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腐敗”看市場經濟：對利潤實現的實際貢獻必然分享企業紅利

老田

腐敗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只能是愈演愈烈，不可能得到起碼的遏止，這不僅僅是許多人所認識到的一種社會現實，而且還是肇因于私有制條件下生產目的的“內在必然性”。市場經濟有兩個要點：一個是以贏利為目的的生產主體（既可以是“國有企業”，也可以是“私營企業”），二是利潤要通過市場交易和價格機制去實現。

不管什么人，只要是他對企業利潤實現做出了貢獻，都會有機會參與分享紅利，不管這個人是企業內部員工還是外部什么人。一個有突出貢獻的推銷員，可以按照他所銷售的產品數量和價格水準，要求企業給予多少百分點的獎金或者活動經費。而在企業外部擁有采購權限的人員，對于選擇甲企業還是乙企業的產品，用什么價格和付款條件采購產品，則對每一個企業產品實現和利潤高低擁有決定性的影響，是決定企業生死存亡的關鍵，這些“外部人”當然就有了資格去參與企業利潤的分配。本文主要從產品實現角度去討論腐敗為什么內在于“市場經濟”，實際上，為企業取得贏利所需的各種稀缺要素，都同樣地存在著對利潤的實際貢獻和分享要求。

企業為利潤而生產，而利潤必須在市場銷售過程中間才能實現，“物流”與“貨幣流”的反向運動背后，是活生生的人在那里推動的。市場經濟的觀察框架（主流經濟學家）僅僅把理論視野局限在產、供、銷的“貨幣流”線路上，但是，現實的經濟活動卻是人去推動的，這些人組成一個個現實的社會網絡，物質資源流動和最終配置、產品價值實現和利潤回流過程，無不依托于一個人際關系網絡。假如不受撇開市場經濟的理論模型和框架的局限，我們就會發現：現實經濟過程中間產品和利潤的實現，是在人際關系網絡中間完成的。而人對于產品和利潤實現的真實貢獻，也是在人際關系網絡中間得到檢驗的，最終，人對于企業利潤實現的貢獻也要在這樣的網絡中間，得到一份相應的紅利。

“權錢交易”的基本邏輯是：外部人對企業利潤的貢獻也要給予適當的補償。隨著同一種產品的市場競爭程度上升，外部人貢獻受到的補償程度將趨于上升，換言之，越是競爭激烈和供過于求，外部人對于企業生存的決定性就越是上升，企業就越是傾向于提升外部人在總利潤中間的分紅比例。所以，供求雙方在談判中間的相對地位高低，決定著企業利潤在內部和外部的分配比例。這跟普通人的感性經驗相一致：越是難于賣出的產品，其實現過程就越是要承購買人的“人情”和“照顧”，更大的人情意味著更高額的回報。

到底是市場經濟，還是人情網絡，決定著產品和利潤的實現，這是一個事關主流經濟學家“學術信譽”的事項。如果依靠產品技術、質量和價格來開展競爭，市場經濟就有通過生產性提升來照顧多數人利益的“道義理由”，個人追求自身利益將帶來社會利益的提升，反過來，如果競爭主要是在人際關系網絡中間進行的，技術、質量和價格只起到一個最低限度的門檻作用，那么，市場經濟的合理性和說服力就不無疑問了。這些年來，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在他們自己無法壟斷和控制的“網絡”上，處處遭遇“滑鐵盧”，被目為“權錢交易”的辯護人，這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中國“市場經濟”的本質：不是一個基于產品特性和價格進行競爭的“經濟網絡”，而是一個實質上開展人際關系競爭的“社會網絡”。要用經濟和市場領域的概念和模型，來描述本質上依賴于“社會網絡”的生產和銷售過程，在學術上幾乎不可能讓人信服。

腐敗本質上是“企業外部人依據其對利潤實現的貢獻參與分紅”，而腐敗的相對程度則依據市場競爭的烈度而呈現上升趨勢——產品越是在市場上供過于求、外部人所占利潤的比重就越是趨于上升，這兩個方面的趨勢都是內在于市場經濟的基礎結構，是無法超越的“內在必然性”。

很多人存有一種理想：通過企業內部法人治理結構的改革，通過建設國家行政系統的有效監督制度，將能夠遏制甚至消滅腐敗，這是不可能實現的空想。與這種空想相一致，很多人寄希望于法律，結果是嚴刑峻法的出臺和專業反腐機構的逐步設立，但無情的現實是腐敗愈演愈烈。很多人之所以對法律和制度抱有幻想，是因為他們忽視了一個根本性問題：外部人依據貢獻參與企業分紅的過程，很難留下滿足法律所要求的證據。這種分紅僅僅在非常偶然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場合，才會出現“給錢辦事”那種一對一的實名性的直接交易，只要這種情況下法律的因果關系要求才會得到滿足，多數情況下，企業對于外部貢獻人是可以通過假名股權、隱蔽紅利、海外存款等等與貢獻人行為“沒有直接因果聯系”的回報方式，進行利潤輸送，還有更有安全的方式——例如給邱曉華的那種“包養愛情”等非經濟回報模式。

大體而言，企業給外部人的紅利中間，只有非常少的數量會按照滿足法律證據要求和因果關系分析的方式給出；大體而言，這一個小小的零頭，往往掌握在企業內部的邊緣人手里——比如剛剛從大學畢業、初入行的新手手里，新手往往意味著未能建立起穩固的人際關系網絡、向外部人輸送紅利的渠道就相對原始和單一。但大量的外部紅利輸送，不是由新手通過原始渠道分配的，而是由企業內部地位高、資格老的人士掌握的，這些人輸送紅利的方式多數借助于“朋友網絡”，可以做到完全不滿足法律證據的每一項要求。我們看到一些大的貪官倒臺，往往是二奶反目之后的揭發，或者是意外情況下才暴露的，并非出于監察機構的調查，這反應了一個基本事實：外部人分享紅利的渠道多不滿足法律證據要求。我們還看到，反腐偵察手段比如“雙規”，往往不符合“無罪推定”原則和基本的人權保護要求，跡近“逼供信”，這也反應反腐事業的一個困境——如果按照法律辦事就找不到起碼的證據。

每一年，全國企業為了生存和發展，都要招募數以百萬計乃至千萬計的大學畢業生進入銷售隊伍，這些人被培訓為組建企業生存所必需的人際關系網絡，最終，所有的銷售人員及其中的精英隊伍共同掌握著大約5-10萬億元人民幣的“活動經費”（相對于總經濟產出量的15-30%之間），企業正式通過這樣一支高素質的“銷售隊伍”建設和營運著一張巨大的社會網絡，產品實現和利潤回流都是在這個巨大的社會網絡中間實現的，這個網絡有著陣線分明的兩個方面：一方是出賣者一方是購買者，出賣者（企業及其銷售人員）出人出錢，購買者接納前者的親善感情投入和各種可以轉換為金錢數量的奉獻——然后根據交情和利益關系作出購買決策，按照法律一個是賄賂者一個是受賄者，雙方有著共同的利害關系在腐敗之前就共同采取規避法律風險。在買方市場上，受賄者是這張巨大的社會網絡的支撐點，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所需要的利潤，最終是由這張社會網絡決定的。換言之，產品和利潤的實現，資源的流動和分配，最終依賴于那張不所不在的社會網絡，是社會網絡在分配資源并決定企業的成敗，市場價格機制只是表面現象。

正是在“銷售隊伍”編織起來的巨大的社會網絡的各個支撐點上，我們看到了形形色色的要人——無論政府官員還是企業老總，無論是民族企業還是跨國資本企業——只要這個人對于產品和利潤實現有作用，99%以上都會“編織”并“收羅”進這張巨大的社會網絡中間，得到一份紅利。輿論曝光了網絡中間各種各樣的支撐點——這些被揭露出來的貪腐人士中間，我們能夠見到各種各樣的人：政府官員、國企干部、私企老總、跨國公司高管等等等等，這說明市場經濟的商品與貨幣之流所到之處，就不容許有超越于產品實現網絡之外的獨立存在，否則，宏觀上將意味著產品實現鏈條的脫節，微觀上將意味著企業銷售人員的失職——工作做得不到位。在一個有著數千萬高素質銷售人員經年累月的努力之下，在數以萬億計的經費支持下，整個中國不可能還有未經滲透的角落——竟然被所有相關企業都共同遺忘的、對于產品實現有決定作用的權勢人物。腐敗席卷中國的態勢，讓人聯想起駱賓王《討武瞾檄》中間的句子：以此攻堅，何堅不催？以此制敵，何敵不克？

腐敗的困境不僅表現在市場經濟中間企業外部人對利潤的巨大貢獻和分享紅利的巨額數量上，還表現在這種分享紅利的方式多數處在法律所無法處置的隱蔽渠道中間，這意味著反腐事業相比較腐敗過程而言，是一種投入多發現少的行當。相比較而言，擁有公權力參與反腐事業的機構和人員，大概相當于編織并維護社會網絡運行總人數的萬分之一左右，每年在反腐方面所投入的財政預算可能有幾個億的樣子，這也相當于一比一萬的對比（相對于編織并維護社會網絡的經費（包括業務費用和輸送的紅利）不少于5萬億元）。所以，反腐更為難堪的困局表現為：人力物力對比上的絕對劣勢，反腐實力不足“腐敗勢力”的萬分之一，再考慮到反腐取證的高成本低發現，大體上可以斷言：以今天中國的全部反腐力量不足以揭示腐敗過程的十億分之一。

想起來，主流經濟學家真不是人干的活兒，他們竭力要人們相信市場價格機制對于資源配置的優化作用，但是，面對的卻是深刻的腐敗網絡現實，這不是讓他們自打嘴巴嗎？作為一種高明的策略，有些著名經濟學家裝出一副“有良心”的姿態，起而反對“權貴資本主義”“裙帶資本主義”，從而給人們一種幻想——只要耐心等一等還是可以等到好資本主義的，他告訴人們：權貴和裙帶問題是一個過渡時期中間的問題，也是一個市場經濟的外部問題，最終是可以解決的。在這個策略的背后，是反對政府官員“設租尋租”，主張政府退出經濟領域，似乎這樣，就能夠終結利潤實現過程的“權錢交易”似的。如果我在上文的分析站得住的話，如果說市場經濟那個“內在必然性”——對利潤實現有貢獻的人將分享紅利——是無法超越的話，顯然，腐敗就是無法超越的，還是難于發現和懲處的。這種看起來“很激進”的姿態本身，客觀上起到了一種為腐敗打掩護的功能，提升人們對于腐敗的忍受程度——等待將來政治體制變革之后去解決腐敗問題，轉移人們的視線——從經濟領域的內部引導到非經濟領域，如果接受這樣的解釋，人們就會被引導去相信——市場經濟的穩步擴張和成熟將自然終結腐敗，最低限度也可以把腐敗程度降低到能夠接受的低水平。在另外一個方向上，有些自由派人士宣稱如果引入了選舉民主，腐敗政府將會被多數票趕下臺，這意味著：只要是容許黨派競爭和輪流坐莊，將會產生一種實質上有效的“保甲連坐法”——黨派為了捍衛執政地位而自我約束黨員的腐敗（或者從外部受到反對黨的監督）。這種說法的幼稚性依然在于：不管是反腐敗的執法機構還是黨派內部的成員，依然無法超越市場經濟按照貢獻分配利潤的邏輯，證據難于搜集意味著執法機構無法“反”的腐敗也很難在黨派內部“反”，對一個人數龐大的黨派搞“上臺或者下臺”的連坐法，不可能比國民黨通過“保甲連坐法”反共更有效。

一些自由派人士為了推銷西方的選舉制度，格外強調這種制度的反腐功能，這在實際上是否有效還有待檢驗，但是，這種過分的強調至少起到了一個功能性的作用——就跟主流經濟學家說好的市場經濟沒有腐敗一樣，向民眾推銷了一種時間觀念和等待觀念——等到有朝一日新制度來了一切都會好的。這不僅提升人們當前對于腐敗的忍受程度，更是助長了人們對于腐敗采取一種袖手旁觀的姿態——現在制度解決不了這些問題，等到將來再說吧。這樣一來，腐敗事業的日益壯大，就有了新的潛在支持力量，主流經濟學家和自由派人士都誘導民眾提升對當前腐敗的忍受程度并降低當前的直接參與意愿。由于腐敗的嚴重程度，以及民眾對腐敗的極端反感，助長了一種自由派的機會主義宣傳策略：利用民眾對于腐敗的反感去推銷一種情緒性的發泄渠道——選舉制度最低限度也可以低成本地把遭人痛恨的群體趕下臺。這種“聰明的策略”明顯影響了一些自由派人士的言說方向——選擇一種最符合民眾情緒、最容易動員社會輿論的路線去推銷自己的主張。

三十六計中間有一個“李代桃僵”之計——“蟲來嚙桃根，李樹代桃僵”，腐敗原本內在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潤分享邏輯，但是主流經濟學家和自由派人士則安排了一個替代品讓人們去痛恨：非市場力量（政府官員）介入經濟過程是腐敗發生的原因，或者說共產黨政權“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是腐敗的原因、一黨執政是絕對的權力導致腐敗；只要人們相信了主流經濟學家或者自由派言說邏輯的人士，就很容易產生一個想法，沒有政府退出市場或者沒有政治制度與美國的一致，腐敗就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所以，全部努力都應該集中到推動中國政治體制向美國模式（或者按照某人的說法是“走臺灣的道路”）演變，這是一條最有效的“曲線反腐道路”。這樣，反腐敗就更大程度地保留給那幾個專職的反腐機構去辦，不需要動員社會輿論的支持和參與了，在制度上也無需考慮群眾參與的各項有效措施了。這種現實，每一個編織腐敗網絡的老總或者企業家都很清楚，結果鼓勵了一種明智的經營策略——通過利益輸送給對利潤實現的無關的人、假如他能夠幫助降低腐敗鏈暴露后的法律風險。這樣，市場條件下的利益輸送，原本局限于對企業利潤實現有貢獻的那部分人，現在則要追加一個對降低法律風險有貢獻的名單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全國的公檢法系統成為腐敗窩案的高發區。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二日

附件是一個現實的案例，可以幫助我們認識腐敗鏈的實際邏輯。

粵北首富的一句狂言 揪出31個涉嫌貪腐的廣東廳級干部

作者: 南方日報

　　“8-14韶關系列腐敗案”的查處是廣東近幾年最大規模的反腐行動之一。從2008年案發起，南方日報記者就對其持續關注。兩年來，涉案人員紛紛落 網，一些人鋃鐺入獄，一些人還在等待法律的判決。反思案件，我們看到正義之劍讓貪腐的權貴們現形，看到破除權貴網絡、強化合法秩序的必要性;也看到有關職 能部門反腐的決心和能力。 
　　在閻蜀南的房子里，韶關市紀委的辦案人員搜出了1200萬現金和200多萬的存折。
　　剛被“雙規”時，葉樹養還頗有些不服氣，甚至在等待可能的援手，但他很快就失望了，只得開始交代。
　　在朱思宜這些老板們看來，韶鋼就是一塊肥肉。在法人治理結構不完善、監管體制不完備的情況下，原來的韶鋼成了整個權錢交易的重災區。
　　南方日報記者獲悉，韶關系列腐敗案至今已歷時兩年，涉案230人，其中包括31名廳級干部、一位名震韶關的“粵北首富”和100多位大大小小的政府官 員、企業老總。230人是一個龐大的群體。他們并不屬于一個獨立的小集團，而是分屬數個權貴交易網絡，彼此阡陌溝通，往往是以特定的關鍵人物為載體，這個 權貴之網才被調動起來，而網絡上的每一個個體以此實現利益均沾。 
　　通過這個權貴網絡，全國人大代表的資格可以用1000萬元的價格“運作”成功;頭號毒販可以以800萬元的價格“買命”;數億國有資產可以私相授受;重大工程招標可以暗箱操作。而權貴網中的大官們動輒以百萬為單位斂財，小官員們也極盡“吃拿卡要”之能事。 
　　但這一切終將被改變，當年威風凜凜、煊赫一時的官場政要、國企老總、紅頂富商，借勢斂財、狐假虎威的官場隨從們終究窮途末路，受到法律的制裁……
　　緣起:
　　供應處長成為第一個被撕開的口子查一個鋼鐵企業有沒有問題，首先就要查他們負責供應的部門，閻蜀南曾任韶鋼供應處處長，辦案人員于是鎖準供應處
　　2008年的一天，韶關市區的某間房里炸了鍋。在這間房子里，韶關市紀委的辦案人員搜出了1200萬元現金和200多萬元的存折。這些錢和存折藏匿于 房間的各個隱蔽的地方，馬桶、電視柜、走廊吊燈、衛生間夾層里都裝滿了錢。由于藏匿之處通風條件不好，也可能是藏匿的時間太久，不少百元大鈔都長出了霉 點。 
　　與如此巨額的贓款相比，它們主人的地位顯得有點低微，他剛剛從韶關鋼鐵集團有限公司(下稱“韶鋼”)供應處處長轉到該集團下屬公司原料廠任黨委書記兼工會主席一年，他叫閻蜀南。
　　此刻，閻蜀南還不知道自己會成為2008年那場大案的導火索，也不知道兩年后等待自己的會是無期徒刑的刑罰。
　　閻蜀南被查，在某種程度上說有“運氣差”的成分，他是被2008年剛退休不久的韶鋼原董事長曾德新“連累”了，成了曾德新的墊背。
　　2005年以來，廣東省紀委收到多封群眾來信，反映時任韶鋼董事長的曾德新等人存在嚴重的違法違紀問題，根據省委領導的批示，從2008年4月開始，省紀委會同省檢察院、省國資委、韶關市紀委等單位開始對韶鋼展開秘密調查。 
　　說到為何會查閻蜀南時，省檢察院的辦案人員頗有經驗地告訴南方日報記者，要查一個鋼鐵企業有沒有問題，首先就要查他們負責供應的部門，閻蜀南曾任韶鋼供應處處長，辦案人員于是鎖準了“供應處”，來撕開一個口子。 
　　從后來查處的結果來看，這個思路是正確的。在調查中，辦案人員發現，閻蜀南果然有“前科”。2000年4月，時任韶鋼供應處長的閻蜀南曾報案，稱他被河南洛陽籍騙子宋少軍騙走了9萬元。當時，韶關松山公安分局立即立案偵查。 
　　但在公安機關詢問資金來源的時候，不知是被嚇到了，還是自認為沒事，閻蜀南竟然交代了自己收受供應商18.2萬元的情況。更讓辦案人員感到困惑的是，對此，時任韶鋼董事長的曾德新不僅沒有采取措施，反而讓閻蜀南繼續主持供應處的工作。辦案人員認為這非常可疑。 
　　這下，突破口終于找到了。隨后，省紀委、省國資委組成聯合調查組將閻蜀南受賄問題作為調查曾德新等人的突破口，經省紀委批準，韶關市紀委對閻蜀南迅速 采取了“雙規”措施。在審訊的過程中，閻蜀南慢慢地交待了他接受朱思宜等人的賄賂，行賄曾德新，以及關于曾德新和時任韶鋼副總經理的黃旭明等人的大小“故 事”。并最終交代了他曾收受300萬元，并將其藏匿于韶關市浪琴居米蘭樓2103房的情況。當辦案人員進入這間房搜查的時候，就發生了本文開頭描述的那一 幕，辦案人員搜查發現，何止是300萬元，是1400萬元! 
　　在取得了這個重大突破之后，2008年10月17日，省紀委、省國資委果斷對曾德新進行了“雙規”。
　　發展:
　　朱思宜攜200萬求葉樹養擺平朱思宜擔心被牽連，于是請葉樹養幫忙。葉樹養答應了。之后，葉樹養按照老規矩收朱思宜送的200萬元現金
　　就在辦案人員緊鑼密鼓地審問閻蜀南的時候，有一個人一直在關注著這件事，他就是有“粵北首富”之稱的韶關市宜達燃料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朱思宜。因為他自己心中清楚，這件案子很有可能波及到自己，因為他和小舅子楊仲生在過去的幾年里累計向閻蜀南送了1400萬元。 
　　眼看著韶鋼被抓的人越來越多，朱思宜開始坐不住了，找到了自己的好朋友———在韶關的大靠山“粵北政法一哥”———時任韶關市公安局局長的葉樹養，讓葉樹養幫忙打聽案情。
　　不愧是“粵北政法一哥”，葉樹養很快就打聽到了這個“絕密”案件的審訊情況。他了解到閻蜀南已經向檢察機關交代了收受朱思宜及其妹夫楊仲生巨額賄賂的 事，于是將此情況告訴了朱思宜。朱思宜擔心，于是請葉樹養幫忙將此事擺平。像過去一樣，對于朱思宜的請求，葉樹養再一次爽快地答應了。之后，葉樹養也按照 老規矩，在其家中收到了朱思宜送的200萬元現金。 
　　據葉樹養交代:“2008年4月底5月初的一天，朱思宜來到我的辦公室，問閻蜀南案件的進展，幾天后又約我到中山公園旁的茶莊見面，主動說給我一筆 錢，要我幫忙處理好他的事。大概一個星期后的一個晚上，朱思宜拿了兩個深色旅行袋到我家，說拿了200萬元讓我幫他疏通關系，請我無論如何要幫他解決這件 事。” 
　　可是，葉樹養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對于這件案子，他不但沒能幫上忙，就連自己也被卷進了這個漩渦。
　　據閻蜀南交代，他那被搜出的1400萬元主要是朱思宜的宜達公司所送。掌握了這個信息之后，辦案人員開始找朱思宜了解情況。對于朱思宜，所有的辦案人員都謹小慎微，在沒有掌握核心證據之前，不敢輕舉妄動，因為他有全國人大代表的資格。 
　　據辦案人員透露，朱思宜自認為有恃無恐，對于談話很不配合，幾次拒絕。對此，辦案人員暫時是“無計可施”。
　　瘋狂:
　　“我還賄賂過30多個廳級干部呢”剛被“雙規”時，葉樹養還頗有些不服氣，甚至在等待可能的援手，但他很快就失望了，沒人施救，只得開始交代
　　就在朱思宜洋洋得意的時候，“靠山”葉樹養出事了。
　　有關部門監控到葉樹養的女婿正在轉移大批資金，于是將葉樹養一家的情況納入視線。據辦案人員介紹，葉樹養的女兒和女婿婚前曾一同在加拿大讀書，后來兩人回國并結婚，葉樹養女婿主要的投資方向便是利潤豐厚的礦山。 
　　“可能是聽到什么風聲，就在2008年的夏天，葉樹養的女婿瘋狂地轉移資金。”辦案人員告訴南方日報記者。
　　2008年8月14日，經省委批準，葉樹養被“雙規”。剛被“雙規”時，葉樹養還頗有些不服氣，甚至在等待可能的援手，但他很快就失望了，沒人施救，只得開始交代。其中，朱思宜送他200萬元以擺平閻蜀南一事很快就被他吐了出來。 
　　得到葉樹養提供的這一重要信息，辦案人員再次找朱思宜談話，沒想到朱思宜口出狂言:“我不僅送給葉樹養200萬元，我還賄賂過30多個廳級干部呢!”這一句話把辦案人員“嚇了一大跳”。
　　結局:
　　6個廳級干部落法網“幫助”撕開韶關巨大貪腐網的閻蜀南，被認定收受宜達燃料等14個煤炭企業或個人錢物共計1615.92萬元，美金12.8萬元
　　朱思宜全招了，于是31個廳級干部逐個被調查，處分的處分、退贓的退贓、判刑的判刑，其中6個廳級干部、6個處級干部被起訴，共28人被刑事立案。
　　這6個廳級干部分別是時任韶關市公安局局長的葉樹養，時任省工商聯黨組書記、省委統戰部副部長的黃少雄，時任省人大常委會選舉聯絡人事任免工作委員會 副主任的楊成勇，時任韶關市檢察院檢察長的楊健，以及韶鋼原董事長曾德新和原副總經理、時任韶鋼集團顧問的黃旭明。其中，葉樹養涉嫌受賄人民幣、港幣 1800多萬元，另有人民幣1600多萬元來源不明;黃少雄涉嫌受賄1200多萬元;楊成勇涉嫌受賄37萬元;楊健涉嫌受賄170萬元;曾德新和黃旭明分 別受賄210萬元和232萬元。 
　　而撕開這一巨大貪腐網絡的閻蜀南，被認定收受宜達燃料開發公司等14個煤炭企業或個人錢物共計1615.92萬元，美金12.8萬元，另有65萬元人民幣、21.9萬元港幣、2.8萬美元來源不明。其以處級干部的身份受賄的數額幾乎能與廳級干部的葉樹養比肩。 
　　2009年12月17日，閻蜀南以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無法說明財產來源的財產的差額部分予以追繳。
　　閻蜀南對判決結果不服，認為自己有自首情節，于是請求二審改判。今年3月5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宣判，駁回上訴、維持原判，認為閻蜀南交代的問題是辦案單位在已掌握閻蜀南受賄線索的情況下，通過審訊了解到的，在這種情況下，即使閻蜀南交代出了朱思宜也不構成自首。 
　　閻蜀南無期徒刑的判決成為目前為止韶關系列腐敗案判決結果中受懲罰最為嚴厲的一個。反思閻蜀南的“出事”，就在于對關鍵環節的監督沒有到位。所以在以 后的工作中，就必須緊緊抓住人財物管理等權力運作的關鍵環節和部位實施監督，特別是在重大工程項目審批上馬或大額資金使用中，強化對這些關鍵環節的監督， 抓好關鍵環節“權力人”的監督，定期輪換，建立一個嚴格的制衡機制。新聞解讀送煤進韶鋼賄金嚇死人 
　　據有關部門查證，朱思宜賄賂閻蜀南1400萬元、曾德新40萬元、黃旭明230萬元，所為何事?賣煤!其實朱思宜只是向這三大位行賄的商人之一，充其量是對他們賄賂最多的商人。
　　韶鋼是集鋼鐵制造、物流、工貿為一體的大型國有企業集團，世界鋼鐵企業100強、中國企業500強，是一個享譽中外的“名牌企業”。正因為如此，這座 鋼鐵廠，用煤、用礦石、用油……涉及的產業頗多，而且都是高利潤產業。在朱思宜這些老板們看來，韶鋼就是一塊肥肉。在法人治理結構不完善、監管體制不完備 的情況下，原來的韶鋼成了整個權錢交易的重災區。 
　　在打破腦殼搶占市場的各種“戰術”中，最普遍的競爭方法就是送錢。民間俗語說，“用錢買路”。韶鋼就是被買的對象。據辦案人員透露，他們發現，在韶鋼 受賄的事太普遍了，以至于大家都不把它當回事。一個煤老板要將一噸煤送進韶鋼，要過很多關，給很多部門回扣，供應、化驗、稱重、儲存等幾個部門都要分杯 羹，少一個環節，煤都進不來。當然，還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分管領導得到巨額的好處。 
　　有關人員介紹，要想擠進韶鋼推銷，長期以來必過三個人的“關口”。第一個就是曾德新，他從1996年起擔任韶鋼董事長，直到2006年底卸任，2008年4月才正式退休，在這2年里，他在韶關仍然是“土皇帝”。
　　另一位重量級人物是黃旭明，他從1995年起任韶鋼副總經理，2002年開始分管產、供、銷各個環節，2006年退休，2007年卸任股份公司總經理，同年8月被返聘為韶鋼集團顧問。
　　還有一位就是前文提到的閻蜀南，1996年到2007年，他歷任韶鋼集團供應處副處長、代處長、處長的職務，2007年開始擔任韶鋼集團原料廠黨委書記兼工會主席。
　　這三人除了長期收受朱思宜的宜達公司所送的“回扣費”和過節費以外，還有很多公司爭相獻媚，雖然他們送的錢不如朱思宜多，但是一樣能得到回報。
　　在閻蜀南的判決書以及曾德新、黃旭明的起訴書中，記者發現，行賄的企業頗多，不僅有韶關的企業，還有陽江、清遠、廣西、湖南、山西的多家企業。
　　醒語
　　“人家送錢，全是看你的崗位”
　　你幫了人家的忙，人家會感謝你，所以我可能就是在這個問題上沒嚴格要求自己，思想戒線慢慢地放松了。那些老板都是這樣講，韶關發展了，是因為你當了董事長;韶鋼發展了，我們才有發展空間，所以我們來感謝你。這個話聽起來好聽，后來自己開始退卻了。 
　　———韶關鋼鐵集團原董事長曾德新
　　2005年，我多次要求換崗、輪崗，后來我調到一個廠里當書記的時候，很多朋友來祝賀我平安升官著陸，朋友都這么說，因為供應處在韶鋼是一個風口浪尖的崗位。
　　人家送錢，全是看你這個崗位，送的是你這個崗位，不是看你這個人，對自己對大家都好的話，就是要盡量輪崗，你不在這里，馬上就沒了，像我已離開這里，就沒有人送你一分錢。
　　———韶關鋼鐵集團原供應處長閻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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