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主題：《中國暴富階層的原罪及其出路》
　　　　主講人：著名經濟學家　楊帆
　　　　時間：2003年9月14日

　　以下為烏有之鄉書吧講座錄音整理，經主講人審閱。

　　我們改革開放是遵循小平說的，也沒人爭論這事。但是一些發了財的人自己不安心，特別是這幾年，去年中國的新自由主義達成了共識。張維迎是代表人物，他被傳媒界捧成了中國的改革之星、改革風云人物，成為企業家追捧的對象。每年這些企業家都頻繁聚會，其中還有一些特別有名的人，就叫中國企業家明星年會吧，去年這個年會就請張維迎去講了。去年是中國新自由主義思潮最盛的一年，他在上面就說，你們下面這些聽課的企業家資產都是上億的了，資產不上億的沒有資格參加這個會――不象我們今天這個會，大家可能連一萬塊錢也沒有，人家那叫做上億――他說我們中國這個民營資本啊，是暴富階層，有原罪，你們怎么發的財啊？大家懺悔懺悔吧。有人上來說，那你就審我吧――這純粹是逗著玩，我看實際上是耍弄，是做戲――說張維迎你就是我們的神父，我們向你懺悔。然后上來幾個人，這個說我走了私，那個說我賣過假貨，反正我們或多或少都不太干凈，行行行，我們承認了，承認了怎么樣？你是神父，我們懺悔不就完了嗎？懺悔完了，以后我們就沒罪了啊。后來這事被這些人廣泛傳播、炒作，包括張維迎又在湖南講課，那些大學教授――這幾年最右傾的就是那些大學教授――還有湖南的企業家們都在傳這個話，傳到全國的企業界。實際就是在我們黨開十六大前后，由張維迎為代表，提出了一個原罪論，就是說，你怎么處理我們這些人？因為去年抓了劉曉慶，有錢人一看，現在政府財政越來越困難，下一個階段就是要跟有錢人征稅啦，這樣他們就感覺――實際上是借口――說自己的投資不安全，這樣張維迎就說咱們大赦吧，新的領導人上臺，學一學古代新皇帝上臺要大赦天下，咱們也大赦一回。干脆說二十世紀的人就算了，二十世紀什么貪污的、偷稅的、漏稅的，懺悔一下就算了，赦他們無罪，說以后就再也不許貪污了，從二十一世紀開始以后的人咱們大家就按章納稅，也不要再行賄、受賄，不要再腐敗。――這就是企業家及其代表人物張維迎做的事。這個問題不是左派提出來的，也不是我們政府就真想整他們這些人，是這些暴富階層自己覺得應該在中共十六大前后、在修改憲法前后要表示一下自己的意思，所以后來就有了修憲的這些活動。修憲活動也是右派這些人物提出的，因為憲法十二條說公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他們說那私有財產也應該寫上神圣不可侵犯，公私對等嘛。他們利用修改憲法的時機，想把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寫入憲法，以求和公有財產平等。后來遭到很多學者的反對，因為全世界各國沒有一個國家憲法里面有“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這個條款，“神圣”二字是不能寫的，因為寫“神圣”二字意味著不許追查來源，他們意思就是你別管我錢怎么來的，反正偷、騙、搶來的錢只要修改憲法后就不能再追查我。所謂“公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那是有道理的，因為它是國家打天下打出來的，打完天下之后沒收官僚資本、買辦資本，這是革命合法性，是國家的合法性所在。他們之所以想寫上“神圣”，就是因為這二十年暴富的人的財產多數是偷騙搶來的，也正因為如此，不能給你寫上“神圣”二字。這個問題現在還在爭，吳敬漣也參加了，說那你把“公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中的“神圣”也去掉，反正得公私平等。這個我們倒沒意見，其實我們有沒有意見也沒用，人家上面開會也不請我們去，請的多是右派的人士。他們說反正就這樣，要去兩個都去掉，現在有可能結果就是把這把“公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神圣”也去掉，公私財產一體化保護。反正弄了半天，“神圣”二字是沒寫，這個還是我們所謂左翼這邊的一個勝利，因為“神圣”二字寫了就沒辦法追查他了。現在就進展到這個地步，這就引出了我想講的兩個話題。

為了討論這個問題，我先把中國暴富階層的財產來源和它的性質做一個報告，之后再把新自由主義的背景做一個報告，再之后提出我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

先說第一個問題，中國暴富階層是不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必然產物？或者說算不算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現在的財產分布情況我們大家都不知道。但是算這方面的基尼系數已經到了46%，遠遠超過了發達國家。小平在改革初期說讓小部分人先富起來，再帶動大多數人共同富裕。現在完成了頭一半，但出現了兩個問題。一個是這少數人確實以驚人的速度富起來了，這20年的富裕程度超過了歷史上這200年的任何一個國家，但在手段上，小平說是通過正當經營和合法勞動，而實際上發展這么快，肯定是一種資本原始積累性質，除了極少數科技發明的人以外，大多數的肯定離不開偷騙搶和權力的關系，手段不正當，這個不符合小平的意思。第二，少數人先富也不可能帶動大多數人共同富裕，這一點應該大家心理明白。這一點我早就看出來了，但是其他人看不出來，還想跟著他跑呢，說大款富了，我也跟著他跑，去給他開開汽車啊，去給他搞搞按摩什么的，是不是我也能跟著富起來。但是他拉動不了你，少數人暴富拉動不了你大多數人，現在已經拉動的差不多了，也就這么多了。我們來看看大多數富起來了么？中產階級形成了么？沒多大可能性。這個問題其實國際上早已經認同了，只不過是中國經濟學主流派在騙大家。說到搞烏有之鄉這樣一個書店確實是有意義的，提出真實世界書目，教大家看一些真實的書，你們現在學的教材，以及許多經濟學家講的東西，都是騙大家的。欺騙之一，就是少數人先富能拉動總需求，然后帶動大多數人富起來，這是不可能的。所以兩極分化在中國是很正常的事，如果不采用我們的建議進行徹底調整，還會繼續分化下去。沒有什么市場經濟自動發展，讓一部分先富，滿足了他的需求，通過給他服務，就會形成龐大的中產階層，這是新自由主義編出來的一套騙人的東西。

我們先估計一下，這個暴富階層現在掌握了多少財富。按照社會平等的經濟系數，超過0.3這個國家就是不平等的，到0.4那就是極不平等了，現在我們已經到了0.43，實際上還沒算灰色收入，如果算灰色收入，有的學者估計，可能還要再加十個百分點，即中國現在反映社會收入差距的經濟系數至少在0.5以上，甚至還可能再高。反正是現在內需起不來了，農民買不起城里的東西。你們現在在學校里看的特別清楚，從學生和家庭的情況就可以看出來，這個情況極其惡劣。不知道你們學校怎么樣，我到四川去，四川尤其明顯，學校公開給富有家庭的孩子蓋招待所，反正學校也窮，學校也顧不得臉面了，說學生平什么等，你們老子不平等，你們也平等不了，學校就公開表現出來。一邊是窮學生，就住學生宿舍，六個人一間，十個人一間，特擠。再到那一邊我一看，豪宅，我去了都住不了那么好的房子，因為這邊是有錢人家的孩子，就住這個。你在大學里邊就搞這套，像話嗎？這些都是新自由主義者搞的，一幫混蛋。但它也是事實，學校為了創收，就從有錢人家的孩子住宿上創收。不平等到什么程度！這東西還不讓說，說了就是反對改革開放。就從不讓說這點也反映中國是極不平等的，而且還會繼續下去。只要這么下去，中西部就不可能發展，所有的錢和人都往沿海地區在集中，這個勢頭非大調整不可改變，小調整沒有用。

為什么到這么嚴重的程度？左派右派都有不同的解釋，兩派都有片面性。左派說你這是由于改革開放引進了資本主義范疇，一系列資本的范疇，勞動力成資本，一切是資本主義的罪惡，這是左派的說法。他們的辦法是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把國門一封，搞工作組，從二十年前開始查，說二十年前誰下海了，追出來，用搞群眾運動的辦法，徹底來一回，沒收他們的財產。因為有原罪嘛，就是生出來就有罪，幾乎都跑不了――我估計趙忠祥可能跑的了，可能也就這幾個人沒罪――趙忠祥也買豪宅了，，一查，說你交稅了沒有，說交了，也就拉倒了。其他人我看啊，怎么著也能查點毛病出來。確有原罪，開始的第一筆錢幾乎都不是正當的，都違法，至少貸款沒有財產擔保，一般是依靠權力擔保的。所以按照左派的說法，從二十年前開始揪，那基本就揪的差不多了。

按照右派的說法呢，一切都是權力腐敗造成的。權力腐敗問題不在資本，資本是革命的力量啊，資本就是瓦解你權力的。所有壞事都是權力，也就是毛澤東造成的。要繼續通過國際化讓外資引入進來，繼續通過資本的力量瓦解你的權力，一直把你的權力瓦解掉，這才是改革開放。當然，在右派眼里這個暴富階層是中國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關于他們有不光彩的起家史，就要替他辯護，說誰起家是光彩的？你要往前追，全是不光彩，馬克思不是說了嗎，原始積累就是靠暴力，這個東西天經地義，都是一樣，我就殘暴了，就不公平了，怎么著吧。這是歷史發展趨勢，你共產黨執政也逃脫不了歷史規律，最后還不是一小撮人利用權力發財了么。發展就得認了，不認你就是違反歷史發展規律。右派說的也有一定道理，馬克思也承認，只不過馬克思說你不合理、不公平，但是你看《資本論》，馬克思說資本積累還是起進步作用的。新自由主義說，理應如此。販賣黑奴怎么樣了，販賣了你又怎么樣呢，弄死了你一億人你又怎么樣呢，誰讓你劣等民族呢，誰讓你打不過人家。拉美那邊還滅絕了一億呢，你們可能知道他是怎么掠奪黑奴的，但是不知道是怎么滅絕拉美這邊的。你們知道是用什么辦法嗎？這次SARS應該知道了吧，就是用傳染病。當時歐洲鬧傳染病鬧的很多，流行天花，從小就得天花，也很殘酷，死了十分之一的小孩，得了天花沒死的就有了免疫力。歐洲那些流氓，活不下去的那些人，就跑到拉美，把得過天花的人的毯子送給印第安人，所以印第安人很快就滅絕了。用的就是傳染病毒的辦法，拿槍打不死那么多人，成本太高，按照我們學的科斯收益成本理論，殺一億人至少要一億顆子彈，打一槍還有打不著的時候，那也挺費錢的。人家不用這個，就是咱們交個朋友，我有天花，你沒有，這個褥子有天花，偷偷往你身上一擱，回去全得，一傳染，全死，那叫一個快。在歷史上，細菌武器是最厲害的。當然民族之間確實這么殘酷，你說西方人這么壞，那種族之間可不就這樣嗎？你說誰好，誰壞，都一樣。最早是成吉思汗，打人家歐洲時打城堡打不下來，怎么辦？就用這辦法，這邊有人得了鼠疫，就把得鼠疫人的尸體往里邊扔，用云梯甩到歐洲人的城堡里。所以是蒙古人打歐洲的時候開始傳染過去的鼠疫，我估計蒙古人從小就生活在草原上，老鼠比較多，跟老鼠一塊混，結果混的他們有免疫力了，而歐洲這邊沒免疫力就得了，就因為鼠疫，歐洲短短的十幾年，就死了三分之一人口下去。所以原始積累就這么殘酷，你要承認這個東西，這么比起來，中國暴富階層還不算太殘酷，不就是偷點錢，偷點國家資產，反正國家也沒人管，偷了就偷了吧。所以說右派也有他的道理，你說怎么著吧，就這樣了，哪有那么公平的事。

中國經濟學家大肆宣傳的制度學派，被少數新自由主義者歪曲成為弱肉強食理論：我現在欺負你是因為我有能力欺負你，所以我欺負你就是天經地義的。誰替被欺負者說話就是反對歷史進步。

左派、右派都有片面性。我不是左派，因為我對計劃經濟體制有批判，計劃經濟體制造就了一個無所不包的權力。傳統社會主義理論確有欠缺，他們說的是收歸國有，收歸國有之后呢，所有權是國有，但實際上控制權無法是全民。前天晚上我還和老左派吵了一架，我說你們不行，別以為都是忠實的馬克思主義信徒，你們是教條主義，對中國原有體制沒有認識，雖然在中國工業化中確實起了作用，但是你們要認識到，人民直接地掌握生產資料、人民當家作主是不可行的。因為人民太多，他總得選出一個代表來，但誰來代表人民呢，就是這個問題。所以在西方就是選舉，按照多數票。但按多數票也有他的問題，就是我不認識你怎么選你，所以誰有錢有名就特別容易選上，因為有錢的人在選舉中是占優勢的，他可以買通記者，贊助報紙、電視臺，讓大家都知道他。其他人不知道你怎么選？這是西方的代議制，只能通過代表來選。但這也是有合法性的，因為是選出來的，畢竟大多數人認可。再有，打仗打出來的，他為什么能代表人民，因為打仗打贏了，也算一種合法性，也能代表人民。我為什么當頭兒，因為我們這伙人打仗，把你們打滅了，所以你們就只能當奴隸，我們就能管你們，這也有道理。還有一種宗教的合法性，比如說西藏，你看他們選的，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他們有一套宗教規律。喇嘛在那兒算，大家也認了。說怎么那么沒道理啊，你覺得沒道理，人家覺得有道理，人家信這個，信就有道理，來了之后就是頭兒，這也叫合法性。什么叫合法性啊？就是大家認可你當頭兒。說皇帝死了，他三歲的兒子當頭兒，也能行嗎？那當然了，這天下都是我打的，我兒子三歲就坐在這兒，你怎么著，你不服氣啊？你不服氣你們得互相斗，你們還得打內戰，國家就亂了，還得重打一回，干脆我們就省了這個，我兒子我孫子我們家一直傳多少代就完了，這個繼承成本比較低，你們五個大功臣，就當宰相副宰相，你們五個人就說了算了。所以三歲孩子當頭兒也有他的道理，反正大家都接受。用什么辦法大家都接受、能保持穩定和平就行。當然現在的民主制度是好的，這我也承認，因為你沒有仗可打，這不就得民主選嗎？不能老是你們家管吧？這我跟老左派就不一樣，他們就爭論說國有制第一，國有企業至上，我說不行，要代替國家利益第一，而應是戰略產業至上，這是我的看法，但今天不講這個。

所以我認為國有制確有其根本性的欠缺，就是人民無法直接管理國家，只能把它委托給干部。所以在計劃經濟下，大量國有企業，都是通過行政體系來控制的，那時是干部集團而不是個體干部。現在的干部權力很大，已經成了個人意志了，在計劃經濟時期，干部權力很小。我在工廠八年，我是廠長助理，那廠長沒什么權利，真是一點權力都沒有。廠長沒有權力開除工人，也沒有權力扣誰獎金，因為那時也沒有獎金，廠長沒啥權力，只能帶頭干活。廠長還要整天巴結工人，是真的，工人不干活他一點辦法沒有。廠長權力小還體現在沒有財權，一個工廠要買個鉗子是可以的，但不能超過一百塊錢。如果機器上壞了一個螺絲，哪怕這個螺絲釘只有十塊錢，廠長都沒有資格買，機器就停下來，這屬于固定資產大修理的范疇，你要報計劃，報到主管部門計委批準，要過一年，計劃下來，說你可以修機器了，才能修。你說廠長有啥權力啊？真是沒權力。所以那時候在計劃經濟下，干部是一個干部集團，是由干部集團來控制、來代表。人民等于幾次委托，人民要通過選人大，把自己的權力委托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名義上我們大家都是所有者，實際上我們把權力委托給人大，人大委托給國務院，國務院委托給下面的行政系統，再分四級管理，中央一級，省一級，市一級，縣一級。當時的國家通過干部系統不僅控制國有企業，而且控制了所有的其他的企業，因為城里邊還有大集體，還有小集體，這個不知道你們都知不知道，估計你們以前的老師都沒講過這個，講過的都是西方的那一套XYZ的東西，所以你們不知道中國還有這個。中國還有農村，還有人民公社，通過人民公社控制農民，名義上說這地是集體的，實際上還是通過國家控制，你說農民有啥自主權啊？說這地是集體的，但生產隊長能管啥啊？管不了啥，就是敲鐘，讓大家都上工，這是生產隊長的事。農民自己沒有任何權力，沒有任何自由，糧食賣少錢，那是國家管的，農藥化肥多少錢買，也是國家給定的。除此而外，雞只能養三只，不能超過這個數。雞下的蛋還只能自己吃，不能拿出去賣。就管到這種程度，你說名義上是集體所有制，實際上，是國家通過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全部要管。所以計劃經濟下也沒有什么可吹的，左派老說計劃經濟好，我沒看出好在什么地方。當時管農民管到什么程度，不許出村子，要飯都不許出來，農民不許到城里找工作，但是可以到城里探親，探親只能有一個月時間，要開公社及行政介紹信到城里來。到城里來先到派出所報戶口，一個月就讓你走人，管的很嚴，用這個東西起到一個什么作用呢？就是國家資本原始積累，中國就沒有讓私人搞這一階段，資本原始積累是客觀歷史階段，誰也繞不過去，就是要加劇社會發展，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國，中國計劃經濟三十年，就是毛澤東用這套東西積累民間財富，用計劃控制了大家的消費，把財富用到了重工業和軍事工業。這里面有幾次大失誤，大躍進一次，三線一次，文革一次，損失巨大。但成就也是有的，就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重工業體系。這個體系現在像林毅夫說你根本就不該搞，他的觀點是錯的。中國沒有原子彈那還行啊？所以說有功有過，功大于過，這是我對毛澤東時期的評價。包括我們這些人，包括我爺爺這代，我父親這代，我這代，我們三代人付出重大犧牲，犧牲了自由，犧牲了消費，犧牲了任何個人發展，都為國家積累了。那時候貪污的很少，這些積累的錢確實是由于計劃經濟的決策失誤造成了浪費，但是也沒有個人貪污，這是我們客觀的評價。但它留下了一個權力的架構，所以到78年大家受不了了要改革開放也是正常的。那時我26歲，在工廠里面，大家確實感覺這套東西不行了，理想主義太強，你不可能改變人性，想超階段超不了，而且他留下這么一個底子，就是沒有民主。這么一個架構應該說沒有個人自由，也沒有社會，全部地融進了行政權力體系里邊去。所以中國改革的起點就是這么一個情況，國家科技力量相當強，中國和世界的科技實力相差不太遠，造了原子彈之后就有氫彈，氫彈之后還有洲際導彈，還有運十飛機，運十飛機只比歐洲差三年，那個飛機接近于美國波音707那水平，中國人自己造的。而改革開放這二十二年中國沒有什么重大科技，這個期間美國倒是在新經濟方面大幅度發展了，那中國的科技水平與國際間的差距比25年前是大大地拉大了。

我們是前一階段屬于人民做出犧牲，國家強大了，后一階段是國家的財富向民間轉移了。這樣弄全國老百姓都得到好處，這應該說是95年以前的情況。我認為應該肯定，不能像左派似的就否定這一段，你不能否定歷史么。現在右派在否定歷史，說你計劃經濟什么都不是，也不對，你左派否定歷史，說你改革開放、說你二十二年什么好事都沒干，那也不對。

中國從農業國到工業國用了三十年的時間，那在歷史上是站的住的。在這個期間首先對外戰爭我們連續贏了，我從來不認為經濟增長是硬任務，發展是硬任務首先體現在打仗上，打仗才是硬任務、才是硬指標呢，中國歷史上本來是超級大國么。所以介紹你們買書的話，有一本叫做《白銀時代》，還有一本叫做《全球化陷阱》，那兩本書不錯，它們告訴我們歷史上中國是超級大國，后來怎么衰落下來的，不就是打仗打敗了么。從1840年敗了之后就連著敗，一仗也沒贏過，就張之洞打贏了一小仗，用收編的黑旗軍跟法國打了一仗。打贏了李鴻章那邊就給使壞，打贏了還跟人和談。就打贏了那么一小仗，后來就沒打過什么勝仗，直到抗日戰爭這才贏了。但問題是那仗是在中國本土上打的，讓日本人打到這邊來了，你打了八年你贏了是贏了，但整個讓人家破壞的差不多了。所以打仗不能在自己這兒打，得把仗打出去，這才算贏，否則你贏了也不算贏，把你人都殺光了，把你房子都毀了，你咋辦。所以要從這角度看，要拋棄經濟學那套東西，什么利益最大化，都是瞎扯蛋。理性人是資本，根本沒有什么個人利益最大化，都是騙人的。你們學經濟學都不要受騙啊，什么叫做假設個人利益最大化，沒有這種個人，真正的是資本利益最大化。但是從強國角度，就是看誰打仗打贏了，打仗打贏了他經濟就能發展，打仗打不贏，你經濟怎么發展？所以從大國的角度，毛澤東那時內戰一結束，先出兵占領了西藏。那時西藏已經事實獨立四十年了，你們知道嗎？在歷史上一般是中央派代表，大約有二三十人駐在西藏。其實就是有個使節在那兒，也不會說西藏話，就是在那住著，只是從名義上西藏臣服于你。到清朝的時候腐敗了，干部不去，中央派到西藏去了四十多個人，大部分走到一半就回來了――我估計是吃的，就跟現在似的，吃胖了又減肥――上不去，那時候也沒有飛機，走到一半說我不行了，心臟病、血壓高什么的，喘不過氣就跑回來了，實際在西藏那兒駐了沒有三個半人兒。當時達賴喇嘛如果和中央有矛盾，就流亡印度，一到中央政府衰落，他就勾結英國人、俄國人，在印度的支持下就回來了，驅逐中央代表。歷史上有過幾次，都這樣。有一回乾隆年間就鬧過這么一回，出了兩個達賴、兩個班禪，說宗教出了點毛病，出了兩個人怎么辦？然后就鬧了起來。那時侯尼泊爾強大，尼泊爾國王就出兵占領了西藏。中國那時侯是乾隆，出一支軍隊到緬甸，繞過喜馬拉雅山這邊，打過去，把尼泊爾滅掉，然后把西藏給平掉，就是這么干的。后來遇到辛亥革命就完了，我們這邊亂了，那邊達賴馬上驅逐了中央政府駐藏代表，從1911年到1951年，中央政府在西藏沒有名義代表，那就相當于獨立了，但實際是英國和俄國的勢力控制西藏。毛澤東當時干的對，解放軍馬不停蹄前往西藏，從四川沒兩三個月就過去了，在昌都一戰，全殲了藏軍。這回把西藏人打服了，五十年就沒敢鬧啥事。因為宗教之間就是認打仗的，他們一敗，就認為毛澤東是神仙，這神仙大，他們認為毛澤東是高層次的神仙，達賴是下一層次的神仙，所以他們就認毛澤東，這是造神的事啊。在漢族是不太信這個的，漢族真是比較有理性，他信天不信神，他信天道，連皇帝他都不太信，皇帝是天子，但還有天道比他厲害。漢族人實際上是信原則的，是信抽象的理念的這么一個民族。皇帝行事必須符合天道，不符合天道就可以造反，造反就可以再換一個，這都行，所以中國漢族是比較好的，是理性民族。漢族人用不著學什么西方經濟學，漢族人本來就是理性的，他有道統，有法統，有血統。血統的王朝只是最低層次的，你這個王朝不好，我們就可以推翻你，我們再弄一個王朝，那也是符合我們道統的，因為天道就是愛老百姓，這是很清楚的，所以中華民族能活這么多年，那是不能說“封建”二字就給否定了的。那都是左派理論，說什么庸俗唯物主義，一扯就什么都給否光了，為什么能夠這樣否光，還不就是打仗打敗了么？還不是打仗是硬任務么？西方的文化程度那時侯那比我們差的多，GDP也比我們低的多，錢也沒有，他就是因為窮瘋了，才侵略我們的，他有錢還侵略我們干嗎。但是人家打贏了，你什么話也別說，老老實實地聽人家的，包括你這些教授，你這些教材都是人家的，你的歷史都是人家編的。這也說明打仗是一個硬任務，要說打仗打贏了還真得說毛時期。毛時期派兵占了西藏，尼赫魯在印度也是剛獨立，聽了之后捶胸頓足，說這毛澤東太快了，真沒想到，要不然他還想占那邊呢。你說西藏是誰的呀，誰派兵占了就是誰的，誰進度快就是誰的了。所以毛澤東從抗美援朝一仗，到越南一仗，到印度一仗，到珍寶島一仗，哪次打敗了呀，而且哪次是在我們國土里邊打的呀？都是打到外面去了，跟美國想法是一樣的，一樣的戰略，所以說這是大國領袖，大國領袖有本事把仗打到外邊去。當然不能說是侵略吧？那都有另外一種詞，我們當然不叫侵略了，我們叫保家衛國，唇亡齒寒，美國也不叫侵略呀，美國全球打仗，他什么時候承認自己是侵略？他說我叫維護人權，人權高于主權，說的好聽著呢。別管怎么說，反正真正強國之道，打仗是硬任務，這是我悟出來的。我就看經濟學那些書胡說八道，還比什么GＤP。我在《解放軍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我說中日甲午戰爭其實是那個GDP小的窮國打敗GDP高的富國，一般都是這個規律。一個少將看見了，說從來沒聽過這話，這會兒才知道原來是弱國打敗強國，GDP小的打敗GDP大的。這點歷史都不知道，你看看誤導到什么程度。甲午戰爭的時候，誰的國民生產總值高啊？那還用說么，還讓我找根據，我說不用找根據，當時日本叫琉球群島，他有啥東西啊，他啥也沒有。我們這邊當然有錢了，你看蓋圓明園，蓋頤和園，他沒錢能蓋的起來么？只不過你有錢不往軍事上用，人家就是沒錢也把錢都用來造炮。當然你有錢了，沒錢怎么能賠款呢，賠那么多不也賠了么，還是有錢。所以這個誤導就大了，我就不說這個了。

說回來，所以說計劃經濟搞這個東西是完成了很重要的歷史任務，但是他最后留下了一個官僚控制的社會也是事實。這個問題毛澤東沒有意識到，他老想著用人民當家作主，通過文革的形式來打掉官僚階層，實際上不可能打掉，最后搞了兩年，一亂，他就收回來了，他后幾年就是一個官僚階層。但這個官僚階層不會腐敗，因為每個人權力太小，全部的權力都集中在他一個人手里，他就用這個辦法，所以下邊也沒辦法腐敗。那時干部也腐敗的，但是管的嚴，三天兩頭就搞運動。62年的時候，基本上各單位的會計都貪污，很普遍，所以后來就搞四清。就老這么搞，用這個辦法控制你。這種體制只要他完成了原始積累以后，一定會發生大規模的崩潰。這個崩潰你不能說是因為美國陰謀，或者說是資本就搞壞人，你自己有毛病沒有，你自己確實有毛病，只能在一個歷史時期起到積極作用，但是，你到歷史轉換的時候，你不知道主動轉換，你讓人家用其他辦法把你徹底否定掉了，實際不應該徹底否定，但是，由于你自己不知道改，不知道糾錯，最后只能叫人家把你徹底否定。就跟我們現在否定他們的新自由主義一樣，就得徹底否定。我發現誰上來都帶壟斷性，都不講理。所以中國改革的起點就是一個官僚控制的社會，他們在法律的所有權上不掌握生產資料，但實際上他們控制生產資料。那么一搞改革開放，放資放權讓利，那些掌權的階層當然就會第一步把國有資產、第二步把民間資產利用權力一步一步都弄到自己手里。按說這也是很正常的事，可以理解，這不是說誰特壞，現在不是說個人壞的問題，是說整個制度系統化了就有這種趨勢。由于毛澤東搞的太左，特別是得罪了中國上層的知識分子和干部階層，所以他們把毛澤東徹底否定之后就對市場經濟抱以無限度地贊揚，對美國這一套東西毫無批判地接受，所以就造成了腐敗加劇的趨勢，于是中國就產生了這么一個暴富階層。

我認為兩方面都有責任，權力有責任，資本也有責任，所以我在98年就寫了一本書，其中有一篇重要文章，叫《權力資本化》。在《中國改革報》，是五千字，何清漣寫了一本《現代化陷阱》，是二十萬字，他是描述，我是邏輯。現在已經沒有了，上邊看了之后馬上封殺，說這家伙太厲害了，因為我寫的是邏輯，不是描述。你怎么描述怎么罵，他也無所謂，反正你愛怎么罵怎么罵，好官我自為之。我從理論上把他說了，即由于改革的起點是權力，市場化的第一步一定是權力轉化，所有中國改革的過程實際上是權力資本化的過程。就這一句話他們不能容忍，丁關根的水平很高。美國人炒作何清漣，說他是中國社會的良心，為什么不炒作我？我跟何清漣不一樣，我不是自由主義者。中國所有的革命和改革都是利益再分配，革命就是徹底的再分配，改革就是部分再分配，漸進改革就是更慢的，隱蔽的再分配。漸進改革的特點是利益分配的隱蔽性，這個就是我的理論創造，所有的人都沒說到這地步，他們說什么存量增量、先體制后制外。其實漸進改革最根本的就是利益轉移的隱蔽，利益轉移是共性，隱蔽性是漸進改革的特點，不公開說這事，實際上就是有權力的人通過權力把國有資產一步一步地轉移到自己手里這個過程，這是一個客觀規律。我并沒有說他不好，也沒說他好，但是我說他一定是這樣，因為計劃經濟下所有的資源只在他們手里，你又不搞民主，你又沒有制約，當然就一步步轉移到他手里邊了。這個不是說誰違法，他也沒違法，但他也不合法，就是通過灰色經濟一點一點地弄手里去了。這二十多年基本是這過程，所以這是一種利益轉移的隱蔽性，是中國漸進改革的特征。我給他算了一個數，權力資本化大概有幾個階段，第一步，是農業資本，就是分地的過程，鄧英陶書里寫的，全國十六億的農村集體資產落入生產大隊和公社干部手里。十六億，在當時社會上沒反映，因為基本上分地是公平的，沒跟農民要錢吧，等于白給了，農民還欠了好多隊里的帳也不還了，這是第一次。第二次大家就有意見了，在城市改革商業資本，就是搞回扣提成，特別是外貿，外貿是最腐敗的地方了，干部子弟搞許可證，跑到深圳去辦公司。這個許可證應該算是商業資本，這都可以算出數來的，你把每年的商業總額和外貿總額一算乘以10%（假設這些人在里邊扣了10%），就可以算出來。這是到商業資本，到88年就發展成了生產資本，張維迎是當時趙的智囊，就是他參加設計的雙軌制，現在還吹呢，說我是中國改革的先驅。正式地說，每年正式價差就是700億，那你算，10%回扣，就是70億。當然還有地方政府的雙軌價差。這個雙軌價差，實際上就是權力資本演變成生產資本的階段。中國這個理想化的社會就不能夠容忍了，反對是什么結果你們也清楚。所以說，這是權力資本到生產資本受到了理想主義社會的思潮的批判，但它有它的一定的合理性，即資本發展在中國還沒有完成。49年時我們是農業國，農業占90%，工業占10%，中國當時是那么一個落后的國家，工業上可以說什么都沒有。什么叫工業，那時侯工業就是火柴盒，造筷子、造碗的，燒個瓷杯什么的，做個桌子什么的，這全算是工業，加一塊，這產值是10%。通過原始積累30年，最后就有原子彈出來了。但到78年的時候已經不能再積累了，78年工業居然占了70%，農業只剩30%了，工業中主要是重工業，積累太過了，那時候老百姓已經窮的不能再窮了，那時候就只能說富民了，這也是正確的。富民第一步就是把地給農民，第二步就是在城里權力向資本演化，但在客觀上，也給老百姓帶來了好處。但權力資本化這個過程很殘酷。國家進行資本原始積累是有合理性的，因為他完成的是一個加速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演變，一個國家甚至由此成為一個核大國、軍事大國，打仗是硬任務，這當然是正確的了，沒原子彈吶，你早不知道已經挨多少回打了。但是在改革開放以后還再有沒有一個原始積累，這是現在爭論的地方。右派說你有一次國家的原始積累還不夠，國家不能經營，你改革開放，你還得有一次私人再積累一回，反正就是得把國家的東西弄到私人手里，那當然是通過權力這個資源來分配的。歷史上應該有這個階段，雖然不公平、不合理，但這是歷史階段。關于這一點他們有他們的理論，在歷史上已經發生了，還是有合理性的，所以我沒有從根本上否定它，我只不過說了點實話。我沒說不好啊，但是他不讓你說，說了以后他認為我揭露到他的實質問題了。所以，說的話要是實證性的，樊剛說經濟學家不能有道德，只能說實證。實際上他是一整套市場經濟“理念”，就是西方意識形態，我才是真正實證的。我只不過說你這個權力變成資本了，算算你多少錢，結果他們就受不了了，就來封殺我，包括官方的封殺和經濟學新自由主義者的封殺，樊綱是策劃封殺我的核心人物。他影響了許多人，如劉偉，石小敏，李羅力，這些人在80年代和我都是同一戰線的，到90年代居然由于樊綱的“立規矩”，他們嫌我“不規范”，而集體排斥我，比如商量好不讓我參加會議，取消我在北京大學的講演等。許多朋友勸我不要說個人恩怨，我不能接受。這根本就不是個人恩怨，這是新自由主義90年代在中國樹立話語霸權的主要手段。本來論觀點論資格論友情，我都和他們差不多，但是他們要仿效“28個半布爾什維克”，在中國樹立西方經濟學的學術規范，以此獲得評定誰可以進入經濟學家圈子的權力。所以要把我這個“不規范”的老牌改革開放派排除。他們的錯誤在于低估了我的能力和氣魄，我可是80年代在天津開發區最早搞外資和民主的。樊綱最大的毛病就是他那套貴族氣的傲慢，也不想想80年代我們在為改革開放奮斗的時候，你在那里？在家里學外語那。這樣的人包括后來什么海龜，憑說外國話就想在中國摘桃子，他們有什么資格代表中國的改革開放。談改革開放，也需要資格的，而且不能攫取利益太多。到是張維迎有點資格，他是陳一資的人，在北京設計改革，我是和張偉在天津開發區搞對外開放的。所以今天我就和張維迎論資本原罪問題。至于背后那些封殺我的“90年代小晚輩”，必定失敗。他們的錯誤不在于觀點和我不同，而是他們得志就猖狂，連基本的輩分也忘了，連經濟學家不能搞壟斷的基本規矩也忘了。他們不把中國幾千萬工人和幾億農民放在眼里，怎么能不失敗？

第一階段是農業資本，第二階段是商業資本，第三階段是生產資本。按照資本論那個過程來說的。八十年代末反抗一次，不成功，說明這資本確實還沒發展到頭。第四階段，就是92年，中國搞股市、房地產，就到了金融資本階段了。到權力資本演變成金融資本這個階段發財就大了，腐敗也盛行，像現在抓的周正毅，最黑的就是股票房地產，那腐敗比80年代大多了。但大家也容忍了，就是大家全民腐敗，最后上面也想開了，愛怎么腐敗怎么腐敗，咱們大家一塊來。大學生你們不是不服氣么，不服氣給你們放開。你看北大變的就這樣，成功地把北大學生和北大老師變成了一種支持腐敗的勢力，再不鬧事了，怎么弄的，我也不知道，反正人家有本事。北大學生和80年代不一樣了吧，那時候動不動就上街、游行、鬧事，90年代怎么就不鬧了？你看北大的變化你就知道中國是怎么變化的，這叫世俗化，整個社會把信仰、道德給你弄掉，只有經濟學家可以出來說，其他人都不許說。經濟學家出來就是一套大家怎么賺錢，最后大家都賺錢去就完了。原來掃黃，現在也不掃黃了，都可以賺錢。大學生可以出國，你們大學生就放開了干，這就是個人利益最大化。所以為什么90年代大家可以容忍腐敗而80年代的腐敗卻不能容忍，90年代比80年代腐敗100倍，到現在大家不是還挺容忍的么，說明社會變了，社會變得好不好我沒做價值評價，樊剛已經說了，經濟學家只能做實證判斷，不能作價值判斷，要不你就不是經濟學家。樊剛是經濟學主流派里規矩的，我能不聽嗎，我從頭到尾我都沒批判誰啊，我只不過是在說事實，至于好不好大家自有公斷。社會變了，腐敗雖然比80年代嚴重了100倍，但是我們人心也比80年代更腐敗了100倍，所以大家可以容忍。反正沒有是非，不想是非，有錢就行，整個社會用金錢的力量把你消化了，把你瓦解了，把你消蝕了，把你民族的良心給毀掉了，大家都醉生夢死，所以就可以容忍腐敗了。那時候誰發個十萬八萬的大家都看不順眼，現在都是上億的才算數。

權力資本化到現在的金融資本化最厲害，大家不要把它看作是個人化，這是系統化。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我是親身經歷過的。比如北京市房屋拆遷，法律上土地歸國家，但居民對房屋具有使用權，可到了真正拆遷的時候，法律上便不承認這一條。權錢結合，有權利的就把這地皮私下里給了開發商，92年93年設了很多開發公司，開發公司不是權力部門，但只有有權力的部門，或你認識權力部門的什么人，才能弄下來，然后開發公司再把工程承包出去。比如說我是管這個的，我批了，我承包給你，然后你再承包出去。也就是說你沒錢，我也會把地皮給你，但這個地皮上有老百姓，你就得把工作做通。大多數產權是屬于房管局的。還有很多私房，像滿清貴族、華僑，是解放前買的房子，后來我們也承認了。82年憲法說，城市土地是屬于國家的，這是很自然的，但使用權是誰住就屬于誰，但一直這點就沒承認。我是搞經濟的，剛改革開放，當時就是我最早研究了香港和臺灣的憲法，把土地使用權賣給地產商，最早的法律是我研究的。臺灣是遵循孫中山土地為公，香港的土地是根據英國的憲法，是屬于女皇，實際上是屬于以女皇為代表的政府，也就是說香港和臺灣的土地都是屬于政府的，只有美國的土地使用權是屬于私人的。中國的法律在農村，耕地是集體所有，那不是屬于國家的；城市土地和荒山、礦產、森林是屬于國家所有。所以，82年修改憲法明確了城市土地是屬于國家的，但是后邊還有一句話，使用權可以轉讓，但并沒有明確使用權是屬于誰，不動產，房屋所有權和土地使用權不能分開，應該是誰使用就屬于誰。我們的法律是模糊的，北京市政府干脆不承認這一點。到拆遷的時候，說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我們家原來住的地方在西單，那是黃金地皮，說是清華大學要蓋教授公寓，要我們走人。我說我們為什么要走，你這不是國家行為，你這只是單位行為，我可以不走呀。但他們說了，我們這是政府批的，政府批了你就得走。其實清華大學的教授怎么會住西單呢，這只是一個借口，這是一個商業寫字樓，政府給每戶的40萬補償也沒給，很多人的居住權就被剝奪了。北京市有萬人先后集體上訪，但是北京市政府居然給法院下命令，不許受理，連個訴訟權都不給你，后來要集體游行也不讓，這里邊私人的土地使用權反正是不承認，讓你走你就得走，就連補償也只是補償四壁和屋頂，不補償地皮。

中國的右派經濟學家們主張保護暴富階層的私有財產，我也贊成保護私有財產，我說的是保護中國老百姓，包括城市中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土地使用權是屬于他們的，你國家要用，你也得給他錢。直到現在才改，說你這個房子給你40萬，你走吧，要是這樣腐敗就少了，它是按你房子的面積來算的，這就很難作弊了。但當初我的房子不是這樣的，政府給的每人40萬房地產公司給扣了，房地產開發商來了說政府讓你走你就得走，我說你這不是流氓嗎？結果政府官員來了就逼你們拆遷，他們雇傭社會上的黑社會來逼你走人，他們就是和勞改局合作，他們的經理是他們那邊公檢法的頭兒，從勞改局弄出來一批人，說你們替我們轟居民。這些勞改犯就到了我家，說：我代表國家讓你走人。我說這世道真是變了，我好歹是一個教授，是一個經濟學家，結果一個勞改犯還代表政府了。北京市政府的頭兒我還認識，我就找他說了，他說，楊老師，這對不起，我們這已經承包了，要是沒承包他是政府行為，我找個市長，他還能給我解決，但是他說承包了，他說要尊重下邊企業的自主權。這是市場經濟。大家不可想象。我經過兩年的拆遷，一般人是撐不下來的。中國這學者啊軟骨頭，你只有經過兩年的拆遷，才知道什么叫做市場經濟、原始積累的血與火。他們讓我們家從西單搬到南城馬家堡那個地兒，那是一個農村的房子，非法建筑，讓我們往那里搬，我說我不去。拖到最后給你斷電斷水，整天的拖拉機、推土機在你門前轉來轉去的，反正就是在折磨你。但是我就不怕，我太太也不怕，我心說老子的老子是當過兵打過仗的，還怕你這個。但當時真是告天天不靈，告地地不靈，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權力資本了。大家都認為朱镕基是青天大老爺，當時朱镕基親自管經濟宣傳，所有報紙命令，一律不許登拆遷的事兒，寫內參都不行。我找個新華社寫內參，說上面有指示，內參也不許上報，上面聽都不想聽這事兒。我急了，我還有幾個同學什么的，找到人大，我說你給我遞個信兒，寫封信上訴吧，說那沒問題，我可以馬上把這封信送到上邊手里，但你越告越倒霉，你還是別告吧。我說急了我靜坐去，他說那你趁早別來，指不定什么人先打你一頓，說萬一給你打死咋辦。我說居然我這一個著名經濟學家，我家還是共產黨，弄得我現在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程度。最后我還真是只能通過走后門，我還真的有幾個相當硬的關系，是我們家上一輩兒當官的時候提拔的他，去找他，都不行！你們知道老百姓受的什么罪，很多地方，都是房地產老板找一幫黑社會給你們家痛打一頓，打成重傷送到醫院，然后派出所出來調解，說你們打人是不對的，說那你們賠錢吧，這幫勞改犯說，是是是，賠給你100元錢。你好了之后還得老老實實地搬，不然還打你，大不了就是賠禮道歉，派出所也幫著他們，因為他們蓋好房子之后，會送給派出所幾套，那是個人腐敗嗎？不要提個人問題，說誰誰特壞，沒有什么特壞，就是一個系統的權力變資本的過程，這些東西必然要剝奪到私人的東西。我們家最后還是撐了兩年通過托人慢慢說才給解決，好不容易終于搬到西北方好點兒的地方去了。所以我寫了一篇揭露拆遷的文章，我還要寫，什么叫權力資本，這就叫權力資本！這已經超越了剝奪國有財產，剝奪國有財產也就認了，右派說國有財產反正也無主了，就讓他瓜分吧，這也有道理。經貿委已經下了正式文件了，全國都在干這事兒，幾百億的國有資產已經就這么給了權力階層和經營者了。這可不是違法的，這都是按規定給的。我不是左派，我對這也沒有特反對，問題在于你不能瓜分私有財產吧！但這樣搞下去，一定會剝奪到私人財產，拆遷就是一項，實際是剝奪了城市居民的土地使用權。如果以后銀行出現危機，剝奪的就是人民的存款了。再有就是剝奪農民的土地。這樣下去，大資本要和鄉鎮干部結合，郊區這種城市拆遷的補償，就給農民很少的錢。我舉一個房地產的例子，大家就知道權力資本有多狠！

我只是算到股票，房地產一直沒算，我算到98年由權力變錢大約有30萬億人民幣，相當于六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如果算到現在，估計要有50萬億，房地產我沒算，我算的是股票、外貿、農業、商業加上司法腐敗這幾項。現在腐敗又向教育界發展，到處充滿著回扣，你們可以估計估計，全國有多少個大獎，863項目、社科基金評比等，這筆我還沒算呢。所以大學教授里面，右派越來越多，左派越來越少。這些就算是灰色經濟，還有黑色經濟，就是走私、販毒。再有一個就是黃色經濟，這個帳也是我算的，我算的98年中國大概有500萬三陪小姐，光這一塊兒就占國民生產總值15%。這都是實證，誰愛聽實證啊！沒人愛聽！尤其是那些權力階層就更不愛聽了！為什么社會愛說假話，是由暴富階層的權力資本造成的。不光彩，不能說！但是我都不主張徹底剝奪他們，因為改革開放必定形成權力資本化，我說這些也是警告大家，不要走得太過分，差不多就行了，總得讓老百姓活吧。如果國家瓦解了，就會像俄羅斯那樣，整個變成一個黑社會，黑社會控制了俄羅斯經濟的70%。二十年下來，俄羅斯的財富還是集中在兩種人手里，一個是計劃經濟的權力官員，還有一個就是剛才我說的那些地痞流氓。所以要有限度，你不能把私有也繼續瓜分了。第一不能瓜分人民的存款，第二不能瓜分農民的土地，第三不能瓜分城市居民的房屋居住權。所以他們說我是左派沒有道理，左派是要保護國有資產，但我是要保護私有財產，但是右派也太右了，他們說保護私有是要保護那些瓜分人的私有財產。這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道德上可以批判他，但是不可以從政治上徹底剝奪他，只能是逐步地化解它。每年都會在這些人里做一些曝光，把一些抓起來，“雙規”。反腐敗現在不能用“無罪推定”。這個辦法每年都可抓一批人，而且一抓就是一個班子，然后再查幾個偷稅漏稅的。這是一部分，再一個就是完善個人所得稅和遺產稅。這樣再花二十年，他們這批人一死，這事就算完了。

我的意思是富人們享有的錢屬于來源不明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的，你干脆捐一部分。官員應該公開全部財產。你按規定分一所房子，假如你一個人有十所房子，你就要證明其他房產的來源。你可以說是你爸你媽傳下來的，通常北京人都有三套房子，其他七套也都是以他兒子、孫子的名字命名的，所以你干脆就把其他的房子捐出來算了。假如你有一個億，你干脆把九千萬捐出去，你留著當富人就好過嗎？黑社會都等著你呢！捐了吧！我們學習美國鼓勵捐贈，你就別投資了，投了也打水漂了，你做鞋，全世界總共就有60億人，實在不行去做褲子，你便宜也要一百多，農民買不起，勞動密集型產業馬上就過剩，你又搞不了新經濟，沒有文化。所以你倒不如捐了。你本來是什么呀？上帝對你已經夠恩惠了！別信什么經濟學家，說什么買股票、買地、買房，投資，不最后你連一分錢也沒有了連個碑都沒有人立。中國到時候也可以這樣，你捐了就不追究來源了，捐了無罪。貪官把錢吞多少都給我吐出來，也可以不判罪。到時候中國一下子多出了好多房子、股票。對人就算了嘛，殺人干嘛呢？這是歷史時期所產生的，你殺太多人沒意思！毛澤東說：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只是要你把偷騙搶的錢吐出來。

低成本反腐敗多好啊！中國要是有希望就得從上層開始一層一層反腐敗。中國反腐敗我說快最多不超過三個月，大家公布財產。在“著名”經濟學家里，我屬于最窮，比如我公布自己100萬，你們覺得怎么樣？公道在人心，大家估計，也不用詳查。有人有1000萬就需要你自己舉證。有一億干脆別登記，大家不知道是誰的，你仍舊“好官自為之”。

他們右派非得借著十六大的機會，給暴富階級做代言人，是他們主動扯出的“原罪”問題。是他們打破了鄧小平“不爭論”的規矩，非要來逼迫共產黨，國家和社會，人民，承認偷騙搶來的財產為合法，這根本是不可能的。后果只能是對富人不利。想要搶奪的人多了，不用多，10個人、10把槍，拿錢來，不拿錢就打死你，你說這原則對你們富人到底好不好！發展下去，軍隊可以出來創收，警察可以和黑社會勾結，富人被綁架。想改憲法是不可能的。說到不安全，其實中國現在的富人最安全，你洗完錢回來裝個外商，你的財產安全的不得了！比如中國的房地產遷移的法律不就是給你們設立的嗎？就像以色列抓希特勒的手下，幾十年了還在抓，在巴西抓住一個老頭，當年就是他殺了數萬個猶太人，如今已經80多歲了,仍沒放過他。實際上大部分抓不到，但是絕不能公開承認他的合法性。

右派的理論非常錯誤，承認中國實行新自由主義那一套，把中國變成拉美化，這是個國際陰謀。張五常，大家聽說了吧，他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派來的特務，在香港，要瓜分中國財產，美國右翼的集團在后面支持，所以我們寫了《批評張五常》這本書，我說張五常是美國派來的特務，用錯誤思想誤導改革開放！其實國家政策從來不想剝奪暴富階層財產，問題是右派不放心，他們制造假想敵，是你共產黨宣言說了要消滅私有制，我們不放心。他們否定計劃經濟，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連孫中山都要否定。《走向共和》播出后，反映不一樣。老百姓要共和，可是電視幕后制作的本意是要給李鴻章翻案。中國新自由主義者想整垮共產黨這是錯誤的，他們說中國神經病，楊帆和左大培神經病，說全中國人民100年了都有“病灶”，為什么要革命？要反抗帝國主義？這是反對改革開放、反對西方文明，人家是來救你的，你反抗人家干什么，劣等民族就應該被優等民族淘汰！

中國打的是共產主義旗，其實是民族主義，我問老一輩為什么參加共產黨啊？他們說就是因為蔣介石不抗日。北京大學經濟學院表示禁止我講座嗎？我到學生社團去“痛說革命家史”。我的父母就是北大畢業的學生，1946年在發生美國兵強奸北大學生的事件，我母親當時就痛罵美國兵，我母親脾氣大，她當時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共產主義，就是看不慣政府對美國人那個奴才相，她在東單廣場上講演，后來國民政府列黑名單，把我媽也列入，說是共產黨煽動！這是逼我父母上梁山。誰有病灶啊？是政府方面。真正起作用的是民族主義。中國這一段歷史是被殺光燒光的屈辱歷史，民族都被人家滅掉了，你還有什么呢！你以為不會啊！如果當時中國沒有那些有血性的人，中國就亡國了！所以我們批評張五常，他根本不了解中國的歷史，不理解中國這幾百年是怎么過的！不了解中國人為什么要選擇社會主義，不明白共產黨為什么能夠取勝。

拉丁美洲一直依靠外資來發展經濟，發展的結果就是外資來控制他，但他也無所謂，外資控制我，讓我的民族產業全都垮臺，但他的人可以去美國打工，就像中國的一億農民到北京來打工一樣，拉丁美洲那些棕色皮膚的人沒工作都可以去美國打工。我去美國，那些賓館里的服務生都是拉丁美洲人，素質比中國的那些農村小姑娘差遠了，拉美人不會說英文，說的是拉美土話，中國小姑娘去三月肯定就行，但就是美國不讓過去，拉丁美洲的人就可以過去，自由貿易區嘛，勞動力來回是很自由的，即使不自由，他也可以偷渡嘛，邊境都在一塊兒。中國比得了拉美嗎？拉美的人破產，可以去美國打工賺外匯匯回本國，就可以支持本國進口，所以他的外匯一直高估。拉丁美洲這么做，按說也挺合理的。最后實在不行就是金融崩潰，再就是腐敗。金融崩潰美國還得救他，因為他全是借的美國的錢，所以就是綁在美國身上了。最后實在不行就美元化，貨幣也不要了，經濟主權可以交出來嘛，政治主權亦可以交出來嘛，最后說我政府管不了了，干脆加入美國完了，他們巴不得加入美國呢。到最后拉丁美洲干脆就讓美國托管了，成為美國一個州得了，中國有些人就是有病，他們想加入人家大家庭，先要看人家要你嗎！？用熱臉貼人家冷屁股，太難看了。

這就講到了一個新自由主義問題。我就發現德國人比中國人強，他們能想出與美國對抗的基本思路。兩個記者就寫出了一個《全球化的陷阱》，說全球化是二八開。美國在七八十年代被毛澤東打敗后，死人死多了，開始衰落。后來在八十年代，英美聯合起來，一直在樹假想敵。所以美國真正打贏就是海灣戰爭，而且還沒死人，所以他的發展符合它的價值觀念，美國是真正強大了。美國打贏了，就成了最安全的地方，投資者都往美國跑，這是最根本的原因。中國現在一不搞國防，二不搞股市，你的企業怎么創新啊？然后又有人說是制度不好，國有企業是產權不清，私有企業是搞家族，產權問題有，但根本問題是在戰略，不是制度！大國都要有霸氣，美國怎么發展起來的，就是設假想敵，毛澤東也設，后來設劉少奇是假想敵就錯了。應該設外國人。中國現在就沒這個種，在經濟學家那里算國民生產總值，三陪小姐竟然和原子彈劃等號！按市場經濟原則來看，造玩具飛機是賺錢的，軍事飛機反而是虧本，所以不能干。

新自由主義，1985年英美聯手搞垮日本經濟。1990年又通過戈爾巴喬夫搞垮了蘇聯，后來導致拉丁美洲金融危機，1995年又由全球精英開了個會說：全球化就是“二八開”！這些事，那兩個德國記者的書里都寫了，中國人為什么只看美國書，不看德國書，不都是海龜嗎？

　　中國政府要限制權力限制資本，如果不調整整個經濟就都壓到沿海了。所以說磁懸浮這些東西要下馬，高科技應該用于國防，不能用于消費。要搞水循環，只要有水沙漠自然就變綠洲！能用人就不要用機器，高速公路也修得差不多了。外國超市項目也是這樣，WTO本來規定的是只能在一個城市開一家店，但是現在各地政府都在開這些店，這都已經突破WTO的規定了！你說那些外國超市有必要嗎？要買就買核潛艇，這個好，但是美國不賣，人家清楚。建一個外國超市，就要倒中國好幾十個開小鋪的。其實要想救中國農民也很簡單，我一篇文章就成了，就說那些麥當勞之類的有轉基因，吃了得癌，很快就沒人買了。美國70%的農產品全是這些轉基因的玩意兒，這樣就可以保護農民十年，你可以自由進口啊，我也可以自由損你啊，我也可以自由不吃啊，都是自由。誰說我反美啊，我最崇美了，我是美國人最好的學生，因為我看到了美國能夠稱霸的最根本的原因。美國打伊拉克，說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有嗎？！不就是有罪推定嗎？英國就跟在屁股后面沖沖沖，凱利不就自殺了嗎，不就是因為良心受到了譴責嘛。布萊爾因為這事兒要下臺，肯定要彈劾他。我早就知道伊拉克沒有，朝鮮就有，為什么？因為美國敢打伊拉克，不敢打朝鮮！全世界只有一個國家用過原子彈，就是美國，但他不是只為了打日本，日本是必敗的，其實它是為了建設國際格局，嚇大家一下，但是他得找個最臭的，所以打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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