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大軍烏有之鄉講座：中國政治與道路選擇
講座： 中國政治與道路選擇
主講人： 仲大軍（知名經濟觀察家、社會評論家、批評家、專欄作家、政府和企業顧問，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
時間： 1月14日（周日）下午2：30
地點： 北京大學資源賓館1308 烏有之鄉書社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中心網址鏈接： www.dajun.com.cn
主持人：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烏有之鄉參加今天下午的活動。我們今天非常榮幸地請到了知名經濟觀察家、社會評論家、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軍先生。仲先生曾在新華社、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單位工作。2000年他創辦了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致力于創建經濟與社會觀察這一職業，根據企業和政府的需求及時做出有指導性和前瞻性的分析判斷。在國內企業界和政界有著相當的影響力。
我們有請仲先生以“中國政治與道路選擇”為題，開始今天的講座。大家歡迎。
[北京大軍觀察中心編者按：這是仲大軍先生2007年1月14日下午在北京烏有之鄉周末講座上的講話記錄，后又進行了修改和補充，內容十分重要，可以看做是民間智庫給中國社會和中央政府的一個意見參考。
中國的第三次政治選擇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軍
2007年1月21日
內容提要
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的共和政體幾經展轉終于又回歸到傳統的王權專制政體模式。辛亥革命推翻皇權之后，中國一直徘徊在強人政治和領袖政治之中，從袁世凱到孫中山，從蔣介石到毛澤東，終歸沒有走向現代民主的多黨共和制度。1949年，經過半個世紀的爭奪，中國重新建立起單一式的一黨領袖政治，實際上這仍然是傳統政治的翻版。國共兩黨勢不兩立的爭奪和內戰，是中國近代推翻帝制后政治改革和政治選擇的最大敗筆。
回顧我國近代歷史，可以看到任何一派政治力量過分強大，都會出現走極端的傾向。因此，新世紀的中國政治選擇，要堅決擯棄極左和極右，壯大中左和中右的力量，走中間路線。
目前，擺在中國面前的是歷史性的第三次政治改革的選擇，如果說辛亥革命是我國近代以來的第一次政治選擇，那么國共斗爭可算做是第二次政治選擇，時間演進到今天，中國已經面臨著第三次政治改革的選擇。歷史是螺旋型演進的，既有進，也有退，但總歸是要前進的。我國只有通過第三次政治選擇，才能初步建立起現代民主共和政治制度。這就是對中國未來政體和政治模式的展望，但中國必須要有理性的民間力量和理性的政府，中國的政治進步既取決于理性的政府，更取決于理性的民間力量配合，兩者缺一不可。
一、從傳播領域看政治體制的弊端
今天我的發言題目是《中國政治與道路選擇》。為什么想講這方面的問題，主要是感覺到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與政治模式有很大的關系，往往是有什么樣的政治模式就有什么樣的經濟模式，所以希望能從這兩者關系之間做一些研究。
我們國家現在實際上有很多非常好的講座，但是這些講座都不能上電視，大眾傳媒也沒法傳播，烏有之鄉一些講座內容也非常好，但這些講座一般都不能放到電視上，而電視上現在有不少大講堂大課堂和論壇之類的節目，為什么民間的一些好的講座沒法獲得更大的傳播，僅僅在這樣小房間里聚集了一百多個人在這聽課？這就是政治問題。按理說一些非常好的思想，可以通過媒體傳媒渠道來傳播，但是我們恰恰一些好的東西傳播不出去，為什么沒有一個電視臺來播放我們的講課內容，烏有之鄉為什么不能和哪個電視臺合作，把講座辦成鳳凰衛視的“大講堂”之類的很火的節目？
中央電視臺的“百家講壇”就不得了，一個學者借著這個講壇一講就成名，如廈門大學的某教授，現在已經被捧為社會名流了，是那些人特別有水平嗎？也不是。僅僅是依托了壟斷媒體，所以這就是我們國家的模式----誰掌握了話語權，誰就成為社會的名流，誰就可以獲得各種社會物質利益。但為什么有一些人可以獲得，另一些人不能獲得？這些問題都是需要探討的。
一個改革的年代，需要的是政治制度的保障才能使這個國家發展得更合理、更均衡，而不是只使少數人發展，我們就要探討這樣的機制，怎樣能使廣大人民大眾都能平等的發展和公平的發展，而不是使經濟發展成果僅僅限于少數人分享。探討這個問題就要考慮這種制度，比如說我們還是從言論這個角度來講，從這個制度入手就可以發現，我們的媒體基本上還是一個政府壟斷的領域，不像企業一樣，有大量民營企業的涌現，大家都可以經商辦企業，進行公平競爭。媒體就不行了，基本上還是被政府部門控制。
改革到今天，政府壟斷和控制的幾大行業現在已經非常清楚，前幾天國家發改委也公布了七大國家壟斷領域，石油、能源、電力、交通等等，當然也包括媒體，媒體和電力能源不一樣，這方面如果處在壟斷過程中，很可能使一部分社會聲音發表不出來，或者只能使社會上出現一種聲音，成為一種主流的聲音，或者只出現一種官方的聲音。但是一些主流聲音往往不能真實反映實際問題，一些主流觀點也不一定正確，真正反映社會問題和解決社會問題的聲音往往不是主流聲音。
我們要考慮如何能真實反映社會意見，如何讓社會的各種聲音充分發表出來，通過各種渠道能傳播出去。但遺憾的是，我們現在這個傳播渠道并不通暢。為什么不通暢我們來追究一下，可能與我們思維方式和傳統習慣有關系。因為我們傳統習慣是不愿意有不同意見的發表。
比如說大上個月北京舉辦一個WTO年會，本來提前兩個月就跟我打好招呼，讓我到會上演講，我很認真地寫了一篇文章和發言提綱傳給他們，可等到馬上就要開會了，也就離開會還有兩天了，遲遲不給我發來開會地點和會議日程，我說哪有這樣開會的。后來我的秘書急了，趕緊打電話問他們到底怎么回事兒，這時候會務組說了，他們說很抱歉，你的發言不太符合我們的觀點，我們不邀請您了。這是經貿大學主辦的。這就是當前我國的辦事方式----堅決排斥不同意見的發表，不能允許不同意見在同一個會場出現。這種思維方法和行為習慣主要是與我國幾千年的非民主、非寬容和非包容傳統有關，說到底是與專制習慣有關，總愛當孤家寡人，聽不的不同意見和聲音。
但你們不邀請也可以，要早一點告訴我，因為我的活動也很多，為了那個活動我把另外一個活動都推掉了，但你們又中途變卦，那不是影響我的活動嗎？所以不民主思維在行為上也不光明磊落，萎萎縮縮的，隱晦曲折。
從這件事兒可以看出來，我們國家的一種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總是不喜歡有不同意見在同一個場合發表，總是喜歡就一種觀點，一個聲音。所以說這反映了我們國家的民族性和國民性。這個問題也不能怪那些教授，包括我們在座各位也都有這種傾向和愛好，這種傾向就是不愿意聽取不同意見，排斥不同意見，甚至壓制不同意見，很少有大家都坐在一起舉手表決的習慣，盡管你意見不同，你談你的，我談我，能達成一致就達成，不達成一致各自保持自己的意見，但要按多數票的意見辦事，這樣做不會打得頭破血流，或不讓人家講話。我們中國人沒有這種習慣，我們需要和各國文化進行交流和比較。
二、尋找交流、溝通和制衡的政治模式
我們國家的經濟再發展下去，如果沒有養成一些真正好的科學民主的方式方法，再發展下去也存在著非常多危險傾向。比如大家可以看到當前社會上分歧比較大，各派意見觀點分歧爭論很大，從2004年之后異常激烈，改革大爭論，爭到今天反而是各個陣營、各個派別更加尖銳、更加對立。我們要承認這種現實和矛盾。這種現實是存在的，但如何解決這種現實，要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不能把矛盾用高壓手段都壓抑起來。因為客觀現實存在矛盾，不討論、不溝通、不交流，一派人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在搞，另一派人就急得不得了。最后結果就是對立和矛盾沖突。在這種狀況下，我們要尋找解決機制。
對于我國的社會來說，現在最重要的是要尋找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一種溝通的方法。讓各種不同的意見能在一起交流，然后達成一致，只有通過溝通之后互相談判互相協商，才能使這種利益沖突均衡化，不至于嚴重傾斜于某一個方面，損害了另一個方面。
大家看看《周易》上的泰卦和否卦，什么是泰？泰就是陰陽交流，天地交流，正負兩極交流，通過交流達到勾通，這就是泰。也就是說，只有社會上的反對派意見得到了溝通，社會才會達到和諧，天下才會太平。而否卦是什么呢？就是陰陽兩極阻塞，不交流，不能溝通，結果氣血不通，循環不暢，出現否的現象。我們的古人在四五千年以前就深刻地意識到交流和溝通的重要性，就認識在陰陽平衡和男女溝通的重要性。但我們今天卻把這種方式方法忘到了腦后。
你看看那些不結婚的大男那女，那些沒有性生活的孤男寡女，都是屬于否卦范圍的對象，所以一個正常的男女必須要結婚，必須要有性生活。一個正常的社會必須要有左派和右派的協商和溝通，如果沒有，那么這個社會便是一個沖突與堵塞的社會。
我們國家出臺的各種政策都有益和損兩方面的作用，都是雙刃劍。一個政策的出臺對一伙人有好處，對另一伙人有壞處。如何減少這樣局面，必須要有讓大家坐在一起商討的對話機制。這樣一種機制怎么建立呢？我想還需要大家來想辦法。
最近北京理工大學胡星斗教授提出一個建議，建議分拆中央電視臺，成立中央二臺或國家電視臺，打破獨家壟斷，我覺得非常好，我把它放到網站上向國務院建議，我們雙手支持，現在光是一個聲音和獨家壟斷，看中央電視臺節目主持人現在都牛到什么程度了，都火到什么程度了，都在自我包裝，利用這些特權位置，為個人撈好處。前幾天網站上報道過某主持人的豪宅情況，照這種態勢發展下去，這些主持人都成了我國特權階層。
所以要想辦法打破特權核壟斷，想辦法找到一個能坐下來平靜地對話這樣一個機制，這是中國最主要的問題。否則一放開高壓就炸起來了，現在的中國政治就象一手壓著一個螞蚱，左手壓著左派，右手壓著右派，都不敢松，一松就蹦起來了。沒辦法，我們這個民族天生沒有協商和妥協的這種機制，我們是兩三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在這樣一種制度下從來沒有讓對手存活的時候，大家看一下中國的歷史，從來都是要把對手徹底消滅光為止，才能確立起最后一個權威。三千多年間，我們按照這種生活方式走過來，今天怎么能輕易改變這種方式呢？怎么能允許不同意見者在一起商討呢？沒有這個習慣，沒有這個心里承受能力。不光是政府，包括老百姓都是一樣。這一點我們非常需要學習英國，看一看英國的歷史，人家就能坐下來，就能進行分權，進行談判，能允許不同幾派達成共同協議。
三、權利不平等造成的經濟發展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要解決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會使中國的發展會出現極大的不平衡。改革開放快三十年了，經濟高速增長這么多年，仍有非常多人的生活水平沒有改善，一部分人迅速地發展起來了，另外一部分人仍停留在貧困狀況、緊張狀況。這是什么原因？講幾個數字，進行國際間的比較大家就可以知道，日本戰后高速發展不過二十年的時間，在這時期日本整個社會工資水平每年增長水平超過美國70%，20年之后工資水平趕上美國。韓國經濟高速增長時間不過20年，也就15年。韓國很快人均GDP兩萬多美元。還有亞洲四小龍其他幾個都是這樣。
我們國家的經濟高增長沒有哪個國家比得上，我們以10%以上的增速發展了近30年了，這個經濟發展是驚人的。但是到現在還有很多人沒有富裕起來，整個國家在變化，一部分沿海大城市、發達地區發展起來，還有很大地區和很多人口處于落后貧困狀態。是不是中國人口太多，底子太薄，發展的時間比小國要格外得長？有這原因，但也另外一些其他國家不具備的原因。
比如最近我看到幾個數字，四大國有企業四年以來一共向國外投資者分紅1000多億美元，一年平均250億美元，而這四家國有企業在外國融了多少資呢？，以中石油為例，它在外國股票上市融資融了29億美元，可是中石油到現在四年間向海外分紅119億，整整是它的四倍。拿了人家的30億美元進來，然后給人家120億美元，以后還要不斷地分紅。請問：照這么個搞法，那不把國內資源都給送光了嗎？中國人民辛辛苦苦搞建設的成果不都去送給別人了？！
所以，這個發展模式要好好想一想。現在很多老百姓不明白真相，不了解數字，因為我們是不透明的社會，不透明的財政，國家一年財政收入多少錢，花掉多少都不透明，通通是保密。連國有企業這個帳目也是好不容易搞出來，現在大型國有企業繼續向海外上市，這些大壟斷企業在海外上市后，然后把壟斷利潤不斷地向外國股東分紅，我們國家的發展成果都送給別人了，很危險。一千億美元相當于八千億人民幣，搞個奧運會還花不了八千億人民幣，奧運會也就三四千億拿下來。
前幾天新浪財經約我寫專欄文章，我寫了篇“經濟高增長財富大漏斗”的文章，說的就是這個問題。不能光看經濟高增長，還要看成果哪去了？我國需要一種機制和制度，來保證我們的經濟發展不是一種漏斗式的發展。
日本韓國這樣的國家二三十年就可以發展起來，我國太窮，也許需要四五十年才能發展起來，但是如果按照不正確的模式發展，恐怕四五十年也富不起來，因為財富都漏走了。發展中國家有一個特點，即財富總是向發達國家流淌。現在中國只要是有錢的人，總要把孩子送出去留學，要么到外面搞個投資移民，然后把財富轉移走，凡是發展中國家都有這種共同特點，所以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永遠是外流的，這是規律性的。所以不要拿著發達國家的模式搬到中國來，不要以為按著發達國家的模式辦中國也能發達起來，這不可能。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在座的老百姓都有這個意識，有了錢就到發達國家去當移民，要當外國公民。還有那些貪污腐敗資金，每年都在大量地往外流。
最近上海公安局破獲了一個洗錢機構，就那么幾個人一年洗錢五十多億，就是把黑錢往國外洗，都匯到國外去了。所以說中國的發展一面高速增長，大量消耗我們的資源，如土地、水、環境、空氣，污染我們的江河湖泊，并使大片的國土沙漠化，一邊把創造的財富源源不斷流向發達國家，發達國家山清水秀，越來越發達，越來越文明，發展中國家留下來都的是污染、垃圾和沒本事低素質的人。這就是全球化的另一種前景。我們要利用全球化的資源配置，避免壞的全球化結果。
這種發展模式要反思，是誰給了我們這樣一種發展模式？從主流媒體上來看，報道的都是正面的、好的消息，都是樂觀的，存在的問題往往不能全面平衡。還是剛才我所說的那種方式，搞報道談論問題永遠談論好的方面，把壞的方面掩蓋起來。如果這種狀況長期存在下去會給我們非常多的錯誤信息，導致我們產生很多錯誤判斷。所以說還需要真實地反映現實。我們不能祖祖輩輩都延續這種不好的、不透明的、不平衡的生活模式。
四、中國要借鑒外國反思自己的歷史
前兩天看電視，有一個翻譯家草嬰，他翻譯了整個托爾斯泰的著作，采訪到最后，他說了一個感觸，他說我之所以要翻譯這么多外國著作，就是想讓我們借鑒一下國外的文化，縱觀整個世界，很少有一個國家像我們國家這樣，在封建專制的體制下生活了兩千多年，我們非常需要外來文化對照和參考。
我也感覺到改革開放不僅要吸收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也要借鑒一下好的政治文明和方式方法。中國最需要借鑒的就是力量平衡的思想，我們先不說民主，平衡是什么？我國的古代文化里早就有這個理念，那就是中庸，干什么事情不偏不倚，不要走極端，孔子的論語里早就講過，“攻其異端，斯害也已”，這個人光鉆牛角尖有很多壞處，不要走極端，孔子感慨說，人世間最難做到是中庸，能既照顧到左邊也能照顧到右邊，既考慮到左邊也能考慮到右邊，這樣一種方式方法，最難做到。
我們國家盡管是孔孟國度，但近代以來我們完全揚棄了中庸思想。這或許是在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之下，中國在近代出現了極端主義的思維方法，崇尚一端，搞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理想主義，結果犯了許多錯誤。
中國的歷史永遠都是帝王爭奪，帝王爭奪史非常殘酷，歷來都要消亡群雄之后，一個大帝王大帝國才會出現，這或許是形成我們這樣大國所需要特有的一種機制。但是這種機制給我們帶來代價也非常沉重，我們現在先了解歷史然后再做一些比較，那就是維持這樣一種制度和一個大國要付出什么代價，我們今后還有什么選擇。
大家知道，到了戰國時期，只剩下七個國家，關東六國實際上已經出現了非常文明的一個君主政治狀態。中國的古代文化是仁義文化，這個文化源遠流長，大家從《周易》中可以看到，里面大量講的都是君子文化，就是講一個政治家或者普通老百姓應該怎么做，怎么樣修身，怎么樣公正、勤儉，怎樣準時、守信、與他人交流。實際上到春秋戰國的時代，關東六國的政治已經具有民主化色彩，比如山東我的家鄉齊國，有一個稷下學術論壇非常鼎盛，就像烏有之鄉，有時候學者云集上千人。
君子文化的特點講究道德仁義和修身，按照這些信條標準來管理社會。但這個時候中國也出現了另外一種文化就是法文化，或說叢林文化，法家這個流派注重軍功，注重本事，從商鞅變法之后，秦國采取的就是這樣一種文化。這種文化是一種競爭非常強的文化，不管什么仁和義，只要打仗的時候砍的人頭多賞錢就多，升官升得也快。秦國就是靠著這種文化戰勝了關東六國，秦始皇統一中國，是叢林文化在中國的勝利，是叢林法則在中國的勝利。這種文化給社會帶來的破化和負作用也是相當大的。
秦朝大帝國的統一付出的代價相當大，由此建立起高度的集權政治制度，影響了以后2000多年的歷史，從此我們生活在這樣一種高度集權的制度之下。漢朝劉邦之后做了一下分權，但是到了漢武帝之后又進行了集權，又把權力收回到中央，從此以后我們國家都在分和合之間在這演變。這樣一種模式延續到今天，一直影響著我們國家的基本政體。
這種政體有什么好處有什么壞處呢？，好處是維持一個大的國家統一完整，壞處是缺少地方的自由和權利。中國這種政治特點已經和當前整個世界其他發達民主國家的政治制度形成巨大的差異，這也是今天中國和西方國家政治分歧最主要的焦點所在。
五、中國政體選擇的困境
上個星期天我們在北大開了兩天會，由北大和耶魯大學法學界聯合召開，美國學者介紹他們的司法制度、政治制度，我們的學者介紹我們的習慣和制度，這兩個制度在集權和分權之間存在非常大的差異。當時我在會上也發表了自己的觀點，我認為中國現在仍然需要保持單一制，仍然需要保持中央集權。盡管中央集權單一制的國家有很多弊端，但是中國現在還要保持單一制這樣的體制。
這是因為什么？我講了幾種觀點，一個是從國家安全角度，一個是從經濟角度。從政治角度看，一旦我們國家放棄了單一制這樣一種制度體制，很可能我們國家的地方勢力會不可遏制地發展起來，地方割據和分裂很容易形成，大國的統一便存在著危險。綜合利弊之后，我感覺到中國現在的這種模式和政體還要保留。從經濟方面來講，單一制也有它的好處，因為我們國家現在發展得已經非常不平衡，東部非常發達，很富裕，西部中部仍然很貧困。假如現在搞地方分權，地方自治之后，那資源要素很難在東西中來回流動，地方的權利增大以后，發達地區各守一攤，窮的窮，富的富。只有在單一制這樣狀態下中央才能調配資源，才能平衡各個地方發展。所以從安全方面角度和經濟角度講，我認為這種單一制有它很大作用。
我有一個感嘆：解鈴仍須系鈴人。這個感嘆就是說，當前我們中國實際上這種巨大的地區差異和發展不平衡，也恰恰是這種單一制度造成的。東部沿海還有沿海大城市如此發達，城市如此發達，農村如此落后也是這種單一制體制造成的。造成了這種局面，但是要想改變這種局面，仍然解鈴仍須系鈴人，如果換一種制度根本沒法解決，還要靠它的力量去調整。這是從經濟角度來講。
從政治角度來講，大家已經看到蘇聯的情況，現在俄國搞得很被動，最近又和白俄羅斯爭執打起來，為輸油管道打得不可開交，當年的聯邦大國在一夜之間瓦解，瓦解之后整個一個蘇聯大國消失。中國的歷史也是這樣，歷來是分分合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所以中國今天擺在我們面前有非常多的矛盾，有很多不利的地方。比如我剛才講話語權的問題，只有中央一個聲音，沒有其他的聲音，這種機制體制恰恰是為了維護單一制才造成的，要打破和改變這種局面可能是另外一個局面，出現了另外一種局面很可能還不如現在這種局面。所以說我們在研究問題的時候，總是要反復地綜合來考慮利弊得失，非常矛盾。
正是這樣的難題，導致我國的民主政治遲遲難以實行。如果實行地方選舉，如果地方長官來自與地方民選，那么他便要向地方利益負責，便要與中央發生沖突和對抗。如果這種地區性的摩擦和沖突太大，便會影響到國家安全、國家統一和經濟資源的配置和流動。
我感到現在每考慮一些問題都非常矛盾。但是我們還要矯正不是左就是右的思維方法，大家知道現在社會分幾大派，幾派之間都互相矛盾分歧，比如烏有之鄉屬于左派陣地，代表了左派的聲音，還有北大那些精英，屬于右派，左右派矛盾很大。怎么能使這幾派大家都能坐到一起，現在的問題是坐不到一起，話說不到一起，我非常清楚這一點。這些年來專家學者已經分化得相當厲害，開會已經開不到一起了，左派右派打得你死我活，開會開不到一塊去，這個現象非常不好，這就是中國特有的國情。如果一個國家存在這種狀況，這是非常危險的狀況。我們要總結經驗為什么中國是這樣一個國民性，是水火不相容，沒有寬容、沒有民主、沒有忍讓、沒有妥協、沒有達成協議的這樣一個習慣。今天我講課的話題是中國政治與道路選擇，我們要好好總結這樣一種模式，如果改變這樣一種模式對于整個中國今后命運都有極大好處。假如改變不了這種模式，今后迎接中國仍然很可能還是混亂和災難。我們中國總是盛世追隨著亂世。我們要總結歷史經驗。
六、聯合政府：中國錯過的機會
我們國家必須建立起力量平衡的政治學理論和思維方法。前幾天我和美國朋友交談，我說你們美國犯了大錯誤，這個錯誤在什么地方呢？中國近代史上最有希望的一次各黨派合作，被美國破壞了。我指的是什么意思？在抗日戰爭之后，當時中國共產黨這個左派力量還不是很強大，并不占主導地位，毛澤東已經寫出《論聯合政府》的文章，已經準備要搞新民主主義，與國民黨各黨派一起搞共和，搞民主政治，但是重慶談判沒取得結果，最后導致內戰爆發。這時候美國扮演了什么角色？完全站到了國民黨一方，站到了右派一方，美國這時候起的作用是非常壞的，假如美國當時利用它的力量制止中國兩派內戰，完全可以制約國民黨不發動內戰，但是美國沒有這樣做，美國徹底地站到國民黨那一邊，要完全消滅共產黨。最后不但沒消滅共產黨，反而使共產黨發展壯大，反而把國民黨趕到臺灣。
從此，中國出現了一黨執政的政治體系。一黨執政的政體應當說有很多弊端，甚至現在討論這種政體大家還心有余悸，不敢討論。其實政治學是一門科學，特別是與一個國家命運悠關的科學。由于中國至今沒有走出兩千多年的傳統政體，多黨制政治始終不能上升到科學的高度來認識。
其實擺在中國面前的機會在歷史上曾經有過一次，那就是抗日戰爭期間，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曾想在中國實行美國式的兩黨制或多黨制，并且對蔣介石很不滿意，曾經下令在華的美國將軍史迪威除掉蔣介石，史迪威等想制造飛機失事事件，但由于蔣介石臨時取消了對印度的訪問，這次除蔣行動未能實現。后來羅斯福權衡利弊，聽了赫爾利的話，撤回了駐華將軍史迪威，加上不久羅斯福的病逝，杜魯門副總統繼任后，就使力量的天平徹底倒向了蔣介石。美國完全站到了支持蔣介石的立場上，史迪威那些親共傾向共產黨的一派受到迫害。從此中國走上了徹底的一黨專制的道路。
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的共和政體終于又回歸到傳統的王權專制政體模式。辛亥革命推翻皇權之后，中國一直徘徊在強人政治和領袖政治之中，從袁世凱到孫中山，從蔣介石到毛澤東，終歸沒有走向現代民主的多黨共和制度。1949年，經過半個世紀的爭奪，中國重新建立起皇權專制式的強人政治。國共兩黨勢不兩立的爭奪和內戰，是中國近代推翻清王朝后政治改革和政治選擇的最大敗筆。
那么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后，這個國家出現了一個什么狀態呢？政治天平完全失衡，左派和右派的力量完全失衡，當左派力量沒有右派力量進行制約的時候就會肆無忌憚，向極左方向發展。建國之后我們走了很多彎路，經濟上的彎路和政治上的彎路，犯了很多極左的錯誤。例如，最初的土地改革是將土地分給農民，但不久就通過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把土地收歸集體。50年代中期開始消滅私營企業，先是搞公私合營，后來統統歸國家所有，這是經濟上的極左表現。
而在政治上，嚴厲打擊不同意見，1957年搞反右擴大化，整肅民主黨人和社會不同意見者的聲音，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走上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極端。改革開放以后認識到這些問題，又開始矯正，可是在矯正過程中，又一下子走向極右，打壓勞動群體，削弱普通民眾的基本權利，崇尚金錢權利和特權，弱化對民主自由平等正義的追求，總之，不是極左就是極右，來回翹翹板。這種現象都是因為政治力量失衡導致的，總是在左右兩端極度搖擺。當年文化大革命時無產階級至上，貧下中農至高無上，我們年輕的時候上山下鄉，接受工農兵改造，向貧下中農學習。可是改革開放二十年以后，貧下中農無產階級又淪為社會下層平民百姓，其政治地位一落千丈。
現在我國勞動群體的權利極不完善，1982年修改憲法把罷工權取消了，并且禁止大鳴大放大字報，從此勞動群體和普通民眾失去了合法保護自身利益的政治權利，勞動群體和左派力量遭到了嚴厲的打壓。這樣一種社會翹翹板來回翹，導致各個社會利益翻來倒去。改革后的狀況是出現了精英集團的急速發展，改革的好處大部分被少數精英群體享受了，造成改革發展不均衡，造成社會現在各種矛盾非常尖銳。
所以說現在最根本的問題是要改變這樣一種力量失衡的機制和制度，要建立一個政治力量平衡的機制，要照顧社會上各個利益群體，要讓社會上各個利益群體有博弈和表達意見的機會，這就需要有代表性的團體和組織，如果你不允許新的政黨產生，那么讓工會發揮點作用行不行？總之事情是明擺著的：僅靠一個執政黨搞三個代表是難以完成這個任務的。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任何一派政治力量過分強大，都會出現走極端的傾向。擺在中國面前的是第三次政治改革的選擇，如果說辛亥革命是我國近代以來的第一次政治選擇，那么國共爭奪是第二次政治選擇，時間演進到今天，中國已經面臨著第三次政治改革的選擇。歷史是螺旋型演進的，既有進，也有退，但總歸是要前進的。我認為我國只有通過這三次政治選擇，才能初步建立期現代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這就是我對中國未來政體和政治模式的展望。
七、極權政治下的畸形經濟與社會發展
為什么要進行第三次政治選擇。這是因為在一黨制和單一制的政治模式下，總是存在著政治傾向的極度搖擺。在過去的極左時代就是消滅和改造階級異己分子，搞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斗爭，為的是建立一個理想主義的共產主義。但靠無產階級專政建立起來的共產主義往往帶有血腥味和殘酷性。而今天又在搞另一種專政，精英專政，金錢和資本專政，精英至上，金錢至上，贏者全得。今天的社會競爭非常殘酷，你在這個領域競爭失敗，就只能淪為社會底層。如果你沒有特權沒有社會關系又沒有本事，那么你就會落到失業待業狀態，一文不值，不僅生活和經濟上一無所有，精神也會被剝奪到極點。
如何改變這樣一種發展不平衡的局面，我認為到了今天我們應該在一些薄弱方面做工作。比如說勞動權利方面，這些年來我國最薄弱的領域就是勞動權利。大家看看，中央電視臺、北京電視臺、各家電視臺整天播放的全是企業高峰論壇、財富論壇、財智人物，雜志一天到晚評比中國富豪榜、風云人物、明星，媒體整天宣揚的就是影視圈的大款、大腕、大片，很少有普通的工人農民的節目，也沒有談普通人感受的節目，社會追蹤的全是與金錢權勢有關的人物，好象人活著就是為了這些。沒有平民大眾的論壇，普通老百姓在鏡頭里很少有話語權和露面的機會。
文化大革命的那個時候，強調歷史是人民創造的，因此媒體報道的多是工農兵，各個戰線上的優秀分子，今天，工農兵不見影了。要宣傳就宣傳精英，誰考上什么大學，得了博士，誰拿什么稱號，獲什么獎，誰獲國際體育大獎，都成為社會羨慕的對象，當然還包括演小品也能演出名流，整個社會是一個追星的社會，追星一族也是相當得多。象張藝謀這些著名導演，發展到現在干什么去了？張藝謀去年十月份跑到美國紐約大都會去演歌劇秦始皇了，和譚盾一起搞了一部歌頌秦始皇的歌劇。這種現象表明，影視名流和成功人物當成名之后便會走到人民的反面。看看張藝謀所拍的什么《黃金甲》、《英雄》，這樣一個個大片，都宣揚了一些什么？歌頌了什么？
事情發展到極端就要轉變，物極必反，這是自然規律。張藝謀來自于農民，但是走到現在他已遠遠地走出了黃土地，走到與人民對立的那一面，走到要把秦始皇當作一個英雄來歌頌的地步。秦始皇有什么好歌頌的，秦始皇是中國最無恥的帝王，動用天下才力消耗民脂民膏修建皇陵大墓和阿房宮，把天下的金銀銅鐵聚集起來，打做金人。為尋找長生不老藥，興師動眾，以打造自己家族的萬世基業。這是一個極端自私的帝王。秦王朝的建立耗費了極大的財力物力和人力。秦王朝的統一是以整個人口損失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代價換來的，國力消耗相當巨大，虧空相當嚴重。秦始皇把天下的財寶都運到秦國去，大家可以讀一下賈誼的《過秦論》，秦國一旦占領一個國家，便把金銀財寶都用大車小車拉往西安，沿途掉在地上金銀財寶都當泥土一樣不值錢，扔的一路也不當回事兒。這樣一個封建帝王我們的大導演還在謳歌，好像我們的國家要歸功與這樣一個封建帝王。
目前，整個文藝文化圈已經走到人民的反面，看不到人民，只有惡心的帝王將相，宮廷內幕，勾心斗角，驕奢淫逸。之所以能這樣，是因為人民的力量太弱小了，平民大眾已被壓到角落里了。電視媒體還有人民的鏡頭嗎？所以這樣一種精英社會的狀況，成了我們時代的主旋律，精英加特權成為時代的主要特征。當然，評論精英我們還不能說他們是完全靠特權，有很多精英是靠本事打出來的。比如說彈鋼琴的朗朗，打臺球的那個小伙子，都是經過艱苦奮斗拼搏出來的，我們不能說現在的影星、體育明星是靠混混出來的，他們也是靠真才實學摸爬滾打才能出來。但這個社會又把他們過度地捧到了天上。
所以，今天的社會最大的特點是科舉考試式的競爭加精英和特權，學生就是一級一級地考，只要高分考上去就進了龍門了，另外再加上關系，而關系就沒數了，經商要關系，當官要靠關系，搞教育都要關系，權利無所不在。在關系和權力至上的情況下，就是缺少公民的基本權利，憲法里面即使有，也沒法落實。
這種制度必然造成全社會的趨炎附勢，極度的勢利眼。整個社會都失去了自我，自尊自重的基本人格蕩然無存，再也沒有了儒家文化的傳統：獨立的人格和基本的人格。孔子曾經表揚仲由子路說：“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孔子還說：“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但是今天的中國，傳統的優秀文化傳統再也難以尋覓，一切都是向錢看，向權勢看，享樂主義和拜金主義充斥社會。
八、人民的犧牲、貢獻和承受力是巨大的
勞動群體缺乏博弈的權利，便會出現低工資、低福利的狀況，經濟發展的利潤便要更多地流向政府財政和企業資本。這種狀況可以使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得非常快，當然也存在很多危險。目前，可以說各個國家都沒有中國這么大的經濟增長和投資能力。2005年和2006年我國的投資率大約是48%，或者46%，即我們一年生產出這么多國民財富，拿出46%又投到生產建設里面去。按理說一年生產出的GDP還要消費掉很多，還要花掉很多。但是我們現在消費得非常少，消費比例比六十年代生產救災時還要低。六十年代的最低消費率也沒有降到43%以下，現在的消費率大約是41%，整個國民消費率非常低，很多錢都用在投資上。
這次我到江西考察，發現江西省的投資率竟然高達61.7%，消費占GDP的比重只有30.8%！2006年江西省國內生產總值4610億元，而固定資產投資達到2845億元，消費只有1420億元。這種發展模式簡直達到了世界歷史的極致！整個江西人民節衣縮食把一年創造的GDP大部分用到投資建設上。以南昌市為例，城市已經擴大到贛江北岸，北岸和西岸展現出一條條寬闊筆直的柏油馬路和高速公路，一片片高樓拔地而起，廣場和人文景觀比比皆是，但這些新區人煙稀少，晚上黑燈瞎火，無人居住。
我們這種體制特別具有國際競爭力，你看全國上下，到處都是大樓，到處是工地，我們非常自豪，水立方，奧運體育場，各個大城市都在熱火朝天，地鐵、高速鐵路都在上馬，我們國家的投資實力非常強，也令世界非常震撼。各個國家現在都在以一種驚訝的眼光不得不佩服的眼光看著中國，看著中國如此龐大建設力量，全球60%的吊車在中國的工地上。到2006年底，我國整個在建項目規模是32萬億，32萬億那是多么龐大啊，折合四五萬億美元。這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絕無僅有，任何國家的人到中國來看看都感到嚇人，這個建設規模和速度太大太快了。
這種現象也好也不好，好是可以使國家增添經濟實力。北京2020年之后北京要準備地下鐵路里程達到500公里，超過美國紐約，這非常好，我們誰都希望北京地下鐵路交通四通八達，紐約地鐵里程400多公里，我們國家準備在2020年達到500公里，那就是世界最長的，我們都很高興。京滬高速鐵路也宣布要上馬了，北京到上海五個小時就過去了。但是大家想一想，我們投入這么多，消費很少，消費很少意味著我們收入很少，消費不起。非常多的工薪者拿了工資之后也就維持基本生存而已。他的儲蓄能力不允許大手大腳花消。現在問題就出來了，人們沒錢，不消費，工廠怎么辦？
如果大多數國民沒有消費能力，我們上的這些大項目最后會怎么辦，會過剩，過剩就會出現過去所說的資本主義經濟過剩，過剩之后導致大蕭條等等。我們中國發展的危險就在于投資過剩和生產過剩。從2002年和2003年開始的這一撥經濟過熱，將延續到2008年之后。當這么一大批項目工程上馬建成投產之后，是否能順利地買出去，這是個大問題。假如我們國內的消費力低，消費不起，產品買不出去，可能會導致投資過剩，生產過剩，所以2008或2009年、2010年之后會出現經濟波動周期。
這里邊我們要找一些原因，我們這種高投資低消費的發展合不合理，應不應該，為什么？它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在于我們收入分配太低。我們國家的特點是什么？是資本收入大于勞動收入，請大家注意這個概念。我給新浪網寫文章的時候，有一個小伙子看不懂，他說中國怎么能連西方國家都比不上，西方國家都沒有出現國勞動收入低于資本收入，只有我們國家。我們國家現在是資本收入遠遠大于勞動收入。具體講是什么意思？那就是企業每年拿走的利潤要遠遠高于職工拿走的利潤。這種狀態連英國、美國和在馬克思資本主義最殘酷的年代在西方國家里也沒有出現過。可見我們中國勞動收入低到什么水平，如此低工資狀態，收入分配這種狀態，怎么能導致有消費能力。
我再舉幾個數字，1996年的時候，我們國家企業存款只占GDP13%，到了2005年達到20%，不到十年間，企業儲蓄存款上升了7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居民儲蓄從當年占GDP的20%降到16%。居民儲蓄往下降，企業儲蓄往上漲，這兩條曲線說明大量國民收入被企業拿走，被資本拿走了。這是我們國家七八年來非常重要的特點。企業拿走后，企業就有投資能力，它就有錢可以投資上項目。看看中國企業的財大氣粗，中國企業效益這幾年不斷上升。
九、權利缺失下的國家資本主義高奏凱歌
去年發生了一場爭論，世界銀行說中國企業的效益正在好轉，企業收益率在提高，而國內有學者反對，說中國企業效益差得一塌糊涂，根本沒有像世界銀行說得那么好。實際上中國企業效益的確有極大改善。我作為一個宏觀經濟觀察者，有這樣幾個論據足以證明。第一，在最近八九年期間，國有企業砍掉了五千多萬冗員，通過減員增效把五千多萬冗員推向社會，企業效益怎么能不好轉？這是第一大因素。第二個因素，中國的企業也是特權利益集團，企業是一個組織起來的團伙，只要組織起來就比單個人有力量。所以說企業總是想方設法來賺錢的，什么因素使中國企業還可以取得高效益，就是投資軟約束。這是什么概念？比如很多企業現在投資，就像北京的房地產，北京房地產冒出多少房地產大亨？多少人空著手到北京來，過了幾年就成為億萬富翁。是什么原因使他們都成為大亨，就是投資軟約束。他手無分文居然能搞出一個樓盤，拿一個項目，從銀行貸出一大筆款，然后把房子蓋起來最后賣出去，這就是投資軟約束。
前幾天我從電視上看到一個犯有商業賄賂罪的房地產商，評論員說，負責辦手續的六個政府部門哪一個部門多少把把關，他都不可能辦成，但是道道關都被他攻破，通過行賄等等手段，廉價弄到地，廉價從銀行貸到款，然后把事搞起來了。所以說中國有些企業不是微利，那是暴利。這些老板都知道，投進一個億至少拿回兩個億三個億。
我再舉一個例子，去年江蘇投資上馬一個鋼鐵廠，投資者僅僅是一個擁有三億資金的小鋼鐵廠，他居然投資一個八十多億元的大項目，這個項目叫中央給叫停了，假如不叫停不得了，投資上馬以后，他的投資回報收益率就不是百分之百，而是百分之一千都有了。誰說中國企業效益不好，誰說中國投資回報率不高？他們圈了六千多畝地花了多少錢？一畝地幾千塊錢，如此廉價從農民手里剝奪，這就是我們的企業。中國的企業是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中國什么地方最沒有效益？那就是不會說話的自然資源和無權無勢的平民老百姓。地下的煤可以被亂挖亂采，反正不會說話就只有逆來順受。還有失地農民也沒辦法。
這幾年我們失地的農民達到四五千萬，十年來大約有四五億畝農田劃為工業用地和城建用地，巨大的土地資源都是廉價從農民那里拿走的。成本要素的低價格，導致中國企業高效益。在華的外資企業也一樣，都是在廉價使用中國的資源要素。大家可以看出這種發展模式----透支本國自然資源、人力資源的短期高速發展模式！或者說以透支我國自然資源、人力資源為代價的高速經濟增長和企業高效益。
你有權利是抗議嗎？房地產商要開發一片房子就被拆掉了，釘子戶不拆就硬把他們趕走。我中心的信箱里收到好多社會來信，前幾天收到一個濟南發過來的，說他們一家子被強行趕走，房子被推平。所以中國的發展模式具有和其他國家絕無僅有的優勢。前幾天我開個會，會上湖南三一重工的老總向文波發言，他說我們中國這種國家具有無比的發展優勢，他到印度去一看，印度哪有一個像樣的經濟開發區，農民的地不能隨便占，開發區的邊界就繞著農民的地走，所以開發區沒有四四方方的，都是拐拐彎彎的。好多農民不出讓土地，在印度農民還是有這個權利的，中國的農民有嗎？中國的開發區要想征地，政府把圖紙一劃就行，那就都整整齊齊的。
那個企業家說，我們國家的制度對發展經濟太有利了，我們沒那么多講究，法律保護和人權保障，在缺少法律保護的情況下，有時是可以獲得高速發展。但是往往是損害部分社會群體的利益。這種發展看起來很輝煌，代價也很殘酷。我們從經濟領域來減少我們政治模式。我是把經濟和政治各方面聯系在一起看問題，我先不談基本權利，抽象講一個什么，我們講要綜合起來，人首先要生存、要說話、要公平辦事、要獲得尊重、要有自尊，還要公平，要有正義，要活在這樣一個環境里面。我們人也不是僅僅吃口飯這樣的動物，我們需要發展過程中不但要吃上飯穿上衣服，還要獲得公平和正義，還要獲得公正的對待。可是現在我們發展均衡嗎？農民工一年一兩個億流動，到城市里邊來，如果按照公平工資去給他們發工資，每年至少要補給他們一兩萬億。可是由于他們是外來勞工區別對待，這一兩萬工資利潤就流到城市里去，就流給城市利益集團。談到我們國家當前狀況我們還要把視野伸到城鄉結構，這個范圍來看問題。
我們發展往往是以犧牲一批人的利益為代價來促進另一批人的發展。我們國家巨大城鄉差別到現在仍然不能打破，這在世界上絕無僅有，戶籍制度、土地制度，使計劃經濟下形成的城鄉分割如此牢牢地延續著。說城市化，哪那么容易！現在農民只有在城市打工的權利，沒有在城市享受自由遷徙、社會福利、養老保障的權利。建國之后搞的戶籍制度，把中國人民分割成兩種人，兩個世界，到現在不能打破。現在城市利益集團已經牢固形成，所有制定政策的人都是城市利益集團的人，所以才使這種制度如此牢固地延續著。
前幾天我在北大開法學會的時候，在會上大家講，為什么戶籍制度牢牢存在，說到底就是既得利益集團太強大，要維護既得利益，不能輕易損害既得利益。并且那些法學家自己都知道，他們都是既得利益集團。如果法學家都站出來呼吁打破戶籍分割，取消不合理的戶籍分割，中國的事情會好得多，但沒人這樣做，大家都心知肚明，但就是沒人出來辦事。這就是既得利益集團。我們國家的精英從認知方面非常清楚，但是從行動實踐上沒人去做，因為涉及到自身的利益。
那么這種格局要持續到什么時候？我們不能光看北京這么多豪華高樓大廈建起來，一邊是農民工仍然像候鳥似的飛來飛去，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這種現象。一兩億人口一到過年過節就把交通道路塞得滿滿的。如此巨大的人口流動這正常嗎？人性化嗎？人道嗎？好像我們都習以為常，已經承認了這種現實，甚至認為存在是合理的。但我們沒有從根本上去思考：人的權利都是平等的，工作權利、勞動權利、遷徙權利、生存權利都是平等的。包括接受福利、社會救濟的權利都是平等的。
我記得美國總理羅斯福在1947年時說了一句話：“人人都有免除饑餓的自由。”這是西方國家人性化發展的一個高度，由此產生了西方的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福利制度。由于我們國家是一個封建等級歷史悠久的國家，我們的國民冷漠性非常厲害，這種國民冷漠性，社會不平等性非常厲害，非常多的人心安理得，處之泰然地在不平等狀態中生活生存和工作。包括在企業里社會上，都可以以非常坦然的態度來看著種種不平等的現象，這是我們國民素質問題，從大的政治體制到每一個國民素質都有關系，都有原因。在這種情況下發生一些非常悲慘的事兒是不稀奇的。有些事情的發生并不是社會制度原因，有非常多是個人因素。哪怕有一個人援一把手都不會出現悲慘現象。
江西一個公路邊上有一個受傷者躺在路邊無人管，五天后悲慘地死去，沒人管沒人問，居然有如此的冷漠。我那時候正好在廣州出差，在賓館里房間看電視，看江西電視臺的報道，那個農村村民也知道這個受傷者，村民打電話也告訴過派出所的公安人員，派出所的人開個車來沒找著，就沒人管了。該村診所的醫生去看了一眼，記下傷者家的電話，打了幾次沒打通就再也不打了。最后，五天五夜后，一個小伙子，因為腿部被撞傷了，撞他的車揚長而去，他就死在路邊和村頭。
十、中國要抑制政府的權利，加強平民的權利
所以我們國家發展不僅僅是物質的發展，還要有人性的發展，文化和文明的發展。假如是一個缺乏文明的發展，發展起來之后，也很殘酷。現在世界上其他國家對中國存有戒心，擔心中國的威脅性，擔心中國崛起之后會對世界帶來不好的影響。實際上中國這個國家從歷史上看，其文明非常缺少攻擊性。但一個大國僅僅沒有攻擊性還不夠，還要有人文性、道德性、民主性和公正性。中國不能昭示給世界一種不平等性、等級性和特權性。
我曾經以競爭強度為標準對世界文明進行過劃分，世界上有三大競爭力不同的文明，一種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文化，提倡競爭，這種精神來自何處還不清楚，叫做基督教文化也好，還是現代科學文明達爾文主義也好，反正它現代主宰著市場經濟，它的競爭性非常強。第二個文明是中國的儒家文化，競爭力比較弱，也講究積極入世，但又講究仁義道德，親情倫理。第三個文明完全沒有競爭力，就是佛教和道教，主張清靜無為，與世無爭。縱觀整個人類發展史，就是在這三種文明選擇之下進行的。古希臘的斯巴達就是競爭精神最強的文明，佛教就是放棄容忍，不爭，中國的老子和道教就是無爭。
我前幾天針對一個學者的講話寫了一篇文章，談道家的問題，文章的題目叫做“老子是被歷史證明的無用理論”。我說這句話可能對老子非常不尊敬，老子是被中國人非常尊崇的古代學者，怎么能說老子是被歷史證明的無用理論？正是因為老子“無爭”的理論主張，雖然從哲學上講，無爭之中是有爭，但社會如按老子的方法去做，大家都放棄，大家都不爭，都忍讓，最后導致的結果就是利益和權利都被最能爭的人拿去，所以中國歷史出現這么多惡霸強豪和封建帝王。
中國的封建專制為什么如此強大？就在于有老子這樣的退讓和無爭思想，教導人民不去爭，佛教也是這種思想，教導人民放棄自己的權利，放棄維護權利的方式方法。在這樣的狀態下，只能使專制者和封建帝王的權力達到極致。這是我們中國的政治文明為什么非常專制的原因，也是我們非常值得反省的地方。
我們國家從歷史上看個人權利非常薄弱，主要是古代文明對個人權利闡述得少，研究得少。但為什么這么少呢？恐怕真實的歷史并不這樣，在2000多年以前的春秋戰國諸子百家時代，各種思想都出現過，但到了后代很多被篩選掉，被埋沒。封建帝王為了維護統治可能逐漸淘汰和刪除了不利于自己統治的思想文化。從獨尊儒術以后，其他對帝王專制不利的文化就遭到了屏蔽，最早的人權思想和平等思想都逐漸被屏蔽掉了，但是墨子還是被保留下來。
墨子是真正的平民文化，平等文化。現在我們國家動不動就要搞國學，搞儒學復興，那些不了解傳統的人認為國學復興就是恢復孔孟之道。但我建議大家還是好好讀一下墨子，墨子是一部真正的抑制王權的平民大眾的理論，可是這樣的學說封建統治者是不喜歡的，必然被打入冷宮，而不能成為熱學。統治者喜歡的只能是有利于維護統治的學說，所以儒學被尊崇。
當今的中國社會為什么這么腐敗？主要是把墨學給丟了。大家打開墨子看一下就知道，墨子里面從頭到尾全是遏制帝王權利、維護平民百姓利益的主張。墨學要求帝王節儉去奢，要求帝王不能娶那么多小老婆，帝王死后墳墓不能搞那么大。打開墨子看看，大家就知道其實中國歷史上各種觀點都存在過，好多學問和學者都是非主流，都被淹沒了，而那些顯學、那些被大肆宣揚的主流反而是糟粕的東西。今天的社會也一樣，我們要認清是非，辨別出什么是真正好的東西，什么是錯的。
我今天講話的主題是中國政治的基本方法問題，即必須綜合地思維，綜合地看問題，綜合地來考慮各個社會階層利益集團的利益，不能僅傾向于某一個集團，某一種聲音。作為政府來講，不能成為某一個少數利益集團代言人，政府不能被某個利益集團所綁架和俘獲。
十一、中國必須引進民主的方式
由于影響中國社會的多是被古代封建統治者篩選了的文化，所以民權主義和平等主義十分薄弱，特權思想和不平等精神卻特別嚴重，以至于演變到今天，中國社會出現了空前嚴重的政治腐敗。如果沒有強大的新生力量進行遏制，這一波政治腐敗不知將進行到何時。
由于到處都是腐敗，人民大眾內心積蓄的憤懣已經達到相當的程度。由于沒有抒發的合法渠道，一些暴力的和惡性的事件在這些年里不斷發生。因此，今天的中國，不論是政府還是民間，都必須盡快找出正確的積極的合理的解決問題的辦法。
作為人民群眾應該積極通過自己各種方法來伸張自己的權利要求，維護自己的權利。最后建立起力量和利益平衡機制。假如允許你今天在中國自由辦報，自由地建立電視臺，建臺之后這些媒體是否能和平共處這也是問題，如果給你這樣一種自由發言的權利，你是否不至于把社會搞得一團糟，是否打得不可開交，或打得頭破血流？這是擺在中國面前最現實問題。有人私下發牢騷，今天這不能說，那不能說，政府宣傳部門這么管制那么管制，但沒想到這種管制原因何在。我國家現在存在一大批反對派，海外反對派一天到晚聲嘶力竭。如果現在都放開，讓大家自由發表意見，就不知會出現什么局面，甚至搞得大家不知所措，誰是誰非搞不清楚。所以說擺在我們面前是非常艱難的選擇。我們的人民還沒有民主共和的理性習慣。
到底怎樣從人性上開始做起，今天我們在座都是一個個的個體，既然是個體，如果要講國民教育修養，首先從個人做起，我們怎么做？前幾天我參加一個會，開著開著會，一個學者便拍案而起，指著另一個學者的鼻子大吵大嚷，我認為這種學者的風格是非常不可取的，你再有理也不能對人家那樣。我們要互相尊重，這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時候說把誰打倒就打倒，說批斗就批斗，說拉出去游街就游街。你要尊重人家，其實我們中國現在非常多的人，仍然沿襲著文革時的做法，有的人說別人獨斷專橫，其實自己也很專制。這是個人修養問題和民性習慣問題，三句話說不來就吵起來。
有些學者很少有尊重別人的意識，走到哪總是惟我獨尊，充滿表現欲望。有些學者一參會他一去就沒有別人說話的機會，全都聽他一個人講，這都是一些缺乏他人意識的毛病，不良的國民習慣。要從學者開始做起，從平民大眾每一個人開始做起，我們要善于聽取不同意見，善于平和表達自己的不同意見，善于和別人商討，中國如果不從國民性進行根本改造，就不能做到英國那樣的和平革命。
英國的文明很值得我們學習，他就是攻擊對方，也用非常婉轉和優雅的詞匯，要諷刺別人要說得非常委婉，罵人要罵得很紳士。這倒不一定是文化水平比我們高的原因，而是一種民性，一種交流方式。我們國家現在需要學習這樣的方式方法，否則沒法交流。
我們既要認識到自身的權利，又要意識到他人的權利。我感覺到中國下一步真正的社會進步不僅是GDP增加多少，經濟增長多少，真正標志一個社會進步應該是這個社會的政治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進步。
一個社會的進步的動力其實總是來自社會內部，甚至是底層社會。中國歷史表明，每一次社會改革社會變遷，改革的動力無不來自民間。中國很少有過彼得大帝式的改革，既自上而下的改革，中國近代以來總是發生自下而上的改革。當然80年代以來的這一波改革屬于自上而下的改革，但必須有下面社會力量的配合。
下一階段改革的目標要放在社會文明領域，要使我國的政治體制、政治管理、政治文明變得更科學，更文明，要使人們的交往方式變得更和氣，更協商。我們既然要有個人權利意識，又要有分權和尊重他人權利的意識，既要有互相制約的方式方法，又要有共和共存的目標。堅決揚棄“非我即你”的排斥模式，中國傳統最壞的模式就是非我即你，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民主社會要堅決擯棄這樣一種辦事方法。我們國家歷來就達不成這種共識。抗日戰爭勝利之后，聯合政府沒有建立起來，就是傳統的政治模式發揮的作用。
今天中午我們吃飯的時候，還在說起六四的時候，假如當時激進派不那么激進，不帶著學生跑到廣場鬧事，中國政治發展會比今天好得多，就是有那么一批激進分子，好像他是最先進的，結果導致流血事件。這些問題都是基本的思想方法問題。
十二、警惕強權專制下的奴性主義復活
有一個學者楊小凱先生，他雖然是經濟教授，但花了非常多的時間來研究政治，他臨死之前寫了一篇文章，是他最好的一篇文章，他就介紹英國的經驗，就是各派人士都能坐到一起協商，最后達成一個協議，達到一個共和。我們國家恰恰沒有這樣一種文化和思維，總是不是我為王，就是你為寇，沒有尊重別人的思想，沒有尊重對方的權利的習慣。
現在比如說勞資矛盾，有人當了老板以后，就要無限地剝削雇工，現在看一些企業剝削得非常厲害，進來的打工仔都是廉價的，老板只要能從職工身上撈取，就拼命掠奪剩余利潤。這種現象在中國大量發生著，必然會引起勞資矛盾。可惜我們勞動者的權利被剝奪，沒法罷工權利，沒有工會，沒法表達，一表達就被抓起來，這些年里最慘就是代表工人利益出來說話的人。這種現象完全不正常，最不正常就是這種現象。我們國家不能僅僅是精英表演的國家，勞動大眾要有共同發展的權利。
我們現在不能光要求政府怎么做，而是從每個國民做起，哪怕培養自己的孩子，從說話辦事和與周圍人打交道，都要培養維護自身權利的意識。培養平等、公平的意識，打破傳統封建特權遺留給我們社會遺產，中國社會最壞的東西就是封建特權。仗著老子或權力的權勢為所欲為，橫行霸道，這樣的東西現在社會里大量泛濫。由于缺少民主制衡，中國現在某些領域實際上是在倒退。這種倒退具體表現在什么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的內部關系正在逐漸奴才化、附屬化，不是原來同志關系，也不是平等合作的伙伴關系，而是依附化和奴才化。這是當前社會政治發展的一種結果。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結果？大的政治體制和政治環境使然。在政府里面，誰要不聽領導的，誰要是和領導有三心二意，那就不換腦子就換位子，沒你的好果子吃，所有進這個門的人都要按照這個規則辦，這都成了潛規則。在企業里也是，員工依附老板，人格、尊嚴、平等、地位都沒有了。所以沒有政治發展，沒有工會的力量作用，僅僅有經濟發展，這樣的發展是一種畸形的發展，從政治到經濟都出現畸形狀態。
我們中心網站上曾經登出一個學者的文章，題目是《中國是一個奴隸制傳統深厚的國度》，世界上很少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是一個出奴才的國家，到了清代還有大量的奴隸存在。研究清史就會發現，奴隸制從三千年前一直延續到二百年前。如何打破這些東西，扔掉這些東西呢？真正的人類文明發展就是要取消掉這種東西。奴隸制這種遺產非常厲害。現在整個社會風氣，哪還有什么敢于批評，哪還有敢說真話，很少，大家都說好話，假話。我們的社會很難容忍批評，我們的文明習慣就不允許批評，不喜歡批評，領導就喜歡聽順應的話，誰要是說不同意見那是很難受的，這是我們的習慣傳統。可是美國的政客們是怎么說呢？批評是保障美國民主制度發揮作用的重要因素，一個國家如果失去批評這個國家政治就會出問題，民主的制度就沒法保障。可是我們恰恰害怕批評。這些問題都需要從文明和制度傳統中可以找到。所以，我們現在的輿論都是一言堂，觀點都是一種觀點，這樣非常容易造成一個傾向掩蓋另一個傾向，非常容易走極端，使社會利益產生傾斜。
十三、中國正在拉開第三次政治選擇的序幕，
中國要有理性的民間力量，中國要走出暴民與暴政的歷史怪圈
所以為什么胡主席上任之后一再提出和諧社會，中央政府也意識到這些問題，也意識到我們國家存在著的內部矛盾和沖突，但是僅提出目標不行，還要尋找解決方法。我們的方法是什么，途徑是什么，就是要改變幾千年來延續下來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這樣一種政治文明，說到底是專制文明，要允許人們能表達意見，要互相尊重、互相平等，以平等眼光平等心態來相互對待。由于封建專制歷史悠久，社會上的不平等意識特別嚴重。
我也考慮到這樣一個問題，近代無產階級革命為什么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與舊勢力如此勢不兩立，為什么要和舊世界徹底決裂？也有它的客觀原因，那就是深厚的封建傳統太龐大，必須要有一個堅決與舊勢力進行割裂的新文化來沖擊它。所以說共產黨的文化在近代史上是功不可沒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沖擊和滌蕩了封建專制的污泥濁水，打破了專制傳統，推行平等、自由民主文化，喚醒了平民大眾，使勞動人民得到翻身解放，這一點我們必須要肯定。
但是我們黨內又犯了許多錯誤，特別是成為執政黨后，其性質逐漸發生演變，從人民大眾的黨正在向精英權貴的黨演變，封建的傳統在這種狀況下又在回歸，由此產生了中國政治最大的難題，那就是越固守傳統政治模式，來自社會的對抗越大，但如果放松管制，便可能帶來致命的動蕩。
現在的中國政治就像一個高壓鍋，就這樣壓著，不敢撒氣，一旦撒氣就可能天下大亂，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如何使高壓鍋壓力慢慢釋放，在開蓋之前就把壓力釋放掉。使高壓鍋不發生爆炸，社會不發生動蕩，這是下一步中國政治的大問題。中國的社會改革不可能永遠都是經濟改革，經濟制度建立以后政治制度的建設要跟上去，現在要做準備，怎么做，從什么時候入手，大家心里要清楚。那就是以上我說過，中庸平和，包容，自制，不過激。如果按照這種模式行事，如果中國人民有了這種國民性，中國才會有希望，否則中國會永遠處在“暴民與暴政”的矛盾之中。任何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的，良政取決于良民，暴政取決于暴民。明白了這個道理，大家就應該知道怎么做了。
總之，我們的社會要解決政治力量平衡問題，當前最大不平衡是勞動權利被極大地削弱，中國最需要解決是勞動權利的問題，只有提高勞動權利才能解決國內消費不足的問題，提高國內收入，就可以使中國內需增長，內需增長之后就可以避免中國的資源廉價外流，就可以極大改善中國人民生活水平。但是要想達到這個目標，僅僅靠經濟改革的手段無濟于事，必須訴求于政治手段，即解鈴仍須系鈴人，就像馬克思過去說過一句話，理論的問題還需要理論的武器來解決，政治問題依然需要政治問題解決。只有改善低工資、低收入這樣大的狀況，提高這個群體的工資收入，才能改變整個中國的經濟結構。這就像一個杠桿，撬動這個支點，就能解決一系列的問題。我們像中醫看病一樣找出病根，然后才能真正產生效應。
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的共和政體幾經展轉終于又回歸到傳統的王權專制政體模式。辛亥革命推翻皇權之后，中國一直徘徊在強人政治和領袖政治之中，從袁世凱到孫中山，從蔣介石到毛澤東，終歸沒有走向現代民主的多黨共和制度。1949年，經過半個世紀的爭奪，中國重新建立起單一式的一黨領袖政治，實際上這仍然是傳統政治的翻版。國共兩黨勢不兩立的爭奪和內戰，是中國近代推翻帝制后政治改革和政治選擇的最大敗筆。
回顧我國近代歷史，可以看到任何一派政治力量過分強大，都會出現走極端的傾向。因此，新世紀的中國政治選擇，要堅決擯棄極左和極右，壯大中左和中右的力量，走中間路線。
目前，擺在中國面前的是歷史性的第三次政治改革的選擇，如果說辛亥革命是我國近代以來的第一次政治選擇，那么國共斗爭可算做是第二次政治選擇，時間演進到今天，中國已經面臨著第三次政治改革的選擇。歷史是螺旋型演進的，既有進，也有退，但總歸是要前進的。我國只有通過第三次政治選擇，才能初步建立起現代民主共和政治制度。這就是對中國未來政體和政治模式的展望，但中國必須要有理性的民間力量和理性的政府，中國的政治進步既取決于理性的政府，更取決于理性的民間力量配合，兩者缺一不可。
中國正在進行第三次政治選擇，然后第三次政治選擇必須具備和創造條件。從多黨合作的角度看，中國已經具備了政治協商的民主機制，但還缺乏競爭機制。中國共產黨與臺灣的國民黨已實現了第二次握手，再也沒有政治協商的障礙了，剩下的問題是民間力量的合作和新的民間力量的興起，以及新的政治競爭問題。
在這一歷史時刻，中國必須要有理性的民間力量，譬如象我們觀察中心一樣的民間智庫。中國的政治進步取決于一個理性的中央政府，更取決于一個理性的民間力量配合，兩者缺一不可。這就是我最后要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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