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之鄉(xiāng)周日免費講座
主題:我在蘭考的鄉(xiāng)村建設實驗
主講人:何慧麗(中國農業(yè)大學教師，河南省蘭考縣掛職副縣長)
時間:2004年9月19日星期日下午3:00
地點:烏有之鄉(xiāng)書吧(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西門外對面)

我在蘭考的鄉(xiāng)村建設實驗

一、解題

    記得我去年十月第一次來這兒是一群人來探討“我們能為鄉(xiāng)村做些什么”，當時我做了一個發(fā)言，題目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自白，一個掛職副縣長的自白”，主要的意思是說：知識分子如果不與國情和常識相結合，就是黑板上養(yǎng)豬，實驗室里種莊稼。一個知識分子到鄉(xiāng)下去首先不要認為你能做什么，而是應該先謙虛反省自己，是向基層的干部和群眾學習什么。后來那個文章發(fā)到了網上，朋友打來電話，說那段發(fā)言網上倒處貼，我們農大的校長和書記都看了，那么我想應該是你們的功勞啊。今天我在這里要做的不是反省，而是要更進一步。人不能在屋子里反省，因為人是反省不完的，必須在做，但是這個做不是你用理念來支配誰，而是你從外面帶來的資源和農村精英們一個互動實踐的過程。今天我要講的就是我在蘭考用我這個外來者以及我所能調動的外來資源與農村精英們互動中產生的整個過程，以及這個過程所給予我們的一點啟發(fā)，這是第一個解題。

    第二個解題是我為什么去蘭考？第一個原因是有個偶然的機會。是去年農業(yè)大學要和開封市搞一個“市校共建”的項目，這是為數不多的新鮮事物。以前聽說過大學與試驗點所在縣的共建，但從來沒有過一個管著“五縣一郊”四百多萬農業(yè)人口的農業(yè)大市與中國最好的農業(yè)大學的聯姻合作。這是一個制度創(chuàng)新和良好機遇。這個“市校共建”的項目中，有一個就是從農業(yè)大學選派一些所謂的德才兼?zhèn)涞模绕涫悄切┯屑夹g才能和有項目的老師、博導、教授，到鄉(xiāng)下掛職副縣長。有這么一個機會，當時我覺得自己條件不利，當然書面上的總的條件是夠格的，象“擁護四項基本原則”啦，“有博士學位最好”啦，這類的東西。但我想我有幾個不利因素，第一我是學文科的，第二我沒有幾十萬幾百萬的項目，還有我是女同志，而且年紀也比較輕。但是我要去爭取。為什么要爭取呢？自從我97年7月到農業(yè)大學，到去年2003年，我都干了些什么呢？除了成家生孩子，我還考了北大的博士，應該說很不錯，我還幻想著能從北大到美國去留學等等，應該說路還是挺順的。但是我在北大聽課，越聽越困惑，因為我發(fā)現，很多非常有名的專家學者，注重的大都是腦子里邏輯的多元性和學問的精致性，什么自由派、左派、右派。我們這些一無所知的人聽過以后都會為他們所感染，但是感染以后感到的是空虛，因為他們那么多的理論流派，又會講洋文，又聰明絕頂，覺得自己跟本就只有景仰的份，永遠也夠不著。我是越來越困惑，我到底是出國留洋呢，還是下到基層？我想我應該走另外一條治學路徑。演講是聽不完的，書也是讀不完的，我應該自己去試試，到鄉(xiāng)下去。所以到蘭考去的第二個原因是，我要走另外一條治學路徑，要進行實地調查，要從國情和常識出發(fā)。我唯一可以驕傲的是我是農民的子女，是從山溝里走出來的，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可以驕傲的經驗積累和資本。就是因為這兩個原因吧，反正我就去報了，也不知道他們是怎么挑選的，大概是覺得選了那么多工科的理科的，要一個文科的也不錯。我博士還沒畢業(yè)，還是個博士生，反正就這樣陰差陽錯地去了，被分到了開封市的蘭考縣。這是第二個解題。

    還有第三個解題。我還得從理論上講講為什么要搞鄉(xiāng)村建設。這是我在蘭考搞鄉(xiāng)村建設的一個理論支撐點。大家把紛繁的理論觀點理一理，到底有哪些是對中國的普通平民有用的。凡是稍微了解中國國情和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發(fā)生了什么的人，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工業(yè)化沒法解決三農問題的出路。這種以市場為主導的工業(yè)化沒法成為三農問題的出路。學過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只要是工業(yè)化，它必然伴隨著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生態(tài)災難、壓迫剝削和世界戰(zhàn)爭。美國不是號稱民主嗎？可當初就是用不民主的方式把印第安人都趕盡殺絕了才實現工業(yè)化。這不是我們今天要展開講的，但是我們如果以那種工業(yè)化為效仿，而且覺得現在處于轉型期，沒辦法只能犧牲農民，那么我們要告訴有這樣想法的一些人，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極多的、資源極少的、發(fā)展中的國家搞工業(yè)化，既不能對外殖民，也不能搞種族主義，只能靠內部剝奪，也就是第二第三產業(yè)吸取小農剩余，用這樣一種辦法實現工業(yè)化。政府從80年代提出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后來實現不了，就改稱21世紀初，可是現在已經到了2004年也沒有完全實現，反而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問題，貧富差距、城鄉(xiāng)差距、生態(tài)災難等等，后來又有了一個說法，到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如果你光看報紙，會覺得這樣挺好，但是想想我們還能剝奪誰，到鄉(xiāng)下看看。所以既要實現“現代化”和“全面小康”的目標，又要面對社會態(tài)的災難（兩極分化等等）和生態(tài)災難（20年來工業(yè)化對環(huán)境的破壞），還有心態(tài)的災難（大家誰還信誰呢？）；這里面存在一個張力。我們認為一方面是“歌舞升平”，另外一方面對本土三農不利的事實確實存在著，這個不利事實的存在必將影響億萬中國農民的長期福祉。總之，工業(yè)化無法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現在的一些問題就是在工業(yè)化所產生的張力中產生和暴露的。我們要打破工業(yè)化階段的神話。有的人說這是必然要經歷的陣痛，只要跨過去就好了，但是我想對于這么大的一個國家，恐怕就不僅僅是陣痛了，而是長時間的動蕩。這里有一些數據。就算每年成功轉移五百萬，到2030年至少還有一半人在鄉(xiāng)村，到時十六七億的人有八億在農村，那么我們倒要問問持工業(yè)化階段論的人，這八億人在城市要耗費多少能源，我們已經是僅次美國的第二大石油進口國，這些人在城市里要排放出多少垃圾和廢物？這是第一個問題，還有生活在農村的另外八億人怎么辦？現在的農村已被破壞得相當嚴重。那些個臭水溝，路壞了沒人修，老人沒人管，那些被市場刷下來的婦女兒童。有的人去城市打工，現在還能掙點錢，但是那么一點根本不是錢，只有到農村花才算點錢。等到女的三十五歲，男的四十歲，只有不到百分之零點幾的人當上了老板，成了城里人。這個陣痛能不能過去？我很難說不能，但至少持懷疑態(tài)度。說工業(yè)化轉移剩余勞動力使農村人口只剩下百分之五百分之十的，那是在做夢，根本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實現。

    我們還要清醒地認識到，要打破權力的神話。相信權力能解決一切問題的人會說共產黨做得太差，政策不好，認為制度、政策是萬能的。但我認為這只是其中一個原因，并不是充分原因。什么制度也好，這么大的國家，這么少的資源，想要解決現代化所形成的張力什么制度都很難。其次還要打破市場的神話，就是認為靠市場可以解決三農問題。迷信市場的主要是自由主義那幫人，但是我們仔細看看，被市場扔掉的那些東西，難道他們都不是人嗎？看看老人、婦女、農民，中西部地區(qū)這些剩下的不能進入市場的人，都是被市場扔掉的人，不是市場不夠進步，恰恰是因為市場根本不涉及進步。

    總結一下，一是要打破工業(yè)化的神話，二是要打破權力的神話，第三還要打破市場的神話。這樣剩下來的是什么？只有新時期的鄉(xiāng)村建設。我們進行鄉(xiāng)村建設的理論前提就是如此。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認為三農問題可以根除。沒法根除，但是我們可以緩解，可以改良。所以解決三農問題既不需要現代化派，也不需要革命派，我們要的就是漸進改良的鄉(xiāng)村建設。我們并不迷信鄉(xiāng)村建設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但是可以試一試。

    另外還有一個解題。搞鄉(xiāng)村建設面臨著做什么的問題。首先就要城市的強勢群體做出讓步。第一，要免去農業(yè)稅，而不僅僅是進行稅費改革；第二，要將工業(yè)化過程中征用土地的收益還給農民，建立土地基金，給無地農民提供社會保障；第三，在免去農業(yè)稅的同時，配套裁去1000萬農村縣以下干部，從根本上減輕苛捐雜稅的困擾。如果我們清醒地認識到工業(yè)化不能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反而會引發(fā)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如果城市強勢集團也不愿意活在人人自危之中，那就必須做出讓步。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要求鄉(xiāng)村的精英分子站出來，成為農村自組織的核心力量，為農民利益服務。在城市化進程中，總有一批人不能到城里去，他非常了解鄉(xiāng)村的常識，每個村莊都有一批這樣的經濟精英、文化精英、能人，我們現在要做的一個工作就是怎樣搭一個平臺，讓這些不同年齡不同領域的精英聚到一起，想一想，他們的子孫后代只有極少數才能進到城里去，絕大部分還是要生活在村莊里；想一想，幾十年后他們的經濟狀況就代表著整個村莊的狀況……讓他們仔細想一想，就能撫平浮躁的心態(tài)，靜下心來，蹲下身來，來把鄉(xiāng)村的生態(tài)改良一下，社會態(tài)改良一下，心態(tài)改良一下。這些鄉(xiāng)村的精英分子團結起來，組建成自助合作組織。這個自助合作組織的作用，往小里說就是提高農村的經濟收益，增收節(jié)支，讓農村經濟的增量留在農村，而不是隨著市場的吸血管流向城市，流向北京上海。往大里說就是提高鄉(xiāng)村的文化氛圍，增強鄉(xiāng)村的凝聚力，為生活在鄉(xiāng)村的人提供一個符合鄉(xiāng)村自己的文化系統(tǒng)和價值系統(tǒng)。農村里的人會想我們雖然沒有錢，但是有青山綠水，有很融洽的人際關系，總之與城市相比各有好處，讓大家感覺到這是自己的社會，有一種認同感和歸屬感，而不是麻木感、疏離感。

    那么我搞鄉(xiāng)村建設實驗的方法論是什么呢？這是最后一個解題。到了蘭考，我很困惑。我想我一個女同志能干個啥，縣里的領導把我當成個客人，開封市領導要我能招商引資最好，不要沉浸于事務之中，也沒有給我“分口”，所以我是一個最沒有權力的縣長。但我是一個最大的自由分子，能專心地干自己想干的事情。招商引資就是希望來一個大老板辦一個廠子，通過自外而內、自上而下的辦法，靠外來力量把本地的資源重新整合起來進入市場。但是我想招商引資之外有很多事，之內也有很多事，其效果也不是我今天在這里所要評估的。我想我搞鄉(xiāng)村建設是要走一條與招商引資思路不同，但是目的相同的路子。我是想通過自下而上地、自內而外地激發(fā)內力來做一些事情。如果蘭考的招商引資是要蘭考好，我也是要蘭考好。但是在方法論上，我不相信使蘭考的人民就業(yè)，增加蘭考的財政收入的辦法就只剩下了招商引資。我是學社會學的，我不迷信單一因素能怎么著，但是我深信一群因素一起作用能怎么著。什么是一群因素？比如說人是個經濟人，更是個社會人。蘭考的人對蘭考有感情，我不能想象一個外地來的干部，能對大李西村，對賀村有感情，但是賀村的人，大李西村的人就會有這種深厚的感情。所以我從來相信人是社會人，是感情人，當然也是理性人。我這個指導方法論就是說實際激發(fā)本地人的能力，那么我就是把他上綱上線為一種不同的路數。毛主席就說過，人民群眾有巨大的潛力和創(chuàng)造力，你得尊重基層干部的首創(chuàng)精神和寶貴經驗。我想去發(fā)動他們，讓村民覺得，村莊的政治經濟文化都是他們自己的事情，是自己的事情，而不是給他錢他才干什么。這是我在蘭考的一個方法論指導。

    接下來我還要再解釋，為什么要在村莊里搞試驗呢？因為不大自信，怕失敗，也覺得自己根本不是個啥，所以搞的只是一個小試驗，不是一個鄉(xiāng)的試驗，一個市的實驗，而僅僅是一千多口人，兩千多口人，三千多口人的村莊的實驗，是個草根實驗。一個說它是小范圍的，小對象的；一個說是試錯的，我從來沒想到他會成功，是改良、漸進式的探索，也許他會失敗，會不成熟。因為我這都是另類的作派，一開始也沒什么人重視。后來開封市與中國農業(yè)大學共建辦的同志見我在鄉(xiāng)下做了一些事情，答應給我五千塊錢，這是我特別高興的事。總之，我搞這事，從淺了說就是搞活動，每次活動我都低成本地搞，把這個村子里的人拉到那個村， 進行村與村的結合，我每次只要給他們掏些路費，一百五、二百的，再加上大學生的參與，就是一個活動，大學生也不要我錢。從深層次說這些試驗是制度創(chuàng)新，是發(fā)育農村組織，就是我剛才講得那一堆大道理。再深一點地說，就是要為解決三農問題從實踐中支點招。

二、案例

    下面我要講第二部分。具體地講，是講我在鄉(xiāng)下掛職這一年里，在我的外引內聯下，幾個村莊里所發(fā)生的幾件事情。其實我干了無數的事情，而今天給大家匯報主要是三方面的事情。

    我們不是關心三農問題嗎？“三農”問題其實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你要八九億農民大幅增收，這不是神話就是鬼話。除非你給他構建一個平民文化系統(tǒng)。所以從這個終極意義上說，我認為農村的文化建設既是開始，也是歸宿點。說是開始，因為熟悉農村的人知道，農村人就喜歡熱鬧，和城市不一樣，你干啥事都要從熱鬧干起。說也是歸宿，因為我們得從另一套對農民生活有用的文化上重塑農民。就像我們在鄉(xiāng)下搞活動，我們的口號是“勞動光榮”。“勞動光榮”呵，這是個文化建設，現在誰喊“勞動光榮”？勞動都是迫不得已的為了生計的事情。現在是享受光榮，資本光榮。但這對廣大的勞動人民不好，所以我們是“勞動光榮，文化立村”。不是你經濟好就行，而是還需要一種互助的文化，團結的文化，增進村莊凝聚力的文化，我們是“開發(fā)民力，建設家園”。所以我要講的第一個案例是城關鄉(xiāng)的陳寨村，建起了腰鼓隊這一文化組織。我很自豪的，那個水平是超一流的，雖然這不是我建的，而是我們一群人建的。我去年去那個村子，可以說一點文化活動沒有，現在訓練以后，在蘭考縣是超一流的腰鼓隊。我還要談一下社會性建設，這是我們學社會學的提出來的。現在從中央到地方不是講要社會和諧嗎？我想要組建老人協會。這個老人協會是屬于經濟建設還是文化建設？兩個都不像，所以我們干脆把它歸為社會和諧性的組織，也是在農村老人身上最好地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社會性組織。所以第二個案例是閻樓鄉(xiāng)的大李西村成立了老人協會，這一促進社會和諧性的組織。三農問題中最重要的一個就是農民朋友如何團結起來、合作起來組成互助合作社，使他們有能力對接科研單位，對接市場。所以我今天還要介紹一個案例是在蘭考縣架子鄉(xiāng)的賀村，成立了發(fā)展合作社這一綜合性的經濟發(fā)展組織，目的就是要使一些村莊的農民盡可能的合作起來，在種植業(yè)、養(yǎng)殖業(yè)、加工業(yè)，對接科研單位，對接市場。這是一個案例，主要是為了解決經濟問題，緩解經濟問題，解決農村的增收節(jié)支問題。

    下面我就以成立的先后順序來介紹。因為你想讓農民合作起來，你得讓他們先有合作的感覺，要培養(yǎng)他合作的感覺，首先不是從經濟開始的，而是從文化開始。所以我給大家匯報的第一個案例就是城關鄉(xiāng)的陳寨村，建起了腰鼓隊這一文化性的組織。這個案例我寫了一篇文章，就叫《陳寨村建起了腰鼓隊》，登在了《中國改革》的農村版的第四期，文章特別長，人家看了說就像看小說一樣。下面我就跟大家簡要介紹一下。

    組建這個文藝隊時一開始就是我一個人在忙著張羅，嘴巴說爛，很少有人理會。我剛去的時候，我說我可以找一個村子作為小康村的實驗，于是記者就給刊登到《開封日報》上去了。那個村的支書，就來找我說，要搞試點就在我們村搞吧。我不知道這個村子基礎怎么樣，我想既然搞試點，就要找一個不是太好也不是太差的。而且搞也不是我要搞，而是人家要搞。既然人家支書都找來了，是人家要搞，那很好，也省得我跑到人家村子里說我要搞，村民就說這是給領導干的。現在這種情況很多。既然人家來找我，我沒有考察，就說行，既然要搞小康村試點，就先搞個文藝組織，文藝組織搞好了再搞老人協會，老人協會搞好了再搞生態(tài)家園規(guī)劃，然后我們村最好搞個經濟聯合體、經濟協會，為村里的公共品開支提供一些幫助。我說不就是這么些情況嗎？我當時就給他總結了一個順口溜：“團結合作中的經濟發(fā)展；綠色生態(tài)的生活家園，以人為本的社會和諧，群團多元的政治文明”等等。他們聽了也很高興，但是后來發(fā)現我這錢也沒有，啥也沒有。

    通過一年的時間，從去年九月到現在，能敲出超一流的水平，其實他們真正地動起來是在去年的十二月。也就是說從去年的九月到，十二月三個月時間，都是我一個人在動，他們都在看著我。支書幾次來找我說，何縣長，你這個方法不對，我們村一沒有很熱心的人，二沒有很有文藝細胞的人，所以說你這個文藝隊建不成。他又說他在廣播里播了三遍，最后才來了兩個婦女，問道，你這個文藝隊有沒有補助？第一次我去他請我吃飯，他覺得對不起我，說農民素質太低，干點別的什么還行，干這個不行。我就給他舉例子，農民跑到你那去，問你搞文藝給不給錢，這并不意味著農民的素質差。你知道我們有的大學里的老師怎么開會的嗎？就是領導許諾開一次會給一百塊。你說這誰的素質差？我的意思是有另外的方法可以做，你再試試看。我當時總的指導思想是：“人人都是藝術家”、“人人都是歌唱家”。我說蹦蹦跳跳最舒服，最好是搞群體性運動，不管扭得有多丑，大家一起扭就不丑了。我就是這么一個指導思想，說你再試試看。他說不成，我也著急，我知道他沒招了。當時正好是溫鐵軍老師在宏福集團開一個新鄉(xiāng)村建設研討會，他的指導思想是你可以請一些人來，但是自己掏路費。于是我就帶上了支書，還有一個經濟能人，一個女的，每年光利稅就交兩三萬，這個村子就兩個；另外我還帶了其他村子的人去，其中有一個就是我們待會兒要說的大李西村的人。我去大李西村考察的時候，村里的文藝隊表演了節(jié)目。讓我感興趣的是，他們有三四十個婦女，她們跳“扇子舞”，有繡花的動作，有播種子的動作，有割麥子的動作，有曬糧食的動作，還有交公糧的、趕馬車的動作，我特別高興，覺得她們就是在歌唱她們的生活。像我這樣從來不割麥子的人，就做的不形象。我覺得文藝就應該是這樣和勞動結合。我把大李西村的文藝隊長，和這個村的支書，還有經濟能人，都帶到宏福集團去開會。你想到北京開會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會開了兩天，很熱鬧，見了很多象溫鐵軍這樣的名人。那兩天在會上，那個經濟能人站起來，說何縣長怎么好怎么好，開展活動都站在雨里淋，我們看了很心疼。我們回去一定把這個事搞好。好了，我說會也開了——尤其是我把大李西村的文藝隊長也叫來——回去就看怎么做了。他們想何慧麗把他們帶到北京來轉一圈，他們在火車上商量，再不做就真的是對不起何慧麗了。

    于是人家回去就改變了工作方式。這個經濟能人，首先就想到了這個村子里有一對退休教師，會說，能做工作，而且在毛時代他們都學過一點文藝方面的東西，要先請到這兩位。這個劉變（即經濟能人）呢，改變了工作方式，挨家挨戶去動員，動員了一二十個。支書呢，他也想招——他的招比我多——他把這個在宏福集團開會的資料拿去，到鄉(xiāng)里去作匯報，說何縣長要在這里搞文藝隊，你支持不支持？鄉(xiāng)書記說好啊好啊，我給你買個大鼓。很高興。這是個轉折點，他們主動去內應外聯。后來這個支書——因為這個村子在城郊，城郊很多有錢的單位占了他們的地皮，所以——就自己花了五百塊請他們吃飯，人家都說為啥吃飯哪？先不說先吃。吃完了就說，何縣長要在這里搞個啥，村里沒有錢，你們都幫助幫助，一百不嫌少，一千不嫌多。那些人吃過飯了，反正幾百塊錢也不算個事，郭支書就這一下“撿”了一千七。那個經濟能人不僅主動一家一戶做工作，而且自己也捐了500元。有這些錢，大鼓也買了，小鼓也買了，腰鼓也買了，彩帶也買了。這是個鋪墊。我把這段叫做從外發(fā)力量占主導，到某幾個關鍵的內發(fā)力量占主導。比如說郭支書們，劉變們，這都是幾個關鍵的內在力量。

    那后來為什么就成了高水平的腰鼓呢？他們在大李西村的教練兩天的義務教授下，在本村張老師等人的努力下，簡單地學會了幾個敲腰鼓的動作。劉變是個企業(yè)家，縣里有領導來檢查她廠子的工作，于是她就自作主張，不管你們敲得好壞，到我廠子門口來捧個場吧。就在門口正敲的時候，出現了一個老師，那個老師是中原油田的工程師，63歲，最會打腰鼓，最會當教練，一看敲得不像樣，就說你們就這水平還在大街上敲，也不嫌丟人。正好村子里管這事的一位老先生，跟他認識，也不大熟，就說你要能敲的話，你教我們，反正我們沒有工資給你。那教就教。衡老師的出現是個關鍵。因為衡老師有著毛時代的那種人品，就是敬業(yè)，干啥事也要干好；另外他是個退休工程師，每月一千多塊錢的退休金。那么他到村子里去教，風雨無阻，每天下午準時二點半到。一不喝陳寨村的茶，二不吃陳寨村委和村里人的飯，三不要工資。這種精神感動了那些婦女們。大家想想，不管你是專家教授，你試一試把村子里的婦女們組織起來，看有多難。農村的婦女很特殊，她們的時間被分割得很零碎，有的不愿意拋頭露面，去敲腰鼓，人家都嘲笑她“上班去了？”，回來了都說“下班了？”還有呢，丈夫不愿意，孩子要上學，要養(yǎng)豬要養(yǎng)雞，還要種地，哪里來的功夫？所以，首先是有衡老師這樣的毛時代的人的存在，使她們覺得不敲好就對不起衡老師。我常常想，如果衡老師是何慧麗弄五千塊聘的，衡老師有沒有敬業(yè)精神？打個問號。還有，那些婦女們會不會被衡老師所感動，也打個問號。最后這個腰鼓隊的效果怎么樣也得打個問號。所以我把這個第二階段叫做老師和學員心與身的投入。

    從衡老師的角度，是跟大家以心交心。衡老師說，和大家在一起我不講究，我到村子里去跟村民說，我是個農村人，從小在農村長大，只不過比大家幸運，成了城里人。人和人是一樣的，我不要任何報酬，自帶茶水，不讓村里招待，自己備煙抽。如果大家想回報我，只要大家玩得痛快；將來在哪碰到我還認得我，還覺得我曾對他們有用就夠了。衡老師說，我注意教學方法，我有教人的經驗，我很守時，我善于和人打成一片，經常和大家開玩笑，大家就會覺得是自己人，就不拘束了。打腰鼓手的動作復雜，你那個弟妹動作不對，不好意思讓我動手糾正，就把大方的人拉到她跟前讓她看；現在好了，慢慢跟她熟了，聽你了。現在我的眼睛一瞪誰，誰就知道錯了，誰的胳膊也都隨便我扭。每一個動作我都表演兩次，張老師等人認可了，覺得大家可以學會才學的。我抓典型，萬事都有頭，抓住了頭一切都好辦。衡老師說，那二三十個學員里，它是有中心的，那么中心點，比如說劉金梅和張桂花。劉金梅當過老師，原來敲過，大家聽她的，她有號召力，我要是不在，她管技術指導。張桂花上學時學過一點，掌握動作比大家快，大家也看她的。還有幾個鐵哥們，如桂花和凡平，她們沒敲腰鼓時就是打牌的朋友，要敲腰鼓了就一塊來了。我的口袋里經常裝有糖果，敲腰鼓的人中有小孩太小走不開的，訓練時只要給小孩一顆糖果，那小孩就乖乖地聽話走到一邊去。

    從學員方面，敲腰鼓有無窮的動力。首先，衡老師為人干事的作風深深感化了大家。無論是技術指導的經驗，還是對村民的熱愛，她們從來沒見過一個外來人，對待她們就像對待親人、對待自己的孩子一般真誠。大家不好意思不學好，不好意思遲到早退。其次，這套敲腰鼓的動作花樣和鼓點確實好。一開始覺得太難，后來發(fā)現越學越有學頭，既學到了一門好看好玩的技術，又全身上下得到了鍛煉，還感到心情舒暢，使時間過得有意義。再說，引發(fā)了人的上進心。一個村子的人，大家一起學一個東西，人都有面子，如果學不好了怕家里人、村里人說自己笨，于是就比著干，爭先恐后。在學習中有許多動人的故事。陳愛琴，家里養(yǎng)著無數的雞、豬、鴿子、鵝、鴨，還有三條狗，小孩還要上學，愛人在煉油廠上班，還種著八畝地，農忙時每天打藥十幾桶。但是，一天不缺；不但自己一天不缺，還動員愛人業(yè)余來學敲大鼓，現在已經學會了。魯巧玲，由于家里忙，小孩太小，不是每次都到，怕學不會，在家里自己練。做飯時，把飯鍋搭上后，利用到飯熟的一點時間，拿雙筷子敲一個桐木做的小凳，邊想邊敲，兩個月下來，那凳子上全是敲下的小坑坑。另外，在訓練期間，腰鼓隊有過無數次的實戰(zhàn)表演。郭支書也特別高興，寫個旗子叫“城關鄉(xiāng)陳寨村文藝隊”，誰家有事都叫去，鄉(xiāng)里有事也叫去，敲得非常好。

    那么敲腰鼓對大家到底有什么作用？第一，鍛煉身體。里面有兩個偏胖的婦女，平日里就打麻將，走路都頭暈。現在這兩個胖子打得都非常好，有個階段腳都腫了，鞋子進不去，這個階段過去之后，就不用吃降血壓的藥了，現在身體非常好。有一個人，除了打牌就是睡覺，現在沒事了就想敲鼓，以前的頸椎病、腰腿病、渾身沒力啦，一打起來都忘了，都不疼了。第二，改變了以前沒有意義的生活方式，拆散了五到六桌天天打麻將的人，讓一些平時所謂的閑人有了有意思的事做，充分發(fā)揮了聰明才智。第三，腰鼓是個集體活動，一個人敲得不好，集體就不好看，是個藝術運動。這套腰鼓動作有武術動作，還有舞蹈動作，還有戲劇動作，非常漂亮。那么看的人高興，敲的人也高興。這是一種精神依托。你想想，農民從來都是看別人、羨慕別人，你想想，你把你的風格展現給別人看，覺得你給別人帶來了意義，那這是什么感覺呢？那么腰鼓隊的成立可以讓我們看到一些問題，我們認為農村的問題不僅是個增收的問題，農村有一些真實的需要，比如說對文藝的需要，都被虛假的需要給掩蓋住了，掩蓋掉了就成了郭支書跟我說的，“沒有熱心的人，沒有文藝的人”。農民身上有很多的潛力，包括一開始只是胡扭，胡扭呢后來到二三十人就開始學敲腰鼓，腰鼓學到高水平之后，她們又會唱歌了。剛開始時，郭支書告訴我，他比我何慧麗更了解村里的情況，村里沒有誰會唱戲會唱歌，現在人家就會唱戲，河南梆子、豫劇，唱起來氣沖頭頂，唱得非常好。還有呢，她們學會了腰鼓快板，另外我給她們帶來一些歌，《團結就是力量》、《幸福在哪里》，人家唱得有板有眼，一點不錯。人家現在會唱歌、會唱戲、會敲腰鼓，人家還會扭秧歌。也就是說這些都是農民身上真實的潛力。另外在敲腰鼓過程中鍛煉了他們合作的習慣。剛開始，喇叭喊了三遍，還沒倆人報名；后來呢，說是八點鐘鍛煉，十點鐘人才來齊；現在呢，說七點半到場，他七點二十就到了，這就是組織性。

    我所感興趣的不是一開始不被人理解，而是如何從以前的散漫性、沒有組織性、怕被人笑話、什么也不會，到后面的非常自信地來展現自我。我很在乎這個過程。那么到底在農民合作中，哪些因素起到關鍵性的作用？這些關鍵性的作用包括錢、人、事。誰來培育和尋找？如何培育和尋找？她們敲腰鼓呢這一半年已經賺了無數的錢，光我的錢就賺了五百。我請人家到別的村子去打，我少的錢最起碼給人家路費，人家去二十個人，一個人補助十塊；多的時候就是我上次搞個大型活動，在另外一個村子搞經濟合作社，讓她們去湊熱鬧，給人家三百塊。有點積余的，人家除了路費還吃頓飯，高興高興；還有點積余的，就買個錄音機，買點磁帶。那么現在呢？在腰鼓隊培養(yǎng)了農民的合作意識的基礎上，我們打算在陳寨村搞經濟發(fā)展協會。所以我這個小康村的標準，不是一些專家提的指標，我就是根據現實來的。農民們有些群體性活動，接下來就是要搞“陳寨村經濟發(fā)展協會”。我很想以這些敲腰鼓的三十多個人為基礎，小的目標就是組建一個以婦女為主體的經濟聯合體，隨便她們想干啥；大的目標就是說，陳寨村的經濟能人還挺多的，給他們搭個平臺，讓他們賺一些錢，搞一個種植養(yǎng)殖方面的協會，或者是以資金互助為主的經濟合作社。現在已經有四十多個人入會，我已經讓她們組建一個籌委會，在搞這個事情。這個文藝隊的個案的經驗就是：從外發(fā)力量占主導到某幾個關鍵的內在力量占主導的鋪墊階段，也就是說它熱鬧是出現了衡老師之后，但是在衡老師之前呢，那是很痛苦的鋪墊過程。這是第一階段。第二階段是老師和學員心與身的投入的具體培訓和實踐階段。最后我在想，表面上一盤散沙的農民，要組織起來，要體現自己的存在，要活出自己的一種精神來，小到組建一支文藝隊，大到成立一個經濟聯合體，這個故事也許能夠給我們一點啟發(fā)。這是第一個案例。

    第二個案例就是閻樓鄉(xiāng)大李西村成立了老人協會這樣一個促進社會和諧性的組織。

    大家記得我剛才說過的閻樓鄉(xiāng)大李西村有一個文藝隊。當時大李西村文藝隊隊長是一個43歲的人叫白麗。把該村文藝隊帶動的除了她還有一個叫趙鳳蘭的。我想為了便于大家記憶，把她叫趙大娘。大李西村能有文藝隊與趙大娘分不開。趙大娘今年67，也是毛時代的人。趙大娘一輩子特別坎坷。她的一個兒子成了大氣候，據說是海南一個汽車公司的老總。趙大娘在農村養(yǎng)育這么一個兒子不容易，她兒子也覺得他媽挺辛苦的，帶他媽到海南去玩。趙大娘去了，覺得怎么城里的老人就過得那么好，我們鄉(xiāng)下的老人為什么不能跟城里的老人一樣找樂？城里的老人都在公園里練太極拳，跳舞呀，農村人為什么不行？她兒子給她一些費用，她就去買了一些東西，自己就把大李西村文藝隊組建起來了。當時她組建文藝隊，里面有老年人也有中年人，年輕人等等，是個大雜燴。后來我去了之后，我說，趙大娘，大李西村是個桐木板材加工村，比較富。在這個富的基礎上，咱是不是搞個老人協會？她特別高興。這個老人協會是今年七月二號成立的，這個老人協會我并沒有操很大的心，但是他們發(fā)展的特別好。

    我就簡單說說它是怎么發(fā)育的。除了白麗跟我到北京宏福集團培訓過，老人協會沒有一個人出去培訓過。趙大娘是個關鍵人物，她在毛時代當了20多年的支書。她現在老了，她經常想兒子給她的錢她一個人花得很沒勁，她覺得一個人富不是富，大家都快樂才是富。像她們這種人，特別熱心公共事業(yè)，樂于奉獻。她到我那去，我說你組建個老人協會吧，我給她講老人協會有多好有多好，意義很大。她從我那聽了一套話，就回去操作去了。第三天她就說老人協會的領導機構已經選出來了。她說她挨家挨戶都通知了一下，大家都投選票，人都選出來了。《大李西村老人協會概況》里面寫有會長趙鳳蘭，副會長白麗等一群人。我說，你怎么這么心急呢？連選舉這樣大的事都不告訴我。我說這個老人協會必須都是55歲以上。她說大部分人都是55歲以上。但我發(fā)現她這個機構里面像白麗43歲，我說你為啥把她弄到領導機構里？你這不是不純粹嗎？她對我說：“你做農村工作沒經驗。農村老人的事誰都不管，鄉(xiāng)里也不管，村里也不管。白麗是誰呢？白麗不是支書的愛人嗎？把白麗選進去，支書支持白麗就是支持我們。里面還有一個叫馬三。馬三這個人是個青年人，30多歲，家里很富，一天沒事干。我說，這個人就更不算老人了，不能讓他進去。她說：“老人呀，不是眼花就是耳聾，腿腳也不靈便。年輕人學東西快，讓她進去就是讓她來教大家跳，教大家唱，給大家跑個腿。”她說的很對，那我就聽她的。趙大娘說她有很多想法，但一直得不到支持。她對我說：“你是個縣長，雖然是個掛牌縣長，但是有你的東風支持，我這個鯉魚就要跳三跳。”

    這個趙大娘，就不讓我操一點心，她什么事都會做得有創(chuàng)造性。河南大學在開封，30分鐘就可到蘭考。河南大學的大學生上半年為蘭考募捐了七十包衣服，我從里面挑了六、七包。我給趙大娘讓她去發(fā)。趙大娘想了想，村里比較富誰需要？就發(fā)給老人。趙大娘一下子叫了一二百老人，讓我借發(fā)衣服的時機召開老人協會的動員會，讓大家分組討論。這個趙大娘本事很大，下面有一群全部聽她的人。比如說一個七十多歲的周大爺，趙大娘一指示周大爺第二天天不亮就起來一家一戶去跑，人家工作就這么做得細致呀。一下子就叫了一二百人。發(fā)衣服人家也有一套。晚上就把衣服理好。誰家真窮，誰家怎么樣的，發(fā)兩件還是發(fā)四件，人家都很清楚地寫個單子。第二天我去，我的任務就是講話，我就管這個，什么小康社會以人為本啦，老年人團結起來等等。那些老人從來沒見過縣長，問縣長誰啊，說就是那個人。就這樣，第一步先認識我。

    第二步是我在河北宴陽初新鄉(xiāng)村建設學院認識了該村的米支書，問我你在蘭考當副縣長呢，蘭考是不是鄉(xiāng)下也有窮人，他說他以前做過生意，有三十套西服，賣不出去，過時了，反正沒人穿，你愿意拿去嗎？我說當然愿意。我坐火車把衣服拿到蘭考，想著怎么發(fā)。我就想到最窮的村子去，把年輕人叫到一塊唱《團結就是力量》，唱完了每個人發(fā)一套。我把《團結就是力量》的歌詞改為：“向著貧窮落后開火，讓一切不合作的制度死亡。向著太陽，向著小康，向著新鄉(xiāng)村發(fā)出萬丈光芒”。可是趙大娘天天纏著我說，衣服給我你放心好了，我們有婦女文藝隊，沒有男子文藝隊，我把衣服給他們，讓他們也表演節(jié)目。我們村還有一些瘸子、跛子，鰥寡孤獨的人，我把衣服發(fā)給他們。這樣衣服就放在趙大娘家里。有一天，我們吃很好的飯，幾百塊錢的飯就五個人吃，吃完了我也不嫌丟人——我在蘭考干過很多丟人的事——我說我要打包，人家都笑我，說這個何縣長打包怎么解釋呢？我打了十多個包，你想這幾百塊錢的菜基本上沒吃呢。我就到大李西村，說你趕快把那些鰥寡孤獨的人叫來。趙大娘可來勁，拿煙拿酒，出去跑了一圈，把那些瘸子、跛子，鰥寡孤獨都叫來，先吃飯，吃完了飯每個人發(fā)衣服。你說那些老人，一發(fā)衣服一穿還特別合身，趙大娘說，你看像新郎官一樣。

    我給他們設計個“蘭考縣大李西村老人協會”的會標，給100多老人都做了證件。后來，趙大娘還想著讓能拿錢的老人入股，說咱們要做些事情， 能賺錢了搞活動就有了經濟基礎，還能分紅。我給她總結做六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維護老年人的一切合法權益，給老年人提供一個相互關心、交流的機會和場所。這是可以做到的。找個房子給老年人，天天說說話。原來是這家老頭在這家門口，那家老太在那家門口，相互不往來，不尷不尬的；看電視，兒子媳婦都看什么情啊愛啊的，老年人就沒地方去。給他們找個地方。第二，開展一系列有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活動，如看戲、唱戲（歌）、跳舞等。我說你們年輕的時候沒有條件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現在就要頭上戴花，身上穿著大緞子的衣服，又蹦又跳，最漂亮，好讓他人看了眼紅。這是可以做到。第三點，關注并參與村里的紅白喜事，證明老有所用。在紅白喜事上，我們老人協會不是有文藝隊嗎？如果哪家生孩子、蓋房子、娶媳婦、嫁女子，去給她蹦一蹦跳一跳是可以的。白事，——因為每個人都是要死的，死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如果這家的老人死了，孝子賢孫在這，老人協會的代表去看一看，有錢的買兩刀紙，沒錢的繞著棺材轉一圈。我想他們一定很高興，因為這個不是給死人看的，也是給后代、活人看的。我們這些老人繞著棺材轉一圈，也會想著將來我死了，也有我的老年朋友來轉一圈。所以，關注參與村里的紅白喜事，弘揚尊老愛幼的傳統(tǒng)。第四，對村里的一些人與人之間、家庭與家庭之間的矛盾，協助村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調節(jié)工作，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社會公益性事務，弘揚尊老愛幼的傳統(tǒng)美德。我說現在農村就是禮崩樂壞，誰要虐待老人，有人管嗎？現在好了，你虐待你們家的老人，我們老人協會一百多人都到你們家里去。看你要不要面子。大李西村頭天成立老人協會，第二天就有個老頭子找來，找趙鳳蘭。其實他根本不是本村的，但也要老人協會管。趙鳳蘭很會做工作，她不去為難那個兒媳婦，她知道兩個人吵架，一個巴掌拍不響。這邊做工作，那邊做工作，兩邊都做些退讓。你要是不退讓，兒子方面不退讓，我沒招，我又不是領導，又不能處罰你，但我讓一百多個老人都坐到你們家院子里，你就受不了。村里有些地方，長滿了草，根本沒有人管。所以趙鳳蘭一聲令下說咱們老年人都沒有事，他們年輕人都賺錢都干活，咱去拔拔草吧。那些老年人就七手八腳地把草拔了。所以說干一些公共的事，力所能及的事。第五，盡可能的開發(fā)一些能盈利的福利性事業(yè)。比如手工藝品，造福改善老年人的物質生活，使老年人也有能力參與市場。所以我經常想，政策解決不了老年人的問題，市場解決不了老年人的問題，是不是我們的愛心可以解決一點。我是從別的村子的老年人的屋子里找到一串十二生肖，現在農村的許多婦女，像我們這樣齡大小的人，基本上都不做這些東西。但是我們要回歸中國，回歸農民，就必須讓傳統(tǒng)的東西復興。它們顯得那么不污染，那么人性，那么經濟，那么自然。所以我拿了找趙鳳蘭，因為我想我還是有能力賣六十串的，就說這個東西有意義，你讓老人們做，六十串以內我都負責給你賣掉。趙鳳蘭說，這個好辦，先做了第一批拿到我那兒，說做得太差了等等。我說做得太差的有幾串，她說有六串。我說一串算三十塊，六串是一百八十塊，這太差的我買了，你趕緊去鼓勵人家，鼓勵人家說這次做得不錯，下次做得更好，你趕緊把工錢發(fā)給人家。趙鳳蘭就特別高興。他們做了三批，第二批做了六十串，什么時候賣的，我告訴大家。第一次是老人協會成立大會，我跟縣里說好了，說咱得支持人家，人家都可憐的沒有錢，老太太說了，要把老頭老太的生日都排成隊，誰家過生日就去誰家去又扭又跳，然后送幾斤雞蛋，但是這些小事都沒有錢，我們這些當官的一起去祝賀，我何慧麗買兩串，你們一人買一串。他們都聽我的。然后我不是帶了一群學生嗎？農大的學生我給他們伙食費省了二百塊，我說這個錢你隨便買什么。學生可能看在何慧麗的面子上，也覺得老太太不容易，就買了一些。那一天就賣了五百八十塊，六十串賣了一部分。人家不僅做了十二生肖，還做了香草、小提包等等，好多東西。第二次賣是我們農大的老師去蘭考參觀，我厚著臉皮把他們帶到大李西村，說這里不僅有板材加工，還有老人協會，老人們做個事不容易，你們誰愿意呢？人家看在何慧麗面子上買了二百八十元錢的東西。最后，我要回北京了，趙大娘就把剩下的拿過來讓我?guī)еＮ移鋵嵉奖本┦且鹊窖珀柍踵l(xiāng)村建設學院去，晏陽初鄉(xiāng)村建設學院的院長溫鐵軍不是講關心農民、要進行鄉(xiāng)村建設嗎？他剛一講完，我說我有個事，因為正好有墨西哥的、臺灣的人在那兒，我就說這是農村的老人做的東西。他們不是講究女性主義，我說這是女同志做的；他們不是講工業(yè)品對環(huán)境的污染嗎？我說這是破碎布做的，是非常人性的東西，這也是很經濟的東西，不是鋪張浪費，問誰愿意買？“好，我想要一個。”就上貨了。墨西哥人買了四串，他家四個人；臺灣人買了六串，還有許多人都買，我就賣完了，還沒怎么賣就賣完了。

    后來，趙大娘又做了一些東西，但我現在還不知道以后該怎么賣。我說趙大娘，咱成立老人協會，為的是讓大家高興，你怎么盡鉆到錢眼里去了？她說不是鉆到錢眼里去了，你不知道大家有事做了該多高興，這就算個藝術，咱們能賣就賣，不能賣就送人。（何拿出了一些老太太做的東西）我給他們設計了徽標，這是大娘們做的包。我們還把大李西村老人協會的圖標放在這。我拿的還是最差的。（眾人笑）我給我婆婆買了一個繡著花的小包，說你拿去裝錢打麻將吧。（大笑）另外大家還可以看看，十二生肖是中國文化，現在找不到中國文化。這個是虎頭，她說你們城里人就喜歡這個，三四歲的小孩子掛在脖子上，還可以裝東西。這是虎頭，這還有牛頭。還有你看現在的第三代產品就非常好了（一串很精致的十二生肖），這樣一串放在舊的房子里也可以，放在新的房子里也可以。我說要買就買一串，這就是中國文化。現在人不是覺得人被異化，動物被異化，動物異化了得禽流感，人被異化了得SARS。這個非常人性，和自然合為一體，有花有草的。不同的老太太在動物身上做的花樣就不同。有的老太那些虱子跳蚤了都覺得那么可愛，這就是“鼠道主義”、“牛道主義”、“虎道主義”。這就非常人性，非常好。（問：“這個賣多少錢？”）小的我沒拿來，小的我給它包裝好，一串二十四，不是平均兩塊嗎？大的她要賣給我是五十，我要賣給大家也是五十。

    通過賣十二生肖等手工藝品，我突然發(fā)現，這個五塊、十塊給那些老人帶來的快樂總量非常之多。因為老人是被市場涮下來的，她掙了十元、五元的，她就感到活著的意義和價值。大家看那些老人裝鞋墊，一個鞋墊是兩厘錢，一千雙鞋墊才賺兩塊錢。她一天賺五塊她就高興。這次溫鐵軍去采訪，去看我做的事情，那些老人先是表演節(jié)目，唱《團結就是力量》、唱《俺們老婆子六十三》，等，還誦詩、詠詞。說唱得可好了，那他就是快樂。然后就一個個登上臺來發(fā)表演講。你知道有的老頭老太太活了一輩子沒名字，你給她掛個牌，寫上自己的名字，印上老人協會的徽標，別提他有多高興；有的活了一輩子沒有人聽他講過東西，所以話筒對著他，照相機對著他，他高興的不得了，八十多歲的老頭老太太講話，就是高興。他們不斷地贊頌何慧麗好，我只能老實地不斷強調：如果老人協會到目前還運作得比較成功，那不是我好，是“四好”。第一，感謝共產黨，黨組織把我派到蘭考來，讓我掛職鍛煉；共產黨給我工資，既然給我工資，我就得干點對得起黨的事。我要是天天想著我的房子沒有買，我的孩子，我家里的事，沒有人給我工資，沒有人給我收入保障我怎么做？第二，是我們可愛的大學生們好。現在看看，還有誰像大學生那樣，是真正的無產者，還可以浪漫一下，到鄉(xiāng)村進行紅軍路線。搞紅軍路線，就是說吃穿用都不打擾老鄉(xiāng)，我認為這才叫鄉(xiāng)村建設。只有大學生們能做到這一點。就是可愛的大學生們捐了些衣服，何慧麗才有東西送給你們，給你們村發(fā)了幾百件，其他的我發(fā)給了鄉(xiāng)村的中學生。感謝我們的大學生，我想將來出現的第一支鄉(xiāng)村建設隊伍就是我們大學生。大學生不怕丟人，熱愛丟臉，享受痛苦，歡迎挫折。大學生就是這種人，還可以浪漫一把，還可以在人生有生之年讓人嘲笑一把。第三，感謝溫鐵軍教授。感謝他，因為我們的大部分串兒是在他那個會上賣的。他天天喊著要為三農怎么著怎么著，我們這些關心三農的人，我認為三農并不復雜，——或者說并不是你把政府罵一罵就行了——，并不復雜，簡單到人人獻一點愛心就可以緩解。感謝溫鐵軍教授，因為在那個會上，是他學院的學生和教員買的。第四，就是感謝大家。我說，我不過是幫大家做了一丁點的小事，我不過就是把打包的菜送給大家，我不過就是把大學生捐獻的衣服給了你們，我不過是干了我的份內之事，你們就又寫詩又寫歌又寫詞的，我就很感動。我當時從地上撿了一塊小土，說我不過做了一點點，大家就把我記住了，所以我得感謝你們。這是大李西村老人協會這個事情。

    哦，對，還有第六點，協助村里進行修訂完善村志。我們?yōu)槭裁匆蛇@個事？因為我們覺得村莊是中國大部分群體生活的載體，不管你現代化、工業(yè)化到什么地步，村莊不可磨蝕。村莊是有歷史的，有記憶的，我活在那個村莊是有底蘊的。人不是今天死了明天就被人家忘掉了。我們要修訂村志，要弘揚正氣，要讓對這個村莊有功勞的人活在這個村莊的歷史上。所以說這六點我覺得老人都可以做。

    關于這個老人協會呢，我還沒有總結規(guī)律。一個呢，可能是我這個外面的東風來了。第二個最重要的就是，趙鳳蘭是毛時代的人，她還可以為大家做一些事。大家不知道他們有多高興，趙鳳蘭只要在村子里大鼓一敲，那些老人能跑的小跑著就來了，就知道有事了，拄著拐杖都來了。趙鳳蘭工作有方法，她說有錢的老太可以入股，入五十塊，也許我們沒準會干些什么事；沒錢的老頭老太不要緊，可以不入股，但是每次活動都把你們放在最前面。結果大家都爭著入股啊，有的老太把她姑娘幾年給的錢，塞在床底下的，都拿出來入股，說只要我不死就不退股，這下可有娘家管俺了。有的老太都臥床不起，拄著拐杖過來要入股，說人家入股了我為什么不入？趙鳳蘭用那個老人協會的徽章，把名字一寫，到縣城里去打印，其中有幾個老頭老太沒有標志，天天纏著她，說人家都有標志我為什么沒有？趙大娘工作很有辦法，她還搞了個公基金，比如說一個東西賣了二十塊，給你十八，我留兩塊。她在這里面做點文章，搞點活動，給你買點東西，哪怕是一塊錢的兩塊錢的東西，那你就是高興的。還有就是人家七月二號才入會，入會又入股，開始交了一百塊，后來覺得不合適就又挨家挨戶退了五十。到了八月二號，才一個月，何慧麗已經賣了第一批貨，人家就開始分紅了。那五十塊還放在這，你分紅可以分到五塊。你說有意思沒意思？第三次就是這次溫鐵軍教授去了，他總得意思一下。我怕他忘了，說你要是沒有錢我給你錢，反正你今天要買東西。他說好，買，然后說我閨女屬啥的，我太太屬啥的，我屬啥的……，買了好多，一算，大概是一百二十五。他就掏出五百塊，說剩下的是我捐給你們的。好啊，大家高興啊，說那天沒白去。（笑）高興之后，人家趙大娘特會做事，剩下的不是三百多嗎？三百多作為公益金，人家用了一百多買了月餅，又給那些入股的一家一戶去送。老人們都說什么時候碰過這種事啊，又發(fā)衣服又發(fā)東西又搞集體活動的；我每次去的時候好多老人就拉著我的手說，這真是讓我們多活了幾年啊，你不來我們就都想你啊。反正總體上就是這么一回事情，我認為基本上達到了目的，當初入會的是八十九人，現在已經達到一百五十多人。它目前可能最大的問題是這個平時活動的不多的花銷從哪兒來，這個錢本來是不應該讓老太太做手工藝品的，應該是國家給一點，或者村里給一點，但現在都失位，國家很少有錢來管這事，另外就是說村里也缺位，因為村里集體是個負債或者是個零。欠了錢。村里事沒人管，本來這個老人協會應該是老有所養(yǎng)、老有所樂，還不是老有所用。現在是弄得趙大娘老在想，我怎么能弄倆錢，在村里老人過生日時給買五元錢的雞蛋送。所以說這個問題反而是踢給了趙鳳蘭。應該是村里的事，應該是政府的事，結果現在誰都不能承擔，踢給了趙鳳蘭。而我這個從來不會賣東西的人，現在是要厚著臉皮不惜一切場合去賣東西。這是關于大李西村老人協會的故事。

    接下來說架子鄉(xiāng)賀村經濟發(fā)展合作社的事情。

    賀村經濟發(fā)展合作社真正的成立是在八月二十六號到八月三十號。當時我們搞了一個培訓，為什么挑選架子鄉(xiāng)的賀村的人呢？因為去年大學生下鄉(xiāng)的時候，找的就是這個村子。河南大學的志愿者在賀村搞了個信息站，站長就是王德顯同志。大學生搞了個信息站，王德顯買了些書買了些報紙，里面有一些政策條文、科技信息等。我曾把王德顯等幾個村子的經濟能人帶到晏陽初鄉(xiāng)建學院去培訓。他去了以后回去就把三個自然村的熱心人召集到一起開會，他有個賣農藥化肥的店，后面有個房子原來是信息站，就在那里開會。當他覺得有一二十人熱心這個事的時候，我想就可以搞了。因為我想得慢慢來，農民幾千年都沒有合作起來，現在有一二十人聽你的，是不是可以先搞起來。后來不知怎么的就搞大了，一個可能因為我是副縣長嘛，另外我借了溫鐵軍那兒的人，劉老石，他在很多村子都搞了，有一套教材有一幫人馬，就借用了他的人。還借了河南支農社團的一些人，他們跟我都是老關系了。還有我第一年在蘭考村子里認識的一些人，像趙大娘他們，還有縣城里的一些朋友。我這些本土的人才，和河南大學的義務志愿者，加上劉湘波那邊的人，再加上其他一些人，王德顯這里的合作社我想就可以成立了。

    當時我們有教材，就叫《新鄉(xiāng)村建設培訓資料》，前面是理論部分，為什么要搞鄉(xiāng)村建設，就是我剛才說的那些；再就是政策解讀，家庭聯產承包制的缺陷，全村人聯合起來是多么好。第二部分是一些案例，八個案例，三個合作社五個協會，接下來是我們的口號和歌曲。除了教材，劉相波建議，可以請一些其他地方的農民，就是那些早搞合作社的理事長、農民。他幫我請了三個合作社的理事長，另外劉相波去了還帶著北師大研究生陳江華，很會做工作；還叫了一個大學生志愿者幫著做。農民來了四個，其中三個理事長，有個理事長還帶了個人。這三個同志，一個在項目上指導，一個在選舉上指導，一個講課很會講。另外還有我的一些朋友，像趙大娘，還有縣城人大副主任，很會講，覺得三農沒有招了，可能還有合作社是個招，還有縣政協秦副主席，還有兩個人，上次和王德顯一起去宴陽初新鄉(xiāng)村建設學院培訓的，其中一個是支書，另外一個自發(fā)搞協會已經有四年，人家跟河南社科院的專家挺熟的，人家給我請了幾個河南的專家來。就是這樣一幫人吧，圍了一堆，搞了個培訓。這個培訓特別感人，我這有個材料，叫《蘭考縣賀村發(fā)展合作社成立了》大致可以描述這個過程。

    這個培訓中間是一波三折。你要搞培訓，農民當然就很高興，每次都一百多人，把小教室都擠滿了。培訓每次大家都愿意來，我們又唱歌又喊口號的，大家都鼓掌啊。我們這個培訓采取的是交流路線，農民是主體，而不是農民是對象，所以非常熱鬧。但是關鍵是你得讓他入社交社費。你讓他入社他就愿意入嗎？現在農民的特點是懷疑一切，錢被卷走了怎么辦，不相信政府，不相信朝夕相處的本村人。所以關鍵點是在第三天上午得說服人家，要入社，入社得交錢。你們知道去年蘭考遭災，農業(yè)結構調整沒有調整過來，村民賣什么都賣不到錢，而且馬上九月一號小孩子要上學，你要讓他拿錢入社，客觀上他也有難度。因為我們達成共識，你要讓他入社，不拿錢來約束他就不聽話。我們說可憐農民熱愛農民，但是農民有些事也是讓人覺得特別辛酸，所以得制約他。到底是交五十還是交一百，反正得交會費，還有股金。后來想以后大家干什么事，同意再入股，現在先交會費。會費到底定十塊、三十、五十，還是一百？由他們來定。那天上午呢，我們走的是理智路線加感情路線。村民里頭就有人說，要我何慧麗驗明正身，說哪有何慧麗這樣當縣長的。上次開封市有人來看我都干了啥，我就把我做的鑰匙串、鞋墊什么的都拿給他看，后來他們就說何慧麗雖然干的不是招商引資，但也是對農村有意義的事，所以副秘書長答應給我五千塊，說拿去搞培訓。就這樣有人問，你拿錢來培訓我們想干啥？我們雖然相信你，但是你不總是在這兒的，你選舉出的一些人把錢卷跑了怎么辦？還有就是說，你總是有所圖的，你是不是想在這邊搞個政績，回去你升官發(fā)財？你得驗明正身。反正是女同志嘛，走感情路線。我就說了一句話，說如果我很自私，那是因為我是農村出身，因為我現在的研究領域是城鄉(xiāng)關系和農村發(fā)展；如果說我很自私，那么我想看到老鄉(xiāng)臉上的微笑是最大的自私。我想大家總覺得現在沒有這種人，我要告訴大家不僅有，而且不止我一個。只要大家高興，這就是我最大的自私目的。因為我從來就沒有奢望能解決你們的根本問題。但是，只要我何慧麗在賀村一天，只要你們今天下午感到高興了，快樂了，高興一小時就一小時，高興一天就一天。搞這個事情也是沒路中的一條路，從理論上說我真替你們著急，因為現在農業(yè)部已經在找專家論證合作化道路，財政部打算每年發(fā)五千萬給合作社，農業(yè)部也要發(fā)兩千萬，我是急啊，咱們蘭考一直以來都是走在人家后面，我要讓大家走在前面。大家如果信任何慧麗，而且覺得這個事情沒什么壞處，你就可以試一試。接著趙鳳蘭大娘來了，就說，何縣長沒有錯，她把我在那邊干的啥啥都給說了。她說完了后面還有一堆兵來說，說得我都不好意思，說得大家都掉眼淚了。然后組織者就借機說，大家愿不愿意當發(fā)起人，說“愿意”；說愿不愿意入股，說“也愿意”。趙鳳蘭還有一招，擔心大家回去一說有變卦的，就說不僅愿意當發(fā)起人，也愿意叫親戚朋友來入社的來簽個名字。留在黑板上的有四十九個人，到下午入的有五十個。到第二天有外縣的人打電話來說是想加入，我說我也想你加入，但是這是以村為單位的，你不能加入。反正后來有六十多人，中間也有一些退社的，現在是六十多名。總體是這樣一個過程。就這樣，我們一個是培訓，一個是交流，一個是入會，一個是選舉，熱熱鬧鬧地過來了。王德顯被選為理事長。我叫王德顯把那個山東的史存義（一個經驗豐富的合作社理事長）多挽留兩天，幫他把一些規(guī)章制度制定好。最后我問他你要不要標志，他說要，我想這是我的拿手好戲。我回去趕緊找我那些搞文化的朋友，設計一個社標，可好了，中間是莊稼，上面是兩個手握在一起，表示團結，上面還有一個鉆石。

    還有一點得向大家強調的是：我們搞的這個是黨的絕對領導下的經濟組織，民間組織，不管我們成立什么協會合作社，村里的支書必須是獨立監(jiān)事，合作社社長干了些啥事必須向人家定期匯報。搞合作社是嚴格按照中央的一號文件精神來的，一號文件精神說：鼓勵支持一切有利于農民增收的機制和制度創(chuàng)新。這個道理是我得反復向縣、鄉(xiāng)、村各級黨組織不斷說明的。

    雖然八月二十九才成立，到現在才二十多天，他們做的至少我到現在還很自信，也很感動。他們做了一些事情，第一個呢，就是在趙大娘和她的那幫人、以及陳寨村兩隊員的支持鼓動下，搞起了一個腰鼓隊，已經買了腰鼓，現在正在訓練。這個村子原來信教的信佛的都不在一起，但在我培訓期間，由于趙大娘等人的細致工作，使該村信教和信佛的走到了一起來搞文藝，所以到現在我認為第一個成績就是賀村有了自己的文藝隊；第二個，由于成立了合作社，就和縣里的一個種子公司簽合同種了七十畝的洋蔥。明年至少保護價收。第三件事就是：秋收要來了，村里的路坑坑洼洼，根本沒有人修，于是村民罵干部說干部不管，干部又罵村民說我們沒有錢，讓你們誰去干也都要錢。于是合作社的人去，有力出力，有車出車，就把路修好了。另外還有個事情，山東那個史存義，說幫忙幫到底了，說他認識哪個肉聯廠的，需要鵝，而蘭考又適合養(yǎng)鵝。于是就上了養(yǎng)鵝的項目。還有其他的事情，現在運轉基本比較良好。我們合作社的第一個口號是：“改變自我，做家鄉(xiāng)主人；團結起來，建設新鄉(xiāng)村”；我們的第二個口號是：“在合作中謀求發(fā)展，在發(fā)展中改變自我”。我們唱的歌就是《團結就是力量》，改的歌詞剛才也告訴大家了。另外我們還唱一首歌，叫《合作洪流不可阻擋》，農民們好象一點音樂細胞沒有，可是唱這歌可有勁，可標準。

    好像講到這為止，但是前幾天呢，溫鐵軍老師來到鄭州召開一個全國性的糧食會議，我說您能不能來做一下指導推動。我既不是憤青，也不是現代化類的，也不是革命類的，我只是希望能為黨做一些事情，希望在黨的領導下發(fā)育一些有利于農民增收的、有利于鄉(xiāng)村社會穩(wěn)定的民間組織。所以發(fā)育一種民間組織其實是一種改良，是新時期黨的領導下的一種鄉(xiāng)村建設，我就希望能給我驗這樣的明，正這樣的身。8月14號，溫老師去了，縣委書記作陪，第一個看的就是腰鼓隊，腰鼓隊員打的是最漂亮的。這是腰鼓隊，在這個基礎上，溫老師給大家講了一通“以人為本的”的道理，很多話不僅學者、干部能聽得懂，農民也聽得懂，不知不覺就過了十二點，大家都不愿意離開。上半天看的是文藝隊，下半天看的是合作社。當時那一流車過去，先到合作社的辦公室看，我沒想合作社的理事們弄得那么好。我們想的就是不管是多么亂臟的一個地方，只要有一個低成本的房間，他們就天天來這兒商量全村的大事兒。就是說村里的發(fā)展不僅是干部的事兒，也是村民自己的事兒。一進去看一下還真是不錯。王德顯把那個徽章放大，放在最顯眼的地方。然后還弄了一個章子，凡是蓋了合作社章的報紙大家都可以參閱，還有報紙還有書。把他們開展活動的照片都放到那兒，然后有名單，有什么什么，弄得井井有條。到那兒我們的縣委書記一看就特別高興，說真是替黨作了一件大好事兒。后來，因為那個村子沒有大的地方，只有那個小學是個大的地方，我們就到小學的空地上開了揭牌儀式，進去以后，腰鼓隊員們不會敲，（剛買的腰鼓哪會敲），我那高級志愿者衡生喜同志就臨場來指揮。他說不管你會敲不會敲，你就叮呤當啷地敲吧，只要統(tǒng)一節(jié)奏就行。結果腰鼓隊排在兩邊，鞭炮齊鳴，鑼鼓喧天，然后小車子在熱鬧中進到小學。揭牌儀式是溫老師跟我們縣委書記一起揭的，揭完了以后大家都要講話。溫老師說得很感動人，說你這個合作社不能違法，說了五條原則。縣委書記當時就表態(tài)：說哪個部門都不要干預合作社。他們兩個講的都非常讓人激動，下面有的農民都聽得掉眼淚啊！農民也表現很好，由合作社社員代表講話，合作社的理事長講話。最后，我們縣委副書記左憲安同志激動地說出這樣的振奮人心的話語：讓我們大家萬眾一心，齊心協力把我們蘭考的農村建設搞好！讓合作社的星星之火燎原蘭考大地！

三、總結

    下面我還要說一些從試驗里得出來的教訓和經驗，就是第三部分。

    以上這些個案到底給我們一些什么東西，我總結了五條。

    第一條：如果要搞鄉(xiāng)村建設必須有外在的力量或者資源對內在的活躍分子或者積極分子進行激發(fā)。這種激發(fā)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外出培訓，一種是深入宣傳和發(fā)動。外出培訓必不可少，深入地宣傳發(fā)動必不可少。你得讓農民知道這是咋回事情，那就要讓積極分子們不厭其煩的、深入的、細致的發(fā)動。

    第二，如果真的要搞鄉(xiāng)村建設，沒有哪股力量比大學生更重要，所以說大學生資源必須利用好。就要教育鍛煉他們，因為現在的教育有問題，你看現在教育怎么著怎么著。我也認為現在的教育能教育出要賺錢的人，很難能教育出民族的精華和這個民族的脊梁。現在好像我們干這個事情是為了鄉(xiāng)村建設，其實也是想讓這些中國的未來們知道我們的根是怎么回事情。所以既是教育鍛煉他們，也是造勢。我馬上要組織一個由五十人組成的大型的鄉(xiāng)村建設合唱團，就是到這些有合作社的村子去演唱，去唱響新鄉(xiāng)村。

    第三，農民的自我交流和自我培訓的重要性。重要的是靠農民自己交流，把他們的潛力開發(fā)出來。包括外地農民與本地農民，本村農民與本縣精英農民，本村積極分子和本村普通村民間的交流互動。我們最終希望全縣的鄉(xiāng)村建設的力量團結整合起來。互相借鑒，共促發(fā)展。總之，就是說讓農民來培育自己教育自己，激發(fā)他的潛力和活力。

    第四，兩個整體性發(fā)展。首先，如果你要搞村莊的經濟建設，你必須和文化同步發(fā)展。就是文藝活動和經濟合作組織同步發(fā)展。其次，合作它不僅是個經濟組織，它是一種文化。因此我們要喊口號我們要唱歌。就是說要把合作團結的文化宣揚出去。這就叫兩個整體性發(fā)展。一個是文藝活動與經濟合作組織同步發(fā)展，一個是合作不僅是個經濟組織創(chuàng)新同時是一種平民文化氛圍的塑造。讓農民覺得有安全感，又自信感，有力量感，除了合作沒有別的道路，除了合作文化來武裝它沒有別的道路。

    第五，如果想要讓這個事情可持續(xù)，不只是何慧麗天天幫著賣幾個串兒；我想要讓這些東西生根，發(fā)芽，開花結果，要可持續(xù)，我得培養(yǎng)內源性機制，就是村、鄉(xiāng)、縣、市縱向資源的綜合利用。這包括政策資源，扶貧資源；還包括市里和縣里黨校資源的利用。這次溫鐵軍老師去了，我剛好也把開封市委黨校的兩位老師也叫去了。溫老師就說你這市委黨校，中央一號文件的貫徹，一切有利于農民增收的制度創(chuàng)新等這些任務的宣傳貫徹你責無旁貸。這些中央黨校剛開了會，接下來就是市委黨校、縣委黨校的任務了。你說吧，你愿不愿意當志愿者，那黨校老師說哎呀我愿意當志愿者。另外還有鄉(xiāng)村的民間精英之間的互動。你比如說我遲早是要走的，但是賀村的合作社它要發(fā)展下去，而三義寨鄉(xiāng)的南馬莊村也要成立合作社，儀封鄉(xiāng)的胡寨村也要成立，我希望他們在各自成立的過程中鍛煉出一批人，培養(yǎng)一批人。要他們本土上的人們凝抱成團。我覺得這就是一種力量，它們之間的結合比跟我的結合還要緊。所以我把這個叫做村、鄉(xiāng)、縣、市縱向、橫向資源的整合力量。

    今天我就講這些。第一個是個開題，就是前面我的解釋，包括來龍去脈的解釋和理論解釋；第二部分就是簡單的三個案例的簡單的介紹；第三個呢我認為就是我的這五點經驗和教訓。

四、問題交流

問1：您從事新鄉(xiāng)村建設試驗，有哪些資源可以利用？

答1：比如現在溫鐵軍先生搞的新鄉(xiāng)村建設學院，有一些資源。如果在蘭考能干這些事情，其中有一點，就是我分幾批帶出去了一些人去進行鄉(xiāng)村建設的培訓。他們回去都多少做成了事兒。我第一批帶去的人都是我的人，我干啥事兒都幫我，這些新鄉(xiāng)村建設學院不管現在做得好還是壞，但是他理論上是基本成立的，就覺得現在這套發(fā)子不行，遲早要出亂子。包括昨天我看的一份報紙，就是丁元竹做的一份報告，說是盛世危言什么的，希望在那個危險的時候來臨的時候還有一些人想過，還有一些人做過別的事情。新鄉(xiāng)村建設學院那是個外來資源。此外，一些專家學者的理論觀點是可以不斷利用的資源源泉。我是啥資源呢？我以前啥也不是，不就是一個高校的小老師，反正吃喝是不愁的。但想著人不知是像這樣活著，這樣活著實在是沒勁兒。成不了一個大的教書的人，成不了一個大的實踐者，更成不了一個大的思想者。我說的是理論根源，真正的資源是溫鐵軍、曹錦清、賀雪峰等人，這些人是真正正視中國國情和常識的人，他們的觀點和理論是源源不斷的理論源泉。那這個是根本性的外在，由它武裝了我們，我覺得其他的都可以發(fā)現。還有，一些體制內的資源，如包括政研室的人，包括搞民政的，搞扶貧的能借鑒就借鑒。另外，我發(fā)現了大學生資源。

問2：我是當兵出身，退下來以后搞個協會——中國高科技產業(yè)化研究會，現在掛在北大搞一個北京市鄭和下西洋研究會，明年剛好是下西洋600周年紀念，大家也在搞，我們也在積極的搞活動。鄭和是我們偉大的航海家，紀念鄭和，弘揚鄭和精神的意義非常重大。在明朝來講我們國家是非常發(fā)達的，是世界一號國家，要從海軍力量，我們海洋的進步和航海的發(fā)展那都是世界一流的，當時我們就有兩萬七千多人的船隊到非洲去，哪個國家也沒組織這么多，船只是六十多艘，又一百來艘，那個時候我們的造船技術現在都是沒法比的。那時我們可以造一萬多噸的木船，那我們現在就不行了。紀念鄭和在證明我們不是不行的，我們是厚望舶來的，我們是自己起家的，不是象西方發(fā)展資本主義是掠奪資本，所以當前的國際形勢也需要弘揚鄭和精神。

當然剛才聽何教授談的一些我是非常感動的，甚至感動得都要淌眼淚。我們年輕人能這樣做正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希望。確確實實是這樣的，目前的問題是很多，農村問題尤為多，誰來解決我們的農村問題。很多專家學者說要當步行學者，這精神是可嘉的。他理論上那么講，但實際怎么做，何老師講的是實際的做法，在農村你怎么辦？各級領導都感到束手無策，我們現在的一些副縣長到地方就是把中央的資源想盡辦法帶到地方，向上面要錢。副縣長是解決這些問題，僅僅是資源的支持不行。那就要從他的內因來解決問題，這是非常重要的，要啟發(fā)他們自己積極進步，精神方面的，物質方面的，辦法方面的。剛才這些讓我很感動的，我們大學生就應該這樣，過去我們曾經讓很多青年知識分子下到農村去。過去我們講的共產黨要和群眾團結起來也是這樣的，要啟發(fā)群眾覺悟，你看我們國際歌里也講了這個問題，“讓思想沖破牢籠”嘛。群眾他如果不覺悟，他永遠是處于落后狀態(tài)。那需要誰，需要我們知識分子去啟發(fā)他們，啟發(fā)他們他們就有了力量。就像剛才老師講的：外在力量，外在力量和內在力量結合起來，這樣才能把我們的農村搞起來。所以剛才何老師講得我又感動又很受啟發(fā)。將來不僅是我們年輕人要這樣做，我們很多老同志退下來了，根本沒事兒干，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財富，應該把這個資源也利用起來。對我們的農村能起一點積極作用。但就我們城市來講也存在這個問題，怎么使我們的精神水平更高一點。有的老教授說我這兒書很多，我二十幾個書架的書，我總在想我將來這些書干什么用。是不是應該辦一個圖書館，讓周圍的人都能看。都有這樣的想法，就是誰去組織，誰去弄它，好把這些社會力量很好動員起來，一個是城市，一個是農村，都能做不少工作，你們的這種精神非常令人感動，謝謝你！

答2：我也非常謝謝你！你說這些話我忽然想到兩個事兒。第一個是：其實我總是在挫折和酸楚中做的這個事情，為什么？操作中跟理論不一樣，理論中可以國情共識派、左派、右派。而操作中無時無刻不面臨些問題，我希望找到一些既不求名也不求利的人，現在這個時代的人都是極端地要重視自己的利益的。但是有一批人，包括毛時代有一批人，就是說五十歲以上，他們的名利就到此為止了，那么如果說他吃喝共產黨給他有保障的話，他完全可以做一個對它自身有意義的志愿者。這就需要奉獻，如果你真的覺得你很苦惱，那這事兒沒法做。作這件事我就有一個名言，就是當你做這件事進入一個狀態(tài)，人家覺得你是傻冒，但你卻在這種傻冒的狀態(tài)中感到莫大的幸福。我們的那個名言就是：“熱愛丟臉，歡迎挫折，享受痛苦。”我們這些最先在農村干這個事兒的人，人家看著覺得怪怪的，你必須拿這個作為名言。而我的幸運是有溫鐵軍先生到那兒去推動了一下工作，縣委書記表態(tài)，知道何慧麗在干正事兒，我是比較幸運。但是你知道有多少人在鄉(xiāng)下干這個事情，他們是多么的苦惱啊！

聽眾：有很多困難，有很多人不理解。

問3：您現在在農村搞這個集體化試驗，你是不是借鑒了我們國家78年以前搞的集體化的經驗教訓的資源呢？

答3：這方面我沒有做對比，我只是就事論事，從實際來說呢，它們又一個區(qū)別。你問能不能借鑒以前的，我不知道具體如何，我只知道有區(qū)別。區(qū)別呢就是以前的那個集體化是為了城里的工業(yè)化的集體化，是因為城里的工業(yè)化需要一些東西，沒法和一家一戶的小農打交道，因此呢才走的集體化。因此我覺得這是個最大的不同。但是有一個關聯就是老毛在搞集體化之初的初級互助合作，那個是有資源可以利用的。老毛的初級互助是成功的，現在我們二三十個人一起搞一個事兒，其實就是和老毛當年搞的初級互助差不多。但我要說的就是現在要搞這個事情，從理論上來說是溫鐵軍先生要搞鄉(xiāng)村建設，再大一點說就是大家在一個村莊里面，被市場腐蝕掉了，人人沒有安全感，人人自危，把村莊當成是一個自己生存的地方，這不是一個事兒。所以這是理論上的資源，那我實際來說，就是實實在在的來說，我們現在叫新合作社，這個是實實在在可以解決新問題的，比如說確確實實在增收體制上做文章。現在在增收節(jié)支的這種問題上，除了合作社和各種協會以外，難道還有別的資源嗎？為什么現在鄉(xiāng)村出現一種情況叫做增產不增收，優(yōu)質不優(yōu)價。問題就在于農民沒有形成一個整體，就在于一家一戶的小農互相的競爭和殘殺。所以說我覺得我這個問題，既不是從歷史來的，也不是從理論來的，雖然說他們可以借鑒，但我更多的是從現實中來的。實實在在來說，一個村莊有幾千畝地，一年不知道用多少化肥農藥，為什么不能聯合起來一起到廠子直接定呢？一確實是真貨，二也可以免去中間盤剝。你知道每家每戶都要翻地，每家每戶都急著找機耕手，機耕手也不知道今天翻完了明天還翻不翻，他也不知道。你就天天找他，他也就處于一個無序狀態(tài)。你把這些人組織起來排個序，然后找機耕手，今天給張三，明天給李四。這樣機耕手也不著急了，農民也不著急了，這不是很好的事情嗎？我想我這樣回答。

問4：剛才您提到了農村的建設需要文化，那我想問問您農村的法制建設應該怎樣呢？

答4：這是今天的題外話，總體來說今天的法是移植西方的法，現在的法缺乏社會基礎。第一個意思就是，農村大部分的事不是靠法制來解決的，也是不能靠外來的法制來解決的。現在農村有種情況就是許多農村政策制定者沒有走群眾路線。我的意思就是說法律下鄉(xiāng)是個很痛苦的過程，我認為現在基本上法制在鄉(xiāng)村的推廣是不成功的。它有作用，但它的作用不是鄉(xiāng)村建設的作用，我是指一部分，也不能一概而論。在搞鄉(xiāng)建時我借用了法，因為我用現在的中央一號文件，但是我主要是借用了傳統(tǒng)資源。傳統(tǒng)資源包括習慣包括慣例，還包括民間的一些方式。當時成立這個發(fā)展合作社，那時大家都說：“愿意愿意”你愿意了你就給你的親戚朋友都說一說，她自己發(fā)動了六個女的，都是他的姐姐嫂嫂什么的，這是利用傳統(tǒng)資源。你這個問題比較大，但我總體上就認為中國目前這種法制這條路就不對。當下的問題，大部分埋在海面以下的問題不是靠這個法制能解決的。第一，法制可能不合情，不合鄉(xiāng)村的那個理，第二，法制解決需要高成本。它最好通過民間的一些自制性的組織，民間自治性的力量來解決，這個可能是個正路。

問5：何老師，你說這種組織的存在需要文藝性以及對人的培養(yǎng)來保證，但是像經濟合作社這種現象怎樣能夠持久？

答5：四條，第一條，合作社的理事長和社長必須是鄉(xiāng)村的經濟精英，如果選一個老好人，或者選一個像支書這種人，這就麻煩了，所以說這人必須是有力量的，包括項目的力量，金錢的力量以及他的這種智慧，這是第一條。就是說領導機構這些人必須是村莊精英。第二條，我正在探索，我們把一個村莊的這么多人凝聚到一起干嘛，有個啥要干，我想要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對接科研單位，我覺得這里面有文章可做。雖然我從來不奢望它能根本解決三農問題。就是說現在很多科研單位有一些項目，但看不見農民。那如果我們某個社的社長跑到河南省社科院，去說我們有一些地，你們有沒有什么可以推廣的，這樣它可以對接科研單位。我覺得這里面有東西可做，另外可以進行規(guī)模化。現在并不是市場不需要，它需要一些東西，但他就是找不到農民。你比如說種一種瓜，你種個幾畝，那根本就不值得運到上海運到北京。但是大家合起來。那么批發(fā)商就看得見他們，他們也看得見批發(fā)商。運輸買賣上就劃得來。這是第三條。第四條，就是他的正常的科學的運作，總體上他是個經濟活動，我想在農民的增收上和節(jié)支上做一些事情。那么我們的最高目標就是讓入社的人感到驕傲和自信，讓他感到驕傲和自信就是讓他覺得合作社是有組織的，是能讓他得到實惠的。大致就說這么多吧，反正在探索。

問6：今天這個主題大家都已經看到：我在蘭考的鄉(xiāng)村建設實驗。其實我覺得這個題目可以再充實一些。這里面有幾個問題是何老師是副縣長，我覺得這個前提一定不能忽略，如果何老師不是一個副縣長，她沒有權，那不知會怎樣。我知道何老師是要回來的，可能還要回學校，大家知道掛職最多就是兩年。那回來以后這個組織會怎么樣呢？這里的幾個組織情況還不一樣，腰鼓隊和老年人協會無論如何持續(xù)下來問題不是太大，但這個合作社是一個經濟組織，它不僅要遇到一個市場問題，他是一個經濟組織，那么它發(fā)展起來多多少少會影響到基層的政權，這些矛盾是要面對的。那何老師走了以后這個東西會怎樣。那么再說這種實踐有沒有普遍性，周圍的這些鄉(xiāng)縣是否有蔓延或受影響的趨勢。

答6：首先，我一直強調，搞合作社是個民間的經濟組織，是為了適應新形勢解決農民的需要。合作社必須受黨的領導，這是不可置疑的。您說它發(fā)展起來多少會影響到基層的政權，我覺得至少現在我沒覺得有負面影響，不但我沒覺得，我們縣委書記和鄉(xiāng)里的書記也沒覺得，都覺得是個建設性的大好事。

其次，關于試驗的普遍性。這個推廣的意義，其實就是我剛才說的五點經驗教訓。另外我是個縣長，而且是個挺自由的縣長，我想瞧那個村兒就瞧那個村兒。我想就我自己來說，我先說我的普遍性。我愿意以現有的資源，在明年八月份我要離開之前在每個鄉(xiāng)都搞一個，反正東方不亮西方亮，他們能抱成團我就高興了。我覺得可以在蘭考復制，由于我這個縣長的存在我培養(yǎng)了一批人，你知道這次我大前天把溫先生一送走我也回來了。我二十多天沒回來，我這兒還有課，那天南馬莊村的人給我打電話說：“我們明天要選舉了，何縣長你在冬天不太忙的時候給我們找些人來做培訓，但是選舉不浪費你們的時間，我們要選舉了，你趕快來吧。”我說不要我一離開你們就干不成事了，讓趙鳳蘭，秦君芝去，還有那些一起去鄉(xiāng)建學院培訓過的人去你那兒給你捧場。他還真有本事，他把他們鄉(xiāng)的書記、鄉(xiāng)長都叫去，書記鄉(xiāng)長覺得這是個大事，趕快把電視臺也叫去。反正在我不在的時候也是熱熱鬧鬧的搞，而且搞得很好，當天就有48戶入社。另外開封市委黨校的那位同志已經答應要做志愿者，他們領導也覺得這是開封市黨校的一個任務。說如果何慧麗在蘭考搞啥事兒你就去了，我就說我們搞得是很不起眼的事兒，你自己愿意做志愿者你就周六、周日來，不能影響你的正常的工作。他說我們領導可重視這個事兒了，領導同意了，將來可以派車可以怎么著。我現在高興的是，最起碼在蘭考可以普及。

至于能不能在外地我不知道，但是有其他人在這么做，包括那個劉相波，天津科技大學的一個老師，也就是前幾年在那兒跟著溫先生作大學生培訓，他培訓培訓大學生，他在鄉(xiāng)下就扎住根了。他有一幫農民精英。他給我說他搞活動也是直接到村，鄉(xiāng)里領導來了也不反對，因為這最起碼不是壞事兒，把農村弄的熱熱火火的。他們在湖北搞的，他們好像除了我們蘭考還在全國其他十多個地方搞。他們走得就不是縣長書記的路線，走的就是農民精英的路線，因為現在的農村太散，我覺得好像農村鄉(xiāng)村建設的空間特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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