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波瀾壯闊的國際金融危機雖然漸行漸遠，但是希臘等主權債務危機顯示，金融海嘯沖擊余波未平，震撼彈的威力仍然在發酵，及時深刻總結危機教訓，防止類似危機重演意義重大。

一、危機是經濟自由主義泛濫的結果，在經濟自由主義倒下以后，世人發現，世界不是沒有選擇，而是有了更多的選擇。

美國的經學家、政治家為美國的金融危機編織了一堆理由，包括東亞的重商主義，廉價貨幣政策導致世界經濟嚴重失衡等。這些理由都是經不起推敲的，其實，危機的根源在于美國奉行的經濟自由主義。

當瑪格麗特•撒切爾在英國舉起新自由主義旗幟的時候，她斷然強調世界“別無選擇”（There is no alternative，TINA），只有經濟自由主義。羅納德•里根政府在美國呼應了英國的政策主張。如此，自由經濟理論縱橫世界：自由不受干預的市場是有效的；市場會自動迅速糾正自己的錯誤；政府的作用越小越好，管制只會阻礙創新；央行應該獨立，只專注于控制通貨膨脹。

新自由主義強調競爭，最大效率創造財富，把促進經濟增長、創造物質財富當作社會發展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目的，而且任何人能夠使用任何手段致富。這種極端的經濟思想不斷激發“經濟人”（金融家）的無限貪婪，將欺詐當作創新。自由競爭帶來的是兩極分化，社會創造出來的大量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手中，這些財富愈發以虛擬形式，追逐更大的虛擬財富，導致危機不斷發生。

長期以來，經濟自由主義近乎壟斷了國際經濟思想，壓制人們的思維，遮蔽了決策者的視線。如今，金融危機終結了經濟自由主義，在自由主義倒下以后，人們驚奇地發現，世界非但“別無選擇”，而是有了更多的選擇。問題是，對于畢生學習、運用并獲得切實利益的諸多經濟學者而言，承認新自由主義的失敗，放棄新自由主義理論與信仰，是十分痛苦的，是極不情愿的。他們對新自由主義的抱殘守缺以及理論復辟，是人類思想解放、國家政策進步的主要障礙。

二、金融危機是對金融資本主義的信心危機，危機發生后人們發覺，信任、道德比專業技術、法律規則更加重要。

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國眾議院議長Pelosi Nancy嚴厲指責政府推波助瀾，為公司的貪婪創造了機會；痛斥金融資本主義泛濫的美國社會“沒有規制，沒有監管，沒有原則”（No Regulation，No Supervision，No Discipline）。的確，在經濟自由主義泛濫的美國，商家尤其是金融家沒有自律，沒有制衡，在利潤驅動下，無法無天，冒天下之大不韙。市場經濟的基礎（道德與信用）與前提（規制與監管）都不存在，或至少沒有發揮應有的效用。

現代經濟的本質就是信用經濟，金融發展的本質更是信用的發展。中國孔夫子有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現代經濟，無信不立。但是，經濟自由主義泛濫，導致“經濟人”迅速成長，“社會人”不斷萎縮，人們可以不擇手段致富。所以，就有了華爾街金融家、金融機構為謀取自身最大化利益，而以金融創新之名行金融欺詐之實，不斷利用甚至創造信息不對稱來實施金融欺詐，利用自身的專業技術，將消費者與投資者對自己、對行業的信任，當做實施欺詐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支點。

金融投機大師喬治•索羅斯強調，金融領域只有規則，沒有道德。信用與道德是市場經濟的潤滑劑，是現代社會構建的基礎。市場經濟如果沒有道德，缺乏信任，一切聽由規則安排，一切訴諸法律手段，那么經濟活動則會因高昂的成本而漸趨失去活力、效率而衰竭、枯竭，在此基礎上所構建的社會也將失去公正、公平而陷入無止境的沖突。我們需要一個有秩序、有法制的社會，但是更需要信任與道德的社會。理想的世界、和諧的世界，不僅是真的世界，更是善的世界，是美的世界，是道德高尚的世界。

三、全球化需要治理，國際社會應增進合作，應加強對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的監管。

全球化主要是經濟全球化，而經濟全球化集中體現的是金融全球化。金融資本橫行全球，令相關資產價格大起大落，制造一個又一個金融動蕩，從中牟利。全球化某種意義上是美國化，美國將經濟自由主義輸出世界，充當金融資本的保護人，竭力維護華爾街金融資本的利益，在世界范圍內反對各種形式的金融監管。

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社會包括美國國內主流意見都要求加強對金融資本的監管，對經濟全球化進行有效治理。歐盟在全球治理與金融監管方面發出了清晰的聲音，做了很好的示范，呼吁國際社會加強合作，強化全球治理，在信用評級、對沖基金、場外市場交易等“影子銀行”以及相關金融活動（如“裸賣空”）進行監管。這些要求以及相關配套監管措施主要是針對美國的金融機構與相關活動，因此受到美國的硬性或軟性抵制。

金融機構因為太大而難以管理。因此對“太大以至于不能倒閉”的金融機構的監管，正逐漸成為金融監管的共識。如果銀行大到不能倒閉，那么它們已經大到不適宜存在了。其實，應對辦法很簡單：把它們拆分。但是，由于金融利益集團的強烈反對，拆分大銀行說易行難。

對金融衍生品的監管也逐漸成為發達國家關注的焦點。有資料說，全球金融衍生商品總值從2002年的100萬億美元暴增到2007年的516萬億美元，其中美國約為340萬億美元，即2/3產生于美國。金融衍生商品存在于正常的規范的證券交易之外，缺乏監管，容易泛濫成災。

對金融家、銀行家的監管與強力約束雖然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是這個分歧期望能夠縮小，因為相關國家國內納稅人、輿論呼聲很大，政治家們要在金融利益集團的政治獻金（一元一票）與納稅人的意志（一人一票）中作出選擇。

四、抑制金融利益集團的擴張，控制虛擬經濟的膨脹，實現世界經濟向實體經濟回歸。

隨著金融資本的發展，在越來越多的國家成長起一個強大的金融利益集團（如倫敦城與華爾街），深刻影響乃至直接操縱政權，推動英美經濟乃至世界經濟不斷向金融化方向發展，由此導致虛擬經濟不斷膨脹，實體經濟持續萎縮。

實體經濟是指物質產品、精神產品的生產、銷售及提供相關服務的經濟活動，是世界財富的基礎和經濟增長的原動力。虛擬經濟原本為實體經濟服務的依附經濟，但是市場經濟的發展，虛擬經濟日益遠離實體經濟，逐漸異化為資本價值形態的獨立運動。簡而言之，虛擬經濟不是靠生產和服務去掙錢，而是“用錢掙錢”，甚至“玩錢掙錢”，最終脫離實體經濟，成了“影子世界”或“鏡像世界”。據統計，世界每天數十萬億美元的金融交易總額中，與實物貿易有關系的不超過1-2%，眾多發達國家的國民經濟、整個世界經濟呈現“倒金字塔”狀況。

美英是虛擬經濟膨脹的典型。美國實體經濟創造的GDP占其全部GDP的比例從1950年的62%，下降到2007年的34%。實體經濟中最具代表性的制造業1950年創造的GDP占總GDP的27%，到2007年則只占12%；虛擬經濟創造的GDP占全部GDP的比例則從1950年的11%上升到2007年的21%。美國戰后的三大支柱產業，汽車、鋼鐵和建筑業早已不再有往日的輝煌了，代之而起的支柱產業是金融、保險與房地產服務業。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的那些年，金融業的利潤占國內總利潤的1/3，大約是20年前的兩倍。

金融業有一個由依附實體經濟發展漸進到獨立發展的過程。在美國，到1990年廣義金融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首次超過了制造業。全世界龐大的金融系統已經遠遠超出了它傳統的融資功能，由此產生了一個龐大的、食利性的金融利益集團，該集團一旦確立即不再滿足為實體經濟服務而賺取的平均利潤，而是用陸續創造出來的各種工具（金融衍生工具）對社會進行巧取豪奪，以獲取壟斷利潤。這絕對不是社會福利增加的延續，而是災害的開始。

危機過后，新任民主黨奧巴馬政府似乎要痛改前非，抑制華爾街的貪婪，通過金融監管改革法案，腳踏實地，發展實體經濟，增加就業，提升出口。這給那些積極效法美國模式，積極致力于金融業發展的經濟體無疑敲響了警鐘。

五、貧富分化不僅是社會危機的根源，也是此次經濟與金融危機的根源，危機揭示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際，必須縮小兩極分化，縮小社會發展差距。

次貸及相關金融衍生品于美國膨脹，有著深刻經濟乃至社會原因，這就是美國日益擴大的社會差距。為了彰顯社會公平公正，減少社會犯罪，讓窮人、根本買不起房的人擁有自己的住房，美國政府支持房利美與房地美的發展，給大肆發放次貸的金融機構融資，允許（睜一眼閉一眼）華爾街無限制擴張次貸衍生產品。政府為解決社會矛盾，而人為增加社會需求，如此埋下了嚴重金融隱患。

30多年來，除上世紀90年代后半期，美國平均實際工資一直落后于生產力增長，而收入被更多地分配給那些最富有的人。本世紀之初，美國5%的人占有近58%的財產，10%的人占有70%的財產，而處于社會底層的50%的人，占有的財產不到3%。不僅整個社會收入差距懸殊，而且在同一個企業與機構內部收入不平等趨勢也在迅速擴大，有資料說1971年美國企業高管人員與一般人員的收入差距是40：1，而到了2007年這一差距擴大到357：1；另據國際勞工組織（ILO）2008年世界工作報告指出，2007年美國最大15家企業的CEO們收入所得比普通工人多520倍，遠超過2003年的360倍。

全球化持續擴散并放大這種差距。不僅體現在企業內部管理層與一般員工、一國內部的窮人與富人，而且還表現在國家之間的窮國與富國的差距越來越大大，國際政治與經濟秩序由此也變得越來越不合理，金融危機的成本（最終體現于失業與物價上漲）最終集中由窮人與弱勢群體、尤其是窮國中的窮人與弱勢群體承擔。如此，愈發邊緣化的窮國更加成為犯罪、海盜乃至恐怖組織滋生的溫床。如若不切實解決世界范圍內的貧富分化問題，國際恐怖主義會更加嚴重，國際社會的沖突將更加嚴重。

六、危機重創了那些對外（市場、資本、規則）高度依賴的經濟體，經濟全球化帶來的不僅是福音，也有災難和危機。只要有資本主義，經濟與金融危機就不可避免。

金融海嘯生成后，東亞、拉美、中東歐國家紛紛被卷入危機漩渦。分析研究顯示，凡是對外部（市場、資本、規則）依賴越嚴重的國家或經濟體受到的打擊越嚴重，冰島、阿聯酋迪拜、愛爾蘭等高度依賴經濟體，由于資金撤離、市場萎縮等原因迅即發生危機。

危機過后，發達國家痛定思痛，表示要轉變經濟發展模式，抑制過度的虛擬經濟，積極發展實體經濟，增加就業，逐漸實現國際收支平衡，這必然而且正在帶來貿易保護主義以及經濟民族主義抬頭，貿易戰、投資戰、貨幣戰更加激烈。

新興市場國家的出口導向的比重越高，宏觀經濟不穩定的影響程度越大。由此，一度具有無窮魅力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戰略的風險越來越大，近乎已經走到了盡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以內需拉動經濟增長成為必然。

經濟小國家承受不了大金融機構垮塌之重，經濟小國家必須檢討經濟發展模式，依附國際經濟（市場與資本）、依賴虛擬經濟（金融業）的巨大風險。

值得關注的是，一些被全球化近乎遺忘的國家，受此次金融危機的沖擊較小，有的還顯示出很好的生機與活力。參與全球化程度不同而帶來的禍福差別，以及發達國家越來越嚴重的市場保護主義或許揭示，全球化很可能由此進入低谷或調整階段。

資本主義的歷史就是一部危機史。1970年至2007年間，人們有據可查的銀行危機不少于124次、匯率危機達208次、主權債務危機達63次。世界體系中的外圍國家的危機明顯多于中心國家，但是中心國家的危機正呈現越來越頻繁、越來越強烈的態勢。危機的爆發越來越頻繁、損失也越來越大，防范越來越難。還是那句老話，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內生性疾病——“痼疾”，只要有資本主義，經濟與金融危機就會周期性爆發。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江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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