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毓海烏有之鄉講座

主題：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

主講人：韓毓海（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其新著《500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致力于“以中國為本位”去觀察和描述最近500年世界歷史的變遷，探詢當代中國的“世界”觀，并以史料豐富，見解深刻著稱。）   

主持人：

講座開始，先提醒大家遵守烏有之鄉大講堂的秩序，不要打斷老師的講話，不要交頭接耳，不要拍照和錄音。

世界是我們的，做事要大家來。有好書，有朋友，有思想，有責任。現在先介紹一下韓毓海老師的情況。

韓老師現在是北京大學教授，任教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并曾任紐約大學教授，東京大學教養部特任教授，著有《二十世紀的中國 學術與社會 文學卷》、《天下：江山走筆》等。韓老師還曾擔任多部電視劇編劇，其中有表現錢學森、鄧稼先等老一輩科學家的《我親愛祖國》，先后獲中國電視金鷹獎、飛天獎，和五個一工程獎。還有再現毛主席《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描述的波瀾壯闊的《星火》，曾經創2007年央視收視率第一，這一收視率至今未被打破。

最近韓毓海老師出版了《五百年里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這本書致力于“以中國為本位”去觀察和描述最近500年世界歷史的變遷，探究當代中國的世界觀，被張旭東老師稱為“一部新的《甲申三百年祭》”。

對中國人民的歷史命運，歷來存在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說輝煌燦爛，但是1840年由于西方的入侵，然后衰弱了，落后了。另一種看法是說這個文明從根本上一塌糊涂，千年來都是專制和獨裁，因為必定要被現代文明所替代，拋棄。但是真實的中華文明到底是怎么樣呢？500年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又是怎么樣呢？中國逐步衰落的真實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韓毓海老師將通過今天的講座為我們做出解答。

韓毓海老師今天講座的題目就是《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

韓毓海：

謝謝各位朋友，也謝謝烏有之鄉，把2009年最后一次向公眾討論和匯報的機會給了我，看來我真的是和烏有之鄉關系不一樣呵。不過同時呢，剛才主持人說的有一點我不是很同意，什么不要交頭接耳啊，不要隨便提問啊，――怎么還有這個說法呵。我們就是一個學術討論式的談話，我的一些想法當然不一定很成熟，即使丑媳婦也不怕見公婆嘛，不對的地方，大家批評，討論。

今天討論的是一個關于歷史的問題。我現在總想起，毛主席在延安的時候，講過一個很有名的話，他說的也是歷史的問題，我覺得這個話對我們今天可能更加有意義，他當時說，我們現在有一個不好的風氣，就是言必稱希臘，而且對希臘呢也不是真了解，就是希臘是什么、是怎么發展、怎么變化的也搞不太清，喜歡言必稱希臘，但又不知道希臘的歷史，就以為希臘是天上掉下的烏托邦，對自己的歷史呢，就更是忘記了，或者不知道，研究我們自己中國的歷史的風氣是不濃厚，總結我們自己歷史的經驗的風氣，也是不濃厚的。歷史全在發展和變化，沒有發展和變化的視野，就會把一個東西看死了，看絕對了，這就是對歷史的拒絕。他特別講到了經濟的問題，他說我們從1840年以來，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買辦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有了將近一百的時間了，可是我們可曾出過一本真正的具有中國特點的、可以描述中國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的歷史著作？這類著作，毛主席當時說并沒有。因此他說我們現在的理論水平，現在經濟方面的理論水平是不是很高了呢，他說絕不可以這么說。這是很著名的話。這是1941年，在《改造我們的學習》這篇演講中說的。

這個話對于我們今天來說，我覺得有著更為深刻的意義，因為完全就像是針對我們今天說的。第一，言必稱希臘，現在自然是言必稱“歐美”了。但這個歐美，在很多人那里，也是一個非歷史的烏托邦，比如說并不知道：所謂“歐洲”的產生，起碼在地理上是很晚才有的。“歐洲”起初是什么呢，是羅馬帝國崩潰后的，或者說是造成羅馬帝國崩潰的周圍那些叛亂的帝國邊疆省份的殘余。歐洲很長時間是什么呢？按照哈佛大學一個政治學教授Kenneth Minogue的說法，在公元1000年以降，所謂“歐洲”是由一個個逃難部落構成的：匈奴人、格特人、西格特人、盎格魯人、法蘭克人等等，當時只有一種東西可以把那些零零散散的部落構筑起來，那就是基督教，所以他說，很長時間，歐洲是窮得只剩下精神了——意思是就只剩下基督教。

“歐洲”在歷史上的真正產生和美洲的發現密切相連的。當西班牙人所謂的“發現了美洲”之后，歐洲的逃難部落才真正的擁有了一塊占世界很大面積的固定的領土和家園。所以歐洲人就把美洲定義為歐洲人的美洲，因此叫作“拉丁美洲”。我們今天看，從那以后，世界的地理和地圖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在中國可能沒這個感覺，一出國之后，就會發現世界地圖很不一樣。因為這個世界地圖是以歐洲和美洲為核心的，歐洲和美洲之間是很近的，就隔著大西洋，歐美幾乎是一體的。亞洲呢，那就在很邊緣的地方了。中國呢，那就是一個很遠的地方了，所以才叫“遠東”。這個世界地理的觀念，其實是在很晚才產生的。具體就是在1500年之后，歐洲的逃難部落第一次發現美洲那么一大塊土地，就把它定義為拉丁人的美洲——拉丁美洲、拉丁文化的美洲，在此之后，才有了世界地緣意義上的歐洲的觀念。歐洲的發現，其實是伴隨著美洲的發現而產生的一場地理大轉變。歐洲人恰恰是通過發現美洲才真正發現了自己。

因此，我們看大部分的世界地圖，歐洲和美洲是緊密聯在一起的，也是處在世界地圖的中心位置的。這樣一種圖示世界的方式，據洪業先生的考證，是在1584年由傳教士利瑪竇和福建人合作的《坤輿萬國全圖》中第一次被傳入中國，但是這和中國（不單中國，還有印度）所理解的“世界”有很大的差別。因為我們現在用的世界的這個詞，是佛教的詞匯，是所謂“大千世界”意義上的“世界”。佛教也把這個世界分為四洲：東勝神洲、西牛賀洲、南瞻部洲、北俱盧洲。亞洲這塊大致是南瞻部洲，世界是須彌山的自然延伸，也可以理解為是指喜馬拉雅山向四周的延伸的空間，當然，在這個世界里，包括印度、中國，甚至尼泊爾都處在很重要的位置，相反，歐美反而處于很邊緣的位置。可是，我們今天就沒有這個世界觀了。我們早已經喪失了歷史的視野，因為我們已經把“歐美”和歐美主導的世界，作為一個天然的概念接受了下來。

我們今天之所以總是言必稱歐美，言必稱歐洲，這就是我們喪失了一個站在喜馬拉雅山那個高度去觀察這個世界的自信。當然啦，過去也有，比如康有為，他在戊戌變法失敗以后，到印度的大吉嶺去寫了一部很著名的著作，叫《大同書》。他從中國文明和印度文明糅合的角度來批評歐洲近來才興起的那個資本主義的文明。這構成了《大同書》的核心。由于他有這個自信，才能提出一個與眾不同的“大同”世界觀。

總之，言必稱希臘，言必稱歐美，但對歐美形成的狀況卻沒有一個歷史性的認識。不了解歐洲其實是很晚近（公元1500年之后）才產生的一個東西。比如粗線條地說：什么是歐洲呢？公元1000年的時候，歐洲就是那個羅馬帝國崩潰以后的殘余，或者是導致羅馬帝國崩潰的邊疆省份。如果羅馬帝國是大唐，那么后來被成為“歐洲”的起源，其實也就是安祿山、史思明之流，就是搞叛亂的那些邊鎮。這之后，歐洲就是各種流浪部落的一個總稱，只好用一個基督教文明把他們統一起來。只有當1492年之后，拉丁人，西班牙人發現了美洲之后，歐洲才有了那么大一塊的地，這塊地被命名為“拉丁－美洲”。我們除非了解歐洲形成和興起的這個歷史，才可以“稱歐美”，歐美也只有放到1000年以來、特別是1500年以來這個歷史環境當中，我們才能認清楚。所以那個言必稱希臘，言必稱歐美，是一個非歷史的知識。

同時呢，我們對我們自己的歷史的了解，更成問題。最表面的問題就是說，研究中國的人，我們只研究中國，對世界的問題不太了解，這當然還是一個小問題。更主要的是，這個體現在（也是毛主席說的），我們中國的經濟的理論和經濟的研究，往往沒有歷史的視野，特別是經濟史的水平比較差，搞經濟的人，往往只是從一些抽象的概念出發，這些概念在他們看來好像是天經地義的，而不是在具體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產生和發生作用的。而不知道歷史的人，說話往往就很絕對，但好處是聲音特別大，因為沒有歷史觀念，自然也就很容易天然的得出一些自以為天經地義的看法。

比如說，耶魯大學的陳志武教授，他是很有名的經濟學家，寫了一個書，叫《金融的邏輯》，也很暢銷，我前兩天學習了這個書之后，嚇了我一大跳。我說我的天哪，這個耶魯大學的教授，可真不得了啊。為什么不得了？當然首先是因為他講了不少大實話，比如他說概率論沒有什么了不起，無非是想用數學的辦法來算出投機成功的幾率有多大，但實際上，市場風險、特別是金融市場的風險不是數學工具能算得出來的，――這對于那些把經濟學吹成建立在數學基礎上的科學的說法，當然是個很大的嘲笑。還有，他說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不是沒有財富，而是沒錢，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有很多財富，那個時候所謂中國的“窮”，不是說中國沒有財富，而是說沒有把財富統統變成錢、沒有把真正的財富變成“紙上的富貴”、變成鈔票而已，這個說法，恐怕也會使那些把新中國的前三十年說成“人間地獄”的糊涂蟲們很不自在。作為一個著名經濟學家，陳教授確實敢言，比如，他說中國過去改革開放前是有財富，只是有政策管著，不能變成錢而已。這個話就很有意思，別人恐怕還真不敢這么說，或者不愿這么說；他接著又很精彩地說：改革開放不能簡單地說是創造了財富，而是創造了錢，當然還創造了債務，創造了透支未來的方式，我們主要的工作就是把這個財富變成錢了。怎么變成錢了呢，他說我們通過四種方式把財富變成錢了：第一個是，我們把國有企業賣了就變成錢了。第二個是，我們通過賣土地就變成錢了。第三個是把個人和家庭，把他們的未來給賣了，又變成錢了，第四個是，把政府未來的財政收入當債券發售，把未來透支了，更變成錢了。不過他說現在還有阻力，就是賣得還不徹底。等政策全面開放，把所有的財富都賣成了錢，把未來也都統統透支了，中國就變得非常非常有錢了。簡而言之，這個窮得只剩下錢的中國與世界，就是陳先生的理想。

可惜，陳志武教授的理想，早在上世紀的40年代，就被一個德國女思想家說成是人類的末日，甚至被她說成是一種法西斯主義式的資本主義，這個人叫漢娜 阿倫特，大家知道，她是海德格爾的學生，她的名言是：資本主義乃是一個徹底的“無財產社會”，因為它要把一切人類財產都變成紙上的富貴――就是鈔票。由于鈔票不是財富，也不是財產，因為鈔票的價值是隨時變化的，是水一樣嘩啦啦流的，轉瞬即逝的東西，所以，那些手里有一大把鈔票、債券的人，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讓鈔票保值，于是他們要么投資地產，要么要投資股票，因此，所有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末日，都是與房地產和股票的泡沫一起到來，因此她說，在資本主義的邏輯里，埋藏著要消滅一切人類財產――無論是公有還是私有財產的邪惡邏輯。而比阿倫特還要早得多，另一位偉大的德國人――依曼努爾 康德在《永久和平論》中指出：英國人與荷蘭人發明了一種野蠻的毀滅制度，這種制度就是戰爭國債，它使這兩個小國能以不斷借債的方式，得以超出其國力數十倍的能力不斷發動戰爭，同時又以戰爭和掠奪別人財產的方式來壯大和發展自己，康德說：歐洲的金融制度，就起源于戰爭融資制度，而戰爭國債的方式，對世界和平構成了永久威脅。眾所周知，不久前，一位芝加哥大學的法學教授在競選美國總統時說了同樣的話，他說：把美國推向空前的經濟危機的，不是哪一屆政府，不是哪一項具體的政策，而是一套完整的、根深蒂固的“經濟哲學”，這套經濟哲學最荒謬之處是聲稱：一個人、一個國家可以通過負債和透支未來而變得無比強大。而正是這樣一套經濟哲學摧毀了美國。――而這位法學教授就是今天的美國總統奧巴馬。

但是，陳志武教授卻告訴我們說，美國人為什么這么有錢？是因為美國人特別聰明，他們早就知道應該怎樣去“負債”、透支。美國為什么這么先進？就是因為他們產生了一個負債經營、透支未來的優秀制度。為什么美國會產生負債經營的制度呢？用他的話說就是：美國的文明太先進了，它天生了自由和法制，養育了勤勞和自立的民族性格。反之，中國人沒錢，就是因為文明有問題，中國人膽子小、不敢負責，結果造成中國人不敢負債，不愿自立，而是一切靠家庭、集體、靠社會、靠國家。所以干脆受窮。

我想，如果阿倫特、康德再世，他們讀了陳教授的書，會有什么想法，如果這書翻譯成英文，奧巴馬教授讀了，他會有何評論？慚愧得無地自容也未可知。一方面，陳教授似乎不太可能比阿倫特和康德更了解歐美歷史，――不但陳教授不可能，恐怕誰也不可能，而且，好像他也不太可能比奧巴馬教授更了解美國，如果那樣，去年的11月4日被選上總統的就可能是陳志武而不是奧巴馬，但是，另一方面，陳志武教授卻被今天中國的經濟學家們推薦為“最懂得歐美和經濟學的人”，甚至比歐美自己還懂自己，所以看到他的書，我一方面是嚇了一大跳，另一方面是設想這個書如果被歐美的明白人讀了，究竟是個什么感想。他們會怎么看今天的中國和中國的經濟學。

所以，今天想起毛主席講的那個話，我覺得對我們今天從事學術研究的人也好，教書的人也好，是一個很大的警醒。起碼這三條，第一，言必稱希臘，即使你言必稱希臘，言必稱歐美，關于歐美和希臘的來歷、利弊，你真能說清楚嗎？第二，對我們中國的歷史，對我們的傳統缺乏了解，也不愿意研究。第三個呢，就是我們以歐美通自居的經濟學家，沒準在奧巴馬這種明白人眼里，可能真的就是“特傻特天真”。毛主席說是一百年以來，現在是兩百年了，這樣的情況，也沒有根本的改變。我覺得這是我們今天需要糾正的學風，但是要糾正，也要從很具體的學術工作來做。

順便說一下，我當然尊重陳教授，而且他對金融問題的很多見解我是贊同的，比如他說中國不是沒有財富，而是沒有錢，這個說法很明快，但是“沒有錢”的說法實在太簡單了，實際上，應該說是“國家沒有解決好貨幣主權”的問題。對于這個問題，我們下面將要具體的討論。

我今天講的這個所謂1500年以來的中國的歷史狀況，大體是圍繞這么一個核心，主要就是兩件事：即所謂“唐宋之變”和“明清之變”。

先講什么是唐宋之變。研究中國歷史，我們應該承認，現代以來，研究得最好的，就是日本人。這在有些中國人看來可能覺得是一件很恥辱的事情。日本人有長處啊，就是近代以來，日本首先有了解、研究中國的動力，說白了是想掠奪中國。第二個，是很方便。就是日本的文字（假名）與漢字相近，是從漢字借來的。第三是有條件。真是有很好的條件，國家很支持投入，學者也下了很大功夫。因此現代以來，研究中國歷史，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在日本形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學派，叫作京都史學派。當然，郭老郭沫若也是在日本研究中國，他取了日本中國研究的長處；梁啟超、章太炎、魯迅，也都是在日本期間，做了很著名的中國歷史研究。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最終形成了一個很大的中國研究學派，這就是我們下面要介紹的京都學派，到今天，源遠流長，內藤湖南、宮崎市定、濱下武志、杉原熏，幾代宗師，如今傳到第五代了。這是很了不得的事情。當然，現在，美國有加州史學派，雖然也不錯，比我們強，但學問功夫比京都史學派還是差得太遠了。所以，我們一想到這樣，想到我們對自己的了歷史，我們中國自己的歷史，搞不過日本人，也搞不過美國人。這個就是毛主席說的，我們得加油了。

京都史學派對中國歷史的一個最重要的見解，也就是唐宋之變。提出這個看法的兩個主要代表人物，就是這個學派的第一代創始人和第二代的傳人——內藤湖南和宮崎市定。這個內藤湖南和宮崎市定講唐宋之變，總體的意思是說，現代，――世界的現代，開始于亞洲；世界的現代，開始于中國。世界的現代開始于中國的唐宋之變。也就是說，在公元1000年之前，中國已經帶動亞洲和世界向現代轉變，這期間，中國很大程度上已經開始變成了一個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了。這個想法是非常嚇人的。因為五四以來，我們自己總是說中國要實現現代還不知道要猴年馬月呢，今天我們的學者們還是認為中國乃世界上最落后、最黑暗的舊社會，但日本人竟然說我們那個時候（公元1000年）就發生了現代，而且比歐洲要早得多了。

這個看法當然不是胡說的。是建立在很重要的學術證據和理由、扎扎實實的研究基礎上的。第一，從經濟上來說，所謂唐宋之變向現代轉變的一個標志是：中國在從唐向宋轉變的過程當中，產生了從實物經濟向貨幣經濟的轉化。這個突出的代表，大家知道王安石變法，熙寧變法的一個核心，其實主要就是利用公幣和貨幣的杠桿來調配資源。這是王安石變法的一個重要的核心。宋代也是全世界上最早、最系統、最完備發行國家貨幣——紙幣（交子）的一個朝代。因此，這個貨幣是屬于國家能力的體現。國家用什么東西來調控經濟呢，最厲害的辦法就是用國家貨幣了。這個東西太現代了。

什么是貨幣？安東尼·吉登斯寫了一個小冊子，叫作《現代性的后果》，所謂“現代性的后果”，他的意思是說，現代性是一個“出乎意料的后果”，意思是誰也沒想到歐洲會產生這樣一個高風險的社會。人們一下子被從既有的社會關系中連根拔出，進入到彼此競爭的陌生人社會中，現代社會的風險首先與貨幣有關，他其中講到貨幣，他說，貨幣是一個“脫域”的機制，它可以脫離具體的時間和空間，可以超于時間和空間之上，托架出時間和空間，即貨幣可以使得我們跨地域去支配和調動資源，貨幣更可以使我們擁有去透支未來有這個功能。可以買空賣空。因此呢，國家用貨幣的方式，可以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來對經濟、社會進行調控。比如說，我們要是實物經濟的話，大家要關懷一下烏有之鄉，比較容易，因為運多少干糧和礦泉水來就可以了，但是，烏有之鄉要是辦在云南呢，我住在北京，那只能說匯多少錢去，就不用運礦泉水了。這個又快又靈又好，中國由實物經濟向貨幣經濟的轉化呢，確實在宋代發生了。就是說，國家調控社會、經濟的手段變成了國家貨幣，而不是實物。這在世界上是非常非常早的。這是一點。

第二點呢，中國在唐宋之間發生了由爵位制度向科舉制度的一個全面的替代。大家知道，我們中國歷史上有一本很重要的一本書，叫《周禮》。《周禮》是什么書呢？《周禮》很神的。比如汪暉老師寫了很厚的三卷書，其中很多部分是在研究《周禮》。簡而言之《周禮》是一本官書。就是講如何分配、設置官職，中國的政治學的產生很早，這個政治學里頭是講如何按照官制和官的分配方法來設立一個政治制度。《周禮》就是這樣一本官書，同時，它也是那個關系的“關書”，就是說我們應該怎樣來通過搞親戚關系來設立一種社會關系。因此，《周禮》代表的是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其核心又是貴族制度。而說唐代到宋代的一個轉化，我們就會看到，那個時候爵位（公侯伯子男），親王貴族，開始不重要了。重要的變成了官職。就是在唐朝以前，官和爵還是聯系在一起的。我們不妨舉個現在軍隊的例子：65年、66年的時候，毛主席就說，我們這個軍隊不要再搞這個軍銜了，這是什么意思呢？有軍銜制的軍隊，好像就是爵位制度，就是說，你既是一個什么長，連排班長，同時你還是一個將軍、校什么的，前面是官，后面是爵，合在一起就是典型的封建爵秩制。可是到了宋朝以后呢，官和爵就脫離了，就很少在一起了，官就是官，不再是分公侯伯子男，你是團長就是團長，不再封你一個上校了。過去，所謂的貴族制度，這兩個是聯系在一起的，到了宋代，這個制度，就是爵位的制度，開始為科舉造成的這個官位取代了。而且，這個東西到了明朝中期以后，就更徹底了。怎么說呢，就是明朝以后（我后面還會講到），那個時候國家有了銀子，從美洲進口了大批的銀子。有了銀子，國家就可以給這些官員直接發俸祿，發錢，就不需要再用實物獎勵了。過去是怎樣用實物獎勵、支配官員呢，給你耕地，所以你當官，你就有職田。從明代以后，國家有了銀子以后，直接發錢，那個公田、職田就不行了。這樣很多小地主，就可以通過科舉爬上去。所以這又是一個變化，政治體制、貴族爵位制越來越淡化，沒有爵位制的作用了。

第三個呢，這個是很好玩的，就是宋代面臨的邊疆問題比較嚴重，遼金西夏，虎視眈眈。比如宋代兩位接踵而至的賢相，仁宗時的宰相，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他原來就在延安附近打西夏，因為戰功，加上他和韓琦是哥們，結果做了宰相。神宗時代的宰相是王安石，兩位前后宰相，他們執政都主要是考慮這個邊疆的問題。所以，他們面臨這么嚴重的邊疆問題的時候，特別是要打戰，因此就非常著急考慮一個戰爭與國家稅收的問題。形成了如何在戰爭當中，通過稅收來增加國家能力這樣一種思路，這從范仲淹、王安石，都很清楚。因此，這樣一個在與遼金西夏相對抗中所形成的國族的觀念，和通過稅收來建國、增加國家能力的觀念，是非常現代的。

第四個呢，就是在文化的所謂的平民主義。我們知道，在宋代的時候，老百姓的文化活動是空前豐富起來了，我們現在所謂的說書啊，郭德綱啊，看戲啊，那個時候都有了，文化平民化了。過去，老百姓的文化活動是什么呢，就是跟著地主，地主就是族長啊過節，過節的時候無非是祭祖祭神而已。可是到了宋代以后，即使在過節的過程當中，在群眾聚會的過程當中，文化娛樂式的活動，就多起來了。以唱戲、郭德綱為主，祭祖祭祀反而為輔了，這種平民式的文化和文化活動，是文化世俗化的重要標志。

所以，上述四點的變化，從經濟上說，從實物經濟向貨幣經濟轉變，交子的產生；爵位制的退隱和科舉制度的逐漸成為主導；通過戰爭稅收來建立國家、增加國家能力，以及平民文化活動的繁盛。僅說這四點，當時全世界當然都沒有。它卻一下子在中國產生了，當然造成了一系列的后果，首先就是經濟急劇的繁榮。法國的大漢學家謝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一書中），好像是吃飽了沒事干，仔仔細細研究了東京汴梁南渡之后杭州的日常城市生活，他連那個老百姓怎么買水用水，每天汴梁老百姓吃多少魚，吃多少菜，他都研究得很清楚。他感嘆說，這個日子過得實在太好了，全世界都不可想象，怎么當時的中國就這么富有，經濟和生活搞得這么好，不是一般的好，而是那么有格調、有品味――生活的審美化。所以，唐宋之變，就說中國社會在那個時候發生了現代性的轉化。按照內藤湖南和宮崎市定的看法，在人類世界上，中國率先走向了現代。而歐洲那個時候，還是流浪部落。還在分成200個國家，彼此混戰呢。我們后來稱之為現代的貨幣經濟，市場制度，那個時候在中國已經很繁榮。咱們耶魯大學的陳志武先生竟然說中國人咋就不知道賣東西，怎么會呢，中國宋代時候就會賣了，謝和耐研究的清楚著呢：連杭州城的水都是買賣的，沒有一樣東西是不買賣的―――怎么還會不知道賣東西！

中國率先走向了現代，宋代就發生了現代性轉變，這個日本人贊嘆得不得了。他們說，中國率先突破了，我們日本跟著也就突破了。為什么他們日本跟著中國就突破了？他說，中國人有一條了不得，就是我們前面說的：中國人的政治邏輯是周禮，周禮是什么呢，復雜得很，但說簡單了――周禮是親戚關系治天下，周天子和各個諸侯是親戚關系。這套邏輯，到了中國進入現代以后，中國人就把這個親戚關系用于處理對外關系，從而形成了一個朝貢體系。

怎么叫朝貢體系？這個很多人研究得很細，事情本來還清楚，經學者們一說，很厚很厚一本書寫出來之后，大家反而不知道什么叫朝貢體系了。這里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大家看過《紅樓夢》，那個劉姥姥啊，進大觀園，這其實就叫朝貢。劉姥姥實際上是來要點東西，要經濟援助的，但是她不說是來要經濟援助的，她說是來走親戚，來串親戚的，來認親戚，所以《紅樓夢》 這一卷最精彩就是王熙鳳接見劉姥姥那一段——

 王熙鳳說，哎呀，這長時間不走動，這得怨你，為什么怨你？因為你不來走動，別人知道還以為是咱們富了瞧不起窮親戚了，你老也不來，你這是該怎么稱呼啊，我這也不敢稱呼了，你到底是比我大還是小啊 ？

劉姥姥馬上就說，您是我姑奶奶，―― 王熙鳳是她姑奶奶，大家都知道，這很逗的，當不得真。王熙鳳就說，既然如此，下邊這些衣服，你都都拿著。劉姥姥就說，這衣服不敢穿啦，這衣服能隨便穿嗎，這衣服得拿回家供著，我倘若穿上這衣服就穿錯了禮法了。

中國這朝貢，其實也是劉姥姥進大觀園。中國周邊的這些國家，包含日本在內，他們通過到中國來來串親戚來認親戚的方式，來獲得經濟援助和經濟獎賞，或者從事國際貿易。好像劉姥姥帶來了許多農副產品，鳳姐姐回贈衣服金錢一模一樣，這其實是經濟交換活動。不過每次都要給一套衣服，這也特別關鍵，因為中國外交，過去麻煩著呢，好比過節的時候家長領著大家穿著各色不同的衣服 ，去拜祖宗，因此這個衣服很重要，靠衣服來區別親疏遠近，這是禮治的重要內容，所以每次朝貢國來了，都要獎賞衣服，實際上人家惦記的是經濟利益，不是那個簡單的儀式。這個過程當中，中國就開拓了對周邊海上，包括琉球、日本等等之類的貿易。大家來干嘛呢，不是簡單的走親戚，實際上是做生意，實際上來中國要經濟援助。但是，人家劉姥姥要說就是來串親戚，咱們是親戚。所以這一套邏輯，這一套《周禮》的邏輯，驅動了以中國為核心的國際貿易和經濟關系的確立，日本是在“脫亞入歐”之后，在明治維新之后，傍上歐美大款之后，有了更有錢的洋親戚，這才力圖改變這種朝貢關系的。

其實今天我們的韓國朋友現在還在搞這套古意盎然的邏輯，我在韓國聽一個韓國的教授，最通俗地講《周禮》，不講那么很深的道理。他一句話就把《周禮》的真諦說到了，他舉日本的例子，他說這個日本不像話啊，你看，韓國是他的哥哥，中國是他的父親，這個小子他欺負他的哥哥，還打他的父親，這怎么得了！這套邏輯的基礎就是《周禮》，我們東亞各國之間是親戚，你破壞周禮，這怎么得了？

我們東亞之間是親戚，日本很長時間其實也是講這個的。你知道《馬關條約》的時候，李鴻章和伊藤博文有一個很著名的談話。李鴻章一看這伊藤，怎么搞得，你衣服穿錯了，因為伊藤博文穿著西裝就來了，伊藤博文說，方便而已。你窮了，我為什么還認你這個親戚，不過伊藤博文那個時候還說，我們之間是遠親，日本，和朝鮮、中國之間，是遠近不同，朝鮮中國之間是近親，我們之間是遠親。說是這么說，不過李鴻章那個時候，即使是遠親，但是已經明算賬了，人家還是把衣服給換了，不承認你這個五服了。到了“脫亞論”之后，日本就徹底變了。他那個邏輯就不是所謂的《周禮》的邏輯了，就變成了文明與愚昧，先進與落后的關系了，而不是遠近的親戚關系了，人家跟歐美排了宗譜了。當然，現在日本又開始要搞東亞共同體了，又開始搞親戚，又要回到《周禮》了。為什么，中國好像又闊了，來認親戚，背后還是經濟利益。

總而言之，這個邏輯就說，中國率先進入現代，同時，中國又用《周禮》的方式，推動了周邊的世界上最早的跨海洋的長途的貿易，但是它當時不叫貿易，叫走親戚，就像劉姥姥進大觀園，我來串親戚，實際上是來要東西、做生意――這就是朝貢貿易。

唐宋之變，中國率先現代，同時中國又通過串親戚為名的朝貢貿易，推動世界走向現代，這是很有意思很震撼的觀念。所謂很震撼，主要是對我們自己來說，因為這個看法，除了我們中國的學者不知道，或著不大知道，全世界只要研究中國的人大概都知道。

所以上世紀80年代，我出國去的時候，他們很謙虛啊，日本人說，你們早就率先走進現代，我們跟著你們走進去的。到美國，我說我們搞了30年閉關自守啊，美國人卻說：你們還閉關自守？你們到非洲修鐵路，往越南運軍火，聯合國都讓你們占領了――你們還閉關自守？

但是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說：唐宋之變為什么沒有完成，中國為什么更沒有沿著它所開創的現代道路，一路走進資本主義，走向帝國主義？你中國很早就進去了現代，那為什么在1840年后，簡直就不成樣了，一下子就好像回到前現代去了？

對這個問題最簡單的回答，就是你跑第一，不見得老跑到第一，因為這也不取決于你，如果有人不愿跟你跑，另發明了一套跑法，而且人家的跑法占了上風，又被陳教授這樣的裁判認為那才是天下唯一正確跑法，那我這中國道路就是世界最后一名了嘛。但是這個說法恐怕不成，你作為歷史研究不能憑這樣這一句話，歷史研究必須面對復雜，就需要對中國歷史下點功夫，但是中國那個歷史，也確實復雜。因為時間的關系，我只是簡單的講一下，從那個時候起，中國重要的改革，因為在唐宋之變以來中國走的道路，是跟中國歷史上、跟我們知道的那些重要的改革有很大的關系的。

唐宋之變，就是以宋變唐，變唐的什么呢？唐最了不起的是租庸調制。什么是租用調制，認真說起來起碼也可以寫篇一萬字的文章，但是核心是這樣——租庸調制是這么一個偉大的發明——它把籍（戶籍）、田和稅收三者合成一個，按照戶口授田，按照田收稅，一條龍。唐太宗這個制度是非常了不起的。租庸調制是把唐朝推向盛唐的基礎，走向盛唐，靠的是這個經濟基礎。那個時候，唐太宗手上田很多，可以編一個戶口授田，每一個18歲的壯丁授田一百畝，其中80畝為口分，年老要還官，20畝為永業，即永遠歸個人，我們今天是多少，平均每人1.4畝。可見唐太宗老人家手里很有資源，唐太宗那個時候一下子授一百畝，而且，這一百畝耕到六十歲退休了，就可以在家里喝酒，18歲叫丁，60歲叫老，60歲后國家養著你就叫養老。這就是戶籍，田，稅合在一起的好處。而且我們知道，漢以前，中國的稅是十一而稅，孟子就稱道說是王政了，漢更好點，十五而稅一，到了人家唐太宗――好家伙！四十而稅一，這真是輕徭薄賦了。貞觀之治，第一條叫均田，每人一百畝；第二條，進士加府兵，這就是破除貴族制。你家里有五個孩子，老大腦子挺靈，好，讓他念書，科舉考上去了，文進士。老二不愛念書，孔武有力，天天打架，這也行，練好拳腳，準備當兵，武進士。老三在家授田一百畝，那還不是過好日子？

文武兩途，過去就是貴族把持，到唐太宗，通過府兵、科舉，平民子弟可以上去。一個均田，一個教育，一個土地平等，一個教育平等，用我們今天來講，追求資源分配的公平，從而把中華民族一舉帶進輝煌的盛唐。

唐太宗真了不得，杜甫詩曰：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真是往事不能如煙啊，李世民這個人腦袋很清楚。貞觀元年正月，一當皇上之后，他不是跟所有的臣子學文件，更不是打麻將，而是在過年的時跟他們一起聽音樂。聽什么音樂？《資治通鑒》里面講，聽《秦王破陣樂》，聽的過程當中，他很感動啊，他說當年我們打天下的時候，老百姓一聽到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就聞風而來，是不是？今天我們坐天下了，千萬不能忘本啊，不能忘記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啊。老百姓為什么聽著《秦王破陣樂》而來啊？因為我們代表老百姓的利益啊！其時那里頭有個不懂事的大臣——封德彝說，皇上，打天下靠的是你老人家天才武功，治天下哪能靠您這個《毛選》四卷和三大紀律呢。太宗說，你這個這就不懂了，打天下的時候，人民群眾聽到我的音樂就支持我們，坐天下更不能光靠武力了：“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這個皇帝了不起，一看這個話就知道。

租庸調制，通過土地制度的平等，通過教育資源的平等，唐太宗把中國歷史推向盛唐，這也就是貞觀之治的兩大基礎。可是呢，這租庸調制也有個壞處，也不是壞處，叫做局限性吧。局限性主要在，唐太宗的時候中國人口不多，田倒是很多，加上國家能力很大，所以他這個統計人口比較能做得到，戶籍分三本，一留縣，一送州，一送戶部，“每歲一造帳，三年一造籍”，他每年去編這個，每年統計帳目，每年死了人以后，也要重新統計，要重新授田，要重新調查。靠魏征、房玄齡、杜如晦這些人玩命地為人民服務地干活啊！唐太宗及其兒子，及其孫子，那個時候，人口還少啊，官員勤政啊，所以他還是可以造出戶籍冊來。后來，經過武則天，經過安史之亂，等等之后，這個人口變化太大了，你根本搞不清到底有多少人了。按籍授田，按田收稅，這個制度根本不可行了，它這個好制度，局限在哪兒呢，隨著人口的劇烈的增加和膨脹以及變化，這個統計戶籍和戶口的事情不好做了，就是說搞不清有多少戶口，這個操作起來有局限性。唐太宗應了魏征的那句話啊，“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這個就是說：好的開頭，后來要繼續實行卻很難。

所以到了唐朝的后期，代宗時期，又誕生了一個聰明的宰相，叫楊炎。楊炎就提出了很重要的一條改革租庸調的辦法，叫做兩稅法。怎么叫兩稅法呢，兩稅法說起來也簡單，就是一年收兩次稅，夏天和秋天收兩次稅。兩稅法的核心就是，既然戶口整不清楚了，土地兼并又嚴重，對嗎？那咱們就只好按地收稅，不按人頭收，你不是地多嗎，你多交稅吧。誰家田多誰多交稅，誰家房子多，比如說，你八套住房，多交房產稅吧。楊炎也很了不得，他能想到這一招。但是楊炎還是不夠聰明，因為這只是一個消極的辦法。我是大戶，得多交稅，我也不必反抗你楊炎，國家的土地稅我應該交，但是，我可以十倍二十倍的從地租當中收回來，我地多，自然可以雇很多佃戶收地租嗎。因此中國就產生了國家土地稅和地主地租這兩個分類。大地主豪門，我認交土地稅，但是這稅從哪兒來呢，是從地租來的，地租要十幾倍于土地稅。楊炎很得意啊，你看我把你們這些豪門大戶用稅收給整住了吧，但其實楊炎這一套稅收的負擔，最后還是落到佃戶頭上去了。表面上看，佃戶與地主的關系，就好像按是個家族的關系，家族、宗族把持地方和基層，國家無法深入，任憑剝削兼并，國家不聞不問，埋頭收稅，所以，這個中國的封建體制、宗法制的基礎就是地租。為什么說楊炎的改革是消極的呢，因為在他看來：基層的事情國家不干預，國家只管收稅，至于農民有沒有地，小人有沒有房，怎么受剝削，這我不管，我也不管不了，既然我搞不清你到底有多少地，有多少戶口，那我只管對多房多地的多征稅，以為用這個辦法就行了，他用這個辦法來解決問題，但實際上，他反而使稅加到佃農身上。造成的問題更大。

第三個，最簡略地說走向現代的開端，就是我們要追溯到北宋的王安石，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的熙寧變法。列寧啊，也有這樣的看法，列寧說，王安石是中國、是世界最早偉大最現代的改革家。王安石變法最主要的一點，就是通過貨幣這個杠桿——宋朝的“公幣”這個杠桿，來重新調動和分配國家資源。比如說青苗法，因為農民根本拿不到國家的補助，比如想發給農民一個東西，發他一個帳篷，長江決口的時候，想發一個什么東西過去救濟災民，結果都被中途截留了，都被扣了。怎么辦呢，國家就發錢，就把這個錢發到他手里。好像我們今天，把農業補貼直接打到農民的卡里，你還怎么截留？所謂青苗法，就是要解決農民撂荒的問題。為什么農民撂荒呢，因為種不起啊，種子太貴了。王安石說：種不起沒事，國家先借你錢。完了之后，到了收獲時候，你還二分利息給國家就行了――這是什么？這就是我們今天說的“費改稅”啊。這樣用貨幣的辦法直接補助農民，采用貨幣的方式，一竿子捅到底，直接把國家和農民個體聯系起來。同時，你商人要想哄抬物價嗎，可以呀，不要緊啊，國家可以用錢采購的辦法在貴的時候買進，便宜的時候賣出，這樣一舉把這個物價穩定住，這就是貨幣的本事。比如說運輸勞役，你不想出徭役，你出錢也可以，國家用錢雇人代替你。這個就是王安石很重要、很天才的一點。說什么中國人只有財富沒有錢，不知道錢能通神的好處，王安石的北宋是世界上第一個用國家貨幣來調動、分配資源的貨幣經濟，怎么不知道錢的好處？

他和范仲淹是前后兩宰相，但范仲淹就不行了，范大人的改革其實沒有什么新東西，他改革的重點就是改造官僚體制，這完全是找死，范老大人說，現在的官僚呢，什么都做不了，就知道腐敗，慢慢都裁了吧。你這還了得，天下官僚，能先天下而憂后天下而樂的，其實根本就沒有，范仲淹的主張看起來浩然正氣，但其實是空頭支票，根本實施不下去，而且剛好仁宗又是一個燙面的耳朵，他聽范仲淹這么一說有道理，聽人家那么一說也有道理，結果自然是，范仲淹就下崗寫《岳陽樓記》去了。王安石可就比較狡猾了，他說皇上你讓天下官員們打麻將吧，把他們好好當鳥養起來吧――我現在用貨幣的手段調控，重新分配資源，不用他們瞎操心了。再加上神宗是一個油鹽不進的人，他只聽王安石的，別的人一概都不聽，連天遣他也不聽，王安石說：地震怎么了？彗星落隕石怎么了？天變不足畏，這就是所謂“三不足”，于是神宗皇帝大力支持他。所以王安石的變法，幾乎要成了，但是最終也沒成，這是個悲劇，歷史的大悲劇。

為什么說是悲劇？第一呢，王安石的改革其實是被官僚拖死了。他們第一個是說，王安石這個人太能干了，你每天忙啥呢，大家都說，我們執政的最大的要義就是無為，就是與民省力。你這個王安石簡直是每天擾民啊。“青苗法，其首在擾民”。著名的司馬光，帶頭散布流言，王安石當面就問他，青苗法怎么就擾民啊？司馬光說，怎么不叫擾民，人家有錢的人不愿借，那些借的人還不起，你這不是擾民嗎！王安石說，你這說法是從何而來啊，你具體去做沒做啊。司馬光說：我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歷史上從來就沒有你這么鬧的！還有，王安石要興民兵，有人就說：那有一半人去當民兵，這不謀食了，不種莊稼了啊。陳亮空頭文章寫得好，毛主席當年表揚柳亞子，就夸他文章賽陳亮，意思是說老柳也是空話多。這個陳亮說，王安石搞的這個事，大家都干不了，大家都不會干。因為司馬光他們所代表的宋代的知識分子，念經讀書還行，稅收、財貨都不會。所以他們所說的無為，實際上就是無能，干不了正經事。有個人是當著皇上面，決心表得很好，但好長時間不作為。王安石就問，你怎么不作為？他說，“其事繁擾不宜輕舉”，就是說這個事還真有點難，所以不敢輕易干。范仲淹也是改革家，他就說，“十事之七不能行”，就是十件有七件連我都干不了。所以，更不用說國家用貨幣的手段來平抑市場這種事情。這個范仲淹說，“平市易”（用貨幣來平抑市場的辦法）勞費心神，我學的知識都不能用來干這個。總之不擅長啊，不會干。王安石總算比較狡猾，他不會像范仲淹一樣說，你們不會干，統統回家睡覺去。他將計就計說，這也是啊，咱們這些官員向來學的都是經史子集、詩詞歌賦，這個確實不會，難為大家了，那你們就去詩詞歌賦吧。于是王安石就找另一批人干，這樣一來，國家官員就更多了。而且還弄上一些小人。行政機構反而更加臃腫了，所以王安石想法很好，很天才，但是沒有人會干，這是第一條，倒不是沒人口頭上支持他，而是大家不會干，支持也是口頭支持。

第二呢，司馬光他們講的是對的，就是你怎么能保證你這個行為——用貨幣的辦法來分配資源，給人民發錢，用貨幣的辦法來調控資源，怎么能保證這些措施能得到下面小民的支持，而不是為國家聚斂。怎么能保證新政得到人民的真心擁護和支持。這個施行起來有什么制度的保證嗎？有什么基層的抓手嗎？這確實是對王安石的一個考驗。王安石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這樣的改革的根本問題，其實就在沒有基層組織的基礎和動員能力，國家妄圖通過貨幣的手段，直接來面對和組織千百萬馬鈴薯一樣的單個小農，中間沒有任何組織，這樣的效率是很低的，這樣反而把國家的資源和能力分散了，耗散了。最后，王安石搞的那一套僅僅變成了國家稅收手段，通過這個貨幣方式，極大地程度上擴大了國家征稅的能力。但是基層老百姓得到的好處確實沒有制度保障，完全就是靠王安石以及他的執行者的好心。他覺得人民太苦了，應該讓他們發展起來，這可能是王安石想的，但是他請的那一幫愿意執行改革政策的人呢，卻說，我們在改革過程中太苦了，我們想要多撈一點錢。所以，這就是沒有一個基層人民自我組織的制度的機制，來保證這個貨幣杠桿確實可以造福于社會。這個是王安石的變法的悲劇根源。

總結起來說，這就是我們中國為什么會產生唐宋之變，以及變的是什么。我們從租庸調制，兩稅法，以及熙寧變法，王安石變法梳理一下，這些在我們歷史上，都是真正的大關節目，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歷史的行進的步伐。

這是第一個問題，就是唐宋之變，為何那么困難，為何不能完成。受到既得利益集體的反對，受到官僚集團無能的制約，這是一點，但根本上說，是沒有得到基層人民的支持，――沒有基層有組織的支持和呼應。這是自上而下的改革的缺陷。我們常說，我們的事業，只要得到了人民群眾的衷心支持和擁護，就不怕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但是，如果人民是一家一戶，一盤散沙，他們即使衷心支持你，但也毫無辦法，因為他們沒有組織，也沒有表達意愿的辦法，結果人民究竟支持還是不支持，這件事連王安石自己也鬧不清楚了。

第二個，就是講所謂明清之變，更具體講，是明清之變和中國的貨幣主權的喪失。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明清之變呢，就跟我這本書新書討論的一個內容有關系，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內容。說的是：明代的中期，明代宗朱載垕，隆慶元年之后，他一上臺就做了幾件大事。其中包括把海瑞從獄里放出來，再比如說提拔了張居正，這些都是大家比較知道的。但最重要的是隆慶元年的幾個政策，一個是開放“海禁”，一個是開放“銀禁”。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中國的國家貨幣——宋代的交子，元朝的那個中統元寶交鈔（元朝的時候，也用了很長時間紙幣），變成了銀子，而且國家彷佛一下子，變得積極主動用銀子來調配資源了，結果從此明清兩朝都變成了用銀了。這個是由于上層的支持，有沒有人反對呢，這一次上層幾乎沒有一個反對的，這一次采用貨幣經濟，支持的人很多，特別是中國所有的從事鹽、海貨貿易的商人都大力支持，支持國家用銀來調配資源。而銀作為國家貨幣的開始合法，是由于“一條鞭法”的實行。“一條鞭法”的大行是在張居正時的萬歷時代，也就是朱載垕的兒子神宗的時代。但是“一條鞭法”的發明是源自朱載垕他爹，嘉靖后期，浙江一個叫龐尚鵬的浙江巡撫，這個人主張在浙江收稅用銀。因為浙江離日本最近，日本在那個時期發現了大銀礦，于是浙江福建兩省商人手里，有許許多多的銀子。明朝原來是有貨幣的，是有“寶鈔”的，但是這個寶鈔誰也不愿用，大家都反對。這種反對貨幣的做法，就像王安石的時代，官員都不知道怎么去用貨幣的辦法來分配資源。首先是國家官員和商人對于國家貨幣寶鈔沒有信心，可是到了明朝，上層的立場一下子變了，首先是大商人支持用白銀代替國家貨幣寶鈔，為什么商人支持用白銀代寶鈔？因為海外貿易用白銀，因為他們手里有大量的白銀。

所以到了1567年，朱載垕隆慶元年，國家在商人和上層官僚的強力要求下，放棄了國家貨幣寶鈔的發行，轉而用白銀作為流通貨幣，歷史從此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個變化放在中國，事小；放在世界，事大。怎么大呢？就是在1570年開始，發生了美洲白銀產量和出口量的第一次高峰。要知道，1492年，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發現新大陸，從此以后（剛才說過），歐洲，或者說“歐美世界”就誕生了，拉丁人就有了家園，就不是滿世界野跑的流浪部落了。他們找到了美洲。找到美洲之后，歐洲幾乎所有的王室、國王一下子都不怕打戰了，因為一打戰他們就可以放手借錢，因為王室有巨大的財產可以作抵押，而這個巨大的財產就是美洲。我可以借錢，我房子大著呢，我有美洲，那么大房子，你大膽借錢給我，擔心什么呢。這還不要緊。他們到美洲找金子，結果卻發現了銀子。這銀子主要在墨西哥，還有波利維亞的波托西。世界上白銀的五分之四都在那里，而從1570年開始，美洲白銀的五分之四，全部運到中國來了。所以，1570年，是世界歷史的重要轉折。

朱載垕皇帝很有意思的，他當政七年，很少上朝，上朝后什么也不說，一句話也不說，就是諱莫如深，后來有人懷疑他是結巴。其實這個人很鬼，得了韓非子的真傳，帝王之術，就是你們說，讓你們說，我沉默是金。他是一個無為皇上，但做了一個扭轉乾坤的工作。從此以后，中國的貨幣就是用銀子了。銀是從哪里來呢，是美洲進口的。這個簡直是了不得了。白銀貨幣經濟由于上層的支持從此確立起來了，但是國家的貨幣主權，恰恰從此付諸東流了。

1570年，在歐洲發生什么事情呢？歐洲在地中海地區產生了資本主義。我們今天關于資本主義的理解，主要是從馬克思《資本論》的第一卷的那個分析開始的。馬克思的第一卷是一個逆推式的，他先從工業革命說起，指出資本來源于資本家作弊，就是說通過無償的占有工人的勞動時間，馬克思是按亞當.斯密的理論開始推論。這個最切實的分析對象是工業革命，往后呢，到第三卷，馬克思就說，資本主義的產生，資本積累的一個重要來源，是來源于對于貨幣的積累和債務的積累，來源于銀行業的高利息。但按布羅代爾的說法，最好的描述資本積累的方式，其實就是從資本論的第三卷倒著來，那樣更符合歐洲歷史的真實。他說資本主義一開始的積累，不是資本家延長工人勞動時間這種小小的作弊。我們今天看這個靠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如果就能積累那么多錢，那奴隸主也可以成資本家了。所以重點還是資本論第三卷里講的。資本起源的原因是什么呢？是靠向國家放債，就是地中海的銀行家向國家放債。向國家放債收取的高額利息，而且在發債當中，所產生的年息債券是資本主義的起源。為什么貨幣商敢于向國家放債呢，他說，只有當債務是放給國家的時候，它才是最牢靠的。為什么呢，因為比如放給西班牙，西班牙說，你別擔心，我有美洲，借給我吧。因此就把美洲那一塊的貿易權拿去支付利息。放債給國家，利息是有保證的，而且借給國家，國家只是理論上要還，但永遠也還不起。還的只是越來越高的利息，因此這個債務的利息就不斷地滾來滾去，結果債券本身就可以交易了。

于是，在1570年代的時候，布羅代爾說，1571年已非常確切地在地中海地區產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債券的交易。就是說，地中海的銀行家，向西班牙帝國去放債。這是資本積累的起源。這些向國家放債的銀行家，債券式的銀行家，是最早的資本家。他們怎么產生的呢？因為地中海處在一個十字路口，一方面它是從美洲向中國運營的中樞杠桿；另一方面，它是西班牙向北征服歐洲——歐洲最北邊就是荷蘭——的交結點上。因此大量白銀和黃金在這個地方儲存和停留。我們講到，1567年美洲是世界白銀的出口地，當時正是生產和出口的高峰期。這個高峰期，就是向中國出口。也是1567年，中國是第一次官方決定貨幣用銀了。第三，1571年，又是債券資本家，也就是資本主義在歐洲的起源。1570年代，因此就成為世界歷史的重要轉折時期，因此也就成了我們后來說的“明清之變”的重要依據。

而關于明朝的衰亡，我們過去已經有很重要的討論，明朝是最后一個漢家王朝。明朝一亡，中國人連衣服都沒有了，我們要看中國人的衣服，從此只能到京劇里，到朝鮮去看，喝茶都是蒙古喝法了。明朝一亡，真是痛心疾首。

但是，關于明朝衰亡，有很多爭論，1944年是明朝滅亡三百年，郭沫若、翦伯贊、柳亞子等都不約而同的寫了關于明朝滅亡經驗教訓的總結，觀點不同，但是都提出明朝衰亡不是那么簡單的——即由于流寇李自成、外寇滿洲造成的。因為1943年，蔣介石寫《中國之命運》一書，說明朝滅亡就是由于外寇和流寇，今天中國之倒霉，就是因為外寇和流寇，外寇是日本，流寇就是共產黨。所以國民黨馬上組織一批人與郭沫若等人論戰，圍繞著明亡，這場論戰成為決定兩個中國的命運的大揭戰的序幕。這里頭，脫穎而出的是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提出了很多問題，最重要的問題是把明清和李自成合在一起看：如果一個舊王朝的滅亡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李自成為何與舊王朝一起覆滅？為什么清朝也最終覆滅？中國怎樣走出歷史循環呢？這個問題的提出，是很被毛澤東所激賞的。自然，當時的討論必然有所側重，但我們今天回頭看，這個討論也有所忽略，忽略的地方是沒有涉及到明朝衰亡和世界白銀出口劇烈下降造成的“蝴蝶效應”（就是美洲蝴蝶一振翅，我們這邊原子彈掉下來了）之間的關系。

后來，王夫之、顧炎武等都有提出這個問題，特別是顧炎武在其《日知錄》、《以錢為賦》、《銀》中說，明朝的問題在于那段時間國家既缺糧又缺銀，為什么呢？這個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也講了，美洲白銀供量的下降就發生在1630年到1650年之間。因為16－19世紀的時候，白銀不但作為貨幣，也作為商品。漫長的16世紀世界貿易的主要商品就是白銀，白銀的生產因此要受到供需關系的左右，一開始，大量的白銀被中國吸收了，英國吸收了，歐洲吸收了，但是它既然是商品，生產多了，白銀的生產價格和貨幣價格就拉平了。因此，就導致生產量減少，這跟今天我們講石油是一個道理，受市場規律的支配。第一次白銀開采量與出口量的減少，就發生在1630年到1650年之間。這個原因對解釋明朝的衰亡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物貴銀賤，另一方面后來發展為物和銀都很缺乏，整個就處在這樣一個“蝴蝶效應”的危機中。這個問題，亞當.斯密、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等都注意到了，但是，這個卻是我們過去不曾多注意的。

1567年，明朝“改革開放”，采用商人和官僚的主張，廢除國家貨幣“寶鈔”，而采取白銀作為貨幣，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變化。但是，到了1630年，白銀供給不行了，這對經濟的影響巨大，先是通貨膨脹，后是通貨緊縮。兩者接踵而至，所以三個最無能的皇帝嘉靖、隆慶、萬歷，雖然看起來好像最糊涂，開創了幾十年不上朝的記錄，就是在家玩，說見了你們這些百官我堵心，但他們的時代偏偏號稱盛世。而崇禎皇帝朱由檢，那真是勵精圖治，到了他，明反倒亡了，什么原因？大形勢啊。造成亡國的原因，就是他的爺爺的爺爺那些“改革開放”走過頭了，竟然把國家貨幣主權給改革掉了――所以他就再也回天無術了。（鼓掌）

清朝的滅亡同樣也是有很多原因的。但關于鴉片戰爭，中國的書沒有什么可看的，你看了反而就會得出錯誤的結論，這樣走歪路，還不如不看。要看，一是看胡繩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這個書寫得好，是真真正正下了功夫的；二是看前面說到的京都學派的內藤湖南的作品。他們兩個沒有商量，但得出共同的結論。他們說鴉片戰爭的原因很簡單，就是中國沒打過英國。但是為什么沒打過呢？英國只有7000人，英軍只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來自印度馬特拉斯的印度人，7000人勞師遠征，而且沒有一艘是鐵甲船，有一艘太小不能參戰，只能作偵察用；同時，清朝先后調集42萬人，這是個什么概念？唾口唾沫都能把7000人淹死。問題是，就是沒打過英國，為什么？

內藤和胡繩都得出共同結論，清朝先后調集的42萬軍隊，都是嚴重缺餉的烏合之眾，發不出軍餉很多年了。為什么呢？第一，清朝的八旗養的好幾旗軍隊，早已不能干活了，養鳥還可以，但還都號稱是國家主要軍隊；八旗不行就讓綠營去打，這是漢族軍隊，后來還有鄉勇。但是漢族軍隊攀這個，你八旗就知道養鳥，我們還要去訓練，打戰，反而是業余選手。第二，清朝從康乾以來所實行的很重要的如輕徭薄賦等“仁政”，攤丁入畝，永不加稅的政策。我們絕不能簡單地說清王朝寬仁，但是相對英國來說，那簡直太寬仁了。這清王朝自然也不是東西，但是，不是東西，你只能與同樣不是東西的比，這里頭最不是東西的那個，肯定是英國，而那不是東西里頭最好的，倒是清王朝了。

我們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他說自己是資本家的小少爺，革命導師恩格斯說，我是放棄了社交、香檳酒的機會，去跟英國工人階級一起生活，我才知道了英國社會的真實狀況。恩格斯說，我發現我們的歐洲遇到災難了，遇到了社會大轉型。怎么大轉型呢？我們面對了“一個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恩格斯不是英國人，他說，英國人搞壞了這個社會，它創造了一個“不僅僅是一切階級反對一切階級，而是創造了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社會”，所有的人都踩著前面人的鞋跟，想揪著前面人的領子，想把他拉下來，取代他那個位置。這個東西叫“市民社會”，這個人吃人的社會，在所謂的“競爭”這個詞語中得到了體現。英國社會是一個人類最野蠻的社會，競爭就是一切人對一切人的全面戰爭。這話也就是后來尼采說的強力意志，他不下來，我上不去。英國創造的是這樣一個社會制度。清王朝多少還裝成咱們是親戚，地主剝削你的時候也都這么說的，咱們是親戚啊，好說好說，把閨女送我們家來吧，（笑）保準吃得好、養得好。英國連這個都沒有，英國就說，你把閨女弄我們家當奴隸吧，連這個吃得好住得好都沒有了。所以，不是東西的比起來，清朝就算是比較好的一個了。

所以，內藤說，清王朝“攤丁入畝”等仁政政策使國家稅收能力下降了。就是這個地方受災了，皇上說你們辛苦了，今年的稅免了吧。英國怎樣呢，就是你這地方本沒受災，但你不想圈地是吧，那我放水把你給淹了――國家制造水災。這樣稅收的下降，造成清朝的軍隊缺餉，42萬大軍還沒到與英國交戰的地方，在路上首先就自己殺起來，校場格斗，日有積尸，殺完了之后，勝的一方再殺向英國，到了那里之后，發現英國人走了。英國其實不上岸，它是海戰戰術。清軍就逮著老百姓，“漢奸，出錢！”結果老百姓恨官軍，都成英國奸細了。官軍如匪，沒有錢，缺餉，自然就搶老百姓了。第三，就是胡繩說的，英國采用了清軍不擅長的海洋戰爭，它不是占領領土，而是封鎖你長江口，不占領南京，但封鎖了你清朝的漕運，清朝打不下去了。與其這樣打，收不上稅，不如一次性賠償三千萬，這樣完事，咱們將來還可以繼續收稅。皇帝一聽，有理啊。有什么了不起，當年我們的廣東公行，鴉片戰爭時期，僅僅一年的外貿盈余就是2800余萬，賠它個三千萬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我們還可以繼續收稅就行。

其實，最重要的原因是，1830到1850年的時候，世界發生了由銀本位向金本位的轉化，這是極其重要的轉化。因為在漫長的貿易過程當中，歐洲積累了世界上主要的黃金。為什么積累黃金而不積累白銀呢？因為黃金比白銀好攜帶。同時，在非洲的殖民掠奪過程中，英國、法國、荷蘭等積累黃金，就率先采用了金本位的制度，這樣造成世界上所有的劣質白銀都運到中國來了。本來中國的就是多幣制，嘩的一下就亂套了；在這過程當中，廣東公行的商人，又把大量的紋銀（就是白銀里頭最好的）搞投機活動，出口到印度，再到歐洲，進行套利。我們所說的白銀外流，是指國庫的紋銀大量外流。同時，涌入大量的劣質銀，內外交攻，摧毀了清王朝的貨幣制度。這是發生在1830年到1850年間的事情。

1895年甲午戰爭，日本敢于動武，那是英國人出錢，讓它跟中國打，日本沒錢，它哪里有錢啊，英格蘭銀行說，我出錢你打，打完之后你直接把白銀放到我英格蘭銀行里，換成英鎊。1895年甲午戰爭，日本要求中國賠償2億多紋銀，但要中國換成英鎊，存在英格蘭銀行。日本正是通過這筆款，完成了由銀本位向金本位的轉化。這就是明清之變和中國貨幣主權之喪失。當然，我們過去所說的明清滅亡的道理都是對的，但是，如果僅僅從中國內部來看待這個問題，就不能看到（但也不應該不看到），在1500年之后，特別是1570年之后，通過美洲的白銀貿易，中國已被深深地卷入了亞洲和世界經濟體系中。我們不是沒有貨幣經濟，而是沒有國家貨幣主權，我們離開1500以后貨幣的流動狀況來解釋兩朝的興衰，僅僅從中國內部看問題是不行的。

從中國內部來說，我們要么說王朝太腐敗。但是，朱由檢可不腐敗，朱由檢是所有的好皇帝中最廉潔的一個。要么說西方太強大，但是，我們從來不說歐洲太野蠻，從來不像尼采所指出的，歐洲文明的實質就是野蠻，就是戰爭，野蠻和戰爭就是“主人道德”，中國文明的實質就是文明、就是和平，文明與和平就是“奴隸道德”。我們不讀尼采的書，就不會不象歐洲人自己那樣明白是怎么發家的，最懂得歐洲本質的人就是尼采，所以，問題還是言必稱希臘，對什么是希臘，卻不知道。中國歷朝歷代起碼表面上都在想如何“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或者對外在想怎么建立“四海之內皆兄弟”的關系，而不知道歐洲在奪取了美洲之后，產生了恩格斯所說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的社會，產生了利用他人的資源謀自身發展的道路。這個就是光腳不怕穿鞋子了，他們當年確實是沒有什么負擔。

不過，今天的世界倒過來了，我有一個英國朋友，回英國一看，他說現在的英國幾乎就是當年的大清王朝，沒有一輛車是能準點到的，連英超那些足球隊踢起球來都不賣命了。英國人每天都在睡午覺、喝下午茶，所有的地方都沒效率，而他到深圳一看，哎呀不得了啊――如今阿Q成了假洋鬼子，假洋鬼子成了阿Q，滿街的中國人都在忙著搶錢，眼睛都是綠的。這個時候的深圳是那個時候的英國，這個時候的倫敦是那個時候的北京。

所以，這個是我剛才說到的唐宋之變與明清之變。唐宋之變未完成是什么原因呢？簡單說，我們這個國家的歷史上當然也產生了天才，比如王安石，但是，這個制度也產生了我們常說的“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我們的科舉考試，研究經書，經書的核心要么是周禮，周禮的核心是官職的分配，官員的分配。要么就是研究義理，“養吾浩然之正氣”。現在我們看很多官員辦公室椅子的背后，墻上還是寫著這個“浩然正氣”。要么就是詩詞歌賦。可是對于經濟，對于通過貨幣、稅收來支配國家，增加行政效率，國家正式官員隊伍里面，大概只有王安石一個人會（他什么都會，包括詩詞歌賦也不錯），但是胥吏、縣令、縣里的掌書記、村官，就是“吏”，他們也會。所以王安石變法就只有用小人。中國基層，財政司法，實際上五百年來都是控制在吏手里。你看《紅樓夢》里講的：賈雨村上臺判案，葫蘆僧判葫蘆案，講的就是這個所謂吏主地方、吏主司法，這種封建體制的特征。

而明朝之后，表面上看國家是用貨幣手段調配資源，效率增加，但是，這個貨幣是沒有主權的，是依靠從美洲進口的商品。為什么這個時候的國家竟然很容易在一個糊里糊涂、上班不說話的皇帝那里完成了這項重大使命呢？因為有浙江、福建的商人支持。中國所謂買辦商人的根基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所以，中國后來之所以走向1840年鴉片戰爭，有其必然性：第一，是封建主義、封建官僚導致的國家組織能力下降。所謂“官無封建”，就是官什么也不會；所謂“吏有封建”，就是吏把持地方財政司法；第二，國家面對馬鈴薯一樣的小農，沒有辦法，基層沒有組織。這個是唐太宗之后就遇到的問題，上有皇權，下有馬鈴薯一樣多的子民，具體有多少，搞不清楚，也顧不過來，沒法授田，也沒法收稅。搞不清有多少人，你就不知道要收多少稅，不知道收多少稅，就不知道發多少鈔，合理的財政于就是不能確立，租庸調制度壞了以后，中國社會就是“兩張皮”結構；王安石改革，失敗的最終原因，同樣也是沒有下層和基層人民群眾的有組織的支持和呼應，就靠神宗一個人支持，神宗一死，人亡政息。

所以，我們說中國1840年以來衰敗是必然的，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革命也就更是必然的。革命首先從基層開始，把吏主地方的基層的封建主義打掉，就是要建立基層的組織。沒有建立一個人民的基層組織，就不能真正的反封建。再就是打擊買辦商人，奪取國家貨幣主權。所以，我們即使從中國革命的破壞意義上來說，它要打倒完全無能的官（就是那個士大夫階級），鏟掉魚肉地方的吏，推倒買辦商人。從建設上說，它形成了基層的政治與經濟組織，解決了王安石所不能解決動員基層的問題，保證國家資源的合理分配。

錢穆先生說中國歷史，有幾句話今天想來很感慨，他說：“租庸調制的精神，不僅在于輕徭薄賦，而尤重為民制產。兩稅法后一千年，朝廷再不注意到民生疾苦，而徒務追征誅求”；他說“為民制產”，這才是貞觀之治的最高峰，隨后在中國歷史上就再也沒有為民制產的政治了。今天看來，這個話很深刻，但也不完全，我們知道，實際上，租庸調制度的存在，是需要得天獨厚的條件的，這些條件包括：人口相對較少而且幾乎沒有流動性、國家資源絕對豐厚、國家能力空前強大，這三個基本條件，缺一不可。否則，即使國家掌握著最先進、現代的貨幣工具，面對千百萬馬鈴薯一樣流動性的人口，要給每個百姓逐一“制產”，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而這就是租庸調最終瓦解的原因。

真正破解了這個千古難題的是毛澤東為新中國設計的制度，所謂的“為民制產”，在農村就是以生產隊為核心的集體經濟，在城市就是集體企業和相關的單位。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人的生老病死、教育、住房、醫療和養老，是由基層集體組織所提供和解決的，國家只是起到了輔助性的作用，集體經濟和單位，是城鄉居民可以依靠的產業，這就是貞觀之后的唯一一次“為民制產”。我們可以從許多方面來控訴中國革命所造成的基層組織的毛病，認為它不自由、妨礙了個人的發展、沒有效率等等，這些控訴或許都有道理，但是事實是：1980年代以來，村集體和城鎮單位的社會保護、社會福利功能消失殆盡造成的后果――在給農民生產自由的同時，農村實行的大包干解除了集體對于農民個人的責任，城市用工制度的改革在打破“鐵飯碗”的同時，取消了單位對于職工的福利承諾。用王紹光教授的話說：隨著農村的村集體和城鎮里的單位被剝離了社會職能，并演變為純粹的經濟機構，村民的生老病死、福利待遇便失去了保障，教育、醫療、住房和養老都必須花錢到市場上去購買。今天看來，無論毛澤東意義上的單位和村集體是否十惡不赦，但它的毀滅，是中國歷史上又一次堪比盛唐貞觀之治的“為民制產”的失敗，這一點，只有真懂得歷史的人才能看到。

當越來越多的人買不起市場上的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資源的時候，我們這個社會當然就不太平了。大家知道，正是為了回應人民的要求、社會的危機，自2000年以來，我們以國家二次分配的方式，利用國家的強制力量，打破了市場的鎖鏈，國家通過直接出資和出政策的方式，把那些無力在市場上購買活命資源的人們、那些被市場拋棄了的人們，重新擔負起來――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胡溫新政”，胡溫新政，實行已經九年了，沒有胡溫新政，我們恐怕很難應對接踵而至的各種危機。

因此，正像當年的五保戶熱愛村集體，因為村集體在他們那里不是空洞的一樣，今天的許多中國人為什么要愛國呢？因為他們對市場失望、被市場拋棄了，而從2000年開始，由國家出面來救助那些被市場拋棄的人們的時候，他們當然會愛國、把希望寄托于國家了。從1997年以來，中國市場上的房價漲了起碼五倍，但是，我也可以負責任地在這里告訴大家：唯一比市場上的房價漲得快的，就是中央財政用于三農（農產品政策補貼、農村中小學教育、衛生支出）的資金，從1997年的區區700億，增加到2007年的3917億，只看到前者，不看到后者，也是不對的。

但是，我們同時也必須看到，毀樹容易種樹難，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農村社隊和城鎮單位是普通人抵御風險的庇護所，而隨著社隊和單位的解體，這些風險，就只能由一個強大的政府通過強制的方式使全社會來承擔，只能由國家來為所有人提供起碼的福利和安全。由于在八、九十年代，中國政府一度漠視了這方面的責任，這種狀況只是在過去幾年的胡溫新政開始時才得到扭轉。由于已經沒有了集體積累，沒有了集體經濟，單位基本喪失了社會福利功能，由于毛主席“為民制產”的基層抓手已經不在，救助普通人的責任，歷史的欠帳，這一切都壓在這一屆政府的肩膀上，壓在國家財政的身上。

市場經濟的突飛猛進解放了生產力，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但當一切都必須在市場上買賣的時候，人們突然發現：一些基本的生存發展的資源希缺到一般人根本買不起了。同時，錯誤的發展觀無情地斬斷了人們與各種社會群體之間的紐帶，把他們轉化成市場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獨立個體，那些以前靠集體、單位、家庭生活的人們，必須學會一切完全靠自己，我們的社會瓦解了，不存在了，或者說，我們的社會變成了完全的市場社會。而這就是陳志武教授所說的先進文明。但是，他也許忘記了，市場上充滿了風險，這使得沒有一個人能夠擔負起照看自己的全部責任，包括陳教授這樣的超級精英自己也會面臨失業的風險，更不要說其他人了，在這個時候，我們確實要求國家在市場中扮演積極的角色，包括在教育、醫療和住房三農方面繼續加大投入，完全靠陳教授所說的市場是不行的，這些經濟學說的話是靠不住的，這是歷史的結論，是現實的殘酷教給我們、必將繼續教會我們的道理。

集體賣掉了，“為民制產”的努力放棄了，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國家的土地不能繼續這樣地賣下去了。這個是秦皇漢武就知道的，為什么我們都不知道了呢？不知道，據說是因為秦皇漢武處在封建社會，比較愚昧，我們今天已經很先進了，知道賣了就有錢了。毛主席建國后，寫《論十大關系》的時候，說要以農業為基礎。為什么要講這個，這個也不是什么秘密，很簡單，我們的國土面積是比印度大，但耕地面積比印度少六億多畝，比美國少十幾億畝耕地，而且中國的可耕地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商業和工業發達地區，這就形成了我們國家的發展和人民的吃飯問題，天然處在一個矛盾狀況當中。怎么處理這個矛盾？毛主席考慮了，因此，在中國，土地不僅僅是一個生產資料，而且是農民基本的生活資料，不單是農民，而且也是我們所有人的生活資料。我們今天要想使大家吃飽了這個飯，起碼需要每個人平均1.2畝的土地。這么簡單的真理，劃出了18億畝耕地紅線，是溫總理說的，但是，還是有人要挑戰這個常識。

可是很多人呢，這個最基本的國情和常識都不了解。比如說，去年世界就鬧糧荒了，這可是一個很嚴重、很現實的問題，多虧我們三農財政大規模支持了8年，否則麻煩就大了。我們的毛主席他是非常了不起的學者，他是非常仔細地調查了這個問題，才得出農業為基礎的結論的，得出十大關系的結論的。毛主席還認識到：中國要解決現代問題，就必須要有獨立的貨幣主權。要解決貨幣主權，就必須知道要收多少稅，于是決定發多少鈔，多發少發都不行，要明白收多少稅，就必須要解決皇權面對千百萬馬鈴薯的小農一家一戶的狀況。唐太宗的租庸調為什么實行不下去，就是戶口弄不過來了，不可能逐一去收稅。二是每家每戶的私產維持不下去了，被兼并了，一家一戶，能力有限啊！誰看到這個問題，還是我們毛主席啊！除非有一個集體經濟，除非有集體組織，否則就不能保證國家不僅僅是出于發善心，就可以把這個資源向低層傾斜。你沒有集體經濟，沒有基層集體組織，沒有集體積累，就沒有集體福利啊！怎么能說憑發善心就可以呢。當然，今天，我們是事后諸葛亮，因為這個事都已經過去了，主要是現在怎么辦，我覺得也還是有辦法，也不難。第一，我們的國有企業，民營企業，還是要加強勞動者入股，還有土地，還是應該有真正的集體管理，集體決策機制保證這個土地的入股、出租和分紅。這種制度在過去山西，長治的地委書記王謙，他原來就是想這么干的。趙樹理寫那個《三里灣》后來的電影《花好月圓》，就是寫的王謙的這個想法。同時，我們要堅持科學發展觀，要支持我們的國家，現在集體這個保護傘沒有了，市場一度把農民搞得連地都種不起了，不靠國家靠誰啊，靠國家的三農、醫保、廉租房、社保加大力度。市場越發展，國家承擔的維護社會福利的任務就越重啊，怎么能說取消了國家，才能有市場呢！有些糊涂蟲啊，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市場，還天天吆喝市場萬能，這個時候我就特別想告訴他：市場只為最高出價者服務，所以那里根本就沒有你這樣的人什么事，你跟著瞎起什么哄啊，你這不是傻冒嗎！

所以，我們說中國為什么要革命，為什么要推倒士大夫（不是要打倒那么幾個人），為什么要從基層建立組織，瓦解那個吏？打倒封建就是這兩個方面。為什么要打倒買辦資產階級，因為從明代那個白銀，是浙江福建商人搞的進口貨幣，不打倒他們，你奪得不了國家貨幣政權。這些都是歷史經驗教訓，是毛主席講的，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教訓。這些也是我從具體的歷史來看，從唐太宗的租庸調，一直到“一條鞭”等所面臨的問題。

我們看中國歷史千年以來，大事很多，涉及政治、經濟。我們大家讀書，有個簡單的讀法，一個讀法是不要聽百家講壇愚民宣傳，要讀，起碼讀《明朝那些事兒》這種書，這種書起碼是才子寫的，讀了讓人高興；還有一個讀法是，了解一下租庸調是怎么回事，了解一下兩稅法怎么回事，了解一下熙寧變法（王安石變法）是怎么回事，了解一下“開中法”、“一條鞭法”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多，就五六個吧，把這幾個搞通，我覺得大家就會對中國歷史有一個比較清晰的了解。否則的話，那咱們就扯了。那就要討論這個皇上有幾個老婆，為什么不把他的權給大兒子，而給了二兒子。這就是中國道學家所謂的“禮教”的傳統，“家事即國事”，老婆和孩子之間的事，我們研究中國的現代轉化，就是研究上面所說的這些，不是去聽那些胡扯。

拉拉雜雜，言不及義，啰嗦太多了，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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