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學者認為美式資本主義已從神壇跌落

    
  （美國《外交》雙月刊2011年3/4月號文章）題：后“華盛頓共識”－危機之后的發展（作者美國全球發展中心主席南希?伯索爾、美國斯坦福大學弗里曼－斯波格利國際問題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弗朗希斯?福山）
本次世界經濟危機凸顯了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的不穩定性，美國式資本主義已經從神壇上跌落下來。西方國家要求新興市場在全球事務中承擔更大的領導角色，就是承認它們已經不能單靠自己處理全球經濟事務。所謂“世界其余國家的崛起”并不僅僅牽扯到經濟和政治權力，還牽扯到各種思想與模式在全球范圍的競爭

    上一次一場全球范圍的經濟蕭條起源于美國的時候，其影響不僅對世界經濟，而且對世界政治來說，都是毀滅性的。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為一種轉變準備了條件，就是放棄嚴格的貨幣主義和自由放任的政策，轉而采取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更為重要的是，對許多人來說，它使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喪失了合法性，從而為激進的和反自由主義的運動在世界各地的興起鋪平了道路。
  而本次經濟危機發生時，并沒有出現任何激烈地否定資本主義的現象，即便在發展中國家也是如此。2009年初，正當全球金融恐慌處于最嚴重的時刻，沒有任何發展中大國的領導人不再信奉自由貿易或全球資本主義制度。相反地，卻是地位穩固的西方民主國家強調了過度依賴以市場為導向的全球化的風險，呼吁加強對全球金融業的監管。

                             自由市場模式受審判

    如果說這場全球金融危機讓一些發展模式受到審判的話，那就是自由市場或新自由主義模式。該模式強調小政府、取消管制、私有制和低稅收。很少有發展中國家認為自己已經充分采納了這一模式。
    實際上，在這場危機爆發前許多年，發展中國家一直疏遠這一模式。20世紀90年代末東亞和拉美發生的金融危機使與所謂“華盛頓共識”相關的許多思想，尤其是完全依賴外國資本的思想喪失了信譽。到2008年，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都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保持了對本國銀行體系的監管與控制，從而減輕了自己國家受到外國金融市場影響的程度。這些政策提供了與全球經濟的波動性相隔離的環境，其正確性的證明是最近的危機之后令人印象深刻的復蘇：與發達國家相比，新興市場的經濟增長數字要高得多。
  這場危機凸顯了資本主義制度——甚至像美國那樣先進的制度——內在的不穩定性。因此，美國版本的資本主義即使沒有完全喪失信譽，最起碼也不再占據主導地位。在今后10年里，新興市場和低收入的國家很可能會進一步改革自己的經濟政策方針，用與自由市場模式相關的靈活性和效率換取旨在確保更強大的恢復力的國內政策以應對競爭壓力和全球經濟創傷。這些國家將會不那么注重資本的自由流動，而是更多地關心通過社會保障網計劃把給社會造成的破壞減少到最低限度，更加積極地支持國內工業。它們將會比從前更加傾向于不尊重發達國家假定的專業技能，而是認為，不僅經濟實力，而且知識的實力都正在變得越來越均勻地分布。

                             “外資崇拜”消亡

    危機爆發前的舊的經濟共識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假定發展中國家能夠從增加外資流入中獲得很大的好處——即經濟學家阿爾溫德?蘇布拉馬尼安所說的“外資崇拜”。
    盡管有關自由貿易益處的著述頗豐，但資本充分流動所帶來的好處則遠非那么明確。造成這一點的原因與金融部門和“實體”經濟之間的根本差別有關。自由的資本市場的確能夠高效率地配置資本。但相互聯系的大型金融機構也會冒險。而這種風險給經濟的其他部門強加巨大的負面外部性。
    因此，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機帶有悖論性的后果之一可能是，美英兩國人最終將會領教到東亞人十多年前就弄明白的事情，即開放的資本市場，加上沒有監管的金融部門，是一場等候已久的災難。
    因此，這場危機的一個明顯的后果就是外資崇拜的消亡。曾經熱衷于這一做法的國家，譬如冰島、愛爾蘭和東歐的那些國家，遭到的打擊最為嚴重，并面臨的經濟復蘇也最為艱難。
  這場危機的作用是凸顯了資本主義制度——甚至像美國這樣發達和先進的制度——內在的不穩定性。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已經從神壇上跌落下來。

                              反思政府經濟角色

    這場危機的一個后果就是有關產業政策的新一輪討論的展開。產業政策是一國旨在開發具體的產業部門的戰略，通常是通過低息信貸或者直接的補貼等支持，或者通過國家對開發銀行的管理。這種政策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被當作危險的失敗而遭到否定，因為它們以很高的財政成本維持了效率低下的、“圈內人”從事的產業。但是，這場危機和一些國家對其做出的有效的反應很可能會提升一種理念，即發展中國家稱職的技術官僚能夠高效率地處理國家在生產部門的參與。例如，巴西利用自己的政府扶植的開發銀行把信貸迅速地引向某些部門，作為其在危機推動下實行的初步刺激計劃的一部分。而中國在國營銀行方面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
    最近30年來，設在華盛頓的發展機構認為，經濟增長較多地受到了政府的無能和腐敗，而不是市場失靈的威脅。鑒于美國式資本主義已經從神壇上跌落下來，所以這種看法是否有可能開始轉變？認為國家能夠扮演更加積極角色的想法是否有可能產生大得多的吸引力？
    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領導人都對中國抵御這場危機的出色能力贊嘆不已。中國之所以能夠這樣做，是因為一部能夠避免混亂的民主進程所造成的延誤的、嚴格管理的、自上而下的決策機器。
  促進高效政府部門的發展是世界所面臨的發展方面的最嚴峻挑戰之一。世界銀行和英國的國際發展部等發展機構15年來扶持了一些計劃，但卻收效甚微。這些計劃旨在使政府部門得到加強，促進善治，打擊腐敗。就連美英兩國的金融監管者也未能利用自己現有的權力，或者與迅速演變的市場保持同步。這一事實提醒人們，高效的政府部門甚至在最發達的國家也難以維持。

                              發展議程明顯轉變

    從現在起幾年以后，歷史學家們很可能會認為，這場金融危機是美國在全球事務中占據經濟主導地位的終結。但是，朝著多極世界的發展趨勢開始得要早得多。西方金融市場的崩潰及其虛弱的經濟回升僅僅使這一進程加快。
    這場金融危機最終導致了七國集團作為協調全球經濟政策的主要場所的消亡及其被二十國集團所取代。由于二十國集團與七國集團不同，包括了巴西、中國和印度等新興國家，所以經濟協調的擴展標志著，早就應該承認全球經濟參與者組成一個新的集團。
  西方民主國家要求新興市場在全球事務中承擔更大的領導角色，言外之意就是承認，它們已經不能單靠自己處理全球經濟事務。但是，所謂“世界其余國家的崛起”并不僅僅牽扯到經濟和政治權力，而且還牽扯到各種思想與模式在全球范圍的競爭。西方，尤其是美國，不再被看作有關社會政策的創新思維的唯一中心。例如，有條件的現金轉移計劃最初是在拉美制訂并實施的。至于產業政策，30年來西方在這一領域中所貢獻的創新思維甚少。要想見到實踐中的成功模式，必須轉向新興市場國家，而不是發達國家。在國際組織問題上，美國和歐洲的聲音與思想的主導地位日益下降。新興市場國家——這些國家一直是國際金融機構資金的重要提供國——的聲音與思想越來越受到重視。
  所有這一切表明了發展議程方面的一項明顯的轉變。這曾經一貫是在發達國家產生的、在發展中國家得到實施——實際上往往是強加于后者的一項議程。美國、歐洲和日本將繼續充當經濟資源與思想的重要來源。但是，新興市場正在進入這一領域，并將成為重要的參與者。巴西、中國、印度和南非等國在用于發展的資源和有關如何利用這些資源的最佳實踐方面，都不僅將成為捐贈國，而且將成為受益者。盡管世界上的很多窮人都生活在其境內，但這些國家就經濟、政治和知識而言，已經在全球舞臺上獲得了新的尊重。事實上，發展從來就不是富人恩賜給窮人的某種東西，而是窮人自己實現的東西。西方大國看來最終正在覺醒，認識到這一真理，因為這場金融危機對它們來說還根本沒有結束。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73期，摘自 2011年3/4月號美國《外交》雙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