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聯合國貿發會議在倫敦發布《2010年貿易與發展報告》。報告主筆、貿發會議全球化與發展戰略部主任弗拉斯貝克(Heiner Flassbeck)博士急于傳遞這樣的信息:“華盛頓共識”所忽略的就業目標,應該重新回到宏觀經濟政策框架中,“華盛頓共識”幾乎視為禁忌的收入政策應該進入議事日程。
就業為重
《2010年貿易與發展報告》以“就業、全球化與發展”為主題。與主張及時退出財政刺激政策、回歸預算平衡等政策建議不同,報告認為必須繼續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以防止出現通縮的螺旋效應,危害就業狀況。
金融危機以來,許多國家的失業率達到了近40年來的最高水平。發展中國家的失業問題后果更惡劣,因為關系到貧困。因此貿發會議認為,應該將就業創造作為經濟政策第一要務。
過去幾十年主導的“華盛頓共識”的標準藥方是,在勞動力市場上,沒有政策才是最好的政策:必須保證勞動力市場高度靈活,通過工資的調整來達到充分就業。但這一理論在弗拉斯貝克等人看來是誤導性的,因為不乏實證證據說明,工資水平的下降并沒有提高就業。
“勞動力市場上的供和求之間不是互相獨立的,”弗拉斯貝克解釋,工資下降也將導致國內需求的下降,因此不能用一般的供求價格曲線來描述。
現在,連IMF也開始承認這一信條的失誤。“工資下調不能把我們帶出困境。”弗拉斯貝克援引最近IMF與國際勞工組織(ILO)聯合發布的一份報告中的結論,“這說明他們至少還有學習能力。”
IMF總裁斯特勞斯-卡恩近日的表態似也證明了這種反思。他在挪威奧斯陸舉辦的“發展、就業及社會團結面臨的挑戰”大會上對記者表示:“經濟復蘇的目標是創造工作,而不是其他。”
《貿易與發展報告》總結了過去三四十年來宏觀經濟政策從“干預主義”到“放松管制”的轉向,政策重點從就業創造轉移到保持低通脹水平。
上世紀80年代起,以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對貨幣主義理論的推崇為核心,決策者開始廣泛接受:完全就業是宏觀經濟政策不可能做到的。
在美國,這意味著放松政府管制,完全信賴市場“看不見的手”的魔力,或是直接交給市場來進行自我管制。在西歐,各國放松管制程度不一,但隨之而來的是需求管理政策的大規模萎縮,宏觀經濟政策聚焦于價格穩定和預算平衡上。但新自由主義最大的影響可能還是在發展中國家,國家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縮小,政策過于關注競爭力和出口導向。
今天看來,這一系列的經濟政策對勞動者利益造成傷害。在9月13日的發布會上,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韋德(Robert Wade)甚至用“階級沖突”來概括政策背后的動機。他重提撒切爾夫人首席經濟顧問布德(Alan Budd)在一次接受采訪中的“坦白”:(他擔心)撒切爾政府中許多人從來不相信貨幣主義能夠抑制通脹,但卻視之為提高失業率的好辦法,而提高失業率有助于削弱工人階級的力量,這正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的危機”,通過創造勞動力儲備大軍來維持資本家的高額利潤。
重建政策框架
為了創造就業,減少貧困,就必須走出過去30年政策的藩籬,拓寬政策工具的選擇。報告提到,不僅要改變“華盛頓共識”中對財政、貨幣政策規定的目標,還要在此基礎上加入適當的收入政策。
過去幾十年,“標準”的貨幣政策以維持低通脹水平為目標、財政政策以平衡預算為目標,輔之以貨物、金融與勞動力市場的自由化。貿發會議認為,事實證明,這種政策框架對于經濟增長和就業效果不佳。
貿發會議建議運用反周期財政政策,保持總需求穩定,而不僅僅在危機時這樣。發展中國家的政策應該更多聚焦于固定資本投資(與投機性資本相對),因為這是生產力增長的主要拉動力。這就要求財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維持赤字,因為對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公共部門的投資是孵育私人投資的前提。
同時,貨幣政策不應再單純以通脹控制為目標,而應對推動內部增長和就業創造給予更多關注,致力于維持固定資本投資所需的低成本信貸,防止幣值高估。匯率政策應該以穩定實際匯率為目標,根據各國單位勞動成本或通脹率的差異來調整名義匯率,從而避免各國通過削減工資導致的“工資價格戰”。這也有助于減少投機性國際資本流入的動機,緩解資本市場對匯率的壓力。從而,貨幣政策能夠更專注于國內,以追求一個較高的固定資本投資水平,并保持相對穩定。該報告反對全盤取消資本管制。
在此基礎上,還應該有能夠將勞動力收入增長與生產力提高聯系起來的收入政策。這是為了避免出現由于一個部門的生產力提高后,節省出的勞動力不能找到新的工作機會而面臨失業,導致工人不得不承擔生產力提高和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收入政策的原則是保證內需擴大的速度與本國供給產能的擴張速度相當。
該報告認為,雖然貨幣政策轉而強調增長和就業創造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央行控制通脹的能力,但收入政策不僅能創造更大的內需,也可防止勞動力成本上升速度超過生產率提高的速度,從而有利于控制通脹。
報告對發展中國家的制度建設提供的建議是:支持工人組織與雇主組織的建立,這對于內需導向的增長是有助益的;設立合適的最低工資標準、引入一定的公共就業計劃,可借鑒的先例包括印度的“國家農業就業保障計劃”、阿根廷對低收入家庭提供的在公共部門每周20小時工作換取生計工資的做法。
聯合國貿發會議是聯合國處理有關貿易和發展問題的常設機構,由發展中國家倡議并于1964年成立,其宗旨是最大限度地促進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投資機會,并幫助它們應對全球化帶來的挑戰和在公平的基礎上融入世界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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