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叫深圳模式,不如叫香港模式　　

大家好!我是一個80后的香港居民,這是本人首次發表文章,目的是向大家展示香港這個在很多內地同胞心目中形象美好的地方其實并不怎么樣,希望大家從這個資本主義社會由盛而衰的過程,了解到香港的發展經驗并不值得借鑒.文章未免粗淺,希望大家予以指正.　　

香港在好多內地人心目中是一個遍地黃金,而社會福利制度良好的天堂,強者上進就有回報,弱者亦能得到社會充分照顧,這也許是來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的印象,但如果大家有留意近來有關于香港旅游業的丑聞,可能也已經意識到香港回歸祖國十多年來社會發生了不少變化,正是當今香港人的口頭襌"搵食艱難"啊.　　

香港由盛而衰的過程　　

回到正題,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事實上是香港的黃金時代,但這只不過是一個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社會經歷的最后一個經濟繁榮期,而為何在80年代初會出現一個歷時十多年的繁榮期,此后經濟卻出現一個災難性的后果呢?這與房地產業演變為一項非常重要的支柱產業有莫大關系.香港的房地產業起源于戰后40年代后期經濟恢復發展,同時人口猛增.戰后至現在,香港經濟以及房地產業呈現明顯的周期性盛衰循環,從80年代開始,香港房地產醞釀一個特大泡沫,這泡沫把經濟危機的爆發延后了,亦因為這個原因,危機的累積和疊加,使香港的經濟在狂歡后遭受到致命的打擊,然后演變為地產發展商主導的壟斷資本主義.我們首先回顧一下戰后香港的經濟發展過程吧.　　

戰后香港的經濟發展　　　

于二戰結束后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期,因為政治因素,內地的資金,設備和人才從上海和廣州大量流入,對香港的工業化起了重要的作用.而香港人口也由1946年的60萬人,急增至1959年超過了300萬,香港在大量資金和勞動力的推動下,逐漸由轉口港過渡成為工業化的城市.同時,人口的急劇上升造成住屋需求急增,香港的房地產業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萌芽的.1955年,商人霍英東投資興建一幢香港當時最高的大廈,大廈以分層分單元出售,“賣樓花”等經營方法的革新(一直以來只能整幢大廈買賣的),是香港房地產發展史上一個里程碑,加速了地產市場的繁榮.但房地產發展當然與窮人扯不上關系,貧窮的內地移民在港九各地搭建一些簡陋的木屋聚居,稱為寮屋區,這些地方環境惡劣,易生火災,終于1953年末一場寮屋區大火,政府不得已為災民興建徒置大廈,促成了公營房屋的發展.　　

進入60年代以后,紡織,制衣,塑料以及新興的電子,鐘表和玩具等工業等得到迅速發展,隨著經濟的增長，與之相比社會福利設施則顯得相當不足.房屋的嚴重短缺,物價上漲和醫療,教育資源的匱乏都是社會所詬病的問題,港英政府卻一直未有正視.于是終于在1966年因天星小輪(往來維多利亞港的渡海輪渡)加價引發持續多日的示威和暴動.第二年,又爆發了更大規模的歷時數月的左翼社會運動”六七暴動”,造成了人命傷亡,政府以武力鎮壓暴徒并乘機清除了香港的左翼勢力.　　

60年代中期的社會動蕩,令港英政府反省對香港的管治態度,開始主動策劃社會事務,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建立民生福利制度,包括全面改革雇傭條例,加快興公營房屋,擴展公營醫療,教育等,并成立廉政公署打擊主要在警隊內部的貪污,令香港社會有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同時大力發展基建.　　

基于以上背景,70年代的社會發展打下香港的經濟起飛的基礎,承接70年代后期的快速發展,居民收入增加,財富有所累積.1981年香港房地產市場達到一個高潮,但隨后而來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及中英香港問題談判,令港人出現信心危機.1982年底,香港樓價比1981年下跌60%,1983年房地產市場全面崩潰.直到1984年9月.“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后,市場才重新復蘇,并在“聲明“規定了每年的賣地數量,土地供應將會減少的預期下向另一個高峰進發.說到這里,請容我轉一下話題,談談香港的土地政策和公共房屋制度,因為這個方面與經濟和房地產業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香港的土地政策及公營房屋制度　　

現今香港房價之高,屬于世界數一數二,但香港政府從來不承認有高地價政策,翻查香港的歷史,的確沒有一屆政府有政策檔表示要推行高地價政策.然而,香港的確有一個高地價的環境,究竟這樣的環境是怎樣演變而形成的呢?　　

這要從鴉片戰爭的年代說起,當時,英帝國正在發展成為世界工廠,帝國主義的發展需要四處搜掠原材料與拓展市場,這不僅要占據殖民地,還需要建立一條全球的貿易路線,英國的商人極需要在全球各地建立不向他們征稅的自由貿易港.鴉片戰爭勝利后,英帝國遂向清廷提出割讓長江口舟山群島的要求,但由于舟山群島具有重大戰略意義,清廷極力反對,所以英帝國只好退而求其次,選擇中國南大門廣州附近的香港,這個水深港闊的港口.由于英國把香港定位為一個自由貿易港,以致香港政府沒法從貿易中征稅，那香港政府哪來財政收入呢?香港這彈丸之地沒有多少天然資源,港英政府唯一可以掌控的是土地,于是只能以此去交換金錢，逐漸養成了依賴土地收入的財政系統,包括土地拍賣以及向地土持有者征收的地稅收入.由于土地都在政府手里,供應上完全沒有競爭對手.一個壟斷的供應者一定很快就會意識到,獲得最大利益的辦法,就是不要把土地一下子都賣出去,慢慢的賣,才可以賣得好價錢.限量賣地于是成了歷屆政府的慣例.　　

基于這種背景,港英政府根本沒有誘因利用矜貴的土地向社會提供住房福利興建公營房屋.直至1953年末的一場寮屋區大火,五萬多名災民家園盡毀,無家可歸,成為一個政治問題.當時政府為了盡快解決問題,便火速在火場原址附近興建徒置大廈安置災民.這種徒置屋邨設計簡單,沒有獨立廁所及廚房, 卻為公共屋房政策開創先河.　　

徙置屋邨是第一代的出租公營房屋，原稱徙置區，興建時間由1954年至1975年，當時，這些規格為七層的大廈大多由徙置事務處管理，當時仍居住在寮屋區的人口如果符合資格便可入住.而在徒置屋邨的基礎上,公營房屋政策有所發展,出現了以不同的基層市民為對象的廉租屋.　　

而目前香港的公營房屋制度大體定型于1972年港督麥理浩宣布實行一項名為“十年建屋計劃”的政策,該政策目的是要在1973年至1982年的十年期間,為180萬香港基層居民提供租賃形式的公共房屋 ,簡稱公屋.在1973成立的房屋委員會，取代其它建屋部門,并統一管理已落成的出租公共房屋.　　

于70年代末出現一種低于市價銷售的住房,稱為”居屋”,名稱來源于另一項政策”居者有其屋計劃”,此類住房的發展方式在日后出現過變化,有不同的正式名稱,不過政策模式大體一樣,所以籠統地都被稱為”居屋”.居屋的銷售配額大部份分配予公屋居民,小部份分配予其它合資格的市民.目的是誘使經濟條件較好的公屋住戶遷出.居屋的買賣受到限制,數年內不得轉讓,但政府保證原價回購,這期間過后住戶可以在市場上買賣,如果新買家并非公屋居民,需要向政府補回折扣額,例如政府發售時以私人住宅的市價六折出售,轉讓時就要按出售時政府對市價的估值向政府補回40%的差價,此后該單位就可以在市場上不受限制自由流通.　　

雖然日后還有其它類型的公營房屋的出現,但數量上不占多數,影響力十分有限,所以公屋和居屋成為香港公營房屋的兩大體系.　　

公營房屋對香港經濟所起的刺激作用　　

近年不少房地產市場上的既得利益者以自由市場學說評擊政府不應太多地干涉市場.姑且不計較自由市場學說本身就存在不少不合理假設,而公營房屋的出現以至發展都涉及政治考慮,并非單純是一項福利政策.就事實而言,公營房屋對香港的經濟起了如下的刺激作用,其發展過程有著必然性:　　

一.   建徙置區變相為廠商興建工人宿舍,令工廠可以支付較低的工資,建公屋實際上是政府對工業產品出口的補貼;　　

二.   安置寮居區居民,可清拆寮屋區從而獲得可發展的市區土地;　　

三.   開發市郊和填海區的時候,起牽頭投資和帶動經濟活動的作用,這些地方的土地如果一開始就交由私人發展是沒有效率的,除非以極低價錢賣地,這顯然不符合公共財政的利益.反而由政府政策引導對住屋有急切需要的人口遷入,可以帶動該地區的經濟活動,讓小區設施和交通配套得以盡快正常運作.當小區變得生活便利以后,才對有意置業者產生吸引力,土地價值更高;　　

四.   提供一個階梯,讓一部份無產者變成有產者,為房地產市場培養生力軍.公屋有一種懲罰性機制促使富戶轉投居屋市場,而居屋雖然沒有一個以入息和資產作根據的強制性遷出機制,但基于人們希望改善生活環境或者虛榮的心理,多數經濟能力較好的住戶,還是會選擇轉投私人住宅市場.這也有助促使基層市民殷勤工作,以期有朝一日得以成為有產者.如果沒有這種階梯,城市無產者難以積蓄足夠的資本置業.　　

所以公共房屋政策實際上對香港的經濟和房地產的發展產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最后的狂歡派對　　

繼續之前的話題,不計80年代初的起伏,整個80年代香港房地產業整體上在70年代的基礎上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因為各項因素,房地產業逐步成為一項支柱產業,有能力置業的市民沐浴在資產升值的泡沫當中.1990年，港島區的房價比1981年上升了一倍以上.不過,此后房地產價格的急升,給香港房地產市場的健康以及整體經濟的發展埋下隱患.90年代初期,國際游資加入炒買香港房地產,令房價飆升,本地投機炒家更加不理智地追逐物業資產,加速房價嚴重脫離居民購買力的過程.從1991年到1997年房價上升4倍左右,若從1985年房地產市場復蘇算起,到1997年時房價已上升了9-10倍.　　

是什么支持著那么驚人的升幅呢?在這個房地產泡沫形成的同時,出現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就是樓宇按揭(抵押)貸款的普及.雖然銀行的樓宇按揭業務較早期已經出現,但直到80年代初尚未普及,只有一少部份社會的上流人士基于良好的收入和信譽可以使用.及至銀行察覺房地產的快速發展,物業價格以及居民收入持續上升,認為那是一項風險較低的營利業務,于是一改作風主力開發按揭業務,令更多人成為有能力置業的一群.加之90年代香港鄰近城市大力發展輕工業,在內地低成本的誘因下,香港曾經蓬勃一時的產業逐步北移,出現產業空心化的現象,而廠家將產業轉移后,流動資金顯得充裕,這些工業余資轉而加入追逐資產增值的行列.　　

面對信貸膨脹,港英政府曾在91年打算修改銀行業條例,把按揭貸款上限由90%改為70%,雖然在銀行業界自愿配合下,最終并無正式修例,但還是形成了金融監管當局的一項有力的監管政策,此后購房者必需付出房價30%作首付,這政策曾讓房價一度出現調整,但在市場異常亢奮的氣氛下,很快又調頭向上.隨著房價上升,信貸規模亦越來越大.泡沫爆破前,炒房者甚至購入幾套房子,向幾家銀行同時貸款,此時市場已潛藏巨大風險,隨時有爆破可能.當經濟增長一旦放緩甚至出現收縮,由信貸所支持的資產泡沫必然爆破,而且是毀滅性的.當然派對狂歡當中的參與者是不容易察覺危機正在悄悄臨頭.　　

回歸祖國的歡愉氣氛過后,98年國際金融風暴,港元遭受狙擊令利率短時間內急升,終于令泡沫爆破了,香港從此走向衰落,隨后數年經濟出現收縮,政府財政出現巨額赤字.政府采取了措施避免經濟全面崩潰.但到了03年的時候,非典型肺炎(SARS)疫癥恐慌還是引發了經濟問題的總爆發,好多公司倒閉,勉強支撐下去的也得緊縮開支大舉裁員.在房價達到谷底伴隨大量職位流失的情況下,不少人因為失業無法償還房貸被銀行強制接收房子,當中不少個案是房子被拍賣套現后仍資不抵資債,被迫宣告破產,一直以來不少人為改善居住環境而把全家收入投入到居住的房子上,這刻房子卻讓他們一生的心血全都付諸東流.由此香港的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社會正式宣告死亡.　　

政府面對經濟危機的應對　　

香的的經濟轉型其實由90年代己經開始,上面提過,香港的高租金高工資環境,以往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已經沒有生存下去的條件,內地工業城市的興起自然對廠商產生莫大的吸引力,于是逐漸把生產線轉移內地.與此同時房地產市道興旺,社會上并未察覺問題已經出現,港英政府也大限將至,當然不會在意(也不排除是有意為回歸后留下爛攤子的可能),反正表面上經濟氣色良好,主權交接時能維護前宗主國的面子就好了.直至98年金融風暴把經濟漂亮的外衣毫不留情地刮走,才讓整個社會意識到經濟轉型是一個非常迫切的問題.當時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曾設想過從不同方面向高科技產業轉型,但均未曾成功.　　

自99年起其后數年,政府面臨極大的經濟困難,開源無方下唯有在節流上面設法.政府決定減省公共財政開支,主力縮減公務員編制,一連串措施包括暫停招聘公務員,減薪, 推行自愿離識計劃,非核心事務以臨時合約形式招聘員工,這些措施由99年的財政年度開始實施,03非典時期執行力度最大,直至07年才有所放寬.新入職公務員附帶福利的削減和退休金制度也作出了改革以減輕政府長遠的財政負擔.　　

估計董特首的思路是希望憑借這些改革提升政府部門的效率,并以省下的資源為基層市民開創職位,在某些方面產生過積極的作用.政府于2000年解散了負責監督市政服務的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原市政總署負責的工作由康樂文化事務署和食物環境衛生署取代,以節省兩局議員和市政總署高層的薪酬開支,同時大量市政服務工作外判予私人公司承包.又例如最為人詬病的房屋署,一直在公共房屋的管理事務上被指作風官僚欠效率,部門內冗員眾多,改革后多數行政工作由薪酬較低的合約文職人員負責,前線管理工作由管理公司負責,屋邨前線事務及加強了的保安工作由增加了的管理員執行.清潔及保安等職位的增加吸納了一部份的失業產業工人.另外,青少年就業壓力頗大,政府開辦了一些免費職前課程和津貼私人企業設立見習職位.　　

可是總的說來,由于基本法規定香港公務員應享有不低于回歸前的生活水平,這限制了可以減薪的空間,公務員成為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因為這個技術性問題,港英時代遺留下來的不合理薪酬架構令社會出現一些不可調和的矛盾,政府的努力對大勢的影響有限.在敵意政黨的煽動下加上市民對公務員的嫉妒心態,整個社會對政府產生更大的埋怨.其實政府已做了一切能力范圍內的事了,制度性的缺憾并非任何人能挽救的.　　

而影響更大的是,政府因應公務員退休金制度改革而提出的全民強制性公積金制度的立法,撤銷了以往離職補償的做法,改變了勞動市場上的長期雇傭文化,對勞動市場作出一個壞榜樣,受影響最深的是清潔工,保安員等非技術勞工,原因是一方面大量產業工人失業轉投該等非技術職位,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私人企業以及物業持有人或業主法団效法政府改變直接庸用清潔工和保安員的做法,轉而把這些工作外判承包,令這種只提供專門服務的公司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間,于是更多同類公司加入競爭,在價低者得的原則下,這些公司為了出價更低,只能盡量壓低屬下員工的工資.于是失業的產業工人以及本來就從事非技術工作的工人最終還是成為受害者,承擔了資產泡沫帶來的惡果.從事文職工作的白領也好不了多少,經常被雇主要求作沒有補償的加班工作又不敢反抗,開罪了雇主丟了工作更不是味兒,也不知道公司會否減薪,在裁員問題上會否向自己開刀.總之朝不保夕,人浮于事的消極氣氛在整個社會上彌漫著,這種氣氛讓人沒有興致消費,經濟越發萎縮.　　

房地產市場方面, 政府的立場不得已由本來打算壓抑房價變為防止房地產市場的崩潰.市場上把房地產價格的暴跌歸咎于董特首在1997年宣布的”八萬五建屋計劃”,該計劃系鑒于回歸前房價高企,沒有房產的市民承受昂貴租金而提出的,計劃每年興建八萬五千個公營房屋單位.市場的指責顯然是在尋找代罪羔羊而已.但政府立場的改變并非全是政治壓力的緣故,因為事實上當時經濟已太過倚重房地產業,這個市場的興衰牽一發動全身,不單在于賣地和地稅收入,更重要的是房地產交易的活躍帶動著一連串的消費效應:高端的新房子的落成,吸引了希望改善居住環境的市民,當他們入住以后,本來的房子就在二手市場吸引下一個經濟能力稍遜而希望改善居住環境的買家;一個房子的易手,買賣雙方都要支付中介和律師的費用,然后買方需要向銀行貸款,交收后房子重新裝潢,然后需要搬運公司搬家,也可能要添置新的家具和電器.就是這樣,一縱一橫的交錯效應對消費起極大的刺激作用.而且大部份置業的市民都有房貸,如果房價進一步下跌,銀行將會出現不少壞帳,問題會漫延至另一大支柱金融領域而無可挽救.　　

于是政府首先在土地供應上做工夫,設立一個叫”勾地表”(正式名稱是”供申請售賣土地表”)的制度,發展商如對勾地表內用地感興趣,可向政府申請出售有關用地和表明他愿意付出的最低價格,并交納按金,名義上是讓市場自行決定最合適的土地出售量和增加土地供應的時間,實際上是在拍賣土地前先試探地產商的出價,如果價格過低就干脆不賣地,以免土地流拍或賤賣而進一步打擊市場信心.繼而在02年宣布無限期停建和售賣居屋,以減少供應的方法穩定房地產市場.另外, 政府較早前成立的按揭證券公司,于99年開始承受按揭保險,只要購房者交納保險金,銀行就能批出房價85%的貸款,其后更放寬至95%,企圖以增加信貸額度支撐房價.　　

到了03年,政府最擔心的情況還是出現了,而且形勢比想象中還要惡劣,對疫癥的恐慌引發全港出現信心危機,有外國居留權的市民打算移居外地率先拋售資產,引發連鎖反應,于是股市崩盤房價暴跌,本地居民害怕感染不敢外出消費,加上外國對香港發出旅游警告,令經濟活動差不多完全停頓.全港一片愁慘霧,像是末日一樣.雖然這種情況由疫癥引起,但折射出的事實是,香港的經濟模式根本不堪一擊.　　

壟斷資本主義的萌芽以及經濟復蘇　　

正當全港市民坐困愁城苦無出路之際,香港這個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遭受”到了中央政府的”強力干預”.一是與香港政府簽署”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二是開放內地居民來港個人游.香港的商貿及以旅游業為軸心的一系列行業如酒店,零售,飲食等,獲得不少實惠,令香港變為外向服務性的經濟型態.此外,香港政府推出“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吸引主要是內地富人來港作投資移民,讓資產價格得到了支持.另一方面,政府決定自04年起土地供應只會以勾地方式提供,奠定了地產發展商的絕對壟斷地位.　　

近年形成壟斷優勢的地產發展商均為華資財團,都是經過幾次的房地產的起伏,汰弱留強后生存下來的.早期的具規模的地產投資都是由英資財團包辦的,直到50年代隨著房地產市場的擴展,華資才在地產業活躍起來.后來銀行業希望在高額利潤的房地產生意上分一杯羹,于是紛紛向地產商貸款,結成利益同盟,一時間眾多房地產發展商進入市場,出現百花齊放的境象.60年代中銀行的擠兌風潮使兩個行業出現危機,不少過份進取或實力較弱的銀行和發展商都被淘汰了.到70年代英資的太古集團將清拆船塢和糖廠后騰出的大片土地興建了全港首個大型私人住宅屋苑,使房地產業出現了新形勢,促使當時的大型華資發展商斯聯手投地發展,小型發展商的生存空間大大縮小.后來英資財団因為97問題部署局部撤出香港,終于將房地產的支配地位讓與幾大華資財団.以至政府全面退出房地產市場,甚至如今變相將土地供應的決策權交到發展商手上,使地產發展商得到前所未有的壟斷地位.　　

這些地產商的規模在數十年間急遽膨脹,除了經營有道之外,與香港一直以來的低稅率政策有很大關系.低利得稅及薪俸稅率是港英政府為英資財團和初時大多數為英國人的政府官員度身定造的,好讓他們能占有大部份從香港所得的收入,而這些財富會由財團調離香港用于帝國主義的全球發展以及由退休人員帶回英國本土.當華資財團崛起以后,便受惠于這種政策環境,他們不會把經營所得撤走,而會用于擴大業務.由于不斷的進行再投資,財富以幾何級數的速度猛增.　　

在經濟起步階級由于市場開放而經營成本尚在一個較低水平,不少商家有能力進行商業經營,政府以低稅率對經營有道的商家作出回饋,大大地鼓勵著商業冒險精神.而在市場上的眾多參與者互相競爭之下,對市民來說亦能受惠,因為商家為免資金鏈斷裂,必定要做到貨如輪轉回籠資金再投資,所以貨品定價會在市民能接受的一個合理水平.可是到了少數的優秀者脫穎而出,在市場上獨占鰲頭之后,初期那種自由市場派所津津樂道的效應就會漸漸消失.對于營業成本不菲的房地產市場,這種現象尤為明顯,當地價越推越高,有能力參與的發展商就越來越少.　　

經過多年經營,各大地產商所支配的財富已經滲透到商業每一個環節,包括直接的收購,控股以及間接的商鋪,辦公樓的租務市場等.當幾個大企業己經占有了大部份市場份額之后,他們明白已沒有可能用任何方法把其它參與者打倒,采取競爭的手法經營只會損害自身利益的情況下,企業就會轉為聯合以謀求互惠共利的方法.雖然沒有實質證據指證地產發展商互相勾結,但從側面可以看到這種跡象.于60年代中成立的地產建設商會,外界一直對其運作所知甚少,最近曾有傳媒去信商會詢問商會的章程,會員資格,以及如何監管地產發展商等均不得要領,商會儼如一個密謀組織般神秘.商會對于政府不損害利益的要求會表現合作,然后向外界發出一些聲明或指引予以支持或滿足,可一旦損害利益,商會雖不會明確反對,但就會指政府的干涉可能會影響房地產市場運作,有損市場經濟健康之類云云,于緊接著的土地拍賣會各大發展商的行動就會出奇地行動一致予以冷待,大有要以拖垮政済一拍兩散要挾政府之勢.由于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的依賴比發展商更大,所以每次政府跟發展商的較量,大都以政府讓步結束.　　

非典過后,政策向商貿和消費行業傾斜,可是因為勞動力過剩,導致大部份基層勞動者的工資都沒有隨經濟復蘇而提高,財富分配更加不平均,只有少數人享受到復蘇的好處,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因應這種社會結構,加上政府人為地制造供不應求的現象,發展商的策略也作出了改變,他們只針對富有階層建屋,所以將所有土地都發展為高檔項目,而且以大面積單位作為主力.經濟復蘇使香港與內地的商貿關系加強,更多內地人把資金帶到香港,為發展商提供了更多的客源,于是房價逐步攀升,社會很快又重新披上了繁榮的外衣.可是基層市民不單未能受惠于復蘇,反而生活負擔日重.　　

壟斷資本主義之下香港的社會面貌　　

本來經濟在98年和03年的重大挫折后,并未失業的基層市民在收入略為下降而消費品價格卻因通縮而大幅調整的情況下,生活水平實質上反而有所上升,而隨著經濟持續復蘇,他們很快又處于不利的位置上,當中有幾方面的因素的:　　

一.   首先是個人游的開放,大量內地旅客來港消費,零售業的復蘇非常強勁,持有商鋪的地產商或個體業主眼見零售商戶財源廣進,自然希望從中分一杯羹,為謀求最大的租金收入,都會在原租約屆滿后提出大幅加租的要求.租金的不斷上升催促著商戶進行一場淘汰賽,為適應這種環境,商戶只能傾向走高檔路線,爭取消費力較強的客戶群,而未能轉型的商戶只將成本轉嫁消費者,直至無法承受租金壓力,唯有另覓合適的商鋪繼續經營或結業;　　

二.   住屋供應一方面減少,另一方面需求持續上升,令房租隨著房價上升.而需求來自于兩個方面,一種是實質性的,數年間不少市民組織了家庭,他們需要一個獨立居所,離開父母自立成家,另一種是投資性質的,本地以及外來的投資者眼見物業價格在谷底回升而紛紛追漲;　　

三.   公共事業的經營者在有可觀營利的情況下仍以通脹率持續上升為理由申請加價,由于他們申請的加幅并未超出法例所限,所以政府沒有根據否決申請;　　

四.   來自內地的食品和生活食品價格急升,由于港元與美元掛鉤,而美元弱勢,人民幣匯改后兌美元持續走高,港元由最高1兌1.05人民幣左右的水平跌至現今1兌0.83左右,與此同時內地物價亦持續上升,由于乘數效應,來自內地的貨品價格數年間出現了以倍數計的升幅.　　

雖然政府公布的通脹率只不過是每年幾個百分點,但對基層市民來說衣食住行才是主要的開支,尤其食品方面是無法節省的,生活開支以每年幾十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這個才是對基層市民適用的”實際通脹率”.所以兩極分化成為近年社會的明顯現象,既得利益者透過資產增值地位越來越牢固,基層勞動者工資增幅輕微而負擔日重,生活過得越來越苦.最突出的例子是清潔工人,一般工資都在五千港幣左右,假設他能住上公共房屋,粗略地計算一下,每月的租金加雜項開支大約二千元,平均每天只能花不超過一百元,不要忽略香港的消費指數,就以快餐店一個套餐來說就要三十多元,他們的收入只能勉強養活自己,沒有閑錢花費在文化消閑之上,別說成家立室,連自己的退休生活都沒有保障.有一部份不合資格入住公共房屋的基層勞動者情況更糟糕,根本租不起象樣的房子,只能屈居于僅有一個床位空間環境惡劣的”籠屋”之中,他們干的是厭惡性的粗活,過的是沒尊嚴的生活,比內地的農民工好不了多少,我想很多內地朋友都沒有設想過香港有這種事的.　　

04年的時候就發生了一場小風波,政府為節省開支打算以證券化的方式成立”領匯”基金,將公共屋邨的商場,肉菜市場,停車場等商業物業分拆出來,并由基金旗下的管理公司以商業手法經營.在少數幾個立法會議員的支持下,公屋居民以司法復核的方式挑戰政府的上市計劃,雖然被判敗訴,但政府在不明朗的因素下還時暫時擱置了上市計劃,于是導致打算投資領匯的投資者舉行集會,抗議公屋居民”阻人發達”的行為.另一方面,領匯事件亦引發香港對公共資產私有化的討論, 04年底百多名學者及民間人士聯合發表圣誕宣言,呼吁社會討論公共財產私有化，希望各界正視當下嚴峻的社會不公平及貧富分化問題,隨后超過30個民間團體發表聯合聲明,反對公共資產私有化.不過因為普遍的香港人政治意識并不強烈,反對的聲音得不到回響不久就消散了,05年底政府卷土重來成功上市.不久之后,負面的影響就開始浮現了.因為領匯以商業原則管理,以提升旗下商場的競爭力并增加租金收入,于是對的陸續約滿的租戶大幅加租,原本的租戶大都是以屋邨街坊為對象,小本經營薄利多銷的,面對領匯的迫遷實在無可奈何只有結業.這樣不僅壓縮了小商戶的生存空間, 為大型連鎖集團開拓市場,對屋邨居民來說也減少了廉價的商品和合適的服務,加重了生活負擔.　　

如是者,做生意的也不容易,因為經過非典一役的大淘汰之后,能在商場上存活下來的大都是具規模效益的大集團,當經濟復蘇后,這些大集團便迅速占據市場,面對成本上升小企業要站得住腳根本不容易,能夠成功突圍的只是少數,其余的都在艱苦經營.文章開頭提過的旅游業丑聞,也是因為這種環境而產生出來的.高質素的旅行團根本不會讓香港的小型旅行社接待,小型旅行社只能接待內地零團費或廉價旅行團,然后從團友在商店購物消費收取回傭,而旅行社為節省開支,所雇用的導游都是沒有基本工資的,完全依靠分享團友購物的回傭.由于這種畸形的經營模式,衍生出各種惡劣的宰客手法實屬必然.　　

社會福利方面,由于普遍家庭的收入都下降了,加重了社會對公共福利的依賴,導致公共服務的質素下降.以醫療系統為例,初級醫療網的普通科門診診所面臨極大壓力,每日的配額都不敷應付,獲轉介醫院專科門診的病人,如果初步被評定為非緊急類別,往往要一年后才獲跟進.公立醫院的醫護人員工作壓力沉重,間中會發生醫療事故,這在以前很少聽聞的.政府面對這種情況亦無法為醫療系統增撥資源,為節省開支,推出了用者自付計劃,要求病患者自費購買昂貴藥物.最近更計劃推出強制性醫療保險計劃,企圖把醫療系統完全市場化,受到市民的強烈反對.　　

房屋政策方面,雖然政府仍然維持公屋政策,但入息上限并無因應經濟形勢的而相應作合適的上調,這明顯是為房地產市場著想,希望把更多人推向私人住宅的買賣和租務市場.這令剛投入社會的年青人處境非常尷尬,由于香港早已實施普及教育,具有一定教育水平的年青人畢業后當然不至于要投身低收入的非技術職位,但高收入職位卻競爭激烈,所以大部份年青人都處于高不成低不就的境地.希望獨立或準備成家立室的年青人,他們不符合資格入住公屋,只能付擔高昂的租金,如果想購買私人住宅,就非向銀行申請高額的房貸,背負沉重債務負擔不可.　　

社會上普遍仍懷緬著八九十年代的光景,那個表面上欣欣向榮,機會處處的年代.眼見就業前景暗淡,而創業的成本高且風險大,一部份年青人感覺社會出了問題,自己的前途似乎被既得利益者所操控,于是指責有錢人無良,大財團貪得無厭,政府與大財團官商勾結等,比較激進的甚至以行動的方式表達反社會的傾向.很可惜他們并未認識到當今社會上所發生的一切,只不過是早已為前人論證過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現象,他們對壟斷資本家出于道德上的批判,對他們自身的處境以至社會的進步毫無裨益.社會上的既得利益者把80,90后的青年人標簽為反叛,激進的一群,指青年人缺少了長輩刻苦耐勞,艱苦奮斗的精神.　　

如今,在美國量化寬松的金融政策下,大量熱錢流入香港把利率推至歷史低位,在通脹持續上升,現金購買力持續減弱的預期之下,市民紛紛把資金投入房地產市場投資保值,房價直指97年的歷史高位,大有再創新高之勢,在房價嚴重脫離普遍市民購買力的情況下,承受著昂貴租金的”無殼蝸牛”叫苦連天,整個社會再次被綁架在地產發展商的戰車上,以信貸支撐的資產泡沫又再膨脹起來,結局如何請拭目以待.　　

“香港模式”的總結　　

八九十年的繁華境象為香港人帶來驕傲,而一曲”東方之珠”也許為不少內地朋友帶來對香港無限的憧憬,可是世紀之交無情的現實傷害了不少香港人的自尊心,也給內地的朋友展示了一個活生生的反面教材.　　

總結香港現代經濟的發展過程,能夠快速的實現工業化只不過受外來因素的刺激所致,并非香港人以及資本主義者自詡的非凡本領所致的,而八九十年代的所謂黃金時代只不過是一個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社會的回光返照,這十多年的繁榮無非是信貸不斷膨脹,預支了未來的收入,把房地產泡沫的爆破時間延后了.而政府提供的福利,其實主要是來自地價的收入,當地產發展商形成壟斷之后,從他們身上”借來”的福利,最終必定要奉還的.其實那個年代財富的分配同樣非常不平均,那為什么社會上似乎出現了一個大眾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的現象呢?當中存在一個容易為人所忽略的因素,就是內地供應的廉價食品和日用品,這變相為全港市民提供了生活補貼.近年香港普遍的基層市民的絕對收入其實相對90年代并非相差太遠,但因為內地進口價格急升,重要的生活補貼取消以后,困境就顯現出來了.　　　

如果低估了內地食品對香港經濟的作用,就無法完整地理解香港經濟的發展過程,因為財富并不可能一下子從內地農民轉移到香港的壟斷地產集団的,這個關系要經過一連串復雜的過程才能最終確立.財富需要首先積累在經濟活動所衍生的高收入群體,經過一輪運轉后,越來越多人積累了足以置業的資本,以及消費行業的蓬勃發展,使商鋪租金一路上升,最后這些積累一方面透過市民向地產發展商購買房屋,以及經過全體市民的消費活動,以租金的形式,最終大部份直接或間接地流向了大型的地產發展商,不斷地滋養著這些壟斷資本發展壯大.而全過程就是一般人只著眼于經濟體積膨脹,市民生活得到改善的表象,形而上地所理解的”繁榮”,并認為是資本主義的常態,而忽略財富不斷趨向集中最后形成壟斷,繼而窒礙生產力的發展的一面.　　

了解了這一點大家就會明白,”香港模式”之下出現的所謂經濟起飛,簡而言之只不過以全中國的農業生產力補貼一個彈丸之地的城市化過程而已,而地產發展商卻為最終的受益者,他們透過房地產開發,把財富從市民的儲畜當中轉移出來.隨著信貸的膨脹,地產商從社會上透支的財富就越來越多,而風險則留給了購房者和銀行.地產商透過各種形式滲透到經濟的每個環節,基本上立于不敗之地,而社會公共財政卻越來越依賴地產商的投資,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對廣大市民來說,能夠受惠于資產增值的只限于收入高而穩定的專業人士和中高級公務員以及暴利性的房地產和金融從業員,這部份人成為了資本家的附庸,專門為富人服務,其余的勞動大眾只能成為資本家的剝削對象.　　

結語　　

反觀內地的發展模式,個人認為與香港有非常相似之處.經濟特區的成立,以政策優惠吸引外資,并以較種地”吸引”的工資使大量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就業,這與香港40年代末大量資金和勞動力流入,刺激工業化發展進程的情況是一樣的.由于物價仍然受到限制,市場化的經濟特區同樣享受著計劃經濟式的物價補貼.所謂的經濟奇跡,其實就是以剝削農民,補貼城市發展的手段所致.　　

這種做法其實不是新事物,在蘇聯初期的困難時刻與新中國成立之初,同樣實行了國家資本主義,以剝削農民的方法補貼工業化發展.不過與改革開放所不同的是,在蘇聯和新中國實施的國家資本主義底下的對農民的剝削只是作為短期性的措施,剝削農民所得的利潤由國家支配并為社會主義工業化,保衛社會主義建設的目標服務.而改革開放是打算以長期對農民的剝削支持越來越地方的城市化發展,而剝削農民所得的利潤轉由私人支配.以廉價的農產品方式由農村轉移到城市居民的儲蓄當中,而居民的儲蓄最終流向了地產發展商以及其它壟斷企業.而操在外資與國內壟斷寡頭的龐大資金基于資本逐利的本性,一定會停留在發達城市尋找增值的機會,催生房地產,股市及商品的資產泡沫,而絕不會流向農村支持農業的發展.　　

城市居民由于住房福利的取消,被迫購買商品房,于是大量的居民儲蓄變成了地產商的利潤,造就了少數地產寡頭的壟斷,購房者得到了住房之外還有一大筆房貸.房價成為一座大山,但政府對房地產業卻投鼠忌器,房價瘋漲民怨沸騰,這個問題不管不行,而管得太死就會令價崩潰經濟馬上就要硬著陸.內外資金深知政府過份依賴房地產發展經濟的模式這個死穴,所以與政府抗衡到底,這就是房價越調越漲的原因所在.　　

當今全國的社會亂象被歸咎于官僚的貪污腐敗,其實只要大家了解一下香港的情況就知道貪污腐敗并非問題的根源,因為廉政公署的監督,香港政府以至整個社會已經算得上比較廉潔了,市場可以自由進出而不受權力的限制,但是經濟仍然要出問題.可見貪腐只是問題加速惡化的催化剤而已.　　

大家進一步想象一下,以全國的農業生產力補貼少數的地方進行城市化當然輕而易舉,但隨著越來越多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一定會導致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受到限制.當越來越多的地方進行城市化,居民消費力越來越強,而農業的生產力停頓甚至萎縮,廉價農產品對城市居民的”補貼”必然無法進行下去,出現不能以行政手段控制的惡性通貨膨脹,到時候城市居民那種與社會分享發展成果的感覺就會頓時消失得無影無蹤,續而發現社會原來存在著諸多的矛盾.這是因為資本對農民的剝削已經到了極限,必需尋找其它可供剝削的對象,于是城市居民無可避免要成為下一批犧牲品.　　

各位內地的朋友對國內問題的了解一定比本人更加深刻,本人不打算繼續在此班門弄斧了,不過作為香港由盛而衰的見證人本人自覺還是勝任的,國內的經濟發展過程對本人來說實在似曾相識.我想,也許特色社會主義是存在著某些不可調和的基本矛盾的,這方面的問題就交給內地的朋友去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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