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呼喚新重農主義

                                  宋 圭 武

    最近，日本大地震震動了世界。其實，自產業革命以來，許多自然災害都或多或少打上了人類自身的烙印。

    產業革命改變了世界歷史的進程和速度。但產業革命對世界發展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高技術帶來了高收益；另一方面，高收益也伴隨著高風險。尤其是環境污染和資源枯竭問題，已成了一個越來越嚴重的全球問題。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具有全球性影響的環境問題日益突出。不僅發生了區域性的環境污染和大規模的生態破壞，而且出現了溫室效應、臭氧層破壞、全球氣候變化、酸雨、物種滅絕、土地沙漠化、森林銳減、越境污染、海洋污染、野生物種減少、熱帶雨林減少、土壤侵蝕等大范圍的和全球性環境危機，嚴重威脅著全人類的生存和發展。

面對諸多問題，筆者認為，產業革命已經走到了十字路口，我們應提倡新重農主義。新重農主義是解決當前問題的一種探索，也是一條有可能實現的途徑。

如果說，早期人類的文明是黑色文明，代表一種愚昧和無知，那么工業革命催生的文明就是黃色文明，就是代表對黃金和金錢的崇拜。而新重農主義則代表一種綠色文明。綠色文明是對黃色文明的反思。綠色文明的基礎就是農業和環保，核心就是和諧。

     重農主義思想在我國古代早就有之。中國古代重農抑商思想形成為國家政策并得到切實推行，開始于管仲在齊國的改革。后來，商鞅在秦國變法時，將重農抑商政策作為國家的基本政策強力推行，實行了更加嚴厲全面的具體措施，標志著中國古代王朝國家重農抑商政策的全面成形。

    賈誼是漢代較早而又較為全面地論述和發展“農本”思想的思想家。他的農本思想以抑制工商業為條件，主張強本抑末，這是西漢前期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

    在古代希臘，最有代表性的重農論者是色諾芬。《經濟論》一書，既是色諾芬重農思想的代表作，也是古代希臘人重農思想的代表作。在《經濟論》中，色諾芬把農業和戰爭列為“兩種最高尚最必需的事業”。[1]這與中國先秦思想家重視耕戰頗為相似。色諾芬認為，“對于一個高尚的人來說，最好的職業和最好的學問”，就是從事農業。“靠農業謀生乃是最光榮、最好和最愉快的事情”，“無論對于神或人，它都是最有益、最可愛、最光榮、最可貴的”，“是十分高貴的東西”。“種地是最高尚的技藝”，“是一種非常高雅可愛的技藝”。他主張農業“應該受到……國家的最大重視”。

    古代希臘人的重農思想，與古代中國的重農思想相比，有很大不同。具體表現在，古代希臘人的重農思想屬于正常的重農思想，其著眼點主要是經濟，而不是政治，且重農而不輕商（不從產業的角度輕商）。這一特點在色諾芬身上表現得非常典型。

    在古代希臘人的重農思想中，沒有本末觀念，更沒有把農與工商絕對對立起來。恰恰相反，在主張重視農業的同時，還十分重視發展工商業。這可稱之為農商并重思想。

    18世紀中期，在法國出現了與重商主義完全對立的重農主義。18世紀50～70年代，在魁奈的周圍逐漸出現了一批門徒和追隨者，形成了一個有較完整理論體系和共同信念的派別，而且是一個有明確的綱領和組織的政治和學術團體。他們有定期討論學術問題的集會，有作為學派喉舌的刊物—《農業、商業、財政雜志》和《公民日志》。杜爾哥是繼魁奈之后的重農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深受魁奈的影響但不是魁奈的門徒，也幾乎沒有參加所謂“經濟學家”們的派系活動。他的《關于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是重農主義的重要文獻。他發展、修正了魁奈的論點，使重農主義作為思想體系的特征有更加鮮明的表現。在他那里重農主義發展到最高峰。

    法國重農主義的主要觀點和主張是：

    第一，強調自然秩序。

    自然秩序是重農主義體系的哲學基礎，是在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前啟蒙學派思想影響下形成的，杜邦·德·奈穆爾在為重農主義體系下定義時，明確地稱之為“自然秩序的科學”。

    重農主義者認為，和物質世界一樣，人類社會中存在著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這就是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是永恒的、理想的、至善的。但社會的自然秩序不同于物質世界的規律，它沒有絕對的約束力，人們可以以自己的意志來接受或否定它，以建立社會的人為秩序。后者表現為不同時代，不同國度的各種政治、經濟制度和法令規章等等。

    重農主義者認為如果人們認識自然秩序并按其準則來制定人為秩序，這個社會就處于健康狀態；反之，如果人為秩序違背了自然秩序，社會就處于疾病狀態。他們認為當時的法國社會就由于人為的社會秩序違反了自然的社會秩序而處于疾病狀態，而他們的任務就是為醫治這種疾病提出處方。

    重農主義的自然秩序學說第一次確認在人類社會存在著客觀規律，從而為政治經濟學提出了認識客觀規律的任務。這一認識成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傳統，創立了把社會經濟看作是一個可以測定的制度的概念。這概念意味著社會經濟受著一定客觀規律的制約；經濟范疇間存在著相互的內在聯系；事物的發展具有理論上的可預測性。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全部理論和政策就是建立在這一概念上的。

    重農主義的自然秩序觀認為，人身自由和私有財產是自然秩序所規定的人類的基本權利，是天賦人權的主要內容。自然秩序的實質是個人的利益和公眾利益的統一，而這統一又只能在自由體系之下得到實現。于是重農主義者就從自然秩序引伸出經濟自由主義。

    “自由放任”的準則，可能最早溯源于與柯爾貝爾同時代的法國商人勒讓德而由古爾奈予以箴言化，但只是到了重農學派才真正地成了標識著新時代的戰斗口號。

    第二，提出純產品學說。

    純產品學說是重農主義理論的核心。他們的全部體系都圍繞著這一學說而展開；一切政策也以之為基礎。重農主義者認為財富是物質產品，財富的來源不是流通而是生產。所以財富的生產意味著物質的創造和其量的增加。在各經濟部門中，他們認為只有農業是生產的，因為只有農業既生產物質產品又能在投入和產出的使用價值中，表現為物質財富的量的增加。工業不創造物質而只變更或組合已存在的物質財富的形態，商業也不創造任何物質財富，而只變更其市場的時、地，二者都是不生產的。農業中投入和產出的使用價值的差額構成了“純產品”。

    重視農業是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傳統。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布阿吉爾貝爾自稱為農業的辯護人，認為農業是一個國家富強的基礎。重農主義者繼承了這一傳統，并以“純產品”學說論證了農業是一個國家財富的來源和一切社會收入的基礎，為這一傳統觀點提供了理論基礎。

    純產品學說是重農學派的剩余價值學說。重農學派實際上是以農業資本來概括一般資本，以農業資本主義經營來概括資本主義生產。租地農場主，作為產業資本的實際代表指導著全部經濟運動。農業按資本主義大規模經營方式經營，土地直接耕作者是雇傭工人。生產不僅創造使用價值，而且也創造價值，而生產的動機則為獲得“純產品”即剩余價值，而地租則是其具體的表現形式。

    在“純產品”的基礎上，重農學派提出了廢除其他賦稅只征收一種單一地租稅的主張。他們認為“純產品”是賦稅唯一可能的來源。“純產品”歸結為地租，于是地租就是唯一能負稅的收入。在復合稅制下，賦稅的負擔即使不直接加在地租上，也會通過轉嫁間接地歸于地主。因此不如直截了當地取消一切雜稅，改而征收單一地租稅。由于簡化租制會減少征收費用，這種改革實際上減輕了地主的負擔。

    第三，分析了資本的流通和再生產過程。

    馬克思關于農業在人類社會中的基礎地位，也有多次論述。他指出：“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發達的未開化民族一樣，必須先保證自己的食物，然后才能去照顧其他事情。” [2] “食物的生產是直接生產者的生存和一切生產的首要的條件”。[3] “農業勞動是其他一切勞動得以獨立存在的自然前提。”[4]  

韓國也有悠久的重農思想歷史。在高麗時期農業被視為最重要的產業，土地作為生產糧食和衣料的生活基礎而備受重視。到了李朝時期，農本思想進一步理論化，農、工、商的先后順序更加確定。李朝末期的開化派學者也把農業看作最重要的產業，把農業看作是富國強兵的基礎。

    筆者提出的新重農主義與上述重農主義思路總體是有區別的，新重農主義的發展思路是：

    第一，大力發展農業，以農為本。要重視傳統農業技術的應用和開發。世界經濟結構要注重農業經濟結構的合理化和區域農業資源配置的最優化。

    第二，減少第二產業產值和勞動力數量，將減少的勞動力轉移到第一產業中去。這里尤其要大力減少汽車等產業的規模。產業結構要呈啞鈴形，也就是第一產業和服務業是大頭，第二產業是小頭。要大力發展休閑產業、體育產業、教育、醫療等。

    第三，降低發展速度。社會經濟發展不以速度為考核指標。社會經濟發展要注重穩定。穩定和諧和人民幸福度應是社會經濟最重要的考核指標。

    第四，大力發展環保技術、醫療技術等，限制其他技術的開發和利用。

    第五，減少分工，提倡一定程度自給自足。分工服從了經濟效率原則，但分工也是有風險的，分工增大了世界的不穩定性。人類社會發展需要重新看待分工的作用。

    第六，大力發展精神產業，限制欲望，建設宗教文明。新重農主義社會應以理性、誠信、敬畏為三種基本德性。提倡愛、平等、自由的價值觀。目前，人類需要重新反思工業革命以來的發展觀。要反對過度世俗化，要更加提倡精神生活的重要性。

    第七，形成全球共同政府，建設和諧世界。這里各國政要要積極探討全球政府的實現形式，要多從全球的角度考慮問題，提倡和諧，反對戰爭。

    第八，大力發展公有制企業。公有制在經濟上有可能是低效率的，但公有制有社會效益。人類社會選擇經濟形式，不能僅考慮經濟效益，

    第九，提倡過節儉的生活。節儉有利于減少對動植物的殺掠和破壞，從而也有利于建設人類的德行。上帝造人類，不可能讓人類不吃不喝，所以，合理的消費也是符合拯救原則的。但人類不能過度消費，過度消費和浪費本質是對其他生命的過度殺掠，這就不符合拯救原則。人類的生活應建立在對生命尊重的基礎上，尤其是對同類，要充滿愛。對其他生命形式，人類應盡可能少傷害。凱恩斯主義的刺激需求政策本質是犯罪的。凱恩斯主義主要是從經濟角度看問題的，但世界不僅僅是經濟。

    第十，農業、體育、宗教應成為人類社會的三大支柱。農業提供衣食，體育提供身體健康，宗教完善靈魂。其次，要大力發展教育、學術、醫療事業。再次，是休閑產業。最后，是第二產業等。

    第十一，新重農主義所要求的制度體系應滿足：人本性、競爭性、和諧性。同時，要提倡適度競爭和有序競爭。

    第十二，限制交通運輸速度，不提倡高速，減少汽車、火車等運輸工具，對飛機運輸可適當提倡，提倡自行車等交通工具的運用。

第十三，減少或不利用核能，大規模毀滅核武器。

第十四，減少石油、煤炭資源開采量。

    注釋:

    [1]色諾芬：《經濟論·雅典的收入》，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3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47頁。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頁。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頁。

    作者簡介：宋圭武，男，1964年10月25日生，中共黨員，甘肅靖遠人；90年畢業于西北師范大學，93年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經濟學雙學位；現為甘肅省委黨校學術委員會委員、經濟學部教授，兼蘭州交通大學研究生導師和中國三農問題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是三農問題、經濟理論和中國問題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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