伯文明。　　

但是，占據了世界大部分地區的三大一神教：猶太教、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卻都相互存在著毫無調和余地的“終極信仰沖突”（雖然后兩者來源于前者），這始終是人類社會面臨的一場繞不過去的重大考驗。　　

堅持社會主義愛國主義中國模式發展道路的中華文明，以其特有的“天下大同”包容精神，追求和平發展與和諧世界，恰恰可以在這場全球文明對話及國際主流文明社會的再造中，發揮獨有的甚至是至關重要的作用，對此，我們中國人不僅有理由感到自信，更有理由感到驕傲和自豪。　　

附文：中國模式3.0之國進民進

在2008年金融海嘯突如其來后，為刺激經濟活力，避免衰退，全球各國一致行動，以政府投資拉動經濟復蘇。也由此引發了國內2009年有關“國進民退”的一場大討論和思想交鋒。2010年1月16日，在《環球財經》以“中國模式3.0之國進民進”年會主題下，政、經、商、學界百名精英匯聚一堂，就“國進民進”展開探討與辨析。會上主要嘉賓發言觀點如下:

□  環球財經實習記者 鄔鈺/整理

★破解“國進民退”偽命題
■  徐林 （現任國家發改委財政金融司司長）
探討“國進民退”問題不能二元對立
在中國探討“國進民退”的問題時不能把兩者對立起來，國有經濟是全民所有，國有經濟發展壯大起來，如果分紅機制健全，成果應該為全民共享。在某個特定階段，國營經濟和民營經濟的比重有可能會出現此消彼漲。但總的說來，中國模式下的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關系是共同前進的關系，而且是民營經濟比重不斷提高的趨勢。
中國模式是有制度彈性的模式、非常開放的模式、與時俱進的模式，也是一種不平衡發展的模式，這種不平衡表現在沿海和內地之間以及城鄉之間。這樣一種模式，在過去對推動中國經濟總量的高速增長起到了獨特作用，但是也帶來了內需不足和社會穩定等方面的問題。

■    （現任中國光大銀行副行長）
不以所有制而以生產力看待“國”與“民”
 浙商發表了一個“2010年投資預警名單”，把山西跟迪拜放在了一起。我想從一個反思考的角度來認識一下這個問題。反思考之一：說到底進退的標準是什么？能源行業是一個關乎國計民生、產業需要集群式操作的行業，國進是很正常的，民退也很正常。它不是一個所有制的標志，而是一個生產力的標志。反思考之二：這個預警名單可能只是披著所有制外衣的利益考量。反思考之三：風險的不同形態。反思考之四：危機之后的復蘇路徑。研究各國復蘇之后的樣本，有三種模式值得大家思考：一是創新者，比如英特爾，在危機之后通過自身的創新迅速崛起；二是重新定位者，如諾基亞和思科集團；三是本身就很強大，趁著危機迅速擴張自己的地盤，如麥當勞。第三種路徑與山西煤改十分吻合，是現狀強大者通過低交易成本迅速擴張自己的地盤，整合產能，使自己的產能在一個安全指標更高、環境方面更友好的基礎之上大步前進。

■  劉海峰 （時任中國財經報社副社長）
政府不作為，損失的將是廣大勞動者
“國進民進”這個問題，是中國民營企業發展的事實。在中國，“國進民進”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過程。把國有企業交給民營，企業就能發展起來了嗎？在現階段不可能。蘇聯就是明顯的例證，拉美就更不用說了。因為國有企業不占領，外國、跨國公司就占領，中國就變成外國的殖民地，所以如果沒有國有企業，只靠民營企業自行發展，在現行條件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

■  彭曉光 （現任《環球財經》副社長）
美國的資本專政模式不應成為中國未來的發展模式
未來中國模式3.0時代，中國面臨著三個非常尖銳的無法回避的問題。第一，是國家控制資本還是資本控制國家的問題。第二，中國模式3.0時代面臨兩個很大的挑戰：產業升級與社會保障。第三，中國模式3.0時代，中國經濟有可能在10到15年之間總規模上超過美國（雖然屆時在綜合國力上依然落后于美國）。當我們經濟的規模超過美國時，將對美元霸權產生很大影響，還將對美國國內社會問題產生很大影響，而美國的社會問題其實比我們一般人想象的要嚴重復雜得多。

■  宋鴻兵 （現任環球財經研究院院長）
未來中國的貿易戰將會變得極其尖銳
這次危機是是一場以美元為核心的全球貨幣體系危機。 未來中美貿易戰會越來越激烈，這對中國的出口經濟模式提出一個很大的挑戰。當我們的外部出口不太可能保持像過去那樣的增長之后，中國必須要靠內需拉動。

■  徐旭 （現任中國五礦化工進出口商會會長）
民營資本應當建立自己的智庫
從全國進出口的數據來看，2008年國有企業占比較2004年下降了4.7個百分點，民營占比則上升了7.1個百分點；2009年1~11月，國有企業占比又比2008年下降了4.19個百分點。國家統計局在2004年和2008年兩次普查統計中也顯示，在第二、三產業企業資產中，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占比分別下降了8.1個百分點和上升了3.3個百分點。以上兩組數據并不支持“國進民退”的觀點。
當前，國家宏觀調控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大多都在那些資源型和資本密集型的領域，在并購重組過程中以強吃弱、以大吃小，這符合市場規律。
我認為當前應組建由民營企業資助的“民營智庫”，專門研究民營資本在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戰略；研究政府的政策導向，向民營企業提供指導性意見，對政府政策的不足提出建設性的建議；并通過各種渠道，宣傳現代化經營理念，提升民營企業的素質和地位。

 ■  孫兆學 （現任中國黃金集團公司總經理）
中國資本“走出去”需要國家戰略
中國在資源走出去的戰略中，應該有一個國家戰略，應該在資本投資過程中進入到主體行業，不管是民營的還是國有的，和世界一些大公司進行股權置換，實現多樣化，特別是在一些產業鏈上必須進行融合，不能孤立作戰，不能一枝獨大。我們對緊缺資源必須要有戰略性的研究。此外，在金融戰略上，人民幣怎樣國際化、怎樣用增加黃金儲量支撐人民幣誠信度等，都是我們應該探討和研究的問題。

★如何實現“國進民進”
■ 靳海濤 （現任深圳市創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
用政府引導基金實踐“國進民進”
當前最時髦的話題就是“中國模式”，我認為“國進民進”是用最簡短的語言詮釋“中國模式”。我認為下一步的國家戰略應該繼續推進國進民進，大致上包括三個內容：
 第一，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互相學習，互補優勢。第二，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聯系起來，股權結構多元化，相互融通。第三，在創新領域，應該是國進帶動民進，因為在社會責任、前瞻性等考慮上，國有企業應該有這樣的意識和責任，同時帶動民營資本跟進。

■ 王永利 （現任中國銀行副行長）
要堅持國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體制
高度國有的體制不能再回去，像蘇聯那樣全部都分了，顯然也不可以。所以要堅持國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體制，特別是遇到大危機的時候。怎樣進一步推進？一是擴大規模，擴大市場。二是大家很容易把國有和民營截然分離開，實際上它是可以融合的，比如國有銀行都在推行股份制改革，這是非常重要的方向。

■ 王湘穗 （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向公平一方努力
第一，當前輿論提出的“國進民退”有意識形態的背景。許多人是從經濟角度切入，談政治話題。
第二，要把“以人為本”確立為進和退的基本目標，要以人民福祉為目標。
第三，對中國來說，國有和民營經濟都應該發展、都應該進。如果我們把中國的經濟生態想象成一片樹林的話，應該是喬木、灌木、草地和苔蘚都存在，各自都長得很好，就能成為一個比較好的森林生態。國有企業要與跨國集團競爭，在全球市場上博弈，民營資本恐怕不行。但是有很多事，國有企業也做不好。用戰爭比喻，這就像野戰軍、地方部隊、民兵要各司其職，各盡所能。

■ 白益民 （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全國日本經濟學會”理事）
以日本為鑒看如何實現“國進民進”
日本的經濟體制叫有秩序的市場經濟，他們每個企業之間都是有關聯的，在這樣一個體制下，整個形成的是一套民有國營的體制。日本企業實際上已經成為了社會型企業。集體所有制企業。企業之間交叉持股，形成一個利益集團，然后又共同去海外投資，共享情報。這樣的組織形態西方稱為“法人資本主義”，日本學者總結為“公社制資本主義”，還有一種說法叫“從外看是資本主義，從內看是社會主義”。

■ 向松祚 （《環球財經》總編輯）
“進”的內容有不同主張
我同意“國進民進”的提法，但是“進”的內容我有不同主張。我想面向未來中國真正要做的事應該是在教育、科技、文化、思想、國家形象、法制建設，尤其幫助民營企業怎么走向國際市場做支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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