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如何面對全球能源變局

■ 環球財經記者 劉美

日本核泄漏事故陰云未散，利比亞硝煙又起。眾所周知，自從三次科技革命以來，能源成為了國家經濟的命脈。為了爭奪對世界資源與能源的控制權，從武力攫奪到金融戰爭，國與國之間屢起紛爭。如今，世界能源掌控版圖又將出現怎樣的變化？中國對此又該如何應對？
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所副所長趙宏圖及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劉軍紅，在接受《環球財經》記者專訪時，表達了他們對上述問題的看法。

全球核能復興面臨政治沖擊
趙宏圖認為，核能源是一種政治性很強的能源，二戰后曾一度被認為是最有可能替代石油的能源，但后來美蘇相繼出現安全性隱患，導致核能發展趨勢受到很大的抑制。美國在三里島核泄漏事故后，已有約三十年沒有建新的核電站。歐洲的核能相對比較發達，但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以后，加上歐洲綠黨的興起，歐洲在政治上反對核能的聲音一直很強。
前些年在油價上漲和氣候變化的推動下，核能一度出現復興。本次日本核泄漏事故無疑給這種復興帶來很大影響。人們心理上受到很大沖擊，反對核能的聲音一定會更大。現在很多國家都發表聲明，要對核電項目進行安全性的全面檢查，一些在建或籌備中的核項目都暫停了，在某種程度上放緩了核能發展的步伐。

應盡快建立全球性的核能源安全監管體系
但趙宏圖同時表示，從長遠來看核能肯定要繼續發展。歷史上每次核事故都會給人們帶來巨大的心理沖擊，但過后人們會理性思考，我們是否需要核能，核能究竟能給我們帶來什么。趙宏圖認為，由于歐洲國家核能比例已經很高，因此遭遇的阻力會大一些，但在新興國家如中國、俄羅斯、印度等，核能發展的勢頭還會持續下去，只不過會更重視安全性與技術上的進步。
劉軍紅也對《環球財經》記者表示，在長期范圍內，核電仍然是一種相對成熟并具有充分潛力的能源。他認為，日本核泄漏事件帶有某種特殊性，日本發展核電的監管體制存在弱點，可以說是一種反邏輯的體制。日本核電是國家戰略、經（濟）產（業）省推廣、民間運作。其中負責監管的安保院只是經產省下屬能源廳再下屬的一個單位，相當于是“球隊”本身同時充當“裁判員”的角色，很難確保其中立性，不能令民眾信服。而我國的核安全局是獨立于政策制定部門的單位，兩國沒有可比性。
劉軍紅認為，以法國的經驗來看，全球大規模推廣核電是可行的。與其他清潔能源如風能、太陽能相比，核能的效率最高、相對成本最低。他在采訪中援引報道稱，比爾·蓋茨投資的能源公司正在研發一種無需更換燃料、最長運轉100年的小型核電站。據稱這種技術可實現10萬千瓦的小型反應堆發電，非常適合中小城市使用，而且100年的運轉時間將使單位時間發電成本接近于零。如果類似技術能夠獲得突破，核能將展現出更加巨大的潛力。
劉軍紅呼吁，發展核能、維護核安全代表著全世界的利益，中國、美國、日本、法國等應當聯合推出全球性、通用性的核能安全體系，這應是本次日本核泄漏事故帶給我們的最大啟示。

能源的海外投資應區分“走出去”和“拿回來”
從能源本身的角度，趙宏圖認為，不論是石油、天然氣還是發展核能所需的鈾礦，都已經形成了相對成熟的市場，在目前尚不存在資源性枯竭的前提下，與人們經常談到的供應制約需求相反，從根本上講是需求決定供應。近些年有些國家建設核能的發展速度較快，導致鈾的供應緊張，鈾礦價格大幅上漲，在這次日本事故的沖擊下，這種情況可能會有所緩解。同時與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時相比，石油市場也更完善，出現產油國故意中斷供應的可能性明顯降低。
至于我國的石油進口會否受到目前“大中東”動蕩局勢的沖擊，趙宏圖表示，“首先要區分兩個概念：‘走出去’和‘拿回來’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走出去’指的是對外投資，理所應當獲得投資收益。實際上我們在利比亞石油相關的投資比較少，重點還是勞務輸出。即便是石油方面的投資，也并不是說要把石油‘拿回來’。投資拿的就是投資的收益，它和投資產生的石油怎么分配（是否要把石油拿回中國來）是兩個概念。能源投資也是一種投資，并不意味著占有資源。從這個層面來講，我們應該探討的其實是企業如何評估對外投資的政治風險。歐美國家一方面會幫助企業避免風險較高的投資地區，另一方面則通過發展國內的保險行業，讓企業在遭受突發事件時能夠獲得賠付。這些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中國能源企業海外收購容易遭遇政治偏見
對于近年來我國企業尤其是能源企業在進行海外投資和收購時屢屢遇阻這一問題，趙宏圖分析認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因為東西方在認識國家與企業關系方面存在文化差異。在西方尤其是美國，國家與企業分得很開。當然他們的原則也是企業利益要以國家利益為重，例如很多與能源相關的投資，有些項目是美國企業與當地合作的項目，但后來美國和這些國家交惡，要對它們實行制裁，美國政府就會要求企業從這些國家撤離，這時企業利益就要為外交利益讓步，但企業本身并不是跟國家綁在一起的。而在中國，“國”和“家”是一體的，在民眾的觀念中，還是相信企業對外投資“走出去”和“拿回來”要連在一起。
趙宏圖建言，不宜過度宣傳“企業投資要跟國家利益掛鉤”，這容易給我們的企業帶來很大的負擔。“我接觸的很多西方人不理解，他們認為國家和企業應該是分開的，他們認為中國的企業有國家背景，于是就擔心你投資的目的，就要審查你。拋開對方的保護主義不談，我們的很多并購失敗與上面談到的這個問題是有關聯的。”
“事實上，當我們說中國的能源企業‘走出去’時，是跟‘請進來’（而不是‘拿回來’）相對應的，這兩個詞的根本含義是改革開放中的對外投資和吸引外國投資。但外國人因為對中國不了解、不信任，‘走出去’就被西方理解成對外擴張，和西方爭奪資源。國內也有很多誤解，認為到國外投資就一定要把資源拿回來。實際上，我們企業拿到的份額油基本上都賣到國際市場了。從投資的角度來說，我們的企業去投資開采，主要是出于當前國際石油業上游高利潤的驅動。”

新能源取代傳統能源還需要漫長過程
槍聲一響，油價就漲。劉軍紅介紹道，一般認為當國際油價超過70美元/桶，替代能源的收益性便成立。又有學者說國際油價超過100美元/桶，將成為傳統能源向新能源過渡的轉折點。目前油價再度突破百元大關，新能源自然成為關注的焦點。
對于新能源取代傳統能源“轉折點”這一說法，趙宏圖表示了質疑，“我認為新能源取代傳統能源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首先油價是波動的，是不是能一直穩定在100美元/ 桶以上很難說。2008年金融危機時油價一度漲到147美元/桶，然后很快就下來了。”
趙宏圖認為，新能源的發展很大程度上還是取決于本身的經濟性。在人類歷史上，前幾次能源轉型——不論是煤炭取代木柴，還是石油取代煤炭，背后都是使用能源的那些設備——或動力系統的根本性變革。
蒸汽機的發明使煤的需求大幅增加，內燃機以及汽車推廣之后，對石油的需求大幅增加。而現在還沒有在動力系統方面發生根本變革。所謂混合動力車、電動車，至少在目前還存在很多問題，很難像蒸汽機和內燃機那樣大規模應用，更不能引領主流能源的轉型。

何祚庥建言中國能源戰略

■環球財經記者 劉洋

北京，初春。
與往年同樣明媚的陽光下，“購鹽潮”背后所體現的日本核泄漏事故印記，悄然加在這座千年古都之上。3月17日，曾參與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氫彈的研制開發的中國科學院院士、理論物理學家何祚庥老先生，在武警總醫院住院部接受了《環球財經》專訪。何老腰椎有疾，不日后將接受一個較大的手術。也因此，何老此前推掉了其他一些媒體的專訪請求。
就在一天前，3月16日，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聽取應對日本福島核電站核泄漏有關情況的匯報。會議決定立即對中國核設施進行全面安檢；立即停建不符合安全標準的核電站；核安全規劃批準前，暫停審批核電項目等。會議要求繼續加強輻射環境監控和重點區域監測。
見面遠比想象中輕松，耄耋之年的老者對于前一天中央做出的決定表示了高度的認同。《環球財經》雜志社副社長彭曉光與何老的對話也從這里正式開始。

技術難度制約發展空間
彭曉光：日本地震引發的福島核電站事故危險等級不斷提升，這一事件既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也引起了人們對中國核能發展的關注，各方面都在對此進行評估。我們想聽聽您對此的看法。
何祚庥：我不完全是專家。我們這代人都有一個傳統的夢想，將來中國的能源問題能夠通過核能得到最終解決。現在的核工作者還抱著這樣的理想，但是我已經放棄了，放棄的原因并不是我對核能不忠，而是我個人認為難度較大，這種難度不僅體現在技術上，也體現在成本上。
發展核能，是我國兩代科學家傳統的夢想，但夢想與現實之間是有距離的。除了技術和成本，還要牽涉到另外一個問題——資源問題。在發改委一次座談會上，我曾提出一個材料，我說我國應該發展可再生能源，理由是核能資源不夠，當時有一個數據表明，以中國的資源發展核能，一共只能夠25座標準核電站（100萬千瓦）運行40年。去年年底，我國在快堆后處理技術上取得突破后，媒體曾報道說“由于快堆技術的成功，我國的核資源可支撐年限將從60年延長到3000年”。我個人認為這個說法不夠準確，因為它沒有說明是多少千瓦的核電站運行3000年。
與世界核工業先進國家相比，我國還有很大距離。我們現在是世界第八位，印度是世界第七位，排名只相差一位，但實際差距有多大呢？我這里有個材料，據《中國核工業報》2011年3月2日報道，印度的實驗快堆1985年實現臨界，中國實驗快堆2010年才實現臨界，差了25年；印度于2004年開始建造的50萬千瓦電功率原型快堆將于2012年建成，我們國家正在建設試驗快堆只有25兆瓦，約是印度的二十分之一，且可能在今年建成，而我國擬自主設計的示范快堆項目尚未立項；印度已擁有3座小型熱堆乏燃料后處理廠，我國的第一座大型熱堆乏燃料后處理廠尚在擬議之中；印度于2005年在世界上率先完成了快堆乏燃料的水法后處理熱實驗，我國快堆乏燃料后處理技術研究剛剛起步；印度具備了快堆MOX燃料制造能力，并可為即將建成的原型快堆提供燃料，我國尚未掌握快堆MOX燃料制造技術；印度自主建成了3座高放廢液玻璃固化廠，我國尚不具備玻璃固化廠的建設能力，目前依賴進口。
核能受到推崇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其被認為是清潔能源。核能也可以說是清潔能源，但是如果放射性產物得不到妥善處理，就成了危害極大的污染能源。全世界過去的核電站成本都很低。上世紀60年代美國的核電站一度做到1度電4厘錢。那時候覺得核電前途一片光明。成本如此之低的原因是那時沒有重視安全問題。美國三哩島事故、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故出來以后，大家認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于是要確保安全。
方法之一是設計上進行改進。過去不確保安全是為了省錢，因此確保安全的必要條件是多投錢。首先要保證核反應堆的設計安全，再者是外墻的抗震能力。應該說日本人在設計核電站時是考慮到了這個安全的。日本建筑的抗震結構在全世界范圍內都是技術領先的，因此這次福島核電站泄漏事故，不能怪日本的工程師和設計師，9級地震確實是太大了。在安全問題上，不給錢是做不到的。我們的高層建筑結構水平與日本在技術上還存在差距。因此中央最近重新審視對核電工業的發展，我認為是非常正確的。從安全角度和成本角度都應該加以考慮。

核電宜用于特殊用途
何祚庥：此外還有資源方面的考慮。中國是國際上公認的貧鈾國，各國鈾的儲量是保密的。但全世界鈾礦的數字是公布的，目前約為500萬噸天然鈾。我個人的計算是，中國土地面積占世界陸地面積6%。中國是貧鈾國家，不可能超過平均值。因此我的毛估是中國天然鈾儲量不超過30萬噸。但有一個變量來源于青藏高原，其下的鈾礦儲量目前是個未知數。
彭曉光：目前我們的鈾主要從哪里進口？
何祚庥：最開始找加拿大，但是加拿大因為美國的關系不賣。后來找澳大利亞，一開始成功了，還草簽了協議，但后來美國一施加壓力，澳大利亞馬上就決定不賣了，只是象征性地給了一點以表示友好。現在只能依靠哈薩克斯坦，但目前還未見到正式合同。
還有一個問題，中國現在的規劃是要建設100座或者200座核電站，印度的規劃則是400座。如此一來，全世界肯定會出現搶礦問題。
彭曉光：印度也是貧鈾國，但印度在全球購買資源顯然比中國遭遇的阻力要小很多。
何祚庥：對。這會成為未來國際政治的一大問題。我認為我們對核的作用應該有一個正確定位。我的觀點是，不把核能作為基本電力，而是作為特殊用途和補充能源。
首先，將來最能發揮核能優勢的地方是船舶。一次裝料，30年運行。未來，大型船舶和航母、潛艇都可以是核動力的。在這些方面，核能的經濟性是石油和煤無法比擬的。
其次，核電站可以做成移動電站，哪里缺電就搬到哪里。核電站就是一個船，現在俄羅斯已經研究出來了。這樣可以非常好地解決中國電能的臨時調配問題，將來京津用電緊缺就把船開到渤海，一根電纜就可以把電輸入到電網，上海緊張就到上海，廣東緊張就去廣東。
還有特殊的，用其他能源很困難的地方可以使用核能，但不要去跟基本電力搶市場。
很多人說核電站的建設也有規模效應，規模大了成本就低了，歷史上核電站成本很大，現在很低了。但我說：錯啦！歷史上核電站成本低，現在成本變高了，因為要重視安全問題啦。規模效應可以降低一些成本，但是為了確保安全，會增加很多成本。我也不認為規模效應能夠降低成本，要做出來才算。更重要的是鈾價的成本也要有一個長遠的眼光，鈾精礦價格飛漲。2007年7月，在現貨交易市場上，每公斤U3OS高達358美元，在長期合同市場上為每公斤247美元，而2004年中期，這兩種價格即僅為每磅20美元上下。
彭曉光：重要的是我們要注意在礦產資源上不能過分依賴國際市場。
何祚庥：是的，這也是我建議只將核能作為補充能源的原因。目前，世界上只有法國將核電作為基本電力，日本所占比較多，也僅占30%左右，美國有反核運動，核電的發展受到阻礙，最近奧巴馬表態仍要發展核能。我國的志向是核電占整個發電量的5%。

建議加大水能、太陽能、風能建設
何祚庥：我們國家的能源結構要調整，我建議首先應考慮水能，目前我國的水電技術也是最成熟的。
彭曉光：但是發展水電引發的地質破壞等環保問題所引發的爭議也比較大。
何祚庥：我看到近日有些報道非常有意思，日本出了核事故，一些國內媒體卻將關注點放在置疑怒江該不該開發，我們該不該蓋水電站上。我在這里問一個問題：目前全球核電站已經先后出了三次特大事故，但是水電出了幾次大事故？不要說我們中國，就是全世界哪個國家出過一次大事故？一次大事故都沒有出過。今年的一號文件里面有一句話：“十年來，我們在水利上欠賬過多”。這句話，表明中央已經在考慮戰略調整。
為什么需要發展水能？第一，水能是清潔能源。第二，會不會破壞環境？當然，要開發水能，樹總是要砍掉一點的。但是，這種破壞是一次性的，是局域性的。
還有我們的水能資源是全世界第一。理論上是7億千瓦，技術可開采的是5.4億千瓦，經濟可開采的是4.5億千瓦。但是，我跟水能專家說過，5.4億千瓦都可以可開發利用的。
我們國家的水能利用率只有30%，世界發達國家的利用率都在80%到90%之間，而且我們國家的水能資源最多。現在“三江保護區”，導致瀾滄江不能開發，怒江不能開發，金沙江也不能開發。這么好的水能資源，就因為一些不明爭議而白白地付之東流了。這次中央撥付4萬億發展水利，我舉雙手贊成！
其實，除了水力發電，水能還有另外一個重要作用，就是做抽水儲能電站。什么叫做抽水儲能電站？上游有個庫，下游有個庫，用能源把下游的水抽到上游，然后放下來發電。像十三陵水庫上面就有一個約幾十萬千瓦的水電站是抽水儲能電站。
為什么要建抽水儲能電站？電力的需求是不一樣的，但是用火電調整峰谷比，代價太高；核能原則上可以調，但是成本太高，所以基本上也被認為是不能調的。所以，我們核電站建設時都要求建設配套的抽水儲能電站。江西省要建設一個400萬千瓦的核電站，同時就要求江西省建設400萬千瓦的抽水儲能電站。重慶要上馬600萬千瓦的核電站，也要求建設配套的600萬千瓦的抽水儲能電站。
同時，我們的火電都要向超超臨界技術發展，我贊成。投資雖然大一點，但是效益高多了。但是超超臨界的特點是不能停、不能調。因此，如果我們國家要大干快上超超臨界火電站的話，我認為也要發展配套的抽水儲能電站。
抽水儲能電站更重要的應用是什么？是為風能服務，為太陽能服務。我們現在發展風能，但是風能不能上網。不能上網是有原因的，因為風電的波動是電網吃不消的，可能我需要電的時候沒風，有風的時候電能又太多了，所以，風能有個外號叫“垃圾電”。但是，如果我們讓風能去抽水，讓水能去發電不就解決這個問題了嗎？我們國家水量很多，且地形復雜，所以，我們有足夠的地形、足夠的水去建設超大型抽水儲能電站。
大到什么程度？我曾跟老同學、曾任長江水利辦公室主任的魏廷錚一起去三峽轉了一圈，就在三峽水庫上面不遠，還可以修一個上庫。有足夠的地形和足夠的水，那個地方可以做幾億千瓦的抽水儲能電站。長江三峽的裝機容量是2200萬千瓦，但是其地形條件很可能修建一個超大型的抽水儲能電站。當然，實際情況是要打折扣的，但是2億千瓦是可能的。而且，這里的電網跟全國的電網是連在一起的，這就給全國的電力調配解決大問題啦！所以，要重視大型和超大型抽水儲能電站的建設。
所以我認為，能源結構的調整第一位是水能，這個水能既包括水力發電，也包括抽水儲能電站。而且，要把抽水儲能電站提升到戰略高度。因為，只要這個發展好了，我們才能發展風能和太陽能，不然我們的電網受不了。
彭曉光：這次“兩會”有代表質疑，為什么要給風能產品和太陽能產品的出口提供這么多的補貼。
何祚庥：從產業扶持上說，我認為目前我們對太陽能產業研發的扶持力度還不夠。人們都說，太陽能產品是多晶硅，高耗能、高污染。但是最近我們研究所有一位陳應天教授發明了一種廉價生產太陽能級多晶硅的新方法，低耗能、無污染、價格便宜，成本只有傳統產品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但這個項目目前沒有經費支持。
我認為，中國發展太陽能的前景遠大。中國的太陽能資源是每年17000億噸標準煤，這是照射到地面上的，連植物吸收的也在內。我們每年消耗的是30億噸標準煤，500多倍。植物光合作用的能源轉化率為千分之二，但我們制造的太陽能電池板的轉化率為20%。只要我們能夠開發全部太陽能能源的1%，中國的能源問題就基本上全部解決了。
這么好的資源，為什么不用？因為太陽能太貴了。我承認，現在確實有點貴。但是，我們還有很多好辦法可以讓它便宜下來，這需要資金支持。
彭曉光：目前國內的太陽能產業還缺乏特大型龍頭企業。煤炭、石油都有龍頭企業，但是太陽能沒有。
何祚庥：一方面我們對太陽能不夠重視，另一方面，也沒有一個明確的政策去通過研發降低成本，使得太陽能可以利用。但中國的能源問題最終還是要依靠太陽能來解決的。因為資源量擺在那里嘛！現在惟一的問題是需要通過技術進步來降低成本。
美國總統奧巴馬最近對其本國的清潔能源發展做了一個排序。第一位是風能；第二位是太陽能；第三位是水能，美國的水能已經開發得差不多了；第四位是天然氣；第五位是潔凈煤技術，但是這個成本也很高；第六位是核能。
我們國家也需要根據自身資源、技術條件做相應的能源發展規劃，我們一直在說“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但轉變發展方式，能源是關鍵。按照我的理解，過去是以火力發電為主，要么是開采煤，要么買石油，要么買天然氣。但是現在，煤快沒了，天然氣不好買。于是寄希望于核能。以我個人的看法，我建議第一是發展水能，第二是太陽能，第三是風能。
風能為什么排在最后？風能價格便宜，但是風能的開發有地域限制，而且風能占地面積太大，每平方米的風能發電量是5瓦，而太陽能可以達到50瓦。而土地是需要計入成本的，沙漠可能不用錢，但是沙漠的開發也是需要錢的。
（實習記者向捷對此文亦有貢獻）

構建中國海外保障體系迫在眉睫
 

無論是保障我國能源和資源的海外供應，還是保護我國企業在海外的工程與投資，都需要構建一個有效的海外安全保障體系。此次中東、北非地區的亂局給我國的海外投資敲響了警鐘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際技術經濟研究所
■ 陳曉進
中東、北非亂局仍在持續進展之中，全球化時代，中國無法獨善其身，在這一波亂潮中遭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如何在海外經濟利益迅速擴張的同時，建立起相應的海外保障能力，已經是迫在眼前的難題。

北非亂局攪痛中國經濟的神經
根據商務部的統計，受地區局勢動蕩影響，今年1至2月，中國在非洲地區承包工程業務新簽合同額34.7億美元，同比銳減53.2%，其中，在利比亞新簽合同額同比減少45.3%，完成營業額減少13.9%。中國在利比亞共承包了50個大型項目，涉及金額188億美元。目前13家央企在利比亞的項目全部暫停，而且復工無期，這些投資主要集中在基建、電信領域，預計將面臨較大損失。
中東、北非的混亂局勢也影響了我國能源進口。2010年中國進口原油2.39億噸，原油對外依存度已超過50%。中國從中東和非洲的原油進口量占總進口量的81%，而發生動亂的中東、北非國家，恰恰都是石油生產大國，而且都與我國有著長期穩定的供應關系。中東、北非兩地政局的動蕩會嚴重威脅到中國能源供應的穩定。近日，僅僅是心理擔憂的預期因素，就已造成國際油價大幅上升，紐約和倫敦布倫特原油市場在利比亞動亂升級的2月23日暴漲，突破和逼近每桶100美元/桶大關，達到金融危機以來的最高水平，對我國石油進口造成一定影響，可能會嚴重影響到我國經濟發展大局。
更為重要而深遠的影響是：中東和北非地區的動亂，造成該地區政權的頻繁更迭，很可能使我國多年來在此地區的外交經營成果付諸一旦。以利比亞為例，如果卡扎菲下臺，歐美必定會扶持成立一個親西方的新政府，歐美參戰國在此地區的商業利益將得到確保和優先，而我國的經濟利益是否能得到應有的尊重和安排，則成為未知之數。

海外保障能力落后于海外經濟利益的增長
從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開始，我國在分享全球性的開放市場，加入全球資源的統一配置的同時，也在全球化產業鏈中確立了自身的位置：物美價廉的中國制造悄然風靡全球。隨著制造業生產規模不斷擴大，我國對于各種自然資源的需求也相應地不斷增加。無論是石油、天然氣等能源，還是鐵、錳、銅、鉀鹽等大宗礦產，我國的后備儲量都嚴重不足。因此，充分利用海外資源，尋求和建立海外穩定的礦產資源供應基地，就成為維護我國資源安全、保障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多年的經濟發展也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具備“走出去”爭取海外市場的實力。目前，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業務遍布全球將近200個國家和地區。根據商務部的統計，我國2010年對外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900億美元，有54家企業進入了全球最大的225家國際承包商名錄，共完成了海外工程營業額505.91億美元，在入選企業數量和業務總額兩方面，均為全球第一。我國企業在非洲地區和亞洲除中東以外地區占領了市場高地，其中在非洲地區共完成營業額208.0億美元，占36.6％。
無論是保障我國能源和資源的海外供應，還是保護我國企業在海外的工程與投資，都需要構建一個有效的海外安全保障體系。而此次中東北非地區的亂局給我國的海外投資敲響了警鐘：我國尚未建立起與自身海外經濟利益相適應的安全體系，我國的海外保障能力發展已經遠遠落后于海外經濟利益的增長。因此，在遇到重大的地緣政治變動時，我國的海外利益就很可能處于尷尬局面。正如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所言：“未來5至10年，中國在海外的投資可能會超過中國的吸收外資，故建立有效的海外投資安全保障機制顯得尤為迫切和重要。”

向誰借鑒——英美日的經驗比較
歷史上，大國在對外經濟擴張時期都曾經面臨如何建立海外安全保障的問題。大英帝國當年發動戰爭，建立海外殖民地的初衷，是為了保障其主導下的海外貿易。可以說，整個大英帝國400年的成功，是經濟上的成功擴張，軍事上成功保衛了經濟擴張的成果。
美國在二戰后實行的經濟擴張，與英國直接運用軍事力量建立殖民地的方式不同，采取了另一種策略：掌握制造業高端，通過掌握鑄幣權的金融信用，向發展中國家負債，從而“不戰而攫人之財”。同時，美國也在控制能源和貿易航運路線的戰略關鍵地區建立了數量龐大的軍事基地。如在中東、北非，美軍的基地和設施遍布于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巴林、阿曼、埃及、肯尼亞等國家。軍事力量和金融手段，共同構成了美國保障其全球利益之盾。
與英美兩國相比，日本走了一條和平擴張之路。日本在二戰后事實上經歷了兩輪高增長以及與之相對應的海外擴張熱潮：第一輪發生在上世紀50至60年代，日本充分利用廉價勞動力，把大量商品出口到國際市場；第二輪發生在80年代中期，日本在許多關鍵性領域奠定了優勢地位，許多企業開始尋求海外投資辦廠，收購了大量海外資產。之后20年日本本土經濟長期低迷，海外資產收益成為日本的經濟支柱。
由于受到特定的歷史條件和國內外環境制約的限制，日本無法運用軍事手段建立海外安全保障，因此長期來實行經濟外交，用政府開發援助（ODA）為主要方式開辟海外市場。1980年的日本《外交藍皮書》宣稱：ODA是“為確保日本的綜合安全保障而付出的建立國際秩序的代價”，也是為“確保廣義上的安全保障”所必不可少的。在上世紀90年代，日本利用西方國家普遍陷入“援助疲勞”之機，一躍而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對外援助國，并連續多年保持了這一冠軍寶座。通過ODA，日本另辟蹊徑、揚長避短，獲取了廉價資源，拓展了海外市場。
客觀看待我國當前面臨的國際處境：我國的軍事政策是防御性質的，海外軍事力量弱于一些西方大國的局面將長期存在；我國一直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并無成為全球霸權國的野心；同時，維護現有國際經濟秩序的穩定，也是符合我國實際利益和立場的。因此，我們宜充分運用外交和經濟力量，建立我國的海外安全保障體系。

充分運用外交和經濟力量構筑海外保障體系
為減少發達國家對中國與非洲、東南亞等國家合作的擔心，我們應該加強與歐美國家各種形式的交流，建立高規格的雙邊和多邊對話機制。據悉,法國總統薩科齊即將訪華，重點議題是與中國商談建立“20國集團”秘書處問題。我國應充分發揮我在“20國集團”中的影響力，借機與法國探討我國在利比亞當前和未來的商業利益問題。
在資源外交上，應更加重視周邊國家，有利于提高中國資源供應的可靠性。加大與中國周邊地區國家的經濟合作力度，比如與東南亞地區、中亞地區以及南亞地區的經濟合作與共同開發。這不僅是因為這些周邊鄰國同樣也擁有豐富的油氣資源與礦產資源，更重要的是這些鄰國在中國周邊地區，中國的影響力輻射更為有效。同時，中國加快與周邊地區的經濟合作，將有助于周邊財富帶的形成，從而對形成一個和睦繁榮的亞洲局面，大有裨益。
在經濟上，應繼續加強對非洲等地區的援助。從2000年來，我國已免除31個非洲國家100多億美元的債務，在非洲展示了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我國援助非洲采取了不同于西方大國的友好方式，承諾不以干涉內政、強迫非洲國家改善人權等作為援助的先決條件，更不會像西方國家建議非洲大陸采行新自由主義或經濟改革計劃。許多受惠于中國援助的非洲國家漸漸與我國拉近距離，過去十年中非經貿關系幾乎成倍數增長。當前，西方大國受到金融危機的拖累，大量對外援助項目面臨削減。我國應借機繼續加強對非援助，增強對非洲地區的影響力。
此外，還應充分利用國際規則，建立健全對外投資保險體系。目前國內這類海外投資信用類保險審批程序繁瑣，且費率較高，應從國家海外資源戰略和方便資源開發類企業走出去角度考慮，對相關的保險體系進行改革。除通常的出口信用保險外，中國還是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的締約國，該機構可向跨國直接投資者承保外匯凍結險、資產征用險、合同中止險、武裝沖突和市民暴動險。對這一險種，亦應加強對資源類走出去企業的宣傳。

中國與南非在“金磚國家”框架下合作探析

中方可推動在中國與南非優勢互補的領域開展涉非多邊合作，擴大新興大國的利益交匯，擴大南南合作的領域，減輕西方對中非合作的壓力

■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  汪巍

2010年12月，中國作為“金磚國家”合作機制輪值主席國，與俄羅斯、印度、巴西一致商定，吸收南非作為正式成員加入“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南非的加入將有利于“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的發展，促進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的合作。2011年4月中旬，“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將在中國海南三亞舉行。“金磚國家”是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西方國家都無法參與的“論壇”，是中國在西方制定的游戲規則之外提高國際影響力的最重要的經濟機制。
伴隨“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的逐漸形成，作為全球新興經濟體代表的“金磚國家”國際影響力也日益增強。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算，“金磚國家”的GDP總量將從2008年占世界份額的15%上升到2015年的22%。“金磚國家”同發達國家不是一個競爭關系，而是開放、包容的，是南南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南北合作的橋梁。南非經濟約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0.5%，南非加入“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將有利于五國在全球氣候變化問題、聯合國改革、減貧等重大全球性和地區性問題上協調立場，更好地建設一個公平、平衡的國際政治新秩序。
在“金磚國家”框架下，中國與南非可在以下領域加強合作：
1.共建國際新秩序。南非主張通過政治和外交努力，建立更加公正、民主的國際秩序。2011年，所有“金磚國家”要么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要么是非常任理事國，這將有利于中國與南非等“金磚國家”密切協調配合，倡導多邊主義和國際關系民主化，共同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合法權益，在加快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上，解決全球經濟失衡問題；在北非國家政局動蕩的形勢下，“金磚國家”可支持非洲國家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反對外部勢力干涉非洲國家內部事務，支持南非在維護非洲和平與穩定當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2.在“金磚國家”平臺結合南非等國，積極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國際金融機構改革和國際金融監管改革。在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方面，一是完善國際貨幣體系，促進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合理化；二是推動“金磚五國”相互貿易結算逐步放棄美元而改用本幣，中國可與南非在此方面采取協調行動。
南非主張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給予新興經濟體更大的發言權，要求公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負責人的選舉，結合南非的要求，在未來的國際金融機構改革中，“金磚國家”可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除了要最終實現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平等享受投票權外，還要制定公平合理的總裁任職資格和選拔程序、制定科學的份額計算辦法和動態調整機制、改革投票規則，避免任何國家有一票否決權等，以使它的治理和決策機制更加符合世界經濟多極化的要求。
南非認為，應加強對金融活動和金融產品的監管，監管范圍應擴大到非銀行金融系統，應建立有效的金融預警系統，中國可結合南非利用“金磚國家”平臺要求對國際金融機構實施更嚴格的監管，特別是將曾長期游離于監管之外的大量對沖基金、主權財富基金、衍生金融產品和信用評級機構等納入監管范圍。
3.聯合南非支持我國人民幣匯率政策。巴西財長皮蒙特爾近來表示，巴西總統羅塞夫4月份出席北京“金磚國家”峰會期間，有意把人民幣匯率“疲軟”問題列入會議議程。目前巴西本國貨幣雷亞爾“被高估”，制造商喪失競爭力，造成出口下滑，國內企業受損嚴重，經濟增長減緩。皮蒙特爾質疑中國讓人民幣的估值偏低，說明巴西可能會加入迫使人民幣升值的行列，以獲取貿易競爭優勢。
針對巴西對我人民幣匯率的言論，我國除做好巴西工作外，也可通過南非做巴西的工作，說明人民幣升值將造成國民財富流失和中國海外資產貶值，從而擠壓中國本土資本生存空間，說明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符合中國國情，從而最大限度地利用“金磚國家”的支持來平衡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4.與南非共同推動貿易自由化進程，在“金磚國家”框架內外反對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在后金融危機時期，國際上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有所抬頭，巴西、印度等國家也先后對中國產品發起了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這就需要中國和南非一道，在“金磚國家”框架內外，推動貿易自由化進程，抵御當前出現的貿易保護主義浪潮。
5.利用南非的渠道，利用“金磚國家”的資金，在非洲開展項目。非洲現在是世界上經濟增速最快的地區之一，今年經濟增長有望達到5%，而南非是非洲最大的經濟體和最具影響力的國家之一，其國內生產總值約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經濟總量的1/3，對地區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引領作用。南非相關企業在非洲金融、電力、電信、建筑、農業等行業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南非每年對非洲投資約14億美元。南非公司幾乎遍布大半個非洲，南非積極推動在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成員間實現85%的商品免關稅流動，有利于“金磚國家”成片開發非洲市場。近年來，印度、巴西、南非三國攜手開展幾內亞比紹農業開發、佛得角衛生診所等項目，中國可結合上述三國的資金，一道在非洲開展項目。中國、巴西、南非可合資經營經坦贊鐵路到約翰內斯堡的鐵路旅游線，開發東南部非洲的旅游資源；南非公司迫切希望進入南蘇丹，中國可與南非等“金磚國家”攜手協助將于7月9日誕生的南蘇丹共和國保持穩定，促進“金磚國家”在當地的市場開發。
 6.中國與南非在“金磚國家”框架下實現互利共贏。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南非近兩年經濟增速放緩，失業率升高。為此，南非新政府2009年5月上臺以來，采取了“向東看”策略，希望通過擴大與新興市場國家合作，帶動本國經濟增長。南非總統祖馬去年9月表示，與中國、印度、巴西和俄羅斯等新興市場國家的合作會給南非的經濟增長帶來機遇。南非財政部長普拉溫·戈爾丹認為，“金磚國家”將給南非帶來刺激經濟增長的良好環境，包括學習經濟快速增長的經驗、共享知識和技術，并將增加南非的貿易額。
中國已是南非最大的貿易伙伴國，南非也是中國在非洲的第一大直接投資目的地，中方可推動在中國與南非優勢互補的領域開展涉非多邊合作，擴大新興大國的利益交匯，擴大南南合作的領域，減輕西方對中非合作的壓力。巴西汽車業已直接搶灘南非，巴西與南非財團還合資在非洲勘探開發礦藏；中國可結合南非、巴西優勢開展多邊合作；可結合中、俄、巴西航空、航天合作的成果，擴大與南非空間技術合作；利用巴西海洋石油技術優勢，中國可與巴西合作開發南非海洋石油，為南非經濟營造有利的發展環境。中國與南非在“金磚國家”框架下加強合作，將有利于南非經濟加速增長，預計南非國內生產總值2011年至2013年的增長率將分別為3.5%、4.1%和4.4%。
7.攜手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挑戰。南非認為不能因為減排制約南方國家的發展，發達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承擔更大的責任；中國可結合南非等“金磚國家”，強調發展中國家受氣候變化影響最為嚴重，要求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上的支持，應對氣候變化。
中國與南非已經確立了平等互利、共同發展的戰略伙伴關系，中國與南非在“金磚國家”平臺加強合作，可在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氣候變化等重大問題上發揮重要作用，推動國際秩序朝更加均衡的方向發展。

非洲資源角逐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國際技術經濟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  《環球財經》編委 張捷

親歷非洲買礦：獲得海外資源何其難
2007年時筆者曾與世界某著名貴族家族合作，到非洲買礦。這次經歷一波三折，從起初的驚喜到后來的驚魂，最后雖然協議沒有簽成，但收獲良多。尤其是對方在談判過程中處處設陷，可謂步步驚魂，一不小心就可能會押上自己全部的身家，甚至自由。近些年來，到非洲投資的中國企業家日漸增多，當時的一些心得、體會、反思，權當野人獻曝，供同行參考。

一、法律陷阱與律師缺失
非洲欠發達，但絕對不是我們想象的沒有法律，相反的，很多非洲國家的《礦業法》極其發達，他們在歐洲殖民時代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礦業體系，相關法律規定有幾百萬頁，能夠裝滿幾個房間。所以在這里，礦業律師是最掙錢的行業！在這里一個好的礦業律師每小時收費2000美元以上，最好的律師要10000美元以上。
法律的復雜就意味著可以設置陷阱的地方多多，這里的礦業法不光要有礦山的歸屬，還有地上的土地使用權，否則不讓你開采；還有地下的土地所有權，沒有這個所有權礦不是你的；還有毗鄰權，你開采要周邊的土地所有、經營者同意；還有環境保護要求；同時嚴格規定了采礦對于地下水等等的影響要承擔的責任等等；把礦山開采完畢，還有恢復環境的具體要求和承諾等等，每一條都可以成為陷阱。而且這里實行的是案例法，很多問題是依據已往案例判定的，光讀完了法律還沒用，如果不了解當地曾經有過什么樣的判例，一樣會被人家忽悠。所以別看法律繼承了西方的體系，但是由于案例結合了非洲土著的慣例，了解西方相關法律不等于就了解非洲法律。
當地一名老華僑告訴我們，在這里做礦，商業間諜商業賄賂橫行，拿一萬美金一小時的律師也是會被買通的。這里沒有什么商業信譽，誠信極差，他讓我們一定要在中國找一個懂非洲礦業法律的專家，由法律專家提出問題。同時在當地要找多個律師，讓他們彼此不知道對方，分別問同樣的問題才行。
回國后，我們立即先尋找國內的法律資源支持，結果發現找不到一個懂非洲礦業法的專家。如今很多中國企業到非洲進行投資，按照當地律師服務的規則，對于你咨詢的律師，你提出的問題他必須如實回答你，答錯要承擔責任，但是如果你沒有問到，他也沒有義務必須提示你。如果根本不懂，甚至自己都問不出問題來，那還做什么項目？

二、合同欺詐與誠信思考
在即將簽約的最后時刻，我們在合同中發現了一個大問題，他們在訴訟地上做了手腳。我們約定的訴訟地在新加坡，這是考慮到雙方距離折中，而且新加坡以華人社會為主。但是他們在合同的某個條款里面，隱藏了如果有欺詐要通過當地法院的意思，這句話是使用當地的土語引用在里面的，當初談判氣氛輕松時，誰也沒有深究，就被他們糊弄了過去。
由此還有一點感受非常深刻，就是外國人不像我們原本想象得那樣誠信，連大家寫得一致的東西都會在打印時再偷偷改回來，可以說是一點基本的誠信都沒有，也沒有任何的商業道德可言。
這讓我想起李鴻章簽署中俄密約的時候，俄國人在簽字前邀請李鴻章吃飯，然后讓秘書偷換了文件。對此很多人都嘲笑李鴻章是飯桶，卻少有人譴責外國人的不誠信問題。事實上，就筆者個人經歷而言，我認為中國人很多時候誠信是很好的，反倒是一些外國人的誠信、溫文爾雅，是建立在他們的利益有多少之上的。他們之所以表現得誠信，是因為面對的利益不夠大。在重大利益面前，他們的詭計比中國人厲害多了，所以千萬不可以迷信外國人的信用。

三、人身安全與國家保障
我們在城里上街購物時發現一個怪現象：商店都關著門營業，買東西的人要敲門排隊進入，而且是一個一個地進，前面的人不出來，后面的人不讓進。
老華僑告訴我們，這是因為當地的治安極其成問題，商店都被打劫怕了。首先這里沒有死刑，可以隨便買賣持有槍支；而且在戰亂時遺留的也很多，基本上全民有槍。當然這也沒辦法，因為野外到處都是食人獅，這些獅子在戰亂時吃慣了死尸，如今見到人就攻擊，如果把老百姓的槍都收繳了，也是有問題的；再者就是在這兒殺了人，只需交幾千美金就可以保釋；最后是當地推行當事人主義的刑事訴訟規則，對于殺人犯，如果受害人家屬不追究，就沒有人盡力追，甚至沒有機構為你起訴。
當地的搶劫犯基本上來源于內戰時的雇傭兵，內戰結束后他們沒有生活來源，在非洲多個國家流動。凡是有礦的地方都富得流油，而且攜帶錢款的外來淘金者特別多，這是他們搶劫的首選。這些人10多歲就當兵，各國的軍事組織出于自身需要給他們進行了特種訓練。他們每個人都在戰場上打過10多年以上，是百里挑一的幸存者，殺人無數，也多次面對生死，視生命為草芥。警察根本對付不了他們。
我們想盡早離開這個是非之地，打算第二天叫輛出租車去機場，臨行前給老華僑打電話告辭。他聽說我們要叫出租車去機場，便大驚失色，一定要派車送我們去機場。我們覺得一再麻煩人家實在是不好意思，但是他態度堅決，我們也就不好拒絕了。
等見到老華僑后我們才知道，當地出租車司機基本上與劫匪有勾結，發現適合搶劫的目標后，他們會用手機以當地土語通知劫匪在預定的地點打劫，再與劫匪分贓。難怪這里的出租車都是奔馳320，不搶劫是很難收回成本的！
據老華僑介紹，當地劫匪最愛搶中國人，尤其是直接去機場的中國人，90%以上叫出租車去機場的中國人都會被搶劫。這里的黑人大多數沒什么錢，沒得可搶；而搶劫白人就會是一個大案，有國際壓力，尤其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是會動用特種部隊（在當地是維和部隊）進行報復的，所以他們不敢。而搶中國人基本上就沒什么“麻煩”，中國人愛帶現金，而且都沒有槍，也不會使用槍。何況去機場的都趕飛機，為了不延誤飛機，連報案的都少。如果遇害，通常是受害人家屬到這里追訴殺人搶劫犯的財力都沒有，基本上都是不了了之。
發達國家的企業在非洲進行項目合作，都是有國家在背后做安全保障的，我們會不時地看到美國等國為保護其公民而動武，進行所謂的“維護和平”行動。在整個過程中“國家”躲在外面，交易中所有的事情是合法的私人企業在市場公開交易下，以所謂“公平”的規則形式進行的。但個人是有國家歸屬的，最終個人在當地取得的資源，當然也就控制在國家之下了。
還有一點就是我們這次非洲之行，那位老華僑給我們提供了很大的幫助，他在非洲生活了多年，熟知當地情況，在關鍵時刻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這里我們可以思考一下我們的華僑政策，不一定要強調“落葉歸根”，也可鼓勵他們在海外定居入籍。另外筆者注意到，在非洲發展的歐美人士，大多擁有雙重國籍，因為沒有人會為了非洲的國籍而放棄本國國籍，但同時如果他們沒有非洲國籍，在當地的行為就受到巨大的限制。非洲對于外國人的政策和我國不一樣，他們“反殖民”的那根弦繃得非常緊，對外國人的最惠國待遇與本國人的國民待遇差距甚遠，所以沒有當地國籍干什么事情都不順利。而美國等國利用雙重國籍政策，在當地投資上相對于我國公民占了很大的便利。
非洲酋長的政治智慧
回首此次非洲之行，驚險不斷，也精彩不斷。尤其行前“夜郎自大”的心理，在踏上這片土地后逐漸蕩然無存。而當地部落酋長所展現出的政治智慧與經濟智慧，更讓我們刮目相看。

一、“我們的政策就是要歧視外國企業”
去非洲投資首先要關注的是投資所在國的稅率，這是投資的關鍵問題。我們前往考察的這個非洲國家，稅收高昂——所得稅最高達到48%；對于外國人，還要再加上股東稅，是利潤的25%。該國酋長的理由是你的錢不在他們的國家消費，是他們的損失，所以要征收你的股東稅，而且他們本國人成為股東要交個人所得稅，你們外國股東是要給外國交個人所得稅的，但是你的這部分收入來自非洲不應當由你們政府征收。我們問酋長，難道你們就不害怕把投資商都嚇跑了嗎？酋長的回答至今讓我汗顏：“如果沒有錢賺，稅率再低你也不來；如果有錢賺，尤其是你們來開采資源賺大錢的，再高的稅，只要能賺錢，你們一樣得追著我們。稅率低了資源就被掠奪了，而且對于你們這些外國人如果給的優惠不當，你們比我們的國民商業經驗多多了，你們就會利用這些優惠欺詐我們的國民！我們發展經濟絕對不能建立在放任外國投資掠奪的基礎上，所以我們的政策就是要歧視外國企業。”
酋長還表示，他們的重稅思維與我們的稅收思維是不一樣的：他們的國家是以重稅來與西方殖民資本進行博弈的，因為在殖民地時期西方早就對該國勘探了一個遍，好的礦產地的所有權早就在西方殖民者的手里了，剩下的就是他們認為價值不大的礦業。而這些礦產在這些殖民者沒有開采的時候，你是不知道有多少的，你在人家的土地上勘探，都要土地所有者的同意。而對于這些西方殖民者的產權，即使是國家獨立了，也是要保護的，國家如果強行征收，西方列強是不干的，他們的維和部隊就是要保護他們在該國的資產所有權。而非洲酋長們的重稅，主要就是針對這些殖民者的，因為非洲的部族居民是自給自足的，基本沒有什么可以納稅的地方。課稅是國家主權，全世界都一樣，西方說不得。
由于重稅，西方殖民者即使擁有礦藏的所有權，也無法開發拿走，因為只要開發就要給酋長交稅，利益的大頭就變成酋長的了。所以西方殖民者采取的對策就是不開發，而非洲部族的對策也是不開發，雙方一起耗著，誰著急誰就吃虧，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持久戰。
我們問：這樣耗著的話，國家和政權維持所必需的開支從哪里來呢？怎么讓你們有能力長期耗下去呢？酋長的回答再次讓我們意外——那就是受賄啊！在這樣高的稅收下，如果你想要低成本的就得行賄。
賄賂橫行是非洲國家留給我的深刻印象，但是黑人老百姓卻不憎恨行賄受賄，因為能夠出血行賄的是外國淘金者和西方殖民者，受賄使他們黑人部族在取得權力后獲得了財富。但是要開采大礦山建立大企業，進行規模經營，卻不是光靠行賄受賄就可以辦到的，也不能按照行賄受賄的方式生存，所以在此經濟社會模式下外國人能夠干的就是小礦尾礦，只能是短線、短期的行為，沒有觸動他們部族和國家的核心資源，而且在必要的時候還可以以行賄和偷稅為理由，把以前承諾的全部撕毀。但如果降低了法定的稅率，則西方大規模的開采就開始了，真正的核心大礦就會被掠奪一空。中國在非洲的礦業投資，成功的多限于小礦尾礦，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非洲酋長還帶有感情地說：這些礦藏和自然環境，就是他們部族黑人將來經濟上翻身所依賴的根本，即使他們這一代沒有發展，也不能就此斷送子孫后代的希望。如果失去了這些資源，他們的部族就會被世界邊緣化，就沒有了在這個世界生存的空間，所以他們一定要通過稅收分到相當的利益。而且世界的資源越來越緊張，誰在最后關頭能夠持有資源，誰就有生存權！所以他們要耗著，而西方發達世界終有資源緊缺耗不起等不及的那一天，到時候大量的稅額和運輸礦石的基礎投資會使他們國家發達起來。
酋長還說，他們實際上對待投資有優惠政策，就是允許投資進行大比例的折舊，三五年就可以折完。這樣大比例的折舊，實際上就是投資者的利潤馬上就可以通過折舊折光，沒有利潤當然也就不用繳納什么稅費了。
對于這樣的優惠政策，仔細一想就能明白其中奧妙：幾年后投資者沒得折舊了，就會有巨額的稅款，惟一合理的對策就是將超額折舊費再投資新項目然后再折舊。這樣的結果就是你如果在他們那里不斷地投資，就總可以大提折舊不上稅，直到你要把利潤拿走才上稅。因此在你不斷投資滾動的情況下，酋長們實際征收的稅額并不高，甚至收不到稅。簡單地說，這一稅收政策的目的就是讓你的投資拿不走，同時你還要不斷地追加新投資。顯然，這樣的結果比政府征收你的稅款要有利得多，而且政府的管理成本也極大地降低。從中可以看到，他們的高稅率政策是經過仔細研究的，是非洲酋長們和西方殖民者等博弈智慧的體現。
二戰后世界經濟發展如此之快，但是非洲的資源卻沒有動，仍擁有著大量的鐵礦而且品位極佳，中國進口的大量鐵礦石等等都來自澳洲和拉美相對發達的國家，不能不說受到非洲的相關政策的影響。
最后酋長自信地說，我們給子孫留下了資源和環境，這在將來會是最值錢的東西，而不是美國發行的“廢紙”。

二、多層平衡的智慧
非洲之行讓我們明白：非洲遠遠不是我們所想象的待開發的處女地，而是世界各國利益博弈的棋盤。
非洲各種資源的產權早已落在當年歐洲殖民者的手里。二戰后，這些非洲殖民地的歐洲宗主國淪落成為世界二流國家，而美國崛起成為世界霸主。美國的策略就是讓非洲的部族進行民族獨立，因為這樣一來，既受到非洲部族權力的壓力，又失去宗主國靠山的滯留在非洲的歐洲殖民者，就要想方設法找到更大的靠山，其中很多人就會設法取得美國的身份，受美國的保護。歐洲殖民者后裔擁有非洲各國礦產的產權，而具體礦山有多少是外人不知道的，因為他們現在的財產表面上是以土地所有權的形式出現的——在非洲這些殖民者的莊園面積是以多少平方英里或平方公里進行計算的。這些土地所有者當然知道自己的土地上有多少礦藏，因為他們的祖先買入或者圈占土地的動機不是搞農業、工業和房地產，而是占有資源，沒有資源勘探價值的土地一般是不會買下也不會花費成本圈占的。幾百年下來，有資源勘探可能的土地，都成為了私人產權的土地，這些土地的所有人多數是當年殖民者的后裔，包括這次邀請我們來非洲的就是歐洲貴族。
美國通過在非洲提供武力保護吸引他們入籍，對這些資產的控制權美國也就有了發言權。這些前殖民者經常有多重國籍，一個非洲的，一個美國的，還有一個是原來歐洲宗主國的。酋長所說的依靠國際力量的制衡，就是他們部族和歐洲宗主國、美國以及擁有其殖民資源所有權的利益集團等等多方位的制衡。而且他們與美國的黑人團體有廣泛的聯系，通過這些團體給他們的部族募捐，同時也極大地影響了美國內部的決策，因為黑人的選票對于美國政黨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們也幫這些有影響力的美國黑人到非洲尋根和落實部族的身份，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我問酋長，為什么不擔心他們持有這樣多的資源會被他國覬覦，西方列強的軍事力量比你們強大多了。他很得意地說，他們的做法就是制衡，在美、俄、歐甚至包括中國之間維持一個國際平衡。而且他們遵守西方的游戲規則，這些礦山已經屬西方殖民者私有了，只要對之提供保護而不剝奪，西方還會侵略你、然后搶劫西方人自己的私有礦山嗎？非洲酋長們取得政權后承諾保護西方殖民者的礦山和土地的所有權，正是出于這一考慮。對于這些殖民者他們盡量將其多國化，不讓一家獨大，搞一個全世界各種力量的平衡，這樣他們就更加安全了。
    
中國在非洲潛在的最大對手是印度
我們在對于非洲戰略的時候，有一個不可忽略的問題就是要認清最大的對手是誰。筆者認為，在未來這個對手不是歐美，也不是非洲的部族，而是印度。
印度自獨立以來，在從四流被奴役的國家到三流富足國家的道路上快速發展。近年來印度國內局勢緩和經濟發展迅速，是正在快速崛起的大國。
后來得知，我們當時沒有能夠實現的非洲項目，最終的命運是被印度某著名私人財團所得，他們給非洲部族和歐洲殖民者開出了極為優厚的條件，但他們的思路不是在這里開采，而是不開采、先儲備。印度的這家私人鋼鐵財團的規模比我們幾家最大的鋼鐵廠還要大，中國的民營資本絕對是沒有這樣的實力的，更不可能有這個財力支付高昂的費用收購了放置在那里不動。印度是鐵礦石的出口國，但是印度的財團仍然這樣著力儲備資源，讓我們吃驚之余也有嘆服。同時他們還有一個讓我們非常接受不了的說法，就是明確表示這些東西絕對不能給中國人，尤其是不能與印度的鐵礦石出口造成競爭。
印度也是西方殖民者撤離后新建立的國家，印度與很多非洲國家有共同的宗主國，他們的法律制度相近，官方語言一致，并且在殖民統治時期有大量的印度“阿三”滯留當地，在當地人脈資源非常豐富。印度與很多非洲國家殖民時代的宗主國是一樣的，他們當年的殖民者在印度和非洲都有產業，這樣內部人脈關系也比中國要多得多。印度非常懂得非洲的游戲規則，也非常有在非洲類似博弈的歷史經驗，印度國內的各種原始部族的情況與非洲也是類似的，他們有天然的親近感。所以在非洲的競爭中，與印度相比，他們的軟實力更為強大，是我們不容忽視的對手。
印度在非洲的戰術就如鬼子進村一樣，“悄悄地進村，打槍的不要”。印度在非洲的資源戰略嘴上喊得不響，但是印度的企業底下做得不少！
隨著中印兩國的快速發展，未來“資源戰”恐難避免。有關機構預計到2025年，印度對石油的消費水平將和中國相當，但這個占世界人口總數16％的國家，其石油儲量只占全球的0.4％；有專家預計，在海外油氣資源領域，不久的將來，印度將是中國最主要的競爭對手。中東的石油早已經被西方發達國家控制，而對于非洲大陸，他們也絕對不會放過任何機會。此次多國部隊軍事干預利比亞，又是一證。
在世界資源版圖的改寫上，中國面臨的競爭無疑將更加激烈，前有列強，后有印度。中國要從非洲利益棋局的旁觀者變成一個博弈者，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提高博弈水平。
首先，這里的博弈規則是西方列強制定的，中國當前還沒有打破規則和自己制定規則的能力，因此現階段我們要做的是學習和利用這些規則，盡可能地向這些規則靠攏。再者，中國對于這樣的國際博弈沒有太多歷史經驗可循。歷史上，中國與非洲交往更加注重的是政治不是經濟，我們援助了非洲，但是沒有滲入非洲，而西方國家對非洲的滲透則是無孔不入。
在此我將信息獲取、規則掌握、智慧積累、博弈技巧、價值構建等能力籠統地合稱為軟實力。目前，我們的軟實力與硬實力的快速發展不夠匹配，在數次海外競購中的折戟，不是因為我們硬實力不夠，更多的還是軟實力上的不足。

資源版圖是國家民族生存的核心
我們看動物世界就可以知道，幾乎所有的群居動物的群體都需要有自己的領地，自己種群的食物來源就要依靠這樣的領地提供，失去領地也就意味著要被淘汰。對于人類的生存也是一樣，農耕民族沒有足夠的耕種土地，就是要餓死；而游牧民族沒有足夠的牧場也是一樣，人類的戰爭就是為了爭奪生存的權力。
從古代開始，國家的版圖就非常重要，因為在農耕、游牧和漁獵為主的古代，領土就是資源，但是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資源的種類也越來越多，已經不僅僅是領土，尤其是在二戰以后，領土的作用變得不大，更多的是經濟資源的作用，包括對于原材料、能源的占有和定價權，對于金融的控制和貨幣的發行權利，對于信息和人才的控制等等，這些我們也可以類似于領土一樣，把它看作國家的資源版圖，這是一個國家更加廣義的版圖概念。英國以一個島國成為日不落帝國，就是在于其控制了海洋資源控制了資源的運輸，使得它能夠通過貿易達到資源的優化和對于他國資源的掠奪，其領土和資源的版圖是差別巨大的。而美國通過金融霸權，通過美元的世界貨幣性質，使得它通過國家信用就可以取得世界資源，其資源版圖遍及世界，其國家的強大已經超過了領土的概念。
隨著世界對于資源的認識，以及資源危機不斷發生，不讓資源外流成為國家競爭的關鍵，國家的資源總量決定國家的實力，社會人均能夠控制和享有多少資源成為國家和社會發展程度的衡量標志。美國之所以成為“超級大國”的根本數據支撐之一，在于美國以不到世界5%的人口消費了世界約45%的資源，而美國GDP占世界總GDP約為21%，其資源消費比重多于GDP比重一倍以上。
在商品社會發展以后，雖然自己沒有生存的某些資源，但是在商品社會可以通過商品的交換和貿易解決資源的不足，但是有一個關鍵點是不能忽略的，就是貿易力量要均等，雙方都要交換自己沒有的必需品，如果一方是必需的而另外一方是可有可無的，這樣的貿易結果就勢必不平等。你只能接受出售勞力來換取必需品，對方則把價格壓低到僅僅夠你生存的水平，除非你可以有足夠的武力進行奪取。

揭開西方對非洲的新殖民主義
對于近年來中非之間越來越密切的合作，西方輿論冠以“新殖民主義”的大帽子，原因就是中國與非洲的貿易往來是以國家企業為主體資源貿易為主的經濟行為，西方歷史上掠奪非洲也是國家行為和資源為主。筆者認為，這種對中國非常不公正的歪曲，是西方國家遏制中國發展的慣用伎倆。事實上，西方當前對于非洲的做法才是在世界發展以后的新殖民主義，而從歷史上到現在，中非往來是以共贏為目的的盟友關系。
對于中國與非洲的交往，我們首先要看到中國的做法與西方當年有極大的不同。中國與非洲的交往，是拿著非洲國家急需的美元等外匯硬通貨，進行雙方自主自愿的貿易和投資。西方當年殖民非洲卻是拿著刀劍而來的。在資源貿易上，西方當年對于非洲的資源是賤買，而中國則是貴買。對于中國的資源需求，西方的資源國家也是爭相向中國出售的，中國的鐵礦石需求就成為了澳大利亞的支柱產業，而加拿大的礦業公司的產品也是大量出口中國，鐵礦石三大礦山的利潤是中國所有鋼廠利潤的數倍。在中國大發展、大量高價購買資源的時候，西方的做法反而是不希望非洲能夠把資源賣給中國，分享他們炒高資源在中國獲取暴利的權利。西方要由他們的資源國家高價向中國出口資源而不是非洲，難道中國也殖民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因此這個所謂的“中國殖民”，是對于原來“殖民主義”一個重大的概念偷換。
西方對非洲又做了什么呢？西方自己標榜的是對于非洲無償的大量糧食人道主義援助，牢牢地占據了道德制高點。但是在西方援助非洲糧食之前，非洲的糧食是能夠自給自足的；援助之后非洲反而遍地饑餓了。按照西方的說法這是非洲戰亂的結果。是的，這個原因確實存在，但非洲一些國家常年戰亂不休，除了種族等因素外，一些西方勢力在其中的活動，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非洲的饑荒是因為耕地不足、人口過多嗎？當然不是。非洲的糧食總產量不足1億噸，進口5000萬噸，糧食總消費量是1.5億噸。非洲的人口與中國相當，為10億多人，人均糧食不足150公斤（中國目前的人均糧食消費量是450公斤）。而非洲有耕地2.7億公頃，是中國的2.17倍。非洲土地的水和熱資源比中國好，普遍是三熟地。同時非洲還有宜農荒地9億多公頃。因此非洲本來是不應當有饑餓的，為什么一談及非洲，首先讓人們聯想到的就是饑餓呢？
非洲除了有大量的耕地和農業資源以外，同樣也不缺乏勞動力，非洲的失業率極高。西方人說“非洲人懶”也是難以成立的，因為再懶的人在餓肚子的壓力下都會勤快起來的，而真正造成非洲現狀的就是西方在非洲的新殖民政策，其重點就是用糧食傾銷摧毀了非洲的農業，讓非洲在饑餓的情況下只能對于西方國家主權依賴，使得非洲許多國家的主權獨立性不得不為要飯而讓道。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有句名言：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了經濟。誰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了所有人！在西方所謂的援助傾銷下，非洲的農業徹底破產了。
西方給非洲的糧食援助，實際上是西方存儲過的倉糧，新的糧食收割下來以后，老的存儲糧是需要處理的，這些糧食就被西方以所謂的援助方式給了非洲。對于非洲的農民而言，非洲的交通運輸成本極高，非洲的基礎設施非常落后，糧食的購銷渠道也不暢通，因此農民要把自己種植的產品到市場上買，其運輸和銷售中間環節的成本就超過了城市里面的糧價。由于歷史上的殖民，非洲主要城市基本上都是海港城市，從西方把廉價的倉儲糧和援助糧運輸到這些海港城市的海運成本很低，因此非洲本國的農業產品基本上與之沒有競爭力，在非洲種植糧食也無法賣出去得到貨幣。
對于農民而言，即使是在千年以前的農耕時代，也不能僅僅依靠種植糧食而生存，也必須出售一部分糧食換取其他生活必需品。但是在西方這樣的糧食傾銷模式之下，非洲的農民以自己的農產品換取不來任何其他商品，這樣的結果就使得種地難以維持生計，這才是非洲即使是失業和挨餓也會土地荒蕪的真正原因，農民因種糧無法生存而成為城市貧民窟里的難民。在非洲大量存在著巨大的貧民窟與荒蕪的耕地相對應的情況，這些貧民窟也對城市和社會造成了隱患。在糧食安全被控制下，導致非洲一些國家的政治穩定也要看西方糧食的臉色，最近的北非動蕩就是與城市貧民的吃飯問題密切關聯的。
傾銷使得非洲國家對于西方產生糧食依賴，目的無非是要非洲對于西方的政治依賴和經濟依賴，使得非洲不得不向西方賤賣資源來換取糧食。而且這樣的賤賣還得非洲國家求著西方自己送貨上門，這就是西方在歷史上以血腥為主的殖民主義之后，發展成為以傾銷和糧食依賴為主的新殖民主義。但是中國的出現，支付高價向非洲國家購買資源，客觀上讓非洲這些國家增加了收入，使得西方殖民者在當地獲取利益的博弈破產，也使得西方資源國家高價向中國出售資源獲取暴利被非洲分一杯羹。
理解了這一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一些西方輿論，一定要將雙方的共贏“中非合作”妖魔化為“中國的新殖民”。這種“賊喊捉賊”的把戲，一直是西方輿論把持道德制高點來制約中國發展的伎倆。

利比亞戰爭會否引發新一輪“石油危機”？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際技術經濟研究所
□ 王翔

繼突尼斯、埃及之后，利比亞局勢日益失控，全球油價也隨之“發燒”。3月2日，紐約商品交易所4月原油期貨自2008年9月以來首次破百。3月19日、美、法、英等多國部隊開始對利比亞進行軍事干預后，WTI和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均應聲上漲。作為非洲第一大儲油國和第四大石油生產國的利比亞，歷來是歐洲的重要能源供應地。法國道達爾、英國皇家殼牌等8家歐洲石油公司占據利比亞原油總產量的72%，政治動蕩引發的停產減產直接影響了歐洲石油供應。據巴克萊資本公司估計，利比亞石油日產量的六成將受到沖擊，其余產能也面臨嚴重的不確定性。
利比亞亂局會否引發新一輪“石油危機”？以筆者淺見，至少目前還不會。
第一，戰爭打響，利空出盡。利比亞戰爭前期，國際油價已經從80多美元/桶漲到100多美元/桶，提前消化了利比亞局勢的利空消息。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前，國際油價經歷了約4個月暴漲；但戰爭爆發后，市場普遍認為戰爭將很快結束，國際油價跌至25美元/ 桶后才逐漸企穩，回到了暴漲前的水平。
第二，其他石油輸出國將增產補缺。就石油產量而言，利比亞只占全球的2％，即便是損失50％的產量，也只占全球的1％。而利比亞因動亂減少原油出口后，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其他成員國特別是沙特迅速增產，以補充全球原油供應。目前，以沙特為主要支撐的OPEC剩余產能仍處于較高水平，具備很強的市場調節能力。國際能源署機構首席經濟學家比約爾形象地表示，“沙特阿拉伯做出了一個漂亮的舉動，再次向世界證明關鍵時刻他們能夠扮演石油界的‘央行行長’。”
第三，石油安全保障體系將發揮“穩定錨”作用。經過數次石油危機的沖擊后，世界主要石油消費國建立了石油安全保障體系，僅IEA就擁有約16億桶的戰略石油儲備，能夠滿足其成員145天的進口需求，將大大降低市場對于供應短缺的擔憂。
不過，跳出利比亞局勢看全球，此次中東、北非亂局波及的國家已超過10個，其中包括巴林、約旦、伊朗、阿曼、阿爾及利亞、沙特等重要石油出產國。中東、北非地區也出現進一步動蕩的可能性，將對原油市場形成持續的炒作動力。新的危機——甚至僅僅是對新的危機的恐懼——仍有可能將油價推得更高。

硝煙散后看核能
《經濟學人》 2011年3月24日

發生在3月11日的日本地震與海嘯引起的福島核電站事故，目前看來已經在可控范圍內。但危機還遠未結束，對未來的憂慮、恐慌和不確定性將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人們對能源問題的討論。
在很多環境主義者眼中，當務之急就是把核能完全排除于未來能源的考慮之外。“總而言之，那群專家完全不可信。”每一個反應堆都有可能失去控制：三哩島如此、切爾諾貝利如此，現在又出現了第三個例子——雖然這次事故的嚴重程度比切爾諾貝利小得多。
福島核電站固然存在設計上的問題，糟糕的規劃也是原因之一，設計者們似乎沒有充分考慮到在地震帶上修建核電站的風險。然而凡事都有兩面性，最近幾年日本民眾對核電的信任與日俱增，2005年的一次調查中，只有25%的日本人相信核電是安全的，去年這個比例上升到40%以上。這種改變的原因之一，是過去幾年里日本肅清吏治，及其帶來的決策層的改革活力。
但在另一方面，盡管去年遭受了歐洲火山灰和美國墨西哥灣石油泄露的雙重打擊，國際航空業絲毫未顯現出疲態。對于石油人們仍然饑渴，相反對核能的態度卻可有可無。核能發電只占全球發電量的14%，更糟糕的是，一般核電站的設計壽命只有40年，而目前全球核電站的平均壽命已高達27年。這意味著在過去的四分之一個世紀中，人們雖然為了石油你爭我奪，對核能卻始終興趣寡然。
這不僅僅是切爾諾貝利后遺癥，核電最大的問題還是——它太貴了。本次日本事故后，它無疑會變得更貴。某些核反應堆雖然一開始是安全的，但如果同類設計的反應堆發生事故，它們就會被判定為不安全。例如7個德國反應堆直到3月中旬還是“官方認定安全”的，現在卻只好關閉了。
既然核電又昂貴、又危險，那為什么還要發展核電呢？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氣候變暖。2009年，全球為發電總共釋放了90億噸的二氧化碳。如果沒有那占14%的核電，這個數字將達到110億噸，整整多出來一個日本再加一個德國的碳排放量。
根據聯合國環保署的預估，到2020年全球碳排放量應縮減至440億噸（現在是540~600億噸左右），而目前即便所有國家都盡最大的努力，也只能減少到490億噸，其中還有50億噸的差距。在這種情況下，目前核電帶來的20億噸減排量其實是十分重要的。法國興業銀行的分析報告認為，如果現在發達國家完全停建核電站，任憑已有反應堆在達到設計壽命后關閉，那么將在2010-2030年間帶來平均每年8.6億噸的碳排放，這將給人類阻止氣候變暖的努力帶來巨大打擊。因為目前來看，核能是惟一可靠的非碳能源。其他方式——不論是風能、太陽能，還是碳捕捉與儲存（CCS）技術，都還沒有展現出大規模應用的潛力。

核能應用現狀
因此，完全停止核能發展應該不在全球政治家的計劃之列。然而，核能在各國的發展現狀究竟如何呢？
首先是美國，這個在現有核電容量上領先的國家，很有可能成為民用核能的第一個逃兵。2007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向核能項目優先貸款的法案，2010年1月奧巴馬總統的國情咨文中表示將建立“新一代安全、清潔的核電站”。這個野心勃勃的計劃，即便沒有日本的事故，也不大可能實現了。美國人已經發現了另一種便宜而可靠的替代能源——頁巖天然氣。氣候立法的缺乏導致美國喪失了發展核能的經濟動力。目前美國只有兩座在建反應堆，都還沒有通過監管部門的驗收。已有核反應堆中有20個正在等待政府批準延期，15個即將提出延期申請，在這之前政府已經批準了64個，最近批準的是佛蒙特州揚基核電站——跟日本福島核電站使用同樣的設計，當地人正以此為理由想方設法關閉該核電站。
在日本這個核電占比高達30%的國家，內部關于核能的爭議激烈程度遠遠超出外人的想象。目前日本民眾對政府和福島核電站的運營方——東京電力公司倍感憤怒，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在更換了官員和管理層后，日本人對核能仍有接受的空間。
歐盟內部，奧地利、丹麥、瑞典、希臘、葡萄牙和愛爾蘭一向都強烈反對核能，但這幾個國家并不代表整個歐盟。英國、捷克和芬蘭都在計劃修建更多的反應堆，其中芬蘭和法國都是核電占比十分高的國家。正在由法國人負責修建的歐洲壓水堆（EPR）也不大可能因此次事件而停止。
法國人甚至把日本事故看作一次契機，因為EPR的安全性被認為高于傳統核反應堆。如果全球建立新的安全標準，例如規定只能修建EPR型反應堆，那么對法國來說是個重大利好。雖然英國、捷克和芬蘭都想用美國西屋電氣的技術（芬蘭人也在考察韓國技術），但他們也并不排斥轉用EPR技術。
對核能的態度最搖擺不定的歐盟國家無疑是德國，最支持和最反對核能的勢力全都擁有大量擁躉。2002年中左政黨上臺后，一度宣布要在2022年完全停止核計劃。去年中右勢力上臺后，又批準了7座核反應堆的延期計劃，而因為本次日本事故，這7座反應堆又被暫時關閉。

爭奪天然氣？
如果這7座反應堆無法重開，根據一家咨詢公司的預測，德國碳排放量將在十年內增加4.35億噸。德意志銀行認為德國可以通過修建23座以天然氣為能源的發電站，來彌補核能發展停滯造成的碳減排缺口，這也代表了“后福島時代”能源發展的趨勢。美國與加拿大的天然氣儲量足以自給自足，其他發達國家則需要進口——或者通過液化運輸（LNG），或者通過鋪設天然氣管道。
為了天然氣，歐洲國家必須搞好和俄羅斯的關系。這對于某些國家來說可能是比較痛苦的——想想看，本國停止核能發展而從俄羅斯進口天然氣，反而送錢給俄國人去發展核武器。
歐洲國家暫時不必擔心，因為美國發現頁巖天然氣的寶庫后，那些原本供給到美國的LNG恰好可解歐洲與日本的燃眉之急。然而這些LNG可以用多久，目前眾說紛紜。有人認為最大的變數在中國，如果中國的核電計劃放緩，為了完成減排計劃就需要進口更多的LNG，那樣將有可能導致天然氣供應緊張。
天然氣只是應急之選，雖然跟煤、石油相比，天然氣相對“清潔”，但跟核能相比，后者才是碳減排的更優選擇。福島核事故雖令人沮喪，但不足以改變可持續能源發展的大趨勢。盡管人們擔心核輻射的健康隱患，但因燒煤釋放的硫化物、汞和煙塵而喪生的人要多得多。
任何一種能源組合，都是風險、供給安全性、經濟成本和環境損失的集合體。對無法躲避的核能放射性的恐懼，扭曲了人們對風險的總體評估。但核能帶來的長期效果將證明它自己的價值。為了人類的健康與環境的改善，人們必須要找到更具持續性的能源組合，天然氣作為備用的應急能源，可以減少尋找過程中的風險。核能將減少碳的排放，也將帶來高昂成本與系統風險。不論如何它都將成為人們的一個選擇，盡管它的未知性是如此的令人恐懼。

                 （本刊記者 劉美/譯）
在過去的幾天里，國際油價始終跟隨利比亞局勢波動：當卡扎菲的政府軍占上風，油價就在利比亞原油出口即將恢復的預期下明顯下跌；當反卡扎菲武裝取得某種勝利，國際油價就會應聲上漲。
大家不禁要問，原油期貨投資者們為什么這樣大驚小怪？不錯，利比亞是重要的產油國之一，但它出口的石油只占全球原油供應總量的2%而已，況且在過去幾周內，由于OPEC國家的增產，這一比例肯定又下降了不少。
事實上，油價的波動很難用短期產量來解釋。根據官方消息，利比亞原油日產量已經從160萬桶下降到40萬桶以下。而在國際石油市場上，交易員們早已經傾向于把利比亞產量忽略為零。在北約聯軍的空襲下，利比亞的石油出口也的確接近于零。
真正引發人們擔心的是利比亞政局的長期影響，分析師們正在討論持久戰爭的可能性，政治家們正在嚴肅討論該國的政體巨變，這一切都將導致利比亞原油出口的長期萎縮。
沙特的確能夠補上利比亞的空缺，但人們普遍擔心沙特的石油產量無法持續保持高位。有分析師認為該國正在過量開采石油——這是必然的，在如此高的油價下，誰不會過量開采呢？但問題是，這種情況能一直持續下去嗎？
沙特面臨的另一個危險來自鄰國巴林，兩國同樣是“少數派”遜尼派執政，領導“多數派”什葉派的國家。如果巴林形勢進一步惡化，宗教派別爭端很可能擴散到沙特東部，從而威脅這個世界第一原油出口國的安全。
現在美國堅稱，巴林的問題應該在國境線之內解決。這對沙特以及原油市場，都是一個大好消息。

                 （本刊記者 劉美/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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