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利用人民幣匯率問題制造“金磚”裂痕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際技術經濟研究所
■ 曲雙石

自2011年1月女總統迪爾瑪·羅塞夫（Dilma Rousseff）上任后，與中國同屬“金磚”成員國中的巴西，對人民幣匯率的態度陡變。據巴西新任貿易部長費爾南多·皮門特爾（Fernando Pimentel）稱，羅塞夫總統準備將人民幣匯率被低估問題列入今年4月赴中國參加“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的議事日程之中。

巴西對人民幣態度陡變
原因何在？
要知道，去年雖然關于“人民幣必須升值”的論調在國際上甚囂塵上，而且的確也有巴西政要秉持這種論調，如巴西財政部長吉多·曼特加（Guido Mantega）和時任中央銀行行長的恩里克·梅雷萊斯（Henrique Meirelles）。曼特加認為“若中國采取彈性匯率制，將非常有益于全球經濟”，梅雷萊斯認為“人民幣升值對于確保全球經濟再均衡絕對至關重要”。但是，在去年4月中旬于巴西首都巴西利亞舉行的“金磚四國”領導人第二次正式會晤中，更傾向于“南南合作”的時任巴西總統盧拉并沒有在與胡錦濤主席舉行的雙邊會談中提及人民幣匯率問題。
但是進入2011年，情況發生了變化。迪爾瑪·羅塞夫，這位游擊隊員出身、在大牢里受過酷刑、號稱“鐵娘子”的女總統甫一上任，馬上就表現出了比男人還強硬的一面——要求人民幣升值，而且表示要和胡錦濤主席親自談。這表明，盧拉總統時期中巴之間的朋友關系，可能會在羅塞夫總統任期內成為競爭對手關系。
在去年11月G20首爾峰會上，巴西還聯同中國一道炮轟美國的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怎么突然之間風向大變？首要原因無疑是巴西國內兩派勢力之間的博弈，雙方之間力量的此消彼長決定著巴西政府對人民幣的態度。
一方面是巴西大宗商品出口商。他們視中國為“財神爺”，不愿意利益受損，過去他們的聲音也在巴西國內占了上風。另一方面是巴西制造商，他們擔心被低估的人民幣使自己無法與中國商品進行競爭。事實上，2009年以來，巴西雷亞爾對美元已升值近40%，為拉美國家之最，在新興國家中僅次于南非蘭特，成為國際“貨幣戰爭”中最大的“輸家”之一，這導致巴西產品無法與來自中國的廉價產品競爭，嚴重威脅了其國內工業的發展。
數據也顯示出“巴西制造”較之“中國制造”的脆弱：據巴西國家開發銀行數據，2009年8月至2010年8月的12個月期間，巴西進口中國產品增長37%，達214億美元。強勢雷亞爾造成的制造業困境令巴西政府焦慮萬分。
最近的“玩具門”即體現了巴西玩具制造商的訴求。2010年12月28日，巴西外貿委員會（CAMEX）宣布提高對中國14種玩具的關稅，由20%提高至35%，期限至2011年年底。據巴西貿易部門的數據，巴西的玩具有90%來自中國，2010年前11個月，巴西從中國進口玩具的總額達到2.9億美元。
其實，巴西國內也有有識之士提出，要遏制巴西雷亞爾的狂飆，拿人民幣當靶子無疑是找錯了對象，當務之急應是控制政府開支。近幾年巴西政府開支增速迅猛，迫使央行通過加息壓制經濟過熱造成的通貨膨脹。但是，高息又吸引熱錢流入，從而推高雷亞爾匯率，造成惡性循環。但是在壓力之下向外尋找突破口是政治家慣用的手段，這也有助于理解現任巴西領導人為何將矛頭對準了人民幣。

合縱連橫的美國
巴西國內兩派經濟勢力之間的博弈是巴西施壓人民幣的主要原因，但同時美國在施壓人民幣升值上所采取的“借力打力”的“戰術”因素也不可小視。
正如前文所說，就在不久前巴西政府官員還在國際會議上公開抨擊美國的量化寬松政策，而且巴西國內對人民幣升值問題一直搖擺不定，但是現在卻突然在這個問題上“倒戈”美國“陣營”，不能不說背后也閃現著美國的身影，并且這個身影日益清晰，大有從臺后站到臺前之勢。
雖然近日美國財政部發布的奧巴馬總統執政以來的第四份《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報告》并沒有給中國貼上“匯率操縱國”的標簽，但這只是一種折中的做法。事實上，在該報告中，美國財政部將對人民幣的描述由“低估”升級為“嚴重低估”，而且在行動上他們也沒有放松。就在中國人還沉浸在農歷新年的喜慶氣氛之時，美國財政部長蒂莫西·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出現在圣保羅和巴西利亞。蓋特納此行一是為即將召開的G20央行和財長會議做準備，二是為美國總統奧巴馬三月份的南美之行打前站。
在美國國內面對不同政治勢力不敢隨意開口談論人民幣的蓋特納，到了巴西立馬放下包袱，輕裝上陣。在巴西高校的演講中，蓋特納指出，一些主要經濟體低估本幣幣值，并且嚴格控制匯率，給巴西和其他國家帶來了沉重的負擔。雖然其沒有指名道姓，但是明眼人一聽便知其矛頭指向中國，而且有消息稱蓋特納私下里已敦促巴西高層繼續向中國施壓，組成美巴同盟，共同迫使人民幣更快升值。
這次美國為了達到逼迫人民幣繼續升值的目的拋開面子，主動找到巴西搞合縱連橫，可謂是大大放下了身段。要知道，近幾年盧拉總統執政時期，由于兩國之間的貿易爭端問題，美巴關系并不融洽。巴西由于不滿美國對本國棉農提供非法補貼使巴西棉花無法進入美國市場，導致巴西棉農在1998年到2002年的4年中損失25億美元，從2002年開始就在世貿組織對美國提出訴訟。經過8年的艱苦抗爭，世貿組織最后終于判巴西勝訴，并授權巴西對美國采取總額達8.29億美元的貿易報復制裁，以補償美國補貼棉農給巴西造成的經濟損失。2010年2月9日，CAMEX通過對美國實施貿易制裁的決議，決定對美國進行報復。此后，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和商務部部長駱家輝先后訪問巴西，雙方就此問題談判不斷，雙邊關系嚴重受損。
但是，正所謂“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拉攏新興經濟體共同施壓人民幣，將有助于減輕國際上“美國對中國匯率政策的批評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無理指控”這樣一種聲音，從而使美國在G20會議期間占據優勢。

“金磚”裂痕顯現
事實上，巴西并不是惟一對人民幣施壓的“金磚”國家，印度一直以來也對人民幣持“敵視”態度。2010年4月，印度中央儲備銀行行長杜武里·蘇巴拉奧（Duwuri Subbarao）就曾表示，中國對印度出口的增長要遠高于印度對中國的出口增長，而匯率在其中起了重大的作用。此后，其又不止一次表達過類似的觀點；2010年年底，印度商工部部長阿南德·夏爾馬（Anand Sharma）曾表示，印度對與中國的貿易逆差表示擔憂，希望創建一種機制，能讓印度企業更多的進入中國市場。
與此相對應的，是俄羅斯與“新入伙”的南非對中國人民幣政策的力挺。2010年3月習近平副主席訪問俄羅斯期間，俄羅斯中央銀行副行長維克多·梅爾尼科夫（Victor Melnikov）就曾對隨行的中國商務部副部長高虎城表示，俄方堅定支持中國政府的人民幣匯率政策；南非第一國民銀行經濟學家約翰·洛斯與南非政府重要智庫逸飛森特集團的主席、首席經濟學家戴維·魯特都站在經濟學的角度嚴謹地分析了人民幣問題，認為穩定的人民幣匯率對整個世界都是有益的，并且認為全球貿易失衡也不是人民幣升值就可以解決的；南非貿易和工業部部長羅布·戴維斯(Rob Davies)在2010年訪華期間表示，中國捍衛具有競爭力的人民幣給南非“上了一課”，南非政府將慎重決定如何管理該國匯率波動幅度過大的蘭特。
“金磚四國”一詞由高盛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Jim O'Neil）于2001年12月20日首次提出之后，至今不過10年時間；直至2009年6月，才有了四國領導人在俄羅斯的首次會晤；而南非（“金磚”第五國）加入進來更是只有幾個月的時間。對于一個關系還如此脆弱的非正式組織，只用一個人民幣匯率問題，美國就把“金磚”掰開了裂縫，這還不說五國之間尚存的其他問題。而“金磚”國家的團結對整個世界深具意義。
首先，美元的霸權地位已經讓世界吃夠了苦頭，一個量化寬松就讓世界物價飛漲，美元貶值又使幾個擁有大量美元儲備的“金磚”國家損失慘重，美國引起的金融危機也大大地影響到了新興國家。同時，國際金融監管機構多被傳統發達國家把持，這在國際上一直以來存在爭議。因此，重塑老舊的國際金融體系成為必然，而“金磚”國家團結一致，一是能夠擁有足夠的實力在改革中發出自己的聲音，在G20峰會中與傳統發達國家辯論，從而自己掌握話語權；二是能夠對傳統發達國家形成制衡作用，阻止他們在國際市場上為所欲為，使國際金融體系更加多元化和透明化。事實上，在“金磚四國”領導人第一次會晤中就曾提到：“應提高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發言權和代表性。國際金融機構負責人和高級領導層選舉應遵循公開、透明、擇優原則。我們強烈認為應建立一個穩定的、可預期的、更加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
其次，美國向來善于在地區制造矛盾，從而達到滲透、控制該地區的目的。尤其是作為未來世界經濟主戰場的亞洲地區，同時有三個國家（包括橫跨歐亞大陸的俄羅斯）在崛起，美國不可能容忍自己在該地區逐漸被邊緣化。地理位置上，俄羅斯、中國、印度極為接近，尤其是中國，被夾在兩國之間。更何況印度與中國之間還有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這些因素一旦被美國利用起來制造地區內部矛盾，三個國家將疲于應付，而美日則將坐享其成。
第三，在其他領域，“金磚”國家之間的合作也極其重要。例如，在科技方面，2010年4月，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曾撰文指出，“四國在核能、航空制造、太空探索和利用，以及納米技術等方面的多邊合作意義深遠”；在情報信息方面，梅德韋杰夫強調，“金磚”四國交換可能針對某一成員國貨幣、政權和商品市場的“投機性攻擊”信息，將可以確保每個國家的經濟安全。
“金磚”國家應該明確一點：五國的目標不是內斗，而是攜起手來作為新興國家的代表抵抗傳統發達國家的霸權，而要避免讓美國鉆了空子，占了便宜。迪爾瑪·羅塞夫，小心，別上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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