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斯基金融不穩定假說對危機解釋的局限性
 
作者：[美]托馬斯•I.帕利 著 陳弘 譯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0年第8期

 
摘要： 美刊《每月評論》2010年4月號刊登了美國學者托馬斯•I.帕利題為《明斯基金融不穩定假說對危機解釋的局限》的文章，將海曼•明斯基的危機理論與新馬克思主義、積累社會結構理論和結構凱恩斯主義的危機理論關于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解釋做了全面的對比，并在此基礎上分析了明斯基危機理論的長處和局限性：明斯基的金融不穩定假說能夠說明本來極易導致停滯的新自由主義模式為何能夠擴張那么久（因為金融化）以及預見這種擴張的結局必然是金融崩潰，——這些是新馬克思主義等理論原本沒有預料到的。但是明斯基的理論的局限性是：它忽視了金融擴張和金融崩潰的根源是新自由主義。當前主流的經濟學家已接受明斯基的理論，他們都忘記了當前的危機本質上是采取了金融形式的經濟危機，這導致當前應對金融危機的措施遠未涉及新自由主義這一根本，這將使經濟危機長期難以擺脫。文章內容如下。
 
關鍵詞： 
 
 
 
 
　　明斯基時刻

　　除了凱恩斯，似乎沒有哪個經濟學家能如海曼·明斯基那樣從2007—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中博得如此之大的聲譽。2007年8月的次貸危機被貼上了“明斯基時刻”的標簽，隨之而至的金融體系崩潰和深度的經濟衰退也被認為是對明斯基關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金融不穩定假說”的確認。

　　比如，2007年8月次貸危機爆發不久，《華爾街日報》就在頭版對明斯基做了報道。2007年11月，美國企業研究所的著名保守派經濟學家查爾斯·凱羅米里斯（Charles Calomiris）在美國主流經濟學的“經濟政策研究中心”博客上發文，聲言明斯基時刻還沒有到來；盡管他并不同意明斯基的觀點，但明斯基的理論則是凱羅米里斯文章討論的核心。2008年9月，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員馬丁·沃爾夫以題為《什么錯了？簡言之，明斯基對了》的文章支持明斯基。2009年5月，保羅·克魯格曼發表題為《重讀明斯基之夜》的博文，并隨后以這一題目在倫敦經濟學院羅賓斯講座上作了報告。

　　明斯基是否真正解釋了危機？

　　但本文要說明的是，明斯基的理論只為這次危機提供了部分的不完全的解釋。

　　為此我將集中討論進步主義經濟學家對此次危機相互矛盾的解釋。一方面，利維研究所（Levy Institute）的經濟學家J.克賴格爾（Jan Kregel）、C.維綸（Charles Whalen）和L.R.雷（L.Randall Wray）等人認為，此次經濟危機是典型的明斯基式的危機，是一種完全可以用明斯基金融不穩定假說解釋的純粹金融危機。另一方面，新馬克思主義者福斯特（J.B.Foster）和麥克切斯尼（R.W.McChesney）、積累社會結構理論家科茨（Kotz）、結構凱恩斯主義者帕利，對這次危機給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釋；他們認為應該從實體經濟中追尋危機的根源。

　　新馬克思主義、積累社會結構理論和結構凱恩斯主義認為，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底特律條約”（通用汽車公司與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曾在底特律達成條約，承諾工人工資隨生產率提高而上升，并向工人提供醫療與退休福利，以換取工會停止罷工的承諾）增長模式的退卻和新自由主義增長模式的興起是本次危機的根源。在他們看來，20世紀80年代末興起的新自由主義增長模式，本質上是依賴債務的增長和資產價格的提升彌補工資增長停滯和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導致的總需求不足。明斯基的金融不穩定假說解釋了金融市場是如何彌補總需求的不足并使這種彌補遠遠超出合理性允許邊界的。

　　以這樣的觀點考察，明斯基金融不穩定假說所闡明的機制對理解新自由主義時代起到了關鍵作用，但這不過是一個更為廣泛敘事的一部分。歷史證明，新自由主義模式總是不可持續的，總會因其自身原因停止。明斯基金融不穩定假說解釋了新自由主義模式得以長期持續并遠遠超出人們預期的原因。

　　通過明斯基機制中金融創新、放松管制、管制逃脫和金融冒險嗜好的充分釋放，格林斯潘這樣的政策制定者延長了新自由主義模式的生命。出乎預料的結果是，當金融市場最終觸及底線之時，危機以一種更為令人意外的形式激烈爆發。沒有金融創新和管制放松，新自由主義模式會在10年前為經濟停滯所困，但經濟停滯不會伴生金融危機。

　　金融創新和管制放松造成的金融部門經濟影響力的擴張被冠以“金融化”這個新詞匯。金融化這個概念既與明斯基的金融不穩定理論有關，也和新馬克思主義和結構凱恩斯主義所認為的新自由主義工資與收入不平等經濟政策造成的需求不足有關。

　　對這場危機的解釋決定著為治理危機開出的政策藥方。如果危機純粹是明斯基式的，需要做的只是通過金融監管控制住投機和過度冒險。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恰恰是財政部長蓋特納和奧巴馬總統首席經濟顧問薩默斯開出的藥方。這意味著唯一的問題是金融過度（financial excess），一旦解決了這個問題，正常的經濟增長將會重現。

　　新馬克思主義—積累社會結構理論—結構凱恩斯主義對這場危機的“金融化”解釋更為悲觀。保證經濟穩定需要金融監管，但認為金融監管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既沒有認識到危機的真正根源，也不會恢復充分就業的增長。吊詭的是，便利的借貸是新自由主義模式經濟增長的主引擎，再度實施金融監管會降低經濟增長。而失去這一引擎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只能導致更低的經濟增長率。

　　明斯基金融不穩定假說

　　根據明斯基金融不穩定假說，資本主義金融體系中內地在具有金融不穩定的傾向。這一不穩定傾向可以用“不斷的成功孕育了失敗”或者是“成功不斷孕育著失敗”概括。

　　明斯基構建了一個漸進性不穩定框架。這種不穩定源自兩個不同的周期，一個被稱為“基礎明斯基周期”，另一個被稱為“超級明斯基周期”。

　　“基礎明斯基周期”關注的是融資安排的演進模式，它捕捉到了企業與家庭負債表顯示出的金融脆弱性。這一周期始于借債者預期收益足以清償貸款本息的“避險融資”，之后進入了收益只能償付利息的“投機融資”階段，最終進入了收益不足以清償利息、借款人依靠資本收益履行義務的“龐氏融資”的周期終結。

　　“基礎明斯基周期”提供了一個以心理學為基礎的經濟周期理論。日益增長的樂觀情緒使人們提高了對資產價值以及相關收入流的樂觀預期，在好日子不會終結的氛圍中人們樂于冒更大的風險。這種樂觀心理影響著借貸雙方而不是市場的一方；其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意味著市場約束逐漸被拋棄。

　　在經濟周期的繁榮階段，顯著的樂觀心理使人們開始談論“經濟周期的死亡”。20世紀90年代，有一種論調認為“新經濟”開創了一個沒有終了的生產效率提高時期。21世紀的最初10年，一種觀點認為，“大穩健”（Great Moderation，是指經濟穩步增長的同時保持低通脹）的到來表明，中央銀行建立在對經濟更為深刻的理論理解之上的高明貨幣政策已經馴服了經濟周期。這一觀點絕非偶然，它是“基礎明斯基周期”有效的證據。而且，這種觀點也考驗著包括監管者和政策制定者在內的所有人。比如，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本·伯南克在2004年暗示其是“大穩健”假說的信奉者。

　　“基礎明斯基周期”在每一個經濟周期中都會出現；而在若干個經濟周期中起作用的“超級明斯基周期”則對其作了補充。這個超級周期是一個改變商業機構、決策機構以及包括管制在內的市場治理結構的過程。此類結構對于資本主義經濟的穩定發揮著關鍵的作用——明斯基將其稱作“阻斷性機構”。

　　這個侵蝕和改變的過程會經歷若干個基礎性周期，因而超級周期持續的時間比基礎周期更長。在兩種周期的共同作用下，制度結構的腐蝕與轉變在每一個基礎周期中持續。但是，只有當“超級明斯基周期”對“阻斷性機構”的侵蝕危及經濟生存能力之時，孕育成熟的金融危機才會爆發。在此之前，從繁榮到蕭條的周期受到了限制；而全面的危機一旦形成，一個變更“阻斷性機構”的時期就會到來——就如同目前新規制的不斷出現一樣。

　　從分析的角度看，超級明斯基周期可以被視為一個增加的金融風險逐步注入體制的過程。在這個周期中，“管制懈怠”和“增長的冒險”同步發展，提高了對風險的供給與需求。

　　管制懈怠有三個維度。首先，是管制捕獲（regulatory capture）——用于監管和降低過度風險的機構被削弱。這一進程在過去的25年中清晰地顯現出來——華爾街通過不斷強化的游說打通了對聯邦儲備委員會、證券交易委員會和財政部等管制機構施加影響的“后門”。其次，管制陷落（regulatory relapse）。管制者是人、更是社會成員的一份子，他們與投資者一樣有健忘和重新解讀歷史的傾向，所以他們同樣不愿汲取過往的教訓而樂于相信商業周期死亡這樣的花言巧語。其結果是，管制者以事情已經發生變化、管制不再需要為由削弱管制。這些行為被證明其正確的意識形態所支持——經濟學家關于“大穩健”以及“自我管制”有效性等的理論，在此發揮了重要的影響。第三，管制逃脫（regulatory escape）。現存的金融監管措施制定之時，那些新金融產品和交易行為尚未出現，因而金融創新得以逃脫監管措施進而提高了風險供給。

　　管制捕獲、管制陷落和管制逃脫必然伴隨著借貸者金融冒險的增加。首先，金融創新為借貸者提供了更多可告貸的新金融產品。例證之一是房屋凈值貸款；低起始利率而隨后利率不斷抬高的抵押貸款是另一例證。其次，市場參與人同樣具有的逐步健忘性增強了他們的金融冒險意愿。時間使他們忘卻了曾經出現過的金融危機，養成了他們的金融冒險意愿。20世紀30年代那代人對購買股票心懷謹慎，但戰后的嬰兒潮一代則熱衷于股票投資。

　　風險偏好的變化成為了文化發展中的顯著特征。比如，電影《華爾街》中的人物戈登·杰科倡導的“貪婪正確”文化已被廣為接受；再如，當日平倉交易、吉姆·克萊默（Jim Cramer，美國CNBC財經電視臺“瘋狂的錢”欄目主持人）之類的電視人物、住房是重要的投資機會，都是投資文化的折射。

　　重要的是，對風險態度的轉變以及對過往危機的忘卻影響著市場借貸雙方，造成了市場約束對過分風險嗜好防范的失效。借貸雙方手挽著手走上了通往這場危機的道路。

　　支撐金融不穩定假說的理論框架優美而又具有吸引力。它對制度體系、進化動力學、自我利益的追求以及人性的弱點作了全面分析；它在實證上也與過去30年的現實吻合。這30年中經歷了1981—1990年、1991—2001年和2002—2009年三個經濟周期，每一周期都是借貸雙方承載更多金融風險過程的基礎周期；而作為整個一個時期，這30年又是一個金融創新、放松管制、規制捕獲和投資者風險態度改變的超級周期。

　　對于克萊格爾、維綸和雷等明斯基的支持者而言，金融不穩定假說給出了危機的全部原因。過去25年中，大規模增長的借貸和冒險在個人以及體制層次上都導致了金融脆弱。超級明斯基周期的運轉腐蝕了保護這一體制的“阻斷性機構”，這種腐蝕導致整個銀行系統陷入龐氏計劃的住房泡沫，滋生了華爾街不計后果的金融冒險。隨著住房價格在2006年達到頂點并最終在2007年引發了次貸危機，這一結構終于塌陷。

　　新馬克思主義主義、積累社會結構理論和結構凱恩斯主義對危機的解釋

　　對這場危機的明斯基式解讀引發了對金融市場的強烈關注。與此相反，新馬克思主義（福斯特和麥克切斯尼）、積累社會結構理論（大衛·科茨）以及結構凱恩斯主義（托馬斯·佩利）則堅信，這場危機有著根植于實體經濟中的深層原因。

　　福斯特和麥克切斯尼按照巴蘭—斯威齊對壟斷資本的分析方式對這場危機進行了解釋，認為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停滯歷史趨勢回歸的表現。科茨采用的積累社會結構理論分析模式與福斯特—麥克切斯尼的分析方式非常相近。對于他們而言，此次危機顯示了30年來工資停滯、不斷擴大的收入不平等這一新自由主義增長模式以及資本積累的矛盾。危機有著顯而易見的金融因素，因為金融擴張在新自由主義模式中無論對支持需求增長還是抗衡經濟停滯趨勢，都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佩利發展的結構凱恩斯主義與新馬克思主義和積累社會結構理論有許多相似之處，這種相似性特別表現在對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自由主義轉型意義的分析上。將總需求作為重點顯示了其凱恩斯主義的特征，而總需求也是理解新自由主義帶來結構變化的切入點。

　　順便指出，是否考慮階級沖突的影響是結構凱恩斯主義者與諸如詹姆斯·托賓和保羅·戴維森等“舊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的不同之處。舊凱恩斯主義經濟家也對金融不穩定和需求不足感興趣，但他們忽視階級沖突引發的收入分配對社會總需求的影響。

　　新馬克思主義和積累社會結構理論認為，在結構凱恩斯主義對危機的解釋中，金融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它以債務和資產價格上升的方式替代了工資增長對總需求的支持。然而，結構凱恩斯主義對危機的解釋還有另外兩個特征。其一，結構凱恩斯主義認識到并強調金融創新和放松管制對需求增長的功能性意義，開拓了將明斯基金融不穩定假說納入一個對金融危機進行更為廣泛的綜合解釋的渠道。其二，結構凱恩斯主義認識到，貿易赤字和有缺陷的美國全球經濟參與模式是引發危機的原因。這種認識不僅考慮到了工資擠壓的作用，還考慮到了逐步枯竭的美國需求的影響。有缺陷的全球經濟參與模式造成了美國進口支出、工作崗位海外轉移和新投資海外轉移“三重失血”；這“三重失血”加速了新自由主義增長模式內在的停滯趨向，助推了危機的形成。

　　新自由主義與金融危機的根源

　　新馬克思主義、積累社會結構理論和結構凱恩斯主義的共同特點是對20世紀80年代形成的新自由主義增長模式的關注。新自由主義模式引發了近30年的工資停滯與收入不平等擴大，而這兩個事實的根源應追溯到經濟范式轉變上。

　　1980年以前，經濟政策致力于所謂“底特律條約”模式的充分就業和以生產率為基礎的工資提高。這一模式使經濟增長形成了良性循環。以生產率為基礎的工資增長意味著強勁的總需求，進而推動了充分就業；充分就業提供了投資激勵，反過來又會促進生產率提升和工資增長。

　　1980年之后，經濟政策從充分就業的承諾中回退并切斷了生產率增長與工資之間的聯系。決策者以新自由主義增長模式取而代之，作為新自由主義模式的經濟動力，借貸和資產價格上升代替了工資增長成為拉動總需求的引擎。

　　今天新自由主義模式導致的后果——不斷擴大的收入不平等、工資與生產率增長的脫鉤已經得到充分證實。注重治理通貨膨脹，忽視實現充分就業，詆毀工會、勞動力市場保護、最低工資，通過全球化將美國勞動者驅入國際競爭，共同割裂了工資與生產率的同步增長。

　　削弱工人地位、強化企業地位的經濟政策對此發揮了關鍵性作用。這些新政策如同圍欄一般將工人們圍圈在內；圍欄的四周分別是全球化、勞動力市場靈活性、小政府和遭到拋棄的充分就業。

　　全球化推動了將工人推向國際競爭的生產國際化。對政府合法性的攻訐推動了私有化、放松管制以及導致收入分配惡化、政府支出和公共投資能力降低的稅收削減。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削弱了工會以及最低工資、失業救濟金、勞動保護、雇員權利等勞動力市場保護措施。選定通貨膨脹作為政策目標意味著控制通貨膨脹優先于充分就業，也意味著注重金融權益、注重央行的管理和貨幣政策。

　　最終，由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進的“華盛頓共識”發展政策促成了新自由主義的全球蔓延，通過誘致所有國家對“華盛頓共識”的接納更大大增加了其影響力。在這一政策的影響下，工資在所有的國家都受到了擠壓，跨國界的工資競爭和管制放松得到了強化。

　　明斯基如何與新馬克思主義—積累社會結構理論—結構凱恩斯主義相融？

　　積累社會結構理論最初忽視了新自由主義模式中的一個關鍵因素——債務與金融繁榮。與積累社會結構理論相比，新馬克思主義者認識到了債務的意義，但沒有認識到金融體系持續擴大信貸供應的能力——這是他們對新自由主義壽命之長感到困惑的原因。明斯基理論的重要性，在于其解釋了金融體系的信貸擴大能力，并將金融不穩定融入了對經濟停滯的分析。

　　債務為消費者提供了一種無論工資增長如何停滯、收入不平等如何擴大都可以維持消費的手段，而金融繁榮為消費者和企業提供的擔保支撐著他們進一步通過債務融資支付開支。債務與金融繁榮的關鍵作用，為新馬克思主義、積累社會結構理論和結構凱恩斯主義在其理論中溶入明斯基金融不穩定假說提供了途徑。

　　新自由主義增長模式的邏輯起點是重新制定工人、高收入管理層的收入以及利潤分配比例。而工人仍然可以通過借債在工資收入停滯中維持消費，同時非金融企業的股票回購和杠桿收購推動著金融繁榮。這不僅抬高了股票價格，也將融資負擔轉移給了普通家庭。這解釋了以收入—債務比率和債務—權益比率衡量的家庭與企業債務不斷上升的原因，而不斷上升的債務則解釋了利潤向金融部門轉移的原因。

　　在金融創新和管制放松的推動下不斷擴大的借貸成為了這一體制運轉不可或缺的條件。所以，新自由主義不僅在理論上支持解除金融管制，也需要將其理論付諸行動。金融創新和放松管制確保了新金融產品源源不斷產生，其杠桿作用擴大了可抵押金融資產范圍，零首付房屋凈值貸款和異國抵押貸款、可以借貸的401（k）的退休金計劃就是例證。

　　住房價格上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更高價格的住房可抵押借貸。這樣，提高住房融資的金融創新和放松管制變得尤為重要，因為提高住房融資供給才能抬高房屋價格。這是新自由主義時期住房價格上升與經濟擴張緊密關聯的原因。

　　但這一模式在依賴債務和住房價格上漲的同時擠壓了普通家庭的收入，因而它從本質上說是不可持續的。一旦家庭因借貸限制或者住房價格停止上升而無法進一步借貸，整個系統就迅速停擺。這就是作為家庭自助提款機且催生了建筑業繁榮的房地產泡沫破滅時所發生的情況。

　　明斯基金融不穩定假說的關鍵作用，是它對新自由主義增長模式能夠在長時間內避免經濟停滯提供了解釋。金融創新、放松管制、管制逃脫以及風險嗜好的增長，使得金融系統得以提高債務限額、擴大信貸規模。

　　兩個重要的影響由此形成。首先，新自由主義模式維持繁榮表象的時間得以延長；其次，高額債務及其杠桿作用將使最終爆發的危機更為嚴重。如果不是過去25年中的債務拉動性增長和債務融資性資產價格上升，新自由主義模式早已被停滯壓垮。明斯基金融不穩定假說闡述的進程挽救了經濟停滯，但當這些金融進程最終自我耗盡之后，結果就是一個歷史性的金融崩潰。這是目前的經濟停滯肇始于一場重大金融危機的原因，許多主流經濟學家現在似乎也對此表示認同。

　　這種推理使明斯基金融不穩定假說完全符合了新馬克思主義—積累社會結構理論—結構凱恩斯主義對危機的解釋。沒有明斯基的理論的確無法解釋這段歷史；但明斯基理論的危險性在于，它將這場危機解釋為一場純粹的金融危機而忽略了其根源于新自由主義這一事實。避免這樣的陷阱必須認識到，由于金融過度被用于抗衡新自由主義式的停滯趨勢，這場經濟危機不過是采取了金融危機的形式而已。

　　美國參與全球經濟的缺陷與金融危機

　　結構凱恩斯主義的另一個鮮明特征是對美國全球化模式缺陷的關注。新馬克思主義和結構凱恩斯主義將危機歸因于全球化對工資的擠壓；而結構凱恩斯主義還強調貿易赤字和外包對總需求沖擊的影響——這一點反應了其凱恩斯主義的特征。

　　結構凱恩斯主義認為，倘若美國的國際經濟政策不存在缺陷，新自由主義增長模式可能持續的時間更長。但美國的國際經濟政策以損害支撐著借債和資產價格上升的收入和就業的方式，加速了對實體經濟的損害。

　　20世紀90年代，克林頓政府借助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確立了全球化的新企業模式，1996年推動了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1997年在東亞金融危機后采取了“強勢美元”的政策，2000年給予了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系。這一系列措施建立起了美國企業及其華盛頓智庫聯盟所游說的美國全球化模式。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求得所欲的結果卻是新自由主義模式被以一種異常的速度破壞。

　　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是這一全球化的新模式給美國帶來了“三重失血”。首先，進口支出外流。進口支出流向海外為外國創造了收入，而美國的借款債務負擔卻在不斷增加。其次，工作崗位的流失。新全球化模式導致了源于生產外包的工作崗位流失，工作崗位的流失又直接影響了家庭收入；即使工作崗位未因外包流失，它也脅迫工人接受更低的工資，而更低的收入削弱了借貸能力。第三，新投資外流。不僅現存的工廠會關閉向海外轉移，新投資也會向海外轉移。這種損失是雙重的，美國既失去了本可由新建工廠創造的普通工作崗位，也失去了經營企業的管理崗位。

　　這“三重失血”是全球化企業模式不可避免的結果。因為這種模式的目標不是創造一個企業得以銷售美國產品的全球市場；相反，其目標是建立一個企業能夠生產并向美國出口產品的全球性生產區域。這一目標必然讓美國經受持續增長的貿易赤字、工作崗位外流和投資海外轉移。

　　這一新模式也說明了企業支持“強勢美元”政策的原因，因為它降低了美國進口品的成本。

　　最后，帶有缺陷的美國全球化模式有助于解釋這場危機的全球性。發展中國家之所以接受美國參與全球經濟的模式，是因為這一模式使得他們得以實施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政策。美國的全球化模式鼓勵了資本和生產制造技能流向發展中國家。此外，強勢美元的政策也符合發展中國家低估本國貨幣維持競爭力的期望。

　　政策的凈結果是發展中國家享受了十年出口帶動的快速經濟增長。期間，發展中國家獲得大量貿易盈余，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并接受了巨額的國外直接投資。然而，這一新體系也迫使全球經濟事實上在一個發動機的推動下運轉，尤其是將其命運與美國經濟和消費者捆綁在一起。當美國經濟在受住房資產價格泡沫破裂的影響而掉頭向下之后，全球經濟隨之下滑。正如眾多經濟學家指出的，不僅一個退耦的全球經濟（decoupled global economy）沒有被創造出來，全球經濟體系反而突出顯示出“風琴效應”（concertina effect）式的關聯——在美國的經濟遭遇硬著陸之后，其他經濟體隨后步其后塵。

　　結論：解釋何以有效

　　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機和“大衰退”（Great Recession）被廣泛地解釋為一場明斯基式的危機，這是一種誤導。明斯基金融不穩定假說的確在危機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但這一角色不過是1980年左右完成的新自由主義增長模式這場大戲的一部分。

　　新自由主義增長模式開創了一個工資停滯和收入不平等擴大的時代。代替工資增長對需求支持的是債務和資產價格提高。這種安排是不可持續的；但是在金融創新、管制放松、管制逃脫以及不斷增長的金融風險嗜好的共同作用下，這一體制得以在一個超出人們預計的時期內避免了經濟停滯趨勢。泡沫和債務限額的難以預料讓這一體制的批評者對其終止的預判失準。

　　這些延緩機制與明斯基金融不穩定假說的論證是一致的。但是，通過債務和資產價格泡沫維持這一模式的運轉，意味著一旦其動力耗盡，經濟硬著陸將以突發的金融危機形式大規模爆發。

　　對金融危機和“大衰退”的解讀對政策有著重要的影響。如果認為這場危機如明斯基金融不穩定假說所論證的那樣是純粹的金融危機，政策就是通過控制過度融資、過度冒險、不適當的資本要求以及給銀行家和金融家的過分酬金激勵來穩固金融體制；而由于實體經濟并非問題的根源也就無需對其進行任何調整。

　　在這種危機解讀方式下形成的政策建議與薩默斯和蓋特納提出的政策相似。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西蒙·約翰遜提出的另一種觀點認為，問題的焦點是華爾街的院外活動政治勢力和規制捕獲。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使得明斯基這個異端的學者被歸列到最正統的政策制定者行列之中。

　　而如果按照新馬克思主義—積累社會結構理論—結構凱恩斯主義對危機的解讀，應對危機的政策就更為深入并更具挑戰性。以金融改革解決破壞性投機、政治捕獲、過高薪酬以及資源錯誤配置問題是必要的；但金融部門改革遠未涉及新自由主義增長模式這一危機的根源。

　　恢復穩定的繁榮共享，需要重建工資與生產率掛鉤的新模式代替新自由主義增長模式。這需要新的勞動力市場安排、重新設計全球化、徹底改變市場與政府之間的不平衡以及恢復充分就業目標。不改變新自由主義增長模式，金融改革將會使經濟陷入一個停滯的時代。在目前的條件下，經濟停滯是新自由主義增長模式的邏輯結果。因為金融過度是新自由主義增長模式的主要驅動器，單獨的金融改革將使經濟停滯惡化。

　　對這場危機的反應也有助于理解20世紀70—80年代折磨進步主義經濟學家的某些分歧。按照明斯基金融不穩定假說，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只是一種由投機傾向和借貸雙方過分樂觀情緒推動的純粹金融現象。與之不同，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則認為經濟停滯的根源是資本過剩導致的利潤率下降。

　　同樣與之不同的是，早期的積累社會結構理論關注的焦點最初是充分就業條件下的利潤壓縮，之后轉移到了新自由主義的工資擠壓和剝削問題上。與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相近，早期的積累社會結構理論認為經濟停滯的根源是收入分配惡化導致的總需求不足。所以，明斯基將危機歸結為純粹金融問題，而積累社會結構理論將危機歸因為純粹的實體經濟問題，這反映著兩種理論的根本性不相容。

　　以馬格多夫、斯威齊為代表的新馬克思主義者，既認識到了實體經濟的作用也認識到債務對支持經濟周期運轉的功能性作用；但他們沒有吸收明斯基金融不穩定假說闡明的機制。

　　結構凱恩斯主義提供了一種綜合了上述觀點的解釋。首先，與馬克思主義的一般認識相同，結構凱恩斯主義認為，從根本意義上而言，工資擠壓與收入分配惡化對實體經濟的損害是一個凱恩斯主義的總需求問題。這正是卡萊茨基重要的原因，其理論框架搭建了溝通凱恩斯主義和新馬克思主義的橋梁。其次，結構凱恩斯主義認識到，金融推動的資產價格上升和借貸彌補了工資擠壓導致的總需求下降，對新自由主義體制的維持發揮了關鍵作用。這一認識拓展了整合明斯基金融不穩定假說的道路，指出金融過度是新自由主義避免經濟停滯趨勢的方式，同時也解釋了這場危機最終以金融危機形式爆發的原因。不管怎樣，事實是金融過度掩蓋著其背后實體經濟的矛盾。

　　上述研究表明，新馬克思主義、積累社會結構理論和結構凱恩斯主義對這場危機的認識有著眾多的共同點，最重要的是他們對改變新自由主義、恢復工資與生產率增長關聯的必要性的認識。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他們之間是否存在著某些根本意義上的分歧。

　　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相信這場危機源自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導致的利潤率下降。新馬克思主義和積累社會結構理論者強調消費不足的影響，認為過度工資擠壓造成的需求不足導致了經濟緊縮；而凱恩斯式的需求不足如果導致利潤率下降，經濟就無法在一個適當的水平上運轉。積累社會結構理論與新馬克思主義的分歧在于，最初他們沒有認識到新馬克思主義所指出的金融因素的作用，但現在他們已經接受了金融因素的重要性。

　　直到20世紀70年代后期還主導著經濟學界的新凱恩斯主義者否認消費不足和工資擠壓問題；他們篤信收入的分配決定于邊際生產率。在他們的認識中，資本主義的問題是企業家創業精神的不穩定以及基本不確定性造成的投資波動；他們也相信積極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可以維持充分就業。

　　結構凱恩斯主義者保留了新凱恩斯主義理論中總需求對資本主義經濟的決定性作用的認識，但他們反對新凱恩斯主義的收入分配理論，認識到了工資擠壓和消費不足型經濟停滯的可能性。這意味著積極的貨幣與財政政策不足以保證充分就業。

　　總之，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在理論層面上與新馬克思主義和積累社會結構理論者有著基本認識上的不同。新凱恩斯主義和結構凱恩斯主義同樣有著基本認識的差異。但是，一旦涉及包括明斯基金融不穩定假說在內的金融問題，新馬克思主義、積累社會結構理論和結構凱恩斯主義就顯示出了他們在理論框架上的廣泛相似。如果說他們之間有什么不同，這個不同或許就在于樂觀程度的差異。結構凱恩斯主義相信，結合傳統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來設計適當的制度，可以挽救資本主義的停滯趨勢并實現充分就業、分享繁榮。新馬克思主義和積累社會結構理論則對資本主義進程、消除經濟停滯以及市場的社會后果更為悲觀。因而在他們的制度設計中有大規模的社會公共部門和更廣泛的國有化——對金融部門而言更是如此。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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