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霸權與金融危機——大衛?哈維《新帝國主義》評析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的大衛?哈維教授在2003年出版的《新帝國主義》一書中對“新帝國主義”的掠奪本質進行了深入分析，對其掠奪方式的邏輯變化進行了深刻揭露。他認為帝國主義霸權有三大支柱：即生產力、軍事力量和金融。他進一步將帝國主義霸權分為三個時期：1870-1945年是生產力霸權時期；1945-1970年是軍事力量霸權時期；1970-2000年是金融霸權時期。大衛?哈維是當代英美辯證法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雖然被一些西方人看作“一個激進的學者”，但他關于“新自由主義霸權”的理論對于理解這次由美國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的本質具有一定的啟示。
  一、新自由主義霸權的邏輯必然性
  大衛?哈維認為，“新帝國主義”是兩種要素的矛盾融合。第一個要素是一個國家或國家聯合體在全世界實現其目標的斗爭中采用的政治軍事戰略，表現為“領土邏輯”。第二個要素指經濟權力在世界范圍內的擴張，表現為“資本邏輯”。大衛?哈維認為，新自由主義霸權是建立在“權力的領土邏輯和權力的資本邏輯”的“辯證的內在關系”的基礎之上的，是帝國主義“權力的領土邏輯和權力的資本邏輯”運動的必然結果。他說：“我們應將這兩種邏輯之間的關系視為一種存在疑問的，甚至經常是相互矛盾的關系（也就是辯證的關系），而非一種功能性的或片面的關系。這兩種明顯不同但卻相互糾纏的權力邏輯之間的辯證關系，為分析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打下了基礎。”權力的領土邏輯和權力的資本邏輯這兩個概念是喬萬尼?阿瑞吉提出的。權力的領土邏輯是指“國家和帝國主義政治” ，它是一種特殊的政治工程．其行為者的權力奠基在領土控制和動員人力資源、自然資源以達到政治、經濟和軍事目的的能力之上；而權力的資本邏輯是指“ 資本在時空中的分子式積累過程”， 它是一種在時空中擴展的政治經濟過程， 在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對資本的控制和利用。大衛?哈維認為，“在任何特定的歷史——地理階段， 這兩種邏輯中必定有一種占據主導地位。”喬萬尼?阿瑞吉在《帝國主義幾何學》中舉例說：德國的帝國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普魯士在統一中的領土擴張主義， 因此德國的帝國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領土擴張的特征。而美國的帝國主義的擴張方式不是主要表現為領土，而是資本的擴張。漢娜?阿倫特據此指出了帝國主義霸權產生的必然性，她說：“資本的無限積累必須建立在權力的無限積累之上……資本的無限積累進程需要政治結構擁有‘權力的無限積累進程’，以通過持續增長的權力來保護持續增長的財產。”大衛?哈維進一步指出：“如果權力積累必然伴隨著資本積累， 那么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是霸權不斷擴張和膨脹的歷史。”
  20世紀70年代能源危機以后， 隨著日本和歐洲經濟的重新崛起， 它們日益增加的競爭力不但給美國在生產領域的主導地位帶來挑戰．而且在某些生產領域還超過了美國。由于在生產領域受到威脅， 美國轉而通過金融領域來維持自己的霸權。“ 金融資本在這一時期進入了美國霸權的核心舞臺，并已經擁有足夠的力量對工人階級運動和國家行為施加決定性的影響， 尤其是在那些陷入嚴重債務危機的國家里。”隨著美國在全球制造業中的主導地位逐步削弱， 它開始將金融力量的觸角伸向整個世界。世界其他地區的前所未有的廉價商品潮水般涌入美國，從而推動了美國一直致力于推動的永無止境的消費主義。為了維護永無止境的消費主義，金融資本家不斷推出新的金融衍生工具， 使金融運行的鏈條不斷拉長， 金融風險不斷擴大。最典型的是， 為了刺激住房消費， 美國金融資本家推出了次級貸款， 最終導致次貸危機， 并引發了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
  金融化是世界歷史范圍的周期性資本過度積累的結果，馬克思的資本總公式在解釋世界資本主義周期性模式時就已經描述了資本主義物質擴張階段和金融擴張階段的交替。在物質擴張階段，貨幣資本使商品運轉起來， 在金融擴張階段， 擴大了貨幣資本， 使金融交易活躍起來。馬克思的資本總公式明確指出了資本過度積累和資本金融化不斷變化的趨勢。因此， 資本金融化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邏輯， 進入新帝國主義階段后， 資本金融化則以新自由主義霸權的金融霸權形式表現出來。
  二、新自由主義霸權的現實危害性
  大衛? 哈維在《新帝國主義》一書的第二章專門列出了“ 新自由主義霸權” 一節， 闡述的正是從1970年至21世紀初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霸權金融化的過程。金融化的直接結果是：第一，導致“紐約因此成為全球經濟的金融中心”。第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勞工權利的下降和工人階級社會地位的相對下降”。第三，“在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 則形成了規模巨大、既無組織又無紀律的無產階級。”金融資本在這一時期進入了美國霸權的核心舞臺。因此， 新自由主義霸權在能源危機后的重要表現就是金融化和金融霸權。
  大衛? 哈維尖銳指出了新自由主義霸權的金融化后果，歸納起來，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 金融資本的世界性。各主要資本強國有可能在“ 和平” 協作的基礎上建立一種超帝國主義，如八國集團，“ 而且金融資本的世界性（ 以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為標志） 將可能是其最基本的意識形態。”現在，金融資本的世界性伴隨著經濟全球化表現得越來越明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等國際組織在全球范圍的影響越來越大。
  第二， 金融資本的掠奪性。在新自由主義大旗下， 各國要開放資本市場，“必須打開一些新的利潤豐厚的資本積累場所（ 比如中國），如果此舉不通的話，就不得不進行新一輪的資本貶值。這就產生了如下問題： 誰將承擔新一輪資本貶值的沖擊？”大衛?哈維指出：“通過從海外賺取的高額利潤，中心地區的低額利潤得到了有效補充。我所稱之為‘ 剝奪性積累’的行為成為全球資本主義（ 私有化是其一個關鍵的組成部分）的核心特征。”在這里，他看到了新帝國主義以金融霸權為武器， 通過資產貶值來掠奪世界資源以及掠奪發展中國家的“ 剝奪性積累”的本質。
  第三， 金融資本的脆弱性。大衛?哈維指出： 由于資本外逃和美元貶值， 美國經濟的脆弱性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但是這種脆弱性具有兩面性。如果美國市場出現崩潰， 那么那些依靠美國市場來消化其生產能力過剩的經濟體也將隨之遭殃。”這句話是在2003年說的， 那時全球金融危機還沒有爆發，但他敏銳地看到資本主義金融體系崩潰和金融危機爆發的必然性。他認為， 金融資本貌似強大，但與實體經濟相比，其實很脆弱。與工業、農業活動中的價值創造相比， 金融資本永遠更容易受到攻擊。在所有股票聯手拋售和貨幣貶值過程中， 都會出現新的和重要的工業生產聯合體， 創造出一種反作用力，從而證明在實際價值的生產面前， 金融資本是多么脆弱。
  三、提高對新自由主義霸權的警惕性
  在《新帝國主義》一書中， 大衛?哈維從國際層面揭露了新自由主義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金融和經濟體系的破壞。
  首先， 新自由主義霸權以金融霸權為工具，對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進行直接和間接的破壞。其破壞的例證： 一是新自由主義霸權造成了20世紀80年代拉丁美洲的金融風暴， 美國金融資本侵入了拉丁美洲整個經濟并重新獲取了它們的資產，造成拉丁美洲國家20多年經濟發展徘徊的局面。二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在蘇聯、東歐國家推行“休克療法”，倡導“華盛頓共識”， 造成了蘇聯、東歐國家社會制度和經濟體系的崩潰。三是“1997年， 對沖基金對泰國和印度尼西亞貨幣的攻擊，加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它們實行嚴格的通貨緊縮政策．導致整個東亞和東南亞地區陷入金融危機，公司大量破產，成千上萬的人陷入失業和貧困的境地。”
  其次，“新自由主義霸權” 除了對發展中國家進行資本掠奪之外，也造成了發達國家金融體系的危機。一是國際收支狀況惡化。導致美國經濟出現衰退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其急劇惡化的國際收支狀況。二是債務危機。為了彌補財政赤字和國際收支不平衡，發達國家政府大都陷入頻繁舉債和寅支卯糧的債務危機中，“美國貿易和經常項目赤字達到了創紀錄的水平，并導致美國外債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增長。”三是經濟日益虛擬化。特別是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斷推出， 拉長了資金鏈， 使資本流動的脆弱性日益顯現。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說明了美國虛擬經濟的脆弱性和金融資本的貪婪性。
  大衛?哈維還指出了新自由主義霸權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他認為，新自由主義霸權的金融力量正將關注的焦點逐漸轉向中國。“從當前來看，中國明顯是一個可以吸收剩余資本的候選國。這不僅說明中國擁有為解決過度積累問題而進行臨時性‘時間— — 空間修復’的潛力．而且這還與全體體系內霸權的轉移有關。”之所以這么說， 不僅是因為中國吸收了過度積累的資本， 而且還因為經濟和政治權力的天平正在向作為地區大國的中國傾斜，這將會使亞洲地區的國家在與美國的競爭中處于更加有利的位置。因此對于美國而言，更加有理由來遏制中國從黑海盆地和中東地區日漸增長的石油供應需求。通過金融杠桿操控油價遏制中國日益旺盛的石油需求，進而提高中國產品的生產成本， 降低中國產品的競爭力，這是新帝國主義金融霸權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新帝國主義金融霸權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另一重要手段是干涉人民幣匯率。美國不斷壓迫人民幣升值，將人民幣匯率問題由經濟問題上升到政治問題和法律問題的層面，試圖通過國會立法來強力干預人民幣升值，這充分暴露了新自由主義金融霸權的帝國主義本質。正如彼得? 高恩(Peter Gowan)所指出的：“ 華盛頓所擁有的操縱美元價格和利用華盛頓國際金融支配權的能力，使美國政府可以不去做那些外國政府必須去做的事情； 觀測國際收支； 調整國內經濟以確保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觀測公共和私人負債水平；建立有效的國內金融媒體體系以確保國內生產部門的強勁發展。”美國經濟已經“ 擺脫了的所有這些苦差事”，由此而產生的結果是“ 所有國民經濟核算的正常標準已經遭到極大扭曲， 并已不再穩定。”當前， 全球金融危機呈現緩解的跡象， 但我們要看到的是，金融危機的緩解并不是新自由主義放棄了金融霸權， 它可能以另外的形式表現出來。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72期，摘自2011年第4期《高校理論戰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