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走勢與對華政策重估

    

    【內容提要】本文在結合現實情況和歷史數據梳理美國經濟復蘇態勢進一步明朗的基礎上，側重分析制約美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面和結構性因素，強調美國日益逼仄的經濟政策空間和結構性困境。在美國未來政策選擇上，本文分析了美國朝野對中國經貿和戰略方針進行的重新評估和反思，并簡略評論了中國的應對策略。

    2010年初我們用“復蘇不易，景氣難再”概括2009年美國經濟形勢特點。2011年元月本文第一作者參加在紐約召開的中美經濟學者第三次對話會，隨后訪問華盛頓五個聯邦機構、兩個國際組織和兩個智庫，與美國各界交流對美國經濟形勢和中美關系的看法，也感受到美國朝野反思、重估中美經貿關系和戰略方針的某些動向。
    美國經濟2010年形勢的基本特點是：復蘇態勢進一步明朗，結構性困境愈加清晰，政策騰挪空間更為逼仄。具體表現可用“四喜四憂”和“喜憂參半”描述。“喜”的積極變化較大程度得益于短期刺激政策作用，“憂”的被動表現更多與基本面和結構因素相聯系。被戰略焦慮心態困擾的美國朝野，對中國經貿和戰略方針進行重新評估和反思。中國應在客觀評估美國經濟和政策動向基礎上，堅持獨立自主方針加以應對，更好實現利用戰略機遇期穩健和快速追趕目標。
    一、經濟復蘇更趨明朗與失業率居高不下
    美國經濟形勢第一重喜憂參半，是短期經濟回升形勢好于預期，然而經濟回升力度仍顯著低于早先復蘇通常水平，失業率居高不下更使美國人感到壓力沉重。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預測美國2010年GDP增長率約為2.9％，2011年預期增長率為3.6％。這些數據顯著好于2010年初美國主流的預測觀點，說明美國經濟復蘇態勢進一步明朗。不過目前美國經濟復蘇的表現，與二戰后十次危機復蘇均值描述的通常狀態比較仍顯疲軟。這次危機可以2008年1季度美國GDP出現負增長作為起點，以2009年3季度CDP出現正增長作為復蘇起點。負增長從2008年1季度到2009年2季度共有六個季度，到本文成文時能獲得總需求分解數據的截止期2010年3季度，經歷五個季度復蘇增長。
    比較美國本次復蘇后五個季度CDP增長與戰后十次復蘇最初五個季度增長率均值，數據顯示前十次復蘇最初五個季度總需求增長均值累計為29.8個百分點，本次復蘇同一可比指標只有15.3個百分點，為此前十次均值一半略強一點。但是前十次復蘇前六個季度GDP總共下降1.3個百分點，不考慮其中正增長年份下降5.2個百分點，這次復蘇前六個季度GDP總共下降14.5個百分點。可見與戰后十次危機復蘇均值衡量的通常狀態比較，本次危機經濟跌幅比較深重，復蘇相對疲軟。
    更困擾美國人的是，經濟復蘇同時失業率居高不下。本次危機出現大蕭條以來第一次連續20個月超過9％的高失業率。比較美國本次經濟復蘇后五個季度失業率與二戰后十次復蘇同一指標均值，可見前十次復蘇通常同時伴隨失業率下降，但是這次復蘇第三個季度失業率才開始下降。前十次經濟復蘇最初五個季度的失業率均值為5.05％，這次高達9.85％。中國經濟學者訪問團與美聯儲董事沃什先生座談，他在描述美國經濟形勢時顯得信心滿滿，然而也承認美國失業率大概要36個月后才能達到5％－6％的比較正常水平。
    二、私營部門調整與政府財政惡化
    第二重喜憂參半是美國私營部門在金融危機沖擊下進行的資產負債表調整已大體完成，然而做到這一點很大程度是由于美國政府多方救助，代價是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和政府財務狀態惡化，并且公共部門高杠桿化風險在經濟復蘇一年多后未見實質性緩解。在此意義上，美國是通過透支國家信用轉移不良資產而控制住危機，能否根治危機并使美國經濟重歸良性增長軌道仍有待觀察。
    金融危機前美國私營部門普遍存在杠桿化過高風險。受金融危機直接或間接沖擊，私營部門金融資產大幅縮水并伴隨財務狀況困境迅速加劇。不過經過美國政府空前救助，加上市場本身調整作用，目前私營部門財務狀態業已趨于穩定，顯示已完成階段性調整過程。
    數據顯示，美國家庭和非盈利組織凈資產危機前2007年3季度為64.3萬億美元，危機后下降到2009年低谷時的48.9萬億美元，不過此后便企穩回升，到2010年3季度增長到54.9萬億。金融凈資產也經歷類似調整。美國家庭和非盈利組織凈資產在經歷較大程度下調后穩中有升，顯示所謂“百年不遇危機”啟動的調整過程大體完成。
    根據美國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調整情況，可以發現，銀行總資產從危機前的12.28萬億美元峰值，下降到2010年1月低谷時的11.63萬億美元，減少6000多億美元，跌幅不過5％左右，隨后在波動中呈現緩慢回升趨勢，到2010年底回升到11.94萬億美元。總負債從11.1萬億美元峰值，下降到低谷10.2萬億美元，減少約9000億美元，隨后也趨穩回升，2010年底回升到10.58萬億美元。由于負債調減快于資產收縮，凈資產變動仍大體維持上升走勢，從2008年底1.27萬億美元上升到2010年初1.34萬億美元，2010年底進一步增長至1.36萬億美元。
    觀察包括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時期的美國商業銀行資產變動率，可以發現，雖然兩次危機都被稱為百年不遇，但是銀行資產負債表調整程度大相徑庭。30年代大危機沖擊下，美國商業銀行總資產在1931－1933年連續三年負增長，下降幅度分別為8％，21.5％和12.5％，總共下降42%。而本次危機銀行總資產僅在2009年出現5%負增長，雖然這個下跌調整與通常情況比較也屬罕見，但與20世紀30年代調整深度對比不啻天壤之別。
    對這個似乎令人詫異的現象或許可以從兩方面理解。這次危機由“次貸一次債”崩盤所引爆，主要沖擊對象是在投行和銀行表外業務上集中的以衍生品作為金融工具的高風險業務，傳統商業銀行信貸業務受影響程度相對較低。另外美國政府大手超常救助，把大量風險資產重負直接和間接轉移到美聯儲和財政系統方面，代價是美國公共部門財務狀況空前惡化。

                      表1 美聯儲主要資產項目及負債變化
                    （2007／06／27－2011／02／25，10億美元）

           2007年  2008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6月27日 8月27日 12月31日12月30日12月29日2月23日 

總資產    868.9  911.5  2240.9   2237.3    2423.5  2537.2 
聯邦機構債券 0.0   0.0   19.7   159.9     147.5   144.1 
抵押貸款債券 0.0   0.0   0.0     908.3    992.1   958.2  
定期拍賣信貸  0.0   150.0  450.2   75.9      0.0    0.0
其他信貸*   0.2   19.0   193.9   89.7     45.1   21.0 
商業票據融資工具0.0  0.0   334.1   14.1     NA    NA  
救援美國國際集團 0.0 29.2   73.9    65.0     66.3   64.9 
和貝爾斯登購買資產  
定期資產支持證券0.0  0.0    0.0     0.3     0.7    0.7
貸款工具（TALF）    
中央銀行貨幣互換0.0  67.0   553.7  10.3       0.1    0.1  
總負債       835.7   870.7   2198.8  2185.1    2366.9    2484.1
凈資產      33.1   40.8   42.2   52.1      56.6   53.0 

    *包括向AIG貸款、向消費者及小額貿易貸款支持資產擔保證券持有者提供貸款等。資料來源：數據來自美聯儲公布的“儲備余額影響因素表”（Factors Affecting Reserve Balances）。
    從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周數據中可以看到，總資產在危機前的2008年9月17日為9970億美元，2008年12月17日上升到2.256萬億美元，三個月增長1.3倍。同期總負債也出現類似變化，從2008年9月17日9950億美元上升到2008年12月17日2.211萬億美元。美聯儲資產負債表急劇膨脹主要與對私人部門救助相關。表1報告美聯儲應對危機時期資產主要項目和總負債變化。美聯儲在危機期間推出各種救助政策工具，包括購買聯邦機構債券和抵押貸款債券、定期拍賣信貸、商業票據融資工具、定期資產支持證券貸款工具、購買美國國際集團（AIG）和貝爾斯登資產等，這些工具資產規模從2007年6月27日零值上升到2011年2月23日1.168萬億美元，占總資產比重達47.4％，占此期間新增總資產比重的70％以上。美聯儲成為私營部門垃圾資產收儲站，是美聯儲應對危機的超常干預結果，也是救助危機留下的新隱患。
    如果說美聯儲在危機緊迫時大舉收購不良資產屬于短期救助行為，那么隨著經濟復蘇和私營部門資產負債表改善，美聯儲理應收縮資產負債表回歸常態。然而實際情況是，經濟復蘇后美聯儲資產負債規模反而進一步上升，到2011年2月23日總資產和總負債分別增長到2.537萬億和2.484萬億美元。美聯儲高杠桿化正在成為保證經濟復蘇的“常態化條件”。
    對私營部門大手救助，還表現為美國財政赤字和債務負擔空前加劇。危機爆發前2007年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為1620億美元，占GDP比重為1.2％。危機爆發后財政赤字空前飆升，2009年上升為1.42萬億美元，比2007年上升7.7倍；財政赤字占GDP比重上升到9.9％，比2007年上升7.25倍。2010年財政赤字總額及GDP占比有所下降，但仍分別高達1.29萬億美元和8.9％。
    流量意義上財政赤字急劇增長，導致存量意義上債務負擔空前加劇，美國聯邦政府債務總額從危機前的8.95萬億美元飆升到2009財年的11.88萬億美元，兩年增長近三分之一。根據美國白宮預算管理辦公室近期發布的《2012年美國政府預算報告》顯示，到2010年9月30日截止的2010財年末，債務總量已上升至13.53萬億美元，占CDP的比重，從2007年的64.4％上升到2009財年的84.2％，2010財年進一步上升到93.2％。
    三、股市迅速回暖與房市持續低迷
    第三重喜憂參半是股票市場較早明顯回升，預示資本市場對美國經濟復蘇前景較早做出積極反應；然而本次危機重災區房地產行業，價格持續疲軟和投資不振成為拖累宏觀經濟正常復蘇的重要因素之一。
    金融危機爆發大多伴隨股票市場的劇烈震蕩，本次危機也不例外。紐約道指與納指分別從2008年8月的11543.6點和2367.5點下降到2009年2月的7062.9點和1377.8點，降幅分別為38.8％與41.8%。然而隨著美國政府實施緊急救市政策，加上奧巴馬上臺后很快通過總額7870億美元經濟刺激法案（ARRA），股票市場在宏觀經濟復蘇之前就出現止跌回升拐點。2009年2月以后兩大股指持續回升，2011年2月分別上升到12226.3點和2782.3點，超過2008年秋季美國金融危機全面爆發時水平。這次危機后美國股市與其宏觀經濟走勢的關系，再次顯示股市作為美國宏觀經濟走勢動向晴雨表的功能。
    與股市活躍表現不同，美國房地產市場持續萎靡。20世紀90年代后美國房地產價格持續多年增速不斷提升，直到2007年次貸危機發生前后逐步逆轉，新房普查價格指數、FHAH房價指數與Case－Shiller房價指數三種價格指數先后出現不同程度負增長。2008年金融危機全面爆發，房地產價格更是急速下降，2009年第1季度新房普查價格指數與Case－Shiller房價指數分別出現－11.5％與－18.9％的深度下挫。此后盡管房地產價格一度出現正增長，但沒能抵擋房價再次下滑。2010年3季度三種房價指數都在小幅下降，4季度新房普查價格指數增長1.35％，Case－Shiller指數下降4.16％。
    美國房地產市場疲軟的另一表現是房地產投資表現持續低迷。美國新房開工折年率數從2006年初的227萬套峰值一路下跌，2009年以后在50萬－60萬套的低位間波動，與這次危機前大約半個世紀的均值150萬套比較減少了六成到三分之二。2011年1月新房開工折年率59.6萬套，與金融危機前2008年8月的84.4萬套相比下降29.4％，與危機前的峰值227萬套相比降幅超過七成。房地產業在美國經濟體系內上下游聯帶性強，影響面廣，房地產何時穩定走出危機泥潭是觀察美國經濟走勢的重要看點之一。
    四、利潤快速回升與投資勁道不足
    第四重喜憂參半是美國企業利潤已較快回升，銀行系統資金也相當充裕，應有利于美國經濟強勁復蘇；然而由于受房地產復蘇遲緩和其他結構因素制約，美國信貸增長不盡如人意，固定投資回升勁道不足，未能充分發揮固定投資在此前通常復蘇中發揮的主要增長源功能。
    受金融危機打擊影響，美國企業稅后利潤額從危機前的1.344萬億美元下跌到6415億美元，占GDP比重從2006年略高于10％的峰值下跌到2008年4季度的4.5％。然而此后美國公司利潤快速復蘇，到2010年3季度利潤額回升到1.4161萬億美元，超過危機前水平，占CDP比例也回升到9.6％的相對高位。”
    另外與上述商業銀行系統資產負債表調整大體完成相一致，商業銀行等存款機構現金和儲備大幅飆升。美國存款機構現金和儲備金額從2008年7月的3165.5億美元和435.8億美元，急速飆升到2009年5月的10352.5億美元和9008.1億美元。2010年2月現金和儲備達到峰值，分別為13094.7億美元和12247.9億美元。近來雖有所下降，但2010年底仍分別在10897.6億美元和10778.1億美元高位。
    雖然公司利潤快速恢復，存款機構資金也很充裕，然而銀行信貸回升較慢。美國商業銀行信貸總額從2008年10月的9.475萬億美元下跌到2010年初的8.874萬億美元。2010年2月開始回升后，除2010年4月有一次反常性強勁增長外，其他月份增長勢頭一直較弱。即便包括2010年4月超常增長，目前銀行信貸規模仍顯著低于危機前的水平。
    投資復蘇情況呈現類似矛盾，不過表現方式更為復雜，意義也更重要，需稍加展開探討。美國私人投資包括固定投資（fixed investment）與存貨投資（inventoryinvestment）兩大塊，固定資產投資又分為設備和軟件（equipment and software）與結構（structures）兩部分。2010年美國投資增長的最大亮點，是設備與軟件投資增幅高達l 5%，為1984年以來的最高水平。這一表現成為一些研究機構看好美國整體經濟增長前景的重要證據。不過全面觀察最近投資回升的表現并與此前十次復蘇情況比較，美國投資增長仍存在勁道不足問題。
    觀察本次危機一復蘇與二戰后十次危機一復蘇中私人投資對CDP的貢獻度可以發現，本次危機中私人投資在復蘇前的六個季度下跌對GDP負增長貢獻約為20個百分點，五個季度復蘇對CDP增長貢獻為11.6個百分點，私人投資回升對GDP增長貢獻尚不及危機時負貢獻的六成。比較之下，前十次危機中私人投資在復蘇前六個季度下跌對CDP負增長貢獻均值為10.6個百分點，五個季度復蘇對CDP增長貢獻為14.6個百分點，私人投資回升對GDP增長貢獻在全部抵消危機時負貢獻還有4個百分點凈貢獻。可見與此前危機相比，私人投資仍具有跌幅深而回升弱的特點。
    但是私人投資不同部分表現形態大相徑庭。本次危機中存貨投資在復蘇前六個季度下跌對GDP負增長貢獻約為5.5個百分點，略低于前十次危機中存貨投資下跌對GDP負增長貢獻均值6個百分點，說明本次危機中實體經濟”去庫存化“對經濟衰退影響并不太大。然而本次存貨投資回升在復蘇最初五個季度對CDP增長貢獻9個百分點，在完全抵消此前對總需求增長負貢獻基礎上還產生3.5個百分點凈貢獻。此前十次復蘇最初五個季度存貨投資對CDP增長貢獻均值為7.5個百分點，比這次復蘇可比數還要低1.5個百分點。在這個比較意義上，本次復蘇較大程度具有存貨投資回升推動的特點。
    本次危機中固定投資在復蘇前六個季度下跌對GDP負增長貢獻約為14.5個百分點，但是復蘇最初五個季度固定投資回升對總需求增長貢獻僅有2.6個百分點。比較此前十次危機一復蘇情況，固定投資復蘇前六個季度下跌對GDP負增長貢獻為4.6個百分點，復蘇最初五個季度回升對總需求增長貢獻高達14.6個百分點。在這個比較意義上，本次復蘇一定程度受到固定投資回升乏力的拖累。
    表2概括上述比較結果，并把復蘇貢獻與危機影響比率絕對值定義為復蘇指數，該指數值越大說明該變量回升對總需求復蘇相對貢獻越大，反之亦然。復蘇指數顯示本次復蘇幾個特點。一是具有存貨投資推動的特點：其復蘇指數超過1.64，高于此前十次復蘇對應指標值1.25。二是私人投資總體增長貢獻相對不足：復蘇指數0.58，不到此前十次復蘇對應指標值1.38的一半。三是固定資產投資尤其乏力：復蘇指數僅為0.18，遠遠低于前十次復蘇對應指標值3.17。

        表2  本次危機─復蘇與前十次危機—復蘇中的投資影響比較
             本次危機─復蘇      戰后十次危機─復蘇平均 
          私人投資 存貨投資 固定投資  私人投資  存貨投資 固定投資
危機跌幅 －20.1  －5.5  －14.5  －10.6   －6.0  －4.6  
累計復蘇 11.6    9.0   2.6   14.6     7.5   14.6  
復蘇指數 0.58   1.64   0.18    1.38   1.25   3.17  
    說明：危機時期定義為復蘇前六個季度，復蘇時期包括復蘇最初五個季度，“復蘇指數”是“危機跌幅”除以“累積復蘇”所得比率值。
    數據來源：基礎數據是美國經濟分析局（U.S.Bureau of Econonue Analysis，BEA）有關國民經濟核算賬戶統計數據，在此基礎上作測算整理。

    總體來看，在本次危機設備和軟件投資大幅下跌的基礎上，2010年美國設備和軟件投資確有較大幅度回升，對推動美國經濟復蘇發揮了積極作用，對觀察美國經濟未來走勢也有相應意義。不過與早先經濟危機一復蘇通常形態進行比較可以看出，美國投資復蘇動力仍相對不足，尤其是固定投資總體表現仍相對疲軟。這一困境是由多方面根源造成的。房地產市場尚未穩定恢復無疑是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公共部門投資缺少執行力，在新興經濟體快速追趕的開放環境下美國企業缺少具有較好盈利預期的投資機會，也對美國投資回升構成約束。
    五、政策調節騰挪空間更見逼仄     還可以觀察到美國經濟其他方面的喜憂參半表現。如美國外貿逆差近年大幅下降，不過逆差減少主要發生在危機爆發前和2009年，2010年數據顯示外部失衡出現與經濟復蘇一起“復蘇”的勢頭。又如危機時人們擔憂的通縮風險得到較好控制，然而大宗商品和進口價格上漲可能引入通脹壓力。這些現象說明，美國經濟復蘇態勢雖更趨明朗，然而深層結構矛盾也更清晰地浮出水面，從而使奧巴馬政府利用政策手段調節經濟的騰挪空間更為逼仄。奧巴馬政府執政后全力推進金融監管、醫療和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立法和改革。三項改革都有積極意義并有不同程度推進，一定程度兌現了奧巴馬的競選承諾。然而改革具體內容對助推美國經濟復蘇影響有限。更令奧巴馬政府困擾的是，醫療改革對美國主流理念帶來沖擊的同時，還被認為將對財政帶來顯著負面影響。如“美國人稅制改革”網站發表報告，列舉醫改包含21項引入新稅或增加稅負內容。這類政策在美國民意中引發負面反彈，透支了奧巴馬競選勝出所集聚的人氣。民主黨在2010年11月中期選舉遇挫并失去眾議院多數黨地位，未來獨立推動形成政策的能力受到明顯削弱。
    從財政刺激角度觀察，2009年7870億美元的ARRA預算已耗去大半，新減稅計劃主要是延續此前已有的財政刺激措施，雖能勉強維持刺激力度，然而在財政負擔方面天陰背稻草很是被動。ARRA預算在各財年的撥款比例，2009 － 2011財年分別撥付23％、51％和17％，三年占總金額的91％。美國財年起止日期為上年10月1日到當年9月30日，假定2011財年支出大體均勻分布，到2011年初美國ARRA法案資金大約已完成78％，2011年還將支出13％，后續年度逐步撥付剩余9％。
    鑒于ARRA已近強弩之末，奧巴馬政府實施新減稅法案，以求延續對宏觀經濟的刺激。新減稅法案名為“稅收減免、失業保險擴展及就業崗位創造法案”（theTax Relief，Unemployment Insurance Reauthonzation and Job Creation Act of 2010，S.A.4753）。2010年11月15日美國國會參議院以81票贊成、19票反對結果通過該法案框架協議；美國國會眾議院2010年11月16日以277票贊成、148票反對的投票結果通過上述議案：2010年11月17日奧巴馬在白宮簽署該法案。
    新減稅法案涉及資金總額8580億美元，主要是延長已有減稅政策，例如小布什政府2001年推出的個人減稅法案（即2001年經濟增長與稅收減免法案，Under theEconomic Growth and Tax Relief Reconciliation Act of 2001，ECTRRA），將私人稅率從15％、28%、31％、36％及39.6％分別調減為10％、15％、25％、28％和35％，該法案原定于2010年12月31日到期。民主黨反對小布什政府為高收入階層減稅，不過出于刺激經濟需要這次還是將該法案延長兩年。此外還將資本收益與分紅所得稅優惠政策延長兩年，將最低選擇稅（Alternative Minimum Tax，AMT）的免稅額調整延長兩年。
    對于此前實行的一定期限具有擴大需求效果的財政政策法案，如果奧巴馬政府聽任到期中止不加延長，客觀上會對經濟產生收縮性影響。不過即便延長這類法案，也只能保持微觀主體收支與此前相比的延續性，不會產生新的額外刺激效果。另外延續這類政策會進一步加劇美國政府的財政負擔。根據測算，上述政策將使2011－2013年美國預算赤字增加9168億美元。穆迪等國際評級機構甚至警告要下調美國債務評級。由此可見美國財政政策運作空間更加逼仄。
    在早已實行零利率的背景下，美聯儲常規貨幣政策幾近彈盡糧絕，卻于2010年11月3日別出心裁地推出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II，QEII），宣布將在此后八個月逐步實施6000億美元國債購買計劃，預計每月將購買750億美元美國長期國債。雖然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教授極力闡述QEII的積極作用，不難看出這項政策對美國經濟走出困境弊多利少，真實目的是在避免通縮說辭下人為制造通脹，從而舒緩其巨額債務負擔。正因為如此，這項政策在美國國內和國際社會引發了廣泛質疑和批評。
    奧巴馬政府還推出出口促進計劃。在2010年1月份發表的首份國情咨文中，奧巴馬提出在五年內將美國出口翻番的目標，并由此創造200萬個就業機會。2010年3月份，美國政府正式提出“國家出口倡議”，設立出口內閣并成立“總統出口委員會”，就如何促進出口向總統建言獻策。
    實現五年出口翻番目標要求2010－2015年出口年均增速約達到15％。美國過去100多年曾出現過兩次較長時期出口年均增長率超過15％的情況，發生在20世紀40年代及70年代，出口年均增長率分別達到18.4％與16.5％。40年代那次得益于美國在二戰期間和戰后初期出口超常增長，70年代那次則與布雷頓體系崩潰前后美元大幅貶值和全球通脹有關。但是過去30年美國出口增速遠不及15％。如1980－1989年年均增速為8.5％，1990－1999年均增速為7.1％，2000－2009年均增速僅有5.2%。2010年美國出口增長率達到16.5％，但這發生在2009年出口下跌14.4％的基礎上，具有一次性恢復作用。要想達到出口五年翻番目標，美國就需要加快調整包括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限制在內的貿易政策，同時還要快速提升美國可貿易部門的相對競爭力，即便各方面做得都不錯，也可能是難度不小的高指標。
    六、美國重估對華經貿和戰略關系
    在全球經濟格局深刻變動，美國傳統增長模式和國際影響力面臨新挑戰的背景下，中國作為重要新興經濟體的地位和影響，注定要受到美國的重新審視和定位。受戰略焦慮心態困擾，又借胡錦濤主席對美展開國事訪問時機，美國朝野對如何處理對華經貿和戰略關系問題進行反思探討，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全面拓寬和梳理關鍵的經貿爭議問題，試圖推動與中國就相關問題的新一輪對話。對人民幣匯率和國際收支失衡問題仍然緊盯不放。在政策應對方面除了國會試圖立法單邊施壓，同時重視雙邊對話以及在G20框架下尋求協調方案。美國更加強調人民幣匯率是多邊性的問題，認為中美經貿失衡是全球經貿失衡的重要環節。此外還對中國知識產權保護（IPR）、政府采購協議（GPA）、自主知識產權問題提出質疑和訴求。這些經貿政策和產業政策的議題，與美國商界利益具有比較密切的聯系。
    二是提出“幾個基本判斷能否繼續成立”來表達重估對華經貿和戰略關系的意圖。例如依據對近年中國國內有關“國進民退”討論的片面理解，提出對中國走向市場經濟體制的判斷能否繼續成立？依據對中國涉外經貿關系一些爭議問題的觀察，提出中國走向開放型經濟的判斷能否繼續成立？依據對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出現的一些爭議現象，提出原來認為中國發展會有利于地緣政治格局健康穩定發展的判斷能否繼續成立？還有對中國愿意接受國際規則并在參與制定未來國際規則上發揮積極作用的判斷能否繼續成立？甚至包括對一個繁榮強大的中國符合美國和世界根本利益的判斷能否繼續成立？
    三是從歷史對比角度加強反思縱深感。筆者參與對美國政府與學界資深人士座談訪問，印象中對方好像剛剛上完近現代世界史Seminar－樣，不約而同卻又大同小異地大談新興國與原有中心國關系的問題。基本觀點認為，近現代世界歷史的經驗教訓表明，在世界格局因為新興國相對追趕發生轉變的時期，新興國（emergingpower）與已有強國（established power）之間關系的管理對于歷史轉變順利推進具有重要意義。他們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一方面要使新興國受到足夠尊重，另一方面也取決于新興國是否愿意接受已有規則，是否愿意在參與制定新規則時發揮積極而具有建設性的作用。
    美國對華政策重估反思，相當程度體現了美國政學兩界在胡主席對美國事訪問前放話施壓制造輿論動機，同時也折射出面臨深層挑戰的背景下美國精英的戰略焦慮心態；既有在老大自居傲慢心理支配下要求他國配合擺脫自身困境的訴求，也有迫于現實形勢試圖積極務實求解的愿望。“幾個基本判斷能否繼續成立”的質疑，對中國形勢和政策解讀多有片面和偏見，尤其是對美國陷入目前困境的自身政策和結構根源缺乏必要的檢討和反思。
    中國是在制度、歷史、文化各方面都具有自身特色的大國，目前正在全球化環境中探索和平發展道路，正確處理對美歐等主要發達國家的關系是管理這一發展過程的挑戰性議題。中國應在堅持獨立自主基本方針前提下，重視經貿領域較多存在雙贏機會的特點，結合國內改革議程推進與外部世界的務實合作。在這方面開放宏觀政策調整較有潛力，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也有助于雙贏。中國還應重視改革與開放互相促進的“轉型動力學”成功經驗，加快國內土地改革、國企改革、開放宏觀政策架構改革，為新十年持續快速追趕拓寬、夯實制度基礎的同時，進一步經營和改善外部經貿環境。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66期，摘自2011年第2期《國際經濟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