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動標桿　　作者張偉林 11年5月，歡迎各位網友轉載與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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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從各大媒體上據悉，社科院與云南財經大學聯合發布的2011年《新興經濟體藍皮書》中預測：2020年的中國經濟總量有可能超越美國居世界第一。曾幾何時，社科院編寫、北大發行的《中國現代化報告2005》中提出了以下一些觀點：
1 2002年中國的綜合現代化水平只相當于1858年的英國；1892年的美國；1957年的日本和1976年的韓國。如果以綜合年代差來表示，2001年中國與美國等二十幾個發達國家的綜合年代差在50至100年左右。
2 如果把人均GDP和經濟結構的綜合年代差理解為中國經濟現代化水平與其他國家的年代差距，則2001年中國經濟現代化水平與美國等7個國家的綜合年代差約100年，與德國等7個國家約為80年，與日本等6個國家約為50年，與葡萄牙等5個國家約為30年。
3 中國經濟現代化的任務是：21世紀中國經濟現代化的國際水平要上三個臺階，中國經濟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要前進六個階段，中國經濟現代化水平的世界排名提高60位左右。具體而言，中國經濟現代化水平，在2020年左右從經濟欠發達國家升級為經濟初等發達國家；在2050年左右從經濟初等發達國家升級為經濟中等發達國家；在2080年左右從經濟中等發達國家升級為經濟發達國家，在2100年前達到經濟發達國家的前列。
    短短的幾年，一個國家的經濟規模快速逾越了30年：即在《新興經濟體藍皮書》中聲稱的2020年中國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一應是在《中國現代化報告2005》中所提到的(注：至少是)2050年左右成為經濟中等發達國家這一水平。又要見證一個創造歷史的奇跡了，在一個平穩發展的國家里。只是可惜的是這僅僅只是這批“經濟學家”們在紙上的“游戲”而已，癡人在造恥跡。真是情何以堪：中國的一個國家級經濟研究單位及專聘“專家”與國際上一些別有用心的機構、協會與學者遙相呼應、默契配合，用一些低級的、甚至可以被視作為“低能兒”似錯誤在忽悠甚至惡意誘導國人犯錯誤，在誤國殃民。建議這些“經濟學家”們少做些不切實際、不著邊間的預測，多做些承擔起一個國民的責任、負起一個公民的良心與民與國更有益的工作。不談“國家興旺，匹夫有責”這些“大話”，經濟學家們更應該懂得“一個大家的安康，才有小家的滋潤”這一道理。
    現在將在寫作中《大國競爭戰略與中國的未來戰略》一書中已完成的部分內容以系列博文形式進行公開，這是第三篇，具體內容如下：

    移動標桿，這在國際經濟中屬于常見、或則“不可或缺”的現象。可以這么說：現在國際經濟中的新殖民經濟體系，以及所繼承的原有殖民經濟體系的建立，甚至在經濟戰爭中所賴以的工具都與移動標桿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論文二中提出的“虛增與推低”概念就屬于移動標桿的一種形式，而在第一節中提出的一個假設：美國一次性在1950年就完成了未來59年通貨膨脹率的效應，也屬于一種移動“標桿”的方式。甚至可以認為，可比GDP即所謂實質GDP也在移動標桿，而現價GDP作為其特例，只是未移動標桿，但是現實價格體系中確實移動了標桿的一種特例。
    論文一中作者提出一系列預測，其中之一：“按現在國際政經形勢發展：如把港、奧、臺歸入中國內計算，中國將在2020年代前期超過美國；大陸將在2020年代中期結束前超過美國，…此時大陸的人均GDP將比2006年的水平翻三番左右，…但是達到這一標值的最為關鍵條件是中國對變化中的國際政經關系起著積極的主導性作用，即中國超過美國的速度直接取決于中國在國際政經關系中的地位如何變化。”
    這里，有必要說明：預測建立在現有國際政治格局基本無變化這一絕對前提條件下的。簡言要之，美、俄、歐與中國相互間沒有卷入一場直接代理人戰爭，當然更不用要說直接的戰爭。這是因為國際政治決定經國際濟而絕不是相反，這是任何預測的絕對前提條件。在作出預測時的設定是：人民幣匯率上升到4左右，美國GDP接近30萬(億美元，以下同)。
    當然，在第一節中也提出了一個數字游戲：如果在2008年人民幣年均匯率一舉恢復到歷史最高點的1.4984，則中國GDP將不是45200而是209502，遠遠超過美國的143691。類似移動“標桿”的數字游戲累見不鮮，但是最為關鍵的是中國做好了這一準備嗎？即關鍵不在于預測的本身，而在于如何確保預測實現所賴以體系的建立，也就是說比預測本身更為重要的是全球政治架構的重建以及新的全球經濟運行模型的建立，這就是本書寫作的動機。
作者一直持有的觀點：創建新中國的領袖給中國所帶來的戰略價值這是其他任何領導人都無法比擬的。據悉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在奧巴馬總統上任之初見到希拉里國務卿的第一句話就是直接詢問美國何時與中國開戰，一個真情的使然。因為改變財富分配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軍事戰爭，如果沒有建國領袖帶給中國的戰略價值何談改革開放之有。鴉片戰爭、八國聯軍、日本侵華又將重現，這絕不是“癡人癡語”。記住：八國聯軍中英軍主要是由澳(大利亞)新(西蘭)聯軍組成的，白澳的危機觀與生俱來，因為以前是由英國、現在是由美國保護著。二戰中如果沒有美國的保護，澳大利亞早被日本占領了。白澳認為中國與澳大利亞的戰略沖突屬于無法回避的必然性，且伴隨著中國的經濟振興，這種恐懼性將與日俱增。一個霸權美國的小跟班澳大利亞都是如此，何談霸權美國本身了。這里要指出一點的是中國停止運十的商業化徹徹底底屬于愚蠢之極的荒誕舉措，所帶來戰略價值的損失無法估量。任何在戰術上的千分之力的效果不及戰略上的一分之力，這該是國人應該切切記住的教訓。
    再探討一個移動“標桿”的分析案例，如果印度在匯率上與人民幣匯率下跌幅度保持同步的結果，從圖1-1中可知，即使印度的經濟增長率小于中國，也無礙于印度正在接近美國經濟規模1/3這一敏感數字。甚至作為全球最大“民主”國家，美國如同其他所標榜的那樣歡迎印度貨幣不貶值，則印度將一舉越過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是因為與1970年人民幣年均匯率2.4618相比，2008年年均匯率6.9451使得人民幣匯率跌去了約65%。美國會歡迎第三個超過美國經濟規模1/3的國家嗎？答案可以肯定是“不”。因此，美國從來就不歡迎競爭大國的貨幣強勢化，其實這是普遍性的一般規律。
    所以說，國內彌漫著“一夜暴富”的觀念極為危險。不恰當地“獲得”財富，最終別“吃撐著”，“咽死，梗死”。如果喜好“移動標桿”，還有一種移動標桿的實例，即論文一中提出的大陸遲遲不能統一中國的代價：1996年未能統一使得中國失去了一個接近1996年大陸的GDP，這一數值是8560億美元。提供以下數據：2006年與1996年相比臺灣的GDP從2893億美元變化到3646億美元，而匯率從27.46跌倒32.56；和2006年大陸對臺灣的貿易逆差為664億美元，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是由于初級產品(附加值全部在大陸)不能輸出到臺灣所引起的。如果相信統一的中國將很快克服統一時的陣痛，則由上述數據可以得出2006年中國已經失去了近8千億美元的GDP這一結論是完全可信的，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由于匯率差損所引起的，還有中國在國際中政經地位的變化所帶來的紅利，最為直接的例子就是中國現在就可以大規模開發東海資源和南海問題的早期解決與資源的開發。而如果在2020年代中國還未能實現國家的統一，此時僅是大陸的的中國將失去一個2006年大陸的GDP，這一數值是26670億美元。所以延緩中國的經濟崛起，爭取美國的適應時間是美國的戰略所在，其最為有效的方法就是阻撓中國的統一。
    這里，再介紹一種移動標桿的方式，這就是描述一國經濟規模又一方法的潛在GDP。其時間的長短完全與所取的“規范場”有關，其中之一就涉及到前記的國際政治架構這一條件。說穿了，這是絕對回避不了的前提條件。
 圖1-4  1954-2010年期間美聯儲借貸利率(月平均值) (%)
 
 注：數據來源于http://www.federalreserve.gov/datadownload/Build.aspx?rel=H15
 圖1-5  1940-2011年期間全球一些經濟體中央政府的負債率
 
 注：歐元區從1991年起，發展中國家從2000年起，2011年為預計值
 圖1-6  1961-2010年期間全球一些經濟體的通貨膨脹率
 
 注：歐元區從1971年起；發展中國家從1979年起，坐標軸為數字大的一側
    最后，再論述一個移動標桿的未來可能事項，即作者對未來國際經濟走勢的一種預估。這就涉及到作為西方國家標桿貨幣的美元利率走向，以及全球通貨膨脹率間趨向的關系。圖1-4所示在1954-2010年期間美聯儲借貸月均利率的實態，該利率是最接近于基準利率；圖1-5反映了在1940-2011年期間的美國、1991-2011年期間的歐元區、2000-11年期間發展中國家政府負債與GDP之比的實態，所指債務僅指中央政府的債務，并不包括地方政府的債務、也不包括其他公共債務以及隱形債務；圖1-6反映了1961-2010年期間的美國、1971-2010年期間的歐元區、1979-2010年期間發展中國家通貨膨脹率的實態.。分析各圖可以觀察到：
1. 所有超過10%的美國利率(注：其他西方國家多少與此保持同步關系)都發生在上世紀7,80年代，而這一時期的美國政府負債率正處于戰后最低的時期，同期西方國家的通貨膨脹率處于圖示中最高峰時期。但是，就是在這一時期拉美與非洲的一些國家處于還債高峰時期，發生了史稱拉美國家“消失了十年”的經濟危機頻發的時期。其結果在“華盛頓共識”的導引下，債務國越還、越加速還債，債務還是在繼續加速擴大。
2. 針對通貨膨脹率，在發展中國家有顯示期間，所有年份發展中國家的數值要高于同期美國與歐元區的數值。
3. 在“里根時代”后期即上世紀80年代后期，隨著美國、也包括歐元區的累積政府債務的擴大，基準利率不斷地趨小化，美國在90年代以后基準利率沒有超過6.5。從1992年起，通貨膨脹率沒有超過4%。
4. 一個快速將基準利率從6.5調低到1.75以下，2年半內保持基準利率在1.75-1區間寬松貨幣政策就累積“堆積”了次貸危機的能量；而一個快速將基準利率從1調高到5.25，并保持這一高值一年又3個月就刺破了“次貸”泡沫，盡管這一期間政府負債率處于相對較小水平。
5. 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國政府負債的增長速度要快于歐元區，其結果負債率從小于歐元區將在2011年一舉超過歐元區。據美國政府公布的數字，2012年以后將處于超過GDP時期。
6. 進入新千年以后，發展中國家的政府負債率要明顯低于美國以及歐元區，并呈現縮小化的趨勢。
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而言，所要回避也不得不要回避的是公共債務繼續擴大化，即已無力再發動一場類似上世紀7,80年代的“高利率”經濟戰爭，因為此時害己不害人，無法從發展中國家(注：指全體而不是個體)中獲取戰爭紅利。所以說，低息甚至比上世紀90年代更低的低息時代已是無法回避。但是，這就產生了一個矛盾：低息所期望低通貨膨脹率這一經濟運行的要求與瘦小債務簡行且有效的方法--高通貨膨脹率(注：對戰后長期處于高負債率的意大利而言是精于此道的老手)間存在著相互背離的關系。今后全球經濟運行中還存在著一個、甚至一個巨大的風險：長達2年半的1.75-1低基準利率時代就堆積了次貸危機的能量，而至今為止已有2年半并且并未顯示終止跡象的0.25低基準利率就不會堆積一個更大的經濟危機能量，除非美國經濟要步入“日本化”軌道。“日本化”這是戰后國際經濟關系史上一段“神話”，但這對日本而言則是苦不堪言的痛苦一頁。所以，對美國而言在極力掙扎著、也必須試圖回避的一個現實，還難在次貸危機與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屬于同一類型的經濟危機即資產負債表失衡型經濟危機。最后，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而言，其自身的出路在哪里？更直擊要害的問題就是“害人不害己”的方法在哪里？--這不真是中國應該也必須應以重視的問題。答案從現在的初級品或則原料市場的劇烈波動是否可以見到端倪？
    作為結語：一個國際經濟重新組合的時代已經來臨了，這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中國做好準備了嗎？
最后，在圖1-5中可以觀察到：戰后美國經歷過急速負債率下降的時代。相信這是今后美國所期盼的情景，由于缺乏資料，無法做出深入分析，但是必須指出一點就是與二戰緊密相關的，所以戰爭是改變財富分配的最佳途徑。其次，在圖1-6中可以觀察到：上世紀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發展中國家的通貨膨脹率高企。這是由于數據來自IMF，而IMF把前蘇聯加盟國以及一些東歐國家(注：稱為經濟轉型國家)都歸入發展中國家。眾所周知：冷戰結束導致了前蘇聯加盟國與東歐國家的經濟急速滑坡，伴有天文數字般的通脹與貨幣體系處于經濟學上稱之為崩潰邊緣，同期拉美國家同樣經歷了天文數字般的通脹與貨幣體系處于崩潰邊緣的境遇，同時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大國例如中國與印度都先后進入貨幣快速貶值與高通脹的時期。在經濟戰爭這一章節中將討論拉美國家這一案例，這里不做詳論。但是，必須指出的是：這一結果不真是美國，尤其在后次貸危機時代所期盼的結果。同時也給出了這樣一個答案：美國并不歡迎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強勢化，這有害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歡迎的是那一時代的發展中國家貨幣地位：急速貶值，越天文數字般越有利于美國的國家利益，即美國更歡迎的是處于崩潰邊緣的發展中國家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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