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會有國家？當原始人類在協作生產、生活過程中可以產生剩余產品時，預示著產生國家的基礎形成了。國家的實質就是一架“搬運機器”--將產品進而財富從一部分人手里“搬運”到另一部分人手里，而為了更有效率地“搬運”就一步步地衍生出復雜的各種社會結構例如軍隊、與多樣現象例如宗教，但這一切改變不了為其核心--為財富分配服務的使命。所以，任何分析、探討問題時必須厘清核心在哪里？其他都屬于為這一核心提供延伸服務。同樣，在分析國際經濟關系時所要抓住的核心就是全球財富如何分配到各國或則某些集團，其他都為這一核心服務的。　　

    人類最早建立的不平等社會--奴隸社會或以后的農奴社會(注：例1959年前西藏地區實施的政教合一社會)，其財富分配結構如同金子塔安置在一個寬大的基座上，越朝陡峭的尖頂部分所分配到的財富就越多，即把大部分人應得財富“搬運”到小部分、甚至極小部分人那里。其后的封建社會、資本社會在一國范圍內寬大基座逐漸合并到金子塔內，財富分配的均勻性趨于改善，但這并沒有根本性改變將大部分人應得財富“搬運”到小部分人的結構與體系。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不就在記錄著這一部歷史。在奴隸社會，奴隸只不過是“會說話的牲口”而已，奴隸所擁有的全部財富就是維持生命、維持生存的物質而已。這種社會，通過大屠殺來獲取財富是一種最為流行的方法。例如，成吉思汗的蒙古，往往通過大屠殺甚至屠國(例如西夏)來獲取財富，這是人類歷史記錄中一部可恥的歷史。成吉思汗的蒙古除了屠殺來掠奪財富以外，這些至今西方社會“頂禮膜拜”的行為并未給人類文明帶來有用的價值。無可否認，蒙古人屬于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但更不應忘記元朝的廣大漢人只是奴隸而已。人們切不要以為“大屠殺”只是層封的歷史，或者希特勒的“大屠殺”也只不過是歷史長河中一段小插曲、一個變態人所為而已。歷史上，隨著所謂“地理大發現”(事實上早在之前中國人已經或多或少地發現了)，隨之而來的西班牙人對財富“獸欲般”的欲求，拉美國家的原住民被“大屠殺”了，這種“大屠殺”完全不亞于希特勒的德國對吉普賽人(現稱為羅姆人，對吉普賽人的屠殺完全不亞于對猶太人，只是吉普賽人屬于“大篷車”上的人，難以得到歷史公正的記錄而已)與猶太人的大屠殺。但是如果認為西班牙人或者希特勒德國的大屠殺是近代史上的登峰造極之作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所有這一切與“盎格魯-撒克遜怪獸”的大屠殺相比，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在北美、在澳大利亞，原住民已經被屠殺到生物上“瀕臨絕種”的程度，只是在近幾十年的國際政治思潮變化過程中，才得以“休養生息”脫離絕種的困境。當然，這還不是近現代史上最壞的例子，在日本的殖民地北海道，原住民阿伊努族已經“絕種”了。這里，哪有“政治”之席，有的只剩有國家利益或則利益集團的博弈。　　

冷戰的前中期，一些西方國家在其國內財富分配上更加注意了財富分配的均勻性，有將小部分人所得財富“搬運”到大部分人的趨勢與傾向，但是更多的是將別國的財富分配到自國內部。而上世紀80年代以來以美國“里根經濟”為標志一些國家所實施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不僅加劇將別國財富分配到自國內部的進程，而且在國內的財富分配上趨向倒退，財富分配的均勻性日趨惡化；同時也加速了這一進程：財富越來越從一個“自然生成”過程演變成一個“刻意制造”過程。　　

    那么，何謂國民經濟中的“財富”？作者也頗感是個困惑的概念，財富在中文中有著廣泛形式、具有豐富含義的一個名詞，但在本書中財富這一詞越來越和價值以及貨幣相聯系的名詞。財富也擁有或則部分擁有了貨幣的一些功能：如交易的中價，延期支付的標準，價值的儲存工具。　　

    可以說，自從人類進入奴隸社會，一部人類文明史就是一部財富“搬運”史。從公開、直接地掠奪有形、物質化的財富轉向隱蔽、間接地但卻是有系統、有效率地“轉移”財富。不僅是有形、物質化的財富，還有無形、“虛擬”化的財富，而且創造出更具有依賴性、破壞性的體系與結構，從一個有形、公開的國家往往通過暴力實施財富的“搬運”轉向無形、網絡化的利益集團借助其架構的國際政治體系從而設計出財富“搬運”的途徑與路線圖。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全球或則一國范圍內實施財富分配的均勻性這是歷史發展規律，雖然這一歷程將是漫長的，但是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因為人類畢竟在追求社會的穩定與正義。　　

[故事]  作者在國外生活期間，經常受到基督信徒的勸誘。當時作者回答：我不信神，這是因為各種宗教都有各自“上帝創造世界”的故事，而地球只有一個、人類也只是人類自己，所以我不信宗教的“真實性”。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需要宗教，因為當人們無力時需要一種解脫形式，當人們軟弱時也需要尋找精神的安撫者和寄托者。如果自己哪一天也遇到了這種時候，我也會尋找某個“上帝”。　　

    前面涉及到“國家”將其內部的部分財富從一部分人“搬運”到另一部分人那里、或則從一個國家“搬運”到另一國家，那么有否國際金融集團來代替“國家”起著主導作用呢？雖然“國際金融集團”在操縱世界經濟，在有限地解體國家的觀點很難印證，但是作為國人拉起這個“弦”實屬必要。　　

以美國為首西方國家所推行全球化的核心是國際金融集團依附于某個強有力國家載體上，以武力威脅為后盾通過各種形式的戰爭對各國作有限解體。即對國家一些元素進行標價化，在“虛增與推低”、“自由與規制”中實現“利潤”最大化。據說這股全球化浪潮理論核心締造者的伯特蘭·羅素認為：科學和技術的無限進步造成對人類生存的威脅--只要主權國家能自由地發展其科學研究和工業能力，所有的國家都能造出核武器。因此，要想世界保持安全就必須限制不發達國家獲取工業技術，消除科技進步并將其置于嚴格控制之下，消滅國家主權、建立一個“專制”的世界政府。　　

如何實現上記“世界政府”？對于國際金融集團來說，盡可能多的將各種元素引入到“市場競爭”中，通過業已形成或“指導”形成的各種有力條件，在最小化考慮社會成本與管理成本的條件下控制國家的經濟命脈、進而控制政權來實現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社會成本與管理成本是由國家，最終有利益集團的操縱對象自己承擔。　　

作者一直認為二戰結束后的世界還是處于后殖民時代經濟結構之中，這種結構的特征是：占全球人口小部分的發達國家占據財富、資源分配的頂部；而擁有大部分人口的發展中國家僅占有少量財富、資源，構筑國際分配中業已存在金子塔型經濟體系的寬大底部。這一經濟體系是在西方國家完成對中國的半殖民地化與對印度的殖民地化后就始終貫穿著近、現代世界發展史，它是西方一些國家通過不斷的戰爭與殖民統治所建立起來的。　　

同時必須指出：國家有限“解體”與維系金字塔型國際經濟體系是國際金融集團的目標與贏利所在，而不受限于國際金融集團的大經濟體是進行操作的致命威脅。因此，在今后較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將成為國際金融集團攻擊的標的國，影響著中國經濟的運行，即中國經濟運行的風險與難度將日趨嚴峻。　　

    現在就以對冷戰的新觀點為例進行說明。蘇聯成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死敵，至今為止西方主流的解釋是意識形態的原因。作者并不認同，作者的觀點：國際政治是國家利益的博弈，與傳統政治無關。尤其在冷戰結束后的今天，這是國家的生存權、獲取更大國家利益的博弈。分析人類歷史上僅有的二次世界大戰不難做出這一結論。首先以一戰為例，1914年開戰時蘇聯(1917年)還未出生。這是一個后起的德國對已經分割完畢的殖民體系要求重新分配的強烈訴求與為更穩固地保持中歐霸主地位的奧匈帝國為主的同盟國，與最大殖民宗主國的英法俄為主的協約國，以及一個蠢蠢欲動欲摘取勝利果實的全球最大經濟體美國間的戰爭。所有主角在政治、經濟上都屬于同一屬性的國家，所有的國家都經歷過至今也被“美譽之極”所謂亞當斯密“市場無形的手”攪動得國內政治關系日趨緊張而不得不啟動一系列“反托拉斯法”，從而部分地截斷“市場無形的手”這一嚴峻的歷史時期(注：其實在國內也不乏其例，例如國美的“黃光裕”現象，如果完全放任“市場無形的手”，則千萬的人欲哭無淚，血本無歸)。日趨緊張而與政治全然無關的國家利益博弈，才導致了這場世界大戰。而二戰則是對戰后處理日趨不滿的日意兩國與戰后處理“受害國”的德國為主的國家結盟在一起，為了訴求自稱的“生存空間”而與英法兩國在國家利益的博弈上日趨緊張，而美國又在扮演一個欲摘取勝利果實的全球最大經濟體這一角色，所有這些國家在政治、經濟上都屬于同一屬性的國家。所有上述這些國家并未以意識形態為緣而站在一起聯手對付蘇聯，而作為戰后處理“受害國”的蘇聯也并未同有同一遭遇的國家站在一起。德國首先發動的是對法、對低地國家的戰爭，而日本也是發動了太平洋戰爭美國才“姍姍來遲”地加入二戰。兩場戰爭都無所標稱的“政治”誘因，有的只是國家利益的博弈。再反思與回顧二戰結束后所有的軍事戰爭行為，在作者的《美國：戰爭狂人在二戰后的戰爭記錄》博文中對西方國家所自詡“民主國家愛好和平”的歷史真相已有詳論了。所有這些軍事戰爭行為中，兩大政治集團間的戰爭或者社會主義國家間的戰爭只占有微不足道的小數點部分，而且其中占絕大多數的兩大政治集團間戰爭中絕大多數戰爭挑起國是西方國家。這些占有絕對多數的戰爭行為，無論用任何的政治術語進行解釋都無法洗清屬于類似政治、經濟屬性國家間的戰爭，而且其中占絕對多數的戰爭中參與國或者更確切地說主導國是美國。無可否認，其中有些戰爭不是為了美國的經濟利益，但更多的是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即屬于美國國家利益博弈中的使然，絕不是意識形態上的“作怪”。　　

    反觀冷戰期間兩大政治集團的對決，所謂的“意識形態”上的爭斗其實屬于表面上的“遮羞布”，掩蓋著國家利益博弈這一核心。一個鮮有“虛增與推低”即去杠桿化的計劃經濟體，一個難易被國際金融集團甚至美國所操控的國家，更何況是一個大國而且還有一個集團，其存在的本身就是一個致命的威脅，極大壓縮了操控的空間。就如同股市中的一個莊家，后面站立著一位虎視眈眈的大主兒，透心骨地涼。這里有的只是“利益”而不是“意識形態”。當然，還有一個絕佳的佐證：上世紀70年代起的中美戰略結合共同對蘇這一史上一絕。從歷史資料中不難發現中美交涉中，只有赤裸裸的國家利益，毫無意識形態交鋒的空間。　　

    這里，前述陸克文的“美國何時與中國開戰”論，這絕不是一國一人之論。在美國，在經濟學家中間不乏其人其事。經濟學家似乎應該遠離政治的，但恰恰涉涉水了國際政治之中，因為這不是傳統的政治，是國家利益。盡管會有各種各樣的說辭，但掩蓋不住一個核心：竊賊，竊取財富。　　

[實例1-4]    中國新聞網在2009年02月17日刊載了《停滯的帝國：清朝GDP占世界總額1/3》一文中指出：直到乾隆辭世的l8世紀末，中國在世界制造業總產量所占的份額仍超過整個歐洲5個百分點，大約相當英國的8倍，俄國的6倍，日本的9倍，剛剛建國的美國不存在比較的基礎。中國GDP在世界總份額中占到將近1/3。　　

    通過軍事戰爭來達到調整多國或者全球各國的財富分配地位，這是最直接也是極為有效的途徑，這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有過太多的歷史記錄。所以在次貸危機進行過程中的今天，一些美國、西方國家的政客、甚至華爾街的大佬們針對中國軍事戰爭的叫囂不絕于耳就不足為奇了。對中國而言，一場甚至幾場軍事戰爭并不是遙遠之事，但是在今天的世界政治格局，在次貸危機進行中的今天，中國應慎言戰爭，因為今天的中國已經成為最大的標的國了。同時如果有信心中國可以成為次貸危機后的贏家，那么不遠的將來中國可以更容易獲取利益，因為時間在中國這里。　　

[實例1-5]    1978年保羅·沃爾克在英國沃維克大學的一次演講中提出：世界經濟中某種程度的“有控制地解體”是80年代的一項合理的目標。該氏就是在1979-87年期間時任美聯儲主席，不久之前為奧巴馬總統的經濟復蘇顧問委員會的主席。　　

[實例1-6]    據巴基斯坦前總統穆沙拉夫在其回憶錄《火線上》記載：“9.11”事件的次日，美國國務卿柯林·鮑威爾將軍在電話中直截了當地說：“你要么和我們站在一邊，要么成為我們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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