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危機中新自由主義面臨的沖擊和挑戰

    

    提  要： 2007年爆發的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給新自由主義所鼓吹和推行的價格和利率市場化、國有企業私有化、貿易自由化、金融全球化等理論觀點、政策主張和社會秩序以沉重打擊，引發西方有識之士對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和體制模式產生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機”。西方政要和學者分別從解除對金融的管制、加劇貧富分化、推行貿易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等方面剖析金融危機的實質、原因和危害，認識到新自由主義是導致這場秧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金融危機逼迫西方國家由自由放任轉向政府干預，促使西方有識之士探求徹底變革資本主義社會的道路，擴大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模式的影響，預示著新自由主義最終被社會主義所替代的歷史命運。

    2007年以來，始于美國“次貸危機”的國際“金融風暴”，在導致西方金融體系崩潰和實體經濟衰退的同時，也引起西方國家的政治動蕩和思想震動。這場被西方主流媒體稱為自20世紀30年代那場大危機和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一次危機”、“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充分暴露了新自由主義的實質和影響，迫使西方國家的各界人士對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特別是對其集中體現的“華盛頓共識”進行比較客觀的分析和評價，對其理論上的謬誤和實踐上的危害進行比較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及時了解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對新自由主義這一在西方近三十年來占主導地位的理論、政策和體制模式的強烈沖擊，有助于我們把握西方思想和政治領域里的最新動向，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
    一、國際金融危機暴露了新自由主義理論、政策和體制模式的缺陷和弊端
    作為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西方中右翼政黨奉行的思想學說，新自由主義代表了“極端富裕的投資者和不到1000家龐大公司的直接利益” 。屬于這種理論的學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觀點雖然有一些差別，但他們大多主張：（1）自由市場占主導的發展模式是最有效的，能夠在經濟增長、技術進步、分配公平等方面達到最優化，反對國家干預和計劃調節。（2）國家只應承擔保護私人財產權、調節貨幣供給的有限經濟職能，反對公有制和社會福利制度。（3）個人自由高于政治民主和社會平等，維護既有的倫理道德和社會秩序，反對現代的“多元民主”和激進的“平等主義。（4）實行貿易、投資、金融自由化，要求發展中國家放松對資本和金融市場的管制。然而，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給新自由主義所鼓吹和推行的價格和利率市場化、國有企業私有化、貿易自由化、金融全球化等理論觀點、政策主張和社會秩序以沉重打擊，必然引發西方有識之士對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和體制模式產生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機”。
    首先，金融危機引起西方思想界乃至經濟界的人士對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教條產生懷疑，新自由主義由崇拜的對象變成了批評的靶子。英國學者喬爾?蓋爾認為：“美國和世界現在正處于自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的開始階段。這次危機代表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自由市場的最大失敗。” 日本大型智囊機構三菱UFJ研究咨詢股份公司理事長、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中谷巖曾經是美國式市場萬能論、新自由主義的信奉者，在擔任細川內閣“經濟改革研究會”委員、小淵內閣“經濟戰略會議”的代理議長時，揮舞“開放市場”的大旗，推進“日本的美國化”，自稱是將“結構改革（新自由主義）引進日本社會的首要人物”。最近，他寫了《資本主義為什么會自我崩潰？》一書，痛心疾首地進行反省和懺悔。他認為，“這次金融風暴暴露了全球化資本主義本質性的缺陷。考慮到當今日趨嚴重的環境污染、食品污染、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全球化資本主義將不可避免地需要進行巨大的修正。如果允許我說得更嚴厲些，美國主導的全球化資本主義已經開始自我崩潰了”。以“結構改革”和“放松管制”為口號“登場的新自由主義思想，由于其市場第一主義帶來的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大潮流，不僅在日本，而且在全世界也引發了各種矛盾和嚴重的問題” 。作為新自由主義的急先鋒，中谷巖的“轉向”引起日本經濟界和整個社會的關注，被說成是一個“驚天動地的事件”。
    其次，金融危機導致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破產，逼迫西方政要和學者檢討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錯誤。據《紐約時報》2008年10月23日報道，曾經執掌美聯儲18年的格林斯潘在國會聽政會上，受到了他“一生中最嚴厲的審問”。多位國會議員指責他通過保持利率在過長時間內過低而造成了房地產泡沫，并且不能駕馭風險的爆炸性上升和經常出現欺詐的抵押貸款。格林斯潘這位長期推行放松監管的所謂“經濟圣賢”，此時不得不承認“現代風險管理的范式已經走偏了好幾十年了”，他已經“動搖了對放松監管這一政策的信念”。 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伊藤誠認為：“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表明了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破產”。對住宅、金融及其多重證券化管制的放松和廢除，在強調個人承擔風險的同時促進人們獲取住房資產及從中產生的抵押債券的證券交易，“這些都是信奉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新自由主義的主張。我們看到，隨著這次危機的惡化，其對策也是事后性的、市場追隨性的，而且是不協調的和不公平的。” 就連西方右翼政要也對美國式的自由主義模式進行指責，埋怨美國政府疏于監管，抨擊華爾街投機無度。法國總統薩科奇向全國發表講話說，目前金融危機表明“金融資本主義的終結”，那種認為“市場萬能、不需要任何規則和政治干預”的觀點是“瘋狂”的。德國總理默克爾也非常不客氣地說，“貪婪、投機和管理不善”導致了這場金融危機，美國政府應該為金融危機負管理不當的責任。日本首相鳩山指責：美式自由主義，造成了日本貧富懸殊。法國總統甚至高呼“自由主義終結了”，并提出要建立“新布雷頓森林體系+新資本主義”。
    再次，金融危機還暴露了新自由主義體制模式的局限，促使西方思想界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衰頹之勢，擔憂資本主義制度的前途命運。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大衛?科茨認為，目前的金融和房地產危機只是更大危機的一個方面，應被視為“資本主義制度的一種特殊模式的體制危機，即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危機”。這種自由主義形式的資本主義能夠促進產量和利潤的增長，但這種經濟的擴張能力現在到了盡頭。再一次的經濟擴張需要一個比目前房地產泡沫更大規模的資產泡沫才能實現，但現在很難想象如此大規模的資產泡沫該如何產生。“美國大多數主要的金融機構都需要大量的政府救助，金融部門的資產正在大規模縮減。很難想象新自由主義模式在這種情況下還能維持得完好無損。” 德國阿克塞爾?施普林格股份公司的董事長德普夫納也撰文指出：所謂的金融危機也許是自由市場經濟此前從未經歷過的最嚴重的信任危機。隨著經濟不景氣的蔓延，只有一種東西行情看漲：反資本主義情緒。“資本主義的信任危機發生在三個重要領域：市場具有自我調節力、放松管制是私有經濟取得成功的前提、不在私營經濟領域進行國有化和國家投資的美國政策，這三個教條似乎都失去了魔力。” 從資本主義社會的整個歷史進程和發展趨勢來看,新自由主義雖然解除了國家對大資產者的某些限制,擴展了壟斷資本的增殖空間,但拋棄了凱恩斯主義時期所實行的對市場經濟的某些調節措施,取消了工人運動所取得的某些積極成果,使壟斷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剝削和統治更加嚴厲,使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更加激化，最終發展到在資本主義框架內無法調節和緩解的地步。
    實踐檢驗理論，事實勝于雄辯。上述美國、德國和日本的學者和政要通過金融危機對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的反思和檢討，從不同角度和層面揭示了新自由主義作為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和意識形態的實質和危害，表明西方的有識之士對新自由主義有了一些清醒的認識，逐漸從新自由主義的迷霧和桎梏中掙脫出來。美國馬薩諸塞大學經濟系教授大衛?科茨說：“新自由主義思想在過去三十年占主導地位，但現在似乎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合法性，甚至連一些保守的知識分子都不再固執已見。” 我國理論界可以從西方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思和批判中，得到一些可資借鑒的材料和有益的啟示。
    二、新自由主義是導致這場秧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
    金融危機爆發后，西方不僅有人從“監管缺位”、“政策失誤”、“低估風險”等方面分析導致此次危機的直接原因，而且有人從體制和制度方面剖析此次危機的根源，認識到金融危機是新自由主義推行的惡果。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認為，全球金融危機已演變為經濟危機和就業危機，對金融、實體經濟及各國政府收支平衡產生巨大沖擊。在很多國家甚至演變為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對地緣政治，對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全球地位產生重大影響。“這一后果的始作俑者就是過去30多年來自由市場意識形態所主導的經濟政策。這一政策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主義、經濟原教旨主義、撒切爾主義或華盛頓共識’，其主要哲學包括：反對征稅、反對監管、反對政府、反對投資公共產品，推崇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場、勞動力市場和自由修復的市場。” 美國經濟學家大衛?科茨更加明確地說：“導致這次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原因是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家們宣稱，如果沒有國家的管制，金融市場會更有效率，人們就能把有限的資源投入回報率最高的領域。但是他們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即沒有管制的市場非常容易發生危機，而且在新自由主義條件下金融危機會變得更加嚴重。” 為什么說新自由主義更容易導致全球金融危機呢？西方有識之士著重從以下三方面進行了研究和探討。
    第一，解除對金融的管制，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嚴重脫節。智利學者馬塞爾?克勞德說：很多人認為，當前的金融危機是次級抵押貸款泡沫，但這只是危機的導火索。“它的深刻原因與解除金融市場的調控進程、風險評定公司的行為和世界各中央銀行的引導有關系。” 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的德國現任總統霍斯特?克勒，在接受《明鏡》周刊采訪時說：在盎格魯—撒克遜型的金融領域，人們相信可以從“無”中生出錢來。投資銀行和所謂的金融創新愈來愈和實體經濟脫鉤，關心的只是利潤的最大化。人們拋棄了經濟的倫理基礎，脫離了多數人的生活。“市場缺少透明性，導致金融公司的風險蔓延開來，遍布世界各地，涉及全球的顧客。最后是沒有任何人知道是誰真正承擔了風險，正是這種情況使金融系統變得可怕。” 據統計，2007年美國實物經濟達到3.5萬億,而美國金融衍生品高達320多萬億美元,兩者之比竟為1:91；就世界而言，2007年全球實物經濟為10萬多億美元，而全球金融衍生品竟達681萬億美元，兩者之比也高達1：68。金融資本通過投機和高杠桿運作，使虛擬資本急劇膨脹，必然會與實物經濟嚴重失衡。一旦金融泡沫破裂，不但引起金融體系迅速崩潰，而且給實物經濟造成巨大破壞。當美國及西方金融體系遭遇危機的風險越來越大，但這些風險被置之不理，或被視為杞人憂天之時，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就難以避免了。
    第二，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加劇了生產過剩。法國經濟學家杜梅尼爾和萊維認為：“引發此次金融危機的體制因素，除了有效的金融法制監管的缺失之外，還包括美國經濟采取的新自由主義道路”。這條道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受到美國政府的大力推行，導致國內債務和外貿赤字成倍增長，推動美國在內外經濟失衡的軌道上越滑越遠。資本持有者和處于收入金字塔最高層的那些人越來越富有，但他們與大眾之間的距離則越來越大。這種“經濟失衡的不斷加劇”，正是“次貸危機背后隱藏的深層次原因”。 在美國左翼學者威廉?塔布看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面臨的第一個危機是金融體系的動蕩，這種危機加深著人們對英美主流經濟體系的不信任。在資本主義不合理的社會結構中，生產過剩與社會需求得不到滿足并存是這個體系的特征，資本利用它的階級力量，并挑動工人階級互相反對，其結果是處處給工人壓力，迫使他們接受更低的報酬。特別是在布什任總統期間，美國在五個制造業領域喪失了第一的地位。工資被壓低了，退休金、福利減少了，衛生保健的負擔轉嫁給工人和他們的家庭，雇員被迫從事兼職工作，他們作為臨時工被雇傭和解雇。諸如此類的情況都是為了實現利潤目標，并且為公司所背負的巨大債務融資，這些債務是由于廣泛存在的借貸以從事金融收購業務而產生的。“由于資本占有的剩余價值不能在生產領域找到出路，就融入了金融投機領域。在那里，它被吸進投機的泡沫中，這些泡沫終將破裂，并在整個經濟領域中造成混亂和痛苦。” 據統計，1980年，美國的公司高級執行總裁（CEO）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收入的42倍；到2000年，這一比例就上升到531倍。 2000年，美國貧困人口為3160萬人；到2007年，增至3620萬人，其中有2950萬人靠領取食品券生活。 雖然這次金融危機是信貸擴張引起消費領域特別是房地產領域的生產過剩危機，但說到底仍然是美國普通群眾收入少、消費不足造成的。這進一步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揭示的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這一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必然導致生產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的基本觀點是正確的。
    第三，推行貿易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加劇世界經濟動蕩。2008年10月16日，西班牙皇家埃爾卡諾研究所網站登載了馬德里自治大學教授施泰因貝格的文章《世界金融危機：原因與政治對策》。他在文中寫道：2007年8月爆發的次貸危機已經發展為整個金融系統的危機，其震中已不僅僅在美國，而且擴展到了歐洲和日本，并對新興經濟體的發展造成重大影響。“世界金融危機是20年來金融自由化和全球資金流動過量的結果。”這兩大因素推動了金融熱潮，沖淡了風險意識，造成家庭和企業負債過多、非傳統銀行部門監管不足等問題，形成房地產和其它部門的泡沫。美國房地產泡沫的破裂促使危機爆發，金融全球化又將危機迅速傳播到全世界。 美國《國際經濟》季刊的創辦者戴維?斯米克認為：金融危機的種子“伴隨著1989年柏林墻的倒塌，就已經種下了”。一些新興經濟體，包括印度、西歐以及一些生產大國——如俄羅斯，都發展了市場經濟，大大擴展了全球產能。新興市場向西方工業化國家出口商品、服務和石油，反過來，以外匯儲備的形式積聚了大量的儲蓄盈余資金。“日益膨脹的資金洪流在一種掙脫了束縛的金融體系中肆意翻騰。很顯然，是這些資金的任意流入流出才造成了今天全球惡性的金融危機。” 有關統計資料表明，20世紀60年代，全世界最富國家的人均收入是最窮國家的人均收入的30倍；到20世紀末達到74倍；到目前，又大幅度提高到330倍。短短50年，就翻了10倍多。世界南方欠世界北方的外債總額從1991年的7940億美元增長到目前的3萬多億美元，短短10年，就翻了4倍多。從本質上講，金融資本對其他一切形式的資本的優勢，意味著食利者和金融寡頭占統治地位，意味著少數擁有金融實力的國家處于和其余一切國家不同的特殊地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正是依靠貿易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不僅推動更高程度的生產社會化（表現為國際化、全球化），而且使生產資料和金融資產向少數人和少數國家更大規模地集中。這就必然在全球范圍內使窮國的窮人愈來愈窮，富國的富人愈來愈富，最終導致波及全球的金融和經濟危機。
    從理論上看，新自由主義拋棄了古典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某些過時的東西，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壟斷資本擴張的要求，強化了壟斷資產階級對廣大人民群眾和發展中國家的剝削和統治。與此同時，它反對國家對經濟的調節和社會福利制度，極力推行私有化和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強迫發展中國家開放資本和金融市場，又加劇了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導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社會沖突。這次金融危機正是新自由主義加劇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所產生的必然結果。西方有識之士從解除對金融的管制、加劇貧富分化、推行貿易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等方面分析金融危機的原因，認識到新自由主義直接導致了金融危機。這是西方思想界對新自由主義進行理性思考和批判的積極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社會的發展走向和人民群眾的進步要求。但是，要全面深入地揭示金融危機的根源及其與新自由主義的內在的、必然的聯系，必須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理論，認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基本矛盾的本質特點和必然趨勢。
    三、國際金融危機預示著新自由主義最終衰亡的歷史命運
    為應對這次空前嚴重的國際金融危機，美英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采取各種“救市”措施，包括將損失慘重的主要金融機構及銀行國有化，加強對金融體系的監管，為經濟注入數千億美元，等等。這些措施與新自由主義及其集中體現的“華盛頓共識”是背道而馳的。西方各界人士和主流媒體都感到，金融危機使新自由主義者倡導的理論政策、打造的體制模式遭遇了一次“最殘酷的打擊”，必須對全球管理體系進行改革。2008年1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一份世界經濟走勢的報告中指出：全球主流經濟政策正在發生大轉變。同年10月，俄羅斯高等經濟學校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系主任謝爾蓋?卡拉加諾夫認為，世界歷史的新時期正在開始；“我們面臨的是整個世界管理體系的危機、全球發展基礎理論的危機、國際體系的危機；這一危機將清理掉冷戰結束后人為強行保留下來的或尚未改革的東西，我們需要在老廢墟上建立新的全球管理體系” 。
    首先，金融危機促使西方國家由自由放任轉向政府干預。美國學者卡特琳?本霍爾德指出，1929年的大蕭條之后就曾出現過主流經濟政策上的轉變，它先是帶來了一段實行保護主義政策的時期，隨后促成了凱恩斯主義政策的興起，最終是福利國家的理論。另外一次轉變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價格沖擊之后，決策者的注意力重新放到供給方的措施上，并加強了那些認為私有化和自由市場是刺激經濟增長的最佳途徑的人的力量。目前，全球政界和工業界的巨頭們“似乎正在達成一種共識，那就是資本主義制度將經歷一次罕見的巨大轉變，將催生一套新的經濟政策”。“2008年的歷史可能是這樣的——這是為重新開始管理某些市場、實行再分配稅收體制和開展新形式的國際政策協作打下基礎的一年”。 歐盟委員會和歐洲央行行長特里謝等呼吁，增加銀行在證券等金融衍生品定價信息方面的透明度，終止自由放任以加強金融監管。2008年11月6日，德國著名學者哈貝馬斯在接受德國《時代》周報的訪談時指出，新自由主義的“議程早已丑態百出”：承認證券商們絕對的主導地位；對日益增長的社會不公無動于衷；容忍低層人群貧困、兒童貧困、低工資等現象；懷著私有化的妄想，削弱國家的核心功能；把公共領域廉價出賣給金融投資商；文化和教育取決于贊助商們隨經濟行情不斷變化的興趣和心情。隨著布什時代的結束和新自由主義所吹牛皮的破裂，克林頓和新工黨的綱領也走到了盡頭。“人們不要再對新自由主義信以為真，而要讓新自由主義離開舞臺。那些‘市場命令’下毫無限制地征服生活世界的全部計劃必須經受審查”。 不論資本主義國家采取怎樣的手段對市場經濟和勞資關系進行調節，只要資本主義制度存在，市場經濟的弊端和勞資雙方的矛盾和斗爭就不可能消除。這種矛盾和斗爭只是尖銳與緩和、高潮與低潮交替發生罷了。
    其次，金融危機促使西方有識之士探求徹底變革資本主義社會的道路。2008年11月在巴西召開的第十屆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大會就“資本主義危機”發表了《圣保羅宣言——社會主義是替代選擇》。與會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認為，當今世界正面臨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這次大規模的經濟危機同資本主義不可調和的內在矛盾與本質特征密不可分。當前的危機表明，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矛盾正不斷惡化，資本主義固有的歷史局限性決定了通過革命推翻資本主義的必要性。“新自由主義的破產絕不僅僅是一種資本主義管理政策的失敗，更是資本主義自身的失敗，同時也是對共產主義理想和模式的肯定。我們堅信只有同壟斷資本政權、同帝國主義集團及其同盟徹底決裂，并通過自由、深刻的反壟斷變革，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的解放事業才能最終實現。” 2009年春，英國的《資本與階級》雜志發表未署名論文《當前危機與社會主義者的反應》，指出在金融危機形勢下，“馬克思主義者具有特殊的使命：分析危機的原因和它的演變形式，對世界范圍內的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進行保護和建立他們之間的相互團結的戰略進行討論”。該雜志還表示：“要在分析危機并形成替代戰略中起巨大作用”。 2009年5月，已有94歲高齡的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在接受法國記者專訪時說，自由主義低估了共產主義運動的希望和成果，它想以蘇聯的錯誤和失敗詆毀共產主義運動，但如今“資本主義陷入危機，共產主義思想的回潮正是對自由主義宣傳的一種回答。”“人們不僅重新找到馬克思，而且還重新發現社會主義傳統。” 這些論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國家的史學界對一百多年來共產主義運動與自由主義這種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斗爭、較量的歷史進程和前景的看法，人們從中可以得到歷史的啟迪。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危機還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擴大了中國社會主義發展模式的影響。金融危機以來，西方媒體開始提出“中國式經濟發展模式的成功，對世界來說究竟是喜是憂？”這樣的問題。西方的一些政要也意識到，中國對西方國家構成的威脅，并非來自中國的經濟、軍事和地緣政治等方面，而是來自被忽視已久的“中國模式”。這種威脅不是中國力量本身，而是中國的發展經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詹姆斯認為，中國肯定要利用全球金融危機的機會來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力，“中國式的政府集中控制的模式較好地避免了金融危機的沖擊。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看來，相比美國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中國模式太具有吸引力了。美國正面臨巨大危險，那就是發展中國家將拋棄美國模式，轉而向中國模式學習。” 美國左翼學者威廉?塔布更加明確地說：“建立在尊重主權和經濟互利基礎上的‘北京共識’引起了廣泛的興趣，它是通過巡航導彈和經濟威脅擴展民主和‘自由’市場的華盛頓共識的替代方案。” 上述對“中國模式”或“北京共識”的評論從一個側面表明西方思想界對中國發展道路及其巨大成就越來越重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給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構成的巨大沖擊有了更深切的認識。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西方有識之士加強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世界上共產黨和中左翼組織發動反新自由主義的斗爭，預示著新自由主義最終被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所拋棄、最終被社會主義思想體系所替代的歷史命運。只有從理論和實踐上劃清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等反馬克思主義的界限，才能始終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順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目標。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68期，摘自2011年第1期《國外社會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